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战时期之区域文学论
朱丕智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研究，通常都是把眼光锁定在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新时期之后，人们的研究视野得到拓展，逐渐开始关注孤岛文学、香港和大陆沦陷区的文学，亦零星涉及到日据区的台湾文学，算是把中国版图内的文学都纳入到抗战文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使人们对该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研究的立足点，乃是摆在中国战时文学的全体性层面上的，意在补足其文学版图上的缺失，同时，其关注点也是放在具有抗战积极意义的文学一面。此类研究有有突破、有价值，值得肯定，当然，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也不少。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此多加评说，而是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论，藉以应对中国战时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区域文学的特殊性、复杂性。或许，这种立足于区域性的文学探究，更有利于我们经此上升到整体层面上去把握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学特点、特质和历史面目。
一
欲论抗战时期之区域文学，首先就得弄清区域文学本身的理论内涵，为这一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坚实基础。
国内学界提出并进行区域文学的研究，当在上世纪末期，不少打着地区性名称的文学史著述和相关论文陆续问世。诚然，以行政辖区去框定某地域的文学研究对象，并无不可，但值得探究的是，这种纯粹以地理的外在标志来进行的研讨，能否真正称之为区域文学研究？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此前进行的所谓区域文学研究，依然是在一般文学研究的老套路上运行的，虽偶有触及区域文学特点的探讨，亦不具备独立性，且被淹没在大量非区域性的文学论述之中。说到底，某某文学之称谓，只不过是一种空间范围的划定。由此所显现的，乃是对区域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尚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笔者曾参加过几次有关区域文学的讨论，论者们经常为怎样去划定研究对象发生争执：是以作家的出身地抑或居住活动区域来确认，还是以作家创作的内容来确认；再落实到具体对象就更为困扰了，比如重庆文学，不太出名的似乎还可打马虎眼，但像重庆藉（姑不论历史的辖区之别）的吴芳吉、何其芳和抗战时期曾居于重庆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全国知名文学大家又当怎样处置？真让论者们左右为难。
显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单纯以地理之行政区划来确定区域文学界限是行不通的，仅作家的流动性就使其不能逻辑一致的首尾贯通。同时，这种方式也牵涉到许多文学意义上难以解决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和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意否定打着地区性名称来进行的文学研究，它们仍然具有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说，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地理境域名称下区域文学独特内涵的探究。易言之，某某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学的特有形态及标志性的东西。不然，区域文学的提出，就会失去其理论的学术的必要和意义，也无益于文学认识的拓展和深入，徒留下一个地理名称的外壳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当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和地理条件下，具有独特内涵的区域文学的形成及其区域性是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的。总体上说，越往古代回溯，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自然地理条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穷山恶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等，严重限制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文化交往、交流，愈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分离的社会生活群落。由兹而产生的地方文学，自然具有更为浓郁的区域性特色。古代地区和民族之文学、艺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其区域性的研究内容亦相应丰富得多。再从正向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进步，地理条件对区域性文学的影响因素日渐弱小，而社会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依然会造成个别突出的区域性文学，另方面，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交往、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文学的区域性成份便越来越稀薄。而后一点，可以说是区域性文学演化的一种主导趋势和不可逆转的历史命运。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大工业时代（更不消说今天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更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难怪马克思早在百多年前就断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可否认，马克思在这里更多地是从“世界市场”的视角看到了世界文学形成的景像，但从中也可见出，在现代便捷的交通、通讯、传媒条件下，作为精神生活消费品的文学具有了更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生活的共通性。当然，从国别（民族）性的文学来说，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共同性的东西如何增多，但由于其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和现实的国家体制差异及当下社会生活形态的差别，文学仍会顽强地表现出各自国家（民族）的一些文学特质和特色。然在一国之内的区域文学，面临的却是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生活状态，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其趋同性日益显著。尽管我们不敢说各地文学之间毫无差别，但若要以区域名称来标识文学，则应当追寻出其独特的文学内涵不可。否则，单纯的区域文学名称，便只具有地理性划分的意义。
由上可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区域文学的地理因素在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中悄然隐退，社会历史因素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区域文学生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导着区域文学的兴起和演化，只是越靠近当下社会，区域文学的色彩愈益稀薄。因此，对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时段而言，具有独特内质的区域文学能否成立，究竟因何社会原因而产生等问题，均需审慎研讨，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分析。
二
从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文学的发展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其区域性的文学色彩却不是那样突出和鲜明。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学表现，更多地是在全国性和一般性的意义上影响和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而不宜视为地区性文学的表现。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真正明显具有区域文学色彩的，恐怕当数红色武装下的江西苏区的红色文学了，而其他地区的文学，则很难冠以独特文学形态的区域性称呼。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尽管充满着纷争和不同的文学主张，但却几乎都是在新文学这一整体性的层面上运行的。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原有的社会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惨烈破坏和变动，全国一体性的文学格局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政治势力下的多样形态的地区性文学发展状态。战争的强大外力改变了中国文学原本的发展轨迹，造成了现代条件下区域文学的特殊生成。对此，我们可从下述几方面予以认识和理解。
其一，战争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地理行政区划，分割成了不同政治势力统治的辖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生存坏境，并由此带来相应的不同文学表现。
从整体的层面说，战时中国的版图可划为三大不同区域：非占领区、租界、敌占区。而非占领区又可划分为国统区大后方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以延安为旗帜的根据地。名为“中立”的租界区情况也大不一样；英国治下的香港所维持的表面和平与上海租界多国并存且日伪环伺的孤岛现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敌占区的情形则更为复杂，既有日据统治下的台湾，又有傀垒政权伪满洲国，还有情形各异的南京、华北、蒙疆等伪政权。在各不相同的政治势力统辖下，作者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文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均受到各自不同的影响、制约和控制，从而呈现出带有区域性的文学发展面貌和特点。
其二，战争的爆发和不同政治区域的形成，造成了文学交流、传播的人为阻隔，削弱甚至封闭了各政治辖区文学间正常的相互交流、影响，以及作家的自由流动，文学只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气候下自足性发展。
整个战争期间，文学已失去了战前某地振臂一呼，各地群起回应的整体性局面，文学几乎又回到了古代地理条件下相互隔绝、互不相通的孤立景像。在全面战争的情势下，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世界性”联系被割断了，文学的区域性被迫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其三，战争造成了作家们的转移、流徙和重新的聚合，继而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中心，且对该地区区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原地区此前未有的新鲜血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文学面貌。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文学原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格局。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文学、文化精英纷纷流入重庆、昆明、桂林和延安等地，形成了多个新的战时文学中心。大家应该明白，所有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家们的表现所致，地区作家构成的改变，无论是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的聚合还是流失，都会产生新的化学作用，造成某种新的区域文学元素化学性的结构变异和新的活动方式，从而溶铸出新的区域性文学特色。加之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会为不同区域作家的文学表现注入特殊性的区域内涵。
三
区域文学的理论内涵和战争所造成的区域文学现象，是我们研讨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理论支撑和文学历史背景，必须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其理论逻辑，才能使我们的区域文学研究始终运行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对此，我们提出下述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为实施区域文学研究的指导性观念。
其一，在全国性文学的背景上去思考区域性文学问题。
自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的思想及其影响早已遍及和深入到全国各地。其中虽不乏论争，甚至观念上的对立，但却都是在一般性层面上展开的，并非区域性的问题。而这些文学思想、观念，不会因战争的爆发瞬间就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仍然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人们的创作中。这些文学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属性（尽管理解各异）的东西，虽会与区域文学发生关系，但却并非区域文学自身，我们只能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去认识、抽取出区域性的东西。换言之，区域性的文学是不可能摆脱文学的一般性的，它必然受到后者的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爆发，消减了文学流派、党派的纷争和对立，促成了新的更高层面的文学的统一——民族文学观的形成。即基于民族立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上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文学思想观念。这是中国文学在抗战期间所共同面临的文学基本问题。无论何一区域，抑或正、反及中间状态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并实施于文学表现和创作之中。而民族文学观的主流、主导地位，也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此时虽有战争所造成的诸多区域的差异性，但这毕竟不同于古代封闭性的区域状况。一是有限制的联系仍旧可以传达观念性的文学信息；二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即使在隔绝状态下，也会自发性地刺激着作家们的心灵，作出民族立场上的文学回答；三是文学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历史高度，战前有着“民族战争文学”的相关讨论早已深入人心，这些共通性文学因素不是短时间就能隔绝和改变的。
质言之，上述两大方面全国性意义上的文学大背景，乃是我们研究区域性文学的历史坐标，也是前提和基础，不容弃忘。它规定和影响着区域文学在一般性、共通性问题上的表现，从而将区域文学的独特性与之区别开来。
其二，区域文学研究，心须提炼出该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文学表现和特色，使其真正成为具有文学意义的标识。
单纯的地理界域的文学划分，只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形式区别，构成的是整体与部分的组成关系。这样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却与区域文学的实质性探讨相去甚远，也无助于为文学提供新的理论质素和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所要求的区域文学研究乃是在一地理空间和特殊历史时段的时空条件下，去探寻该区域独具特色的文学表现和内涵，其重心摆放在与全国文学的一般性、共通性相对应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当下学界许多打着区域文学旗号的文学研究，依然运行在普泛的文学研究轨道上，对此着力甚少或几乎未涉及，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缺陷。
既为区域性的文学研究，当然应该拿出区域性标志的特产来。对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去探讨。
一是非敌占区、租界、敌占区这三个大的层面。这是战争所造成的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结构下的文学生存的大环境，形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文学表现和文学形态，值得人们从全国的立足点上去探寻这一最高层面的区域性文学问题。二是三大环境下一层次上的区域性问题。诸如非敌占区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与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学，其同中亦大有相异之处存在。这些异质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成因为何？这些区域性文学又标示着人们怎样的文学诉求？等等，都是值得人们去深长思之的。而租界地的上海孤岛文学和英人治下的香港文学，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是有极大区别的，文学生存状态也不可同日而语，其间的文学差异，正是区域文学论者需探究的重点。再以敌占区而论，情形似乎更为复杂，在抗日文学、中间文学、汉奸文学并存的局面中，依然有区域间的差异。据日本政府（兴亚院）1939年10月出台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国占领区被划分为五个层次（也即五个地带），实行不同的控制政策。依次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再加上早就被日本所占领的台湾，敌占区的区域，至少可划分为六大块。由于日本对这些区域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和文化策略，以及不同区域伪政权各自公开和“私藏”的不同政治动机和目的（包括不同政治人物的聚合）等，都会给各区域的文学生存环境带来程度各异的区别，进而给该区域的文学打上深深的历史印痕。特别需要指出，由于历史或政治的原因，敌占区的文学研究搞得很少，且大多囿于进步性方面，对负面的灰色的东西几乎未触及，这显然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正确态度。敌占区文学的研究，是时候该认真对待和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这里，我们对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和观念，意在框正区域文学研究的路向和方法，使区域文学名符其实的成为具有独特文学内涵和形态标识的学术理论研究。至于区域文学的进一步探讨和具体解析，还有待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最后尚需声明，此文并不反对单纯地理性的地区文学的研讨，也无意贬低其意义和价值，只是奉劝一句：千万不要再打区域文学的旗号。
一
欲论抗战时期之区域文学，首先就得弄清区域文学本身的理论内涵，为这一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坚实基础。
国内学界提出并进行区域文学的研究，当在上世纪末期，不少打着地区性名称的文学史著述和相关论文陆续问世。诚然，以行政辖区去框定某地域的文学研究对象，并无不可，但值得探究的是，这种纯粹以地理的外在标志来进行的研讨，能否真正称之为区域文学研究？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此前进行的所谓区域文学研究，依然是在一般文学研究的老套路上运行的，虽偶有触及区域文学特点的探讨，亦不具备独立性，且被淹没在大量非区域性的文学论述之中。说到底，某某文学之称谓，只不过是一种空间范围的划定。由此所显现的，乃是对区域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尚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笔者曾参加过几次有关区域文学的讨论，论者们经常为怎样去划定研究对象发生争执：是以作家的出身地抑或居住活动区域来确认，还是以作家创作的内容来确认；再落实到具体对象就更为困扰了，比如重庆文学，不太出名的似乎还可打马虎眼，但像重庆藉（姑不论历史的辖区之别）的吴芳吉、何其芳和抗战时期曾居于重庆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一大批全国知名文学大家又当怎样处置？真让论者们左右为难。
显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单纯以地理之行政区划来确定区域文学界限是行不通的，仅作家的流动性就使其不能逻辑一致的首尾贯通。同时，这种方式也牵涉到许多文学意义上难以解决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和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意否定打着地区性名称来进行的文学研究，它们仍然具有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说，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地理境域名称下区域文学独特内涵的探究。易言之，某某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学的特有形态及标志性的东西。不然，区域文学的提出，就会失去其理论的学术的必要和意义，也无益于文学认识的拓展和深入，徒留下一个地理名称的外壳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当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和地理条件下，具有独特内涵的区域文学的形成及其区域性是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的。总体上说，越往古代回溯，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自然地理条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穷山恶水的阻隔，交通的不便等，严重限制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文化交往、交流，愈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分离的社会生活群落。由兹而产生的地方文学，自然具有更为浓郁的区域性特色。古代地区和民族之文学、艺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其区域性的研究内容亦相应丰富得多。再从正向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进步，地理条件对区域性文学的影响因素日渐弱小，而社会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依然会造成个别突出的区域性文学，另方面，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交往、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文学的区域性成份便越来越稀薄。而后一点，可以说是区域性文学演化的一种主导趋势和不可逆转的历史命运。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大工业时代（更不消说今天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更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难怪马克思早在百多年前就断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可否认，马克思在这里更多地是从“世界市场”的视角看到了世界文学形成的景像，但从中也可见出，在现代便捷的交通、通讯、传媒条件下，作为精神生活消费品的文学具有了更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生活的共通性。当然，从国别（民族）性的文学来说，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共同性的东西如何增多，但由于其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和现实的国家体制差异及当下社会生活形态的差别，文学仍会顽强地表现出各自国家（民族）的一些文学特质和特色。然在一国之内的区域文学，面临的却是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生活状态，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其趋同性日益显著。尽管我们不敢说各地文学之间毫无差别，但若要以区域名称来标识文学，则应当追寻出其独特的文学内涵不可。否则，单纯的区域文学名称，便只具有地理性划分的意义。
由上可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区域文学的地理因素在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中悄然隐退，社会历史因素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区域文学生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导着区域文学的兴起和演化，只是越靠近当下社会，区域文学的色彩愈益稀薄。因此，对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时段而言，具有独特内质的区域文学能否成立，究竟因何社会原因而产生等问题，均需审慎研讨，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分析。
二
从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文学的发展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但其区域性的文学色彩却不是那样突出和鲜明。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学表现，更多地是在全国性和一般性的意义上影响和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而不宜视为地区性文学的表现。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真正明显具有区域文学色彩的，恐怕当数红色武装下的江西苏区的红色文学了，而其他地区的文学，则很难冠以独特文学形态的区域性称呼。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学的发展尽管充满着纷争和不同的文学主张，但却几乎都是在新文学这一整体性的层面上运行的。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原有的社会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惨烈破坏和变动，全国一体性的文学格局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政治势力下的多样形态的地区性文学发展状态。战争的强大外力改变了中国文学原本的发展轨迹，造成了现代条件下区域文学的特殊生成。对此，我们可从下述几方面予以认识和理解。
其一，战争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地理行政区划，分割成了不同政治势力统治的辖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生存坏境，并由此带来相应的不同文学表现。
从整体的层面说，战时中国的版图可划为三大不同区域：非占领区、租界、敌占区。而非占领区又可划分为国统区大后方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以延安为旗帜的根据地。名为“中立”的租界区情况也大不一样；英国治下的香港所维持的表面和平与上海租界多国并存且日伪环伺的孤岛现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敌占区的情形则更为复杂，既有日据统治下的台湾，又有傀垒政权伪满洲国，还有情形各异的南京、华北、蒙疆等伪政权。在各不相同的政治势力统辖下，作者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文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均受到各自不同的影响、制约和控制，从而呈现出带有区域性的文学发展面貌和特点。
其二，战争的爆发和不同政治区域的形成，造成了文学交流、传播的人为阻隔，削弱甚至封闭了各政治辖区文学间正常的相互交流、影响，以及作家的自由流动，文学只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气候下自足性发展。
整个战争期间，文学已失去了战前某地振臂一呼，各地群起回应的整体性局面，文学几乎又回到了古代地理条件下相互隔绝、互不相通的孤立景像。在全面战争的情势下，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世界性”联系被割断了，文学的区域性被迫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其三，战争造成了作家们的转移、流徙和重新的聚合，继而形成了一些新的文学中心，且对该地区区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原地区此前未有的新鲜血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文学面貌。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文学原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格局。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文学、文化精英纷纷流入重庆、昆明、桂林和延安等地，形成了多个新的战时文学中心。大家应该明白，所有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家们的表现所致，地区作家构成的改变，无论是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的聚合还是流失，都会产生新的化学作用，造成某种新的区域文学元素化学性的结构变异和新的活动方式，从而溶铸出新的区域性文学特色。加之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会为不同区域作家的文学表现注入特殊性的区域内涵。
三
区域文学的理论内涵和战争所造成的区域文学现象，是我们研讨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理论支撑和文学历史背景，必须牢牢把握，坚决贯彻其理论逻辑，才能使我们的区域文学研究始终运行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对此，我们提出下述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为实施区域文学研究的指导性观念。
其一，在全国性文学的背景上去思考区域性文学问题。
自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的思想及其影响早已遍及和深入到全国各地。其中虽不乏论争，甚至观念上的对立，但却都是在一般性层面上展开的，并非区域性的问题。而这些文学思想、观念，不会因战争的爆发瞬间就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仍然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人们的创作中。这些文学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属性（尽管理解各异）的东西，虽会与区域文学发生关系，但却并非区域文学自身，我们只能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去认识、抽取出区域性的东西。换言之，区域性的文学是不可能摆脱文学的一般性的，它必然受到后者的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爆发，消减了文学流派、党派的纷争和对立，促成了新的更高层面的文学的统一——民族文学观的形成。即基于民族立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上的“文学为抗战服务”的文学思想观念。这是中国文学在抗战期间所共同面临的文学基本问题。无论何一区域，抑或正、反及中间状态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并实施于文学表现和创作之中。而民族文学观的主流、主导地位，也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此时虽有战争所造成的诸多区域的差异性，但这毕竟不同于古代封闭性的区域状况。一是有限制的联系仍旧可以传达观念性的文学信息；二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即使在隔绝状态下，也会自发性地刺激着作家们的心灵，作出民族立场上的文学回答；三是文学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历史高度，战前有着“民族战争文学”的相关讨论早已深入人心，这些共通性文学因素不是短时间就能隔绝和改变的。
质言之，上述两大方面全国性意义上的文学大背景，乃是我们研究区域性文学的历史坐标，也是前提和基础，不容弃忘。它规定和影响着区域文学在一般性、共通性问题上的表现，从而将区域文学的独特性与之区别开来。
其二，区域文学研究，心须提炼出该区域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文学表现和特色，使其真正成为具有文学意义的标识。
单纯的地理界域的文学划分，只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形式区别，构成的是整体与部分的组成关系。这样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却与区域文学的实质性探讨相去甚远，也无助于为文学提供新的理论质素和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所要求的区域文学研究乃是在一地理空间和特殊历史时段的时空条件下，去探寻该区域独具特色的文学表现和内涵，其重心摆放在与全国文学的一般性、共通性相对应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当下学界许多打着区域文学旗号的文学研究，依然运行在普泛的文学研究轨道上，对此着力甚少或几乎未涉及，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缺陷。
既为区域性的文学研究，当然应该拿出区域性标志的特产来。对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去探讨。
一是非敌占区、租界、敌占区这三个大的层面。这是战争所造成的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结构下的文学生存的大环境，形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文学表现和文学形态，值得人们从全国的立足点上去探寻这一最高层面的区域性文学问题。二是三大环境下一层次上的区域性问题。诸如非敌占区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与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学，其同中亦大有相异之处存在。这些异质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成因为何？这些区域性文学又标示着人们怎样的文学诉求？等等，都是值得人们去深长思之的。而租界地的上海孤岛文学和英人治下的香港文学，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是有极大区别的，文学生存状态也不可同日而语，其间的文学差异，正是区域文学论者需探究的重点。再以敌占区而论，情形似乎更为复杂，在抗日文学、中间文学、汉奸文学并存的局面中，依然有区域间的差异。据日本政府（兴亚院）1939年10月出台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国占领区被划分为五个层次（也即五个地带），实行不同的控制政策。依次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再加上早就被日本所占领的台湾，敌占区的区域，至少可划分为六大块。由于日本对这些区域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和文化策略，以及不同区域伪政权各自公开和“私藏”的不同政治动机和目的（包括不同政治人物的聚合）等，都会给各区域的文学生存环境带来程度各异的区别，进而给该区域的文学打上深深的历史印痕。特别需要指出，由于历史或政治的原因，敌占区的文学研究搞得很少，且大多囿于进步性方面，对负面的灰色的东西几乎未触及，这显然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正确态度。敌占区文学的研究，是时候该认真对待和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这里，我们对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和观念，意在框正区域文学研究的路向和方法，使区域文学名符其实的成为具有独特文学内涵和形态标识的学术理论研究。至于区域文学的进一步探讨和具体解析，还有待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最后尚需声明，此文并不反对单纯地理性的地区文学的研讨，也无意贬低其意义和价值，只是奉劝一句：千万不要再打区域文学的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