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敌乎？友乎？国民党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中国台湾]陈三井
一、前言
打开中文书籍，一提到中日两国关系，开宗明义常这样写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是从地理上论述两国的紧邻关系。
“中日两国关系兄弟之邦，唇齿相依。”中日两国同属亚洲，诚如孙中山所言：“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及中国实兄弟之国也。”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黄种）。自古代以来，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以上文化交流往来的历史。
以日本为革命基地，毕生致力中国革命，到达日本的次数最多，居留时间亦最久，并获得众多日本友人赞助的孙中山，对中日亲密关系，有更深入的体会：“中国与日本壤地密接，历史上精神物质之关系至深且切，论其情谊，俨如兄弟。”“中国日本两国有数千年亲密关系，种族，文字相同。”“亚细亚之东，中国之近邻，有日本之强国。此强国，为中国同文同种之友国。”
相对的，胡汉民论起日本谓：“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这是持平比较没有激情的说法。
谈起中日关系，人们往往喜用“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词汇来说明两国的善邻邦交。但是从近代两国关系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伊原泽周教授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完全处于针锋相对的局面。以下让我们来检讨它的转变。
二、中国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溯源
近代中日关系极其复杂、曲折多变，其间至少引发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干戈刀兵，腥风血雨，绵延七十余年。一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国败给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蕞尔小国，并割地赔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于1945年兵败投降。
在甲午战争之前，至少在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之前，中日两国尚维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东亚风云尚未变色，虽然日本在这之前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并且已有人高唱“征韩论。”
中日两国人民过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亲切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是东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心理，对中国人士极为敬重，中国士人对日本产生了亲切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和日本。维新志士王韬、黄遵宪、驻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为突出。
王韬，江苏长洲甫里人。1879年应日本重野成齐、中村正直等的邀请，东游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战纪》，尤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将其同魏源相比，或谓“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时，“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他广泛结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员、将军、巨儒，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结成了所谓“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游记》曾比较了漫游西欧与日本的感受说：“日本山水之胜，过于泰西。兼以同文之国，文诗词赋，迭唱屡赓。文字之缘，友朋之乐，特于海外见之。”“余将返国，同人饯余于中村酒楼，不期而会者六十余人。余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诸名流之宠异余也如此。临别依依，鸣咽怆恻，赋别离声，濡毫泼墨，亲炙笃厚之情，难以言喻。”
1877年，黄遵宪以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国土，就感受到明治维新不久已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帮助中国朝野上下全面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在。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和资料缺乏的困难，结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笔谈方式，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和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后写成了《日本国志》初稿。
黄遵宪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能熔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颇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黄遵宪到了日本以后，通过诗文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游，与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撰和《日本杂事诗》的刊印，不仅推动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帮助了中国有识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革故鼎新，由弱变强的情况，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日本国志》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险，而且预见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存在着对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后来梁启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数中国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时候，《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黎庶昌继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后，曾两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后在日本共滞留了大约六年，时间从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务是解决中日之间的琉球归属及朝鲜独立问题。黎庶昌在日本曾应榎本扬武会长之邀，参加兴亚会（后改名亚细亚协会，由中日朝三国人所组成，以保全亚洲国家独立与安全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学，也为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亚细亚协会为饯别黎庶昌公使任期届满返国，特在东京的红叶馆举行盛宴，黎为表达谢意，吟七言绝句谓：“高馆离筵一再张，感君敦睦谊偏长，亚洲大局关中日，兹会同心耐雪霜。”师承曾国藩的卫道精神，站在当时所宣称的同文同种、唇齿之邦的立场上，强调中日两国携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维护东洋的王道文化及其传统的黎庶昌，对于该会虽标举着亚洲诸国团结一致，而日本却以亚洲的先进者自居，隐然有想做亚洲诸国“盟主”的意图，似乎并未意识到。
对日本的意图意识到，并心生警惕，在短短期间内由联日而转变视日本“为中国永远大患”的，当首推李鸿章。以日本为榜样，走向西方学习之路，以求国家之富强，是1860年代与1870年代之交李鸿章心仪之事。此时李鸿章不仅认识到日本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于是，李鸿章在外交上遂产生了联络日本以拒西方列强的设想。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事件发生之前，李鸿章对于日本之认识，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1）日本效法西洋，自国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竿见影，其国势日张，实为中国仿效之榜样；
（2）日本国内尤如列国争衡，一时尚无图我之心；
（3）日本的强大，使它成为影响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应联合日本，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
（4）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隐约感到日本的潜在威胁。
台湾事件是一个重大转折，它对李鸿章最大的刺激，便是打破了他过去一直抱有的日本“无图我之心”的幻想，而有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警惕。自此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外交策略，转变为把日本当作中国的战略假想敌。李鸿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转变，无疑是受到他的旧部丁日昌与幕友薛福成和朱采的影响，此处不赘述。
三、孙中山的日本观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同时抱有爱与恨的情结，既标榜互相提携和联合，又处处严正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行径的，恐怕非孙中山莫属。这一方面，俞辛焞教授在他的著作《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已有深入的分析。
首先，孙中山之所以决定以日本为策动中国革命的基地，除了地理条件（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和华人人力资源（有大批留学生）外，尚有两项因素的考虑：
（1）孙中山认定日本明治维新后之自强建国精神，是为中国革命之典范。早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论述富强之策时，孙中山即曾赞许日本“维新之政”的成效，以为系“仿效西法”成功之例。孙中山在以后的言论中，也经常提到“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他认为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废除了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成为现代的国家，足资为中国人效法。他这一看法，直到晚年并未改变。1924年4月他在广州讲述民族主义时，仍说：“他们（日本人）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所以便能奋发为雄，当中经过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国家，变成强盛的国家，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
（2）孙中山认定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有“同文同种”的文化与血缘关系。基于这种特殊的密切关系，中国革命之获得日本人士之同情与赞助，是完全可能的。他有时也说明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已臻于强盛的弟邦日本，协助尚在苦难中挣扎求生存的兄邦中国，是理所必然之举。
但是，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向日本学习，对日本抱着期待，希望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人士支持其革命，要求日本提供贷款和武器，另一方面却有时会严正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例如：
1894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即在开会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里揭露了各列强，尤其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罪行。
1903年9月，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孙中山又揭露了日本对福建和浙江一带的侵略。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又主张联合法国抵抗日本。
1910年8月，日本侵吞朝鲜后，孙中山更提高了对日本侵略的警惕性。
1911年2月3日，他在致宫崎滔天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同年8月，在致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的信中也提出了日本对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不仅对日本侵华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日本侵华的新动向亦抱有相当的警惕。因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担心日本出兵干涉，故不立即回国，而在美国和欧洲采取了牵制日本出兵的外交措施。
1917年1月，他在《日支亲善之根本义》一文中，提出了日本追随欧美列强在中国扩大殖民地权益的事实。同年5月，他又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有明确的认识。
综合上述，大致可以说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对日本的期望与批判是同时并存的。俞辛焞把孙中山这种言论和态度，归结为一种双重性或二元论。他认为，孙中山的对日本批判，并不意味着要与日本决裂，而是实现其对日期望的一种手段。在其对日认识、言论和态度的双重性中，对日本的期望才是主要的。
提到孙中山的日本观，不能不稍微提及他的“大亚洲主义”。
所谓“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于日本明治时代。第一次大战开始，1916年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表面上以“白祸论”抵制“黄祸论”，实际上要求在日本指导下改造中国，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制造舆论。1924年，由于美国的排日移民法使日本的反美情绪高涨，“大亚洲主义论”一时甚嚣尘上。中国方面有人批判这种理论，上海《民国日报》刊出译民的《真东亚联盟》一文，论述“大亚洲主义”之不可行。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文，批判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以“新亚细亚主义”取代日本所谓的“大亚洲主义”。陈独秀在1924年6月4日的《向导》上发表《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一文，提出日本、中国军阀政府及一切执政者除外的平民大联合。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经上海绕道日本，24日抵神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访问日本。虽然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欢迎，但日本政府要员却无一人露面。这表明，日本政府对广东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访日态度十分冷淡。
孙中山此次访日的高潮，自然是11月28日下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应邀发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次空前盛大的演讲会，是由神户商业会议所主办，后援者是大阪每日新闻社、大阪朝日新闻社、神户又新日报社及神户新闻社。演讲的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赞扬日本“发奋为雄”，同欧洲人奋斗，争取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得独立和富强，使亚洲各国民族独立产生了希望。
（2）宣传“亚洲全部的民族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的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强调中国与日本的“大联络”。
（3）将亚洲的兴衰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强调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
（4）介绍俄国情况，认为俄国要主张王道，和欧洲的白人分家，要和“东方携手”，暗示中日俄三国联盟。
孙中山在日本境内，对日本国民讲述“大亚洲主义”，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未作明确的指责。但在讲演结尾时，却语重心长的正告日本国民：“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后面两句，可以说是这次演讲最精彩、最有意义的重话。但是讲演后，赞助这次讲演会的几个报社并未将最后结语“鹰犬”、“干城”字眼刊载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伊原泽周曾做出四种推测，最后认定，可能是报社顾虑政府的检查及国民的反感而将之删除的。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人倡言的亚洲门罗主义，完全不同。它是以亚洲民族为本体，而以东方文化为动力，促成东亚民族的团结与东方文化的复兴。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则是以日本民族为主体，结合国权主义与扩张主义，而成为“对亚洲的侵略主义”。总之，孙中山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人的一项忠告。希望日本人以东方王道文化做基础，联合并扶植亚洲被压迫的民族，抵抗西方的侵略，共同造成一个有助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新亚洲、大亚洲。但日本人显然并没有体谅孙中山的心意，甚至曲解孙先生“大亚洲主义”为后来日本军阀所主张的所谓“东亚共荣圈”做注脚，这自然不是孙中山当时所能预料到的悲惨后果。
四、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在近代中国的军政领袖人物中，毫无疑问的，蒋介石是对日了解最为深刻的一位。这一方面由于蒋曾留日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曾两度赴日本居留达三年之久，对日本的立国精神与建国过程，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另一方面由于蒋氏在参与及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有数度直接与日本当局接触的经验，也曾不止一次的派遣专使到日本去做缜密的考察，这都使蒋介石对日本的国力与军国主义兴起后的侵略本质，有深刻的认识。
蒋介石早年留日的学习经验，根据黄自进教授的研究，对蒋本人至少有四点重要影响：
（1）培养人生观。蒋自认为他之所以能于简单的生活以及对工作能持之以恒，实得力于在日本严格、枯燥的军队生活，锻炼出他的个性。
（2）体认到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蒋于1930年代在中国所推展的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即在追求中国国民生活的军事化，唯有国民军事化，才能在短时间内加强中国的动员力量，加速中国的现代化。
（3）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验定传统生活习惯。从他主张吃够不一定意味着吃饱，多食容易导致疾病以及在日本联队受训过程中吃不饱的经验，到理解节制是养生过程等范例，无一不是反映他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自然也蕴涵着日本运用现代化的科学观念，推动社会习俗改革运动的成效。
（4）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这些理论虽然是阳明学说的真谛，但也是他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观察所得到的新启发。
蒋介石所津津乐道的日本学习经验甚多，包括军队训练的严格、生活的勤劳节约、军人的绝对服从等，对蒋氏日后的建军都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完全以“日本为师”。这方面黄自进已做了地毯式的爬梳，在此不赘。
蒋介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个讲究孝道、师道、友道的政治人物。他的对日观，同孙中山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爱，从佩服和推崇的角度出发的。他在日后与日本政治人物的谈话中，一再这样表示：“中日两国无论在种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面，皆甚亲近，而且在历史上中国与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国之关系，皆不如与日本关系之长久而亲密。”所以他坚信“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的纠纷，没有不可了之事”。
他曾明白告诉日本记者，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及一般国民忠义孝友之德，礼仪勤俭之风，向所倾佩。他进一步对日本的古今人物，像维新以前的赖山阳、维新时期的胜安房与吉田松阴二氏表示钦佩。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强盛在于他的工业化以及吸取中国王阳明的实践哲学，他很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特地指出，日本之国魂，即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现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讲究“忠君爱国”、“好侠尚义”、“轻生乐死”。这些特质都有助于日本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更有助于建设一个军事强权。而塑造日本民族成就这样的特质，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尤其是阳明哲学中所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实践精神。
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对日本的看法也是双重性的，爱与恨纠结，几乎同时并存。这是历史造成的时代悲剧！将日本视为一个对中国具有领土野心的帝国主义，是蒋介石自青年时期以来就秉持的看法，认为日本视满洲为禁脔，中国在无完全准备之前，不应轻易尝试解决满洲问题，这是蒋在1921年向孙中山提出北伐建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根据这一理念，他主张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不应将张作霖列入作战对象，以免刺激挺张的日本政府。换言之，蒋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殖民经营野心，了若指掌，因而不愿轻举妄动，以免挑起和日本的冲突。
1926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一再遭到日军的挑衅。从翌年的“五三惨案”开始，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日军师出无名在先，滥杀中国军民于后，公然在中国领土行暴，自然痛心疾首，引为平生奇耻大辱，自此由爱生恨，激发出一股强烈的雪耻之念。蒋在日记中，每天必做自强雪耻之警语，以为自励自惕：
5月4日：“日人侵侮我至此，实难忍受！”“济南军民，对日军之惨杀，无不义愤填膺，目皆欲裂。”
5月7日：“日本军阀心毒狠而口狡诈，若其政治家再无远见，吾诚为日本国民危也。”“哀哉！国未亡而亡国之惨祸已见矣！”“惨毒苛暴之威，岂能慑动我哉？”
5月9日：“如此横暴，虽亡国之民，亦难忍受也。”“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在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国耻、军耻、民耻、何以雪之，可不勉哉！”
5月10日：“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人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对于日本，凡可忍辱，且暂忍之，必至最后忍无可忍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与之决一死战云云。”
“五三惨案”予蒋介石的打击最大，但在衡量当前情势下，蒋在与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王正廷等党政要员彻底计议后，决定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先礼后兵以观其后，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继续北伐，以集中全力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而蒋本人自己则决定，每日六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及至1934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蒋介石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陈布雷笔录，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但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陈布雷的名义出之，乃用徐道邻名义刊载于《外交评论》（The Foreign Affairs Review）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这是一篇语词含蓄而用意深长的论文。文章一开头，首先定调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对于中日僵局的造成，中日两国均有责任，但“中国方面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因此，中国需要检讨自身的错误与失计，日本尤应承认某“直接的对中国认识的错误”，与“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的错误”。作者特别指出，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之观察，犯了两种错误：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再次，日本人拿蒋介石与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也是一种错误，因为两者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的时代绝对不同。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见来推断蒋氏，有如“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
《敌乎？友乎？》一文的结论，归结到中国的一句古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日本勇于检讨，接受错误而改正，以悬崖勒马的勇气，担当起打开中日僵局的责任，谋求久远的和平。后来陈布雷回忆此文之主旨，曾谓：“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徨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
五、余论
可惜的是，中日僵局始终没有打开，日本军人也并没有悬崖勒马，东亚风云完全变色，最后演成一场玉石俱焚的大悲剧，日本因侵华战争与发动珍珠港事变，终于兵败投降，自食苦果。中国也因为抗战八年而兵疲民困，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蒋介石对日本苦口婆心的劝告，最后是失望了，中国人也失望了，但终战后蒋介石却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化民族国家之恨为至高无上的爱，“与人为善”对日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其内容包括：
（1）天皇制度的民族自决；
（2）阻止苏联分割占领日本；
（3）迅速将二百多万的日本军民送达其祖国；
（4）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是什么力量？怎样的考虑？促使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念旧恶”，表现“大爱精神”的宽大政策呢？
首先，最基本的因素，当然在于以儒家思想中心的东方的文化。东方文化的本质，一为仁爱，二为忠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蒋介石，一直是东方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终生服膺者与切实践履者。诚如日本国会议员滩尾弘吉所言，蒋之所以采取如此宽大的对日政策，“决非基于战胜者对战败者的随兴的宽容或怜悯，而是由于中华民国建国的理想。此一理想是植基于中国固有的儒学思想，发自深远的哲理。”
其次，蒋介石对中日合作的信念与希望。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遭遇任何情况，都是始终一贯，绝不动摇的。他对日本的爱，是出自兄弟之邦的感情，源自生活经验的体会。他对日本的恨，则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两者虽时有矛盾纠葛，却并非不能切割的。因此，对于败战后日本的措施，蒋认为“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不是日本国民之罪。”所以谆谆说服联合国其他领袖，亲自率先垂范王道的襟度，为日本的复兴，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
是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世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之纠纷，也没有不可了之事。蒋介石主动抛弃过去的恩怨，在战后挺身而出，做了一次“解铃人”，主动化解了中日两国纠葛半世纪的爱恨情仇，为日后的中日亲善，甚至中日复交奠定了基础，也为亚洲的和平、安定与繁荣，开启了一扇“友好之门窗”。
一、前言
打开中文书籍，一提到中日两国关系，开宗明义常这样写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这是从地理上论述两国的紧邻关系。
“中日两国关系兄弟之邦，唇齿相依。”中日两国同属亚洲，诚如孙中山所言：“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及中国实兄弟之国也。”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黄种）。自古代以来，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以上文化交流往来的历史。
以日本为革命基地，毕生致力中国革命，到达日本的次数最多，居留时间亦最久，并获得众多日本友人赞助的孙中山，对中日亲密关系，有更深入的体会：“中国与日本壤地密接，历史上精神物质之关系至深且切，论其情谊，俨如兄弟。”“中国日本两国有数千年亲密关系，种族，文字相同。”“亚细亚之东，中国之近邻，有日本之强国。此强国，为中国同文同种之友国。”
相对的，胡汉民论起日本谓：“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这是持平比较没有激情的说法。
谈起中日关系，人们往往喜用“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词汇来说明两国的善邻邦交。但是从近代两国关系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伊原泽周教授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完全处于针锋相对的局面。以下让我们来检讨它的转变。
二、中国人对日本的爱恨情结溯源
近代中日关系极其复杂、曲折多变，其间至少引发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干戈刀兵，腥风血雨，绵延七十余年。一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国败给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蕞尔小国，并割地赔款；一是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于1945年兵败投降。
在甲午战争之前，至少在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之前，中日两国尚维持了一段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东亚风云尚未变色，虽然日本在这之前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并且已有人高唱“征韩论。”
中日两国人民过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亲切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是东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中日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心理，对中国人士极为敬重，中国士人对日本产生了亲切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和日本。维新志士王韬、黄遵宪、驻日使臣黎庶昌等和日本人士的交往尤为突出。
王韬，江苏长洲甫里人。1879年应日本重野成齐、中村正直等的邀请，东游日本。日本人士慕王氏“博学宏才，通当世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其所著《普法战纪》，尤为日本士人所推服，有人将其同魏源相比，或谓“魏源不足比先生也”。他在日本时，“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他广泛结交朋友，其中有政府官员、将军、巨儒，并与日本学术界人士结成了所谓“苔岑之契，金石之交”。所著《扶桑游记》曾比较了漫游西欧与日本的感受说：“日本山水之胜，过于泰西。兼以同文之国，文诗词赋，迭唱屡赓。文字之缘，友朋之乐，特于海外见之。”“余将返国，同人饯余于中村酒楼，不期而会者六十余人。余位列星使上，衣冠宴集之盛，向所未有，诸名流之宠异余也如此。临别依依，鸣咽怆恻，赋别离声，濡毫泼墨，亲炙笃厚之情，难以言喻。”
1877年，黄遵宪以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随首任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他一踏上日本国土，就感受到明治维新不久已给日本带来的变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帮助中国朝野上下全面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在。为此，他在繁忙的外交公务之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和资料缺乏的困难，结交大批日本朋友，采用笔谈方式，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深入调查日本历史和现状，大量收集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日本政府各机关和地方发布的各种公报、法令、统计表等第一手材料，五年之后写成了《日本国志》初稿。
黄遵宪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能熔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颇合一般人的口味，故黄遵宪到了日本以后，通过诗文与日本各界人士交游，与日本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履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第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撰和《日本杂事诗》的刊印，不仅推动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帮助了中国有识之士了解明治日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革故鼎新，由弱变强的情况，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日本国志》同时也提醒人们，中国不仅没有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险，而且预见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存在着对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后来梁启超曾追述在二十年前，多数中国人“未知日本之可畏”的时候，《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
黎庶昌继首任公使何如璋之后，曾两度奉命出使日本，前后在日本共滞留了大约六年，时间从1882年到1891年，其主要外交任务是解决中日之间的琉球归属及朝鲜独立问题。黎庶昌在日本曾应榎本扬武会长之邀，参加兴亚会（后改名亚细亚协会，由中日朝三国人所组成，以保全亚洲国家独立与安全为宗旨），黎的人品和才学，也为当时日本的朝野人士所敬重。1890年12月4日，亚细亚协会为饯别黎庶昌公使任期届满返国，特在东京的红叶馆举行盛宴，黎为表达谢意，吟七言绝句谓：“高馆离筵一再张，感君敦睦谊偏长，亚洲大局关中日，兹会同心耐雪霜。”师承曾国藩的卫道精神，站在当时所宣称的同文同种、唇齿之邦的立场上，强调中日两国携手和好，排除西洋霸道思想以维护东洋的王道文化及其传统的黎庶昌，对于该会虽标举着亚洲诸国团结一致，而日本却以亚洲的先进者自居，隐然有想做亚洲诸国“盟主”的意图，似乎并未意识到。
对日本的意图意识到，并心生警惕，在短短期间内由联日而转变视日本“为中国永远大患”的，当首推李鸿章。以日本为榜样，走向西方学习之路，以求国家之富强，是1860年代与1870年代之交李鸿章心仪之事。此时李鸿章不仅认识到日本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的重要，而且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于是，李鸿章在外交上遂产生了联络日本以拒西方列强的设想。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事件发生之前，李鸿章对于日本之认识，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1）日本效法西洋，自国君主之，故能上下一心，立竿见影，其国势日张，实为中国仿效之榜样；
（2）日本国内尤如列国争衡，一时尚无图我之心；
（3）日本的强大，使它成为影响远东地区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应联合日本，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
（4）在朝鲜问题上，李鸿章隐约感到日本的潜在威胁。
台湾事件是一个重大转折，它对李鸿章最大的刺激，便是打破了他过去一直抱有的日本“无图我之心”的幻想，而有日本“近在户闼”、“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警惕。自此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外交策略，转变为把日本当作中国的战略假想敌。李鸿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转变，无疑是受到他的旧部丁日昌与幕友薛福成和朱采的影响，此处不赘述。
三、孙中山的日本观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同时抱有爱与恨的情结，既标榜互相提携和联合，又处处严正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行径的，恐怕非孙中山莫属。这一方面，俞辛焞教授在他的著作《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已有深入的分析。
首先，孙中山之所以决定以日本为策动中国革命的基地，除了地理条件（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和华人人力资源（有大批留学生）外，尚有两项因素的考虑：
（1）孙中山认定日本明治维新后之自强建国精神，是为中国革命之典范。早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论述富强之策时，孙中山即曾赞许日本“维新之政”的成效，以为系“仿效西法”成功之例。孙中山在以后的言论中，也经常提到“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他认为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废除了与西方国家间的不平等条约，成为现代的国家，足资为中国人效法。他这一看法，直到晚年并未改变。1924年4月他在广州讲述民族主义时，仍说：“他们（日本人）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所以便能奋发为雄，当中经过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国家，变成强盛的国家，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
（2）孙中山认定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有“同文同种”的文化与血缘关系。基于这种特殊的密切关系，中国革命之获得日本人士之同情与赞助，是完全可能的。他有时也说明中日两国是兄弟之邦，已臻于强盛的弟邦日本，协助尚在苦难中挣扎求生存的兄邦中国，是理所必然之举。
但是，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向日本学习，对日本抱着期待，希望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人士支持其革命，要求日本提供贷款和武器，另一方面却有时会严正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例如：
1894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即在开会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里揭露了各列强，尤其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罪行。
1903年9月，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孙中山又揭露了日本对福建和浙江一带的侵略。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又主张联合法国抵抗日本。
1910年8月，日本侵吞朝鲜后，孙中山更提高了对日本侵略的警惕性。
1911年2月3日，他在致宫崎滔天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同年8月，在致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的信中也提出了日本对中国开战的可能性。
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不仅对日本侵华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日本侵华的新动向亦抱有相当的警惕。因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担心日本出兵干涉，故不立即回国，而在美国和欧洲采取了牵制日本出兵的外交措施。
1917年1月，他在《日支亲善之根本义》一文中，提出了日本追随欧美列强在中国扩大殖民地权益的事实。同年5月，他又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有明确的认识。
综合上述，大致可以说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对日本的期望与批判是同时并存的。俞辛焞把孙中山这种言论和态度，归结为一种双重性或二元论。他认为，孙中山的对日本批判，并不意味着要与日本决裂，而是实现其对日期望的一种手段。在其对日认识、言论和态度的双重性中，对日本的期望才是主要的。
提到孙中山的日本观，不能不稍微提及他的“大亚洲主义”。
所谓“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于日本明治时代。第一次大战开始，1916年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表面上以“白祸论”抵制“黄祸论”，实际上要求在日本指导下改造中国，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制造舆论。1924年，由于美国的排日移民法使日本的反美情绪高涨，“大亚洲主义论”一时甚嚣尘上。中国方面有人批判这种理论，上海《民国日报》刊出译民的《真东亚联盟》一文，论述“大亚洲主义”之不可行。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文，批判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以“新亚细亚主义”取代日本所谓的“大亚洲主义”。陈独秀在1924年6月4日的《向导》上发表《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一文，提出日本、中国军阀政府及一切执政者除外的平民大联合。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经上海绕道日本，24日抵神户，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访问日本。虽然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欢迎，但日本政府要员却无一人露面。这表明，日本政府对广东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访日态度十分冷淡。
孙中山此次访日的高潮，自然是11月28日下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应邀发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次空前盛大的演讲会，是由神户商业会议所主办，后援者是大阪每日新闻社、大阪朝日新闻社、神户又新日报社及神户新闻社。演讲的内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赞扬日本“发奋为雄”，同欧洲人奋斗，争取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取得独立和富强，使亚洲各国民族独立产生了希望。
（2）宣传“亚洲全部的民族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的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强调中国与日本的“大联络”。
（3）将亚洲的兴衰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强调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
（4）介绍俄国情况，认为俄国要主张王道，和欧洲的白人分家，要和“东方携手”，暗示中日俄三国联盟。
孙中山在日本境内，对日本国民讲述“大亚洲主义”，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未作明确的指责。但在讲演结尾时，却语重心长的正告日本国民：“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后面两句，可以说是这次演讲最精彩、最有意义的重话。但是讲演后，赞助这次讲演会的几个报社并未将最后结语“鹰犬”、“干城”字眼刊载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伊原泽周曾做出四种推测，最后认定，可能是报社顾虑政府的检查及国民的反感而将之删除的。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人倡言的亚洲门罗主义，完全不同。它是以亚洲民族为本体，而以东方文化为动力，促成东亚民族的团结与东方文化的复兴。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则是以日本民族为主体，结合国权主义与扩张主义，而成为“对亚洲的侵略主义”。总之，孙中山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是对日本人的一项忠告。希望日本人以东方王道文化做基础，联合并扶植亚洲被压迫的民族，抵抗西方的侵略，共同造成一个有助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新亚洲、大亚洲。但日本人显然并没有体谅孙中山的心意，甚至曲解孙先生“大亚洲主义”为后来日本军阀所主张的所谓“东亚共荣圈”做注脚，这自然不是孙中山当时所能预料到的悲惨后果。
四、蒋介石对日本的爱恨情结
在近代中国的军政领袖人物中，毫无疑问的，蒋介石是对日了解最为深刻的一位。这一方面由于蒋曾留日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曾两度赴日本居留达三年之久，对日本的立国精神与建国过程，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另一方面由于蒋氏在参与及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有数度直接与日本当局接触的经验，也曾不止一次的派遣专使到日本去做缜密的考察，这都使蒋介石对日本的国力与军国主义兴起后的侵略本质，有深刻的认识。
蒋介石早年留日的学习经验，根据黄自进教授的研究，对蒋本人至少有四点重要影响：
（1）培养人生观。蒋自认为他之所以能于简单的生活以及对工作能持之以恒，实得力于在日本严格、枯燥的军队生活，锻炼出他的个性。
（2）体认到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蒋于1930年代在中国所推展的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即在追求中国国民生活的军事化，唯有国民军事化，才能在短时间内加强中国的动员力量，加速中国的现代化。
（3）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验定传统生活习惯。从他主张吃够不一定意味着吃饱，多食容易导致疾病以及在日本联队受训过程中吃不饱的经验，到理解节制是养生过程等范例，无一不是反映他的日本经验。这些经验自然也蕴涵着日本运用现代化的科学观念，推动社会习俗改革运动的成效。
（4）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这些理论虽然是阳明学说的真谛，但也是他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观察所得到的新启发。
蒋介石所津津乐道的日本学习经验甚多，包括军队训练的严格、生活的勤劳节约、军人的绝对服从等，对蒋氏日后的建军都有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完全以“日本为师”。这方面黄自进已做了地毯式的爬梳，在此不赘。
蒋介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个讲究孝道、师道、友道的政治人物。他的对日观，同孙中山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爱，从佩服和推崇的角度出发的。他在日后与日本政治人物的谈话中，一再这样表示：“中日两国无论在种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面，皆甚亲近，而且在历史上中国与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国之关系，皆不如与日本关系之长久而亲密。”所以他坚信“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的纠纷，没有不可了之事”。
他曾明白告诉日本记者，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进步之速及一般国民忠义孝友之德，礼仪勤俭之风，向所倾佩。他进一步对日本的古今人物，像维新以前的赖山阳、维新时期的胜安房与吉田松阴二氏表示钦佩。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强盛在于他的工业化以及吸取中国王阳明的实践哲学，他很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特地指出，日本之国魂，即为“大和魂”，“大和魂”所表现的精神，即是“武士道”。“武士道”讲究“忠君爱国”、“好侠尚义”、“轻生乐死”。这些特质都有助于日本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更有助于建设一个军事强权。而塑造日本民族成就这样的特质，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尤其是阳明哲学中所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实践精神。
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对日本的看法也是双重性的，爱与恨纠结，几乎同时并存。这是历史造成的时代悲剧！将日本视为一个对中国具有领土野心的帝国主义，是蒋介石自青年时期以来就秉持的看法，认为日本视满洲为禁脔，中国在无完全准备之前，不应轻易尝试解决满洲问题，这是蒋在1921年向孙中山提出北伐建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根据这一理念，他主张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不应将张作霖列入作战对象，以免刺激挺张的日本政府。换言之，蒋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殖民经营野心，了若指掌，因而不愿轻举妄动，以免挑起和日本的冲突。
1926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一再遭到日军的挑衅。从翌年的“五三惨案”开始，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日军师出无名在先，滥杀中国军民于后，公然在中国领土行暴，自然痛心疾首，引为平生奇耻大辱，自此由爱生恨，激发出一股强烈的雪耻之念。蒋在日记中，每天必做自强雪耻之警语，以为自励自惕：
5月4日：“日人侵侮我至此，实难忍受！”“济南军民，对日军之惨杀，无不义愤填膺，目皆欲裂。”
5月7日：“日本军阀心毒狠而口狡诈，若其政治家再无远见，吾诚为日本国民危也。”“哀哉！国未亡而亡国之惨祸已见矣！”“惨毒苛暴之威，岂能慑动我哉？”
5月9日：“如此横暴，虽亡国之民，亦难忍受也。”“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在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国耻、军耻、民耻、何以雪之，可不勉哉！”
5月10日：“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人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对于日本，凡可忍辱，且暂忍之，必至最后忍无可忍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与之决一死战云云。”
“五三惨案”予蒋介石的打击最大，但在衡量当前情势下，蒋在与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王正廷等党政要员彻底计议后，决定对军事暂取不抵抗方针，先礼后兵以观其后，而迅令各军全部渡河，继续北伐，以集中全力完成革命为目前唯一方针。而蒋本人自己则决定，每日六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及至1934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蒋介石亟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陈布雷笔录，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但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陈布雷的名义出之，乃用徐道邻名义刊载于《外交评论》（The Foreign Affairs Review）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这是一篇语词含蓄而用意深长的论文。文章一开头，首先定调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对于中日僵局的造成，中日两国均有责任，但“中国方面有十分之四的责任，日本方面至少也应有十分之六的责任”。因此，中国需要检讨自身的错误与失计，日本尤应承认某“直接的对中国认识的错误”，与“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的错误”。作者特别指出，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之观察，犯了两种错误：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再次，日本人拿蒋介石与袁世凯、李鸿章相提并论，也是一种错误，因为两者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即其所处的时代绝对不同。以袁、李的习性与识见来推断蒋氏，有如“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样的滑稽。
《敌乎？友乎？》一文的结论，归结到中国的一句古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日本勇于检讨，接受错误而改正，以悬崖勒马的勇气，担当起打开中日僵局的责任，谋求久远的和平。后来陈布雷回忆此文之主旨，曾谓：“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徨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
五、余论
可惜的是，中日僵局始终没有打开，日本军人也并没有悬崖勒马，东亚风云完全变色，最后演成一场玉石俱焚的大悲剧，日本因侵华战争与发动珍珠港事变，终于兵败投降，自食苦果。中国也因为抗战八年而兵疲民困，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蒋介石对日本苦口婆心的劝告，最后是失望了，中国人也失望了，但终战后蒋介石却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化民族国家之恨为至高无上的爱，“与人为善”对日本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其内容包括：
（1）天皇制度的民族自决；
（2）阻止苏联分割占领日本；
（3）迅速将二百多万的日本军民送达其祖国；
（4）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是什么力量？怎样的考虑？促使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念旧恶”，表现“大爱精神”的宽大政策呢？
首先，最基本的因素，当然在于以儒家思想中心的东方的文化。东方文化的本质，一为仁爱，二为忠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蒋介石，一直是东方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终生服膺者与切实践履者。诚如日本国会议员滩尾弘吉所言，蒋之所以采取如此宽大的对日政策，“决非基于战胜者对战败者的随兴的宽容或怜悯，而是由于中华民国建国的理想。此一理想是植基于中国固有的儒学思想，发自深远的哲理。”
其次，蒋介石对中日合作的信念与希望。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遭遇任何情况，都是始终一贯，绝不动摇的。他对日本的爱，是出自兄弟之邦的感情，源自生活经验的体会。他对日本的恨，则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两者虽时有矛盾纠葛，却并非不能切割的。因此，对于败战后日本的措施，蒋认为“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不是日本国民之罪。”所以谆谆说服联合国其他领袖，亲自率先垂范王道的襟度，为日本的复兴，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大政策。
是的，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世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不可解之纠纷，也没有不可了之事。蒋介石主动抛弃过去的恩怨，在战后挺身而出，做了一次“解铃人”，主动化解了中日两国纠葛半世纪的爱恨情仇，为日后的中日亲善，甚至中日复交奠定了基础，也为亚洲的和平、安定与繁荣，开启了一扇“友好之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