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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创立两税法的财政改革家
杨炎
“传略”杨炎（727～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传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杨炎传》。
杨炎出生于官僚世家。唐玄宗天宝末年，应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召，任书记官。初以文采雄丽知名于时，受擢为司勋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与名士常衮同掌诏诰。自开元后掌制诏者，推重“常杨”。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为宰相元载所擢用，由中书舍人擢为吏部侍郎。元载获罪被杀，他也受株连贬职，前去道州（治今湖南）做司马。德宗即位，由宰相崔�甫推荐，召杨炎返朝，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建中元年（780），在德宗的支持下，杨炎定议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次年，卢杞指示御史大夫严郢罗织杨炎的过恶，终以“欺下罔上”的罪名贬谪崖州（治舍城，在今海南琼山县），途中赐死，享年55岁。
“影响”杨炎任宰相后，以富国安民为己任，以革除弊政为要务，重视经济，全力理财，锐意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恢复大唐帝国昔日的盛况。按唐代旧制，天下财赋收入全部入国库――左藏库，然后由太府四季按时上奏数目，尚书比部负责收支。如此制度完善，上下无欺。到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节度求取无节，而第五琦不能有效地对此进行限制。无可奈何，只好将租赋改归皇室私库――大盈内库。这样，因皇帝支取十分方便，也就不再考虑移交国库了。从此以后，天下租赋变成了皇帝私产，政府有关部门不能统计准确的收支数目，也就很难统筹经济。大盈内库由300宦官具体负责管理，他们贪赃枉法，开支无度，其势力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如此局面维持了近30年。杨炎上书德宗专论此事，认为财赋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是百姓安宁、政治安定的首要前提，所以历代都以励精图治的大臣主持其事。尽管如此，也还会出现差错。财赋一旦有失误，则必然会出现动荡。前代临时由宦官掌管攸关国计民生的财赋，丰俭盈虚，虽当朝大臣不得而知，这样他们怎样能进行决策呢？他要求将财赋收入重新划归国库，至于皇室开支，则根据实际需要调拨大盈内库。德宗看了杨炎的奏文后下诏：改用旧制，凡财赋收人均归左藏库，只是将每年总数中的30万～50万划归大盈内库。杨炎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高度据理力争，终于限制了宦官的财权，使唐代的财赋收入纳于国库。这一举措为唐代的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赋税改革，实行两税法。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同样，在此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已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安史之乱起，民户逃亡，田地荒芜，记录簿册散佚严重，致使国家户口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按规定负担租庸调的人口只有230余万。杨炎痛心疾首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由于法度荡然无存，而各地法外之法十分普遍使然。在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竞相巧取豪夺，他们在理财的幌子下，在租庸调正额外，大幅度提高地税、户税两项杂税征收比例，其中户税按户等高低每户缴纳500～4000文，唐初高祖时每户应纳户税仅220文。另外，一些权臣巧吏托公进献，私为赃盗，巧立各种名目剥夺百姓。鉴于此，杨炎抓住均田制瓦解、租庸调破坏这一症结，大胆变法立制，以变应变，于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两税法，以一其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定大历十四年（779）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以确定两税税额，实行量出以制入的制税原则；革除过去以丁口为基本征税依据的规定，实行以当时居住地为准，并以贫富为定等级标准的新办法；规定两税为国家正税，根据地域及生产物的不同，夏税征收于六月，秋税征收于十一月；对于居无固定地的商人，由所在州县征收其财产总额三十分之一的税；两税外不许枉征一役、枉收一税。
杨炎是8世纪著名的改革家。他主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达到了杜绝横征暴敛，平衡财政收支，扩大征税面，使贫富负担趋于合理的社会效果，为振兴唐代社会经济作出了贡献。尤其是他开创的两税法，为我国封建社会的财赋制度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新制为五代、宋及明朝所沿用。因此，有人将两税法的实行，看做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界线。
“余论”杨炎主持的改革相当成功，但他的结局却十分悲惨。这种结局尽管与他卷入了朋党之争的漩涡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任宰相的一年多时间内，他针对当时社会的痼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其改革内容触犯了宦官、当朝达官贵族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权势，他们联合起来对杨炎及其改革大肆抨击。在多方的压力下，唐德宗为了自保皇帝宝座而退让了，他不再支持和保护杨炎改革，而是默认反对派对杨炎网罗的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就将改革的成果归功于皇帝，罪名则全推于改革家杨炎身上，他只能是身首异地。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改革家有好下场者实属罕见。如商鞅、高炯等，结局莫不如此。尽管现实是残酷的，历史却是公正的，商鞅、杨炎等人的改革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魏明孔）
“传略”杨炎（727～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传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杨炎传》。
杨炎出生于官僚世家。唐玄宗天宝末年，应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召，任书记官。初以文采雄丽知名于时，受擢为司勋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与名士常衮同掌诏诰。自开元后掌制诏者，推重“常杨”。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为宰相元载所擢用，由中书舍人擢为吏部侍郎。元载获罪被杀，他也受株连贬职，前去道州（治今湖南）做司马。德宗即位，由宰相崔�甫推荐，召杨炎返朝，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建中元年（780），在德宗的支持下，杨炎定议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次年，卢杞指示御史大夫严郢罗织杨炎的过恶，终以“欺下罔上”的罪名贬谪崖州（治舍城，在今海南琼山县），途中赐死，享年55岁。
“影响”杨炎任宰相后，以富国安民为己任，以革除弊政为要务，重视经济，全力理财，锐意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恢复大唐帝国昔日的盛况。按唐代旧制，天下财赋收入全部入国库――左藏库，然后由太府四季按时上奏数目，尚书比部负责收支。如此制度完善，上下无欺。到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节度求取无节，而第五琦不能有效地对此进行限制。无可奈何，只好将租赋改归皇室私库――大盈内库。这样，因皇帝支取十分方便，也就不再考虑移交国库了。从此以后，天下租赋变成了皇帝私产，政府有关部门不能统计准确的收支数目，也就很难统筹经济。大盈内库由300宦官具体负责管理，他们贪赃枉法，开支无度，其势力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如此局面维持了近30年。杨炎上书德宗专论此事，认为财赋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是百姓安宁、政治安定的首要前提，所以历代都以励精图治的大臣主持其事。尽管如此，也还会出现差错。财赋一旦有失误，则必然会出现动荡。前代临时由宦官掌管攸关国计民生的财赋，丰俭盈虚，虽当朝大臣不得而知，这样他们怎样能进行决策呢？他要求将财赋收入重新划归国库，至于皇室开支，则根据实际需要调拨大盈内库。德宗看了杨炎的奏文后下诏：改用旧制，凡财赋收人均归左藏库，只是将每年总数中的30万～50万划归大盈内库。杨炎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高度据理力争，终于限制了宦官的财权，使唐代的财赋收入纳于国库。这一举措为唐代的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赋税改革，实行两税法。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已不复存在，同样，在此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已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安史之乱起，民户逃亡，田地荒芜，记录簿册散佚严重，致使国家户口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按规定负担租庸调的人口只有230余万。杨炎痛心疾首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由于法度荡然无存，而各地法外之法十分普遍使然。在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竞相巧取豪夺，他们在理财的幌子下，在租庸调正额外，大幅度提高地税、户税两项杂税征收比例，其中户税按户等高低每户缴纳500～4000文，唐初高祖时每户应纳户税仅220文。另外，一些权臣巧吏托公进献，私为赃盗，巧立各种名目剥夺百姓。鉴于此，杨炎抓住均田制瓦解、租庸调破坏这一症结，大胆变法立制，以变应变，于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两税法，以一其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定大历十四年（779）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以确定两税税额，实行量出以制入的制税原则；革除过去以丁口为基本征税依据的规定，实行以当时居住地为准，并以贫富为定等级标准的新办法；规定两税为国家正税，根据地域及生产物的不同，夏税征收于六月，秋税征收于十一月；对于居无固定地的商人，由所在州县征收其财产总额三十分之一的税；两税外不许枉征一役、枉收一税。
杨炎是8世纪著名的改革家。他主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达到了杜绝横征暴敛，平衡财政收支，扩大征税面，使贫富负担趋于合理的社会效果，为振兴唐代社会经济作出了贡献。尤其是他开创的两税法，为我国封建社会的财赋制度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新制为五代、宋及明朝所沿用。因此，有人将两税法的实行，看做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界线。
“余论”杨炎主持的改革相当成功，但他的结局却十分悲惨。这种结局尽管与他卷入了朋党之争的漩涡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任宰相的一年多时间内，他针对当时社会的痼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其改革内容触犯了宦官、当朝达官贵族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权势，他们联合起来对杨炎及其改革大肆抨击。在多方的压力下，唐德宗为了自保皇帝宝座而退让了，他不再支持和保护杨炎改革，而是默认反对派对杨炎网罗的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就将改革的成果归功于皇帝，罪名则全推于改革家杨炎身上，他只能是身首异地。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改革家有好下场者实属罕见。如商鞅、高炯等，结局莫不如此。尽管现实是残酷的，历史却是公正的，商鞅、杨炎等人的改革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魏明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