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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线潮涌
我的帝国元首！
因为不知道在我死去之时能否适当地向您告别，所以我用写信的方式提前告别。
借此机会，我最后一次向您道谢，感谢您给予我的全部友情、活力，以及您对于我来说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对我而言，对全德国而言，您都是一切善、美和男子气概的化身，也是一切值得为之奋斗的事物的化身。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您和元首。
如果我还能表达最后的愿望，我希望，来世您能允许我再次追随您，为了德国而战。
向您和德国致以最好的祝愿，愿我们的理想得以实现。我将和所有善良的灵魂一起，从巍峨的瓦尔哈拉高地忠实地注视着您。
希特勒万岁！
您忠实的“小狼”
盟国空军领导人作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人口中心进行蓄意的恐怖轰炸，这是为加速希特勒灭亡而采取的残忍的应急手段。
这篇报道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争议。两周之后，当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议院谴责对大城市不加选择地进行轰炸时，这一争论达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
2月13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德累斯顿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从受轰炸地区撤下来的以及东部的难民。疯狂的大火无法控制地在狭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为缺氧而死亡。
接着，斯托克斯用尖锐的讽刺语气指出，俄国人夺取城市，但似乎并不彻底毁灭它们。“你们想从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里得到什么？”他问，“即将来临的疾病、肮脏和贫困是否绝不可能被控制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一阶段，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我听到那位内阁大臣（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谈到‘加强破坏’时，我想：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对于一个英国内阁大臣来说，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请大家注意美联社据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记者招待会上格里尔森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他想知道，是否从现在开始，“恐怖轰炸”将成为政府的政策。
这一讲话对给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丘吉尔感到，必须给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写一篇备忘录：
在我看来，尽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轰炸这些德国城市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气氛，现在是时候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否则，我们将控制一片已被彻底毁灭的土地。例如，我们将不能从德国获得我们自己需要的建设物资，因为首先需要为德国人提供一些临时的物资。摧毁德累斯顿是一个有违盟国轰炸准则的严重问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为敌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今后应更为严格地研究军事目标。
外交大臣已同我讨论过此事。我感觉，需要更准确地集中轰炸军事目标，比如当前战区后方的石油和交通枢纽，而不是纯粹的恐怖行动和肆意的破坏，尽管后者更有威慑力。
显然，首相已经忘记了，正是他致辛克莱的一封措辞尖刻而强硬的信件触发了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在波特尔看过丘吉尔的信之后，他提醒首相，不应谴责轰炸机指挥人员，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政策。
丘吉尔收回了备忘录，重写了另外一篇。这次，他把“恐怖轰炸”改成了“地区轰炸”，并且没有提及德累斯顿。他相当理性地评述道：“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进攻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长期的危害，不能比目前给敌人的打击更大。”
克莱斯特博士相信，为了个人利益，施伦堡想从里宾特洛甫、卡尔登勃鲁纳以及他本人手中夺过所有这类谈判；他是“我们通常称之为下流胚子的那种人”。施托希最近写道，“考虑到施伦堡所起到的作用……我和贝尔纳多特伯爵答应让他在瑞典政治避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几天前，英国那份关于“月食行动”的文件不知如何跑到了凯塞林的司令部。文件被翻译后送到了希特勒手里，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张地图，一张将德国分割为各盟国的占领区，另一张则显示柏林将是位于俄国占领区中央的一座孤岛，由英、美、俄三国共同占有。
第二天，德鲁・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4月13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波茨坦――该城之于柏林相当于布朗克斯之于纽约――虽然官方可能会否认，但这的确是确凿的事实……但是，第二天，这些部队却撤出了柏林郊区，退到了南面约五十英里处的易北河。下令进行这一撤退，主要是因为事先已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同时也是由于俄国人坚持应遵守这一协议。
哈里・霍普金斯愤慨地作了回答：
德鲁・皮尔逊的说法并不正确。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未达成任何应让俄国人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提过这件事。英美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全力推进。
这是正确的。但霍普金斯接下来的话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况：
同样，说布雷德利将军在易北河停步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率先进入柏林，这也不正确。布雷德利的确已经派一个师进入了波茨坦，但它离主力部队很远，后勤供应不够充足。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就一定会攻占它。那将是我军的骄傲。但是，德鲁・皮尔逊现在说总统曾同意由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在几天前已与其中断了一切联系的德国使者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声称可以全权率驻意大利军队投降。因此，我们已经通知亚历山大元帅：他可以允许这些使者去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请您即刻派俄国代表前往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
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战线上的大批敌军无条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将留给三国政府解决……
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获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是对不列颠民族珍贵的奖赏，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曾经和我们患难与共……
肯普卡说，主管保卫希特勒的警察、党卫队准将约翰・拉登胡伯告诉他，菲格莱因并没藏在他的房子里，而是藏在一个煤箱的上层。当时，他身披一件长皮衣，脚穿拖鞋，头戴运动帽，颈围围巾；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希姆莱与贝尔纳多特谈判的详细材料。
在莫斯科，杜鲁门与达夫维同住一间牢房。有一天，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问后，他告诉达夫维：“政委刚才告诉我，我与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我得向所有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被带离了这间牢房，而达夫维再也没见过他。
达夫维最终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则于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苏联监狱中。
我们两个坦克指挥官率四十辆状况良好的坦克，要求您亲自下令于5月4日早晨向东线发起进攻。我们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逝世，那么，打击俄国人，消灭他们的时刻便到了。因此，我们要求您，期待您，下达明确的命令，对东线发起进攻。我们坚信我们将打败并驱逐俄国人，同时我们也确信，各处的其他同志都会立即学习我们的榜样。
容根费尔德发电报给美军指挥部，希望得到关于联合进攻的消息与指示。但是，他没能与其联系上，因此拒绝主动下令。
安东诺夫的反应很快，而且也属预料之中。为了避免“部队之间可能会造成的混乱”，他请求艾森豪威尔不要越过比尔森。红军已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在德国北部停止了进军。安东诺夫希望，作为回报，盟军总司令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达成协议，将把他们各自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线的大多数人最终也被交给了俄国人――有时是被英美守卫强行押送回去的。在奥地利的利安兹，一群哥萨克人被塞进了撤离的卡车。他们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围成一个保护圈，徒手与英国士兵进行搏斗。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则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红军最高统帅部不能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会被东线德军部队执行。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且误导了苏联舆论。应该记住，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有相当多的德军士兵已直言打算继续抵抗，而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
由于这一原因，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国投降生效，并将政府对投降一事的宣布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最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美国人，美国第六集团军指挥官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件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纷争非常荒谬。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德弗斯本人一直理解法国人的渴望。他将这一理解主要归因于他参谋部的一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远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战俘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东距萨岗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情绪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堡垒，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传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着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只有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面，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整个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德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前线，也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进军，正在接近塔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森。他的终级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的北方集团军，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抵抗――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中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将军。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方的中部集团军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希特勒的爱将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将军。
舍尔纳是位身强体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抽出文职人员，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舍尔纳忠于希特勒，就像内伊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部集团军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挡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这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古德里安甚为愤怒，他抗议道，希姆莱毫无军事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帝国元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单凭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们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前线干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他的固执激怒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同僚们总是嘲弄凯特尔，按他名字的德文谐音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的态度同样强硬。他说，希姆莱作为补充军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人选。言外之意，希姆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仍然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之一。
对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议，希姆莱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宣称自己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杜拉河。与之相应的，这支新军被命名为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希姆莱乘坐专列前往东部前线。在距柏林五十英里处，他渡过了奥得河，然后继续前进，停在了但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与维斯杜拉河仅有咫尺之遥。要堵截朱可夫，他只有寥寥几个参谋和一张过时的态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只是个空架子。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开始设置一道从维斯杜拉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对北面的波美拉尼亚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侧门，却让正门四敞大开。
朱可夫可没打算被转移视线。他直接绕过希姆莱的侧面防线，继续西进，一路上只遭到了一些零散敌军的骚扰。1月27日，他的先头部队距柏林仅有一百英里。前面，就是奥得河。这是抵达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萨岗以东那些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开始向西撤退。此刻，他们正与难民队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一批美国战俘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自那之后，在持续不断的营与营之间的转移中，每人的体重平均减轻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肺炎和痢疾的猎物。在离开维斯杜拉河附近的斯措宾战俘营时，全队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则仅余九百五十人。
天气非常寒冷。詹姆斯・洛凯特中校的围巾刚刚被风从耳边掀开一角，裸露出来的皮肤立刻像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带到一个农庄，在四面透风的谷仓和猪圈里歇下了脚。病得无法继续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货车，其他人则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着他们的鞋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全都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一路步行抵达目的地――无论那将是哪里。
吃过热乎乎的稀薄的大麦土豆粥，战俘们昏昏欲睡。他们梦想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位前广告撰稿人拉里・费伦中尉所写的诗。他将这首诗献给自己的妻子，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孩――可能她压根不会喜欢这首诗”。
我如囚徒般梦想，
回味着已逝的人生；
摊鸡蛋，油酥松饼，
洋葱汤，法式�龙虾；
烤牛肉，排骨，炸里脊，
火鸡胸，鸡腿，或鸡翅；
香肠，枫蜜，荞麦蛋糕，
烤鸡，炒鸡肉，或奶油浓汤。
我日复一日地渴望着圆面包或者面包卷，
热乎乎的玉米面包，饼干和费城玉米肉饼，
奶油芦笋或者酸辣芦笋，
深盘烘制的肉馅饼，或者越橘馅饼，苹果馅饼。
我渴望着浸着黄油的奶油牡蛎，
并且偶尔，亲爱的，我渴望着你。
几十万德国百姓逃离他们在波兰的农场，赶着大车，与战俘们沿着同一路线并肩前进。孩子、老人和病号骑马或者坐牛车，身强体壮的则在一旁曳足而行，他们头上套着装土豆用的麻袋，眼睛处开了两个洞。农场的大型货车、轻便的双轮马车，甚至还有雪橇――凡是有轮子和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在这里。只有少数的车子有顶篷，其他乘客都在潮湿的稻草上挤作一团，或者钻进湿透的鸭绒被里，徒劳地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风和纷飞的大雪。
漫长的队伍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缓慢前行。大多时候，是那些年轻的农场奴工们推进了队伍的行程。他们中有法国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此时他们也急于远离身后的俄国人。不仅如此，过去主人们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错，所以，如今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家人带往安全之处。
不过，与再往东二百五十英里那些正试图逃离东普鲁士的人相比，这些逃亡者算是幸运的了。当地纳粹党领袖埃里希・科赫宣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之手，并严禁向西转移。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闯过了边界之后，几位勇敢的地方长官便开始公然反对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外逃。百姓们即刻动身。此时，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正与齐膝深的大雪奋力抗争着。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将来势汹汹的红军抛在身后。
在波兰西南端奥斯威辛集中营，科涅夫元帅的一支部队已经到达那里。这个集中营看上去清白无辜，甚至还有几分吸引人。几排整齐坚固的砖房排列在两边长着树的街道上，前门上方挂着一条大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里曾经关押了二十多万战俘，但是当红军到来时，只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们虚弱得甚至无法鼓掌欢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营，以防他们被解放。在过去的一周里，党卫队焚烧了几库房的鞋子、衣服和头发，目的是掩藏大屠杀的痕迹。1941年夏天，希姆莱对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说：“元首下令，要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而我们党卫队，要执行这一命令。”奥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远离公众的视线，又有极其发达的公路、铁路网。
赫斯是一名非常认真严谨的党卫队队员，在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亲自监督了三个中央集中营和三十九个卫星集中营里尽可能多的行刑。他想为部下做出优秀的表率，并且“免遭‘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铁路调车线，到焚烧他们的尸体，赫斯一直身处第一线，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路上，党卫队就选出了大约两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并告诉他们要去淋浴室，然后把赤身裸体的他们赶进了毒气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犹豫却步，于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持续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部被炸毁。然而，尽管如此，也无法消除过去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可怕证据。虽然大火焚烧，炸药轰炸，但红军仍然发现了几吨重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以及埋着数十万人的大墓穴。
首批难民的车队到达了柏林郊区，恐慌的巨浪顿时席卷全城。不过，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尔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值得盟军庆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诸大规模使用，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很可能被取消”。然而眼下，由三十四岁的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在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进行开发的V-2型火箭，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带来浩劫。最近，布劳恩重新审查了一艘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带翼的V-2型火箭作为上面的一级。这一级位于助推器的顶端，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攻打纽约――这是当时更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恩伯格准将，此时正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他刚刚被委以重任，要负责生产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万无一失地摧毁任何企图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且终结盟军的空中优势。在仔细研究了这一领域中进行过的多次实验之后――由无制导防空火箭到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遥控导弹，“多恩伯格参谋部”的十名成员得出了结论：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他们一致同意仅保留四种制导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艘能达到超音速的类似的火箭；克莱默博士的“X-4”，一种由飞机发射的导弹；以及“瀑布”，一艘正在佩内明德开发的由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多恩伯格小组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所有与制造这些武器相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发中心都要迁至德国境内，尽可能地远离战区。比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它很可能将在几周之内被朱可夫占领。
隔着几个街区，那些准备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们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道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队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自从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的。炸弹爆炸时，两名与会者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的巨大办公桌；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道芬堡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勒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队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默少校擢升为上将，并且一再用动人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从瓦砾堆中解救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与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每况愈下的惨败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位副官离场去传达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前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上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
“他的确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希特勒承认道。
“那么，如果他能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危机爆发，你就会勃然大怒，并且立即将他召回。我期待着那一天。”
“我不会。”希特勒冷冷地反驳道。
戈林继续这个话题。“也许以后他讲话会更慢，这很有可能。但是同样，他撤退得也会更慢一些。”
“他让我想起了费尔斯，我的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说，“每次我让他去做什么事，他总得过几分钟才明白。他简直像头牛一样沉默寡言，但是的确工作很努力，只是反应慢了些。”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了西线的另一位司令官，党卫队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只狐狸……”希特勒思忖着说道。
“像鞭子一样敏捷。”古德里安插嘴道。
“扣动扳机迅速。”凯特尔说。
“……有双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继续说道，他的思绪并未被打断。“但是，可能刚刚受到的重伤对他会有影响。”（豪赛尔脸上有一块皮肤被弹片刮掉了。）
“不，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党卫队准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说。他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以前是个马夫，举止十分粗俗，在武装党卫队里一步登天之后，整个人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他在东部前线的战绩不俗，同时也与他刚刚娶了格利特・布劳恩分不开。格利特是爱娃的妹妹，而后者则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如果不是对此事非常有把握，帝国元首（希姆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豪赛尔）的。否则，他就会受到指责。帝国元首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但是帝国元首总是受到批评。”菲格莱因坚持道。几名年轻军官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背地里，他们都叫菲格莱因“土包子”。
“那只是在把什么事情办糟了的时候。”希特勒咕哝道。
菲格莱因没有意识到元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继续笨拙地辩护说：“不仅如此，豪赛尔认为，一个六十五岁老兵的最佳归宿，就是在前线英勇地战死。”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希特勒说，“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甘冒一切风险，”菲格莱因继续道，“他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
“要是我，肯定会躲起来。”希特勒说。然后，像往常一样，他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手下只有一位将军不会躲避――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过了几分钟，又有件事让他回忆起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和1916年，弹药限额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回忆起他当年的军团的炮火，似乎不愿意正视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发动进攻时，我们就可以尽情开炮。我记得5月9日那天，帕赛瓦尔少校的炮兵接连发射了将近五千发炮弹。他们一整天都在全力开火，也就意味着，每门炮打了一百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将话题转向平静的意大利前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很明显，他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因为他突然开口说道：“难道你们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高兴吗？”
“他们当然不高兴。”约德尔说。他感觉丘吉尔也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如果事态继续如此发展，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电报。”戈林插话道，“他们（英国人）可没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在西线奋力抵抗，牵制他们的脚步。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日益深入德国境内，几乎攻占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和古德里安一样，他也认为，当东线濒临崩溃之时，西线却仍在顽强抵抗，实在是荒谬之至。
希特勒对帝国元帅的挖苦语气置若罔闻，热情高涨地谈论起了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该情报透露，俄国人正将一支由二十万“彻底感染了共产主义”的德国战俘组成的军队派往德国。“这将使他们（英国人）彻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结论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赶赴东线，”戈林说，“可不是想让东线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这毫无意义。英国报纸已经刻薄地追问：‘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漫无边际地谈论着。约德尔就南斯拉夫的战事作了报告。希特勒大谈俄国人的一种新型坦克，并且要设计一种新型炮弹去摧毁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休军官的地位问题上，两人始终意见相左。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远播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司令，总是像军官一样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问题来则像个士兵。此外，自从遭遇谋杀之后，希特勒对整个军事系统变得更加不信任。“这整个官僚主义的体系，都应该立刻清除干净，”他尖锐地说道，“机构过分臃肿，文职机关的官僚机构与之相比，简直就是蚂蚁与大象。”
戈林没有理会他，继续激动地争论说，军官们应该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们以前的军衔。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军衔来使用他们。如果因为某人以前是个上校，于是就把一个团交给他，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谋杀这三千人。他现在也许甚至连一个班都领导不了。”
“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去当警卫。我已经向我的几位将军提供了这个选择……”戈林不肯松口，于是两人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希特勒再次重复道，军衔与工作应当相称。帝国元帅立即驳道，“只有一个彻底的杂种才会接受降级。如果他不是，肯定宁愿自杀。”
希特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许诺说，即使将退休军官作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会降低他们的饷银。但是戈林大叫道：“我会把钱丢到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你们让我丢尽了脸！’你知道，直到如今，这仍被视为对一名军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没漏掉“直到如今”这几个字。“并非完全如此，”他气冲冲地说道，“这只是你这种人的看法。”
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古德里安在椅子里心神不宁地挪来动去，不耐烦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自东部前线的难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抑扬顿挫地说道，“我必须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个连队指挥官是一名中尉，对于领导一个连队游刃有余。而他的上级虽是一名上校，却根本无法领导一个连队，因为他已经远离此行足足二十五年。那么，让这么一个身着上校军装的人去领导一个排，甚至也许不止是一个排，这将导致多么糟糕的后果？该让那名连队指挥官向这个上校行礼致敬吗？”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颠覆并且摧毁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坚持道，“这种想法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这样做了。”
凯特尔和陆军人事部首脑威廉・布格道夫陆续举出一些相关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万心怀报复的俄国人正在东部边境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这些论据几近荒诞。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继续坐立不安。
最终，希特勒开始逐条列举他的论据。
“首先，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不适合的人，却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岁的士兵。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带兵的人。”
戈林打断他的话：“第三，而我，不能告诉那些曾经有能力指挥部队的人……他们不能再带兵了……”
争论兜了一个大圈子，又一次从头开始。
“如果他们有能力，”希特勒说，“他们就可以再去带兵。”
“他们曾经有……”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很快再有。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学习。那不算丢脸。毕竟，我不也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帝国总理吗？我是政党的领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为帝国总理，我必须服从帝国总统。有段时间，我甚至做过不伦瑞克的政府官员。”
1932年，不伦瑞克的一位纳粹部长安排希特勒在政府任职，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不过，希特勒很不愿意回忆此事。
“但那不是服现役。”戈林简短地回道。突然之间，会场出现了一阵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敢这么说！”希特勒怒道，“我为那个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流言四起，说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衰落，希特勒对戈林已经毫无信任可言，但此刻他们这样的一场谈话，让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仍旧非常亲密，并且凸显了一个事实，帝国元帅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此时，一个传令兵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交给了菲格莱因。这名矮胖的将军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一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被押送走。”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已经通知萨岗以东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战俘，他们可以留在战俘营，等待俄国人的解放。“他们拒绝了，”他激动地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战！”
甚至连约德尔这个老顽固都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如果我们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去对付俄国人，”他说，“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怀疑。“也许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类似的话，然后被夸大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怀疑。”
“非常好，”菲格莱因说，似乎元首方才表现出的不是怀疑而是热情。“如果这事有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两个年轻的军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战俘这样说了一句。”希特勒厌烦地说道。
下午六点五十分，会议结束了。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动身返回柏林正南二十英里的措森。将军早已厌烦了。他们喋喋不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却没有就东部前线的危急局势作出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前线集团军司令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刚刚作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并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想方设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过奥得河时在自己动荡不安的北翼打开的缺口，然而另一场危机却出现了，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里，科涅夫正向第十七军发动猛烈的进攻。
舍尔纳匆忙视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离，整个部队将会全军覆没。然而，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最关键的工业区，那里是除鲁尔区以外，帝国仅存的最大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经数次发电报给舍尔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放弃该区域。但是，无论他如何挣扎，这里终将失守。舍尔纳命令第十七军司令撤退。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少将，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话时，让他在分机上监听。
“元首，”舍尔纳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草草记下他们的对话，等待着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销命令，但是柏林那头却悄然无声。
“这些部队已鏖战两周，如今已经筋疲力尽了。”舍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让他们撤退，将会失去整个第十七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四敞大开。我们要撤回奥得河地区，并驻扎在那里。”
话筒那端是长长的沉默，终于，一个疲惫的声音说道：“好的，舍尔纳，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萨岗，几名战俘正在阅读一本恳请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小册子。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的边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人们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开。无疑，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对于英国、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维系来说，这同样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向你们提出，作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们确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的毁灭――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毁灭――将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作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作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恰恰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作纪念，或是当做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坐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那些幸运儿们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掘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走过西营和北营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大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他们中许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经跋涉了整整七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阿尔伯特・克拉克上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上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人的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也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使人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中，抢着去厕所的人甚至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谦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们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们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们。“给予我们必需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两百个意大利人，其中有三十位老将军，他们是在意大利翁贝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他的一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的第一天，好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来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你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决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即1月29日拂晓，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他决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纸条。大概七点左右，他把纸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
“等俄国人赶上我们，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他们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杀掉。”富勒厉声说道，假装很愤怒，但实际上，他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译。他走向正在匆忙着装的黑格尔，拿走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说道：“你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然后，他让黑格尔穿上一整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美军的内裤和短袜，还分配给他一个军人身份牌编号。“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乔治・马尔鲍尔中尉了。”马尔鲍尔不久前从队伍中逃跑了。“别担心，”富勒对茫然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对我们不错。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上校召集了美国人，让大家待在学校里，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抢劫，将会受到严惩。马茨离开的消息迅速传开，没过几分钟，乌加滕村的村长便来了。他从富勒那儿得到唯一一个任务，负责食物和其他供给。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一百八十五名波兰人愿意为他们效力。富勒接纳了他们。几分钟之后，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国俘虏，其中一人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不断扩大的部队建立了指挥部，并且命令收缴村中全部武器。一经武装之后，他准备抵御任何来乌加滕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的队伍中已有三个人此刻正在与德国人作战。一个星期前，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逃离了西行的队伍。随后，当一支红军装甲部队追上他们时，红军指挥官搂住亚德利的肩膀，轻拍着他的后背喊道：“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兰，棒极了！”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食物和毯子，并且坚持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作为好盟友与德国人作战。
1月29日，这三名美国人正在乌加滕附近参与一次红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向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本能地跳进了战壕，这让俄国人大笑不止。俄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向飞机开火。部队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留在路上，径直开进了克罗依茨村。在那里，俄国步兵们彻底清除了最后一小撮顽抗的敌人。
到了当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使乌加滕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除了马茨和他手下丢弃的二十六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外，他们还从村民手里收缴了所有的猎枪、步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武装了美国人和一百八十五个波兰人，并在村子四周布置了哨兵。他们在村东挖了散兵坑，把那两挺机枪安置在里面。到九点钟为止，他们已经吓走了好几支德国小分队，并抓获了三十六名散兵。
一个小时之后，睡在村长家二楼的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被炮火惊醒了。富勒望向窗外，只见十多辆关着灯的坦克正隆隆地开过来。看上去不像德国人的；高高的轮廓应该是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三人还没穿好衣服，前门就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在门外喊叫。
“他们喊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我认为是俄语。”富勒说，“把门打开。”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咔嗒咔嗒的脚步声。黑格尔连忙喊道：“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向三人冲来，猛地将冲锋枪顶上他们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着隔壁房间的门，俄国人终于明白了，过去找到了亚历克斯・贝尔坦，那个会说俄语的法国战俘，把他带了过来。当俄国人头目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国军官时，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国人怎么会在东部前线？而且走到了红军的前头？”说着，他把枪向富勒的胸口顶得更深。
贝尔坦连忙解释了一番。俄国人紧紧拥抱了富勒，并且亲吻了他的脸颊。他说，不管美国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想摆脱那三十六名俘虏。上尉说，他可以带走他们，接着试图再次亲吻富勒。然后他说，必须立即对德国百姓实行宵禁，于是富勒叫人找来了村长。村长非常愿意合作，说他会立刻让街头公告员公布下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两位盟友向村中的广场走去。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俄国的“谢尔曼”坦克聚集在广场上的教堂周围。那三十六名德国俘虏从一个地窖里被放了出来。其中一个伤得很重，躺在一辆手推车上。正当上尉再次拥抱富勒之时，枪声响起。富勒连忙转身，只见车上的伤兵跌了下来，已经死了。
因为不知道在我死去之时能否适当地向您告别，所以我用写信的方式提前告别。
借此机会，我最后一次向您道谢，感谢您给予我的全部友情、活力，以及您对于我来说所代表的一切。不仅对我而言，对全德国而言，您都是一切善、美和男子气概的化身，也是一切值得为之奋斗的事物的化身。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您和元首。
如果我还能表达最后的愿望，我希望，来世您能允许我再次追随您，为了德国而战。
向您和德国致以最好的祝愿，愿我们的理想得以实现。我将和所有善良的灵魂一起，从巍峨的瓦尔哈拉高地忠实地注视着您。
希特勒万岁！
您忠实的“小狼”
盟国空军领导人作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人口中心进行蓄意的恐怖轰炸，这是为加速希特勒灭亡而采取的残忍的应急手段。
这篇报道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争议。两周之后，当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议院谴责对大城市不加选择地进行轰炸时，这一争论达到了高峰。他引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
2月13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德累斯顿有一百万人，包括六十万从受轰炸地区撤下来的以及东部的难民。疯狂的大火无法控制地在狭窄的街道上蔓延，大批百姓因为缺氧而死亡。
接着，斯托克斯用尖锐的讽刺语气指出，俄国人夺取城市，但似乎并不彻底毁灭它们。“你们想从那些被炸成碎片，疾病猖獗的城市里得到什么？”他问，“即将来临的疾病、肮脏和贫困是否绝不可能被控制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一阶段，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我听到那位内阁大臣（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谈到‘加强破坏’时，我想：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对于一个英国内阁大臣来说，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斯托克斯提请大家注意美联社据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记者招待会上格里尔森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他想知道，是否从现在开始，“恐怖轰炸”将成为政府的政策。
这一讲话对给西方世界的良知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丘吉尔感到，必须给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写一篇备忘录：
在我看来，尽管采取了其他借口，但轰炸这些德国城市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气氛，现在是时候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否则，我们将控制一片已被彻底毁灭的土地。例如，我们将不能从德国获得我们自己需要的建设物资，因为首先需要为德国人提供一些临时的物资。摧毁德累斯顿是一个有违盟国轰炸准则的严重问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为敌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今后应更为严格地研究军事目标。
外交大臣已同我讨论过此事。我感觉，需要更准确地集中轰炸军事目标，比如当前战区后方的石油和交通枢纽，而不是纯粹的恐怖行动和肆意的破坏，尽管后者更有威慑力。
显然，首相已经忘记了，正是他致辛克莱的一封措辞尖刻而强硬的信件触发了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在波特尔看过丘吉尔的信之后，他提醒首相，不应谴责轰炸机指挥人员，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政策。
丘吉尔收回了备忘录，重写了另外一篇。这次，他把“恐怖轰炸”改成了“地区轰炸”，并且没有提及德累斯顿。他相当理性地评述道：“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进攻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长期的危害，不能比目前给敌人的打击更大。”
克莱斯特博士相信，为了个人利益，施伦堡想从里宾特洛甫、卡尔登勃鲁纳以及他本人手中夺过所有这类谈判；他是“我们通常称之为下流胚子的那种人”。施托希最近写道，“考虑到施伦堡所起到的作用……我和贝尔纳多特伯爵答应让他在瑞典政治避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几天前，英国那份关于“月食行动”的文件不知如何跑到了凯塞林的司令部。文件被翻译后送到了希特勒手里，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张地图，一张将德国分割为各盟国的占领区，另一张则显示柏林将是位于俄国占领区中央的一座孤岛，由英、美、俄三国共同占有。
第二天，德鲁・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4月13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波茨坦――该城之于柏林相当于布朗克斯之于纽约――虽然官方可能会否认，但这的确是确凿的事实……但是，第二天，这些部队却撤出了柏林郊区，退到了南面约五十英里处的易北河。下令进行这一撤退，主要是因为事先已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同时也是由于俄国人坚持应遵守这一协议。
哈里・霍普金斯愤慨地作了回答：
德鲁・皮尔逊的说法并不正确。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未达成任何应让俄国人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都没提过这件事。英美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全力推进。
这是正确的。但霍普金斯接下来的话透露出，他根本不知道易北河真正的情况：
同样，说布雷德利将军在易北河停步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率先进入柏林，这也不正确。布雷德利的确已经派一个师进入了波茨坦，但它离主力部队很远，后勤供应不够充足。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就一定会攻占它。那将是我军的骄傲。但是，德鲁・皮尔逊现在说总统曾同意由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在几天前已与其中断了一切联系的德国使者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声称可以全权率驻意大利军队投降。因此，我们已经通知亚历山大元帅：他可以允许这些使者去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请您即刻派俄国代表前往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
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战线上的大批敌军无条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将留给三国政府解决……
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获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是对不列颠民族珍贵的奖赏，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曾经和我们患难与共……
肯普卡说，主管保卫希特勒的警察、党卫队准将约翰・拉登胡伯告诉他，菲格莱因并没藏在他的房子里，而是藏在一个煤箱的上层。当时，他身披一件长皮衣，脚穿拖鞋，头戴运动帽，颈围围巾；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希姆莱与贝尔纳多特谈判的详细材料。
在莫斯科，杜鲁门与达夫维同住一间牢房。有一天，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问后，他告诉达夫维：“政委刚才告诉我，我与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我得向所有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被带离了这间牢房，而达夫维再也没见过他。
达夫维最终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则于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苏联监狱中。
我们两个坦克指挥官率四十辆状况良好的坦克，要求您亲自下令于5月4日早晨向东线发起进攻。我们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逝世，那么，打击俄国人，消灭他们的时刻便到了。因此，我们要求您，期待您，下达明确的命令，对东线发起进攻。我们坚信我们将打败并驱逐俄国人，同时我们也确信，各处的其他同志都会立即学习我们的榜样。
容根费尔德发电报给美军指挥部，希望得到关于联合进攻的消息与指示。但是，他没能与其联系上，因此拒绝主动下令。
安东诺夫的反应很快，而且也属预料之中。为了避免“部队之间可能会造成的混乱”，他请求艾森豪威尔不要越过比尔森。红军已经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在德国北部停止了进军。安东诺夫希望，作为回报，盟军总司令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达成协议，将把他们各自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线的大多数人最终也被交给了俄国人――有时是被英美守卫强行押送回去的。在奥地利的利安兹，一群哥萨克人被塞进了撤离的卡车。他们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围成一个保护圈，徒手与英国士兵进行搏斗。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则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红军最高统帅部不能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会被东线德军部队执行。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且误导了苏联舆论。应该记住，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有相当多的德军士兵已直言打算继续抵抗，而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
由于这一原因，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国投降生效，并将政府对投降一事的宣布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最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美国人，美国第六集团军指挥官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件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纷争非常荒谬。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德弗斯本人一直理解法国人的渴望。他将这一理解主要归因于他参谋部的一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1945年1月27日清晨，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远的萨岗空军第三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战俘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东距萨岗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情绪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堡垒，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传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鹿皮鞋子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着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只有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裹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面，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整个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德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前线，也有十几处被突破。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达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进军，正在接近塔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森。他的终级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四星上将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的北方集团军，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刺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抵抗――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参谋长、东部前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的手中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中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将军。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方的中部集团军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希特勒的爱将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将军。
舍尔纳是位身强体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被科涅夫包围着。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抽出文职人员，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舍尔纳忠于希特勒，就像内伊元帅对拿破仑一样始终不渝。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部集团军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挡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这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胜任这项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帝国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古德里安甚为愤怒，他抗议道，希姆莱毫无军事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帝国元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单凭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们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前线干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他的固执激怒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同僚们总是嘲弄凯特尔，按他名字的德文谐音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的态度同样强硬。他说，希姆莱作为补充军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人选。言外之意，希姆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仍然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之一。
对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议，希姆莱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宣称自己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杜拉河。与之相应的，这支新军被命名为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希姆莱乘坐专列前往东部前线。在距柏林五十英里处，他渡过了奥得河，然后继续前进，停在了但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与维斯杜拉河仅有咫尺之遥。要堵截朱可夫，他只有寥寥几个参谋和一张过时的态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维斯杜拉河集团军只是个空架子。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开始设置一道从维斯杜拉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对北面的波美拉尼亚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侧门，却让正门四敞大开。
朱可夫可没打算被转移视线。他直接绕过希姆莱的侧面防线，继续西进，一路上只遭到了一些零散敌军的骚扰。1月27日，他的先头部队距柏林仅有一百英里。前面，就是奥得河。这是抵达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萨岗以东那些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开始向西撤退。此刻，他们正与难民队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一批美国战俘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自那之后，在持续不断的营与营之间的转移中，每人的体重平均减轻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肺炎和痢疾的猎物。在离开维斯杜拉河附近的斯措宾战俘营时，全队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则仅余九百五十人。
天气非常寒冷。詹姆斯・洛凯特中校的围巾刚刚被风从耳边掀开一角，裸露出来的皮肤立刻像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带到一个农庄，在四面透风的谷仓和猪圈里歇下了脚。病得无法继续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货车，其他人则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着他们的鞋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全都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一路步行抵达目的地――无论那将是哪里。
吃过热乎乎的稀薄的大麦土豆粥，战俘们昏昏欲睡。他们梦想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位前广告撰稿人拉里・费伦中尉所写的诗。他将这首诗献给自己的妻子，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孩――可能她压根不会喜欢这首诗”。
我如囚徒般梦想，
回味着已逝的人生；
摊鸡蛋，油酥松饼，
洋葱汤，法式�龙虾；
烤牛肉，排骨，炸里脊，
火鸡胸，鸡腿，或鸡翅；
香肠，枫蜜，荞麦蛋糕，
烤鸡，炒鸡肉，或奶油浓汤。
我日复一日地渴望着圆面包或者面包卷，
热乎乎的玉米面包，饼干和费城玉米肉饼，
奶油芦笋或者酸辣芦笋，
深盘烘制的肉馅饼，或者越橘馅饼，苹果馅饼。
我渴望着浸着黄油的奶油牡蛎，
并且偶尔，亲爱的，我渴望着你。
几十万德国百姓逃离他们在波兰的农场，赶着大车，与战俘们沿着同一路线并肩前进。孩子、老人和病号骑马或者坐牛车，身强体壮的则在一旁曳足而行，他们头上套着装土豆用的麻袋，眼睛处开了两个洞。农场的大型货车、轻便的双轮马车，甚至还有雪橇――凡是有轮子和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在这里。只有少数的车子有顶篷，其他乘客都在潮湿的稻草上挤作一团，或者钻进湿透的鸭绒被里，徒劳地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风和纷飞的大雪。
漫长的队伍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缓慢前行。大多时候，是那些年轻的农场奴工们推进了队伍的行程。他们中有法国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此时他们也急于远离身后的俄国人。不仅如此，过去主人们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错，所以，如今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家人带往安全之处。
不过，与再往东二百五十英里那些正试图逃离东普鲁士的人相比，这些逃亡者算是幸运的了。当地纳粹党领袖埃里希・科赫宣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之手，并严禁向西转移。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闯过了边界之后，几位勇敢的地方长官便开始公然反对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外逃。百姓们即刻动身。此时，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正与齐膝深的大雪奋力抗争着。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将来势汹汹的红军抛在身后。
在波兰西南端奥斯威辛集中营，科涅夫元帅的一支部队已经到达那里。这个集中营看上去清白无辜，甚至还有几分吸引人。几排整齐坚固的砖房排列在两边长着树的街道上，前门上方挂着一条大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里曾经关押了二十多万战俘，但是当红军到来时，只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们虚弱得甚至无法鼓掌欢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营，以防他们被解放。在过去的一周里，党卫队焚烧了几库房的鞋子、衣服和头发，目的是掩藏大屠杀的痕迹。1941年夏天，希姆莱对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说：“元首下令，要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而我们党卫队，要执行这一命令。”奥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远离公众的视线，又有极其发达的公路、铁路网。
赫斯是一名非常认真严谨的党卫队队员，在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亲自监督了三个中央集中营和三十九个卫星集中营里尽可能多的行刑。他想为部下做出优秀的表率，并且“免遭‘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铁路调车线，到焚烧他们的尸体，赫斯一直身处第一线，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路上，党卫队就选出了大约两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并告诉他们要去淋浴室，然后把赤身裸体的他们赶进了毒气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犹豫却步，于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持续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部被炸毁。然而，尽管如此，也无法消除过去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可怕证据。虽然大火焚烧，炸药轰炸，但红军仍然发现了几吨重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以及埋着数十万人的大墓穴。
首批难民的车队到达了柏林郊区，恐慌的巨浪顿时席卷全城。不过，很多市民仍然相信戈培尔的诺言：几件神奇的武器将在最后时刻拯救德国。值得盟军庆幸的是，V-2型火箭直到去年秋天仍未能付诸大规模使用，否则，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盟军在法国的登陆“很可能被取消”。然而眼下，由三十四岁的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领导，在佩内明德火箭实验中心进行开发的V-2型火箭，正在给伦敦、安特卫普和列日带来浩劫。最近，布劳恩重新审查了一艘多级火箭的初步设计，用带翼的V-2型火箭作为上面的一级。这一级位于助推器的顶端，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或是攻打纽约――这是当时更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制造这些神奇武器的负责人之一，瓦尔特・多恩伯格准将，此时正在柏林召开一次会议。他刚刚被委以重任，要负责生产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万无一失地摧毁任何企图攻击德国的飞机，并且终结盟军的空中优势。在仔细研究了这一领域中进行过的多次实验之后――由无制导防空火箭到从地面或空中发射的遥控导弹，“多恩伯格参谋部”的十名成员得出了结论：他们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项目上。他们一致同意仅保留四种制导防空火箭：瓦格纳教授的“蝴蝶”；一艘能达到超音速的类似的火箭；克莱默博士的“X-4”，一种由飞机发射的导弹；以及“瀑布”，一艘正在佩内明德开发的由无线电控制的大型火箭。多恩伯格小组达成进一步的一致意见，所有与制造这些武器相关的工厂、技术研究所和研发中心都要迁至德国境内，尽可能地远离战区。比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它很可能将在几周之内被朱可夫占领。
隔着几个街区，那些准备去参加下午的元首会议的人，正走进帝国总理府。军人走一个门，党员们走另一个门。古德里安将军和他的副官贝尔恩德・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男爵――一位少校――登上十二级台阶，走到沉重的橡木门前。进门之后，两人要绕段路才能走到元首办公室，直通那里的走廊已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他们从贴着纸板的窗前走过，穿过没有任何壁画、地毯和挂毯的几道走廊和几个房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候见厅。警卫们手持冲锋枪站在那里。一名党卫队军官礼貌地要求他们交出随身武器，并且仔细检查了他们的公文包。自从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在元首会议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座椅旁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这种检查已经成了常规的。炸弹爆炸时，两名与会者死于非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从那天开始，甚至对总参谋长，东部前线司令古德里安，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
下午四点，候见厅内已坐满了军政两界的要人，其中包括戈林、凯特尔和他那位能干的作战参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几分钟之后，元首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十分宽敞，但装潢却很简单。房间的一端，法式窗户上挂着灰色窗帘，地毯遮住了大部分地面。一面墙壁前的正中央位置，放着希特勒的巨大办公桌；桌后是一把铺着软垫的黑色椅子，正对着花园。高级与会人员坐在厚实的皮椅上，他们的副官和地位较低的与会者或是站着，或是坐在直背椅上。房间里总共有二十四个人。
四点二十分，阿道夫・希特勒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进来。他双肩佝偻，左臂垂悬，跟几个人无力地握了握手，然后缓慢地走向他的办公桌。一名副官向前推了一下他的座椅，他重重地坐了下去。那些只是偶尔见过希特勒的人，会认为他那几乎已经废掉的左手是施道芬堡的炸弹的结果，但事实上，在那次爆炸中受到轻伤的是他的右臂，并且早已痊愈。希特勒在1942年患过一次严重的流感，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勒尔为他注射的药剂最终造成了他的左手局部瘫痪。注射之后，流感完全好了，但是左眼却开始不时地流泪。几周之后，左腿开始感觉麻木，不久又转移到左手。希特勒时常对他的私人司机，党卫队中校埃里希・肯普卡说，这只手只是略感不适，最近自己养成了把手插进口袋里的习惯。
那次爆炸之后，希特勒苍老了许多。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他痛苦地得知，这一阴谋中竟然卷入了那么多高级将领。尽管已有数十名嫌犯在一次残酷的清洗中被处决，另外还有数十名在等待审判，但希特勒仍然感觉心神不宁，几乎对所有军官都不信任。与此同时，他又过度地嘉奖那些在7月20日表现忠诚的人。比如，他把奥托・雷默少校擢升为上将，并且一再用动人的言辞感谢凯特尔，仅仅是因为他把自己从瓦砾堆中解救了出来。对于军人的怀疑只是让他进一步靠近了所谓的核心集团――他的秘书、侍者、军事副官，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倾听他们的私人问题，提出建议或是训斥他们。他对他们的衣食安乐关心有加，给予他们尊严与礼遇。“我是帝国首屈一指的民主人士。”他常这样对肯普卡说。
会议开始了。首先，古德里安对东部每况愈下的惨败作了一份非常现实的报告。希特勒打断他，说道，必须在俄国人解放他们之前，采取措施把萨岗的战俘全部撤离。一位副官离场去传达这项命令，古德里安继续报告。与以往不同的是，希特勒仅提出了几条建议。然而，当西部前线的问题提上议程时，他马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当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用夹杂着很多行话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库尔特・斯图登特上将应该继续指挥在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H集团军时，希特勒耐心地听着。戈林说，斯图登特的诋毁者不能理解，他讲话时非常慢只是一种个人习惯。“他们认为他是个傻瓜，但是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他……如果能把他调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可以给他的空降兵带来士气。”然后他模仿斯图登特那慢吞吞的语气说道：“他说，‘元首……告诉……我的！’我了解他，而其他人不了解……有一天，某人问我，他是不是个傻瓜。我说，‘不，他不是傻瓜。他一直这样说话……’”
“他的确做过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希特勒承认道。
“那么，如果他能回来，我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危机爆发，你就会勃然大怒，并且立即将他召回。我期待着那一天。”
“我不会。”希特勒冷冷地反驳道。
戈林继续这个话题。“也许以后他讲话会更慢，这很有可能。但是同样，他撤退得也会更慢一些。”
“他让我想起了费尔斯，我的那个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新侍者，”希特勒说，“每次我让他去做什么事，他总得过几分钟才明白。他简直像头牛一样沉默寡言，但是的确工作很努力，只是反应慢了些。”
接下来，话题转移到了西线的另一位司令官，党卫队上将保罗・豪赛尔的身上。
“他看上去像只狐狸……”希特勒思忖着说道。
“像鞭子一样敏捷。”古德里安插嘴道。
“扣动扳机迅速。”凯特尔说。
“……有双狡猾的眼睛，”希特勒继续说道，他的思绪并未被打断。“但是，可能刚刚受到的重伤对他会有影响。”（豪赛尔脸上有一块皮肤被弹片刮掉了。）
“不，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党卫队准将赫尔曼・菲格莱因说。他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联络官，以前是个马夫，举止十分粗俗，在武装党卫队里一步登天之后，整个人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他之所以受到重用，主要是因为他在东部前线的战绩不俗，同时也与他刚刚娶了格利特・布劳恩分不开。格利特是爱娃的妹妹，而后者则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如果不是对此事非常有把握，帝国元首（希姆莱）是不会建议任命他（豪赛尔）的。否则，他就会受到指责。帝国元首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
“难道我们不是都很敏感吗？”希特勒不无幽默地说。
“但是帝国元首总是受到批评。”菲格莱因坚持道。几名年轻军官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来。背地里，他们都叫菲格莱因“土包子”。
“那只是在把什么事情办糟了的时候。”希特勒咕哝道。
菲格莱因没有意识到元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继续笨拙地辩护说：“不仅如此，豪赛尔认为，一个六十五岁老兵的最佳归宿，就是在前线英勇地战死。”
“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希特勒说，“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哲学。”
“并非完全如此，”古德里安表示反对，“豪赛尔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无论如何，他甘冒一切风险，”菲格莱因继续道，“他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
“要是我，肯定会躲起来。”希特勒说。然后，像往常一样，他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手下只有一位将军不会躲避――因为他的耳朵不太好使。”过了几分钟，又有件事让他回忆起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和1916年，弹药限额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回忆起他当年的军团的炮火，似乎不愿意正视眼前军事上的惨败。“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发动进攻时，我们就可以尽情开炮。我记得5月9日那天，帕赛瓦尔少校的炮兵接连发射了将近五千发炮弹。他们一整天都在全力开火，也就意味着，每门炮打了一百发炮弹。”
约德尔试图将话题转向平静的意大利前线。
“我不知道……”希特勒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很明显，他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因为他突然开口说道：“难道你们没有仔细想过，其实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高兴吗？”
“他们当然不高兴。”约德尔说。他感觉丘吉尔也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
“如果事态继续如此发展，过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电报。”戈林插话道，“他们（英国人）可没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在西线奋力抵抗，牵制他们的脚步。而与此同时，俄国人却日益深入德国境内，几乎攻占了大部分领土。”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和古德里安一样，他也认为，当东线濒临崩溃之时，西线却仍在顽强抵抗，实在是荒谬之至。
希特勒对帝国元帅的挖苦语气置若罔闻，热情高涨地谈论起了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怎样故意让一份情报落入了英国人手中。该情报透露，俄国人正将一支由二十万“彻底感染了共产主义”的德国战俘组成的军队派往德国。“这将使他们（英国人）彻夜不眠，心生警惕。”他得出结论道。
“他们向我们宣战，是为了阻止我们赶赴东线，”戈林说，“可不是想让东线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这毫无意义。英国报纸已经刻薄地追问：‘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会议继续进行。大家漫无边际地谈论着。约德尔就南斯拉夫的战事作了报告。希特勒大谈俄国人的一种新型坦克，并且要设计一种新型炮弹去摧毁它。不久，希特勒和戈林突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降低级别、重新服役的退休军官的地位问题上，两人始终意见相左。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远播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司令，总是像军官一样看待事情；而下士出身的希特勒，思考起问题来则像个士兵。此外，自从遭遇谋杀之后，希特勒对整个军事系统变得更加不信任。“这整个官僚主义的体系，都应该立刻清除干净，”他尖锐地说道，“机构过分臃肿，文职机关的官僚机构与之相比，简直就是蚂蚁与大象。”
戈林没有理会他，继续激动地争论说，军官们应该量才而用，但是要保持他们以前的军衔。
“但我不能按以前的军衔来使用他们。如果因为某人以前是个上校，于是就把一个团交给他，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谋杀这三千人。他现在也许甚至连一个班都领导不了。”
“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去当警卫。我已经向我的几位将军提供了这个选择……”戈林不肯松口，于是两人开始像小学生一样争吵起来。希特勒再次重复道，军衔与工作应当相称。帝国元帅立即驳道，“只有一个彻底的杂种才会接受降级。如果他不是，肯定宁愿自杀。”
希特勒试图让他冷静下来，许诺说，即使将退休军官作为中士重新征用，也不会降低他们的饷银。但是戈林大叫道：“我会把钱丢到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你们让我丢尽了脸！’你知道，直到如今，这仍被视为对一名军官最大的侮辱。”
希特勒可没漏掉“直到如今”这几个字。“并非完全如此，”他气冲冲地说道，“这只是你这种人的看法。”
争论无休止地继续着。古德里安在椅子里心神不宁地挪来动去，不耐烦地想要返回他在措森的司令部，去处理办公桌上那堆积如山的来自东部前线的难题。
“今天，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希特勒抑扬顿挫地说道，“我必须为一名连队指挥官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个连队指挥官是一名中尉，对于领导一个连队游刃有余。而他的上级虽是一名上校，却根本无法领导一个连队，因为他已经远离此行足足二十五年。那么，让这么一个身着上校军装的人去领导一个排，甚至也许不止是一个排，这将导致多么糟糕的后果？该让那名连队指挥官向这个上校行礼致敬吗？”
“这种根本性的改变会颠覆并且摧毁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戈林坚持道，“这种想法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希特勒回答道，“早就这样做了。”
凯特尔和陆军人事部首脑威廉・布格道夫陆续举出一些相关的事例支持元首。在三百万心怀报复的俄国人正在东部边境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这些论据几近荒诞。与此同时，古德里安继续坐立不安。
最终，希特勒开始逐条列举他的论据。
“首先，我不能让这些人回家。我不能偏心地征用一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不适合的人，却遣散那些服役多年的四十多岁的士兵。这不可能。其次，我不能把部队交给那些没有能力带兵的人。”
戈林打断他的话：“第三，而我，不能告诉那些曾经有能力指挥部队的人……他们不能再带兵了……”
争论兜了一个大圈子，又一次从头开始。
“如果他们有能力，”希特勒说，“他们就可以再去带兵。”
“他们曾经有……”
“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很快再有。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重新学习。那不算丢脸。毕竟，我不也得学习如何做一个帝国总理吗？我是政党的领袖，是我自己的主人，然而，作为帝国总理，我必须服从帝国总统。有段时间，我甚至做过不伦瑞克的政府官员。”
1932年，不伦瑞克的一位纳粹部长安排希特勒在政府任职，这样，希特勒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国籍。不过，希特勒很不愿意回忆此事。
“但那不是服现役。”戈林简短地回道。突然之间，会场出现了一阵令人窘迫的沉默。
“你怎敢这么说！”希特勒怒道，“我为那个地区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流言四起，说因为纳粹德国空军的衰落，希特勒对戈林已经毫无信任可言，但此刻他们这样的一场谈话，让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仍旧非常亲密，并且凸显了一个事实，帝国元帅依然是元首的合法继承人。
此时，一个传令兵走了进来，把一份报告交给了菲格莱因。这名矮胖的将军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萨岗的一万名英美军官和士官将在两小时内被押送走。”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已经通知萨岗以东的另外一千五百名战俘，他们可以留在战俘营，等待俄国人的解放。“他们拒绝了，”他激动地说，“他们愿意为我们而战！”
甚至连约德尔这个老顽固都被菲格莱因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如果我们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去对付俄国人，”他说，“那真是太棒了！”
但是希特勒仍有所怀疑。“也许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句类似的话，然后被夸大了。我对整件事非常怀疑。”
“非常好，”菲格莱因说，似乎元首方才表现出的不是怀疑而是热情。“如果这事有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两个年轻的军官互相碰了碰胳膊肘。
“但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战俘这样说了一句。”希特勒厌烦地说道。
下午六点五十分，会议结束了。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动身返回柏林正南二十英里的措森。将军早已厌烦了。他们喋喋不休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却没有就东部前线的危急局势作出任何重要决策。
东部前线集团军司令之一，斐迪南德・舍尔纳刚刚作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并试图和希特勒通电话。他想方设法地堵上了朱可夫渡过奥得河时在自己动荡不安的北翼打开的缺口，然而另一场危机却出现了，这次，是在他的南翼。在那里，科涅夫正向第十七军发动猛烈的进攻。
舍尔纳匆忙视察了告急地段。他深信，如果不立即撤离，整个部队将会全军覆没。然而，撤退就意味着放弃上西里西亚最关键的工业区，那里是除鲁尔区以外，帝国仅存的最大的工业区和产煤区。希特勒已经数次发电报给舍尔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放弃该区域。但是，无论他如何挣扎，这里终将失守。舍尔纳命令第十七军司令撤退。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胥兰德少将，在自己跟希特勒通话时，让他在分机上监听。
“元首，”舍尔纳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刚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撤离上西里西亚工业区。”
胥兰德草草记下他们的对话，等待着元首勃然大怒，要求撤销命令，但是柏林那头却悄然无声。
“这些部队已鏖战两周，如今已经筋疲力尽了。”舍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让他们撤退，将会失去整个第十七军，而通往巴伐利亚的公路也将四敞大开。我们要撤回奥得河地区，并驻扎在那里。”
话筒那端是长长的沉默，终于，一个疲惫的声音说道：“好的，舍尔纳，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萨岗，几名战俘正在阅读一本恳请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小册子。
英联邦的士兵们！
美利坚合众国的士兵们！
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强大攻势已经越过德国的边境。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要人们相信，征服西方世界的道路已然打开。无疑，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对于英国、美国以及西方文明的维系来说，这同样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向你们提出，作为白人向白人提出……我们确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了解，欧洲的毁灭――不仅仅是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毁灭――将意味着你们自己国家的毁灭……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作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作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恰恰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作纪念，或是当做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坐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那些幸运儿们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掘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走过西营和北营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大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他们中许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经跋涉了整整七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阿尔伯特・克拉克上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上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人的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也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使人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中，抢着去厕所的人甚至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谦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们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们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们。“给予我们必需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两百个意大利人，其中有三十位老将军，他们是在意大利翁贝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他的一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的第一天，好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来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你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决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即1月29日拂晓，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关枪的哒哒声，他决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纸条。大概七点左右，他把纸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
“等俄国人赶上我们，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他们借件武器，追上你，把你杀掉。”富勒厉声说道，假装很愤怒，但实际上，他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马茨。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名翻译。他走向正在匆忙着装的黑格尔，拿走他的瓦尔特枪和账簿，说道：“你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然后，他让黑格尔穿上一整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美军的内裤和短袜，还分配给他一个军人身份牌编号。“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乔治・马尔鲍尔中尉了。”马尔鲍尔不久前从队伍中逃跑了。“别担心，”富勒对茫然不安的黑格尔说，“你一直对我们不错。我会让你平安无事的。”
上校召集了美国人，让大家待在学校里，并且警告他们，如果抢劫，将会受到严惩。马茨离开的消息迅速传开，没过几分钟，乌加滕村的村长便来了。他从富勒那儿得到唯一一个任务，负责食物和其他供给。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一百八十五名波兰人愿意为他们效力。富勒接纳了他们。几分钟之后，他又收留了十七名法国俘虏，其中一人会讲俄语。他在村公所为这支不断扩大的部队建立了指挥部，并且命令收缴村中全部武器。一经武装之后，他准备抵御任何来乌加滕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
富勒的队伍中已有三个人此刻正在与德国人作战。一个星期前，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个美国人逃离了西行的队伍。随后，当一支红军装甲部队追上他们时，红军指挥官搂住亚德利的肩膀，轻拍着他的后背喊道：“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斯蒂倍克，雪佛兰，棒极了！”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食物和毯子，并且坚持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作为好盟友与德国人作战。
1月29日，这三名美国人正在乌加滕附近参与一次红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三架ME-109飞机向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本能地跳进了战壕，这让俄国人大笑不止。俄国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向飞机开火。部队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留在路上，径直开进了克罗依茨村。在那里，俄国步兵们彻底清除了最后一小撮顽抗的敌人。
到了当天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使乌加滕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除了马茨和他手下丢弃的二十六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外，他们还从村民手里收缴了所有的猎枪、步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武装了美国人和一百八十五个波兰人，并在村子四周布置了哨兵。他们在村东挖了散兵坑，把那两挺机枪安置在里面。到九点钟为止，他们已经吓走了好几支德国小分队，并抓获了三十六名散兵。
一个小时之后，睡在村长家二楼的富勒、克雷格・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被炮火惊醒了。富勒望向窗外，只见十多辆关着灯的坦克正隆隆地开过来。看上去不像德国人的；高高的轮廓应该是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三人还没穿好衣服，前门就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有人在门外喊叫。
“他们喊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我认为是俄语。”富勒说，“把门打开。”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咔嗒咔嗒的脚步声。黑格尔连忙喊道：“美国人！美国人！”
门开了，几个俄国人向三人冲来，猛地将冲锋枪顶上他们的胸膛。富勒一直用手指着隔壁房间的门，俄国人终于明白了，过去找到了亚历克斯・贝尔坦，那个会说俄语的法国战俘，把他带了过来。当俄国人头目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三人是美国军官时，不禁挖苦地笑了。“美国人怎么会在东部前线？而且走到了红军的前头？”说着，他把枪向富勒的胸口顶得更深。
贝尔坦连忙解释了一番。俄国人紧紧拥抱了富勒，并且亲吻了他的脸颊。他说，不管美国人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想摆脱那三十六名俘虏。上尉说，他可以带走他们，接着试图再次亲吻富勒。然后他说，必须立即对德国百姓实行宵禁，于是富勒叫人找来了村长。村长非常愿意合作，说他会立刻让街头公告员公布下去，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两位盟友向村中的广场走去。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俄国的“谢尔曼”坦克聚集在广场上的教堂周围。那三十六名德国俘虏从一个地窖里被放了出来。其中一个伤得很重，躺在一辆手推车上。正当上尉再次拥抱富勒之时，枪声响起。富勒连忙转身，只见车上的伤兵跌了下来，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