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访谈回忆中的日本人，以及鲁迅
和日本人的相识
我在重庆出生。母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以未亡人之身，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之久。我和妹妹在她哺育下长大成人。母亲常对我说：“去日本学习吧，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回到中国重振你们黄家。”总之，她是个非常杰出的女性。我这么说像在吹嘘自己母亲，不过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上小学的时候。之前我并没有学过日语，十二月来到日本，到了第二年四月开学的时候，我的日语已经说得很流畅了。我进入了八日市场高等小学校的普通班，学校位于母亲老家所在的千叶县。从一年级起我就一直名列第一。从小学六年级起我就开始写诗了。这所小学的毕业生一般直升成东中学，但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进，所以最后我去了东京的私立正则学园。在正则读二年级的时候，府立一中进行补招，我原本打算去报考，结果校方说我们这里可不是中国人能进的学校。倘若能进府立一中的话，倒是正好能赶上高见顺在那里上学，高我一个年级。
然后，中学四年级的暑假，恰逢我回国探亲逗留天津之时，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正因为发高烧住院呢，突然就看到日本的号外说发生了大地震。据说由于地震，东京的学校都停办了，所以只能考虑要么去大连要么去青岛上学，最后决定去青岛的日本中学。青岛是个好地方，于是以青岛为原型，我创作了大量诗歌，匿名发表在《青岛日报》上。从四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毕业，我都一直在那所学校。同年级学生中有小说家。那人可是个才子，才四年级的时候就考上高中了。现今在日本仍然很有名的日高六郎、八郎兄弟日高六郎（1917-）日本社会学家。出生于中国青岛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社会学专业。作为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之一，曾带头参加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支持过反体制运动和部落解放同盟的运动。
日高八郎（1920-1997）英国文学学者，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名誉教授。也曾经就读于那所学校，不过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再说，池田幸子也是青岛女校的学生呢。青岛这地方管得很严，中学男生是不可以和女校学生说话的。池田幸子是澡堂老板的千金。她的丈夫是鹿地君，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大概是在重庆。不，也可能之前曾在桂林见过。当时冯乃超一直跟在她身边，为呼吁日本人起来反战而做着准备。后来，拿到了他出的书，说来，素材也够多的吧，可写得不怎么样啊。那文章着实……
从青岛的学校毕业之后，我又来到日本进入文化学院学习，然后进了陆军军官学校。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还去了通信学校等各种学校学习。本来打算进陆军大学的，恰好遇上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即满洲事变）爆发，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我这个军人，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一个名叫新居格的人当时就说过“黄瀛君可不像真正的军人。”我参军那会儿，与谢野晶子老师也曾恳切地劝阻过我两回。
回到中国后，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悄悄地写诗发表到日本的杂志上。后来中日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我只得作罢。但是，私底下我还是坚持着写诗。
内山书店的常客
内山书店是上海仅有的两家日文书店中种类最齐的一家。那时的日本留学生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想读英文原版书什么的时候，都会通过内山先生从丸善书店进货。在上海与日本有关系的留学生，都把那里当作是文化的圣地。我以前就听说过内山先生的大名，读过他在《改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从友人田汉那里有所耳闻。说到田汉，是我在日本时认识的，我们读到对方的作品之后开始了互通书信。我参军到了南京之后，他也曾来见过我。每个月我都会从南京到上海买书。买书则必到内山先生那里。因为我买书涉猎范围很广，例如天文学方面的书等等，所以引起了内山先生的注意，可能觉得这家伙是个怪人。于是他问了我姓名，后来就慢慢熟稔起来了。内山书店是一个狭长的空间，里面有间小小的日式房间，大约有三个平方铺着榻榻米。和内山混熟了之后，他就常常带我去那儿。喝点粗茶，听他聊聊过去的经历。内山书店位于北四川路尽头，靠马路最里面，位置很不错。他的住处嘛，没记错的话，就在书店后面。晚上回那里休息，白天都待在书店里。我记得第一次去内山书店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那时附近有个叫花园庄的寓所，里面住着个叫张操的广东人。这人是个日本通，帝国大学的法律和经济双学位，在东京时俨然就是个日本人。这位张操先生，曾是日本最早的铁饼项目的纪录保持者。认识内山先生也是通过他的介绍。还有画家王道源，是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在上海美术学校当校长。总之，在内山先生那儿，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在那里聊天喝茶，气氛融融。
与鲁迅相谈甚欢的日子
和鲁迅相识，就是在去上海的那段时期，从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算起大约过了两年左右。有一次内山对我说：“小黄，有位周先生说想见你。”听他说“周先生”，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鲁迅你该知道了吧。”“喔，鲁迅先生啊，当然知道了。”我回答道。在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鲁迅说想和我见一面，而且拜托内山先生说“如果他来了，请马上派人通知我。”于是内山的一个亲戚立刻去鲁迅先生那儿请他过来。那时候正值冬天呢，烤着火盆。鲁迅先生当时是隐遁之身，所以内山先生十分小心谨慎，没有派一般人去，而是派自家人去的。鲁迅先生很快就来了。没走大门，而是从后门进来的。模样嘛，就是照片上看到的那个样子，穿着棉布长衫，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乱蓬蓬的，手指因为抽烟都熏成黄色的了。他向我打招呼，态度非常随和。他说：“黄先生啊，我一直在四处打听你，终于见到面了。”于是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日本的小说家什么的，那帮文艺界的人每次来这儿都对我讲，中国有一个姓黄的年轻人，现在以诗人身份活跃在日本文艺界。于是我就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今天终于托内山老板（店主人，亲切的叫法）的福，把你找到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十分高兴。到底是谁把我的事儿告诉鲁迅先生的呢？我估计是横光利一那帮人吧，要不就是林芙美子。再不就是佐藤春夫，他那会儿也在上海。不过都是我的猜测而已。我那时老觉得鲁迅是个尖锐刻薄，四处挑衅的人，然而他对我这个年轻后生说话，一点也没有架子，一直称呼我“黄先生、黄先生”的。我赶紧说就叫我小黄就行了。可即便是这样，他对我说话的态度仍旧恭敬有礼。和鲁迅先生最初聊的话题是关于稿费的。那时侯稿费具体有多少我也没上心，诗大概是八日元，杂文是三、四日元左右。我告诉他之后，他感叹道：“我在北新书局拿到的稿费可少了，还是日本好啊。”我们接下去聊了很多，还谈到了版画。鲁迅先生对比亚兹莱赞赏有加，而我却比较欣赏北欧的蒙克……然后话题转到了筑地小剧场。我说现在日本很快就把外国的作品搬上自己的舞台，时不时也上演日本本国的剧目，比如那时筑地小剧场正在上演《役之行者》，好像是坪内逍遥的作品吧。其次还上演了武者小路的戏剧。谈到这些，鲁迅先生愈发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感到悲观起来，感叹道日本真不错啊。我们还聊了很多话题。想到鲁迅先生在这里也是访客的身份，聊得太久也不好，就劝他早点回去。可他却说再多聊会儿，再多聊会儿。于是就又交谈了一阵子。我是个烟鬼，鲁迅先生也是，结果两个人抽了一大堆烟。不过我的烟好像要高级些，鲁迅抽的是便宜烟。
之后，常常是只要我一去内山书店，老板就会从后面走过来笑吟吟地说：“我去请鲁迅先生过来”。当时，我常把从日本朋友来信中得到的新消息告诉鲁迅先生。我们俩用的是汉语交流，可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的日语有点糟糕。但是说到对日本，对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人。经过好几次的会面，我也把自己周遭的环境讲给他听。他说我不该当军人，问我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说我有个亲戚（指何应钦）是军人，我是因这层关系才被迫成军人的。他听了很替我惋惜。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某天，我回到南京，我的顶头上司笑眯眯地找我谈话。原来，当时位居军政部长的亲戚大概因为这些话不便亲自跟我说，就委托我的顶头上司，也就是他的下属，告诫我不要和上海某个无聊的下三滥文人再继续来往。我听了这话，考虑了一番，如果和鲁迅先生长期交往下去，万一连累他出了什么事儿可就糟了。于是下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告诉鲁迅先生说：“每次和您交谈都非常愉快，但是从今天起，以后我不能再和您见面了。”我把事情原委说给他听，他也欣然允诺。以前他曾邀请我去他家里。说是他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帝国大学毕业，虽然比我年长，但是应该聊得来。那时鲁迅先生安慰我说，他之前就料想到或许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能理解。他还对我说：“我信任你，作为军人，你这样的人真的很少。所以，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重新回到文学道路上来。另外，有一本书我觉得有必要介绍给现在的日本人，那就是《聊斋志异》。你一定能胜任这个翻译工作，所以想拜托你。”这本书我读过，而且当时的确还没有人翻译成日语，于是就应承下来。但为什么选择这本书，他并没告诉我原因。我想，也许是他认为《聊斋志异》里描述的社会和对事物的看法，对当时处在疯狂状态中的日本国民能起到作用吧。不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想。我说“那我们就此作别吧”，我买了四罐茄力克牌的上等罐装香烟，送给鲁迅先生。他非常高兴，“送给我这么好的烟，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的好意我非常高兴。我平时都只抽20钱的便宜烟。往后我写作间隙或休息的时候，就能享受一下你送我的好烟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临别之际，鲁迅先生欲送我到书店门口，因为怕有其他人看到，我拦住他就此告别了。和鲁迅先生的交往，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但自从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现今，向学生教授日语
自那以后我时常去内山书店。但作为南京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工作逐渐忙碌起来，想去上海也抽不出空闲来了。后来好不容易去到上海（日本战败后），那个时候内山先生还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回日本。他的真心似乎是想留下来的，但当时又不得不回去。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八年前的老友能再次造访，他非常高兴。他说回到日本后想在东京开一家书店，专卖中国书籍。以后，对外形势越来越艰难，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无暇去拜访别人，和日本朋友也全都断了音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和鲁迅先生约定的《聊斋志异》的翻译工作也没有兑现。不过，日本好像早就有译本了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度过了将近十一年半的监禁生活。出狱后不久，我被拽到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此就一直在那里教日语。后来还指导研究生，当上了教授。听起来像是在自吹自擂，不过如今在中国我也挺受人尊敬的。我教授的日本文学史，不单单是课本上的内容，因为我熟悉当时文坛的状况，所以我教给学生的不是死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素材。现在我已上了年纪，但学校似乎还不打算让我离开讲台呢。
附记：黄瀛于今年6月21日，时隔49年再次来到日本，已于7月15日归国。
——采访人：内山篱·大里浩秋
（魏颖莹译）
我在重庆出生。母亲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以未亡人之身，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之久。我和妹妹在她哺育下长大成人。母亲常对我说：“去日本学习吧，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回到中国重振你们黄家。”总之，她是个非常杰出的女性。我这么说像在吹嘘自己母亲，不过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第一次到日本是上小学的时候。之前我并没有学过日语，十二月来到日本，到了第二年四月开学的时候，我的日语已经说得很流畅了。我进入了八日市场高等小学校的普通班，学校位于母亲老家所在的千叶县。从一年级起我就一直名列第一。从小学六年级起我就开始写诗了。这所小学的毕业生一般直升成东中学，但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进，所以最后我去了东京的私立正则学园。在正则读二年级的时候，府立一中进行补招，我原本打算去报考，结果校方说我们这里可不是中国人能进的学校。倘若能进府立一中的话，倒是正好能赶上高见顺在那里上学，高我一个年级。
然后，中学四年级的暑假，恰逢我回国探亲逗留天津之时，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正因为发高烧住院呢，突然就看到日本的号外说发生了大地震。据说由于地震，东京的学校都停办了，所以只能考虑要么去大连要么去青岛上学，最后决定去青岛的日本中学。青岛是个好地方，于是以青岛为原型，我创作了大量诗歌，匿名发表在《青岛日报》上。从四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毕业，我都一直在那所学校。同年级学生中有小说家。那人可是个才子，才四年级的时候就考上高中了。现今在日本仍然很有名的日高六郎、八郎兄弟日高六郎（1917-）日本社会学家。出生于中国青岛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社会学专业。作为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之一，曾带头参加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支持过反体制运动和部落解放同盟的运动。
日高八郎（1920-1997）英国文学学者，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名誉教授。也曾经就读于那所学校，不过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再说，池田幸子也是青岛女校的学生呢。青岛这地方管得很严，中学男生是不可以和女校学生说话的。池田幸子是澡堂老板的千金。她的丈夫是鹿地君，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大概是在重庆。不，也可能之前曾在桂林见过。当时冯乃超一直跟在她身边，为呼吁日本人起来反战而做着准备。后来，拿到了他出的书，说来，素材也够多的吧，可写得不怎么样啊。那文章着实……
从青岛的学校毕业之后，我又来到日本进入文化学院学习，然后进了陆军军官学校。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还去了通信学校等各种学校学习。本来打算进陆军大学的，恰好遇上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即满洲事变）爆发，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我这个军人，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一个名叫新居格的人当时就说过“黄瀛君可不像真正的军人。”我参军那会儿，与谢野晶子老师也曾恳切地劝阻过我两回。
回到中国后，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悄悄地写诗发表到日本的杂志上。后来中日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我只得作罢。但是，私底下我还是坚持着写诗。
内山书店的常客
内山书店是上海仅有的两家日文书店中种类最齐的一家。那时的日本留学生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想读英文原版书什么的时候，都会通过内山先生从丸善书店进货。在上海与日本有关系的留学生，都把那里当作是文化的圣地。我以前就听说过内山先生的大名，读过他在《改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从友人田汉那里有所耳闻。说到田汉，是我在日本时认识的，我们读到对方的作品之后开始了互通书信。我参军到了南京之后，他也曾来见过我。每个月我都会从南京到上海买书。买书则必到内山先生那里。因为我买书涉猎范围很广，例如天文学方面的书等等，所以引起了内山先生的注意，可能觉得这家伙是个怪人。于是他问了我姓名，后来就慢慢熟稔起来了。内山书店是一个狭长的空间，里面有间小小的日式房间，大约有三个平方铺着榻榻米。和内山混熟了之后，他就常常带我去那儿。喝点粗茶，听他聊聊过去的经历。内山书店位于北四川路尽头，靠马路最里面，位置很不错。他的住处嘛，没记错的话，就在书店后面。晚上回那里休息，白天都待在书店里。我记得第一次去内山书店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那时附近有个叫花园庄的寓所，里面住着个叫张操的广东人。这人是个日本通，帝国大学的法律和经济双学位，在东京时俨然就是个日本人。这位张操先生，曾是日本最早的铁饼项目的纪录保持者。认识内山先生也是通过他的介绍。还有画家王道源，是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在上海美术学校当校长。总之，在内山先生那儿，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在那里聊天喝茶，气氛融融。
与鲁迅相谈甚欢的日子
和鲁迅相识，就是在去上海的那段时期，从第一次去内山书店算起大约过了两年左右。有一次内山对我说：“小黄，有位周先生说想见你。”听他说“周先生”，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鲁迅你该知道了吧。”“喔，鲁迅先生啊，当然知道了。”我回答道。在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鲁迅说想和我见一面，而且拜托内山先生说“如果他来了，请马上派人通知我。”于是内山的一个亲戚立刻去鲁迅先生那儿请他过来。那时候正值冬天呢，烤着火盆。鲁迅先生当时是隐遁之身，所以内山先生十分小心谨慎，没有派一般人去，而是派自家人去的。鲁迅先生很快就来了。没走大门，而是从后门进来的。模样嘛，就是照片上看到的那个样子，穿着棉布长衫，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乱蓬蓬的，手指因为抽烟都熏成黄色的了。他向我打招呼，态度非常随和。他说：“黄先生啊，我一直在四处打听你，终于见到面了。”于是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日本的小说家什么的，那帮文艺界的人每次来这儿都对我讲，中国有一个姓黄的年轻人，现在以诗人身份活跃在日本文艺界。于是我就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今天终于托内山老板（店主人，亲切的叫法）的福，把你找到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十分高兴。到底是谁把我的事儿告诉鲁迅先生的呢？我估计是横光利一那帮人吧，要不就是林芙美子。再不就是佐藤春夫，他那会儿也在上海。不过都是我的猜测而已。我那时老觉得鲁迅是个尖锐刻薄，四处挑衅的人，然而他对我这个年轻后生说话，一点也没有架子，一直称呼我“黄先生、黄先生”的。我赶紧说就叫我小黄就行了。可即便是这样，他对我说话的态度仍旧恭敬有礼。和鲁迅先生最初聊的话题是关于稿费的。那时侯稿费具体有多少我也没上心，诗大概是八日元，杂文是三、四日元左右。我告诉他之后，他感叹道：“我在北新书局拿到的稿费可少了，还是日本好啊。”我们接下去聊了很多，还谈到了版画。鲁迅先生对比亚兹莱赞赏有加，而我却比较欣赏北欧的蒙克……然后话题转到了筑地小剧场。我说现在日本很快就把外国的作品搬上自己的舞台，时不时也上演日本本国的剧目，比如那时筑地小剧场正在上演《役之行者》，好像是坪内逍遥的作品吧。其次还上演了武者小路的戏剧。谈到这些，鲁迅先生愈发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感到悲观起来，感叹道日本真不错啊。我们还聊了很多话题。想到鲁迅先生在这里也是访客的身份，聊得太久也不好，就劝他早点回去。可他却说再多聊会儿，再多聊会儿。于是就又交谈了一阵子。我是个烟鬼，鲁迅先生也是，结果两个人抽了一大堆烟。不过我的烟好像要高级些，鲁迅抽的是便宜烟。
之后，常常是只要我一去内山书店，老板就会从后面走过来笑吟吟地说：“我去请鲁迅先生过来”。当时，我常把从日本朋友来信中得到的新消息告诉鲁迅先生。我们俩用的是汉语交流，可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的日语有点糟糕。但是说到对日本，对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人。经过好几次的会面，我也把自己周遭的环境讲给他听。他说我不该当军人，问我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我说我有个亲戚（指何应钦）是军人，我是因这层关系才被迫成军人的。他听了很替我惋惜。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某天，我回到南京，我的顶头上司笑眯眯地找我谈话。原来，当时位居军政部长的亲戚大概因为这些话不便亲自跟我说，就委托我的顶头上司，也就是他的下属，告诫我不要和上海某个无聊的下三滥文人再继续来往。我听了这话，考虑了一番，如果和鲁迅先生长期交往下去，万一连累他出了什么事儿可就糟了。于是下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告诉鲁迅先生说：“每次和您交谈都非常愉快，但是从今天起，以后我不能再和您见面了。”我把事情原委说给他听，他也欣然允诺。以前他曾邀请我去他家里。说是他的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帝国大学毕业，虽然比我年长，但是应该聊得来。那时鲁迅先生安慰我说，他之前就料想到或许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能理解。他还对我说：“我信任你，作为军人，你这样的人真的很少。所以，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重新回到文学道路上来。另外，有一本书我觉得有必要介绍给现在的日本人，那就是《聊斋志异》。你一定能胜任这个翻译工作，所以想拜托你。”这本书我读过，而且当时的确还没有人翻译成日语，于是就应承下来。但为什么选择这本书，他并没告诉我原因。我想，也许是他认为《聊斋志异》里描述的社会和对事物的看法，对当时处在疯狂状态中的日本国民能起到作用吧。不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想。我说“那我们就此作别吧”，我买了四罐茄力克牌的上等罐装香烟，送给鲁迅先生。他非常高兴，“送给我这么好的烟，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的好意我非常高兴。我平时都只抽20钱的便宜烟。往后我写作间隙或休息的时候，就能享受一下你送我的好烟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临别之际，鲁迅先生欲送我到书店门口，因为怕有其他人看到，我拦住他就此告别了。和鲁迅先生的交往，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但自从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现今，向学生教授日语
自那以后我时常去内山书店。但作为南京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工作逐渐忙碌起来，想去上海也抽不出空闲来了。后来好不容易去到上海（日本战败后），那个时候内山先生还在，正在考虑要不要回日本。他的真心似乎是想留下来的，但当时又不得不回去。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八年前的老友能再次造访，他非常高兴。他说回到日本后想在东京开一家书店，专卖中国书籍。以后，对外形势越来越艰难，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根本无暇去拜访别人，和日本朋友也全都断了音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和鲁迅先生约定的《聊斋志异》的翻译工作也没有兑现。不过，日本好像早就有译本了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度过了将近十一年半的监禁生活。出狱后不久，我被拽到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此就一直在那里教日语。后来还指导研究生，当上了教授。听起来像是在自吹自擂，不过如今在中国我也挺受人尊敬的。我教授的日本文学史，不单单是课本上的内容，因为我熟悉当时文坛的状况，所以我教给学生的不是死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素材。现在我已上了年纪，但学校似乎还不打算让我离开讲台呢。
附记：黄瀛于今年6月21日，时隔49年再次来到日本，已于7月15日归国。
——采访人：内山篱·大里浩秋
（魏颖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