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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改革家
商鞅
“传略”商鞅（约前390～前338），我国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战国中期卫国公室诸公子，名鞅，因称公孙鞅或卫鞅，入秦后变法有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传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卫国为东方六大国之一魏国的附庸，所以青年时代的商鞅希望在自己的祖国魏国施展才干，投在国相公叔座门下为家臣，职任中庶子，掌卿大夫家族事务。公叔座病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为魏国国相，魏惠王没有采纳。前361年秦国国君孝公即位，下求贤令。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孝公任命其为左庶长，这是商鞅在秦第一次变法。前352年升任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地位）。前350年秦孝公由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这是商鞅在秦第二次变法。前340年，商鞅因战功封为商君（商邑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鞅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前338年秦孝公死，秦国贵族诬陷商鞅谋反，以叛国罪判商鞅死刑，被车裂而死。商鞅的言论及其后学汇集成《商君书》，又称《商君》或《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今存24篇。《商君书》保存了商鞅变法的系统思想。
“影响”商鞅变法的内容。商鞅两次变法，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六个方面。（一）编制户籍，实行“连坐”。为了控制农户和征收赋税，新法规定，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什伍连坐。在什伍之内，各家要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各家必须告发，否则与犯人同罪。告发者和杀敌者同赏。（二）奖励军功，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新法规定，按军功大小赐予爵位和官位。宗室与贵族，如无军功，就削除公族的属籍，也就是剥夺其贵族身份。改革此项，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因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精力转向同敌人作战，达到强兵的目的。（三）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商鞅把农业看做“本业”，把工商业看成“末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新法规定，凡是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是弃农经商，因懒惰而贫困的，要将其全家沦为官府的奴婢。商鞅为改变秦国落后的习俗，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自独立为生，否则，就要加倍收赋税。（四）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实行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井田都归国家所有，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到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成为封建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此，商鞅下令把井田上的土垄、渠道和田界等除掉，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五）废除分封，普遍实行县制。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商鞅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把过去贵族统治的乡、邑、聚（村落）合并成41个县。每县设县令或县长，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由国君任免。（六）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的标准尺，一尺约合今0.23公尺。标准量器，1升约合今0.2公升。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标准度量衡的一件物证。
商鞅变法的意义。秦国地处关中泾水渭水流域。西面、北面为戎、狄之地，没有强敌。南面与楚为邻，有高山屏蔽。东面与魏国接壤，有黄河为界。秦国东向争天下，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势。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比较落后，秦被中原诸侯排斥在会盟之外，把秦国视为戎、狄。秦穆公只能称霸西戎，向东发展受到晋国阻遏。战国初期，魏文侯变法图强，一度称霸诸侯。魏国向西发展，侵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秦国失去了黄河的屏障，降为二等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秦孝公即位，发愤图强，决心改变弱国的地位，不仅要恢复失地，而且还要向东扩展。商鞅入秦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四次游说孝公。前两次说以帝王之道，秦孝公打起了瞌睡，事后还申斥了景监。后两次说以强霸之道，秦孝公十分高兴，不知不觉竟忘了君臣之礼，膝行靠近了商鞅。这个故事说明了秦孝公急于求成，称霸诸侯的雄心。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10年之间，秦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旧贵族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封建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一跃而为头等强国，于是秦孝公迁都咸阳，政治中心转移，积极进行东进的战略准备。外交上，秦齐联合，夹击魏国。前354年，元里之战，秦败魏。前353年桂陵之战，齐败魏。商鞅第二次变法取得成功后，秦国更加国富兵强。前341年马陵之战，齐大败魏国，虏魏太子申，杀魏大将庞涓。魏国连年战败，开始走向衰落。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兵伐魏，与魏将公子�战于安邑。商鞅利用与公子�的旧交，假言结和，诈取了公子�，彻底打败了魏国。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于秦，从安邑向东迁都大梁以避秦兵之逼。从此秦国称雄于东方，并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由上而下的变法革新大部以失败告终，而商鞅变法却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首先，当时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东方六国都先后各自实行变法，魏国首先取得成功而成强国。吴起在楚国变法，中道夭折，楚国最大，甲兵资实为七国之首，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强国。秦国偏处西方，长期受到中原各国的排斥，激发了秦人的忧患意识。秦国正因经济文化落后，大量引进东方人才，朝中官吏五湖四海，保守势力没有东方六国强大。这些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客观条件。
商鞅学识渊博，既是法家、又是兵家。他把兵谋诈术与军令严肃的手段引入政治。首先他四说秦孝公，实质是从各个方面试探了解秦孝公的本意，变法内容针对秦孝公的意图以富国强兵为主题，取得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然后商鞅又与保守势力甘龙、杜挚进行辩论，为新法制造了舆论。在新法执行中，立木取信，争取了民众。历史记载：商鞅在颁布新法时，为了取信于民，他在京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然后张贴布告说：“谁能把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就赏他十金。”民众看了布告，争相走报，传为新闻，但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商鞅针对民众心理，故意提高赏金，宣布加码为五十金。这时有一个冒失鬼当真把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见有人应召，十分高兴，当众赏了五十金。商鞅立木取信，意在昭示新法的严肃性，民众震慑于五十金的威信，不敢怠慢新法，旧贵族感到恐慌，联合起来以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唆使太子犯法，破坏新法的威信。为了维护法纪尊严，商鞅严惩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从此再无人敢触犯新法。但商鞅却得罪了太子驷。后来太子驷即位，他就是秦惠王。商鞅终于未能逃脱车裂的惨祸。商鞅的悲剧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国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口号。后世变法，没有秦孝公的忧患自强精神，变法者没有商鞅的牺牲精神，大多半道夭折，失在于此，可慨也夫！
“余论”商鞅在青年时就深受魏国法家先驱者李悝的影响，立志改革，施展抱负。但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西出函谷关收效于秦国。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商君列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为后人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商鞅个人品质刻暴少恩，推行变法采取了残酷手段，轻罪重判，刑弃灰于道，所以司马迁对商君之短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商鞅受恶名而死，咎由自取。
（李明）
“传略”商鞅（约前390～前338），我国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战国中期卫国公室诸公子，名鞅，因称公孙鞅或卫鞅，入秦后变法有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传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卫国为东方六大国之一魏国的附庸，所以青年时代的商鞅希望在自己的祖国魏国施展才干，投在国相公叔座门下为家臣，职任中庶子，掌卿大夫家族事务。公叔座病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为魏国国相，魏惠王没有采纳。前361年秦国国君孝公即位，下求贤令。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孝公任命其为左庶长，这是商鞅在秦第一次变法。前352年升任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地位）。前350年秦孝公由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这是商鞅在秦第二次变法。前340年，商鞅因战功封为商君（商邑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鞅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前338年秦孝公死，秦国贵族诬陷商鞅谋反，以叛国罪判商鞅死刑，被车裂而死。商鞅的言论及其后学汇集成《商君书》，又称《商君》或《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今存24篇。《商君书》保存了商鞅变法的系统思想。
“影响”商鞅变法的内容。商鞅两次变法，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六个方面。（一）编制户籍，实行“连坐”。为了控制农户和征收赋税，新法规定，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什伍连坐。在什伍之内，各家要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各家必须告发，否则与犯人同罪。告发者和杀敌者同赏。（二）奖励军功，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新法规定，按军功大小赐予爵位和官位。宗室与贵族，如无军功，就削除公族的属籍，也就是剥夺其贵族身份。改革此项，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因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精力转向同敌人作战，达到强兵的目的。（三）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商鞅把农业看做“本业”，把工商业看成“末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新法规定，凡是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是弃农经商，因懒惰而贫困的，要将其全家沦为官府的奴婢。商鞅为改变秦国落后的习俗，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规定凡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自独立为生，否则，就要加倍收赋税。（四）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实行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井田都归国家所有，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到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成为封建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此，商鞅下令把井田上的土垄、渠道和田界等除掉，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五）废除分封，普遍实行县制。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商鞅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把过去贵族统治的乡、邑、聚（村落）合并成41个县。每县设县令或县长，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由国君任免。（六）统一度量衡。商鞅颁布的标准尺，一尺约合今0.23公尺。标准量器，1升约合今0.2公升。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标准度量衡的一件物证。
商鞅变法的意义。秦国地处关中泾水渭水流域。西面、北面为戎、狄之地，没有强敌。南面与楚为邻，有高山屏蔽。东面与魏国接壤，有黄河为界。秦国东向争天下，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势。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比较落后，秦被中原诸侯排斥在会盟之外，把秦国视为戎、狄。秦穆公只能称霸西戎，向东发展受到晋国阻遏。战国初期，魏文侯变法图强，一度称霸诸侯。魏国向西发展，侵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秦国失去了黄河的屏障，降为二等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秦孝公即位，发愤图强，决心改变弱国的地位，不仅要恢复失地，而且还要向东扩展。商鞅入秦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四次游说孝公。前两次说以帝王之道，秦孝公打起了瞌睡，事后还申斥了景监。后两次说以强霸之道，秦孝公十分高兴，不知不觉竟忘了君臣之礼，膝行靠近了商鞅。这个故事说明了秦孝公急于求成，称霸诸侯的雄心。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10年之间，秦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旧贵族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封建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一跃而为头等强国，于是秦孝公迁都咸阳，政治中心转移，积极进行东进的战略准备。外交上，秦齐联合，夹击魏国。前354年，元里之战，秦败魏。前353年桂陵之战，齐败魏。商鞅第二次变法取得成功后，秦国更加国富兵强。前341年马陵之战，齐大败魏国，虏魏太子申，杀魏大将庞涓。魏国连年战败，开始走向衰落。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兵伐魏，与魏将公子�战于安邑。商鞅利用与公子�的旧交，假言结和，诈取了公子�，彻底打败了魏国。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于秦，从安邑向东迁都大梁以避秦兵之逼。从此秦国称雄于东方，并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由上而下的变法革新大部以失败告终，而商鞅变法却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首先，当时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东方六国都先后各自实行变法，魏国首先取得成功而成强国。吴起在楚国变法，中道夭折，楚国最大，甲兵资实为七国之首，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强国。秦国偏处西方，长期受到中原各国的排斥，激发了秦人的忧患意识。秦国正因经济文化落后，大量引进东方人才，朝中官吏五湖四海，保守势力没有东方六国强大。这些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客观条件。
商鞅学识渊博，既是法家、又是兵家。他把兵谋诈术与军令严肃的手段引入政治。首先他四说秦孝公，实质是从各个方面试探了解秦孝公的本意，变法内容针对秦孝公的意图以富国强兵为主题，取得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然后商鞅又与保守势力甘龙、杜挚进行辩论，为新法制造了舆论。在新法执行中，立木取信，争取了民众。历史记载：商鞅在颁布新法时，为了取信于民，他在京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然后张贴布告说：“谁能把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就赏他十金。”民众看了布告，争相走报，传为新闻，但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商鞅针对民众心理，故意提高赏金，宣布加码为五十金。这时有一个冒失鬼当真把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见有人应召，十分高兴，当众赏了五十金。商鞅立木取信，意在昭示新法的严肃性，民众震慑于五十金的威信，不敢怠慢新法，旧贵族感到恐慌，联合起来以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唆使太子犯法，破坏新法的威信。为了维护法纪尊严，商鞅严惩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从此再无人敢触犯新法。但商鞅却得罪了太子驷。后来太子驷即位，他就是秦惠王。商鞅终于未能逃脱车裂的惨祸。商鞅的悲剧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国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口号。后世变法，没有秦孝公的忧患自强精神，变法者没有商鞅的牺牲精神，大多半道夭折，失在于此，可慨也夫！
“余论”商鞅在青年时就深受魏国法家先驱者李悝的影响，立志改革，施展抱负。但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西出函谷关收效于秦国。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史记・商君列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过程和成就，为后人正确地评价商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商鞅个人品质刻暴少恩，推行变法采取了残酷手段，轻罪重判，刑弃灰于道，所以司马迁对商君之短又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商鞅受恶名而死，咎由自取。
（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