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传略”胡适(公元1891~1962),原名洪�、嗣縻。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取“适者生存”之意。安徽省绩溪县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教育家、文人。哲学上信奉实用主义,政治上主张改良。除自传外,海内外出版传记多种。
胡适生于上海,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后曾在澄衷学堂学习。1906年入中国公学。其间主编过《竟业旬报》,时年仅17岁。1910年复以优异成绩取得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资格,随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先学农科,后攻哲学,师从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其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是运用实用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作品。1917年回国任北大哲学教授。同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倡言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旗手。1919年7月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对传统考据学提出挑战,在学术界造成巨大影响。此期间还参加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1922年与丁文江等创办《努力》周报,宣传“好人政府”主张,开始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评论政治。
1927年胡适担任管理美国退还庚款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兼秘书,并任光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由从教转为从政,1938年任驻美大使,为争取美援而奔波。抗战胜利后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并曾代表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1946年参加南京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移美定居,过了几年流亡寓公的生活。1958年去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其晚年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尤其是郦学,1962年2月病逝于台北,享年71岁。著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胡适论学近著》等。
“影响”鼓吹白话文,宣传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接着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相继著文响应,以白话文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遂成全国规模。胡适强调每个时代要有每个时代的文学,今天的文学应当抛弃矫揉造作的古典文学,而把白话文视为正宗。文学应当面向整个社会,在创作上要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作为社会思想的载体,白话取代古文,不仅是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且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要求。前者要求广泛地研究事实,缜密地进行推理;后者则是整个社会觉醒的标志。古文局限于狭小的圈子,讲求排比、对仗、用典,无法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然要被日益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白话文代替。提倡白话文在今天看来实属平常,而在那时却是惊世骇俗之举,胡适的开创之功无疑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胡适身体力行,实施文学革命。文学内容的变革其实就是创作实践问题。1920年他出版的《尝试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带来了一代诗风的变化,他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则开辟了中国话剧的创作道路。上述作品连同他的大量白话散文共同促进了白话文学正宗局面的形成,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提倡新文学又同改造旧文学密不可分。1919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主张对古代文化典籍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用科学方法重新估定其价值。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胡适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考据学不同的新观念,新思路。如运用形式逻辑、心理分析、文学比较、跨学科研究等。他把这种治学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即在占有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观点,再搜求事实,作翔实的证明,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就是这种方法论的具体运用。该书考证了部分古典通俗小说的作者及家世,理出了这些作品成书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版本之间的关系。《红楼梦考证》一文最典型,他以确凿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考订了该书作者和读者,又对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境遇和所处时代做了研究,并探讨了各版本之间的演化过程,提出此书是作者的“自叙传”。这样,就把多年来已成“谜学”的红楼梦研究课题引入科学的轨道。胡适的考证成为第一部“新红学”研究作品,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阶段。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白话文学史》都是他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在中国文化史上,胡适是新一代的学者,他不仅开拓了许多新的文学研究领域,而且用新方法研究旧问题,重审《水经注》案即是一例。他从1943年卸任驻美大使起,共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收罗了几乎所有能见到的《水经注》版本,详细考校,最后得出结论,戴震并没有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从而为这一争论多年的学术公案作了定论。
胡适又是一个哲学大家。是他第一个把美国的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主张用行为的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实践的效果来修正观念的偏差。实用主义是当时美国哲学的主流,在哲学上影响深远,包括胡适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它来论证封建社会的合理性,论证民主、平等、自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果。
“余论”在现代中国,学者、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常常三位一体,胡适就是这样。但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他的新文学理论与实践,他的实验主义思维方式,他的“整理国故”,都堪称“开风气之先”。然而新文学反映的是新的社会需求,这种新的社会需求又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这就使他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所谓20年不谈政治,也只是一种向往而已,胡适其实是无时不在谈政治。文化人参政,自有其悲哀所在。社会政治不是理想,不是热情,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胡适影响之大更在于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急需革新时代的知识革新的代言人。他代表了向国外寻求救国良方以达到现代化目的的那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理想。所以透彻地研究胡适也就了解了一个时代,了解了那个时代文化人的酸甜苦辣。当然,作为学者,胡适的伟大在于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他一生获取了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大学荣誉博士学位35个,就是明证。
(刘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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