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光阴荏苒。我记得,和宫泽贤治见面应该是1929(昭和4)年5月的事吧。当时我和宫泽乃是《铜锣》杂志的同人。大伙儿得以聚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当时的诗人伯乐——草野心平。而这些同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是不可小觑、极具特色的家伙,这一点我觉得至今也不能否认。
第一次读到《春天与阿修罗》时,我被它的韵律感深为震撼。接下来,我又惊讶于他作品的多样化,即涉猎领域的广泛性。他的诗兴就犹如涌泉一般迸发,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而每一首诗歌都堪称独特的佳作,令人惊叹。也许是我脑海中的直觉吧,我觉得宫泽的诗歌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既有饱含乡土气息的作品、思念妹妹的诗歌,也蕴含着那种鹿踊·剑舞中的拟声性、关于气候的描写,以及对土地的执著等等。而且还有一点也让我难以忘记,那就是——当这一切呈现在童话中时,它们是如此地充满了寓言性和“聊斋”式的色彩。他有一篇童话描写了一个名叫“北守将军”的人,其坐骑上长出了树根。这篇童话在当时,不,即使是现在,也给曾经是军人的我印象弥深。
关于宫泽的童话,我指导的研究生王敏(现为四川外语学院教师)比我有着更为详细的研究。不管如何,在对宫泽的童话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时候,我想,必须对宫泽贤治进行相当深入而又全面的巡礼吧。总之我认为,她在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将宫泽贤治当作了自己的研究目标,这一点还是值得给予些许重视的。
在日本,关于宫泽贤治的评论和研究似乎方兴未艾,开展得相当深入,而在其邻国中国却还远远没有展开。我对日本的宫泽贤治研究家们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深表敬佩,与此同时,又不能不感到,不是也应该对日本东北的等也展开研究吗?
说来,我之所以能够去拜访宫泽,主要是因为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旅行日程中含有花卷温泉,于是在从上野车站出发前便拟定了计划,要去拜访病榻上的他。
我和宫泽见面的详细情形已在其他文章中有过描述,在此就略下不表了。
他似乎对我太过年轻和健康感到颇为诧异。而他虽然卧病在床,但却表现出浩淼博大的精神,这确实让我惊讶不已。即便因年龄的差距、环境的殊异等种种原因,导致谈话中不无龃龉,但依旧不乏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这或许源于相互之间那种同类相通的亲近感吧。现在想来,我们俩同为诗人,颇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走路时也总是在思考着什么,换言之,就是浸润着一种幻想性的特质,而且……“如果是黄先生来了,就请他进来吧”——宫泽就这样说着,愉快地让家人带我进屋去和他见面。仅此也足以将如今的我拽入到当年的快乐回忆中。
宫泽贤治除了自己专攻的科学以外,也从事绘画,还研究音乐,而这一切也通过宫泽的写作,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了惟他独有的风范。当时我们那些诗友不曾像现在的人这样喜欢吹捧自己的伙伴,也不拉帮结派,专横一时。再说也没有排斥异己的偏见,而只是暗自与自己较劲,专心于诗作,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或许可以说是以作品为本吧,总之,就是自己营造出自己的诗歌领域,努力学习,以创作出人人皆懂的诗歌。尽管宫泽当时与我们在地理上相隔一定的距离,但他似乎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勤奋和热爱读书之人。
另外,我年轻时就认识了照井咏三和栗木幸次郎君。我由衷感到,日本东北地区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顽强毅力让我受益匪浅。去年,长冈辉子女士造访我的时候,户川江马也偕同到访,因大伙儿一时间热衷于别的话题,结果我竟忘记了请长冈辉子女士朗读宫泽的诗歌,询问她对宫泽诗歌的感想。
如今,在中国日语学生的教科书上常常出现昔日友人的作品。大约是四五年前吧,宫泽那首《不怕风雨》的诗歌开始在这里——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的大学生们中间变得脍炙人口。从那以后,许多学生经常登门来询问宫泽贤治的事,尤以最近为甚,而这似乎与日本籍教师们的“宣传”大有关系,他们到处说,宫泽贤治是黄瀛教授年轻时的友人。
最后我想就这篇文章赘言几句。去年(昭和五十九年)在东京期间,奥田弘先生与洋洋社的梅田氏前来造访,恳请我务必为其杂志撰写一篇关于宫泽贤治的文章,尽管我当时欣然允诺,但不曾想回国后出乎意料地忙碌,而与此同时,岩手县图书馆也希望我写点什么,甚至不惜烦请东京的驻日使馆从中捎话,所以,我总算是草就了两页文稿。打算以此文应付其一,也没有查找资料,便一气呵成了。写好之后,寻思着把图书馆的稿约姑且展期,而先寄给了洋洋社。而或许这也算是近来我这个懒惰的神经病人为了一石二鸟而上演的拙劣把戏吧。而正好我的学生因所谓的“大平学校”赴日参观学习要去东京等地逗留一月,于是便委托其捎往东京邮寄。想来,有这种“邮递员”的代劳也真是值得庆幸。
(唐先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