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传略”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早年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并参加同盟会;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奔走呼号,倡导抗日,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民主抗日活动,后病逝于香港。著有《蔡元培全集》。
“影响”蔡元培早年以教育救国为理想,以办学为武器,献身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天资聪颖,虽家境贫寒,但勤学不辍,24岁便以新科进士,被清廷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当蔡元培在科举道路上春风得意之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正在不断加深,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尤服膺谭嗣同。1898年9月回到家乡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辛丑条约》的签订,他更愤清廷腐败,渐生反清之志,是年,应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之聘,抵沪先任特班总教习,继任爱国女校校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章炳麟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并创办爱国学社,提倡民权,宣传反清革命。蔡元培是中国知识界卓越的先驱者,他从科举出身,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正如他在创建中国教育会时所说:我们所以建立中国教育会,就是要造就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而造就理想的国民,必须有共和的教育。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成为上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地。爱国学社社章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爱国女校内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每星期举行讲演会,蔡元培亲自登台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行,抨击清廷软弱无能。演讲内容大多刊载在当时革命报纸《苏报》上,在上海引起很大反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苏报》案后,蔡元培参加了推翻清王朝政权的暗杀团活动,并与黄兴等华兴会会员一起策划武装暴动,后将暗杀团改组扩大,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成立时,蔡元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部主盟员。他的革命经历堪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吴玉章语)。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人类学、文明史等课程,深受尼采唯心主义哲学影响。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异常兴奋,1911年12月1日,他回到上海,参加筹建“中华民国”的工作,旋即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积极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首先他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方针,蔡元培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方针是: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其次,民国初年,蔡元培仿照西方学制主持制定全国各类学校学制及学校规程,统一规定小学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本科三至四年的学制,他曾亲自起草有关我国高等学校的第一个法规《大学令》。更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积极倡导和支持了青年知识分子赴法勤工俭学活动。1913年后,蔡元培因参加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被迫再度出洋,赴法留学,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法国组织华法教育会,并在旅法华工学校担任德育课程。他所倡导和支持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吸引了国内大批贫困的有志青年。这些青年面对内忧外患,痛心疾首,千方百计寻求救国真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蔡元培一生最有影响的事业是在北大推行改革。1917年1月,北洋政府召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到来及一系列改革措施,掀开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于受封建传统影响,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为了镀金,以便加官晋爵,因而学风腐败,校风不振。
蔡元培接手北大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第一,改革学生中存在的陈腐观念。在到校后首次演说中就明确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聘请大批“积学而热心”的著名学者任教,并调整科、系设置,充实教学内容。
第二,整顿教员队伍,提倡学术自由。他深知北大弃旧图新,必须有一批政治上或学术上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北大任教。于是聘请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马寅初、沈尹默、丁西林、李四光分别为文、理科教授。他们在介绍世界学术成果,传授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术水平,活跃学术空气等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及蔡元培在北大贯彻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及实行大胆的革新措施,不仅对北京大学,而且对中国近代史,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依然致力于科学教育和民主政治运动。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大会选举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在北洋军阀覆灭前夕,他到上海从事反对北洋军阀、支援北伐军活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大学院院长,1928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在办理中央研究院时,主张学院自由,大量网罗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使研究工作取得许多重要成就:自然科学方面,尤以天文、气象和生物成就显著;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成为国内外引人注目的天文学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李四光在这里取得了重要成果;社会科学方面,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山东龙山遗址的发掘,都为世人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蔡元培逐渐从抗日救国的立场走上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同情革命之路。他亲自讲演、著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并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营救因坚持抗日、坚持革命而遭监禁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如史良、杨开慧、邓演达、胡也频、瞿秋白、牛兰夫妇、廖承志、陈独秀、潘梓年、丁玲等人。1932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杏佛,借以恐吓宋庆龄、蔡元培。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主持杨杏佛葬礼,至此他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在自己晚年,蔡元培仍孜孜不倦地为抗日救国,和平民主而奋斗。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73岁。蔡元培逝世后,唁电从海内外如雪片飞来,追悼会在全国各地召开,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后,从延安发来唁电,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余论”周恩来曾书一长联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对蔡元培一生言行的历史总结,可谓确论。我们还可换一个角度,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评价蔡元培,那么蔡公之光辉闪耀无疑是掌理北京大学,他倡导兼容并包之精神,启迪民智,乃于区区校园尺寸之地,蕴蓄浩然之气,贯长空,吞宇宙,振兴中华,实赖于兹。孔丘兴学,培育英才,为万世人伦之表;2000年后,训我学子,开一代新风,唯有蔡公,这是他跻身于100名影响历史进程人物的理由。后继者北京大学校长,马氏寅初,丁氏石孙,其治学精神,有蔡公之遗风焉。
(康民)
100现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
竺可桢
“传略”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现代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
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商人之家,在少年时代他就受到革命思想启迪,立志救国教民。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读书,1913年,毕业后即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当时新兴的气象学。1919年竺可桢获得博士学位后,怀着“科学救国”的宏大抱负回到祖国,就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任地学系主任,培育了我国第一代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聘请,竺可桢在南京筹建气象研究所。在竺可桢的苦心经营下,全国建立了40多个气象台和100多个雨量站,为我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气象事业的垄断。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竺可桢的精心领导下,浙大蜚声中外,被誉为“东方剑桥”。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外,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德友好协会会长。同时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编译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竺可桢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7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竺可桢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1990年,科学出版社为了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出版了《竺可桢传》。
“影响”作为一个科学家,竺可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开创和发展了我国气象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史,特别是关于台风眼的机制、台风的分类、中国季风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气候变迁研究等方面,都有重大创新。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等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对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等。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贡献,还包括了发掘我国古代丰富的科学遗产和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竺可桢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他写了许多立论严谨、说理透彻、通俗生动的科普文章,如其代表作《论祈雨禁屠与旱灾》《说云》《变沙漠为绿洲》和《物候学》等,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竺可桢不仅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而且是继蔡元培之后杰出的教育家,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培育了大批气象学和地理学人才,成为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36年,竺可桢在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办学方针。他指出当今大学生一是要为学问而努力,一是要为民族而奋斗,他强调当前国家形势危迫,急需全国一致努力,发愤图强,加以改变。他要求大学生不仅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成为以天下为己任、为祖国为真理献身的领袖人物。竺可桢的教育思想,继承融合了中国文化中书院教育的优秀传统,吸收了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科学和教育思想,与蔡元培倡导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在竺可桢领导下,浙大从1936年的三个学院(文理、农、工),500多名学生,到1949年5月,已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文、理、工、农、师范、法、医)2000多名学生的建制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其中特别是理、工、农各系在国内学术界声誉卓著。竺可桢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榜样,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竺可桢在学术上达到很高造诣,是和他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他对所钻研的许多课题都坚持不懈地积累资料长期观察。如他的中国气候变迁研究开始于1920年,50多年未曾间断过。82岁那年,他以病弱之躯,分析研究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把1966年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加以补充修改定稿,这篇体大思精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赞叹。竺可桢几十年来,坚持挤时间读书,他十分重视阅读多种世界著名期刊,以不断获取科学技术的最新信息。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余论”竺可桢的一生,最突出的是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一再指出,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他把“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作为探求真理的科学家应取的根本态度。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竺可桢不顾年迈体弱亲临第一线,全国除了西藏、台湾,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高原峡谷、江河、海洋、沙漠、丛林都有他的足迹。竺可桢留给后人的是一份十分丰富绚丽的科学遗产,仅日记就有900多万字,科学著作300多篇。竺可桢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为教育事业献出了他赤诚的爱。竺可桢是跨中国近现代的人物,也是近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代表。
(蔡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