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日战争中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运动
[韩国]崔学松
一、引言
在20世纪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革命运动进程中，世界语与革命运动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期，世界语运动与文字革命运动热潮，以及中日战争时期的以世界语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运动模式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
本文将世界语与革命之关联的生成情景定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庆地区开展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战宣传运动，并试图揭示中日战争时期的世界语运动实践如何影响了反战求和平的宣传运动的进程。
近30年来，世界语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语言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是将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考察与反战和平共生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大众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中国世界语者之活动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抗战宣传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中日战争中的具体历史情境探究世界语运动与革命的关联，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世界语运动大众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
本文首先考察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如何与抗日救国历史链接，进而考察世界语运动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开展抗战宣传运动。此外，在战争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具体地把握世界语运动的大众化、国际化问题。
二、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成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反对日本资本家剥削工人，导致流血冲突的“五卅”事件，是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早期活动。从当时胡愈之编辑的《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中可以见到一些线索。当时，上海的六个世界语团体也向世界发出了“抗议书”。
此后，胡愈之整理国外的世界语界的反应，写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语界》的文章，发表在《绿光》第4卷第1号上。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关于此次的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其一，五卅惨杀事件，在世界语界中唤醒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其二，爱国运动必须关注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语。”这个事件，成为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的端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状况变化，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国际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阵营。这两个阵营的相持，也影响了世界语运动。于是，在代表“中立主义”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以外，出现了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简称为SAT）。
可是，由于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兰召开第11次大会的时候，左翼会员正式宣言了脱离这个组织设立另外的组织——统一委员会（IUK）。1932年8月，统一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nternacio de Proletaraj Esperantistoj、简称为IPE）的成立大会。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员会发行的《国际主义者》和各种书籍以外，最重要是发行《PEK》（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种形势，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黄尊生在回想录中陈述：“1931年满州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翌年发生了上海事变。上海的战斗还没结束之前，又出现了伪满州国政权。”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给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化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后，世界语者们在“以世界语来解放中国”的标语下，积极地开展了活动。
满州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合全国20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向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揭露了在中国的日本势力扩张。向各国世界语者传达日本军暴行的最初的资料，是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的月刊杂志《希望》（La Espero）。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导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以下，简称为语联）在上海成立了。当时，语联在上海，是属于中共指导下的文化界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左翼戏剧作品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也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语联的活动，是从1931年开始到日中战争全面发动的1937年为止，大约持续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相关联。随着日军占领东三省，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越来越密切相连。
语联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对内，发行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的机关出版物），在积极开展大众宣传的同时，也组织了工人世界语讲习会。1932年7月中国世界语函授教育学公司和世界语书店成立，主要的工作是世界语教材的编写。对外，IPE加盟，进行世界语的国际通讯的工作，展开了对外抗日宣传活动。
三、中日战争中的对外抗日宣传活动与世界语运动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北平和上海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促使更多的世界语者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世界语成为有力的宣传手段，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墙城在汉口创办了杂志《东方呼声》（Vocoj el Oriento），宣传抗日斗争。同年9月迁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终刊，共出刊34期。这个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解放区与八路军方面的文章，一部分资料是直接从解放区来的，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开战，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世界语运动也被传播起来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部分世界语者与中共中央一起来到了延安。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了首次世界语讲座。1938年4月，随着延安的世界语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语组织迫在眉睫。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的王玉福、黄乃、王仲方等世界语者的积极努力，和吴玉章的支持下，1938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创刊了《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这个杂志发行到各解放区，同时也被发送到国内外的世界语者。该杂志，用世界语及时报道了陕甘宁区的战时情况、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战略，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这一时期，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世界语者也汇集在武汉。这时郭沫若正在筹建第三厅，于是第三厅下设的第七处的世界语宣传活动开始了。此后，日军迫近汉口，其活动地迁移到了重庆。1939年创刊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Heroldo de Cinio）。
在众多的抗战宣传世界语刊物中，《中国报道》占着重要的位置。其编辑的主旨，是通过世界语把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抗战状况发送到世界各国。其编辑内容，包括时事评论和数据报告（交战回数、死者和伤者数、战争俘虏的状况等），以及战时动向和国际舆论的介绍。并且积极致力于介绍国共双方的评论。
这样，中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成为了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1944年秋天，《中国报道》的排字房被撤销。可是，为了持续发刊、翟健雄等世界语者筹办排字房，设立了“世界出版社”。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从1944年10月开始从月刊改为不定期发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销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道》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四、结束语
本文试图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宣传运动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中国世界语者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抗日战争的关联来揭示中国国内的世界语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抗日宣传运动等革命复杂相关联的政治问题。虽然世界语作为语言问题曾在20年代的国内文字革命当中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中日战争时期的国内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者的抗日救国宣传运动历史进程。
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军国主义势力压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携手共同抵抗。随着1940年代的中日战争扩大，东亚世界语逐渐成为了克服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联合的纽带。对于这些跨国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联合合作等问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
一、引言
在20世纪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革命运动进程中，世界语与革命运动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期，世界语运动与文字革命运动热潮，以及中日战争时期的以世界语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运动模式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
本文将世界语与革命之关联的生成情景定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庆地区开展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战宣传运动，并试图揭示中日战争时期的世界语运动实践如何影响了反战求和平的宣传运动的进程。
近30年来，世界语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语言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是将世界语运动的历史考察与反战和平共生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大众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中国世界语者之活动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抗战宣传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中日战争中的具体历史情境探究世界语运动与革命的关联，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世界语运动大众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
本文首先考察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如何与抗日救国历史链接，进而考察世界语运动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开展抗战宣传运动。此外，在战争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具体地把握世界语运动的大众化、国际化问题。
二、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世界语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成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反对日本资本家剥削工人，导致流血冲突的“五卅”事件，是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早期活动。从当时胡愈之编辑的《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中可以见到一些线索。当时，上海的六个世界语团体也向世界发出了“抗议书”。
此后，胡愈之整理国外的世界语界的反应，写成《五卅事件和世界语界》的文章，发表在《绿光》第4卷第1号上。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关于此次的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其一，五卅惨杀事件，在世界语界中唤醒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其二，爱国运动必须关注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重要的手段就是世界语。”这个事件，成为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的端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国际政治和经济状况变化，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国际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阵营。这两个阵营的相持，也影响了世界语运动。于是，在代表“中立主义”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以外，出现了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是全世界超民族协会（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简称为SAT）。
可是，由于对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的不同，1931年，SAT在荷兰召开第11次大会的时候，左翼会员正式宣言了脱离这个组织设立另外的组织——统一委员会（IUK）。1932年8月，统一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Internacio de Proletaraj Esperantistoj、简称为IPE）的成立大会。IPE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委员会发行的《国际主义者》和各种书籍以外，最重要是发行《PEK》（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这种形势，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黄尊生在回想录中陈述：“1931年满州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翌年发生了上海事变。上海的战斗还没结束之前，又出现了伪满州国政权。”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给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化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后，世界语者们在“以世界语来解放中国”的标语下，积极地开展了活动。
满州事变后，汉口世界语学会联合全国20多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宣言，向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揭露了在中国的日本势力扩张。向各国世界语者传达日本军暴行的最初的资料，是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的月刊杂志《希望》（La Espero）。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931年11月3日中共指导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以下，简称为语联）在上海成立了。当时，语联在上海，是属于中共指导下的文化界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左翼戏剧作品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也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语联的活动，是从1931年开始到日中战争全面发动的1937年为止，大约持续了5年以上，促使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相关联。随着日军占领东三省，中国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越来越密切相连。
语联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对内，发行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的机关出版物），在积极开展大众宣传的同时，也组织了工人世界语讲习会。1932年7月中国世界语函授教育学公司和世界语书店成立，主要的工作是世界语教材的编写。对外，IPE加盟，进行世界语的国际通讯的工作，展开了对外抗日宣传活动。
三、中日战争中的对外抗日宣传活动与世界语运动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北平和上海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促使更多的世界语者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世界语成为有力的宣传手段，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38年3月，方善境和傅墙城在汉口创办了杂志《东方呼声》（Vocoj el Oriento），宣传抗日斗争。同年9月迁移到香港，直到1940年终刊，共出刊34期。这个刊物，大量刊载了有关解放区与八路军方面的文章，一部分资料是直接从解放区来的，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
随着中日战争全面开战，聚集在陕甘宁边区的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世界语运动也被传播起来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部分世界语者与中共中央一起来到了延安。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设立了首次世界语讲座。1938年4月，随着延安的世界语者的增加，需要建立世界语组织迫在眉睫。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工作的王玉福、黄乃、王仲方等世界语者的积极努力，和吴玉章的支持下，1938年5月6日，建立了中共解放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创刊了《延安世界语者》（Jan-an Esperantisto）。这个杂志发行到各解放区，同时也被发送到国内外的世界语者。该杂志，用世界语及时报道了陕甘宁区的战时情况、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战略，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这一时期，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世界语者也汇集在武汉。这时郭沫若正在筹建第三厅，于是第三厅下设的第七处的世界语宣传活动开始了。此后，日军迫近汉口，其活动地迁移到了重庆。1939年创刊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报道》（Heroldo de Cinio）。
在众多的抗战宣传世界语刊物中，《中国报道》占着重要的位置。其编辑的主旨，是通过世界语把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抗战状况发送到世界各国。其编辑内容，包括时事评论和数据报告（交战回数、死者和伤者数、战争俘虏的状况等），以及战时动向和国际舆论的介绍。并且积极致力于介绍国共双方的评论。
这样，中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成为了世界语运动的重要基地。1944年秋天，《中国报道》的排字房被撤销。可是，为了持续发刊、翟健雄等世界语者筹办排字房，设立了“世界出版社”。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从1944年10月开始从月刊改为不定期发行。1945年3月，政治部下令撤销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报道》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四、结束语
本文试图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抗战宣传运动题域下重新审视世界语运动的作用，并通过中国世界语者的活动具体考察世界语与抗日战争的关联来揭示中国国内的世界语问题不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抗日宣传运动等革命复杂相关联的政治问题。虽然世界语作为语言问题曾在20年代的国内文字革命当中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中日战争时期的国内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者的抗日救国宣传运动历史进程。
同时，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军国主义势力压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朝鲜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联合起来，携手共同抵抗。随着1940年代的中日战争扩大，东亚世界语逐渐成为了克服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联合的纽带。对于这些跨国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世界语运动的联合合作等问题，将作为今后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