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宫泽贤治与黄瀛
栗原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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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贤治（1896年生）与黄瀛（1906年生）的相见，是在贤治将近晚年的1929年春天。黄瀛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旅行到花卷温泉之机，特向上级军官请假，前去拜访了宫泽家。与病榻上的宫泽会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宫泽33岁，黄瀛23岁。黄瀛曾多次提到这一段往事，第一次是在他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自南京》里，发表在草野心平主编的《追悼宫泽贤治》（次郎社，1934年）上，第二次则是在67年后的1996年，即“宫泽贤治国际研究大会”召开之时，黄瀛发表了题为《日益繁荣的宫泽贤治》（《向整个世界传播的宫泽贤治——宫泽贤治国际研讨大会记录集vol，1》宫泽贤治学会伊哈托布中心，1997年）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我当时作为主办方——宫泽贤治学会的幕后工作人员，正好有幸在演讲者的休息室里见到了黄瀛先生，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他。黄瀛先生虽是高龄之身，但却神采奕奕，看起来颇为年轻，让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前面介绍的回忆录里黄瀛先生曾经提到，“在于《日本诗人》上评论《春与阿修罗》之前我就知道他了”。而说到这个评论，是指佐藤在1924年12月号的《日本诗人》上发表的《十三年度的诗集》（指大正十三年度）。这篇文章对4月出版的《心象素描春与阿修罗》（关根书店出版）极力赞赏，评价为“（大正）十三年的最大收获”。这是继尾山笃二郎在和歌杂志《自然》（6月号）上对宫泽的介绍、辻润的随笔《惰眠洞妄语》（《读卖新闻》7月23日）和红罗宇在当地报纸《岩手日报》上的相关评论之后，诗坛对宫泽贤治进行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评论。而黄瀛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他早在这个评论之前就知道了宫泽的存在。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黄瀛先生感到非常地骄傲，为自己不是借助他人，而是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专注于“心象素描”的宫泽。在这骄傲之中，蕴含着他作为诗人的强烈共鸣。后来黄瀛将“心象素描”这个词原封不动地实践在自己的诗歌当中，从而再次印证了这种诗人间的共鸣。
两人唯一的那次见面是在评论发表将近5年后的一个晚上。见面的经过是这样的：经区队长许可，在郊外的花卷温泉，“晚上大伙儿都余兴未了，我则独自一人坐电车返回花卷，去拜访宫泽的家。”宫泽家原先是经营当铺和旧衣铺的，后来在1926年由他弟弟清六改成了专营建筑五金的宫泽商会。同年宫泽从花卷农校辞职，从事的农民运动。由于过度操劳，宫泽于1928年病倒了，尽管好不容易病情才转危为安，但仍旧卧病在床。“我本想立刻回去，好像是他弟弟还是什么人出来，说本人一定要见我一面，于是我进了宫泽君的病室。我们俩大概是先从各自对对方的想象开始聊起的。”之前说好的“只聊5分钟”的约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宫泽君一再挽留，“结果聊了半小时之久。比起诗歌来，聊得更多的是有关宗教的话题。”
关于聊宗教这件事，黄瀛先生这样写道：“我在那间昏暗的病室里，一边仔细端详着宫泽君，一边听着不明就里的‘大宗教’话题。他说话时那种咄咄的口吻让我有点害怕。”
仅有的一次会面后，时隔67年，后者在演讲中再现并补充了那段记忆。“那时的宫泽由于生病，身体很孱弱。他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但“如果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宫泽贤治分明透着诗人的威严和美感”。虽然那次会面并没有怎么谈论诗歌，但黄瀛先生说，他是“在心里面”怀着“你的诗很好，我的诗也不赖”的感觉去与宫泽见面的。黄瀛先生这样描述了关于优秀诗人的评判标准：“不知道名字”也能知道是谁的作品，写这种诗的诗人就是优秀的诗人。“幸运的是，宫泽的诗就属于这种诗，没有名字也知道它是宫泽贤治的诗。”他进一步讲到关于见面时提到的“宗教”话题。
黄瀛先生是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的，“那时还只是个小青年。说是青年，其实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不是很明白，只是觉得宗教什么的很无聊。但是听宫泽讲得津津有味，我意识到他确实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期待。后来他提到，而我正好对田中智学也略知一二，我在浅草附近寄宿的时候，知道他很受平民百姓的尊重，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就比较起劲儿了。我那时对于宗教完全一窍不通，如果说是把宗教放置在大宗教之下来加以利用，未免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但他就是想尝试这样做。”按照黄瀛的理解，宫泽所说的“大宗教”，不是指日本那种划分为众多宗派，只在家中面朝佛坛祭拜的东西，“他觉得东南亚的佛教很有点魅力”，“想把这种宗教传播到缅甸、越南等，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中发挥作用”。
演讲过程中的话语，反映出经历了整个战时和战后的黄瀛在认识上的逐渐深化，是对《自南京》这篇文章中记叙的“让我有点害怕”这一措辞的背景性补充，不仅具体举出了田中智学的名字，还为解开晦涩难懂的“大宗教”这一说法的微妙含意提供了线索。
2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带给世人巨大的冲击。复兴景气之后又是严重的大萧条，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内部阶层的分化现象更是不容忽视，也造成日本东北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面对这一现状，1926年3月，宫泽贤治离开工作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花卷农校，选择宫泽家在花卷郊外的另一处家产开始了独居的农耕生活，并以那里为据点创办了罗须地人协会。宫泽作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有任何靠山的一介农夫，奉献出了全部的力量，以迈向建设一个崭新农村的伟大理想。
他将自己掌握的土壤学、化学、肥料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运用于农业增产，并用副业来带动经济发展，举办音乐、戏剧表演、艺能表演等文化活动，立志给农村带来活力和光明。
此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贤治的弟弟清六已作为一年志愿兵参军入伍了，但家里还是反复讨论了次子退伍后重振家业的构想以及长子贤治的人生转轨。家中的这一讨论微妙而又严肃。先是在哥哥和弟弟之间，弟弟和父母之间一点点地达成一致，最后则由父亲政次郎拍板，决定在保持家族原有家规的前提下，让退伍回来的次子清六留在家中主持家业，而让长子贤治辞掉农校教师之职，以不分家不除籍的形式，去宫泽家位于下根子樱的一处别宅独自生活，开展其农村活动。
说到贤治与入伍的弟弟清六之间互相探讨交流的情景，可以从其后留下来的几封写给清六的信中一探究竟。
1925年7月25日的书简里，贤治一边慰问军事训练后疲惫的弟弟，一边表达了对弟弟的期许。他说：“我这里尽是令人愉悦的工作。将来我们两人一起大干一场吧。我们有的是力气，再说也没有欲望。不管进展顺不顺利，都愉快地干活挣钱吧。”贤治去青森县山田野外演习场的宿舍探望清六回来，于9月21日的书信中，一边回忆探望日那天在兵营里的“令人愉快的宁静”，一边写道：“体验到了当各种阴暗的思想在太阳的照射下和汗水一道升华后所留下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让我们愉快而正确地向前迈进吧。能够享受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于是，贤治呼唤道：“如果在风中在光里忘记自我，把世界当成自己脚下的庭院，抑或某一天心神驰骋，将自己幻化成整个无限的银河系，那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吗？”清六在一封信中把关于新事业的构想告诉了贤治。作为回应，在12月1日的回信中贤治这样记叙道：“你的计划非常实在而且清晰明了，我非常赞成。/它很可行，我愿意竭尽全力辅佐你。父亲也非常高兴。/我觉得你那新活的热情和透明的计划一定可以让我们这个一时有点衰落的家（都怪我的任性）再次变得欣欣向荣，热热闹闹起来。”“（都怪我的任性）”这句话显然是贤治自我反省的一种表达，即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子既没有老老实实地继承家业，也没有担负起打理家务的责任。
弟弟虽是老二，却是整个家族实质上的顶梁柱。作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哥哥，他对被迫承担这一切的弟弟深感歉意，从上述信函中既能感受到贤治的这种内疚，又能感受到他与弟弟同心一气，并激励弟弟的良苦用心。“在风中在光里忘记自我，把世界当成自己脚下的庭院，某一天心神驰骋，将自己幻化成整个无限的银河系。”——宫泽把这一切看作是快乐与正确的。而这正是他自己在其宗教理念的原点上所发现的世界观和宇宙意识。这也是他所坚信不疑的某种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洗涤人间的污秽所带来的伦理上的罪孽。
而在体现这一世界观和宗教意识的前提下生存，这本身就是一种“行”，而其场所就类似于“修行”的道场。设若这样，那么，就算在此提出抛开一切社会地位和世俗背景的要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并且从农校教师的经历中，宫泽也痛切感受到，想要被现实的农村真正接纳，自己必须先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话虽如此，在当时的日本东北地区，想要当一名农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宫泽在以赠给农校学生的口吻所创作的诗篇《告别》（所署的日期是1925年10月25日）里面，写道：“还没有告诉你，四月时我将不在学校，也许将踏上黑暗而险峻的道路。”这表明宫泽本人已然做好了思想准备。
虽说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才开始独居自炊的开垦生活的，但在大致安定下来之前，还是困难不断，超乎想象。在当时，一般的农家都是靠劳动力来进行家族式劳动的，而宫泽却没有固定的帮手，自己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甚至还尝试着免费为农民进行肥料设计咨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近似于蛮干。但宫泽却通过变卖藏书、唱片，甚至去借钱来筹措资金，种植蔬菜和鲜花，举办肥料设计咨询，利用初冬到初春的农闲期招募人员，几乎每隔十天便举办一次讲习。而内容则各种各样，包括农业科技知识，农业专用世界语培训、农民艺术讲座、冬季制品等的副业研究和乐器合奏练习等。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春季耕作，宫泽尤其热心于举办改良水稻的肥料设计咨询。这也是因为在当时岩手的地方农业中，最实在最稳定的经济作物就要数水稻了。宫泽自己把提高水稻产量定为目标，从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后的研修生时代起，就在县内各地进行地质考察，验证增产方法。宫泽确信，只有让这些经验加上土壤学、肥料学、化学、植物生理学等的知识，再辅之以在实际中适当运用这些知识的精神，才能从中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
宫泽在花卷和附近的石鸟谷等地开设了免费的肥料设计咨询所，为来访农民进行相应的设计，有时还根据要求到各地出差。听说仅昭和二年上半年，他所做的肥料设计书（施肥表）就超过了两千张。另一方面，宫泽还同时在支持劳动农民党稗和支部，为他们租借事务所，还捐赠桌椅和誊写版印刷机，四处募集款项。劳动农民党是在合法层面上进行活动的一个无产者政党，受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日本共产党领导。宫泽曾在1928年2月该党的一次普通选举时，邀约了罗须地人协会的年轻农民一同去观看候选者的演说会场。对于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宫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作为对佃农、小自耕农的一种支援，宫泽还给劳动农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几近于一个共产运动的支持者。从根本上讲，宫泽的立场和行动并不是作为既存政治团体或信仰团体中的一员而采取的东西，而毋宁说应该被看成是作为个体的一种实践，就好比是先由自己创办，然后一边不断注入自己的期待，一边摸索着而成形的一种东西吧。
为了消除前来咨询肥料设计的农民的不安，宫泽许诺一旦出现损失会立即给予赔偿。对自己无偿提供的肥料设计，宫泽扛下了全部的责任。这一点除了有关人员的证词可以作证外，他自己的诗篇《不要再操劳了》（《春与阿修罗第三集》）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可即使这么做，也仍然未给农村带来显著的变化，这使宫泽感到苦恼与绝望。这些都抒发在了《做什么都来不及》（同上）等诗篇里。不过另一方面，也有表达因看到被雨水打弯后又挺立起来的水稻而感到喜悦的诗篇——《微风遍吹河谷》，还有为那些因辛劳而消瘦的年轻人的成长而进行祈祷的《明天的这块土地啊》等佳作。正是在这种喜悦、希望和前述的苦闷、绝望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振幅表明宫泽贤治所直面的现实有多么艰难。
宫泽1928年6月一度上京，回乡后天气持续反常，他仍然硬撑着不停工作，终于在8月份积劳成疾，高烧不止，在自家一病不起。一度出现复原的迹象，不料又马上病倒。12月份终因感冒引发急性肺炎，酿成重病。
宫泽独身一人离开家门，下定决心踏上带给农村以光明与财富的自我献身之路。尽管有人批评道，是近乎蛮干的过度操劳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也必须看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倒下的宫泽，“父母”和“弟弟”总是伸出双手再次接纳他，这让宫泽被包围在亲人们的“恩情与好意”之中，同时也让他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那片恐怖的乌云》、《病中》）
3
黄瀛于昭和四年春天的这次拜访，正逢宫泽好不容易刚脱离危险，尚在病榻的时候。而对此时的黄瀛来说，恐怕只能凭借少之又少的信息——比如知道他是诗歌《春与阿修罗》的作者，读到过宫泽寄给《铜锣》的作品，通过宫泽写给草野的书信等——在心中勾勒出宫泽的形象吧。就连高度评价《春与阿修罗》，创办了《铜锣》杂志，和黄瀛先生一起吸纳宫泽作为诗歌同人的草野心平，也把宫泽的农耕生活加以理想化，把那里想象成美妙的“宫泽农场”，甚至还动过念头，想让宫泽允许他也去那里干活。不用说，这些在东京的诗人们，谁也根本无法想象，宫泽从农校辞职后所过的农村生活和开展的农村活动有多么艰辛。即使后来黄瀛与宫泽两人会了面，但在病床上的短暂交谈也很难让黄瀛有机会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吧。
我们有必要基于这些事实来重新审视，在这次见面之前，宫泽贤治和黄瀛到底在哪些地方产生了共鸣，并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点的。
让我们试着考察一下黄瀛第二本诗集《瑞枝》（1934年5月ボン书店）里的《清晨的展望》（首次发表于1925年2月的《日本诗人》）这首诗。它描绘的是在学生的宿舍，在初冬的礼拜日清晨，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我”所看到的情景。如果把各处零星的说明拾掇起来加以归纳，就是在“这宿舍里风景最佳的”“二楼房间”里，“一边擦拭着窗棂/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平心静气地/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如果循着叙述和话题的展开进行追溯的话，其实这首诗的第一行是从呼语“瞧”开始的，但第二行以下却一直没有描写特定的呼唤对象。下面引用开头第1行到第11行的部分：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随着这礼拜日清晨的祷告钟声
一群群，一群群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沿坡攀登
虽说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鹊却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处飞旋
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
蜷缩着身体，在洋槐林的树梢间忽隐忽现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这是动用“我”的视觉和听觉所捕捉到的景象：“天空”、“炮台”、“清早的祷告钟声”、“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稀疏的洋槐林”里的“喜鹊”、“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在“树梢间”若隐若现的身姿。
乍看之下，好像只是把看见的景象无意识地随手记录下来而已。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这首诗并非如此简单。诗人是将视线放置在清晨天空放亮这一动态的过程和结果的鲜明色彩之中，来捕捉住在炮台上方所展开的晴空景象的（还用了“清澄（かつきり）”这个有点不同寻常的词语，不妨和使用“响晴（すつきり）”一词的情形进行一番对比），然后将这个景象汇集到三行之后的“学生”“沿坡攀登”的身姿里。另外“学生”在“清晨的祷告钟声”里“沿坡攀登”这一意象，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句旨在说明是在“钟声”这一背景下进行“沿坡攀登”的表述，而是要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沿坡攀登”与“钟声”是互相呼应的，或者说是与“钟声”融为一体的。换言之，“炮台上方的晴空”也好，“祷告的钟声”也好，全都化作了一个紧密有致的背景，形成了以“一群群，一群群”“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为焦点的影像上的一次性镜头。紧接着是“喜鹊”飞旋的姿态以及“镇上的保安队员”“若隐若现”的身影，这些都被统一到了在后一行中所明示的作品内部的叙述者——“我”的视点上（“树梢间”一词就反映了“我”是从二楼的高处向下俯瞰的视点）。然后全部一起归结为作者内心“感觉”的独白——“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回过头看，“教会学校的学生”“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这一镜头，当然也被汇集在了“我”的“感觉”里。
至于“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的行为是不是“故意”为之，不用说，根本不可能是对保安队员们的心情加以确认之后的表达，而毋宁说是把此情此景看在眼里的目击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一种认识（认知～判断）。因此也可以从这里清楚地管窥到这个作品的表达特色，即作品中目击者（=作品的视点人物“我”）的“感觉”所反应出来的焦点，是作为感受者与感受对象一体化的产物而被固定下来的。（虽然也有一部分夹杂着像第六行的“虽说还只是初冬”这样的说明性表述。）
让我们稍微扩展开来，作为一般论来阐发一下。在我们的意识现象里，通常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存在中引发出意识，继而产生知觉，形成认识，整理为感情（情）和意志（志），进而构成我们复杂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以此为前提，比如，如果表现（叙）“感情（情）”就是所谓的“抒情（叙情）”（或是抒情诗）的话，那么，前面讨论的《清晨的展望》里的中心焦点就应该被看成是在未整理成“感情（情）”之前的阶段上确立的。
提炼成语言，就变成了“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这种感受。但这种感受并不试图去表达像“悲伤的”“高兴的”等这种可以被视为在世间形成的“感情”概念之一的“惬意的感情”。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它被认为是在“感情（情）”之前，更接近意识产生之初始阶段所感受到的东西，试图表现当从知觉中形成认识之际，知觉的主体与对象作为在分化成对对象的认识以前的未分化状态下而发挥着作用的“感觉”。
这堪称为了谋求日本近代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型而进行的众多尝试之一。拿这之前的诗人萩原朔太郎萩为例，他在第一本诗集《吠月》（1917年）的《序言》里断言道：“所谓诗歌，就是抓住了感情神经的东西，是鲜活地运用着的心理学。”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指单纯地去捕捉“感情”，因为有必要把诗歌比拟成在其深处统领着复杂感情之内核的神经的律动。不过，萩原认为，诗歌的表现目的就是“凝视在人心内部颤动着的感情的本质，且将这种感情加以痛快的流露”，依靠这么做，可以克服因看不到生存意义的徒劳感所带来的倦怠和不安、难于向人们传达这些倦怠感和不安的痛苦，以及因渴望表达而导致的近代人的孤独和对相互断绝的恐惧。
萩原的见解在日本近代诗歌自我觉醒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但在这里姑且不表，而只是想指出：至少黄瀛那种诗性表达的产生，与萩原所说的“感情”的“流露”，乃是处在不同次元上的东西。具体说来，作为《清晨的展望》的后文，尽是些展望到的景物：“礼拜日的清晨”那种“不同于平日的光线”“不同于平日的静闲”，以及“从这二楼的房间”可以眺望到的“大海”、“山峦”、“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等等。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的作用，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更新的感受性，换言之，就是观察原封不动地化作了感受。
事实上，这一点与比他年长十岁的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春与阿修罗》里的诗歌表达是最为接近的。宫泽在自己的宇宙观（cosmology）与人性意识的内在观相互重叠之处，以一种实验的态度摸索出了“心象素描”这样一种认识与表现方法。但如果只是限定在由语言所决定的意识的固定化这一侧面来看，也不妨可以说，它表现了“知觉主体与对象作为在分化成对对象的认识以前的未分化状态下而发挥着作用的‘感觉’”。我想姑且可以认为，宫泽和黄瀛两位诗人产生共鸣和共感的原点，恰恰就是在这里。
（魏颖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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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贤治（1896年生）与黄瀛（1906年生）的相见，是在贤治将近晚年的1929年春天。黄瀛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旅行到花卷温泉之机，特向上级军官请假，前去拜访了宫泽家。与病榻上的宫泽会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宫泽33岁，黄瀛23岁。黄瀛曾多次提到这一段往事，第一次是在他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自南京》里，发表在草野心平主编的《追悼宫泽贤治》（次郎社，1934年）上，第二次则是在67年后的1996年，即“宫泽贤治国际研究大会”召开之时，黄瀛发表了题为《日益繁荣的宫泽贤治》（《向整个世界传播的宫泽贤治——宫泽贤治国际研讨大会记录集vol，1》宫泽贤治学会伊哈托布中心，1997年）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我当时作为主办方——宫泽贤治学会的幕后工作人员，正好有幸在演讲者的休息室里见到了黄瀛先生，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他。黄瀛先生虽是高龄之身，但却神采奕奕，看起来颇为年轻，让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前面介绍的回忆录里黄瀛先生曾经提到，“在于《日本诗人》上评论《春与阿修罗》之前我就知道他了”。而说到这个评论，是指佐藤在1924年12月号的《日本诗人》上发表的《十三年度的诗集》（指大正十三年度）。这篇文章对4月出版的《心象素描春与阿修罗》（关根书店出版）极力赞赏，评价为“（大正）十三年的最大收获”。这是继尾山笃二郎在和歌杂志《自然》（6月号）上对宫泽的介绍、辻润的随笔《惰眠洞妄语》（《读卖新闻》7月23日）和红罗宇在当地报纸《岩手日报》上的相关评论之后，诗坛对宫泽贤治进行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评论。而黄瀛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他早在这个评论之前就知道了宫泽的存在。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黄瀛先生感到非常地骄傲，为自己不是借助他人，而是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专注于“心象素描”的宫泽。在这骄傲之中，蕴含着他作为诗人的强烈共鸣。后来黄瀛将“心象素描”这个词原封不动地实践在自己的诗歌当中，从而再次印证了这种诗人间的共鸣。
两人唯一的那次见面是在评论发表将近5年后的一个晚上。见面的经过是这样的：经区队长许可，在郊外的花卷温泉，“晚上大伙儿都余兴未了，我则独自一人坐电车返回花卷，去拜访宫泽的家。”宫泽家原先是经营当铺和旧衣铺的，后来在1926年由他弟弟清六改成了专营建筑五金的宫泽商会。同年宫泽从花卷农校辞职，从事的农民运动。由于过度操劳，宫泽于1928年病倒了，尽管好不容易病情才转危为安，但仍旧卧病在床。“我本想立刻回去，好像是他弟弟还是什么人出来，说本人一定要见我一面，于是我进了宫泽君的病室。我们俩大概是先从各自对对方的想象开始聊起的。”之前说好的“只聊5分钟”的约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但宫泽君一再挽留，“结果聊了半小时之久。比起诗歌来，聊得更多的是有关宗教的话题。”
关于聊宗教这件事，黄瀛先生这样写道：“我在那间昏暗的病室里，一边仔细端详着宫泽君，一边听着不明就里的‘大宗教’话题。他说话时那种咄咄的口吻让我有点害怕。”
仅有的一次会面后，时隔67年，后者在演讲中再现并补充了那段记忆。“那时的宫泽由于生病，身体很孱弱。他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有点丑。”但“如果作为一个诗人来看，宫泽贤治分明透着诗人的威严和美感”。虽然那次会面并没有怎么谈论诗歌，但黄瀛先生说，他是“在心里面”怀着“你的诗很好，我的诗也不赖”的感觉去与宫泽见面的。黄瀛先生这样描述了关于优秀诗人的评判标准：“不知道名字”也能知道是谁的作品，写这种诗的诗人就是优秀的诗人。“幸运的是，宫泽的诗就属于这种诗，没有名字也知道它是宫泽贤治的诗。”他进一步讲到关于见面时提到的“宗教”话题。
黄瀛先生是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的，“那时还只是个小青年。说是青年，其实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不是很明白，只是觉得宗教什么的很无聊。但是听宫泽讲得津津有味，我意识到他确实对宗教抱有极大的期待。后来他提到，而我正好对田中智学也略知一二，我在浅草附近寄宿的时候，知道他很受平民百姓的尊重，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就比较起劲儿了。我那时对于宗教完全一窍不通，如果说是把宗教放置在大宗教之下来加以利用，未免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但他就是想尝试这样做。”按照黄瀛的理解，宫泽所说的“大宗教”，不是指日本那种划分为众多宗派，只在家中面朝佛坛祭拜的东西，“他觉得东南亚的佛教很有点魅力”，“想把这种宗教传播到缅甸、越南等，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中发挥作用”。
演讲过程中的话语，反映出经历了整个战时和战后的黄瀛在认识上的逐渐深化，是对《自南京》这篇文章中记叙的“让我有点害怕”这一措辞的背景性补充，不仅具体举出了田中智学的名字，还为解开晦涩难懂的“大宗教”这一说法的微妙含意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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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带给世人巨大的冲击。复兴景气之后又是严重的大萧条，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内部阶层的分化现象更是不容忽视，也造成日本东北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面对这一现状，1926年3月，宫泽贤治离开工作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花卷农校，选择宫泽家在花卷郊外的另一处家产开始了独居的农耕生活，并以那里为据点创办了罗须地人协会。宫泽作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有任何靠山的一介农夫，奉献出了全部的力量，以迈向建设一个崭新农村的伟大理想。
他将自己掌握的土壤学、化学、肥料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运用于农业增产，并用副业来带动经济发展，举办音乐、戏剧表演、艺能表演等文化活动，立志给农村带来活力和光明。
此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贤治的弟弟清六已作为一年志愿兵参军入伍了，但家里还是反复讨论了次子退伍后重振家业的构想以及长子贤治的人生转轨。家中的这一讨论微妙而又严肃。先是在哥哥和弟弟之间，弟弟和父母之间一点点地达成一致，最后则由父亲政次郎拍板，决定在保持家族原有家规的前提下，让退伍回来的次子清六留在家中主持家业，而让长子贤治辞掉农校教师之职，以不分家不除籍的形式，去宫泽家位于下根子樱的一处别宅独自生活，开展其农村活动。
说到贤治与入伍的弟弟清六之间互相探讨交流的情景，可以从其后留下来的几封写给清六的信中一探究竟。
1925年7月25日的书简里，贤治一边慰问军事训练后疲惫的弟弟，一边表达了对弟弟的期许。他说：“我这里尽是令人愉悦的工作。将来我们两人一起大干一场吧。我们有的是力气，再说也没有欲望。不管进展顺不顺利，都愉快地干活挣钱吧。”贤治去青森县山田野外演习场的宿舍探望清六回来，于9月21日的书信中，一边回忆探望日那天在兵营里的“令人愉快的宁静”，一边写道：“体验到了当各种阴暗的思想在太阳的照射下和汗水一道升华后所留下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让我们愉快而正确地向前迈进吧。能够享受痛苦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于是，贤治呼唤道：“如果在风中在光里忘记自我，把世界当成自己脚下的庭院，抑或某一天心神驰骋，将自己幻化成整个无限的银河系，那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吗？”清六在一封信中把关于新事业的构想告诉了贤治。作为回应，在12月1日的回信中贤治这样记叙道：“你的计划非常实在而且清晰明了，我非常赞成。/它很可行，我愿意竭尽全力辅佐你。父亲也非常高兴。/我觉得你那新活的热情和透明的计划一定可以让我们这个一时有点衰落的家（都怪我的任性）再次变得欣欣向荣，热热闹闹起来。”“（都怪我的任性）”这句话显然是贤治自我反省的一种表达，即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子既没有老老实实地继承家业，也没有担负起打理家务的责任。
弟弟虽是老二，却是整个家族实质上的顶梁柱。作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哥哥，他对被迫承担这一切的弟弟深感歉意，从上述信函中既能感受到贤治的这种内疚，又能感受到他与弟弟同心一气，并激励弟弟的良苦用心。“在风中在光里忘记自我，把世界当成自己脚下的庭院，某一天心神驰骋，将自己幻化成整个无限的银河系。”——宫泽把这一切看作是快乐与正确的。而这正是他自己在其宗教理念的原点上所发现的世界观和宇宙意识。这也是他所坚信不疑的某种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洗涤人间的污秽所带来的伦理上的罪孽。
而在体现这一世界观和宗教意识的前提下生存，这本身就是一种“行”，而其场所就类似于“修行”的道场。设若这样，那么，就算在此提出抛开一切社会地位和世俗背景的要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并且从农校教师的经历中，宫泽也痛切感受到，想要被现实的农村真正接纳，自己必须先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话虽如此，在当时的日本东北地区，想要当一名农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宫泽在以赠给农校学生的口吻所创作的诗篇《告别》（所署的日期是1925年10月25日）里面，写道：“还没有告诉你，四月时我将不在学校，也许将踏上黑暗而险峻的道路。”这表明宫泽本人已然做好了思想准备。
虽说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才开始独居自炊的开垦生活的，但在大致安定下来之前，还是困难不断，超乎想象。在当时，一般的农家都是靠劳动力来进行家族式劳动的，而宫泽却没有固定的帮手，自己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甚至还尝试着免费为农民进行肥料设计咨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近似于蛮干。但宫泽却通过变卖藏书、唱片，甚至去借钱来筹措资金，种植蔬菜和鲜花，举办肥料设计咨询，利用初冬到初春的农闲期招募人员，几乎每隔十天便举办一次讲习。而内容则各种各样，包括农业科技知识，农业专用世界语培训、农民艺术讲座、冬季制品等的副业研究和乐器合奏练习等。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春季耕作，宫泽尤其热心于举办改良水稻的肥料设计咨询。这也是因为在当时岩手的地方农业中，最实在最稳定的经济作物就要数水稻了。宫泽自己把提高水稻产量定为目标，从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后的研修生时代起，就在县内各地进行地质考察，验证增产方法。宫泽确信，只有让这些经验加上土壤学、肥料学、化学、植物生理学等的知识，再辅之以在实际中适当运用这些知识的精神，才能从中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
宫泽在花卷和附近的石鸟谷等地开设了免费的肥料设计咨询所，为来访农民进行相应的设计，有时还根据要求到各地出差。听说仅昭和二年上半年，他所做的肥料设计书（施肥表）就超过了两千张。另一方面，宫泽还同时在支持劳动农民党稗和支部，为他们租借事务所，还捐赠桌椅和誊写版印刷机，四处募集款项。劳动农民党是在合法层面上进行活动的一个无产者政党，受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日本共产党领导。宫泽曾在1928年2月该党的一次普通选举时，邀约了罗须地人协会的年轻农民一同去观看候选者的演说会场。对于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宫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作为对佃农、小自耕农的一种支援，宫泽还给劳动农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几近于一个共产运动的支持者。从根本上讲，宫泽的立场和行动并不是作为既存政治团体或信仰团体中的一员而采取的东西，而毋宁说应该被看成是作为个体的一种实践，就好比是先由自己创办，然后一边不断注入自己的期待，一边摸索着而成形的一种东西吧。
为了消除前来咨询肥料设计的农民的不安，宫泽许诺一旦出现损失会立即给予赔偿。对自己无偿提供的肥料设计，宫泽扛下了全部的责任。这一点除了有关人员的证词可以作证外，他自己的诗篇《不要再操劳了》（《春与阿修罗第三集》）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可即使这么做，也仍然未给农村带来显著的变化，这使宫泽感到苦恼与绝望。这些都抒发在了《做什么都来不及》（同上）等诗篇里。不过另一方面，也有表达因看到被雨水打弯后又挺立起来的水稻而感到喜悦的诗篇——《微风遍吹河谷》，还有为那些因辛劳而消瘦的年轻人的成长而进行祈祷的《明天的这块土地啊》等佳作。正是在这种喜悦、希望和前述的苦闷、绝望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振幅表明宫泽贤治所直面的现实有多么艰难。
宫泽1928年6月一度上京，回乡后天气持续反常，他仍然硬撑着不停工作，终于在8月份积劳成疾，高烧不止，在自家一病不起。一度出现复原的迹象，不料又马上病倒。12月份终因感冒引发急性肺炎，酿成重病。
宫泽独身一人离开家门，下定决心踏上带给农村以光明与财富的自我献身之路。尽管有人批评道，是近乎蛮干的过度操劳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也必须看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于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倒下的宫泽，“父母”和“弟弟”总是伸出双手再次接纳他，这让宫泽被包围在亲人们的“恩情与好意”之中，同时也让他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那片恐怖的乌云》、《病中》）
3
黄瀛于昭和四年春天的这次拜访，正逢宫泽好不容易刚脱离危险，尚在病榻的时候。而对此时的黄瀛来说，恐怕只能凭借少之又少的信息——比如知道他是诗歌《春与阿修罗》的作者，读到过宫泽寄给《铜锣》的作品，通过宫泽写给草野的书信等——在心中勾勒出宫泽的形象吧。就连高度评价《春与阿修罗》，创办了《铜锣》杂志，和黄瀛先生一起吸纳宫泽作为诗歌同人的草野心平，也把宫泽的农耕生活加以理想化，把那里想象成美妙的“宫泽农场”，甚至还动过念头，想让宫泽允许他也去那里干活。不用说，这些在东京的诗人们，谁也根本无法想象，宫泽从农校辞职后所过的农村生活和开展的农村活动有多么艰辛。即使后来黄瀛与宫泽两人会了面，但在病床上的短暂交谈也很难让黄瀛有机会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吧。
我们有必要基于这些事实来重新审视，在这次见面之前，宫泽贤治和黄瀛到底在哪些地方产生了共鸣，并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点的。
让我们试着考察一下黄瀛第二本诗集《瑞枝》（1934年5月ボン书店）里的《清晨的展望》（首次发表于1925年2月的《日本诗人》）这首诗。它描绘的是在学生的宿舍，在初冬的礼拜日清晨，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我”所看到的情景。如果把各处零星的说明拾掇起来加以归纳，就是在“这宿舍里风景最佳的”“二楼房间”里，“一边擦拭着窗棂/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平心静气地/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如果循着叙述和话题的展开进行追溯的话，其实这首诗的第一行是从呼语“瞧”开始的，但第二行以下却一直没有描写特定的呼唤对象。下面引用开头第1行到第11行的部分：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随着这礼拜日清晨的祷告钟声
一群群，一群群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沿坡攀登
虽说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鹊却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处飞旋
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
蜷缩着身体，在洋槐林的树梢间忽隐忽现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这是动用“我”的视觉和听觉所捕捉到的景象：“天空”、“炮台”、“清早的祷告钟声”、“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稀疏的洋槐林”里的“喜鹊”、“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在“树梢间”若隐若现的身姿。
乍看之下，好像只是把看见的景象无意识地随手记录下来而已。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这首诗并非如此简单。诗人是将视线放置在清晨天空放亮这一动态的过程和结果的鲜明色彩之中，来捕捉住在炮台上方所展开的晴空景象的（还用了“清澄（かつきり）”这个有点不同寻常的词语，不妨和使用“响晴（すつきり）”一词的情形进行一番对比），然后将这个景象汇集到三行之后的“学生”“沿坡攀登”的身姿里。另外“学生”在“清晨的祷告钟声”里“沿坡攀登”这一意象，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句旨在说明是在“钟声”这一背景下进行“沿坡攀登”的表述，而是要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沿坡攀登”与“钟声”是互相呼应的，或者说是与“钟声”融为一体的。换言之，“炮台上方的晴空”也好，“祷告的钟声”也好，全都化作了一个紧密有致的背景，形成了以“一群群，一群群”“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为焦点的影像上的一次性镜头。紧接着是“喜鹊”飞旋的姿态以及“镇上的保安队员”“若隐若现”的身影，这些都被统一到了在后一行中所明示的作品内部的叙述者——“我”的视点上（“树梢间”一词就反映了“我”是从二楼的高处向下俯瞰的视点）。然后全部一起归结为作者内心“感觉”的独白——“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回过头看，“教会学校的学生”“排着队伍沿坡攀登”的这一镜头，当然也被汇集在了“我”的“感觉”里。
至于“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的行为是不是“故意”为之，不用说，根本不可能是对保安队员们的心情加以确认之后的表达，而毋宁说是把此情此景看在眼里的目击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一种认识（认知～判断）。因此也可以从这里清楚地管窥到这个作品的表达特色，即作品中目击者（=作品的视点人物“我”）的“感觉”所反应出来的焦点，是作为感受者与感受对象一体化的产物而被固定下来的。（虽然也有一部分夹杂着像第六行的“虽说还只是初冬”这样的说明性表述。）
让我们稍微扩展开来，作为一般论来阐发一下。在我们的意识现象里，通常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存在中引发出意识，继而产生知觉，形成认识，整理为感情（情）和意志（志），进而构成我们复杂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以此为前提，比如，如果表现（叙）“感情（情）”就是所谓的“抒情（叙情）”（或是抒情诗）的话，那么，前面讨论的《清晨的展望》里的中心焦点就应该被看成是在未整理成“感情（情）”之前的阶段上确立的。
提炼成语言，就变成了“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这种感受。但这种感受并不试图去表达像“悲伤的”“高兴的”等这种可以被视为在世间形成的“感情”概念之一的“惬意的感情”。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它被认为是在“感情（情）”之前，更接近意识产生之初始阶段所感受到的东西，试图表现当从知觉中形成认识之际，知觉的主体与对象作为在分化成对对象的认识以前的未分化状态下而发挥着作用的“感觉”。
这堪称为了谋求日本近代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型而进行的众多尝试之一。拿这之前的诗人萩原朔太郎萩为例，他在第一本诗集《吠月》（1917年）的《序言》里断言道：“所谓诗歌，就是抓住了感情神经的东西，是鲜活地运用着的心理学。”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指单纯地去捕捉“感情”，因为有必要把诗歌比拟成在其深处统领着复杂感情之内核的神经的律动。不过，萩原认为，诗歌的表现目的就是“凝视在人心内部颤动着的感情的本质，且将这种感情加以痛快的流露”，依靠这么做，可以克服因看不到生存意义的徒劳感所带来的倦怠和不安、难于向人们传达这些倦怠感和不安的痛苦，以及因渴望表达而导致的近代人的孤独和对相互断绝的恐惧。
萩原的见解在日本近代诗歌自我觉醒的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但在这里姑且不表，而只是想指出：至少黄瀛那种诗性表达的产生，与萩原所说的“感情”的“流露”，乃是处在不同次元上的东西。具体说来，作为《清晨的展望》的后文，尽是些展望到的景物：“礼拜日的清晨”那种“不同于平日的光线”“不同于平日的静闲”，以及“从这二楼的房间”可以眺望到的“大海”、“山峦”、“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等等。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的作用，可以把它称之为被更新的感受性，换言之，就是观察原封不动地化作了感受。
事实上，这一点与比他年长十岁的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春与阿修罗》里的诗歌表达是最为接近的。宫泽在自己的宇宙观（cosmology）与人性意识的内在观相互重叠之处，以一种实验的态度摸索出了“心象素描”这样一种认识与表现方法。但如果只是限定在由语言所决定的意识的固定化这一侧面来看，也不妨可以说，它表现了“知觉主体与对象作为在分化成对对象的认识以前的未分化状态下而发挥着作用的‘感觉’”。我想姑且可以认为，宫泽和黄瀛两位诗人产生共鸣和共感的原点，恰恰就是在这里。
（魏颖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