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悼念草野心平
诗人草野心平的仙游是在去年的11月，所以，今年的夏天乃是他的首个盂兰盆节。对于我们这些八旬以上的人而言，流逝的岁月委实是太快太快。想来，真是徒增年岁，不能不为苟延残喘的自己大兴悲叹。如今缅怀亡友，更是寂寞无限，悲伤欲泣。
草野心平——屈指一数，和他的交往已近七载，是从在诗志《诗圣》的同一推荐诗栏目中一起上榜开始的。之后，在同人杂志《铜锣》《学校》和《历程》上，都一直是“处在同一旗帜下的他和我”。但在诗歌作品上，彼此似乎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确有什么影响的话，有一点倒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抱着竞争意识，相互刺激，彼此较劲。
（说来，那个时候的年轻诗人、稍微有点傲骨的武士，几乎都是如此——不屑于成为什么“大师”的弟子，当然也无意投靠谁的门下，而是抱着不服输的心理，把写诗视为第一要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匹狼”，一旦剥开皮来看，谁都不是等闲之辈，说得夸张点，每个人都有血有泪，不怕贫穷。比如大冬天穿着一身单衣，在没有拉门的房间里冻得直打哆嗦的村井武生；住在池袋每个月只要一块钱房租的破烂独屋里的栗木幸次郎；身无半文，饭也吃不上，只好到处去蹭饭的林芙美子等等……尽管如此，这帮人只要一碰头，还是会为见面的亲热和喜悦而倾其所有，请对方喝杯便宜的咖啡，或是招待吃豆沙馅点心、烤红薯，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唾沫飞溅地谈论诗歌。）
还是言归正传。每当念及草野君时，首先我想说的便是：自年轻时代至最后作古的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事实上，我所认识的草野心平，从他独自一人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时便是如此了。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所谓大正时期近代日本1912-1926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大正时期”。大正文化主张确定的浪漫。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诗歌的原点便是由此开始的。
日后，他作为诗歌的伯乐、新诗人的发掘者而显现出的卓越才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我想说，他之所以能在生活的漩涡中跌倒了再爬起来，也是与前面讲述的这一点密不可分的。
草野心平是一个可以明辨他人诗歌作品的好坏，以及其诗品（诗人的品德）如何的诗人。虽然他从未在别人面前炫耀过自己的诗歌，但那样反而给他平添了分量，赋予了他鉴别的能力，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群众关系。年轻的诗人们之所以由衷地敬仰他，称他为“心平先生”、“草野先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似乎也是出自这个理由。听说草野君有一种常常和人吵架，但却“梁山泊越打越亲热”“不打不成交”的特异功能。诗人可不能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老师的臭架子——这也许是一个启示录吧。
另外，他还屡次提笔写到我的事儿。而我却只在二十年代为《日本诗人》写过他一次，而且，那篇文章现在看来，还不免让我有些羞愧。因为那不是评论，而更像是一篇赞美歌式的散文诗。不过，据有识之士说，也有人曾会心地评价道，那不啻一篇表现了当年年轻诗人之间友情的文章。
有人说心平的鼎盛时代是南京时代。
而我却说，将草野君从内心深处改造成稳健的诗人，让他回国后成长为一个大诗人的，毋宁说正是从“汪政权”宣传部最高顾问这一位置上急转直下，重重地跌落下来，变成一个被遣送回国的日侨而进入日侨收容所这一系列重大转折吧。对于当时那些惟有我和他才知道的庸俗杂事，我现在并不太想提起，但八年战争之后，我和他在南京的重逢确实教给了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必须领悟的诸多事情。比如，所谓“做官得忘记自己，在野则要好好审视自己，养精蓄锐”、“胜者王，败者寇”。人这个东西似乎只有得到教训，知道要好好分辨环境和把握环境，才能生存下去的吧？
据我所知，他是一个连任何小纸片都不会遗漏的纸屑收集王。按我的想法，原本是希望他长生不老，然后让他用那些资料写成自传的，可现在却抱憾不已。草野心平的这种收藏癖与我一个毕业于一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朋友恰好可以凑成一对，这个成年人曾经在参观京都日活“日活”乃是时，悄悄地将梅村容子揩过鼻涕的手纸捡起来保存至今。可想而知，这种收藏狂，百分之百都是行为异常的人。他曾经想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纪念图片和文件拿回去，被我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又或者以他的性格，偷偷地拿了一部分回去也说不定。
在草野心平所谓诗人性格的另一面，也意外地有着许多一本正经的地方。他被收容在南京日侨集中营的那会儿，当我对他说给他“特权”，只需登记一下，仍然可以住在外面的时候，他却回答说“那可不行，还是算了”。因为他不答应，我只好每周把他接到我的临时公寓来（原名取洋之助宅），请他喝酒，遇到下雨或下雪的晚上，即使对他说“就在这里住一晚再回去吧”，但到最后，都还是我亲自送他回到集中营的方丈之地去。那时我总是塞给他洋酒、罐头什么的，但他好像都拿来请隔壁邻舍的日本人吃了。每当那个时候，我往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他：“上周给你的酒好喝吧？”他却只回答一句“嗯”，便没有了下文，这自然就露馅了。可这也是他好的地方，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的，不能忽视他对朋友的慷慨。比如，对原理充雄、宫泽贤治、八木重吉、石川善助、尾形龟之助、逸见犹吉等的关心。另一方面，他对品行恶劣的诗人却绝不姑息纵容。实际上，当我时隔六十年去东京的时候，某个K姓诗人的女儿写信告知我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并希望我向草野先生转达问候。这时我才知道，草野似乎已经和那个既爱醉酒，又爱敲诈人，并且总是出口成脏的K绝交几十年了。
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战后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没有草野心平、宫川寅雄两君的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的友情，还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鳟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来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而“发起人”宫川和草野却都相继辞世了。
我去年从报纸上得知草野君的离世，立即给《历程》的编辑朝仓勇先生寄去了哀悼草野心平的文章，如果那个稿子还在，并能将之与这篇文章一并登载的话，我将感到万分荣幸，不知如何？因为那篇文章有两人在天山文库所拍照片的复印件，还写着这篇文章里没有的内容，所以特别希望编辑能够一同刊登。
最后，我回想起了草野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你我俩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只会写诗的‘诗痴’哟！”
我回答说：
“嗯，好像是那样呢。不过我比你还要多一样痴傻的地方呢。就是南条范夫所说的‘教痴’哦”。
当时，草野好像稍稍有些吃惊，对我笑了一下。三年前，我被重庆市授予了“山城健康老人”的名誉称号。
草野君哦，你就这样戴着一顶痴傻的帽子走了，而我却还戴着“三顶痴傻的帽子”活着。不过，啥时候离去，我都没有任何留恋了——安息吧！我的诗痴朋友，草野心平！
（1989年6月30日于重庆）
（唐先容译）
草野心平——屈指一数，和他的交往已近七载，是从在诗志《诗圣》的同一推荐诗栏目中一起上榜开始的。之后，在同人杂志《铜锣》《学校》和《历程》上，都一直是“处在同一旗帜下的他和我”。但在诗歌作品上，彼此似乎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确有什么影响的话，有一点倒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抱着竞争意识，相互刺激，彼此较劲。
（说来，那个时候的年轻诗人、稍微有点傲骨的武士，几乎都是如此——不屑于成为什么“大师”的弟子，当然也无意投靠谁的门下，而是抱着不服输的心理，把写诗视为第一要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匹狼”，一旦剥开皮来看，谁都不是等闲之辈，说得夸张点，每个人都有血有泪，不怕贫穷。比如大冬天穿着一身单衣，在没有拉门的房间里冻得直打哆嗦的村井武生；住在池袋每个月只要一块钱房租的破烂独屋里的栗木幸次郎；身无半文，饭也吃不上，只好到处去蹭饭的林芙美子等等……尽管如此，这帮人只要一碰头，还是会为见面的亲热和喜悦而倾其所有，请对方喝杯便宜的咖啡，或是招待吃豆沙馅点心、烤红薯，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唾沫飞溅地谈论诗歌。）
还是言归正传。每当念及草野君时，首先我想说的便是：自年轻时代至最后作古的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事实上，我所认识的草野心平，从他独自一人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时便是如此了。他远离故土，在孤独与寂寞中满怀热情地追求着那份所谓大正时期近代日本1912-1926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大正时期”。大正文化主张确定的浪漫。这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其诗歌的原点便是由此开始的。
日后，他作为诗歌的伯乐、新诗人的发掘者而显现出的卓越才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我想说，他之所以能在生活的漩涡中跌倒了再爬起来，也是与前面讲述的这一点密不可分的。
草野心平是一个可以明辨他人诗歌作品的好坏，以及其诗品（诗人的品德）如何的诗人。虽然他从未在别人面前炫耀过自己的诗歌，但那样反而给他平添了分量，赋予了他鉴别的能力，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群众关系。年轻的诗人们之所以由衷地敬仰他，称他为“心平先生”、“草野先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似乎也是出自这个理由。听说草野君有一种常常和人吵架，但却“梁山泊越打越亲热”“不打不成交”的特异功能。诗人可不能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老师的臭架子——这也许是一个启示录吧。
另外，他还屡次提笔写到我的事儿。而我却只在二十年代为《日本诗人》写过他一次，而且，那篇文章现在看来，还不免让我有些羞愧。因为那不是评论，而更像是一篇赞美歌式的散文诗。不过，据有识之士说，也有人曾会心地评价道，那不啻一篇表现了当年年轻诗人之间友情的文章。
有人说心平的鼎盛时代是南京时代。
而我却说，将草野君从内心深处改造成稳健的诗人，让他回国后成长为一个大诗人的，毋宁说正是从“汪政权”宣传部最高顾问这一位置上急转直下，重重地跌落下来，变成一个被遣送回国的日侨而进入日侨收容所这一系列重大转折吧。对于当时那些惟有我和他才知道的庸俗杂事，我现在并不太想提起，但八年战争之后，我和他在南京的重逢确实教给了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必须领悟的诸多事情。比如，所谓“做官得忘记自己，在野则要好好审视自己，养精蓄锐”、“胜者王，败者寇”。人这个东西似乎只有得到教训，知道要好好分辨环境和把握环境，才能生存下去的吧？
据我所知，他是一个连任何小纸片都不会遗漏的纸屑收集王。按我的想法，原本是希望他长生不老，然后让他用那些资料写成自传的，可现在却抱憾不已。草野心平的这种收藏癖与我一个毕业于一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朋友恰好可以凑成一对，这个成年人曾经在参观京都日活“日活”乃是时，悄悄地将梅村容子揩过鼻涕的手纸捡起来保存至今。可想而知，这种收藏狂，百分之百都是行为异常的人。他曾经想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纪念图片和文件拿回去，被我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又或者以他的性格，偷偷地拿了一部分回去也说不定。
在草野心平所谓诗人性格的另一面，也意外地有着许多一本正经的地方。他被收容在南京日侨集中营的那会儿，当我对他说给他“特权”，只需登记一下，仍然可以住在外面的时候，他却回答说“那可不行，还是算了”。因为他不答应，我只好每周把他接到我的临时公寓来（原名取洋之助宅），请他喝酒，遇到下雨或下雪的晚上，即使对他说“就在这里住一晚再回去吧”，但到最后，都还是我亲自送他回到集中营的方丈之地去。那时我总是塞给他洋酒、罐头什么的，但他好像都拿来请隔壁邻舍的日本人吃了。每当那个时候，我往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他：“上周给你的酒好喝吧？”他却只回答一句“嗯”，便没有了下文，这自然就露馅了。可这也是他好的地方，很符合他的性格。
是的，不能忽视他对朋友的慷慨。比如，对原理充雄、宫泽贤治、八木重吉、石川善助、尾形龟之助、逸见犹吉等的关心。另一方面，他对品行恶劣的诗人却绝不姑息纵容。实际上，当我时隔六十年去东京的时候，某个K姓诗人的女儿写信告知我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并希望我向草野先生转达问候。这时我才知道，草野似乎已经和那个既爱醉酒，又爱敲诈人，并且总是出口成脏的K绝交几十年了。
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我战后第一次的日本之行，倘若没有草野心平、宫川寅雄两君的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决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的友情，还有中川（一政）先生、井伏鳟二先生等各位朋友，以及来自日本各界江湖之士的好意。而“发起人”宫川和草野却都相继辞世了。
我去年从报纸上得知草野君的离世，立即给《历程》的编辑朝仓勇先生寄去了哀悼草野心平的文章，如果那个稿子还在，并能将之与这篇文章一并登载的话，我将感到万分荣幸，不知如何？因为那篇文章有两人在天山文库所拍照片的复印件，还写着这篇文章里没有的内容，所以特别希望编辑能够一同刊登。
最后，我回想起了草野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你我俩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只会写诗的‘诗痴’哟！”
我回答说：
“嗯，好像是那样呢。不过我比你还要多一样痴傻的地方呢。就是南条范夫所说的‘教痴’哦”。
当时，草野好像稍稍有些吃惊，对我笑了一下。三年前，我被重庆市授予了“山城健康老人”的名誉称号。
草野君哦，你就这样戴着一顶痴傻的帽子走了，而我却还戴着“三顶痴傻的帽子”活着。不过，啥时候离去，我都没有任何留恋了——安息吧！我的诗痴朋友，草野心平！
（1989年6月30日于重庆）
（唐先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