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与中华抗战文学
陶德宗对抗战文学，我们不应将其简单地定义为抗战时期的主流文学，也不能将其机械地圈定在1937～1945年的中国大陆这一时空之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本土生存空间内，抗战文学早在1895年的台湾就已实际发生，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对沦陷了的东北大地的悲情书写，也比台湾作家以台湾沦亡为母题的悲愤歌哭晚了近40年。以史证文和以文证史，这是我们分析评说抗战文学应持的基本原则。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实还原中华抗战文学的流变轨迹和时空架构，并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观照到抗战文学在中国“两岸三地”和东南亚等海外华侨生存之地发生发展的全景风貌；也才能对其间的诸多文学现象作出准确的评述，并得以充分开掘利用中华民族这一巨大丰厚的文学遗产与精神财富。
一、抗战文学的历史描述，必须突破偏狭的大陆视域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反映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斗争和生活、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抗战文学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应该承认，抗战文学的怒潮是随着“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救亡情绪的空前高涨和全面抗战爆发而方始汹涌澎湃于中华大地的。但是，同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创作主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一样，抗战文学也并不是随着芦沟桥的炮声而突然出现的，它也有一个从初潮涌动到大河奔流的发展过程。由于近现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再侵略和中国人民绵绵不绝的抗日斗争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由于中华文化与文学爱国为民这一传统精神的内在驱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抗战文学创作，就不仅有一个从局部空间向全国范围以及东南亚扩展的流变过程，而且成了几乎流贯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始终的一大创作潮流。既然如此，那么抗战文学创作的初潮究竟于何时何地开始涌动，便成了我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作何判定，不仅直接涉及到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文学史的准确编写，而且还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引导今人与后人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抗战文学所走过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所作的回答，始终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偏颇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一致认定抗战文学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发生的。到了80年代后，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和一些研究论著，开始把30年代初、中期以萧军和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反映“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苦难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抗争的创作视为抗战文学初潮涌动的涛声。有的认定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正面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著名长篇小说”；有的认为“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提前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时期”并“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期——为民族解放而歌的时期即将来到”；有的还主张应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作为抗战文学的时间上限，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在这以后以“两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出现了。这些论断之所以偏颇，主要在于这种判定只符合在这一问题的局部真实，而并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整体实际。应该承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陆部分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确是最早出现的群体性抗日文学创作，可视为抗战文学在大陆的初潮涌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尊重历史的实际，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大陆、台湾、港澳等“两岸三地”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并由此出发来思考本文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抗战文学的初潮其实不是“东北作家群”在30年代初、中期的创作，而是于自1895年开始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也不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而是20年代中期出现于海峡彼岸的《一杆称仔》（赖和）和《光临》（杨运萍）等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那种将“东北作家群”在30年代初、中期的创作视为整个抗战文学初潮的结论也是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实际的。
二、台湾同胞的抗日之战，是中华民族救亡战争的海上篇章
台湾人民反对日殖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侵御侮斗争，自1894年“甲午海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整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空间上也经历了由大陆而台湾再到“两岸三地”与东南亚等海外华侨聚居之地的扩展。1895年，《马关条约》一纸割台，举国震惊，万民悲愤。台湾同胞更是“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过于四野，风变色，若无天地”。悲愤至极的台湾同胞，皆“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和强烈的爱国意识驱动下，两个高潮陡起于海峡彼岸，即台湾人民遍及全岛的武装抗日斗争高潮和台湾爱国诗人“痛哭沦亡祸”的悲情诗歌创作高潮。这两个高潮交织并进。共同拉开了台湾人民长达50年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之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大幕。从1895年至1915年，是台湾人民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抗日救亡时期。在这20年中，台湾人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达19次之多。台北保卫战、台中保卫战、台南保卫战、新竹保卫战、彰化保卫战等，皆是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著名战役。在彰化保卫战中，吴彭年、吴汤兴等近千名中华儿男全部为国捐躯；在新竹保卫战中，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所率抗日义军与入侵日军血战20余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兵败新竹而长抱“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巨大悲愤和深深遗憾。（丘逢甲《离台诗》第一首）“潜移兵祸海之东，炮火澎瀛杀气红。大帅易帜能杀敌。平民制梃愿从戎……”（《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如是诗句，正是对当时那一页民族痛史与壮史的真实记录。在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因遭日本殖民者疯狂镇压。罹难者竟达3万人之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日本殖民者的血腥屠杀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高潮自此虽被迫落潮，但又并未断绝。1930年，台湾高山族同胞发起了著名的“雾社起义”，这是20世纪30年代台湾人民所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为悲壮的武装抗日斗争。日本殖民者为镇压“雾社起义”，不仅动用了飞机、大炮，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在灭绝人性的殖民者面前，起义同胞拼死抵抗，血战月余。死难者近千人。“雾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和其前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抗日斗争一样，以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又一曲永远回荡在海峡两岸的民族正气之歌。
三、海峡彼岸的文化坚守，是中华抗战文化的悲壮前奏
在日殖据台50年中，台湾的文化虽经历了新旧文化的历史性变化，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上的抗议品格，在两者之间又是一脉相系的。在1895年台湾沦陷之后，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连横等一大批爱国诗人，或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或含悲噙恨潜返大陆，或隐姓埋名潜居不出，或举办私塾传授汉文，或结社吟诗卫护汉节，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也无论日殖统治何等严酷，他们都不能忘记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自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莫道英雄心便死，满腔热血此时多。”（许剑鱼《感怀》）在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清政府丧权辱国、割让台湾、弃台湾同胞于水火的满腔悲愤和台湾沦为殖民地、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无尽悲哀，并始终怀抱着驱日复台之志。愤怒出诗人。于是，他们那仰天长啸、痛哭失声、感时抒愤的大量诗作，便无一不是抒情主人公用血泪和生命在抗日救亡的主旋律上弹奏出来并带着特定时代悲凉声调的动人音符，并在多方面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于1920年发端的台湾新文化运动，在民族文化内部，固然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突破与超越，但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这一中心点上又与台湾旧文化别无二致。以张我军、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代表的台湾新文化先驱和新文学作家，也和丘逢甲等中华英杰一样，是一群有着强烈祖国意识和深深中华情结，在文化与文学战线上为民族解放而悲壮呐喊的爱国志士。尤其是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被迫滑向低谷的特定历史场域中，他们所倾力推行的新文化运动，自觉担负起了反抗日殖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的悲壮使命。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日殖据台50年中，台湾人民在文武两条战线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而生发起来并高扬着救亡品格的台湾文化与文学，当然是中华民族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学的悲壮前奏曲。
四、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沦陷区文学中最具民族风骨
在1895年至1945年这跨世纪的50年中国之文学地图中，沦陷区文学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特殊板块。这一特殊文学板块的形成，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相关。自19世纪末甲午海战以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华战争，遂在中国广大的本土空间内先后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沦陷区。始为台湾自1895年沉沦，继之是东北三省自1931年沦陷。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有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又于1941年被日本侵占。至此，中国锦绣山河大半已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艰难挣扎于这广大沦陷区中的民族文学，与大陆的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一道，共同组成了抗战文学在中国本土空间中多元多样的全景风貌，成为整个抗战文学和自19世纪末即开始起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中国“两岸三地”的沦陷区文学，虽然它们都艰难挣扎于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之下，并都面临着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尖锐冲突，但由于它们“沦陷时期长短不一，现实政治格局也有所差异，日殖当局在各沦陷区实行文化专制的内容、方式，对文学的渗透、控制的方式有着同中之异”，再加上“地理种型区域及文化类型的不同”，因此，各沦陷区文学所呈现的文学景观也是有较大差异的。就大陆沦陷区文学而言，其文学景观的总体态势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高扬着强烈抗日救亡意识的文学创作和表现鲜明亲日媚日倾向的汉奸文学都比较少，而远离时代政治中心的闲适文学创作则明显居多。香港沦陷后，由于大批赴港作家回流大陆，香港地区的抗战文化与文学活动从盛极一时迅速滑向最低谷。在这一时期，在港作家仅有萧红、戴望舒等几位。萧红正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与病魔搏斗，少于创作。戴望舒则在日军地牢中用血泪抒写着《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悲情诗作，以特殊方式艰难延续着香港地区抗战文学的一线香火。除此之外，作为沦陷区的香港文学在其他方面几乎是一片沉寂，并由此显现着与其他沦陷区文学很不相同的态势。
与大陆各地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后的香港文学相较，同属沦陷区文学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显然是卓然不群和独见峥嵘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沦陷区和香港文学的鲜明个性既在于它坚持的时间最长，更在于它始终以抗日的、启蒙的文学为主流，对殖民文化的反抗品格和对民族文化的革新品格也表现得尤为鲜明。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以1920年7月《台湾青年》创刊为界，分为新旧文学两个时期。在前25年的旧文学阶段，最悲壮、最辉煌的一幕集中出现在台湾沦陷初期。是时，以丘逢甲为代表的一大批台湾爱国诗人，面对着《马关条约》一纸割台，台湾同胞成为“弃儿”与亡国奴的民族惨剧，无不感到极度震惊和万分悲愤。于是，一个以痛哭台湾沦亡为基本母题的悲情诗歌创作高潮迅速形成于海峡彼岸。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连横、林痴仙、林鹤年、林仲衡、许剑渔、许天奎、吴德功、庄太岳、庄棣萌、吕敦礼、王冠群、王少涛、王荣达、李黄海、李柄云、陈逢源、陈怀澄、陈月檀、杨树惠，施士浩等一大批台湾诗人，皆用自己的泣血溅泪之作，抒发对台湾沦亡的巨大悲愤，讴歌台湾人民悲壮的保台之战，张扬不灭的汉魂和凛然的汉节，倾诉对祖国和故乡的无尽思念。这些至悲至愤至痛的歌哭，内蕴着深深的中华情结，高扬着强烈的祖国意识，呈现着沦陷后的台湾文学最为难能可贵的民族风骨与战斗品格，并由此拉开了日据时期50年台湾文学悲壮的历史大幕。
在大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端于192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坐标中，虽然是一场革故鼎新的历史性嬗变，并由此使台湾文化与文学自觉追随大陆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步伐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在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框架中，它仍然继承了台湾旧文学尤其是台湾沦陷之初爱国诗词创作高潮的精神传统，一如既往地高扬着强烈的祖国意识，继续显现着彼岸文学那峥嵘的战斗品格。从创作主体看，以赖和、杨逵和吴浊流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所组成的队伍阵营，不仅比后来的大陆沦陷区文学作家队伍庞大齐整，而且多是汉魂不灭、汉节凛然并对祖国新文化与新文学有着强烈认同感与追随感的民族志士。他们的思想精神、气节人格、创作追求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姿态风貌与前行方向。从文学运动、文学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看，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也远比大陆任何一个沦陷区文学都结合得更加自觉与更加紧密。它不仅自觉担负起了反抗殖民文化、卫护民族文化的神圣责任，而且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自1915年以后被迫落入低谷的历史境遇中，还成为了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怀抱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台湾岛上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更见浓重的最艰难岁月中，台湾爱国作家仍坚决抗击着“皇民文化”与“皇民文学”黑潮，拼死固守着民族文化阵地。张文环、杨逵、吕赫若等作家所创办的《台湾文学》和吴浊流等作家所从事的《亚细亚的孤儿》等“地下文学”创作即是鲜明的标志。从文学创作所内蕴的精神元素看，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不仅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两种意识的有机融合，遂使其在承传台湾旧文学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同时，又形成了与台湾旧文学很不相同的现代特质。
五、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有着与大陆新文学同质的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作为台湾人民抗日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鲜明突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前台湾旧文学如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等人的精神人格和创作追求的脉流影响，但由于广大台湾新文学作家在新的时代场域中形成了折射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代意识，因此便使得台湾新文学所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狭隘、恋旧的思想情绪，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内核的爱国主义。唯其如此，才使得“日据下台湾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环，它不仅是文学创作活动，同时还兼具文化改革、社会改造和民族自觉等运动的多种性质”。“它除了正面唤醒台湾人的同体感，激发同仇敌忾心外，还认知道必须改革保守、僵化的封建社会体制，破除迷信、消除愚昧、输入新知。”
在日殖统治下的台湾，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矛盾冲突一直是相当尖锐激烈的。其主要表现便是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早在日殖据台之初就已开始。如19世纪末那声势颇大的“汉诗运动”，遍及全岛的“私塾热”，为抵制日殖强要台胞去汉装、剪辫子而成立的“保发会”等，皆是台湾同胞抵制日殖文化同化、维护和赓续民族传统文化的义举，其爱国精神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我们在认识、评析如台湾这类沦陷区人民在文化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时，不应只是停留在看其是否维护了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层次之上，还应着重看一下它是否有利于催促我们民族的新生。我们之所以应坚持这一个标准，不仅因为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还因为是时台岛人民的某些爱国义举中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包容着恋旧、复旧的心理情绪。如前所提之“保发会”，其宗旨就是“留以辫子，以见满清皇帝于地下”。而始于光绪年间且在台湾旧文坛上影响极大的“击钵吟”，在日殖据台之初虽也有固守民族文学阵地、抵御日殖文化同化的积极作用和反抗意义，但在那反复表现出来的“日吏不如清官好”的主题思想中，确也有着极浓的恋旧、复旧心理。对这种海峡两岸文坛皆曾有过的文学现象，鲁迅曾给予了这样的告诫和批评：“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在这里告诫我们的要义有二，即一要爱国，二要前进。而那种恋旧复旧的、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狭隘的民族情绪，既严重阻碍着民族的觉醒和新生，又很容易蜕变为殖民文化帮凶，于爱国和前进都是有害的。在台湾，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击钵吟”后来终于被日本殖民者所收买利用。其末流所趋，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媚日倾向，而且那风花雪月、有形无骨的联吟酬唱，在是时那被血泪浸泡着的台湾，实际上也起着“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帮凶作用，因而受到了台湾新文学先驱者对它的猛烈批评。所以，我们在评析台湾这类沦陷区文学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时，一定要看它是否将反帝和反封建连在一起，一定要看它是否在催动人们从殖民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双重枷锁中挣脱出来，走上自新自强的民族解放之路。沦陷区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要升华到这样一个救亡与启蒙交融的层面，没有现代意识的驱动显然是不行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在整个沦陷区文学中那卓然的风采。赖和等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麻木苟活、愚昧自私、甘为“贱民”，甚至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等病态精神的沉痛书写与批判，对造成这种病态人生的民族历史文化自身原因的深刻揭露，不仅在创作追求上自觉链接了鲁迅，而且使日据时期台湾文学高扬起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封建旗帜，显现了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同质的现代品格。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之所以能在极为严酷的殖民统治中，成为1895～1945年中国沦陷区文学中最具战斗品格与革新品格和最为悲壮辉煌的一章，并历50年殖民统治之威压摧残而不改英雄本色，关键就在于它既始终自觉承续了从历史纵深处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血统，同时又主动吸纳世界与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新潮并为民族文化适时注进了新的文化血液。在中国“两岸三地”的本土空间中，台湾沦陷的历史虽然最长，所面临的殖民统治与文化同化也最为严酷，但由于广大台湾人民和爱国作家始终不改中华赤子之心，并主动而坚定地保持着对祖国大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认同感与追随感，从而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成为中国抗战文学悲壮的前奏曲和弥足珍贵的海上篇章，并因此而决定了抗战文学的时空结构。
著名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郑伯奇早在1940年就指出：“抗战文艺的发生远在抗战开始之前……因此，若将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认为是抗战文艺，那就隐蔽了抗战文艺的全貌，同时也就抹杀了中国新兴文艺的历史。”虽然“抗战文学”这一名称的正式提出和抗战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全面形成均是在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但其从初潮涌动到大河奔流的历史进程又是鲜明突出的，这种流变和自19世纪末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断加剧的侵略战争与中华儿女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情绪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应该说，在1985～1945年这一时间维度和“两岸三地”这一地理维度中，不仅包容了沦陷区文学50年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包容了抗战文学50年的全景风貌。因此，我们唯有打破关于抗战文学全貌已沿袭多年的旧说，真实重绘中华民族抗战文学地图，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文学研究更加符合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实际和中国抗战文学在“两岸三地”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并将由此推动抗战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四、文史钩沉
一、抗战文学的历史描述，必须突破偏狭的大陆视域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反映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斗争和生活、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抗战文学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应该承认，抗战文学的怒潮是随着“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救亡情绪的空前高涨和全面抗战爆发而方始汹涌澎湃于中华大地的。但是，同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创作主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一样，抗战文学也并不是随着芦沟桥的炮声而突然出现的，它也有一个从初潮涌动到大河奔流的发展过程。由于近现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再侵略和中国人民绵绵不绝的抗日斗争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由于中华文化与文学爱国为民这一传统精神的内在驱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抗战文学创作，就不仅有一个从局部空间向全国范围以及东南亚扩展的流变过程，而且成了几乎流贯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始终的一大创作潮流。既然如此，那么抗战文学创作的初潮究竟于何时何地开始涌动，便成了我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作何判定，不仅直接涉及到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文学史的准确编写，而且还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引导今人与后人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抗战文学所走过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所作的回答，始终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偏颇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一致认定抗战文学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发生的。到了80年代后，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和一些研究论著，开始把30年代初、中期以萧军和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反映“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苦难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抗争的创作视为抗战文学初潮涌动的涛声。有的认定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正面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著名长篇小说”；有的认为“东北作家群的作品”“提前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时期”并“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期——为民族解放而歌的时期即将来到”；有的还主张应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作为抗战文学的时间上限，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在这以后以“两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出现了。这些论断之所以偏颇，主要在于这种判定只符合在这一问题的局部真实，而并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整体实际。应该承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陆部分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确是最早出现的群体性抗日文学创作，可视为抗战文学在大陆的初潮涌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尊重历史的实际，承认中国现代文学是由大陆、台湾、港澳等“两岸三地”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并由此出发来思考本文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抗战文学的初潮其实不是“东北作家群”在30年代初、中期的创作，而是于自1895年开始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也不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而是20年代中期出现于海峡彼岸的《一杆称仔》（赖和）和《光临》（杨运萍）等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那种将“东北作家群”在30年代初、中期的创作视为整个抗战文学初潮的结论也是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实际的。
二、台湾同胞的抗日之战，是中华民族救亡战争的海上篇章
台湾人民反对日殖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侵御侮斗争，自1894年“甲午海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整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空间上也经历了由大陆而台湾再到“两岸三地”与东南亚等海外华侨聚居之地的扩展。1895年，《马关条约》一纸割台，举国震惊，万民悲愤。台湾同胞更是“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过于四野，风变色，若无天地”。悲愤至极的台湾同胞，皆“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和强烈的爱国意识驱动下，两个高潮陡起于海峡彼岸，即台湾人民遍及全岛的武装抗日斗争高潮和台湾爱国诗人“痛哭沦亡祸”的悲情诗歌创作高潮。这两个高潮交织并进。共同拉开了台湾人民长达50年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之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大幕。从1895年至1915年，是台湾人民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抗日救亡时期。在这20年中，台湾人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达19次之多。台北保卫战、台中保卫战、台南保卫战、新竹保卫战、彰化保卫战等，皆是台湾人民武装抗日的著名战役。在彰化保卫战中，吴彭年、吴汤兴等近千名中华儿男全部为国捐躯；在新竹保卫战中，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所率抗日义军与入侵日军血战20余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兵败新竹而长抱“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巨大悲愤和深深遗憾。（丘逢甲《离台诗》第一首）“潜移兵祸海之东，炮火澎瀛杀气红。大帅易帜能杀敌。平民制梃愿从戎……”（《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如是诗句，正是对当时那一页民族痛史与壮史的真实记录。在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因遭日本殖民者疯狂镇压。罹难者竟达3万人之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日本殖民者的血腥屠杀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高潮自此虽被迫落潮，但又并未断绝。1930年，台湾高山族同胞发起了著名的“雾社起义”，这是20世纪30年代台湾人民所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为悲壮的武装抗日斗争。日本殖民者为镇压“雾社起义”，不仅动用了飞机、大炮，而且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在灭绝人性的殖民者面前，起义同胞拼死抵抗，血战月余。死难者近千人。“雾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和其前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抗日斗争一样，以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又一曲永远回荡在海峡两岸的民族正气之歌。
三、海峡彼岸的文化坚守，是中华抗战文化的悲壮前奏
在日殖据台50年中，台湾的文化虽经历了新旧文化的历史性变化，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上的抗议品格，在两者之间又是一脉相系的。在1895年台湾沦陷之后，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连横等一大批爱国诗人，或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或含悲噙恨潜返大陆，或隐姓埋名潜居不出，或举办私塾传授汉文，或结社吟诗卫护汉节，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也无论日殖统治何等严酷，他们都不能忘记台湾是祖国的神圣领土，自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莫道英雄心便死，满腔热血此时多。”（许剑鱼《感怀》）在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清政府丧权辱国、割让台湾、弃台湾同胞于水火的满腔悲愤和台湾沦为殖民地、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无尽悲哀，并始终怀抱着驱日复台之志。愤怒出诗人。于是，他们那仰天长啸、痛哭失声、感时抒愤的大量诗作，便无一不是抒情主人公用血泪和生命在抗日救亡的主旋律上弹奏出来并带着特定时代悲凉声调的动人音符，并在多方面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于1920年发端的台湾新文化运动，在民族文化内部，固然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突破与超越，但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这一中心点上又与台湾旧文化别无二致。以张我军、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代表的台湾新文化先驱和新文学作家，也和丘逢甲等中华英杰一样，是一群有着强烈祖国意识和深深中华情结，在文化与文学战线上为民族解放而悲壮呐喊的爱国志士。尤其是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被迫滑向低谷的特定历史场域中，他们所倾力推行的新文化运动，自觉担负起了反抗日殖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的悲壮使命。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日殖据台50年中，台湾人民在文武两条战线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而生发起来并高扬着救亡品格的台湾文化与文学，当然是中华民族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学的悲壮前奏曲。
四、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沦陷区文学中最具民族风骨
在1895年至1945年这跨世纪的50年中国之文学地图中，沦陷区文学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特殊板块。这一特殊文学板块的形成，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相关。自19世纪末甲午海战以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华战争，遂在中国广大的本土空间内先后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沦陷区。始为台湾自1895年沉沦，继之是东北三省自1931年沦陷。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有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又于1941年被日本侵占。至此，中国锦绣山河大半已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艰难挣扎于这广大沦陷区中的民族文学，与大陆的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一道，共同组成了抗战文学在中国本土空间中多元多样的全景风貌，成为整个抗战文学和自19世纪末即开始起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中国“两岸三地”的沦陷区文学，虽然它们都艰难挣扎于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之下，并都面临着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尖锐冲突，但由于它们“沦陷时期长短不一，现实政治格局也有所差异，日殖当局在各沦陷区实行文化专制的内容、方式，对文学的渗透、控制的方式有着同中之异”，再加上“地理种型区域及文化类型的不同”，因此，各沦陷区文学所呈现的文学景观也是有较大差异的。就大陆沦陷区文学而言，其文学景观的总体态势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高扬着强烈抗日救亡意识的文学创作和表现鲜明亲日媚日倾向的汉奸文学都比较少，而远离时代政治中心的闲适文学创作则明显居多。香港沦陷后，由于大批赴港作家回流大陆，香港地区的抗战文化与文学活动从盛极一时迅速滑向最低谷。在这一时期，在港作家仅有萧红、戴望舒等几位。萧红正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与病魔搏斗，少于创作。戴望舒则在日军地牢中用血泪抒写着《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悲情诗作，以特殊方式艰难延续着香港地区抗战文学的一线香火。除此之外，作为沦陷区的香港文学在其他方面几乎是一片沉寂，并由此显现着与其他沦陷区文学很不相同的态势。
与大陆各地沦陷区文学和沦陷后的香港文学相较，同属沦陷区文学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显然是卓然不群和独见峥嵘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沦陷区和香港文学的鲜明个性既在于它坚持的时间最长，更在于它始终以抗日的、启蒙的文学为主流，对殖民文化的反抗品格和对民族文化的革新品格也表现得尤为鲜明。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以1920年7月《台湾青年》创刊为界，分为新旧文学两个时期。在前25年的旧文学阶段，最悲壮、最辉煌的一幕集中出现在台湾沦陷初期。是时，以丘逢甲为代表的一大批台湾爱国诗人，面对着《马关条约》一纸割台，台湾同胞成为“弃儿”与亡国奴的民族惨剧，无不感到极度震惊和万分悲愤。于是，一个以痛哭台湾沦亡为基本母题的悲情诗歌创作高潮迅速形成于海峡彼岸。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连横、林痴仙、林鹤年、林仲衡、许剑渔、许天奎、吴德功、庄太岳、庄棣萌、吕敦礼、王冠群、王少涛、王荣达、李黄海、李柄云、陈逢源、陈怀澄、陈月檀、杨树惠，施士浩等一大批台湾诗人，皆用自己的泣血溅泪之作，抒发对台湾沦亡的巨大悲愤，讴歌台湾人民悲壮的保台之战，张扬不灭的汉魂和凛然的汉节，倾诉对祖国和故乡的无尽思念。这些至悲至愤至痛的歌哭，内蕴着深深的中华情结，高扬着强烈的祖国意识，呈现着沦陷后的台湾文学最为难能可贵的民族风骨与战斗品格，并由此拉开了日据时期50年台湾文学悲壮的历史大幕。
在大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端于192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坐标中，虽然是一场革故鼎新的历史性嬗变，并由此使台湾文化与文学自觉追随大陆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步伐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在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框架中，它仍然继承了台湾旧文学尤其是台湾沦陷之初爱国诗词创作高潮的精神传统，一如既往地高扬着强烈的祖国意识，继续显现着彼岸文学那峥嵘的战斗品格。从创作主体看，以赖和、杨逵和吴浊流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所组成的队伍阵营，不仅比后来的大陆沦陷区文学作家队伍庞大齐整，而且多是汉魂不灭、汉节凛然并对祖国新文化与新文学有着强烈认同感与追随感的民族志士。他们的思想精神、气节人格、创作追求和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姿态风貌与前行方向。从文学运动、文学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看，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也远比大陆任何一个沦陷区文学都结合得更加自觉与更加紧密。它不仅自觉担负起了反抗殖民文化、卫护民族文化的神圣责任，而且在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自1915年以后被迫落入低谷的历史境遇中，还成为了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回归祖国怀抱的主战场与前沿阵地。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台湾岛上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更见浓重的最艰难岁月中，台湾爱国作家仍坚决抗击着“皇民文化”与“皇民文学”黑潮，拼死固守着民族文化阵地。张文环、杨逵、吕赫若等作家所创办的《台湾文学》和吴浊流等作家所从事的《亚细亚的孤儿》等“地下文学”创作即是鲜明的标志。从文学创作所内蕴的精神元素看，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不仅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这两种意识的有机融合，遂使其在承传台湾旧文学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同时，又形成了与台湾旧文学很不相同的现代特质。
五、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有着与大陆新文学同质的现代意识
如前所述，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作为台湾人民抗日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鲜明突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前台湾旧文学如丘逢甲、洪弃生、许南英等人的精神人格和创作追求的脉流影响，但由于广大台湾新文学作家在新的时代场域中形成了折射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代意识，因此便使得台湾新文学所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狭隘、恋旧的思想情绪，而是具有深刻的现代意识内核的爱国主义。唯其如此，才使得“日据下台湾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环，它不仅是文学创作活动，同时还兼具文化改革、社会改造和民族自觉等运动的多种性质”。“它除了正面唤醒台湾人的同体感，激发同仇敌忾心外，还认知道必须改革保守、僵化的封建社会体制，破除迷信、消除愚昧、输入新知。”
在日殖统治下的台湾，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矛盾冲突一直是相当尖锐激烈的。其主要表现便是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这种斗争早在日殖据台之初就已开始。如19世纪末那声势颇大的“汉诗运动”，遍及全岛的“私塾热”，为抵制日殖强要台胞去汉装、剪辫子而成立的“保发会”等，皆是台湾同胞抵制日殖文化同化、维护和赓续民族传统文化的义举，其爱国精神是不容抹杀的。但是，我们在认识、评析如台湾这类沦陷区人民在文化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时，不应只是停留在看其是否维护了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层次之上，还应着重看一下它是否有利于催促我们民族的新生。我们之所以应坚持这一个标准，不仅因为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还因为是时台岛人民的某些爱国义举中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包容着恋旧、复旧的心理情绪。如前所提之“保发会”，其宗旨就是“留以辫子，以见满清皇帝于地下”。而始于光绪年间且在台湾旧文坛上影响极大的“击钵吟”，在日殖据台之初虽也有固守民族文学阵地、抵御日殖文化同化的积极作用和反抗意义，但在那反复表现出来的“日吏不如清官好”的主题思想中，确也有着极浓的恋旧、复旧心理。对这种海峡两岸文坛皆曾有过的文学现象，鲁迅曾给予了这样的告诫和批评：“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在这里告诫我们的要义有二，即一要爱国，二要前进。而那种恋旧复旧的、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狭隘的民族情绪，既严重阻碍着民族的觉醒和新生，又很容易蜕变为殖民文化帮凶，于爱国和前进都是有害的。在台湾，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击钵吟”后来终于被日本殖民者所收买利用。其末流所趋，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媚日倾向，而且那风花雪月、有形无骨的联吟酬唱，在是时那被血泪浸泡着的台湾，实际上也起着“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帮凶作用，因而受到了台湾新文学先驱者对它的猛烈批评。所以，我们在评析台湾这类沦陷区文学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时，一定要看它是否将反帝和反封建连在一起，一定要看它是否在催动人们从殖民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双重枷锁中挣脱出来，走上自新自强的民族解放之路。沦陷区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要升华到这样一个救亡与启蒙交融的层面，没有现代意识的驱动显然是不行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在整个沦陷区文学中那卓然的风采。赖和等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麻木苟活、愚昧自私、甘为“贱民”，甚至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等病态精神的沉痛书写与批判，对造成这种病态人生的民族历史文化自身原因的深刻揭露，不仅在创作追求上自觉链接了鲁迅，而且使日据时期台湾文学高扬起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封建旗帜，显现了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同质的现代品格。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之所以能在极为严酷的殖民统治中，成为1895～1945年中国沦陷区文学中最具战斗品格与革新品格和最为悲壮辉煌的一章，并历50年殖民统治之威压摧残而不改英雄本色，关键就在于它既始终自觉承续了从历史纵深处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血统，同时又主动吸纳世界与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新潮并为民族文化适时注进了新的文化血液。在中国“两岸三地”的本土空间中，台湾沦陷的历史虽然最长，所面临的殖民统治与文化同化也最为严酷，但由于广大台湾人民和爱国作家始终不改中华赤子之心，并主动而坚定地保持着对祖国大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认同感与追随感，从而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成为中国抗战文学悲壮的前奏曲和弥足珍贵的海上篇章，并因此而决定了抗战文学的时空结构。
著名新文学作家与批评家郑伯奇早在1940年就指出：“抗战文艺的发生远在抗战开始之前……因此，若将抗战开始后的文艺认为是抗战文艺，那就隐蔽了抗战文艺的全貌，同时也就抹杀了中国新兴文艺的历史。”虽然“抗战文学”这一名称的正式提出和抗战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全面形成均是在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但其从初潮涌动到大河奔流的历史进程又是鲜明突出的，这种流变和自19世纪末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断加剧的侵略战争与中华儿女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情绪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应该说，在1985～1945年这一时间维度和“两岸三地”这一地理维度中，不仅包容了沦陷区文学50年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包容了抗战文学50年的全景风貌。因此，我们唯有打破关于抗战文学全貌已沿袭多年的旧说，真实重绘中华民族抗战文学地图，才能使我们的抗战文学研究更加符合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实际和中国抗战文学在“两岸三地”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并将由此推动抗战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四、文史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