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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创立三纲五常的伦理学家
董仲舒
“传略”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儒学大师。传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新论・本造》。
董仲舒出生于“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从小刻苦好学，“三年不窥园”以悉心研究《公羊春秋传》出名。汉景帝时，任博士官（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先后三次对策，献上著名的“天人三策”。武帝很赏识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很快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任命他为江都易王的相国。后因宣扬灾异变故，荒诞不经，被撤职下狱。释放后任胶西王相国。前121年，以老病辞职回家，专事讲学著书。前117年，董仲舒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为汉王朝效劳尽忠，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下马陵”。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至今绝大部分都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天人三策》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影响”董仲舒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宗旨在于巩固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使封建地主阶级长治久安。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针对西汉中叶的情况，指出：“孔子曰。故有所积重，忧则为盗，‘不患贫而患不均’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他认为保持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即富与贵，但又不至于骄；农民能够维持最低生活，使之不至于忧，是使封建统治保持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最理想状态。
董仲舒认为，要实现上述的政治理想，重要环节，是要巩固汉王朝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得有思想上的统一。基于这种思想指导，他在“天人三策”中阐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指出《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古今社会共同认可的，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各派学说纷立，旨意不同，无法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他主张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焚灭，切断其流通渠道。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还极力推崇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人物――君主，甚至把他加以神话，宣扬他的权力是天神授予的，所以称为“天子”。他认为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必须具有绝对崇高的权威，“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不崇君就有大患。鉴于秦王朝严刑峻法而覆灭的教训，董仲舒提出了“德”和“刑”并用，重视主张在统治中，“德教”为根本，“德教”的统治原则，以“刑法”为辅助手段，二者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董仲舒所谓的“德教”，总而言之，就是要用“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禁锢和束缚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使他们“自觉”地听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其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中的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从属关系，这显然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的发展。政权，族权，加上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其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超阶级的爱，实质是要劳动人民爱地主阶级；是要劳动人民自觉地安于被奴役、俯首帖耳地任“义”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人宰割；“礼”是要劳动人民遵循封建的等级制度去说话、行事；“智”是要劳动人民按照地主阶级的规范和要求去发挥自己的智能；“信”是要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主忠诚老实。总之，“三纲五常”都是麻痹和约束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体现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关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董仲舒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中“纲常名教”的理论。
为了从哲学高度论证汉王朝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进一步说明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董仲舒阐发了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他认为天和人是同类的，人有什么天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人也可以说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反过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际的社会意义有两方面，地主阶级以专制主义的君主作为它的代理人，但代理人的利益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有时也有矛盾，以皇帝为中心的君权势力和其他阶层的地主阶级势力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地主阶级觉得，对于代理人的权力，也需要有适当的限制，可是在他的绝对权威下，什么力量可以限制呢？这就要用虚构中的“天”的力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着重在劝告他实行“仁政”，当时和后来讲灾异迷信的某些儒家，也都利用这种迷信，作为向当权派进行合法斗争的一种工具，通过这种迷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被压迫阶层的某些要求，天人感应说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一方面的作用。
“余论”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基本是荒谬的，应持否定态度。但是，把它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却又具有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的进步作用，不应全盘否定。他的封建大一统思想有益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应看到，董仲舒是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甚至人类思维史这条长链上的重要一环。此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其大加宣扬，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其奋起批判，从而使人类思维的长河奔腾不息，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是在批判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阐发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总之，董仲舒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吕敏）
“传略”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时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儒学大师。传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新论・本造》。
董仲舒出生于“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从小刻苦好学，“三年不窥园”以悉心研究《公羊春秋传》出名。汉景帝时，任博士官（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应诏先后三次对策，献上著名的“天人三策”。武帝很赏识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很快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任命他为江都易王的相国。后因宣扬灾异变故，荒诞不经，被撤职下狱。释放后任胶西王相国。前121年，以老病辞职回家，专事讲学著书。前117年，董仲舒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为汉王朝效劳尽忠，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下马陵”。
董仲舒的著作很多，但至今绝大部分都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天人三策》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影响”董仲舒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宗旨在于巩固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使封建地主阶级长治久安。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针对西汉中叶的情况，指出：“孔子曰。故有所积重，忧则为盗，‘不患贫而患不均’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他认为保持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即富与贵，但又不至于骄；农民能够维持最低生活，使之不至于忧，是使封建统治保持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最理想状态。
董仲舒认为，要实现上述的政治理想，重要环节，是要巩固汉王朝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得有思想上的统一。基于这种思想指导，他在“天人三策”中阐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指出《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古今社会共同认可的，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各派学说纷立，旨意不同，无法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他主张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焚灭，切断其流通渠道。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还极力推崇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人物――君主，甚至把他加以神话，宣扬他的权力是天神授予的，所以称为“天子”。他认为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必须具有绝对崇高的权威，“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不崇君就有大患。鉴于秦王朝严刑峻法而覆灭的教训，董仲舒提出了“德”和“刑”并用，重视主张在统治中，“德教”为根本，“德教”的统治原则，以“刑法”为辅助手段，二者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董仲舒所谓的“德教”，总而言之，就是要用“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禁锢和束缚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使他们“自觉”地听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其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体现了封建等级制度中的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从属关系，这显然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的发展。政权，族权，加上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其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超阶级的爱，实质是要劳动人民爱地主阶级；是要劳动人民自觉地安于被奴役、俯首帖耳地任“义”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人宰割；“礼”是要劳动人民遵循封建的等级制度去说话、行事；“智”是要劳动人民按照地主阶级的规范和要求去发挥自己的智能；“信”是要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主忠诚老实。总之，“三纲五常”都是麻痹和约束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体现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关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董仲舒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中“纲常名教”的理论。
为了从哲学高度论证汉王朝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进一步说明其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董仲舒阐发了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他认为天和人是同类的，人有什么天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人也可以说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反过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际的社会意义有两方面，地主阶级以专制主义的君主作为它的代理人，但代理人的利益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有时也有矛盾，以皇帝为中心的君权势力和其他阶层的地主阶级势力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地主阶级觉得，对于代理人的权力，也需要有适当的限制，可是在他的绝对权威下，什么力量可以限制呢？这就要用虚构中的“天”的力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着重在劝告他实行“仁政”，当时和后来讲灾异迷信的某些儒家，也都利用这种迷信，作为向当权派进行合法斗争的一种工具，通过这种迷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被压迫阶层的某些要求，天人感应说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一方面的作用。
“余论”对于董仲舒的评价，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思想学说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基本是荒谬的，应持否定态度。但是，把它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却又具有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的进步作用，不应全盘否定。他的封建大一统思想有益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应看到，董仲舒是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甚至人类思维史这条长链上的重要一环。此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其大加宣扬，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其奋起批判，从而使人类思维的长河奔腾不息，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是在批判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阐发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总之，董仲舒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吕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