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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浪漫情怀的改革家
梭伦
（约前638～前560）
[传略]梭伦，古雅典执政官，政治改革家，诗人。
梭伦出生于雅典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早年经商，足迹遍及希腊诸城邦，并曾到过小亚细亚等地，熟悉各地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由于同情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在中下层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公元前600年左右，年仅30岁的梭伦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夺回被墨加拉占领多年的萨拉米斯岛，声望大增。公元前594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离开雅典，在埃及、塞浦路斯等地游历十余年之久。晚年退隐于家中，专门从事研究和著述。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萨拉米斯岛上。梭伦一生创作了许多诗篇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如“有不少富而可鄙的人，反之，也有不少诚实而贫苦的人。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想舍善行而取财富。财富可以数易其手，而善行却能永垂不朽”，他因此被称为“雅典第一个诗人”。
[影响]梭伦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当时，奴隶制虽然已经在雅典形成，但许多氏族制度依然残留着。氏族贵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利用自己由于出身名门而具有的世袭权力，把持着国家权力中枢“战神山议事会”，并通过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而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工商业奴隶主阶层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不能参与国家决策与管理。氏族贵族占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只能靠一小块“份地”艰难度日。由于食不果腹，农民经常被迫以自己的“份地”为抵押，向贵族借债。贵族在“份地”上竖起一块碑石，如果农民不能按时还债，就得把“份地”折价卖给贵族，自己则沦为“六一农”，即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上交给贵族，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份地”折价后仍不足以偿债，农民只得将自己的子女卖到雅典邦外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贵族手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破产农民正在酝酿武装起义。梭伦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极为同情，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灾祸降临到了每个家庭，院门无法把它阻挡，越过高高的围墙，在房间的一角翱翔。”极度紧张的阶级关系，使他忧心忡忡。因此，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执政官以后，立即着手对雅典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梭伦改革致力于限制贵族的权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国家管理权力。梭伦按财产的多少把全体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每年可从自己田产中收入500麦斗（一麦斗约合52公斤）谷物或油、酒的公民，属第一等级，被称为“富农”；第二等级收入300麦斗，被称为“骑士”；第三等级收入200麦斗，被称为“兵士”；第四等级是收入不足200麦斗的平民，被称为“雇工”。梭伦规定，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不同的等级在军队中充当不同的兵种。一、二等级的公民充当骑兵；第三等级充当重装步兵；第四等级充当普通步兵。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出征时都必须自配装备。在此基础上，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战争、媾和、选举等国家大事，规定各等级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为了限制由贵族控制的“战神山议事会”，梭伦还设立了400人会议组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负责准备和审理公民大会的提案，分割了“战神山议事会”的部分权力。在司法制度方面，梭伦设立了陪审法庭，规定凡雅典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并参与审理案件。
在经济方面，梭伦改革致力于解决“六一农”问题。为此，他颁布了著名的“解负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的债务一律取消，所有债契一律作废；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隶的农民必须被释放，被抵押掉的“份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的雅典公民，由雅典城邦出钱赎回；自“解负令”生效之日起，永远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债务抵押的行为。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梭伦颁布法律，对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额度予以明确规定。这样，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命运，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既有利于农业发展，也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梭伦实行了其他的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如种植树木、开凿水井等。鉴于工商业在雅典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梭伦实行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他规定，手工业者必须世代传习技艺，如果父亲在儿子年轻时没有教会他一种手艺，那么儿子将来有权拒绝赡养父亲。他还奖励有技术的外邦手工业者移居雅典，并且给予他们雅典公民权。他鼓励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橄榄油输出，但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谷物则规定禁止出口。为了便于贸易，他对雅典的币制进行了改革。经济改革的结果，使雅典农业生产保持稳定，谷物基本上自给自足；雅典的手工业蓬勃发展，其产品在爱琴海一带颇具竞争力；雅典商人足迹远播，雅典城邦的名气也远近闻名。
梭伦改革的许多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其内容相当全面细致。改革后的新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对任何人提出控告。这条法令体现出一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它对雅典人的影响深刻且长远。梭伦的表弟、僭主庇西特拉图执政时，有一次被控犯了杀人罪，这位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竟然按时到法庭受审。这件事说明梭伦的立法已经深深植根于雅典的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改革之前，雅典实行的刑法以严酷著称，偷窃水果之类的东西，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改革之后的新法律则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杀人犯。此外，新法律还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婚丧节庆中挥霍无度，等等。梭伦把法律条文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镶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竖立在市场附近的国事厅里，让人民知道法律的内容，遵照法律规定行事。
梭伦改革一度缓解了雅典的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它触动了氏族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下层人民也因改革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境遇而大失所望，雅典政坛面临着新的动荡。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背景下，梭伦以出国考察为借口，离开了雅典。
[余论]梭伦的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以私有财产的多寡来确定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满足了日益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及其他有产阶级获得更多权利的要求，也使旧的血缘亲属团体日益遭到排斥，使不适应新生产力的氏族制度走向消亡。尽管广大下层公民仍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但梭伦改革中仍然包含了不少具有民主色彩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梭伦改革似乎并没有使雅典城邦变得多么强大――它最终在与斯巴达的角逐中战败，但它赋予雅典的民主精神却流传下来，并对欧洲近代民主制度的确立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温和的处世哲学使梭伦改革的内容闪烁着人文关怀的色彩，诗人的浪漫情怀也似乎注定了梭伦的政治归宿。但政治上的失意并不能抹杀这位贵族出身的改革家的高尚人格，他没有贵族的骄矜，没有政治家特有的对权力的贪欲。尽管他没能在权力的神坛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却达到了因善行而永垂不朽的夙愿。
（赵凯）
（约前638～前560）
[传略]梭伦，古雅典执政官，政治改革家，诗人。
梭伦出生于雅典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早年经商，足迹遍及希腊诸城邦，并曾到过小亚细亚等地，熟悉各地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由于同情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在中下层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公元前600年左右，年仅30岁的梭伦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夺回被墨加拉占领多年的萨拉米斯岛，声望大增。公元前594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后来离开雅典，在埃及、塞浦路斯等地游历十余年之久。晚年退隐于家中，专门从事研究和著述。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萨拉米斯岛上。梭伦一生创作了许多诗篇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如“有不少富而可鄙的人，反之，也有不少诚实而贫苦的人。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想舍善行而取财富。财富可以数易其手，而善行却能永垂不朽”，他因此被称为“雅典第一个诗人”。
[影响]梭伦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当时，奴隶制虽然已经在雅典形成，但许多氏族制度依然残留着。氏族贵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利用自己由于出身名门而具有的世袭权力，把持着国家权力中枢“战神山议事会”，并通过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而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工商业奴隶主阶层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不能参与国家决策与管理。氏族贵族占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在他们的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只能靠一小块“份地”艰难度日。由于食不果腹，农民经常被迫以自己的“份地”为抵押，向贵族借债。贵族在“份地”上竖起一块碑石，如果农民不能按时还债，就得把“份地”折价卖给贵族，自己则沦为“六一农”，即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上交给贵族，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份地”折价后仍不足以偿债，农民只得将自己的子女卖到雅典邦外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贵族手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破产农民正在酝酿武装起义。梭伦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极为同情，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灾祸降临到了每个家庭，院门无法把它阻挡，越过高高的围墙，在房间的一角翱翔。”极度紧张的阶级关系，使他忧心忡忡。因此，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执政官以后，立即着手对雅典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梭伦改革致力于限制贵族的权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国家管理权力。梭伦按财产的多少把全体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每年可从自己田产中收入500麦斗（一麦斗约合52公斤）谷物或油、酒的公民，属第一等级，被称为“富农”；第二等级收入300麦斗，被称为“骑士”；第三等级收入200麦斗，被称为“兵士”；第四等级是收入不足200麦斗的平民，被称为“雇工”。梭伦规定，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不同的等级在军队中充当不同的兵种。一、二等级的公民充当骑兵；第三等级充当重装步兵；第四等级充当普通步兵。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出征时都必须自配装备。在此基础上，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战争、媾和、选举等国家大事，规定各等级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为了限制由贵族控制的“战神山议事会”，梭伦还设立了400人会议组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负责准备和审理公民大会的提案，分割了“战神山议事会”的部分权力。在司法制度方面，梭伦设立了陪审法庭，规定凡雅典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并参与审理案件。
在经济方面，梭伦改革致力于解决“六一农”问题。为此，他颁布了著名的“解负令”。根据这个法令，农民的债务一律取消，所有债契一律作废；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隶的农民必须被释放，被抵押掉的“份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的雅典公民，由雅典城邦出钱赎回；自“解负令”生效之日起，永远禁止以自由民人身作债务抵押的行为。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梭伦颁布法律，对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额度予以明确规定。这样，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命运，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既有利于农业发展，也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梭伦实行了其他的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如种植树木、开凿水井等。鉴于工商业在雅典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梭伦实行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他规定，手工业者必须世代传习技艺，如果父亲在儿子年轻时没有教会他一种手艺，那么儿子将来有权拒绝赡养父亲。他还奖励有技术的外邦手工业者移居雅典，并且给予他们雅典公民权。他鼓励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橄榄油输出，但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谷物则规定禁止出口。为了便于贸易，他对雅典的币制进行了改革。经济改革的结果，使雅典农业生产保持稳定，谷物基本上自给自足；雅典的手工业蓬勃发展，其产品在爱琴海一带颇具竞争力；雅典商人足迹远播，雅典城邦的名气也远近闻名。
梭伦改革的许多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其内容相当全面细致。改革后的新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为了自己或受害者的利益，对任何人提出控告。这条法令体现出一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它对雅典人的影响深刻且长远。梭伦的表弟、僭主庇西特拉图执政时，有一次被控犯了杀人罪，这位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竟然按时到法庭受审。这件事说明梭伦的立法已经深深植根于雅典的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改革之前，雅典实行的刑法以严酷著称，偷窃水果之类的东西，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改革之后的新法律则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杀人犯。此外，新法律还规定，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婚丧节庆中挥霍无度，等等。梭伦把法律条文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镶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竖立在市场附近的国事厅里，让人民知道法律的内容，遵照法律规定行事。
梭伦改革一度缓解了雅典的社会危机，但是，由于它触动了氏族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下层人民也因改革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境遇而大失所望，雅典政坛面临着新的动荡。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背景下，梭伦以出国考察为借口，离开了雅典。
[余论]梭伦的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以私有财产的多寡来确定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满足了日益强大的工商业奴隶主及其他有产阶级获得更多权利的要求，也使旧的血缘亲属团体日益遭到排斥，使不适应新生产力的氏族制度走向消亡。尽管广大下层公民仍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但梭伦改革中仍然包含了不少具有民主色彩的内容。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梭伦改革似乎并没有使雅典城邦变得多么强大――它最终在与斯巴达的角逐中战败，但它赋予雅典的民主精神却流传下来，并对欧洲近代民主制度的确立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温和的处世哲学使梭伦改革的内容闪烁着人文关怀的色彩，诗人的浪漫情怀也似乎注定了梭伦的政治归宿。但政治上的失意并不能抹杀这位贵族出身的改革家的高尚人格，他没有贵族的骄矜，没有政治家特有的对权力的贪欲。尽管他没能在权力的神坛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却达到了因善行而永垂不朽的夙愿。
（赵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