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抗战文艺》为中心
何瑶
中国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文学的特殊风貌的典型代表。过去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大多是概览式的研究，或是名家名篇个体观照，鲜有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入手进行纵向的整体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从《抗战文艺》上的小说这种体裁入手，从期刊文学的角度，立足于文学研究本身，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文本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通过深入地细读文本，纵向整体地考察，从文学的角度确立《抗战文艺》上小说的实际分期，理清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的发展脉络，着力复现大后方小说发展的原生态图景，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抗战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长期以来不少论者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有政治功利性突出，概念化、公式化严重，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具体文本研究与系统全面的考察，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认识。抑或由于过去的文本被遮蔽了，一些作品没有机会与人们见面，局限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判断。我们试图在论文中尽量使用过去较少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来分析论述，对《抗战文艺》做系统的梳理研究，在对抗战小说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中，来复现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真实面貌。
在论文中我们将突破以往三个阶段的划分方法，采取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将《抗战文艺》上的小说以第七卷第六期（即，1942年6月15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一、抗战前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本时期，战争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打破了人们往昔的宁静，人们的生活因战争而发生剧变。人们每天关心、谈论的都是战局、战争，战争俨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面，与人们的生活朝夕相关、紧密相连，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均以抗战为依托。随着局势的步步紧逼，战事在艰难中挺进，战争生活形影相随，笼罩着这个时期，“欢笑和眼泪都‘与抗战有关’，吃饭，恋爱和住房子也都‘与抗战有关’”。作家在此时“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所写的文字，都与抗战有关，是当然的事”。他们“但凡有所作，总向着一个方向，因为也只有一个方向”。我们对《抗战文艺》上前期的小说做了细致地梳理，进行了整体考察，发现战争生活是本时期小说叙事的中心。在对战争生活进行观照时，作家主要是从战争中（即与战争直接相关）来展示。作家不仅看重胜利光明的一面，也揭发现实里直接影响抗战的污秽和黑暗。《抗战文艺》上发表的小说正是兼顾着抗战中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对战争生活作立体的真实的反映，既注重战争场面的展现，也不忽略后方阴暗面。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大都围绕战争生活而展开，以抗日救亡为总的主题，从战争场面和后方阴暗面两个方向入手，践行真实性的创作原则，追求新闻性与纪实性的艺术表现，在战争生活这个范畴内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呈现出单一化的文学特征。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争生活的真实描绘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以“抗日救亡”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以英雄形象与阴暗形像为主的人物形像及大众化的艺术表达三个方面论述抗战前期大后方小说单一中显现丰富的文学特征。
二、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抗战后期，虽然抗战胜利的曙光在召唤，必胜的基础已奠定，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须要刻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地方还多得很，民族本身的弱点，须要克服的，也还多得很：这又应该是贯串在一切小说中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而这一点，又必须避免标语口号，要从日常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中综合概括出典型的事象而加以有力的描写”。因此，“文艺工作者比任何人还知道得清楚：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改造全民族性格习俗，这是比疆场上的战争更艰巨，更需要长期努力的斗争”。而“文艺通常被比作武器，环境越不好，武器越不宜放手，越要把他磨得锋快”。此时，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人们所熟悉，随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逐渐展开，战场上也捷报频传，作家们逐渐摆脱了抗战前期“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的写作状态。靠着中华全国文艺界同仁的努力，抗战小说的创作在本时期繁荣起来，有了长足进展。作家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这场战争，反观抗战的现实，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视域的重心逐渐向战时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转移，更加关注抗战中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
本时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将视线较多集中到与战时生活相关的日常生活上，展示战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点。作家把抗战多年来体验到的生活作深入的反映与表现，“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抗战题材的范围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考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既有写现代题材的，比如，文若的《烦恼》；也有写古代题材的，比如，徐盈的《禹》通过鲧和禹在治水过程中的不同处事态度的比较，借古喻今，表达团结抗战的愿望；既有写中国题材的，比如，姚雪垠的《夏光明》反映了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也有写外国题材的，比如，刘盛亚（S。Y。）的《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暴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行。作家的视界比抗战前期更为广阔，观察也比抗战前期深刻，开始去描写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多是关心着民族的将来，关心着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关心着青年一代的苦闷和磨折，关心着社会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等，表现的生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因此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开始大量涌现，抗战小说创作出现多样发展的局面，不但实现了主题的多重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实现了多样化，艺术上则渐趋成熟，在大众化的文艺中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达。
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时生活的如实展现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主题的多重性、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与艺术表达的个性化三个方面论证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走向多样化的文学特征。
通过以上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所进行地全面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明显地以194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的文学特征。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讲师）
中国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文学的特殊风貌的典型代表。过去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大多是概览式的研究，或是名家名篇个体观照，鲜有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入手进行纵向的整体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从《抗战文艺》上的小说这种体裁入手，从期刊文学的角度，立足于文学研究本身，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文本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通过深入地细读文本，纵向整体地考察，从文学的角度确立《抗战文艺》上小说的实际分期，理清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的发展脉络，着力复现大后方小说发展的原生态图景，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抗战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长期以来不少论者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有政治功利性突出，概念化、公式化严重，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具体文本研究与系统全面的考察，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认识。抑或由于过去的文本被遮蔽了，一些作品没有机会与人们见面，局限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判断。我们试图在论文中尽量使用过去较少与读者见面的作品来分析论述，对《抗战文艺》做系统的梳理研究，在对抗战小说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把握中，来复现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真实面貌。
在论文中我们将突破以往三个阶段的划分方法，采取两个阶段的划分方法，将《抗战文艺》上的小说以第七卷第六期（即，1942年6月15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一、抗战前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本时期，战争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打破了人们往昔的宁静，人们的生活因战争而发生剧变。人们每天关心、谈论的都是战局、战争，战争俨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面，与人们的生活朝夕相关、紧密相连，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心均以抗战为依托。随着局势的步步紧逼，战事在艰难中挺进，战争生活形影相随，笼罩着这个时期，“欢笑和眼泪都‘与抗战有关’，吃饭，恋爱和住房子也都‘与抗战有关’”。作家在此时“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所写的文字，都与抗战有关，是当然的事”。他们“但凡有所作，总向着一个方向，因为也只有一个方向”。我们对《抗战文艺》上前期的小说做了细致地梳理，进行了整体考察，发现战争生活是本时期小说叙事的中心。在对战争生活进行观照时，作家主要是从战争中（即与战争直接相关）来展示。作家不仅看重胜利光明的一面，也揭发现实里直接影响抗战的污秽和黑暗。《抗战文艺》上发表的小说正是兼顾着抗战中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对战争生活作立体的真实的反映，既注重战争场面的展现，也不忽略后方阴暗面。因此，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大都围绕战争生活而展开，以抗日救亡为总的主题，从战争场面和后方阴暗面两个方向入手，践行真实性的创作原则，追求新闻性与纪实性的艺术表现，在战争生活这个范畴内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呈现出单一化的文学特征。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争生活的真实描绘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以“抗日救亡”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以英雄形象与阴暗形像为主的人物形像及大众化的艺术表达三个方面论述抗战前期大后方小说单一中显现丰富的文学特征。
二、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文学特征
抗战后期，虽然抗战胜利的曙光在召唤，必胜的基础已奠定，但抗战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须要刻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地方还多得很，民族本身的弱点，须要克服的，也还多得很：这又应该是贯串在一切小说中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而这一点，又必须避免标语口号，要从日常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中综合概括出典型的事象而加以有力的描写”。因此，“文艺工作者比任何人还知道得清楚：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准，改造全民族性格习俗，这是比疆场上的战争更艰巨，更需要长期努力的斗争”。而“文艺通常被比作武器，环境越不好，武器越不宜放手，越要把他磨得锋快”。此时，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人们所熟悉，随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逐渐展开，战场上也捷报频传，作家们逐渐摆脱了抗战前期“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工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烽火”的写作状态。靠着中华全国文艺界同仁的努力，抗战小说的创作在本时期繁荣起来，有了长足进展。作家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这场战争，反观抗战的现实，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视域的重心逐渐向战时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转移，更加关注抗战中所反映出的现实问题。
本时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将视线较多集中到与战时生活相关的日常生活上，展示战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点。作家把抗战多年来体验到的生活作深入的反映与表现，“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抗战题材的范围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考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既有写现代题材的，比如，文若的《烦恼》；也有写古代题材的，比如，徐盈的《禹》通过鲧和禹在治水过程中的不同处事态度的比较，借古喻今，表达团结抗战的愿望；既有写中国题材的，比如，姚雪垠的《夏光明》反映了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也有写外国题材的，比如，刘盛亚（S。Y。）的《小母亲》写的是战时德国的生活，讽刺、暴露纳粹德国从精神、肉体上残害青年的罪行，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行。作家的视界比抗战前期更为广阔，观察也比抗战前期深刻，开始去描写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多是关心着民族的将来，关心着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关心着青年一代的苦闷和磨折，关心着社会道德的堕落、风气的败坏等，表现的生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因此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开始大量涌现，抗战小说创作出现多样发展的局面，不但实现了主题的多重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实现了多样化，艺术上则渐趋成熟，在大众化的文艺中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表达。
这一部分，首先，我们对这一时期小说反映的主要内容战时生活的如实展现进行论述。其次，我们分别从主题的多重性、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与艺术表达的个性化三个方面论证抗战后期大后方小说走向多样化的文学特征。
通过以上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所进行地全面考察、分析，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明显地以194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的文学特征。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