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诗人黄瀛与草野心平的对比研究——以各自的越境体验和诗歌为中心
杨伟一黄瀛与草野心平的交往
黄瀛生于1906年，其父是重庆师范学校校长黄泽民，其母是来自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太田喜智。其母当年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了一段时间当地的小学教师后，不久便作为“日清交换教师”来到了中国。父亲去世后，黄瀛在国内迁居数次，最后随母亲及妹妹移居到了母亲的故乡日本千叶县，并于1914年进入八日市场寻常小学。1923年，黄瀛回到了中国，因关东大地震而被迫转入青岛的日本人学校。此时的黄瀛便已开始用日语写诗，并投稿于日本的报刊杂志上。1925年9月，黄瀛的诗在几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新诗人号”的首席，从而以明朗阔达的诗风引起了日本诗坛的注目，成为诗坛的宠儿。
说到黄瀛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的交往，则要追溯到1923年第3期的《诗圣》杂志。当时该杂志刊登了黄瀛的《早春登校》一诗，与此同时也刊登了留学于中国岭南大学的草野心平的《无题》。以此为契机两人开始了书信来往，并一同创办了油印本同人杂志《铜锣》。当时立志成为诗人的黄瀛从青岛返回了东京，而草野心平也因上海发起的反日运动蔓延至全国而被迫回国。尽管日本人草野心平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在东京迎接他的，却是身为中国人的黄瀛。草野心平在“我与黄瀛的今昔”（《诗与诗人》1954年）中这样写道：“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我将《铜锣》第2期塞进行李，返回了日本。在东京迎接我的便是黄瀛。我去神户见了坂本，在大阪见了原理，然后在去东京的途中给当时已经中学毕业在东京准备考大学的黄瀛发了封电报。（中略）于是在黄瀛租借的公寓中，开始了一个月的寄居生活。”1940年，受以前岭南大学同窗、时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的林伯生之邀，草野心平作为宣传部顾问再次来到中国。之后由于日本战败，草野心平与家人一同被收容进了南京日侨集中营。对陷入落魄境遇的心平，黄瀛也是百般照顾。黄瀛曾这样谈到抗战八年后的再度重逢：“在等待遣返列车的那段日子里，他住进了南京日侨集中营。我两三天便邀约他出来一次，请他喝酒以慰藉他。当他被从上海遣返日本之际，我也特意到上海去给他送行。他站在雨中的卡车上朝我不断地挥手，与我道别。”
另一方面，1984年，为黄瀛时隔半世纪之久的成功访日而竭尽心力的人，也正是这位终生的诗友草野心平。“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战后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没有草野心平、宫川寅雄两君的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的友情，还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鳟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来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两人的亲密交往一直持续到1988年草野心平辞世为止，并以《铜锣》和《历程》等诗志为媒介，通过宫泽贤治、高村光太郎等诗人及其诗歌作品，构筑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逾越了文化与国家的屏障，在日本诗歌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作为文化越境者的璀璨一页。
二黄瀛与草野心平的越境体验
借助逾越文化的边界，与异文化进行接触，将有可能催生怎样的崭新文艺作品呢？毋庸赘言，本世纪的课题之一就是基于20世纪的历史经验来分析这一创作机制，并探明具有越境性质的艺术、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应在方式。设若将越境者看作是不能被还原为单一范畴的复合型文化载体，那么，黄瀛与草野心平便都可以被称之为中日文化越境者的典型。他们两人的交友关系也必然会作为文化越境的具体实践个案，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虽然都称之为越境者，但黄瀛与草野心平俩在各种意义上都既是非常相似的存在，同时又是颇具对照性的存在。前者身为中国人，因父亲病逝而随母亲移居千叶县，除去在青岛日本中学的两年生活，黄瀛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日本度过的。而后者身为日本人，曾留学于中国的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在中国度过了其青春岁月的近五年时光。草野心平在学期间痴迷于英美诗歌，尝试着进行了翻译。此外，他还不仅创作了许多自己的诗歌，也接触了大量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版物。也许正是这种中国人的在日经历和日本人的在华经历，即越境体验，使两个人萌生了作为同类的亲近感，从而成了能够互诉心声的诗友。在刊登了黄瀛诗作《早春登校》的《诗圣》杂志上，也同时刊登了草野心平的《无题》一诗。编辑后记称，此诗稿寄自广州岭南大学，不知作者究竟为日本人抑或中国人。见此，黄瀛给草野心平寄去了一封不知是表示关切还是问讯的信件：“你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显然，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黄瀛为寻求自己的同类而发出的讯息。较之同是诗人这样一种同类意识，也许倒是两人都是从中国投稿这样一种同类意识占据了更大的比例，构成了拉近黄瀛和草野心平的直接诱因。设若没有心平的这段中国留学经历，或许就不会有两人长达一生的深厚交情了。换言之，在大部分日本人都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那个年代，毋宁说来到中国留学的草野心平倒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正因为草野心平的越境经历有别于常人，黄瀛才会对其抱有亲近感，进而开始互通书信的吧。
黄瀛前往日本后在东京扩大了交友范围，和中野秀人、高村光太郎、栗木幸次郎、高树寿之助等众多日本诗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拼命汲取着日本诗歌的营养。与此相对，草野心平在广州也不仅沉迷于英美诗歌，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中国白话诗人的诗作，与梁宗岱、刘燧元等中国诗人结交为友。黄瀛在东京认识了不少日本女性朋友，并和文化学院的校友吉田雅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而草野心平在广州也与中国人廖梦醒坠入了爱河。两个人都通过这种在异国的朋友关系和恋爱感情，建立了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广泛人脉，这也对两人此后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回国成为国民党军人的黄瀛即便置身于战争这样一种极限状况中，也非常珍视个人意义上的中日关系。虽然国家处于敌对关系之中，但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却并不受限于此。在这一点上草野心平亦然。同廖梦醒之间那种兄妹般的感情，与廖承志之间那种兄弟般的感情，以及同其他中国人的友情，对于战后的草野心平来说，都成了支撑他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基石。而黄瀛与草野心平俩的交往也总是试图逾越国与国之间的屏障。下面一首诗便是战争年代黄瀛心境的真实写照：
回忆着作为无聊梦境延长线上的战争
草野啊！
我彻夜不眠，想让你安然睡去
抑或还是该我是我
你是你！
去你的安眠药吧！
——我仍旧写不了诗……
——我一边看石井鹤三画的宫本武藏，一边闭上眼睛
既看不见花儿，也看不见战争
既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
伴随着轻微的鼾声
我被拽向那快乐又快乐的另一个世界
同为黄瀛友人的高树寿之助（即日后的菊冈利久）在《黄瀛的烟斗》一文中，被黄瀛和草野心平分手时交换的烟斗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具所深深触动，得出了如下结论：“若是一位日本人同一位中国人能够结为真正的朋友，那么，说明他们相信有一个逾越了战争胜败的‘世界’。而友情就是由此开始的。仅凭那种过于笼统的标语式话语，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一对一开始。并充满了爱与诚实。”这样一种越境者的交往超越了本国的意识形态，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活事例，在“文明冲突”多发的今天，必将给异文化理解和异文化交流方面带来莫大的启示。
三草野心平的越境经历与诗歌的特异性
与异文化的接触对黄瀛和草野心平文。学观的形成和诗歌创作都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就草野心平而言，其诗歌的发端几乎都是在岭南大学孕育而成，并通过创作行为而逐步拓展和深化的。不用说，草野心平作为诗人，其“青春的中心”理所当然地是在其越境体验的主要实施地——岭南大学。换言之，岭南大学就是草野心平诗歌生涯的策源地与出发点。在草野心平的一生中，和中国发生过两次至深的关联。在他的《我的青春记》《支那点点》《点·线·天》、自传中篇《动乱》等作品中，有着大量追溯岭南大学时代的文章。诗人仓桥健一指出：“其间，草野心平依靠贯彻彻底的个人主义，来逐渐把握着作为自我形成的中国。我不禁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中国体验。”黄瀛在《悼念诗友草野心平兄》一文中写道：“每当念及草野君时，首先我想说的便是：自年轻时代至最后作古的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事实上，我所认识的草野心平，从他独自一人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时便是如此了。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所谓大正时期的浪漫。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诗歌的原点便是由此开始的。”其实，这番话也原封不动地同样适用于黄瀛自身。黄瀛作为诗人，其“青春的中心”无疑是在东京，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体味着作为“混血儿”的悲哀，并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身份。正因为他背负着双重血统、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所以，在被这种双重性撕裂的同时，其作为诗人的感受性也磨砺得愈发洗练，进而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诗的浪漫。黄瀛与草野心平俩都在异国的孤独与寂寞中，找到了诗歌这个宣泄口。“之后，在同人杂志《铜锣》《学校》和《历程》上，又一直是‘处在同一旗帜下的他和我’。但在诗歌作品上，似乎彼此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确有什么影响的话，有一点倒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抱着竞争意识，相互刺激，彼此较劲。”换言之，在诗风上尽管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但都同样是在异国他乡创作诗歌，且在诗坛上属于有点非主流的存在——这一点构成了拉近两人距离的最初纽带，其后更是促进了他们作为诗人的竞争意识。
辻井乔先生在《关于心平》一文中是这样描述中国对于草野心平的意义的：“草野对于中国的感情强度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或憧憬这样的程度。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对心平的诗歌世界而言，中国被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存在这样一种地位。也就是说，作为在土地上承载起心平诗歌世界的容器，那广袤的中国平原和天山山脉的延伸乃是必不可少的。”宗左近也在提及“心平的宗教”时指出：“我想，也许在他看来，比起佛经，倒是自己的诗歌中蕴含着更多的宇宙真谛吧……心平到底读过多少佛教的教典，这不得而知。可就算他读过，但因佛陀所讲的佛法（真理）都是观念性的、图示化的东西，想必他也不会喜欢吧。与此相比，似乎中国思想中的‘天’更具实体性，从而容易让心平感到亲近……我觉得，‘天’近乎于心平的宗教……包含了‘天’的大宇宙。难道心平不正是信奉着这些吗？”换言之，心平诗歌中所出现的苍穹与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国思想中“天”的影响，以中国的广阔平原和山脉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不少学者都指出，与其说心平的诗是基于“原始性的庶民感情”，不如说是基于原始性的人类感觉，来创造出了“庞大感情”的世界，不过在笔者看来，在其深处的某个地方还是蕴含了某种思想性的、观念性的、类似于原始生命哲学的要素。人们常说“诗言情”乃是日本文学的传统，而心平的诗歌里就有着大量不能被囊括在短歌式抒情诗中的东西。可以说，这和他的中国文化越境体验不无关系。
在岭南大学的一次“诗会”上，草野心平向美国和中国的听众朗诵了山村暮鸟的一首诗，正是在这时，他豁然领悟到了日语的音乐感。
春だ
春だ
朝だ
雨あがりだ
ああいい
这便是那首诗的开头部分。每一行都短促有力，干净利落，还有头韵与脚韵所带来的韵律感，让美国的教授赞口不绝道：“简直就跟西班牙语一样”。无论从国际地位上，还是从系属理论上来说，日语都被视为孤立的粘着语，同形成世界主流的西欧语言大相径庭，以至于据说很容易让使用它的日本人产生一种自卑感。当听到美国教授评价日语“简直就跟西班牙语一样”时，草野心平这才初次注意到了日语那种单纯组合（特别是长元音组合）的美感。此时，他正好开始在岭南大学文理科大学新设立的日语讲座担任讲师，教中国人日语，这也有助于他去逐渐发现日语的特色与本质。“之前我很注意倾听欧洲各国的语言以及中文里清晰的音韵，尽管倒也不是自卑，但却一直认定，日语中完全不存在音韵……然而从那时起，我真正开始感受到，日语中也包含了它特有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音韵感……我想，甚至不妨说，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语言具备日语这般的独特性了。阳刚的汉字、柔美的平假名与锋锐的片假名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微妙感觉。就如同一只雌雄同体的动物隐藏着自己的杀手锏一般不可小觑，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其他语言所没有的情形。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写诗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而且从造型上来看，就恍如用汉字、平假名以及片假名自由地构筑起来的一座伽蓝。”心平尝试着将这样的理念加以具体的形象化。例如他的诗《磐城七浜》便是一例：
イワキ片仮名のするどさと。
いわき平仮名のなだらかさと。
磐城その漢字の頑丈さをもった磐城七浜を
常に新しい太陽はまんべんなくてらす。
就这样，草野心平终于论及到了日语的“书写”问题。然而不用说，这也是心平语言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其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想来，在日本之外汉字文化圈的生活经历自然给草野心平重新发现日语带来了不少的启示。另外，一般认为，对草野心平的诗歌语言进行研究，是不能避开其所使用的拟态语和所谓“蛙语”的。倘若没有与异文化接触的体验，恐怕他也难以洞悉自己母语的特色和韵律感，更不用说发挥这种特色了。换言之，心平的越境体验在其诗歌中的分量是绝不能忽视的。
四黄瀛的越境经历同诗歌的特异性
而黄瀛作为出生在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之间的中日混血儿，其本身便是一种越境行为的结果。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可能性，即能够拥有逾越意识形态、民族和国境的多重文化。他从幼年时起便在东京一带生活，之后又结交了众多的日本诗友，虽然是中国国籍，但却一直坚持用日语写诗。在东京的诗歌阅历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向，并催生了敢于做出如下断言的诗人黄瀛：“在时间与空间中历尽磨难/无论何时何地，诗一直是我的旅伴。”（《夹竹桃花》。黄瀛评价自己为“诗痴”“一生都生活在诗中”。显然，从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来看，可以说他不是从别的，而恰恰是从诗歌中去寻求自己生命的本质。设若如此，那么如下的结论也就是可以成立的：在他的一生中，东京和日语的存在比第一故乡重庆和母语汉语占据了更重的分量。对于他来说，日语乃是近似于母语的存在，而东京则是他心灵永远的故乡。而且，“中国的日语诗人”这一称谓也象征了他在日本诗坛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他“混血儿”这一出身的特殊性上，继而体现在他诗歌风格的特殊性上。“‘西班牙军人’，这是尾崎喜八对他的称呼。说到底，他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更非西班牙人。他就是黄瀛本身。也不是被割裂后的黄瀛。他悠闲而自由。通过读他的诗来想象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草野心平《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他那稍显口吃的口吻也颇有魅力，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朗读，总觉得某个地方有着一种与日本人不同的趣致。”（《高村光太郎全集10卷》，341页）“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少许口吃的余音却给我以异常美妙的印象。他给了我一张感觉很妙的名片，上面的字体有些奇异，有别于日本的名片。”（木山捷平《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生长于东方诗风带的黄君以那种令人舒服的异国情调和世界主义，让我们羡慕不已。”（堀寿子《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综上所述，黄瀛之所以备受同时代诗人的瞩目，下面的描述构成了其关键词语：“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有别于日本人”“与日本人不同的趣致”“异国情调”“世界主义”等等。这些特色一旦植入诗的世界，就作为崭新的元素显得格外瞩目。
诗人小野十三郎曾是《铜锣》杂志的同人，当他晚年谈到自己折服于黄瀛在使用日语上的特别之处时，说道：“在我看来，黄君的诗歌魅力就在于那种同时代其他诗人作品中所没有的、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黄君写诗时那种语言的佶屈是我们所无法模仿的，我特别被他这一点所吸引。”（《黄君的日语》）
为了印证黄瀛同时代诗人们的以上言论，我们不妨看看黄瀛的诗作《“金水”咖啡馆”——天津回想诗》。这首诗描写了黄瀛同家人住在天津租界的那段日子。
あの日本租界の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云はれた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白いゲートルの可愛らしい中學生姿で
三人の少年が
晩香玉の匂ふ初夏の夜更けに
ぽつかりと
ぽつかりとあの喫茶店金水におちつくのは
冷んやりした夏の夜露のおりるころ
時計がいつも寝ぼけてうつ十二時近くです
しかも夜の電影と白河河岸
綠のフランス花園を歩き疲れたものにとつては
あの金水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白いプリンソーダの味のよさは
實に心にしみるくらゐです
あゝ、あの裏町·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さはがれた去年の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あの涼しい喫茶店金水の灯のもとで
美しくたれ下る糸硝子を眺め乍ら
ひるまの暑さをも打忘れて
三人の少年がこゝろよく語つた夜更けの快適さは
いまの自分にとつても早一昔の夢のやうです
あの朝鮮の美しい女が澤山ゐるといふ富貴胡同近くで
アメリカの無頼兵士の一人歩きを不思議に思つたり
フネフネとよぶ車夫の言葉が
どうしてもわからなかつた去年の夏は
いまの僕にとつて
ほうとになつかしい思ひ出の一つ
も早『すぎ去つた純真時代』と云はれてゐます。
（『日本詩人』大正14年9月号）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便在于音韵上的音乐感与“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对于这首诗，萩原朔太郎在登载于《日本诗人》同年11期的《日本诗人九月号月旦》中写道：“自黄瀛君在第二新人号中被推选为桂冠诗人时起，我便开始关注你了。黄君你的感情和思想有着一种源于气质上的轻快和明朗，也颇具贵公子的风范。且你拥有一种褒义上的健康气质。虽然我以前便一直承认，你在表现上有着卓越的天赋，但此次读罢中国风景诗《‘金水’咖啡馆》，这才初次注意到你在语言音韵上的音乐天赋。你实为有着一副音乐家般敏锐耳朵的诗人。（中略）‘フネフネ’一词的鼻音韵，是多么富有美感，并且有效啊。此外，第三行应该使用‘よく’的地方故意写作了‘ようく’，也可以看出你在音韵的节奏感上具有敏锐的神经。（中略）说来，外国人就是对别国的语言有着非常敏锐的耳朵。例如，就法语或英语来说，日本人就比他们本国国民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其音乐般的韵律。黄君你对日语有着如此敏锐的耳朵，恐怕也正因为是外国人（中国人）的缘故吧。”
正如萩原朔太郎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黄瀛诗歌在音韵上的节奏感，乃是因为他身为一名外国人，才反而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的东西吧。虽说黄瀛一直接受的是日本式教育，但他的身体里却有着一半中国人的血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如其诗友的证词所表明的那般，黄瀛自幼说话便有些口吃。然而，在诗歌创作上，日语口吃者这一不利因素却转化为了一种优势。换言之，黄瀛比日本人对日语更为敏感，形成了一副敏锐的耳朵，因此他才能谱写出饱含其他日本诗人所无法模仿的音乐感与节奏感的诗篇。也许这和草野心平对外国人朗诵日语诗歌时才初次体会到日语的音乐感是同样的道理吧。
另外，就“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来看，在黄瀛的不少诗中，除了日语之外，还使用了片假名词汇、中文词汇，有的地方还将法语、英语等词汇原封不动而又理所当然地运用于其中，让人感觉到就像是在上演一场多种语言的盛大游行一般。
也许这便是只有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黄瀛才能做到的绝活。即便只看这首《“金水”咖啡馆》也会发现，诗中所出现的背景以及小道具无不充满了异国情调。其中除了使用“アイスクリーム（冰淇淋）”、“ソーダ水（苏打水）”、“ゲードル（绑腿）”等诸多外来语（片假名词汇）之外，还夹杂了“租界”、“富贵胡同”、“花园”、“电影”等中文词汇。虽然这是一篇以中国天津为舞台的回想诗篇，但通过在诗中突显出“法国花园”、“朝鲜靓女”、“美国的无赖士兵”等国名，创造出了多国或者说异国的情趣。不过，黄瀛与其说是在刻意为之，不如说是本能地驱使着这些技巧，以酿造出一种异国气氛，从而成功地拓展了现代日语口语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他的诗在当时不啻日本诗界的一股新风。他的确给日本诗界吹来了一股清爽的新风，就俨然是在身穿哔叽衣服的时节，或是风儿在制冰厂的竹帘间嬉戏时，那种闪烁着光芒、映衬出蓝天的清风。”黄瀛的诗歌“大部分都属于抒情诗，但却有着不可思议的韵味，或许该说是西欧理性与东洋感性的混合吧，多少给人一种异国情调。”
不仅日本人认为黄瀛的诗富有异国情调，就是作为中国人的笔者来看，黄瀛的诗也是极具异国情调的。说得极端点，简直可以看作是纯粹的日本诗。只要浏览一下《景星》与《瑞枝》这两册早期诗集（作为诗集出版的黄瀛作品仅此两册），便能管窥到黄瀛诗中所共有的特色。先看看《景星》中的如下三首：
风景
天主教堂上有微弱的光影
消防署的塔尖上是白色的云层
太阳伞在行进
汽笛声慢慢靠近
每当电车通过时，护城河水就不住地战栗
早春
今天，街道洗了个不寻常的日光浴
也没有吹着寒冷的北风
有点潮润的道路尽显春天的泥红
我把妹妹搭在自行车的后筐里
朝日本租界一路驶去
日本小孩正唱着“春天来了”。
年末小诗
年末，母亲也顾不上小憩
可我却躺在床上，读着新年一期的《中央公论》和《妇人公论》
啊，真的对不起
在这些诗中用温和、平易的语言歌咏着日常的各种事物以及生活体验，每件事物都充满了鲜活的色彩以及宜人的芳香。这些诗拥有如同景物速写一般让读者陶醉于其中的魔力。可以说是纯粹的抒情诗、写景诗，且显然是即物的、非观念性的。正如黄瀛自己在《景星》的后记中所写道的那样，这是一部“小小的可爱诗集”。其中收录的诗篇“无一不是我所谓‘小小的可爱诗篇’”，“它们或许无异于六号字大小的风景、照相机、望远镜、切纸刀。时而又是口香糖、钟爱的狼狗。”（《景星》后记）就笔者看来，这正是俳句的世界，是远离中国诗歌正宗传统的存在。从其即物性和非观念性等来看，可以说，较之中国的文学传统，毋宁说黄瀛的诗歌更接近于日本文学的传统。笔者非常赞成胜又浩先生的这一观点：“黄瀛诗歌的本质仍然是抒情诗。从这一意义上说，黄瀛是位不折不扣的日本诗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堪称草野心平代表诗集之一的《第一百阶级》：
蛙是广袤自然的赞美者
蛙是散发着恶臭的无产阶级
蛙是开朗的无政府主义者
是生存在地面上的天国
——诗集《第一百阶级》的起首
冷吧
啊，真冷啊
虫子在叫呢
啊，虫子在叫
马上就要进入泥土吧
泥土里真让人厌恶
瘦了吧
你也瘦得厉害呢
是哪里让你如此痛苦
是腹部吧
取掉腹部，应该会死吧
才不想死呢
冷啊
啊，虫子在叫呢
——《秋夜的对话》
草野心平在1928年出版的这本《第一百阶级》中，收录的全是咏叹青蛙的作品。在其后的创作生涯中，更是陆续出版了《蛙》《校订本·蛙》《第四只蛙》等作品集。这些诗中的世界充满了哀愁，回荡着底层民众的心声，从而被喜欢他的人称之为“青蛙诗人”。伊藤信吉评价《第一百阶级》道：“就整体而言，其诗的思考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上述“秋夜的对话”就描述了两只青蛙在即将进入冬眠前的一个秋夜所进行的对话。无疑，冬眠乃是生与死激烈搏斗的一种临界状态。而两只青蛙一边直面死亡，一边拼命地倾听着虫子的叫声。显然，“包括昆虫在内的世间所有生物谱写出了一首生命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正好与那些生活在痛苦的现实社会里的下层阶级人民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在怜惜生命的外衣下，藏匿着一种隐秘的政治性。”除了将庶民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寄托于蛙身上的《第一百阶级》之外，草野心平还创作了另一些具有独特的社会感觉，乃至宇宙感觉的作品。作为理性与感性浑然交融为一体的罕见诗人，可以说草野心平诗作中的苍穹与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国思想中“天”的影响，以中国广袤的平原及山脉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东西。在那种抒情背后的某个地方，总是存在着大量颇具思想性、哲学性和观念性的部分。“尽管对其表现方式的夸张和观念性众说纷纭，其战争时期的诗集也被认为不无问题，但其超越了传统诗歌表现法的特有表现形式仍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黄瀛曾对草野心平的诗这样评价道：“这位南方诗人充满了健康的热情，带着昼日之美，又仿若月光一般。的确，这是他与本国的任何人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不怀疑，若是草野心平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他是否还能超越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诗言志”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而“诗言情”则是支配整个日本文学的传统——倘若这一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较之黄瀛的诗歌，倒是草野心平的诗歌中有着更接近于中国诗歌的因素。笔者想指出的是，除了作为诗人的资质以外，不同的越境体验也在背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草野心平、黄瀛及《历程》同人的世界主义
草野心平于1946年乘坐遣返船回到日本。他以起航时的情景为题材创作了《别了，中国》。他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离开中国时的断肠愁绪：“不知何时我从一个故乡又有了另一个故乡。两个是各个不同的两个，而且是从原本为一个的命脉中断裂开来的。”正如中国是草野心平的另一个故乡一样，对于流淌着中国和日本两国血液的黄瀛来说，日本亦是他的另一个祖国。但是，正如与谢野薰所说的那样，“日中两国突然落入了那个不幸的时代，从而夺去了原本均衡地保持着日中两种身份同一性的黄瀛放飞的梦想和机会”。显然，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使黄瀛身上原本均衡保持着的中日两种复合的身份被撕裂成两半，甚至于相互对立。不难想象，黄瀛被这双重身份痛苦地撕裂着，对自己处于中日两国临界点上的这种身份也感到了不安吧。但另一方面，黄瀛不是又试图借助创作出更接近于诗歌本质的诗，来承担起自己这种双重身份的责任吗？有着两个故乡（或祖国）的人必然会逾越两种以上的文化，经常处在越境的状态中，必须学会不拘泥于任何一方，保持一种富有流动性的，然而又不丧失自我的生存方式。对于越境者来说，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因为跨越并往来于两种文化之间，越境者们必然被抛掷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不得不时刻与处于动摇中的自己进行对话，从而使他们渐渐对异文化具备了复眼的视觉，萌生出世界主义的意识，也容易由此产生出能够跨越民族和国境，为一切国家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世界文学。
在同人杂志《历程》创刊之际，草野心平曾这样写道：“我们希望，《历程》所发表的诗歌即使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够被人接受、畅行无阻，并能刺激其他国家具有良知的人们。切盼这样的诗在《历程》上层出不穷。我们总是站在世界性的立场上来考量我国的诗歌，作为杂志，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政党，而只是专注于诗歌本身。”换言之，世界主义的诗歌才是《历程》杂志追求的目标。将这种世界主义的意识延伸至所有的生命，便自然产生了草野心平式的关于“蛙”的诗歌。“如此一来，草野心平才可能一生都在天地人蛙之间，时而同天融为一体，时而伫立在大地之上，用温暖的友情来逾越国境等人为的界限，时而成为人，时而化身为蛙，换言之，和天地间的有情万物合而为一，共跳圆舞。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吉原的说法准确地抓住了草野心平诗歌的本质，即较之国际主义，倒是更适合使用宇宙主义一词。”毋庸置疑，这一评价并不只是适用于草野心平，其实，也同样适用于黄瀛和宫泽贤治。虽然人们常用无政府主义这一笼统的词语来概括《铜锣》杂志的诗人们，但在其根基里，无疑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祈盼着逾越了政治和文化屏障的全人类的幸福。上述三位诗人的诗歌都高举着重视独特性、多样性以及宇宙连带感的世界主义旗帜。众所周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多文化间的理解变得不可缺乏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地区冲突导致了新生越境者大量出现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每个人作为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单一范畴的复合型文化存在来把握，并基于这种观点来思考多文化的状况。所以，考察下面这些问题乃是至关重要的，即每一个人是如何开放自我，在自身中去发现并认同多文化性的，而与此相关，这一切又给艺术创造获得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机能开拓了怎样的可能性。也可以说，这正是如今将黄瀛与草野心平作为文化越境者的范例来进行考察的意义与面临的课题吧。
最后，笔者想引用黄瀛在“紫阳花开时”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日本人、中国人，抑或是其他的外国人和侨民，无一不是紫阳花。无数紫色的小花簇拥在一起，绽放成一朵巨大的和谐之花。而诗恰恰是我们心灵的旅伴。”这正是黄瀛——当然，也包括草野心平和宫泽贤治——的诗魂，而且也是他终生不懈追求的世界主义精神吧。
（丁照卿译）
黄瀛生于1906年，其父是重庆师范学校校长黄泽民，其母是来自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太田喜智。其母当年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了一段时间当地的小学教师后，不久便作为“日清交换教师”来到了中国。父亲去世后，黄瀛在国内迁居数次，最后随母亲及妹妹移居到了母亲的故乡日本千叶县，并于1914年进入八日市场寻常小学。1923年，黄瀛回到了中国，因关东大地震而被迫转入青岛的日本人学校。此时的黄瀛便已开始用日语写诗，并投稿于日本的报刊杂志上。1925年9月，黄瀛的诗在几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新诗人号”的首席，从而以明朗阔达的诗风引起了日本诗坛的注目，成为诗坛的宠儿。
说到黄瀛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的交往，则要追溯到1923年第3期的《诗圣》杂志。当时该杂志刊登了黄瀛的《早春登校》一诗，与此同时也刊登了留学于中国岭南大学的草野心平的《无题》。以此为契机两人开始了书信来往，并一同创办了油印本同人杂志《铜锣》。当时立志成为诗人的黄瀛从青岛返回了东京，而草野心平也因上海发起的反日运动蔓延至全国而被迫回国。尽管日本人草野心平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在东京迎接他的，却是身为中国人的黄瀛。草野心平在“我与黄瀛的今昔”（《诗与诗人》1954年）中这样写道：“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我将《铜锣》第2期塞进行李，返回了日本。在东京迎接我的便是黄瀛。我去神户见了坂本，在大阪见了原理，然后在去东京的途中给当时已经中学毕业在东京准备考大学的黄瀛发了封电报。（中略）于是在黄瀛租借的公寓中，开始了一个月的寄居生活。”1940年，受以前岭南大学同窗、时任南京政府宣传部长的林伯生之邀，草野心平作为宣传部顾问再次来到中国。之后由于日本战败，草野心平与家人一同被收容进了南京日侨集中营。对陷入落魄境遇的心平，黄瀛也是百般照顾。黄瀛曾这样谈到抗战八年后的再度重逢：“在等待遣返列车的那段日子里，他住进了南京日侨集中营。我两三天便邀约他出来一次，请他喝酒以慰藉他。当他被从上海遣返日本之际，我也特意到上海去给他送行。他站在雨中的卡车上朝我不断地挥手，与我道别。”
另一方面，1984年，为黄瀛时隔半世纪之久的成功访日而竭尽心力的人，也正是这位终生的诗友草野心平。“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战后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没有草野心平、宫川寅雄两君的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的友情，还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鳟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来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两人的亲密交往一直持续到1988年草野心平辞世为止，并以《铜锣》和《历程》等诗志为媒介，通过宫泽贤治、高村光太郎等诗人及其诗歌作品，构筑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逾越了文化与国家的屏障，在日本诗歌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作为文化越境者的璀璨一页。
二黄瀛与草野心平的越境体验
借助逾越文化的边界，与异文化进行接触，将有可能催生怎样的崭新文艺作品呢？毋庸赘言，本世纪的课题之一就是基于20世纪的历史经验来分析这一创作机制，并探明具有越境性质的艺术、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应在方式。设若将越境者看作是不能被还原为单一范畴的复合型文化载体，那么，黄瀛与草野心平便都可以被称之为中日文化越境者的典型。他们两人的交友关系也必然会作为文化越境的具体实践个案，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
虽然都称之为越境者，但黄瀛与草野心平俩在各种意义上都既是非常相似的存在，同时又是颇具对照性的存在。前者身为中国人，因父亲病逝而随母亲移居千叶县，除去在青岛日本中学的两年生活，黄瀛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日本度过的。而后者身为日本人，曾留学于中国的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在中国度过了其青春岁月的近五年时光。草野心平在学期间痴迷于英美诗歌，尝试着进行了翻译。此外，他还不仅创作了许多自己的诗歌，也接触了大量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版物。也许正是这种中国人的在日经历和日本人的在华经历，即越境体验，使两个人萌生了作为同类的亲近感，从而成了能够互诉心声的诗友。在刊登了黄瀛诗作《早春登校》的《诗圣》杂志上，也同时刊登了草野心平的《无题》一诗。编辑后记称，此诗稿寄自广州岭南大学，不知作者究竟为日本人抑或中国人。见此，黄瀛给草野心平寄去了一封不知是表示关切还是问讯的信件：“你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显然，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黄瀛为寻求自己的同类而发出的讯息。较之同是诗人这样一种同类意识，也许倒是两人都是从中国投稿这样一种同类意识占据了更大的比例，构成了拉近黄瀛和草野心平的直接诱因。设若没有心平的这段中国留学经历，或许就不会有两人长达一生的深厚交情了。换言之，在大部分日本人都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那个年代，毋宁说来到中国留学的草野心平倒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正因为草野心平的越境经历有别于常人，黄瀛才会对其抱有亲近感，进而开始互通书信的吧。
黄瀛前往日本后在东京扩大了交友范围，和中野秀人、高村光太郎、栗木幸次郎、高树寿之助等众多日本诗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拼命汲取着日本诗歌的营养。与此相对，草野心平在广州也不仅沉迷于英美诗歌，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中国白话诗人的诗作，与梁宗岱、刘燧元等中国诗人结交为友。黄瀛在东京认识了不少日本女性朋友，并和文化学院的校友吉田雅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而草野心平在广州也与中国人廖梦醒坠入了爱河。两个人都通过这种在异国的朋友关系和恋爱感情，建立了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广泛人脉，这也对两人此后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回国成为国民党军人的黄瀛即便置身于战争这样一种极限状况中，也非常珍视个人意义上的中日关系。虽然国家处于敌对关系之中，但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却并不受限于此。在这一点上草野心平亦然。同廖梦醒之间那种兄妹般的感情，与廖承志之间那种兄弟般的感情，以及同其他中国人的友情，对于战后的草野心平来说，都成了支撑他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基石。而黄瀛与草野心平俩的交往也总是试图逾越国与国之间的屏障。下面一首诗便是战争年代黄瀛心境的真实写照：
回忆着作为无聊梦境延长线上的战争
草野啊！
我彻夜不眠，想让你安然睡去
抑或还是该我是我
你是你！
去你的安眠药吧！
——我仍旧写不了诗……
——我一边看石井鹤三画的宫本武藏，一边闭上眼睛
既看不见花儿，也看不见战争
既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
伴随着轻微的鼾声
我被拽向那快乐又快乐的另一个世界
同为黄瀛友人的高树寿之助（即日后的菊冈利久）在《黄瀛的烟斗》一文中，被黄瀛和草野心平分手时交换的烟斗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具所深深触动，得出了如下结论：“若是一位日本人同一位中国人能够结为真正的朋友，那么，说明他们相信有一个逾越了战争胜败的‘世界’。而友情就是由此开始的。仅凭那种过于笼统的标语式话语，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一对一开始。并充满了爱与诚实。”这样一种越境者的交往超越了本国的意识形态，作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活事例，在“文明冲突”多发的今天，必将给异文化理解和异文化交流方面带来莫大的启示。
三草野心平的越境经历与诗歌的特异性
与异文化的接触对黄瀛和草野心平文。学观的形成和诗歌创作都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就草野心平而言，其诗歌的发端几乎都是在岭南大学孕育而成，并通过创作行为而逐步拓展和深化的。不用说，草野心平作为诗人，其“青春的中心”理所当然地是在其越境体验的主要实施地——岭南大学。换言之，岭南大学就是草野心平诗歌生涯的策源地与出发点。在草野心平的一生中，和中国发生过两次至深的关联。在他的《我的青春记》《支那点点》《点·线·天》、自传中篇《动乱》等作品中，有着大量追溯岭南大学时代的文章。诗人仓桥健一指出：“其间，草野心平依靠贯彻彻底的个人主义，来逐渐把握着作为自我形成的中国。我不禁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中国体验。”黄瀛在《悼念诗友草野心平兄》一文中写道：“每当念及草野君时，首先我想说的便是：自年轻时代至最后作古的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事实上，我所认识的草野心平，从他独自一人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时便是如此了。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所谓大正时期的浪漫。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诗歌的原点便是由此开始的。”其实，这番话也原封不动地同样适用于黄瀛自身。黄瀛作为诗人，其“青春的中心”无疑是在东京，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体味着作为“混血儿”的悲哀，并不能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身份。正因为他背负着双重血统、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所以，在被这种双重性撕裂的同时，其作为诗人的感受性也磨砺得愈发洗练，进而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诗的浪漫。黄瀛与草野心平俩都在异国的孤独与寂寞中，找到了诗歌这个宣泄口。“之后，在同人杂志《铜锣》《学校》和《历程》上，又一直是‘处在同一旗帜下的他和我’。但在诗歌作品上，似乎彼此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确有什么影响的话，有一点倒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抱着竞争意识，相互刺激，彼此较劲。”换言之，在诗风上尽管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但都同样是在异国他乡创作诗歌，且在诗坛上属于有点非主流的存在——这一点构成了拉近两人距离的最初纽带，其后更是促进了他们作为诗人的竞争意识。
辻井乔先生在《关于心平》一文中是这样描述中国对于草野心平的意义的：“草野对于中国的感情强度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或憧憬这样的程度。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对心平的诗歌世界而言，中国被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存在这样一种地位。也就是说，作为在土地上承载起心平诗歌世界的容器，那广袤的中国平原和天山山脉的延伸乃是必不可少的。”宗左近也在提及“心平的宗教”时指出：“我想，也许在他看来，比起佛经，倒是自己的诗歌中蕴含着更多的宇宙真谛吧……心平到底读过多少佛教的教典，这不得而知。可就算他读过，但因佛陀所讲的佛法（真理）都是观念性的、图示化的东西，想必他也不会喜欢吧。与此相比，似乎中国思想中的‘天’更具实体性，从而容易让心平感到亲近……我觉得，‘天’近乎于心平的宗教……包含了‘天’的大宇宙。难道心平不正是信奉着这些吗？”换言之，心平诗歌中所出现的苍穹与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国思想中“天”的影响，以中国的广阔平原和山脉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不少学者都指出，与其说心平的诗是基于“原始性的庶民感情”，不如说是基于原始性的人类感觉，来创造出了“庞大感情”的世界，不过在笔者看来，在其深处的某个地方还是蕴含了某种思想性的、观念性的、类似于原始生命哲学的要素。人们常说“诗言情”乃是日本文学的传统，而心平的诗歌里就有着大量不能被囊括在短歌式抒情诗中的东西。可以说，这和他的中国文化越境体验不无关系。
在岭南大学的一次“诗会”上，草野心平向美国和中国的听众朗诵了山村暮鸟的一首诗，正是在这时，他豁然领悟到了日语的音乐感。
春だ
春だ
朝だ
雨あがりだ
ああいい
这便是那首诗的开头部分。每一行都短促有力，干净利落，还有头韵与脚韵所带来的韵律感，让美国的教授赞口不绝道：“简直就跟西班牙语一样”。无论从国际地位上，还是从系属理论上来说，日语都被视为孤立的粘着语，同形成世界主流的西欧语言大相径庭，以至于据说很容易让使用它的日本人产生一种自卑感。当听到美国教授评价日语“简直就跟西班牙语一样”时，草野心平这才初次注意到了日语那种单纯组合（特别是长元音组合）的美感。此时，他正好开始在岭南大学文理科大学新设立的日语讲座担任讲师，教中国人日语，这也有助于他去逐渐发现日语的特色与本质。“之前我很注意倾听欧洲各国的语言以及中文里清晰的音韵，尽管倒也不是自卑，但却一直认定，日语中完全不存在音韵……然而从那时起，我真正开始感受到，日语中也包含了它特有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音韵感……我想，甚至不妨说，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语言具备日语这般的独特性了。阳刚的汉字、柔美的平假名与锋锐的片假名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微妙感觉。就如同一只雌雄同体的动物隐藏着自己的杀手锏一般不可小觑，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其他语言所没有的情形。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写诗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而且从造型上来看，就恍如用汉字、平假名以及片假名自由地构筑起来的一座伽蓝。”心平尝试着将这样的理念加以具体的形象化。例如他的诗《磐城七浜》便是一例：
イワキ片仮名のするどさと。
いわき平仮名のなだらかさと。
磐城その漢字の頑丈さをもった磐城七浜を
常に新しい太陽はまんべんなくてらす。
就这样，草野心平终于论及到了日语的“书写”问题。然而不用说，这也是心平语言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对其理论的发展和延伸。想来，在日本之外汉字文化圈的生活经历自然给草野心平重新发现日语带来了不少的启示。另外，一般认为，对草野心平的诗歌语言进行研究，是不能避开其所使用的拟态语和所谓“蛙语”的。倘若没有与异文化接触的体验，恐怕他也难以洞悉自己母语的特色和韵律感，更不用说发挥这种特色了。换言之，心平的越境体验在其诗歌中的分量是绝不能忽视的。
四黄瀛的越境经历同诗歌的特异性
而黄瀛作为出生在中国父亲和日本母亲之间的中日混血儿，其本身便是一种越境行为的结果。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可能性，即能够拥有逾越意识形态、民族和国境的多重文化。他从幼年时起便在东京一带生活，之后又结交了众多的日本诗友，虽然是中国国籍，但却一直坚持用日语写诗。在东京的诗歌阅历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向，并催生了敢于做出如下断言的诗人黄瀛：“在时间与空间中历尽磨难/无论何时何地，诗一直是我的旅伴。”（《夹竹桃花》。黄瀛评价自己为“诗痴”“一生都生活在诗中”。显然，从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来看，可以说他不是从别的，而恰恰是从诗歌中去寻求自己生命的本质。设若如此，那么如下的结论也就是可以成立的：在他的一生中，东京和日语的存在比第一故乡重庆和母语汉语占据了更重的分量。对于他来说，日语乃是近似于母语的存在，而东京则是他心灵永远的故乡。而且，“中国的日语诗人”这一称谓也象征了他在日本诗坛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他“混血儿”这一出身的特殊性上，继而体现在他诗歌风格的特殊性上。“‘西班牙军人’，这是尾崎喜八对他的称呼。说到底，他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更非西班牙人。他就是黄瀛本身。也不是被割裂后的黄瀛。他悠闲而自由。通过读他的诗来想象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草野心平《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他那稍显口吃的口吻也颇有魅力，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朗读，总觉得某个地方有着一种与日本人不同的趣致。”（《高村光太郎全集10卷》，341页）“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少许口吃的余音却给我以异常美妙的印象。他给了我一张感觉很妙的名片，上面的字体有些奇异，有别于日本的名片。”（木山捷平《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生长于东方诗风带的黄君以那种令人舒服的异国情调和世界主义，让我们羡慕不已。”（堀寿子《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刊》）综上所述，黄瀛之所以备受同时代诗人的瞩目，下面的描述构成了其关键词语：“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有别于日本人”“与日本人不同的趣致”“异国情调”“世界主义”等等。这些特色一旦植入诗的世界，就作为崭新的元素显得格外瞩目。
诗人小野十三郎曾是《铜锣》杂志的同人，当他晚年谈到自己折服于黄瀛在使用日语上的特别之处时，说道：“在我看来，黄君的诗歌魅力就在于那种同时代其他诗人作品中所没有的、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黄君写诗时那种语言的佶屈是我们所无法模仿的，我特别被他这一点所吸引。”（《黄君的日语》）
为了印证黄瀛同时代诗人们的以上言论，我们不妨看看黄瀛的诗作《“金水”咖啡馆”——天津回想诗》。这首诗描写了黄瀛同家人住在天津租界的那段日子。
あの日本租界の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云はれた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白いゲートルの可愛らしい中學生姿で
三人の少年が
晩香玉の匂ふ初夏の夜更けに
ぽつかりと
ぽつかりとあの喫茶店金水におちつくのは
冷んやりした夏の夜露のおりるころ
時計がいつも寝ぼけてうつ十二時近くです
しかも夜の電影と白河河岸
綠のフランス花園を歩き疲れたものにとつては
あの金水のアイスクリーム
白いプリンソーダの味のよさは
實に心にしみるくらゐです
あゝ、あの裏町·富貴胡同近くで
フネフネとさはがれた去年の夏の夜は
ようくアイスクリームやソーダ水をすゝつたものです
あの涼しい喫茶店金水の灯のもとで
美しくたれ下る糸硝子を眺め乍ら
ひるまの暑さをも打忘れて
三人の少年がこゝろよく語つた夜更けの快適さは
いまの自分にとつても早一昔の夢のやうです
あの朝鮮の美しい女が澤山ゐるといふ富貴胡同近くで
アメリカの無頼兵士の一人歩きを不思議に思つたり
フネフネとよぶ車夫の言葉が
どうしてもわからなかつた去年の夏は
いまの僕にとつて
ほうとになつかしい思ひ出の一つ
も早『すぎ去つた純真時代』と云はれてゐます。
（『日本詩人』大正14年9月号）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便在于音韵上的音乐感与“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对于这首诗，萩原朔太郎在登载于《日本诗人》同年11期的《日本诗人九月号月旦》中写道：“自黄瀛君在第二新人号中被推选为桂冠诗人时起，我便开始关注你了。黄君你的感情和思想有着一种源于气质上的轻快和明朗，也颇具贵公子的风范。且你拥有一种褒义上的健康气质。虽然我以前便一直承认，你在表现上有着卓越的天赋，但此次读罢中国风景诗《‘金水’咖啡馆》，这才初次注意到你在语言音韵上的音乐天赋。你实为有着一副音乐家般敏锐耳朵的诗人。（中略）‘フネフネ’一词的鼻音韵，是多么富有美感，并且有效啊。此外，第三行应该使用‘よく’的地方故意写作了‘ようく’，也可以看出你在音韵的节奏感上具有敏锐的神经。（中略）说来，外国人就是对别国的语言有着非常敏锐的耳朵。例如，就法语或英语来说，日本人就比他们本国国民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其音乐般的韵律。黄君你对日语有着如此敏锐的耳朵，恐怕也正因为是外国人（中国人）的缘故吧。”
正如萩原朔太郎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黄瀛诗歌在音韵上的节奏感，乃是因为他身为一名外国人，才反而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的东西吧。虽说黄瀛一直接受的是日本式教育，但他的身体里却有着一半中国人的血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如其诗友的证词所表明的那般，黄瀛自幼说话便有些口吃。然而，在诗歌创作上，日语口吃者这一不利因素却转化为了一种优势。换言之，黄瀛比日本人对日语更为敏感，形成了一副敏锐的耳朵，因此他才能谱写出饱含其他日本诗人所无法模仿的音乐感与节奏感的诗篇。也许这和草野心平对外国人朗诵日语诗歌时才初次体会到日语的音乐感是同样的道理吧。
另外，就“新鲜的语言运用方式”来看，在黄瀛的不少诗中，除了日语之外，还使用了片假名词汇、中文词汇，有的地方还将法语、英语等词汇原封不动而又理所当然地运用于其中，让人感觉到就像是在上演一场多种语言的盛大游行一般。
也许这便是只有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黄瀛才能做到的绝活。即便只看这首《“金水”咖啡馆》也会发现，诗中所出现的背景以及小道具无不充满了异国情调。其中除了使用“アイスクリーム（冰淇淋）”、“ソーダ水（苏打水）”、“ゲードル（绑腿）”等诸多外来语（片假名词汇）之外，还夹杂了“租界”、“富贵胡同”、“花园”、“电影”等中文词汇。虽然这是一篇以中国天津为舞台的回想诗篇，但通过在诗中突显出“法国花园”、“朝鲜靓女”、“美国的无赖士兵”等国名，创造出了多国或者说异国的情趣。不过，黄瀛与其说是在刻意为之，不如说是本能地驱使着这些技巧，以酿造出一种异国气氛，从而成功地拓展了现代日语口语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他的诗在当时不啻日本诗界的一股新风。他的确给日本诗界吹来了一股清爽的新风，就俨然是在身穿哔叽衣服的时节，或是风儿在制冰厂的竹帘间嬉戏时，那种闪烁着光芒、映衬出蓝天的清风。”黄瀛的诗歌“大部分都属于抒情诗，但却有着不可思议的韵味，或许该说是西欧理性与东洋感性的混合吧，多少给人一种异国情调。”
不仅日本人认为黄瀛的诗富有异国情调，就是作为中国人的笔者来看，黄瀛的诗也是极具异国情调的。说得极端点，简直可以看作是纯粹的日本诗。只要浏览一下《景星》与《瑞枝》这两册早期诗集（作为诗集出版的黄瀛作品仅此两册），便能管窥到黄瀛诗中所共有的特色。先看看《景星》中的如下三首：
风景
天主教堂上有微弱的光影
消防署的塔尖上是白色的云层
太阳伞在行进
汽笛声慢慢靠近
每当电车通过时，护城河水就不住地战栗
早春
今天，街道洗了个不寻常的日光浴
也没有吹着寒冷的北风
有点潮润的道路尽显春天的泥红
我把妹妹搭在自行车的后筐里
朝日本租界一路驶去
日本小孩正唱着“春天来了”。
年末小诗
年末，母亲也顾不上小憩
可我却躺在床上，读着新年一期的《中央公论》和《妇人公论》
啊，真的对不起
在这些诗中用温和、平易的语言歌咏着日常的各种事物以及生活体验，每件事物都充满了鲜活的色彩以及宜人的芳香。这些诗拥有如同景物速写一般让读者陶醉于其中的魔力。可以说是纯粹的抒情诗、写景诗，且显然是即物的、非观念性的。正如黄瀛自己在《景星》的后记中所写道的那样，这是一部“小小的可爱诗集”。其中收录的诗篇“无一不是我所谓‘小小的可爱诗篇’”，“它们或许无异于六号字大小的风景、照相机、望远镜、切纸刀。时而又是口香糖、钟爱的狼狗。”（《景星》后记）就笔者看来，这正是俳句的世界，是远离中国诗歌正宗传统的存在。从其即物性和非观念性等来看，可以说，较之中国的文学传统，毋宁说黄瀛的诗歌更接近于日本文学的传统。笔者非常赞成胜又浩先生的这一观点：“黄瀛诗歌的本质仍然是抒情诗。从这一意义上说，黄瀛是位不折不扣的日本诗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堪称草野心平代表诗集之一的《第一百阶级》：
蛙是广袤自然的赞美者
蛙是散发着恶臭的无产阶级
蛙是开朗的无政府主义者
是生存在地面上的天国
——诗集《第一百阶级》的起首
冷吧
啊，真冷啊
虫子在叫呢
啊，虫子在叫
马上就要进入泥土吧
泥土里真让人厌恶
瘦了吧
你也瘦得厉害呢
是哪里让你如此痛苦
是腹部吧
取掉腹部，应该会死吧
才不想死呢
冷啊
啊，虫子在叫呢
——《秋夜的对话》
草野心平在1928年出版的这本《第一百阶级》中，收录的全是咏叹青蛙的作品。在其后的创作生涯中，更是陆续出版了《蛙》《校订本·蛙》《第四只蛙》等作品集。这些诗中的世界充满了哀愁，回荡着底层民众的心声，从而被喜欢他的人称之为“青蛙诗人”。伊藤信吉评价《第一百阶级》道：“就整体而言，其诗的思考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上述“秋夜的对话”就描述了两只青蛙在即将进入冬眠前的一个秋夜所进行的对话。无疑，冬眠乃是生与死激烈搏斗的一种临界状态。而两只青蛙一边直面死亡，一边拼命地倾听着虫子的叫声。显然，“包括昆虫在内的世间所有生物谱写出了一首生命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正好与那些生活在痛苦的现实社会里的下层阶级人民的形象重合在一起。在怜惜生命的外衣下，藏匿着一种隐秘的政治性。”除了将庶民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寄托于蛙身上的《第一百阶级》之外，草野心平还创作了另一些具有独特的社会感觉，乃至宇宙感觉的作品。作为理性与感性浑然交融为一体的罕见诗人，可以说草野心平诗作中的苍穹与大宇宙乃是受到中国思想中“天”的影响，以中国广袤的平原及山脉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东西。在那种抒情背后的某个地方，总是存在着大量颇具思想性、哲学性和观念性的部分。“尽管对其表现方式的夸张和观念性众说纷纭，其战争时期的诗集也被认为不无问题，但其超越了传统诗歌表现法的特有表现形式仍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黄瀛曾对草野心平的诗这样评价道：“这位南方诗人充满了健康的热情，带着昼日之美，又仿若月光一般。的确，这是他与本国的任何人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不怀疑，若是草野心平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他是否还能超越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诗言志”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而“诗言情”则是支配整个日本文学的传统——倘若这一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较之黄瀛的诗歌，倒是草野心平的诗歌中有着更接近于中国诗歌的因素。笔者想指出的是，除了作为诗人的资质以外，不同的越境体验也在背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草野心平、黄瀛及《历程》同人的世界主义
草野心平于1946年乘坐遣返船回到日本。他以起航时的情景为题材创作了《别了，中国》。他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离开中国时的断肠愁绪：“不知何时我从一个故乡又有了另一个故乡。两个是各个不同的两个，而且是从原本为一个的命脉中断裂开来的。”正如中国是草野心平的另一个故乡一样，对于流淌着中国和日本两国血液的黄瀛来说，日本亦是他的另一个祖国。但是，正如与谢野薰所说的那样，“日中两国突然落入了那个不幸的时代，从而夺去了原本均衡地保持着日中两种身份同一性的黄瀛放飞的梦想和机会”。显然，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使黄瀛身上原本均衡保持着的中日两种复合的身份被撕裂成两半，甚至于相互对立。不难想象，黄瀛被这双重身份痛苦地撕裂着，对自己处于中日两国临界点上的这种身份也感到了不安吧。但另一方面，黄瀛不是又试图借助创作出更接近于诗歌本质的诗，来承担起自己这种双重身份的责任吗？有着两个故乡（或祖国）的人必然会逾越两种以上的文化，经常处在越境的状态中，必须学会不拘泥于任何一方，保持一种富有流动性的，然而又不丧失自我的生存方式。对于越境者来说，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因为跨越并往来于两种文化之间，越境者们必然被抛掷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中，不得不时刻与处于动摇中的自己进行对话，从而使他们渐渐对异文化具备了复眼的视觉，萌生出世界主义的意识，也容易由此产生出能够跨越民族和国境，为一切国家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世界文学。
在同人杂志《历程》创刊之际，草野心平曾这样写道：“我们希望，《历程》所发表的诗歌即使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能够被人接受、畅行无阻，并能刺激其他国家具有良知的人们。切盼这样的诗在《历程》上层出不穷。我们总是站在世界性的立场上来考量我国的诗歌，作为杂志，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政党，而只是专注于诗歌本身。”换言之，世界主义的诗歌才是《历程》杂志追求的目标。将这种世界主义的意识延伸至所有的生命，便自然产生了草野心平式的关于“蛙”的诗歌。“如此一来，草野心平才可能一生都在天地人蛙之间，时而同天融为一体，时而伫立在大地之上，用温暖的友情来逾越国境等人为的界限，时而成为人，时而化身为蛙，换言之，和天地间的有情万物合而为一，共跳圆舞。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吉原的说法准确地抓住了草野心平诗歌的本质，即较之国际主义，倒是更适合使用宇宙主义一词。”毋庸置疑，这一评价并不只是适用于草野心平，其实，也同样适用于黄瀛和宫泽贤治。虽然人们常用无政府主义这一笼统的词语来概括《铜锣》杂志的诗人们，但在其根基里，无疑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祈盼着逾越了政治和文化屏障的全人类的幸福。上述三位诗人的诗歌都高举着重视独特性、多样性以及宇宙连带感的世界主义旗帜。众所周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多文化间的理解变得不可缺乏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地区冲突导致了新生越境者大量出现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每个人作为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单一范畴的复合型文化存在来把握，并基于这种观点来思考多文化的状况。所以，考察下面这些问题乃是至关重要的，即每一个人是如何开放自我，在自身中去发现并认同多文化性的，而与此相关，这一切又给艺术创造获得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机能开拓了怎样的可能性。也可以说，这正是如今将黄瀛与草野心平作为文化越境者的范例来进行考察的意义与面临的课题吧。
最后，笔者想引用黄瀛在“紫阳花开时”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无论男女老幼，也无论日本人、中国人，抑或是其他的外国人和侨民，无一不是紫阳花。无数紫色的小花簇拥在一起，绽放成一朵巨大的和谐之花。而诗恰恰是我们心灵的旅伴。”这正是黄瀛——当然，也包括草野心平和宫泽贤治——的诗魂，而且也是他终生不懈追求的世界主义精神吧。
（丁照卿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