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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创立心学的唯心思想家
王守仁
“传略”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谥文成，后人称王文成公。传见《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守仁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28岁举进士，“才兼文武”有“奇智大能”。多次参与镇压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并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大规模叛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始终不得其要领，曾“格竹子”七日七夜，以实践程朱“格物穷理”之论，试图从一草一木中领悟出永恒不变、无所不在的“至理”，终因积劳竭思而病倒，遂对程朱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37岁时因反对专权的宦官刘瑾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驿他日夜静坐沉思，忽于一天深夜悟出了的道理，吾性自“心即理”“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足，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集》，认为找出了程朱之学的症结所在，不觉欢（下同），呼雀跃起来，世人称此为“龙场悟道”。自此，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他针对当时“是朱非陆”的风气，敢冒“天下之讥”，力倡“象山之学”，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并创“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由于王守仁的这种历史作用，故后人把他和陆九渊的学说并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曾于明代中后期一度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官方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远播海外，至今阳明“心学”仍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王守仁的著作主要有《传习录》《大学问》和后人辑成的《王文成公全书》。
“影响”王守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孟子、陆九渊一脉的传统，把陆九渊初步建立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得更为完整。“心即理”是王守仁的“立言宗旨”，这一命题是针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提出来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物之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根本错误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即承认主客体的区别，把“理”看做可以脱离“心”而存在的东西，降低了“心”的作用。因而他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与理是合而为一、不可分离的，不存在心外之理。他所说的“心”，也叫“良知”，又称“天理”，指先天的、人人具备、不教自能的道德观念，因而“心即理”的命题又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明代的官僚士子均尊奉程朱之学，他们外面做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相反的另一套。王守仁认为，程朱“析心与理而为二”，正是造成这种流弊的根源。因而他强调“心即理”，要人们明白事物的规律和伦理道德原则都在自己心中，只需在本心上下工夫，去掉私欲，把心摆端正了，做事自然会符合天理。王守仁认为，心外不仅无“理”，而且也无“物”。他说：“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意之所在便是物”。认为客观事物是即有人的意念活动的产物，离开了人的意念，便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论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他所说的知行问题，主要不是指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是指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知行合一”说的提出，直接目的是反对朱熹把知与行分为两截的“知先行后”说。王守仁认为，知和行本来就是一回事，良知发动时的意念、情感、动机等都是行，他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如见到美好的东西产生好感，见到丑恶的东西产生恶感，这既是知也是行，因而对不善的念头，一出现必须立即“克倒”，不可以未曾行动为借口而不去禁止。王守仁这种以动机代替行动的理论，其实践意义是“破心中贼”，使人“无一毫人欲之私”，“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以达到“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的目的。
王守仁晚年创“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心即理”说和“知行合一”说，标志着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最后完成。王守仁的“良知”指的是人心中先天固有的道德和是非观念，良知虽为先天固有，但由于“物欲”“私欲”的遮蔽而难以发育流行，于是便产生了不道德的行为。“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内心的省察存养功夫，扩充善念克除恶念，从而恢复和保持良知使不丧失，这样，人就不会发生与良知相违背的言论与行动。王守仁把这种“致良知”的功夫称为“格物致知”，并做了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格物”如果是格事事物物，那么天下的事物是格不尽的，因而这样的格物将是徒劳的，其实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格物是格心中之物，致知是致心中之理，因此他把格物解释为“正心”“诚意”，通过这种自我参悟的方法来“致吾心之良知”。这样，本来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的“格物致知”说，经王守仁的改造便成了纯粹的道德修养学说。在王守仁那里，“致良知”是修养成为圣贤的途径和方法，他自称这一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因而看得很重，说它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千古圣传之秘”“孔门正法眼藏”等。王守仁如此重视“致良知”，乃是想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加强对人心的控制，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
“余论”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四伏，吏治腐败，边患不绝，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藩王叛乱时有发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十分尖锐。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之学也日趋僵化，沦为士子们猎取青紫的工具，日益丧失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统治阶级急需一种新的思想工具出现，“阳明心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王守仁在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叛乱的长期实践中，体验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主张从整饬人心入手，致心中之“良知”，加强道德教化以破除人们心中不善的念头，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来挽救社会危机，扶大厦于将倾。阳明心学一扫程朱派理学支离烦琐僵化的经院习气，简便易行，生机勃勃，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因而不久就左右了当时的思想界，这无异于为行将衰败的明王朝提供了一支兴奋剂和麻醉剂。然而，王学也未能使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起死回生，相反，王学所特有的对人的价值的自觉、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和反传统、反教条、反权威的“狂者”性格，又从内部破坏着儒家学说，解放着人们的思想，启迪着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和抨击，因而，王学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不容忽视的进步作用。
（白奚）
“传略”王守仁（1472～1529），明代著名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谥文成，后人称王文成公。传见《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王守仁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28岁举进士，“才兼文武”有“奇智大能”。多次参与镇压江西、广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并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大规模叛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始终不得其要领，曾“格竹子”七日七夜，以实践程朱“格物穷理”之论，试图从一草一木中领悟出永恒不变、无所不在的“至理”，终因积劳竭思而病倒，遂对程朱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37岁时因反对专权的宦官刘瑾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龙场驿他日夜静坐沉思，忽于一天深夜悟出了的道理，吾性自“心即理”“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足，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集》，认为找出了程朱之学的症结所在，不觉欢（下同），呼雀跃起来，世人称此为“龙场悟道”。自此，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他针对当时“是朱非陆”的风气，敢冒“天下之讥”，力倡“象山之学”，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并创“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由于王守仁的这种历史作用，故后人把他和陆九渊的学说并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曾于明代中后期一度取代程朱理学而成为官方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远播海外，至今阳明“心学”仍在日本有广泛的影响。王守仁的著作主要有《传习录》《大学问》和后人辑成的《王文成公全书》。
“影响”王守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孟子、陆九渊一脉的传统，把陆九渊初步建立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得更为完整。“心即理”是王守仁的“立言宗旨”，这一命题是针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提出来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人心中包含万物之理，但是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才能“穷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根本错误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即承认主客体的区别，把“理”看做可以脱离“心”而存在的东西，降低了“心”的作用。因而他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与理是合而为一、不可分离的，不存在心外之理。他所说的“心”，也叫“良知”，又称“天理”，指先天的、人人具备、不教自能的道德观念，因而“心即理”的命题又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明代的官僚士子均尊奉程朱之学，他们外面做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相反的另一套。王守仁认为，程朱“析心与理而为二”，正是造成这种流弊的根源。因而他强调“心即理”，要人们明白事物的规律和伦理道德原则都在自己心中，只需在本心上下工夫，去掉私欲，把心摆端正了，做事自然会符合天理。王守仁认为，心外不仅无“理”，而且也无“物”。他说：“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意之所在便是物”。认为客观事物是即有人的意念活动的产物，离开了人的意念，便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论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他所说的知行问题，主要不是指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是指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知行合一”说的提出，直接目的是反对朱熹把知与行分为两截的“知先行后”说。王守仁认为，知和行本来就是一回事，良知发动时的意念、情感、动机等都是行，他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如见到美好的东西产生好感，见到丑恶的东西产生恶感，这既是知也是行，因而对不善的念头，一出现必须立即“克倒”，不可以未曾行动为借口而不去禁止。王守仁这种以动机代替行动的理论，其实践意义是“破心中贼”，使人“无一毫人欲之私”，“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以达到“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的目的。
王守仁晚年创“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心即理”说和“知行合一”说，标志着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最后完成。王守仁的“良知”指的是人心中先天固有的道德和是非观念，良知虽为先天固有，但由于“物欲”“私欲”的遮蔽而难以发育流行，于是便产生了不道德的行为。“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内心的省察存养功夫，扩充善念克除恶念，从而恢复和保持良知使不丧失，这样，人就不会发生与良知相违背的言论与行动。王守仁把这种“致良知”的功夫称为“格物致知”，并做了与传统儒学迥然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格物”如果是格事事物物，那么天下的事物是格不尽的，因而这样的格物将是徒劳的，其实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格物是格心中之物，致知是致心中之理，因此他把格物解释为“正心”“诚意”，通过这种自我参悟的方法来“致吾心之良知”。这样，本来具有一定认识论意义的“格物致知”说，经王守仁的改造便成了纯粹的道德修养学说。在王守仁那里，“致良知”是修养成为圣贤的途径和方法，他自称这一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因而看得很重，说它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千古圣传之秘”“孔门正法眼藏”等。王守仁如此重视“致良知”，乃是想借助道德教化的力量，加强对人心的控制，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
“余论”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四伏，吏治腐败，边患不绝，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藩王叛乱时有发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十分尖锐。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之学也日趋僵化，沦为士子们猎取青紫的工具，日益丧失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统治阶级急需一种新的思想工具出现，“阳明心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王守仁在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叛乱的长期实践中，体验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主张从整饬人心入手，致心中之“良知”，加强道德教化以破除人们心中不善的念头，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来挽救社会危机，扶大厦于将倾。阳明心学一扫程朱派理学支离烦琐僵化的经院习气，简便易行，生机勃勃，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因而不久就左右了当时的思想界，这无异于为行将衰败的明王朝提供了一支兴奋剂和麻醉剂。然而，王学也未能使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起死回生，相反，王学所特有的对人的价值的自觉、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和反传统、反教条、反权威的“狂者”性格，又从内部破坏着儒家学说，解放着人们的思想，启迪着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和抨击，因而，王学在历史上也曾起过不容忽视的进步作用。
（白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