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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
“传略”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事荀卿。传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进行夺权斗争，五霸七雄为统一中国而进行激烈的战争。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士任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55篇10余万言的《韩非子》，广泛流传于韩国，当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的丞相李斯告诉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王室公子。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他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下令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他已死了。
“影响”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的产生，自管子、晏子已开其端，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学说出现于春秋末期，应当从郑国子产当政时，第一次用成文的法律铸为刑书开始。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刑法条文的出现，首先反映了春秋末期土地所有制和私有财产制度有了变化，其次，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出现的标志。
社会有了变革，即产生了新的法制，有了新的法制，才有推动新法制、宣传新法制的法家思想。所以，中国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产生，是同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成长相适应的，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取同一步伐的。与此相联系的法家的先驱人物主要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系统的法术势思想。
韩非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统治经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不可分割。韩非认为，法是国家根本的规章制度。是除了人君之外所有臣民必须一道遵守的根本大法。“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法的特点是“明”。法要“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要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法是赏罚的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韩非的重术思想渊源于申不害。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新的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韩非提出术是“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难三》）”的工具。人主要不动声色地掌握赏罚大权，不要去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是要人君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奸劫弑臣》）”，即握有使人不得不为我出力的方法，这就是术。韩非说：人君不要暴露自己的思想倾向，要使臣猜不透；“以同时再利用臣下的互相监视，十得一（《八经》）”，把每一个臣放在多数臣的监督之下。他认为这样，统治者才可以安全。势就是人主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且统治人民，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他举出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在孔子感化下甘心为他服役的不过70个学生，鲁哀公不过是个下等的君主，由于他有权势，全鲁国的人没有敢不服从的，就连圣人孔子也要听他的指挥。他由此得出结论：可见仁义不可靠，只有人君掌握住政权才能统治下去。
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成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工具，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确曾起了进步作用。
“余论”作为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他的被杀是由于秦国大臣的排挤和嫉妒，他同他的前辈法家吴起、商鞅一样做了地主阶级进步事业的殉葬者。但是，韩非法治学说的精神和他所倡导消灭世袭贵族的坚定原则，却被后代的统治者所奉行。韩非在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那些嫉妒他的人抹杀不了的，至今仍占有一席地位。
（陈冠英）
“传略”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事荀卿。传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进行夺权斗争，五霸七雄为统一中国而进行激烈的战争。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求士任贤，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55篇10余万言的《韩非子》，广泛流传于韩国，当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的丞相李斯告诉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王室公子。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他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下令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他已死了。
“影响”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的产生，自管子、晏子已开其端，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学说出现于春秋末期，应当从郑国子产当政时，第一次用成文的法律铸为刑书开始。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刑法条文的出现，首先反映了春秋末期土地所有制和私有财产制度有了变化，其次，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出现的标志。
社会有了变革，即产生了新的法制，有了新的法制，才有推动新法制、宣传新法制的法家思想。所以，中国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产生，是同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成长相适应的，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取同一步伐的。与此相联系的法家的先驱人物主要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系统的法术势思想。
韩非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统治经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不可分割。韩非认为，法是国家根本的规章制度。是除了人君之外所有臣民必须一道遵守的根本大法。“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法的特点是“明”。法要“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要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法是赏罚的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
韩非的重术思想渊源于申不害。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新的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韩非提出术是“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难三》）”的工具。人主要不动声色地掌握赏罚大权，不要去希望得到人民的爱戴，而是要人君握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奸劫弑臣》）”，即握有使人不得不为我出力的方法，这就是术。韩非说：人君不要暴露自己的思想倾向，要使臣猜不透；“以同时再利用臣下的互相监视，十得一（《八经》）”，把每一个臣放在多数臣的监督之下。他认为这样，统治者才可以安全。势就是人主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且统治人民，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他举出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在孔子感化下甘心为他服役的不过70个学生，鲁哀公不过是个下等的君主，由于他有权势，全鲁国的人没有敢不服从的，就连圣人孔子也要听他的指挥。他由此得出结论：可见仁义不可靠，只有人君掌握住政权才能统治下去。
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成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工具，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确曾起了进步作用。
“余论”作为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他的被杀是由于秦国大臣的排挤和嫉妒，他同他的前辈法家吴起、商鞅一样做了地主阶级进步事业的殉葬者。但是，韩非法治学说的精神和他所倡导消灭世袭贵族的坚定原则，却被后代的统治者所奉行。韩非在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那些嫉妒他的人抹杀不了的，至今仍占有一席地位。
（陈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