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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齐同万物的哲理家
庄周
“传略”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哲学家，道家代表人物。传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庄子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此后，终身不仕，从事著述讲学。他的朋友不多，门徒也很有限，只有惠施同他经常来往，进行辩论。他生活贫苦，有时靠打草鞋过活，见魏王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断带子的麻鞋。然而，他坚决不去做官，把梁国的相位比作“腐鼠”。传世的《庄子》是庄子及其门徒的作品，由魏晋时代的郭象编定的。
“影响”“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是人生在世总感困惑的问题，庄子答曰：“道”。人生的终极意义和至高境界就是与“道”合一，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庄子冠之以“真人”“神人”“至人”。“道”是宇宙间最高、最根本、最核心的存在，是极复杂、丰富、难解的哲学范畴，套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就是本体、规律、共相。庄子说“道”不可说，却用迷离而多彩的语言带着我们的心灵进入神秘的“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可觉而不可知的，可以体验，却不可言说，它是一个感性的具象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理念的抽象的世界。因此，它所代表的哲学导向是诗化哲学，是美学。
庄子名“道”为“无”，无所不有之“无”。“道”超越了包含一切在具体时空范围内的“有”，乃万“有”之“全”，因此，就不是任何一种具体有限的事物，故而名为“无”。陶渊明的书房中挂着一张无弦琴，用以表示“大音希声”，因为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声音一下弹出，只要一有声音，就只是一种声音，而无音倒是音之“全”了。其实，有无这一对概念是在道之后的。道是全一的“混沌”，并没有“有”“无”的分立，又哪儿来的“概念”？我们用分裂的语言概念表述没有分裂的道，本来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只好玄乎其玄了。
人怎样才能与道合一呢？首先要达到“无己”。“无己”，就是泯灭物我的界限，取消一切对立和差别，站到道的立场上。庄子讲了一个寓言：中央地方有个神明混沌，没有耳目口鼻，住在南海和北海的两个神，为它凿出七窍，而混沌却死了。任何语言、概念、判断、逻辑都是在凿混沌之七窍，是不能把握“道”的。因为道是无分别无界限的“混沌”，而一般知识的目的和功用，正是在于对事物尽可能地作分析和区别。任何见解主张都是站在一物的立场上说的，站在道的立场上，它们都只是一偏之见，正如任何“有”都只是一种具体存在，而不是有之“全”。所以，只有否定一切知识，才能与道同体，至人的精神状况与“混沌”一样，连物的概念都没有，更别说对物有所分别，有所是非爱憎了。天地万物连同人在内组成的宇宙像一个自然的森林，花香鸟语、茂林修竹，应有尽有，他们各得其生，各得其所，其间并没有美丑善恶之分，长短寿夭之别，那森林是完善自足的，有着生命的秩序，若加以人工，施之礼法，只能伤生损性，这就是以“人”灭“天”。庄子说，所谓善于治马的人削马蹄、剪马毛、备马鞍、戴辔头，用鞭子抽马，马怎么能不死呢？民有“常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而圣人们却弄出些“仁义礼智”，去修理绑缚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也就迷失了。人欲与道合一，须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至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后来，“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以此远离官场的权力斗争，获得心灵的宁静自由，“在庙堂之上”的士大夫则以此混世，保身全命。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笼统言之，那是历史上一个大混乱大发展的时代，一个动荡不安又积极有为的时代。对于个人命运来说则生死无常，祸福莫测，今天可以位及将相，明天可能身首异处。这样的现实最能使人痛感人生所执著的功名利禄、是非善恶、爱恨喜乐等一切的虚妄空幻。庄子悲叹现实中的人们无不为外物所役使，劳苦奔波，甚至自蹈死地。这些“物”无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本来是人生存的手段，如今，人生存本身却成了手段，物变成强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着人的身心。庄子对“人为物役”的异化现实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回归自然。这是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觉醒，是人作为感性生命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抗。人作为社会存在，是人类用以实现文明进步的手段，又导致异化。儒家讲求的是人作为家国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生理想，庄子的“至人”“真人”“神人”却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人生理想。道与儒相抗衡、相补充，共同陶铸了我们民族的哲学与艺术，陶铸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普通百姓的处世智慧，陶铸了我们民族的气质与性格。
“余论”庄子形容他得道的“至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殊不知，这正是对生命的大热爱大同情，国人素有乐天知命的从容泰然，殊不知，这正是“跳死猢狲，跳不出乾坤圈内”的大悲观。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乃是对生死的诗意的彻悟：死，不过是归入那滔滔不尽的生命洪流，安睡于天地自然的怀抱，何悲何喜！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江湄）
“传略”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哲学家，道家代表人物。传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庄子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此后，终身不仕，从事著述讲学。他的朋友不多，门徒也很有限，只有惠施同他经常来往，进行辩论。他生活贫苦，有时靠打草鞋过活，见魏王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断带子的麻鞋。然而，他坚决不去做官，把梁国的相位比作“腐鼠”。传世的《庄子》是庄子及其门徒的作品，由魏晋时代的郭象编定的。
“影响”“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是人生在世总感困惑的问题，庄子答曰：“道”。人生的终极意义和至高境界就是与“道”合一，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庄子冠之以“真人”“神人”“至人”。“道”是宇宙间最高、最根本、最核心的存在，是极复杂、丰富、难解的哲学范畴，套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就是本体、规律、共相。庄子说“道”不可说，却用迷离而多彩的语言带着我们的心灵进入神秘的“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可觉而不可知的，可以体验，却不可言说，它是一个感性的具象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理念的抽象的世界。因此，它所代表的哲学导向是诗化哲学，是美学。
庄子名“道”为“无”，无所不有之“无”。“道”超越了包含一切在具体时空范围内的“有”，乃万“有”之“全”，因此，就不是任何一种具体有限的事物，故而名为“无”。陶渊明的书房中挂着一张无弦琴，用以表示“大音希声”，因为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声音一下弹出，只要一有声音，就只是一种声音，而无音倒是音之“全”了。其实，有无这一对概念是在道之后的。道是全一的“混沌”，并没有“有”“无”的分立，又哪儿来的“概念”？我们用分裂的语言概念表述没有分裂的道，本来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只好玄乎其玄了。
人怎样才能与道合一呢？首先要达到“无己”。“无己”，就是泯灭物我的界限，取消一切对立和差别，站到道的立场上。庄子讲了一个寓言：中央地方有个神明混沌，没有耳目口鼻，住在南海和北海的两个神，为它凿出七窍，而混沌却死了。任何语言、概念、判断、逻辑都是在凿混沌之七窍，是不能把握“道”的。因为道是无分别无界限的“混沌”，而一般知识的目的和功用，正是在于对事物尽可能地作分析和区别。任何见解主张都是站在一物的立场上说的，站在道的立场上，它们都只是一偏之见，正如任何“有”都只是一种具体存在，而不是有之“全”。所以，只有否定一切知识，才能与道同体，至人的精神状况与“混沌”一样，连物的概念都没有，更别说对物有所分别，有所是非爱憎了。天地万物连同人在内组成的宇宙像一个自然的森林，花香鸟语、茂林修竹，应有尽有，他们各得其生，各得其所，其间并没有美丑善恶之分，长短寿夭之别，那森林是完善自足的，有着生命的秩序，若加以人工，施之礼法，只能伤生损性，这就是以“人”灭“天”。庄子说，所谓善于治马的人削马蹄、剪马毛、备马鞍、戴辔头，用鞭子抽马，马怎么能不死呢？民有“常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而圣人们却弄出些“仁义礼智”，去修理绑缚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也就迷失了。人欲与道合一，须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至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后来，“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以此远离官场的权力斗争，获得心灵的宁静自由，“在庙堂之上”的士大夫则以此混世，保身全命。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笼统言之，那是历史上一个大混乱大发展的时代，一个动荡不安又积极有为的时代。对于个人命运来说则生死无常，祸福莫测，今天可以位及将相，明天可能身首异处。这样的现实最能使人痛感人生所执著的功名利禄、是非善恶、爱恨喜乐等一切的虚妄空幻。庄子悲叹现实中的人们无不为外物所役使，劳苦奔波，甚至自蹈死地。这些“物”无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本来是人生存的手段，如今，人生存本身却成了手段，物变成强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着人的身心。庄子对“人为物役”的异化现实发出强烈抗议，要求回归自然。这是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觉醒，是人作为感性生命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抗。人作为社会存在，是人类用以实现文明进步的手段，又导致异化。儒家讲求的是人作为家国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生理想，庄子的“至人”“真人”“神人”却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人生理想。道与儒相抗衡、相补充，共同陶铸了我们民族的哲学与艺术，陶铸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普通百姓的处世智慧，陶铸了我们民族的气质与性格。
“余论”庄子形容他得道的“至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殊不知，这正是对生命的大热爱大同情，国人素有乐天知命的从容泰然，殊不知，这正是“跳死猢狲，跳不出乾坤圈内”的大悲观。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乃是对生死的诗意的彻悟：死，不过是归入那滔滔不尽的生命洪流，安睡于天地自然的怀抱，何悲何喜！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江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