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
袁盛勇
一
延安，在民族主义思潮怒涌的抗战时期是一个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仅在人们心中成了实行坚决抗日的堡垒，也是一个正在试验性地创构着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乐土。
众所周知，中共从创建伊始即标举为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新中国而奋斗，并且许诺将把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一道带进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虽然现在看来很是玄乎，但在当时确实给了不少底层民众以希望并且也曾疯狂地打动过许多激进青年的心。当中共中央于1937年初移驻延安后，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抗战初期难得的历史机遇加紧了对外宣传，这种宣传而且由于采取了跟国民党统治区相比照的方式进行，因而更是收到了极具诱惑力的效果。延安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富有现实意义的宣传材料跟延安文人对苏联自由图景的想象性描绘交相辉映，更是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吸引力。艾青不无真挚地展开了他那想象的翅膀：“伟大的苏维埃联邦：/无产阶级艰辛创造的祖国，/新人类和平与幸福的乐园，/阳光抚爱着无边的疆土，/薰风吹拂着鲜艳的红旗；//……手持镰刀的结实的少妇：/斑花的头巾在麦浪里含笑，/涅克拉梭夫所曾哀叹的女人，/自由与爱情已拥抱了你们。”另有年轻的诗人似乎在延安真切地感受到十月的风“从茫茫的草原上/送来了俄罗斯的歌声：/‘魔鬼呀/尽你施展那黑色的威力吧/太阳的俄罗斯/要永恒的放射光芒’”！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想赞美苏联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人才摆脱了一切束缚，变成了聪明勇敢的真正的人。”其实，把苏联描绘为一个自由和幸福国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远景性想象，因为延安在当时共产党和左翼文人的心中，正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所以苏联美妙的今天其实正是中国美好的明天。正是在此种想象性的话语建构中，延安无疑成了当时倾心于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青年的Paradise，在这天堂里，富于浪漫情趣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爱。可以说，当时许多人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虽然也有着生活和经济方面的诱惑，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想象中的延安图景正好吻合了他们的理想，吻合了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幸福生活的憧憬，而这憧憬在何其芳等一类富有诗意激情的文人那里，其实正应和着他们此前在文学世界中所精心营造的梦中王国，所以他们才会沿着“梦中道路”的牵引，自觉走向氤氲着乌托邦想象魅力的延安。何其芳说：“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将来的合理的社会……是我们知识份子走向革命的原因，也同时是我们爱好文学的原因。”这表明，何其芳等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本来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文学家气质和革命家气质拥有共同的心理根源，这一根源就是政治理想主义。他们喜爱文学是因为在文学中看到了“一个比我们的现实世界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倾向于革命乃是由于“科学的革命理论使我们把这个朦脓的梦想的世界看得更明确了一些”，而且可以在革命实践中构建他们在文学图景中曾经感受过的那些美好世界图景。而延安，似乎正提供了这种梦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可能性主要在于中共当时标举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不仅表现了一种民族的抵抗，更为表现了一种民族与阶级抵抗的结合，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抵抗去建构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正应和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想象；其现实性主要在于中共当时标举延安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基地或雏形，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国统区的政治区域。
于是，在那些类似朝圣者的文人心中，延安不仅成了他们一意寄生的所在，更是成为他们不断漂泊的灵魂的栖息地，成了他们精神的家园。正如陈学昭所言：“边区是我们的家”！应该说，这是那一代文人抵达延安后的真实感受，只要想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为了实践革命的理想，而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饱受了种种摧残和蹂躏，他们带着疲倦的甚至有点受伤的身心抵达延安，不就如一个曾经久久困顿在旅途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里的那种感受吗！后来，有一位诗人把延安誉为“诗的圣地”，并充满深情地回忆初到延安的情景：“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面对它，人们都不禁想唱出自己发自内心的第一首颂歌。在这颂歌声中，有一串音符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长久倾听，它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画梦”诗人何其芳。
何其芳在延安作家中的独异性在于他是一个早已蜚声文坛的唯美诗人，可正是他在初到延安的时候就在刹那间爱上了它，他发现曾经在艺术世界中苦苦追求的带有神话意味的梦的世界在延安成了现实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又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构筑梦化世界的坚实基础。他说：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像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像里了。”又说，“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正因如此，这位以“堂吉诃德”自诩的诗人，才会宣称自己靠着“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这三个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说延安是人生道路的“尽头”，即是讲延安为其人生探索的最终归宿。这样，自然也就赋予延安“以某种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即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把延安比作“圣城”的意思。当朝圣者抵达这样理想的圣地，他除了虔诚的祈祷和歌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们听到了何其芳馥郁芬芳的歌声。他首先歌唱了延安：称赞“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赞叹延安有着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在这自由、民主的氛围中，何其芳早先具有的阴暗记忆被一扫而空，因为他在延安找到了足可解脱“人间的不幸”的真理，那种可以让“悲观的思想”从“复杂的迷津”中抽身而出或走向历史终结的“最后的钥匙”。在这里，何其芳富有激情地描写道：“已经有着无数的人在为真理而燃烧着，使它的光辉升得很高，照得很远。投身在它的光辉里面，我们的心里也就慢慢地充满了光明。”在这光明中，他尽情“想象未来的男和女的生活/都快乐而且合理”（《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他也仿佛成了“一堆红色的火”（《快乐的人们》），全身心沉浸在幸福的弥漫中。于是，他誓言要告别满是孤独和寂寞的过去，尽情“谈着光明的故事，/快乐的故事”（《夜歌（三）》），要跟小孩一样尽情享受着“游戏”的快乐（《夜歌（四）》）。于是，他誓言要把早期作品中不绝如缕的忧郁调子转换为欢快的旋律，尽情歌唱着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一切：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何其芳的颂歌有着“快活的，响亮的，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它们飘荡在延安这个特定的时空，并且以其诚实的品质成为歌唱延安之交响乐中的一串音符，且又回环着应和了何其芳塑造的延安形象：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像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应该说，在这动人的音调中，延安文人大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他们在文艺整风之前确实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蜜月时光。这种自由对延安文人而言，首先表现在一系列文化机构、协会或组织团体的成立，其次表现在一系列文艺社团的建立，再次表现在一系列报刊杂志的创办上。上述文艺协会、组织、社团和报刊在文艺整风之前的大量成立和创办，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延安文化界生机勃勃的人文景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化（文艺）组织在当时即使具有组织化色彩，隶属于一定的政府机关，但在总体上仍是比较松散的，具有较为浓厚的文人气息，而且，上述不少团体的成立本身就是自由结社的产物，比如战歌社、新诗歌会、延安诗会等即是。其实，即使就连“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样的战地文艺服务团体的建立，也都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此外，像1938年4月10日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后更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41年4月10日建立的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1941年6月1日成立的星期文艺学园以及1942年5月1日建立的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各类艺术院校，也是延安知识分子颇为活跃的场所。正是由于延安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云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优秀人物，而且吸收了像何其芳一类的唯美诗人，并且开展了切实有力的文化活动，因而在此前文化气息异常沉寂的黄土高原终于产生了艺术的悸动。此时，延安文人在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产生了较为自由的创作心态。并且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不仅率先发动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而且掀起了“演大戏”、艺术正规化教学的热潮，而这一文化热潮的兴起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延安蓬勃自由的文化气氛。这样，不仅使得全国的许多文化人投来了欣羡的目光，而且使得《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可以自豪地宣告：
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延安的古城上高树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成了全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延安身上看见了生机，一个民族的生机，寄托完全的信赖和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延安来，仿佛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庭。
二
文艺整风前的延安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这跟当时党的政治文化状况有着直接关联。首先，这为中共中央所制定的吸收知识分子政策所决定。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提出以来，中共领导人就已认识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是抗日的需要，是成功建立并落实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大力培养既有文化又能掌握政策的干部的需要。毛泽东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而要大力培养干部，就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才会进一步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于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特别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要求一切党组织和军队，都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其次，与这“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和当时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需要相适应，中共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方针、政策。文艺整风前，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存在着权力相对分割的多元局面，更由于当时张闻天还是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所以毛泽东那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还是有些限度的。在一定意义上，文艺整风前延安文化界所能拥有的较为自由宽松的境遇，确乎应归功于张闻天的有力指导。可以说，他在当时对党的文化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精辟论述。首先，他认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其次，他主张从文化人的特点去看待文化人，反对给予文化人不必要的限制。他说：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门，应具备一般的知识与素养，最好自己还有一方面的特长。这样就容易团结文化人”。又说：“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要“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更为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地给予他们写作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而且，所有文化“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这差不多就是让文化人在思想文化创造和研究的广阔天地自由驰骋了，而对共产党来说，颇类乎有些无为而治的意味。再次，这种无为而治也体现在对自由研究的极力倡导上。张闻天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经历以及延安时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使他对文化创造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特性具有将心比心的体悟和理解，并且敢于把这种理解融进党的文化政策之中予以张扬。他说，共产党必须“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而文化人必得“大胆地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其中对自由思想和主体创造性的强调，倒真有点“五四”时期的气度了。
上述观念在毛泽东予以大力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有确切体现，其中第六条规定，边区政府应“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其后，《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多篇社论，进一步张扬了上述较为开明的文化观念及党的文化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它“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这说明，共产党在当时对自由研究风气的提倡，是颇感自豪和自信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普遍真理的确信之上的，而且，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它似乎承认其他科学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平等对话的关系，并不存在用后者去规范前者的必然关系。于是可以说，延安确乎为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也才可能做到如社论所标举的：“我们并不把科学艺术活动拘限在启蒙与应用的范围，我们同样重视，或者毋宁说更重视在科学艺术身上的建树，普及和提高两个工作，在我们总是联结着的。”即使到了1942年春，《解放日报》仍在社论中强调要尊重文化工作和文化人自身的特点，反对对文化人采取“狭隘的简单政治尺度的看法”。
当时延安政治文化氛围中所散发的自由气息，其实正契合了文人们的自由本性，也契合了文化创造本身所内在的对于自由状态的召唤。这就可以理解当时艾青的热切呼唤了：“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延安文人真正享受到了为人与为文的快乐，他们的心态也无疑处于一种较为开放而自由的状态。此时，他们可以安心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甚至对现代派绘画也可引为激赏的对象；写作之余既可去观看曹禺《雷雨》、《日出》剧作的演出，也可去欣赏苏联剧作家沃尔夫《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的演出，更可在阳春三月去桃林饮酒游玩。在此种状态下，延安文人似乎可以自由地书写对于新的人与事的观察和思考，甚至达到自由地抒写一己衷曲的境地：这就是在1941～1942年春夏的“讽刺画展”和杂文热中所曾呈现过的人文景观。
但是，这种较为自由的人文景观，在一个已经开始进行整风的政治语境中，它终究在为延安带来活跃的思想文化气息的同时，也一并带来了种种困惑和骚动。比如，《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镜子——记讽刺画展》的特写，富有现场感地叙述了这次画展在不同的人群所引起的波动，其中记载了一位农民干部的声音，他提起画展就大为光火：“扯蛋！简直是夸大的讽刺！”又说，“乱弹琴，不过和我们开开心罢了，再说，政治影响……”这种夹杂其间的批评虽然在当时似乎是被当作反面例子加以叙述，但肯定曾经引起过毛泽东的深深不安，所以他才会郑重其事地把参加画展的三位作者——张谔、华君武、蔡若虹——请到枣园面谈，教导他们对人民缺点要多鼓励而少讽刺，要注意到整个边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都是好的这一总体政治状貌。对这次画展，毛泽东虽然不及日后看到王实味《野百合花》时那样大发雷霆，但它和杂文热中一同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延安阴暗面的批判与讽刺肯定纠结一起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安，并且这种不安肯定引发了他对当时某些文化政策和文艺观念的深深不满：这些观念曾经潜在地与毛泽东正在创构的意识形态发生着激烈碰撞，并且无可回避地制约着他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进一步提升和革命性作用的充分发挥。所以，他才会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延安文艺整风乃是20世纪四十年代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经过文艺整风，延安文人的内心世界无疑经历了相当激烈的变化，其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等均发生了巨大变迁，日渐趋于同一。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根据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引，那样似乎自觉地做着真诚且无尽的反省和检讨，并且时时如诗人何其芳一样把自己贬低到非人的境地，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话语实践中也在努力找寻着自己可以依托的对象，想借此进一步表白他们完全认同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心。而延安文人，也正是在此种话语实践和政治文化氛围中最终完成了他们对新的意识形态及其创构者的皈依。那么此时，他们可以依托和仰望的对象主要是些什么呢？这些在其意识形态化心态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一、英雄崇拜及其话语指向
由于毛泽东创构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发生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工农兵不仅在延安文人日后的话语实践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成为其奋力书写或塑造的对象，而且，在延安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亦开始占了主导地位，仿佛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角。于是，中国历史学家迫不及待地宣布：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工农兵时代开始了！此后，工农兵似乎真的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似乎真的成了能够引领一代思潮的风流人物。这种现象在当时首先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上。
在谈论工农兵英雄的时候，我想首先就“英雄”这一称谓做点说明。所谓英雄，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胡克的说法，是指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人，而这，正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称为“伟人”的那些人物。卡莱尔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在精神属性上其实正是伟人的历史，因而，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体系得以成长的最伟大之根，而世人对英雄的崇拜之情是人类心田中一种最高贵的感情。显然，这些历史学家所言的“英雄”是从英雄史观出发来加以理解和界定的英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在他创构的意识形态中明确予以反对的英雄观。按照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发展，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于是，符合毛泽东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规定的“英雄”只能是由这种人民史观出发所理解和界定的英雄，人们把它命名为群众英雄、工农兵英雄或人民英雄。正是在对上述两种不同英雄史观的理解上，延安政治文化界严格区分了两种英雄主义和英雄人物。两种英雄主义被表述为新/旧英雄主义，当时有人认为它们的区别“本质地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因此，新/旧英雄主义其实代表了两种意识形态话语：前者坚持以群众的利益为旨归，认为“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认为“比起群众的整个机器来，伟大的个人至多也只是一只伟大的螺丝钉”；后者却坚持“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为了个人的利益、荣誉和地位有时甚至不惜以千千万万的群众为牺牲品”。归根结底，在当时的延安知识界看来，旧的英雄主义即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是看不起群众的”，是与新英雄主义即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或革命英雄主义水火不容的，换言之，个人主义英雄人物和工农兵英雄人物或革命英雄人物“根本是两个阶级或两个种族”。所以从本质上说，上述符合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英雄观仍然是阶级论观念的产物。文艺整风前，萧军曾在延安充满自信地宣告：“我是个新英雄主义者。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后来在文艺座谈会自由讨论期间，又坦率地说：“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这种新英雄主义其实正是后来被延安政治文化界予以严厉批判的旧英雄主义，即个人主义英雄主义。
随着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日渐展开，有着浓厚工农兵英雄主义气质的生产劳动英雄首先被广泛塑造出来，并且向劳动英雄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学习运动。这一学习运动的高潮是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从边区各地走来的劳动英雄汇集到延安，一时沉浸在令人自豪的喜悦气氛中。因为正如《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毛泽东在其所作讲演中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是富有无穷智慧的“诸葛亮”。x这表明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及劳动英雄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视。《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它在改版之后尤其加强了对于大生产运动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事迹的报道与宣传，在对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中起到了现代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可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尤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推崇和塑造达到了这场话语实践运动的极致。
吴满有之所以引起延安政治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开荒种地的能手，而且在于他那发家致富的身世历程非常符合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吴满有本是一个从外地逃难到延安吴家枣园的农民，“他到延安来的时候，卖过女儿，帮人家受苦，啃树皮，吃糠粃。到了今日，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并且成为人人所敬爱的劳动英雄。”他的这种巨大变化，除了个人的辛勤耕作之外，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帮助，革命的好处”。《解放日报》在另外一篇社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是彻底的民主政治，是合理的经济政策，培植出了吴满有这样的农民，具有明确自觉、热爱边区、关心抗战的新的农民——生产战线上的英雄、边区的模范公民。”因此，对吴满有发家事迹的宣传，其实正是在宣传党的政策的英明和深入民心。吴满有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他出席任何一个公众场合，当他面对任何一位来采访他的文化人，他都会像口头禅一样地念叨着：“同志！我是从革命里爬起来的，我忘不了革命的好处！”而其最为主要的回报就是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带头并鼓动乡民多交公粮，以此帮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度过最为艰苦的战争岁月。显然，这被人誉为“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正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在全力予以塑造的农民典型。所以当时中央与边区政府才会借《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才会开展“吴满有运动”，才会承认“吴满有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并且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才会明确指出“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时人也才会认为他是“英雄中的英雄”。显然，宣传吴满有，学习吴满有，“把吴满有称为劳动英雄”，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着显明的政治目的，正如当时《解放日报》编辑部在一封复信中所言，它“是包含着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方面意义的”。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宣传吴满有的话语实践不仅因为有着政府和媒体的支持而显得理直气壮，而且因为有了延安作家的参与而显得有声有色。
关于吴满有，柯蓝写有《吴满有的故事》，是一篇带有通讯意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4版，并配有木刻家古元刻画的吴满有像。一年后，孔厥写了长长的《吴满有故事》，共分上、中、下三大部分，其中上部分是写革命以前吴满有遭受的种种不堪忍受的痛苦，《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至17日在第4版以重要篇幅予以连载，在当时因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传奇性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柯蓝、孔厥还是刚刚崭露头脚的延安作家的话，那么知名诗人艾青的加盟更是把延安文人对吴满有的推崇引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1943年2月17日和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报》上分别发表了歌颂劳动英雄的两首诗：一首题为《欢迎三位劳动英雄》，另首直截了当称作《吴满有》。所谓三位劳动英雄是指农民英雄吴满有，工人英雄赵占魁，种菜英雄黄立德，因而两首诗中，吴满有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艾青在诗中显然是从仰视角度来看待这些群众英雄的。故而，一面是对英雄的歌颂，一面是对自己的贬责，而这，正是延安文人自责自虐的一种表现。艾青在诗中写道：
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关于生产一直搞不好。/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土，/种了波斯菊和扫巴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包谷，/放了粪又泼了尿；/化的力气真不少，/说起成绩却可笑——/南瓜结得像碗那末大，/包谷像指头那末小；/高粱长得像小米，/十几颗子子，还没有一人高。/这些东西真不爱长，/我一看见了就心焦：/太阳大了怕晒死，/刮风了怕吹倒。/到了秋末收齐了，/卖钱不值钱，/煮熟了吃不饱——/假如人人都像我，/那还得了？
这是《欢迎三位劳动英雄》一诗中的第三节。诗人以讲故事的形式，采用调侃、嘲弄的语气，在劳动英雄面前，尽情地诉说“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的尴尬与无能。这在一个方面具体而形象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亦最无用处的论断。在此种状况下，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在于走向工农兵，就在于甘当群众的学生，就在于从这礼赞和推崇劳动英雄的话语实践中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依据，并获得些许赎罪之后才会拥有的快乐。问题是：延安文人对劳动英雄的礼赞和推崇是否带有终极崇拜的意味？在歌颂劳动英雄的话语实践中是否有着更为深远的话语指向？当我带着这些问题又去阅读艾青长诗《吴满有》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惊，我似乎在震惊中居然发现了意识形态权威得以确立的奥秘之一，这就是：英雄话语并非具有终极意义的话语，对英雄的推崇也并非具有终极崇拜的意味，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一切都还只是指向更高意识形态权威崇拜的中介或桥梁。《吴满有》是首长诗，但其主旨则很简洁，这就是告诉翻身的老百姓翻身莫忘共产党，正如喝水莫忘掘井人。而自延安整风开始，文化人和老百姓逐渐感觉到“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抽象的能指，而其具体的化身和最终指向不是别人，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所以《吴满有》最为让人震惊的就在于借劳动英雄之口坦率地揭示了这个流贯整风运动的总的主旨：“问你吴满有：/‘谁带给你好日子？’/你说：‘毛主席！’/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那里/你就跟他到那里。”于是，对于劳动英雄的歌颂和推崇在终极意义上就自然转换为对于毛泽东的歌颂和崇拜。或许由此，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漫漫旅途中注定会走向个人崇拜的境地，注定会生存在一代伟人的阴影下，注定会跟老百姓一起永远怀着报恩的心态，拽着一代伟人的衣角踽踽前行。
二、崇拜运动与权威崇拜意识的产生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历史顶峰，而其源头其实正可追溯到延安时期，尤其是整风开展以后的延安时期。1942年底，随着整风运动深入而广泛的开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对党的控制权，不仅是在党的政治、军事领域，而且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其实，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为确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权威而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当毛泽东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得到全面确立，就有可能在民族传统和各种现实条件的促动下进而演变为一场较为强烈而真实的崇拜运动。
我说的各种现实条件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集合体，比如，1943年蒋介石为了全面巩固和确立其领袖地位而出版了为共产党极力反对的《中国之命运》，这样，共产党在国共两党日益走向对抗的形式下就自然会在其内部寻找可以与蒋介石相抗衡的领袖；而这种可能性在同年5月15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后就无疑具备了更趋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共产国际解散后，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及其意识形态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进行了公开质疑，另一方面，延安政治生活领域也有可能形成某种真空和混乱状态。在此种状况下，随着整风逻辑的指引，人们自会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那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旗帜的领袖人物毛泽东。这种思想路径在当时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发表的言论中都有充分表现。但有了此种现实因素的促动，是否就能把对毛泽东的推崇转化为一种神话式的崇拜或使毛泽东在人们心中转化为一个人格化的神呢？我看那也并不一定，因为这还得依赖于所处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依赖于一定历史哲学的指引。中国儒家文化有一个圣人传统，毛泽东青年时期即对此有过强烈兴趣，并在无意中表现过某种企盼，我在第三章将对此有所论及，此不赘述。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帝便享有“圣王”的美誉，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集于一身，王权至上观念渐次深入民间，民间对“圣君”的期待也已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滋暗长在每一个中华子民的灵魂深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文化在民间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就是老百姓对于一个拥有至高权力而又无所不知的圣君式领袖人物的期待和顺从。xx显而易见，“五四”式的启蒙主义批判并没有从根底处撼动此种深入民间的无意识心理结构，而且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民众来说，其情形更是如此。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于“五四”启蒙主义观念在整风期间受到激烈清算，曾经遭到“五四”先驱者予以批判的一些传统观念在民族化思潮的促动下，又在延安政治文化中悄然复活了。其中最能煽动并迎合延安民众无意识心理结构的，无疑是对传统孝道和忠君观念的转换式承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一贯强调：要忠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要忠于共产党。对延安文人来说，忠诚既是一种人格要求，更是一种政治要求。而到了整风时期，人们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忠诚已经逐渐具象化到毛泽东身上了，故而自然会强调全体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要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并逐渐产生和培植唯毛至上的心理。于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严峻的国际国内以及党内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的促动下，在1943—1945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崇拜毛泽东的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并且使之一度成为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
从当时延安媒体《解放日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拜确乎愈来愈具有狂热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第一，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不仅提出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而且最终在中共七大上以党章形式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具有最高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已经初步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状态。第二，同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相应和，延安政治文化界与边区群众一道掀起了歌颂与崇拜毛泽东个人的热潮。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军队干部以及吴玉章、徐特立等革命元老都在不同场合、用不同形式对毛泽东表示了高度赞美和推崇。可以说，他们在延安时期共同引导民众把对毛泽东的歌颂推向一个高潮，而最终走向个人崇拜的境地。譬如，刘少奇指出，漫长的革命战争“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他是“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歌颂道：“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并向全党表明他忠诚于毛的决心：“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指团结抗日的方针——引者）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这样的话语在当时的延安媒体上真是太多了。
不论是在革命实践还是在理论建构中，毛泽东都对一般革命群众表示了从未有过的热心，他希冀看到并常采用的革命手段就是进行民众大联合，就是想方设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因而，“组织起来”是其最为富有成效的一个提法。在延安歌颂毛泽东的热潮中，劳动英雄和一般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更是为当时的延安营造了一种唯毛至尊的社会氛围，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最愿意看到的壮丽景观之一。《解放日报》作为党的重要媒体，编者在反映和组织编写这方面的活动时投入了巨大篇幅和精力，可谓费尽了心思，因此，只要翻开1942年底以后的这份报纸，当时延安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于毛泽东的礼赞活动与场景就会纷至沓来，令人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其间引人注目的场景有两个：一是边区劳动英雄对毛泽东的歌颂，二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及其前后，延安民众对他的思念和歌颂。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最高级别的谈判。10月间，毛泽东谈判归来，《解放日报》即组织刊发了一组诸如《毛主席回来后解放区人民纷纷慰问》（1945年10月21日第2版）一类的消息、通讯，并且以《毛主席回来了》为总题发表了一组来自一般大众作者的诗歌，以此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编者在按语中写道：“自从八月廿八日毛主席赴重庆以后，边区的人民，天天怀念着他们的领袖，同时以非常迫切的心情，关怀着国内的和平、民主和团结。现在毛主席回来了，谈判已获重要成果。边区人民欢欣异常，有将近二十位同志写诗给我们，表示他们欢乐的心情及对于毛主席的爱戴……”有人在诗中写道：“毛主席，/我们要告诉你，/你走在那里，/人民的心跟在那里。/我们对于你的热爱，/也正是像你/对于我们的热爱一样。”更有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重庆工人学生民众，/见了您，/好比见到了强烈的太阳光。”因为“千万人的心怀着同一个信念——/‘毛主席就是和平，/他手指的方向是光明。’”由此，他们欢呼“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时时刻刻“印在千万人的心中”。
比起这些对毛泽东的讴歌来，边区劳动英雄的歌颂更是具有持续性和号召力。劳动英雄往往把自己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为是共产党及其主要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因此，他们把流传民间的朴素的报恩意识日渐投射到这两类对象尤其是毛泽东身上。他们对毛泽东的歌颂主要采取献词和献旗的方式。所谓献词是指对毛唱出最为动人的赞颂之歌，体现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的主题，并借此表达对毛的无比忠心；所谓献旗是指向毛献锦旗，它往往伴随有盛大的群众场面，并在献旗之后一般有英雄代表或民众代表当面向毛朗读献词，然后是毛本人宣讲答词。我想首先主要论述一下献词活动在“崇毛运动”中的开展与作用。
《解放日报》曾多次登载过劳动英雄和延安各界民众对毛的献词。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召开期间将劳动英雄对毛的献词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延属分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等人所呈献词摘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都是工人和农民，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的手里，不知多少年多少辈，在旧社会里被压得透不过气！自从有了你和共产党，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要——而且也能舒出一口长气了……
……
我们好几辈子了，从没有人能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要穷人翻身，要耕地的，喂猪的，纺花的当英雄，劳动的果实归自己享受，你带着我们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这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道路！
……我们亲身体验到你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后我们更要用一切力量来动员组织生产，发动革命竞赛，保证任务的完成……
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我们是够幸福了！我们的后代还要更幸福，革命一定要大大的胜利，我们禁不住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这则献词无论从写法、用词还是主旨的确立上都是较为典型的，其间呈现出来的的新/旧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在以后的延安文艺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但在此更为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这则献词在其产生过程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这则献词显然不是吴满有等人自己写的，而是政府有关文职人员代笔写的。在写献词之前，组织开展了一个劳动英雄座谈会，政府有关干部引导大家就如何向毛泽东献词发言。当时有人报道：座谈会开始了，与会的领导同志“说明今天是来问候英雄们的，同时又是来帮英雄们代笔写信的。明天就向毛主席献旗，大家要说些什么呢？”这表明，在产生献词和促进群众走向领袖崇拜的过程中，当地党委和政府一直起着组织和导引的作用，它们总是把如何有效地贯彻与迎合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在上述两则献词中，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诸如称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救星”、“你像一盏明灯”这样的用语，并且把劳动者翻身的根由最终指向了毛泽东个人的伟大作用。而这，无论从用词还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向上，正是完全接受了陕甘宁边区最高领导者高岗某些观点的结果。高岗在英雄大会上富有煽动力地问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领导？”他随即自我回答说：“是毛主席领导的。因此我们就要牢牢记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这说明，在1943—1945年的歌颂毛泽东运动或“崇毛运动”中，民间虽还存在不少自发歌颂的因素，但它们在总体上已被纳入到了意识形态化的轨道上来，具有上下结合进行的表演性质。而这，由于“献旗”活动的开展显得更为具有突出的仪式化色彩。
对于献旗活动的开展，毛泽东采取了极为肯定的态度。他在一次延安市民向他献旗之后所作的答词中说：“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市商会、市群众团体，来这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献旗，这个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刚才诸位送来旗子，又讲了许多好话，这个意思很好，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些，来回答你们。”毛泽东在此对献旗活动说了两次“意思很好”的话，可见他对中共管辖区域正在广泛开展的“崇毛运动”持的是积极肯定的态度，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民众中广泛开展的“崇毛运动”的意识形态作用并非自1950年代后才明确意识到，而是自延安时期就已充分意识到并对之采取了认同、指导与利用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正是由于毛泽东本人采取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所以个人崇拜运动才会如怒烧的野火迅速漫延在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并且终于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迅速演变为一场近似于敬神的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则通讯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后，中共管辖区域内的民众出现了“礼敬毛主席像”的热潮。这则通讯写道，有一个农民在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之后翻了身，从此，“他家墙壁上挂起了一幅毛主席像，上边的大横题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每逢吉日佳节”，这个农民“就热诚地向毛主席致敬，他满怀喜悦的说：‘敬神敬了几十年，现在才算敬对了。’”更有甚者，有不少群众结婚时，“一定要挂毛主席像”，因而使得毛主席像“被借的应接不暇了，往往一村送像的人还走在路上，又被另一村来的人接走了。”正因如此，所以当这个地方的村干部把买来的毛主席像刚刚挂上村公所的墙壁，当地“男女老少很快就把村公所挤满了，有的在默默的敬礼，有的拍手欢呼，有的甚至跪在地上叩起头来。”经过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多方策动，民众的伟力正在不断开展的造神运动中展示出来，而且这种伟力因为有了党的一元化政治领导体制的保证而成了一种更加合法的政治性存在。
整风运动期间，随着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权威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共的领导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重要变化，这就是由具有多元化色调的集体领导转变为一元化领导。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各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准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领导体制的调整必然导致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毛泽东终于获得了在中央最高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由于毛泽东已把党内思想威信和权力威信统一于一身了，所以一元化领导发展到后来其实正是指绝对服从毛泽东领导。于是，倘若把毛泽东正在致力于完整确立的新的意识形态权威形象与此种领导模式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延安社会已经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模式。
在我看来，随着中共一元化领导制度的完整确立，延安社会形成了一种类似儒家传统社会构成的等级制的秩序结构，我认为它就是以毛泽东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并与之发生关系的那一群人物所形成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因此，这种结构模式可以仿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说法把它命名为“等级差序格局”。它意味着，凡是与毛泽东亲近或忠诚其意识形态观念的领导者必将得到他的亲睐，反之，必将受到他的打击或疏远。并且，这种注重上下尊卑的秩序结构模式随着战时延安生活供给制的逐步完善而日渐牢固。
延安生活供给制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差序化的格局，但只有到1941年前后才更趋明显和制度化。在毛泽东默许下，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并且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能享受吃小灶的待遇。在衣服上，也相应具有土布、平布（青灰色）、斜纹布（黑色）三级服装供应制度。这就是王实味曾经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具体指涉。于是，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在物资分配制度中得到具体体现。王实味之所以惹得毛泽东大发雷霆，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具体批评了这种维护高级干部特权的生活等级制，因而亦即是间接质疑了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的以己为中心的等级差序制度的合理性。其实，对于生活等级制的质疑并不仅仅存在王实味的笔下，当时在人们的口头闲谈、墙报上所载言论中都曾颇为“热闹了一个时期”，或者说成为了延安公众生活中议论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当时还有领导同志撰文认为这是“值得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令人堪忧的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开创的生活等级制亦极有可能在强调“民族化”的意识形态统摄下走向与封建等级观念合流的境地，并由此诱使知识分子不禁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并进而凸显传统的官本位色彩，进一步培植中国知识分子以官为体、以学为用的传统人格与准官僚心志。对于这点，当时那位领导同志却不曾论述到，或者也不愿论述到，甚至不敢料及到。可是，当延安新的等级差序制度在1949年后转换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那么，它维护的就不仅仅是干部阶层的特权，而且会在中共进一步营造的官本位社会氛围中把传统“王权至上”观念轻易地与党内“个人至上”观念糅和起来。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个人崇拜的社会风气，因而这“个人至上”即是指唯毛泽东至上。
在此种状况下，“五四”时期倡导建立的自由、民主与坚守科学理性的启蒙观念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本就极为世俗的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的规制下，在经历了激烈的整风运动之后，除了产生并确立权威崇拜意识之外，即除了向新的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表现积极认同与崇拜并由此希冀在新的社会差序格局中获取一己地位之外，除了在他们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向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表示完全认同并与之发生某种全新的顺从与共谋关系之外，除了遵循“党的文学”观念积极走向乡村和奔赴战场并开展日益广泛的工农兵文艺运动，即除了把毛泽东新的文艺观奉为创作圣经或圭臬之外，他们——这些红色的歌者——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对此，历史其实已经在默默地启示着那些善于思考的后来者。
一
延安，在民族主义思潮怒涌的抗战时期是一个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仅在人们心中成了实行坚决抗日的堡垒，也是一个正在试验性地创构着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乐土。
众所周知，中共从创建伊始即标举为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新中国而奋斗，并且许诺将把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一道带进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虽然现在看来很是玄乎，但在当时确实给了不少底层民众以希望并且也曾疯狂地打动过许多激进青年的心。当中共中央于1937年初移驻延安后，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抗战初期难得的历史机遇加紧了对外宣传，这种宣传而且由于采取了跟国民党统治区相比照的方式进行，因而更是收到了极具诱惑力的效果。延安媒体上随处可见的富有现实意义的宣传材料跟延安文人对苏联自由图景的想象性描绘交相辉映，更是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吸引力。艾青不无真挚地展开了他那想象的翅膀：“伟大的苏维埃联邦：/无产阶级艰辛创造的祖国，/新人类和平与幸福的乐园，/阳光抚爱着无边的疆土，/薰风吹拂着鲜艳的红旗；//……手持镰刀的结实的少妇：/斑花的头巾在麦浪里含笑，/涅克拉梭夫所曾哀叹的女人，/自由与爱情已拥抱了你们。”另有年轻的诗人似乎在延安真切地感受到十月的风“从茫茫的草原上/送来了俄罗斯的歌声：/‘魔鬼呀/尽你施展那黑色的威力吧/太阳的俄罗斯/要永恒的放射光芒’”！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想赞美苏联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人才摆脱了一切束缚，变成了聪明勇敢的真正的人。”其实，把苏联描绘为一个自由和幸福国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远景性想象，因为延安在当时共产党和左翼文人的心中，正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所以苏联美妙的今天其实正是中国美好的明天。正是在此种想象性的话语建构中，延安无疑成了当时倾心于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青年的Paradise，在这天堂里，富于浪漫情趣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爱。可以说，当时许多人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虽然也有着生活和经济方面的诱惑，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想象中的延安图景正好吻合了他们的理想，吻合了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幸福生活的憧憬，而这憧憬在何其芳等一类富有诗意激情的文人那里，其实正应和着他们此前在文学世界中所精心营造的梦中王国，所以他们才会沿着“梦中道路”的牵引，自觉走向氤氲着乌托邦想象魅力的延安。何其芳说：“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将来的合理的社会……是我们知识份子走向革命的原因，也同时是我们爱好文学的原因。”这表明，何其芳等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本来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文学家气质和革命家气质拥有共同的心理根源，这一根源就是政治理想主义。他们喜爱文学是因为在文学中看到了“一个比我们的现实世界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他们倾向于革命乃是由于“科学的革命理论使我们把这个朦脓的梦想的世界看得更明确了一些”，而且可以在革命实践中构建他们在文学图景中曾经感受过的那些美好世界图景。而延安，似乎正提供了这种梦想得以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其可能性主要在于中共当时标举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不仅表现了一种民族的抵抗，更为表现了一种民族与阶级抵抗的结合，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抵抗去建构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正应和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想象；其现实性主要在于中共当时标举延安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基地或雏形，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国统区的政治区域。
于是，在那些类似朝圣者的文人心中，延安不仅成了他们一意寄生的所在，更是成为他们不断漂泊的灵魂的栖息地，成了他们精神的家园。正如陈学昭所言：“边区是我们的家”！应该说，这是那一代文人抵达延安后的真实感受，只要想想，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为了实践革命的理想，而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饱受了种种摧残和蹂躏，他们带着疲倦的甚至有点受伤的身心抵达延安，不就如一个曾经久久困顿在旅途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里的那种感受吗！后来，有一位诗人把延安誉为“诗的圣地”，并充满深情地回忆初到延安的情景：“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面对它，人们都不禁想唱出自己发自内心的第一首颂歌。在这颂歌声中，有一串音符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长久倾听，它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画梦”诗人何其芳。
何其芳在延安作家中的独异性在于他是一个早已蜚声文坛的唯美诗人，可正是他在初到延安的时候就在刹那间爱上了它，他发现曾经在艺术世界中苦苦追求的带有神话意味的梦的世界在延安成了现实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又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构筑梦化世界的坚实基础。他说：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像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像里了。”又说，“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正因如此，这位以“堂吉诃德”自诩的诗人，才会宣称自己靠着“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这三个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说延安是人生道路的“尽头”，即是讲延安为其人生探索的最终归宿。这样，自然也就赋予延安“以某种形而上的终极意义”，即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把延安比作“圣城”的意思。当朝圣者抵达这样理想的圣地，他除了虔诚的祈祷和歌颂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于是，我们听到了何其芳馥郁芬芳的歌声。他首先歌唱了延安：称赞“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赞叹延安有着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在这自由、民主的氛围中，何其芳早先具有的阴暗记忆被一扫而空，因为他在延安找到了足可解脱“人间的不幸”的真理，那种可以让“悲观的思想”从“复杂的迷津”中抽身而出或走向历史终结的“最后的钥匙”。在这里，何其芳富有激情地描写道：“已经有着无数的人在为真理而燃烧着，使它的光辉升得很高，照得很远。投身在它的光辉里面，我们的心里也就慢慢地充满了光明。”在这光明中，他尽情“想象未来的男和女的生活/都快乐而且合理”（《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他也仿佛成了“一堆红色的火”（《快乐的人们》），全身心沉浸在幸福的弥漫中。于是，他誓言要告别满是孤独和寂寞的过去，尽情“谈着光明的故事，/快乐的故事”（《夜歌（三）》），要跟小孩一样尽情享受着“游戏”的快乐（《夜歌（四）》）。于是，他誓言要把早期作品中不绝如缕的忧郁调子转换为欢快的旋律，尽情歌唱着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一切：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何其芳的颂歌有着“快活的，响亮的，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它们飘荡在延安这个特定的时空，并且以其诚实的品质成为歌唱延安之交响乐中的一串音符，且又回环着应和了何其芳塑造的延安形象：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像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应该说，在这动人的音调中，延安文人大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他们在文艺整风之前确实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蜜月时光。这种自由对延安文人而言，首先表现在一系列文化机构、协会或组织团体的成立，其次表现在一系列文艺社团的建立，再次表现在一系列报刊杂志的创办上。上述文艺协会、组织、社团和报刊在文艺整风之前的大量成立和创办，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延安文化界生机勃勃的人文景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化（文艺）组织在当时即使具有组织化色彩，隶属于一定的政府机关，但在总体上仍是比较松散的，具有较为浓厚的文人气息，而且，上述不少团体的成立本身就是自由结社的产物，比如战歌社、新诗歌会、延安诗会等即是。其实，即使就连“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样的战地文艺服务团体的建立，也都带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此外，像1938年4月10日建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后更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41年4月10日建立的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1941年6月1日成立的星期文艺学园以及1942年5月1日建立的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各类艺术院校，也是延安知识分子颇为活跃的场所。正是由于延安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云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优秀人物，而且吸收了像何其芳一类的唯美诗人，并且开展了切实有力的文化活动，因而在此前文化气息异常沉寂的黄土高原终于产生了艺术的悸动。此时，延安文人在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产生了较为自由的创作心态。并且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不仅率先发动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而且掀起了“演大戏”、艺术正规化教学的热潮，而这一文化热潮的兴起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延安蓬勃自由的文化气氛。这样，不仅使得全国的许多文化人投来了欣羡的目光，而且使得《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可以自豪地宣告：
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延安的古城上高树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成了全国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延安身上看见了生机，一个民族的生机，寄托完全的信赖和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到延安来，仿佛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庭。
二
文艺整风前的延安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这跟当时党的政治文化状况有着直接关联。首先，这为中共中央所制定的吸收知识分子政策所决定。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提出以来，中共领导人就已认识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这是抗日的需要，是成功建立并落实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大力培养既有文化又能掌握政策的干部的需要。毛泽东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而要大力培养干部，就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才会进一步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于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特别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要求一切党组织和军队，都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队伍：“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其次，与这“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和当时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需要相适应，中共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方针、政策。文艺整风前，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存在着权力相对分割的多元局面，更由于当时张闻天还是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所以毛泽东那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还是有些限度的。在一定意义上，文艺整风前延安文化界所能拥有的较为自由宽松的境遇，确乎应归功于张闻天的有力指导。可以说，他在当时对党的文化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精辟论述。首先，他认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其次，他主张从文化人的特点去看待文化人，反对给予文化人不必要的限制。他说：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门，应具备一般的知识与素养，最好自己还有一方面的特长。这样就容易团结文化人”。又说：“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要“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更为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地给予他们写作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而且，所有文化“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这差不多就是让文化人在思想文化创造和研究的广阔天地自由驰骋了，而对共产党来说，颇类乎有些无为而治的意味。再次，这种无为而治也体现在对自由研究的极力倡导上。张闻天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的经历以及延安时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使他对文化创造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特性具有将心比心的体悟和理解，并且敢于把这种理解融进党的文化政策之中予以张扬。他说，共产党必须“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而文化人必得“大胆地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其中对自由思想和主体创造性的强调，倒真有点“五四”时期的气度了。
上述观念在毛泽东予以大力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也有确切体现，其中第六条规定，边区政府应“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其后，《解放日报》接连发表多篇社论，进一步张扬了上述较为开明的文化观念及党的文化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它“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这说明，共产党在当时对自由研究风气的提倡，是颇感自豪和自信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普遍真理的确信之上的，而且，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它似乎承认其他科学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平等对话的关系，并不存在用后者去规范前者的必然关系。于是可以说，延安确乎为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也才可能做到如社论所标举的：“我们并不把科学艺术活动拘限在启蒙与应用的范围，我们同样重视，或者毋宁说更重视在科学艺术身上的建树，普及和提高两个工作，在我们总是联结着的。”即使到了1942年春，《解放日报》仍在社论中强调要尊重文化工作和文化人自身的特点，反对对文化人采取“狭隘的简单政治尺度的看法”。
当时延安政治文化氛围中所散发的自由气息，其实正契合了文人们的自由本性，也契合了文化创造本身所内在的对于自由状态的召唤。这就可以理解当时艾青的热切呼唤了：“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正是在这种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延安文人真正享受到了为人与为文的快乐，他们的心态也无疑处于一种较为开放而自由的状态。此时，他们可以安心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甚至对现代派绘画也可引为激赏的对象；写作之余既可去观看曹禺《雷雨》、《日出》剧作的演出，也可去欣赏苏联剧作家沃尔夫《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的演出，更可在阳春三月去桃林饮酒游玩。在此种状态下，延安文人似乎可以自由地书写对于新的人与事的观察和思考，甚至达到自由地抒写一己衷曲的境地：这就是在1941～1942年春夏的“讽刺画展”和杂文热中所曾呈现过的人文景观。
但是，这种较为自由的人文景观，在一个已经开始进行整风的政治语境中，它终究在为延安带来活跃的思想文化气息的同时，也一并带来了种种困惑和骚动。比如，《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镜子——记讽刺画展》的特写，富有现场感地叙述了这次画展在不同的人群所引起的波动，其中记载了一位农民干部的声音，他提起画展就大为光火：“扯蛋！简直是夸大的讽刺！”又说，“乱弹琴，不过和我们开开心罢了，再说，政治影响……”这种夹杂其间的批评虽然在当时似乎是被当作反面例子加以叙述，但肯定曾经引起过毛泽东的深深不安，所以他才会郑重其事地把参加画展的三位作者——张谔、华君武、蔡若虹——请到枣园面谈，教导他们对人民缺点要多鼓励而少讽刺，要注意到整个边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都是好的这一总体政治状貌。对这次画展，毛泽东虽然不及日后看到王实味《野百合花》时那样大发雷霆，但它和杂文热中一同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延安阴暗面的批判与讽刺肯定纠结一起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安，并且这种不安肯定引发了他对当时某些文化政策和文艺观念的深深不满：这些观念曾经潜在地与毛泽东正在创构的意识形态发生着激烈碰撞，并且无可回避地制约着他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进一步提升和革命性作用的充分发挥。所以，他才会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延安文艺整风乃是20世纪四十年代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经过文艺整风，延安文人的内心世界无疑经历了相当激烈的变化，其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等均发生了巨大变迁，日渐趋于同一。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根据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引，那样似乎自觉地做着真诚且无尽的反省和检讨，并且时时如诗人何其芳一样把自己贬低到非人的境地，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话语实践中也在努力找寻着自己可以依托的对象，想借此进一步表白他们完全认同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心。而延安文人，也正是在此种话语实践和政治文化氛围中最终完成了他们对新的意识形态及其创构者的皈依。那么此时，他们可以依托和仰望的对象主要是些什么呢？这些在其意识形态化心态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一、英雄崇拜及其话语指向
由于毛泽东创构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发生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工农兵不仅在延安文人日后的话语实践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成为其奋力书写或塑造的对象，而且，在延安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亦开始占了主导地位，仿佛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角。于是，中国历史学家迫不及待地宣布：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工农兵时代开始了！此后，工农兵似乎真的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似乎真的成了能够引领一代思潮的风流人物。这种现象在当时首先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上。
在谈论工农兵英雄的时候，我想首先就“英雄”这一称谓做点说明。所谓英雄，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胡克的说法，是指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人，而这，正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称为“伟人”的那些人物。卡莱尔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在精神属性上其实正是伟人的历史，因而，英雄崇拜是古代思想体系得以成长的最伟大之根，而世人对英雄的崇拜之情是人类心田中一种最高贵的感情。显然，这些历史学家所言的“英雄”是从英雄史观出发来加以理解和界定的英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在他创构的意识形态中明确予以反对的英雄观。按照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发展，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于是，符合毛泽东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规定的“英雄”只能是由这种人民史观出发所理解和界定的英雄，人们把它命名为群众英雄、工农兵英雄或人民英雄。正是在对上述两种不同英雄史观的理解上，延安政治文化界严格区分了两种英雄主义和英雄人物。两种英雄主义被表述为新/旧英雄主义，当时有人认为它们的区别“本质地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因此，新/旧英雄主义其实代表了两种意识形态话语：前者坚持以群众的利益为旨归，认为“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认为“比起群众的整个机器来，伟大的个人至多也只是一只伟大的螺丝钉”；后者却坚持“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为了个人的利益、荣誉和地位有时甚至不惜以千千万万的群众为牺牲品”。归根结底，在当时的延安知识界看来，旧的英雄主义即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是看不起群众的”，是与新英雄主义即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或革命英雄主义水火不容的，换言之，个人主义英雄人物和工农兵英雄人物或革命英雄人物“根本是两个阶级或两个种族”。所以从本质上说，上述符合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英雄观仍然是阶级论观念的产物。文艺整风前，萧军曾在延安充满自信地宣告：“我是个新英雄主义者。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后来在文艺座谈会自由讨论期间，又坦率地说：“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这种新英雄主义其实正是后来被延安政治文化界予以严厉批判的旧英雄主义，即个人主义英雄主义。
随着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日渐展开，有着浓厚工农兵英雄主义气质的生产劳动英雄首先被广泛塑造出来，并且向劳动英雄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学习运动。这一学习运动的高潮是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从边区各地走来的劳动英雄汇集到延安，一时沉浸在令人自豪的喜悦气氛中。因为正如《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毛泽东在其所作讲演中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人民的领袖”，是富有无穷智慧的“诸葛亮”。x这表明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及劳动英雄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视。《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它在改版之后尤其加强了对于大生产运动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事迹的报道与宣传，在对英雄人物的推崇和塑造中起到了现代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可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中尤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推崇和塑造达到了这场话语实践运动的极致。
吴满有之所以引起延安政治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开荒种地的能手，而且在于他那发家致富的身世历程非常符合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吴满有本是一个从外地逃难到延安吴家枣园的农民，“他到延安来的时候，卖过女儿，帮人家受苦，啃树皮，吃糠粃。到了今日，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并且成为人人所敬爱的劳动英雄。”他的这种巨大变化，除了个人的辛勤耕作之外，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帮助，革命的好处”。《解放日报》在另外一篇社论中更是明确指出：“是彻底的民主政治，是合理的经济政策，培植出了吴满有这样的农民，具有明确自觉、热爱边区、关心抗战的新的农民——生产战线上的英雄、边区的模范公民。”因此，对吴满有发家事迹的宣传，其实正是在宣传党的政策的英明和深入民心。吴满有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他出席任何一个公众场合，当他面对任何一位来采访他的文化人，他都会像口头禅一样地念叨着：“同志！我是从革命里爬起来的，我忘不了革命的好处！”而其最为主要的回报就是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带头并鼓动乡民多交公粮，以此帮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度过最为艰苦的战争岁月。显然，这被人誉为“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正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正在全力予以塑造的农民典型。所以当时中央与边区政府才会借《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才会开展“吴满有运动”，才会承认“吴满有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并且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才会明确指出“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时人也才会认为他是“英雄中的英雄”。显然，宣传吴满有，学习吴满有，“把吴满有称为劳动英雄”，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着显明的政治目的，正如当时《解放日报》编辑部在一封复信中所言，它“是包含着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方面意义的”。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宣传吴满有的话语实践不仅因为有着政府和媒体的支持而显得理直气壮，而且因为有了延安作家的参与而显得有声有色。
关于吴满有，柯蓝写有《吴满有的故事》，是一篇带有通讯意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8月13日第4版，并配有木刻家古元刻画的吴满有像。一年后，孔厥写了长长的《吴满有故事》，共分上、中、下三大部分，其中上部分是写革命以前吴满有遭受的种种不堪忍受的痛苦，《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至17日在第4版以重要篇幅予以连载，在当时因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传奇性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柯蓝、孔厥还是刚刚崭露头脚的延安作家的话，那么知名诗人艾青的加盟更是把延安文人对吴满有的推崇引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1943年2月17日和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报》上分别发表了歌颂劳动英雄的两首诗：一首题为《欢迎三位劳动英雄》，另首直截了当称作《吴满有》。所谓三位劳动英雄是指农民英雄吴满有，工人英雄赵占魁，种菜英雄黄立德，因而两首诗中，吴满有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艾青在诗中显然是从仰视角度来看待这些群众英雄的。故而，一面是对英雄的歌颂，一面是对自己的贬责，而这，正是延安文人自责自虐的一种表现。艾青在诗中写道：
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关于生产一直搞不好。/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土，/种了波斯菊和扫巴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包谷，/放了粪又泼了尿；/化的力气真不少，/说起成绩却可笑——/南瓜结得像碗那末大，/包谷像指头那末小；/高粱长得像小米，/十几颗子子，还没有一人高。/这些东西真不爱长，/我一看见了就心焦：/太阳大了怕晒死，/刮风了怕吹倒。/到了秋末收齐了，/卖钱不值钱，/煮熟了吃不饱——/假如人人都像我，/那还得了？
这是《欢迎三位劳动英雄》一诗中的第三节。诗人以讲故事的形式，采用调侃、嘲弄的语气，在劳动英雄面前，尽情地诉说“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的尴尬与无能。这在一个方面具体而形象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亦最无用处的论断。在此种状况下，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在于走向工农兵，就在于甘当群众的学生，就在于从这礼赞和推崇劳动英雄的话语实践中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依据，并获得些许赎罪之后才会拥有的快乐。问题是：延安文人对劳动英雄的礼赞和推崇是否带有终极崇拜的意味？在歌颂劳动英雄的话语实践中是否有着更为深远的话语指向？当我带着这些问题又去阅读艾青长诗《吴满有》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惊，我似乎在震惊中居然发现了意识形态权威得以确立的奥秘之一，这就是：英雄话语并非具有终极意义的话语，对英雄的推崇也并非具有终极崇拜的意味，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一切都还只是指向更高意识形态权威崇拜的中介或桥梁。《吴满有》是首长诗，但其主旨则很简洁，这就是告诉翻身的老百姓翻身莫忘共产党，正如喝水莫忘掘井人。而自延安整风开始，文化人和老百姓逐渐感觉到“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抽象的能指，而其具体的化身和最终指向不是别人，正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所以《吴满有》最为让人震惊的就在于借劳动英雄之口坦率地揭示了这个流贯整风运动的总的主旨：“问你吴满有：/‘谁带给你好日子？’/你说：‘毛主席！’/你说没有他/你就活不成；/你说他到那里/你就跟他到那里。”于是，对于劳动英雄的歌颂和推崇在终极意义上就自然转换为对于毛泽东的歌颂和崇拜。或许由此，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漫漫旅途中注定会走向个人崇拜的境地，注定会生存在一代伟人的阴影下，注定会跟老百姓一起永远怀着报恩的心态，拽着一代伟人的衣角踽踽前行。
二、崇拜运动与权威崇拜意识的产生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历史顶峰，而其源头其实正可追溯到延安时期，尤其是整风开展以后的延安时期。1942年底，随着整风运动深入而广泛的开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对党的控制权，不仅是在党的政治、军事领域，而且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其实，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为确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权威而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当毛泽东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得到全面确立，就有可能在民族传统和各种现实条件的促动下进而演变为一场较为强烈而真实的崇拜运动。
我说的各种现实条件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集合体，比如，1943年蒋介石为了全面巩固和确立其领袖地位而出版了为共产党极力反对的《中国之命运》，这样，共产党在国共两党日益走向对抗的形式下就自然会在其内部寻找可以与蒋介石相抗衡的领袖；而这种可能性在同年5月15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后就无疑具备了更趋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共产国际解散后，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及其意识形态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进行了公开质疑，另一方面，延安政治生活领域也有可能形成某种真空和混乱状态。在此种状况下，随着整风逻辑的指引，人们自会把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那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旗帜的领袖人物毛泽东。这种思想路径在当时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发表的言论中都有充分表现。但有了此种现实因素的促动，是否就能把对毛泽东的推崇转化为一种神话式的崇拜或使毛泽东在人们心中转化为一个人格化的神呢？我看那也并不一定，因为这还得依赖于所处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依赖于一定历史哲学的指引。中国儒家文化有一个圣人传统，毛泽东青年时期即对此有过强烈兴趣，并在无意中表现过某种企盼，我在第三章将对此有所论及，此不赘述。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帝便享有“圣王”的美誉，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集于一身，王权至上观念渐次深入民间，民间对“圣君”的期待也已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滋暗长在每一个中华子民的灵魂深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文化在民间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就是老百姓对于一个拥有至高权力而又无所不知的圣君式领袖人物的期待和顺从。xx显而易见，“五四”式的启蒙主义批判并没有从根底处撼动此种深入民间的无意识心理结构，而且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民众来说，其情形更是如此。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于“五四”启蒙主义观念在整风期间受到激烈清算，曾经遭到“五四”先驱者予以批判的一些传统观念在民族化思潮的促动下，又在延安政治文化中悄然复活了。其中最能煽动并迎合延安民众无意识心理结构的，无疑是对传统孝道和忠君观念的转换式承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一贯强调：要忠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要忠于共产党。对延安文人来说，忠诚既是一种人格要求，更是一种政治要求。而到了整风时期，人们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忠诚已经逐渐具象化到毛泽东身上了，故而自然会强调全体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要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并逐渐产生和培植唯毛至上的心理。于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严峻的国际国内以及党内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的促动下，在1943—1945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崇拜毛泽东的运动就真的开始了，并且使之一度成为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
从当时延安媒体《解放日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拜确乎愈来愈具有狂热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第一，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不仅提出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而且最终在中共七大上以党章形式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具有最高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已经初步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状态。第二，同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相应和，延安政治文化界与边区群众一道掀起了歌颂与崇拜毛泽东个人的热潮。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军队干部以及吴玉章、徐特立等革命元老都在不同场合、用不同形式对毛泽东表示了高度赞美和推崇。可以说，他们在延安时期共同引导民众把对毛泽东的歌颂推向一个高潮，而最终走向个人崇拜的境地。譬如，刘少奇指出，漫长的革命战争“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他是“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欢迎他从重庆返回的招待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歌颂道：“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并向全党表明他忠诚于毛的决心：“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指团结抗日的方针——引者）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这样的话语在当时的延安媒体上真是太多了。
不论是在革命实践还是在理论建构中，毛泽东都对一般革命群众表示了从未有过的热心，他希冀看到并常采用的革命手段就是进行民众大联合，就是想方设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因而，“组织起来”是其最为富有成效的一个提法。在延安歌颂毛泽东的热潮中，劳动英雄和一般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更是为当时的延安营造了一种唯毛至尊的社会氛围，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最愿意看到的壮丽景观之一。《解放日报》作为党的重要媒体，编者在反映和组织编写这方面的活动时投入了巨大篇幅和精力，可谓费尽了心思，因此，只要翻开1942年底以后的这份报纸，当时延安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于毛泽东的礼赞活动与场景就会纷至沓来，令人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其间引人注目的场景有两个：一是边区劳动英雄对毛泽东的歌颂，二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及其前后，延安民众对他的思念和歌颂。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最高级别的谈判。10月间，毛泽东谈判归来，《解放日报》即组织刊发了一组诸如《毛主席回来后解放区人民纷纷慰问》（1945年10月21日第2版）一类的消息、通讯，并且以《毛主席回来了》为总题发表了一组来自一般大众作者的诗歌，以此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编者在按语中写道：“自从八月廿八日毛主席赴重庆以后，边区的人民，天天怀念着他们的领袖，同时以非常迫切的心情，关怀着国内的和平、民主和团结。现在毛主席回来了，谈判已获重要成果。边区人民欢欣异常，有将近二十位同志写诗给我们，表示他们欢乐的心情及对于毛主席的爱戴……”有人在诗中写道：“毛主席，/我们要告诉你，/你走在那里，/人民的心跟在那里。/我们对于你的热爱，/也正是像你/对于我们的热爱一样。”更有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重庆工人学生民众，/见了您，/好比见到了强烈的太阳光。”因为“千万人的心怀着同一个信念——/‘毛主席就是和平，/他手指的方向是光明。’”由此，他们欢呼“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时时刻刻“印在千万人的心中”。
比起这些对毛泽东的讴歌来，边区劳动英雄的歌颂更是具有持续性和号召力。劳动英雄往往把自己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为是共产党及其主要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因此，他们把流传民间的朴素的报恩意识日渐投射到这两类对象尤其是毛泽东身上。他们对毛泽东的歌颂主要采取献词和献旗的方式。所谓献词是指对毛唱出最为动人的赞颂之歌，体现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的主题，并借此表达对毛的无比忠心；所谓献旗是指向毛献锦旗，它往往伴随有盛大的群众场面，并在献旗之后一般有英雄代表或民众代表当面向毛朗读献词，然后是毛本人宣讲答词。我想首先主要论述一下献词活动在“崇毛运动”中的开展与作用。
《解放日报》曾多次登载过劳动英雄和延安各界民众对毛的献词。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召开期间将劳动英雄对毛的献词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延属分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等人所呈献词摘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都是工人和农民，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的手里，不知多少年多少辈，在旧社会里被压得透不过气！自从有了你和共产党，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要——而且也能舒出一口长气了……
……
我们好几辈子了，从没有人能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要穷人翻身，要耕地的，喂猪的，纺花的当英雄，劳动的果实归自己享受，你带着我们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这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道路！
……我们亲身体验到你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后我们更要用一切力量来动员组织生产，发动革命竞赛，保证任务的完成……
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我们是够幸福了！我们的后代还要更幸福，革命一定要大大的胜利，我们禁不住高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这则献词无论从写法、用词还是主旨的确立上都是较为典型的，其间呈现出来的的新/旧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在以后的延安文艺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但在此更为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这则献词在其产生过程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这则献词显然不是吴满有等人自己写的，而是政府有关文职人员代笔写的。在写献词之前，组织开展了一个劳动英雄座谈会，政府有关干部引导大家就如何向毛泽东献词发言。当时有人报道：座谈会开始了，与会的领导同志“说明今天是来问候英雄们的，同时又是来帮英雄们代笔写信的。明天就向毛主席献旗，大家要说些什么呢？”这表明，在产生献词和促进群众走向领袖崇拜的过程中，当地党委和政府一直起着组织和导引的作用，它们总是把如何有效地贯彻与迎合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在上述两则献词中，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诸如称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救星”、“你像一盏明灯”这样的用语，并且把劳动者翻身的根由最终指向了毛泽东个人的伟大作用。而这，无论从用词还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向上，正是完全接受了陕甘宁边区最高领导者高岗某些观点的结果。高岗在英雄大会上富有煽动力地问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领导？”他随即自我回答说：“是毛主席领导的。因此我们就要牢牢记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这说明，在1943—1945年的歌颂毛泽东运动或“崇毛运动”中，民间虽还存在不少自发歌颂的因素，但它们在总体上已被纳入到了意识形态化的轨道上来，具有上下结合进行的表演性质。而这，由于“献旗”活动的开展显得更为具有突出的仪式化色彩。
对于献旗活动的开展，毛泽东采取了极为肯定的态度。他在一次延安市民向他献旗之后所作的答词中说：“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市商会、市群众团体，来这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献旗，这个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刚才诸位送来旗子，又讲了许多好话，这个意思很好，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些，来回答你们。”毛泽东在此对献旗活动说了两次“意思很好”的话，可见他对中共管辖区域正在广泛开展的“崇毛运动”持的是积极肯定的态度，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民众中广泛开展的“崇毛运动”的意识形态作用并非自1950年代后才明确意识到，而是自延安时期就已充分意识到并对之采取了认同、指导与利用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正是由于毛泽东本人采取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所以个人崇拜运动才会如怒烧的野火迅速漫延在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并且终于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迅速演变为一场近似于敬神的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则通讯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后，中共管辖区域内的民众出现了“礼敬毛主席像”的热潮。这则通讯写道，有一个农民在共产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之后翻了身，从此，“他家墙壁上挂起了一幅毛主席像，上边的大横题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每逢吉日佳节”，这个农民“就热诚地向毛主席致敬，他满怀喜悦的说：‘敬神敬了几十年，现在才算敬对了。’”更有甚者，有不少群众结婚时，“一定要挂毛主席像”，因而使得毛主席像“被借的应接不暇了，往往一村送像的人还走在路上，又被另一村来的人接走了。”正因如此，所以当这个地方的村干部把买来的毛主席像刚刚挂上村公所的墙壁，当地“男女老少很快就把村公所挤满了，有的在默默的敬礼，有的拍手欢呼，有的甚至跪在地上叩起头来。”经过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多方策动，民众的伟力正在不断开展的造神运动中展示出来，而且这种伟力因为有了党的一元化政治领导体制的保证而成了一种更加合法的政治性存在。
整风运动期间，随着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权威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共的领导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重要变化，这就是由具有多元化色调的集体领导转变为一元化领导。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各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准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领导体制的调整必然导致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至此，毛泽东终于获得了在中央最高层执掌最后决定权的绝对权力。由于毛泽东已把党内思想威信和权力威信统一于一身了，所以一元化领导发展到后来其实正是指绝对服从毛泽东领导。于是，倘若把毛泽东正在致力于完整确立的新的意识形态权威形象与此种领导模式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延安社会已经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模式。
在我看来，随着中共一元化领导制度的完整确立，延安社会形成了一种类似儒家传统社会构成的等级制的秩序结构，我认为它就是以毛泽东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并与之发生关系的那一群人物所形成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因此，这种结构模式可以仿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说法把它命名为“等级差序格局”。它意味着，凡是与毛泽东亲近或忠诚其意识形态观念的领导者必将得到他的亲睐，反之，必将受到他的打击或疏远。并且，这种注重上下尊卑的秩序结构模式随着战时延安生活供给制的逐步完善而日渐牢固。
延安生活供给制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差序化的格局，但只有到1941年前后才更趋明显和制度化。在毛泽东默许下，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并且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能享受吃小灶的待遇。在衣服上，也相应具有土布、平布（青灰色）、斜纹布（黑色）三级服装供应制度。这就是王实味曾经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具体指涉。于是，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在物资分配制度中得到具体体现。王实味之所以惹得毛泽东大发雷霆，原因之一即在于他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具体批评了这种维护高级干部特权的生活等级制，因而亦即是间接质疑了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的以己为中心的等级差序制度的合理性。其实，对于生活等级制的质疑并不仅仅存在王实味的笔下，当时在人们的口头闲谈、墙报上所载言论中都曾颇为“热闹了一个时期”，或者说成为了延安公众生活中议论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当时还有领导同志撰文认为这是“值得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令人堪忧的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开创的生活等级制亦极有可能在强调“民族化”的意识形态统摄下走向与封建等级观念合流的境地，并由此诱使知识分子不禁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并进而凸显传统的官本位色彩，进一步培植中国知识分子以官为体、以学为用的传统人格与准官僚心志。对于这点，当时那位领导同志却不曾论述到，或者也不愿论述到，甚至不敢料及到。可是，当延安新的等级差序制度在1949年后转换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那么，它维护的就不仅仅是干部阶层的特权，而且会在中共进一步营造的官本位社会氛围中把传统“王权至上”观念轻易地与党内“个人至上”观念糅和起来。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个人崇拜的社会风气，因而这“个人至上”即是指唯毛泽东至上。
在此种状况下，“五四”时期倡导建立的自由、民主与坚守科学理性的启蒙观念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本就极为世俗的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的规制下，在经历了激烈的整风运动之后，除了产生并确立权威崇拜意识之外，即除了向新的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表现积极认同与崇拜并由此希冀在新的社会差序格局中获取一己地位之外，除了在他们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向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表示完全认同并与之发生某种全新的顺从与共谋关系之外，除了遵循“党的文学”观念积极走向乡村和奔赴战场并开展日益广泛的工农兵文艺运动，即除了把毛泽东新的文艺观奉为创作圣经或圭臬之外，他们——这些红色的歌者——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对此，历史其实已经在默默地启示着那些善于思考的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