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重庆陪都文学及其话语空间刍议
苏光文抗日战争时期，存在于重庆陪都的文学，可不可以称为重庆陪都文学？这一文学历史存在距今已有六七十年了，我之所以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六七十年来，大陆中国学界对这一文学历史存在的称谓太不确定了。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即这一文学历史存在期，重庆陪都的文艺工作者们，有时称之为重庆文学，有时称之为首都文学，有时称之为陪都文学；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三称谓不见了踪影；80年代初至今又有了多种称谓，诸如重庆地区抗战文学、重庆抗战文学、战时重庆文学、战时首都文学等等，我本人在相关著述文字中，也偶尔用过重庆陪都文学的称谓。对这一文学历史存在，为什么会有如此不确定的多种称谓？这仅仅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吗？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介入在起作用。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便是明证：用重庆陪都文学这个称谓，就会让人认为它是国民政府的文学、国民党的文学——重庆陪都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执政的政府，用重庆陪都文学称谓，自然就会让人认为它是国民政府的文学、国民党的文学。二是不探讨、不确认一个学界共同认可的称谓，就难于回归到这一文学历史存在的职场，必然会影响到对这一文学、大后方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学应有的记忆功能与审美价值功能的判断。
在这些不确定的多种称谓中，我认为应采用重庆陪都文学这个称谓。重庆陪都是国民政府明令的合法的且举世公认的，存在于此的文学顺理成章地应为重庆陪都文学。
那么，确认为这一称谓，是否会对这一文学历史存在的特质与特征产生误读、误认、误导呢？我想先以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为参照加以解析。
陪都，顾名思义即陪伴首都的城市，在首都之外建筑的而作首都陪伴的城市。中国历代王朝，大都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陪都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久矣乎！早在周朝就有陪都了。周朝的首都为镐京（今长安县），陪都为洛邑（今洛阳）。汉朝的首都为洛阳，陪都为长安。唐朝的首都为长安，陪都为洛阳。元明清各朝也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有首都就有首都文学，有陪都就有陪都文学。陪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种文学历史存在，也是久矣乎！汉朝，先有扬雄的《蜀都赋》，他是成都人，以赋这一文学形式称颂成都的风物；接着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晋代的左思据说用了三十载写出万言《三都赋》，为两都赋、三都赋中之巨制。清朝的程先甲写有《金陵赋》。等等。所有这些两都赋或三都赋，对于不同朝代的首都与陪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宫廷建筑以及民风民俗、地势与历史状貌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成为一篇篇首都与陪都的人文精神的载体，成为王朝意识、精神、业绩的表征。比如班固的《两都赋》中的《西京赋》，借叙事主角西都宾之口，把长安的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宫廷华丽等等作了全方位的叙写，意在称赞在此建都决策的英明：《东都赋》借叙事主角东都宾之口，极力称颂洛阳陪都社会的祥和及王朝推行的政策与措施的正确。这篇《两都赋》，堪称首都文学与陪都文学的范本。
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认定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具有相同属性与相同特征呢？用了重庆陪都文学这个称谓，就是承认了它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学呢？我的回答是一个字：“否！”因为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在三个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一是背景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是在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期为进一步强化统治而兴建的。重庆之能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纯然是战争所赐。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重庆是决不可能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的。事实是：1931年“9.18”事变和1932年“1.28”事变后，国民政府作出过建陪都的决定，但不是重庆而是长安。1937年“7.7”芦沟桥事变时，国民政府也无重庆为陪都的决定。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了，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10月29日通过蒋介石的提议“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仅“西迁重庆”而已，并未给重庆一个什么名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将重庆提升为“特别市”，但仍属四川管辖。1939年“5.3”、“5.4”大轰炸时，国民政府才感到重庆地位问题的重要性了，于是将重庆提升为“直辖市”。一直到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才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可见，中国国民政府迁重庆和最后定重庆为陪都，纯属抗日战争之所需，纯属临时性的举措。这是重庆陪都与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在大的背景上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就会影响乃至决定在此背景上存在的文学属性与特征的各别。
二是文学思想特质的不同。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有其独立自足的空间，道地的都市文学，歌颂或撰写的对象，几乎都是统治阶级及其决策者，皇权意识十分浓烈。重庆陪都文学不是单纯的都市文学，也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学，凝聚着中国文艺家们的辛劳，充溢着全民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重庆陪都文学这一思想特质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抗日战争，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求得复兴、中国求得独立、人民求得解放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性，规定了这场战争不只是中国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政党的事情，而是中国全民的全民族的大事。与这场战争休戚与共的重庆陪都文学，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共同劳作的结晶。重庆陪都文学思考、探寻、反映的是战争背景下中国人、中华民族以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命运问题、前途问题，而没有班固《两都赋》那样的内涵。大量文学事实，充分表明了重庆陪都文学与重庆陪都不是同义词。重庆陪都文学只是借助重庆陪都这块“宝地”而生存而繁衍。重庆陪都文学只是生存与繁衍于重庆陪都这张“皮”上的“毛”，而且“毛”的色泽斑烂，多姿多彩。
三是文本形式的不同。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是定型化的都市文学，千篇一律的赋，文本形式单一。重庆陪都文学，不仅内容丰厚，而且文本形式多样。重庆陪都文学的文本形式中，有小说，有新旧体诗歌，有散文，有戏剧电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形式在这里达到了完成度。这些门类齐俱的文本形式，“记录”着血与火的战争背景下中国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军民生存状态、中国人及中国文艺家们的心理与精神走向，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忘却的集体记忆。重庆陪都文学，还在文学理论方面，成就了一种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理论，那就是胡风的“主观”论。胡风“主观”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种本应互补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以上三点，既是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不同的规定性所在，同时也是重庆陪都文学之为重庆陪都文学的规定性所在。
我确认为重庆陪都文学，更因为重庆陪都文学有其完整的文学演进过程和宏阔充实的话语空间。
重庆陪都文学在大后方文学、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一种完整的文学历史现象，有着勃兴、高潮、结束的演进过程。就我的考察，这个过程大体分三个阶段。1938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及其会刊《抗战文艺》迁来重庆、大批文化机构与文艺团体及大专院校入驻重庆，以此为上限，到1943年12月，形成重庆陪都文学勃兴阶段。其间，开展了一系列有全国影响的文学思想理论讨论，诸如“暴露与讽刺”论争、“与抗战无关论”论争、“民族形式”讨论、“战国”派论争和围绕历史剧《屈原》进行的唱和诗运动，等等；戏剧工作者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演出活动，比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首届戏剧节演出——参演团队25家、剧目数十种、观众达10余万人次以及2800余名戏剧工作者在重庆陪都街头的火炬演出，等等；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召开了多次创作问题讨论会；作家们推行了一批长篇巨制，其中有茅盾的《腐蚀》、巴金的《火》、老舍的《火葬》等长篇小说，老舍的《残雾》、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以及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多幕剧作，艾青的《火把》、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老舍的《剑北篇》等叙事长诗，除这些长篇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属于事件的文学性和文学的事件性的短篇作品。在这一阶段里，还开展了对外文化文学交流问题的讨论，一批外国文化人来到中国重庆陪都。1944年1月至1945年10月，重庆陪都文学进入高潮阶段。重庆陪都文学的作家们抓住世界民主潮流提供的机遇，推进文学运动与民主运动的结合，先后开展了援助贫病作家活动、作家祝寿活动、文学的民主问题座谈会、《对时局进言》签名活动，等等；作家们更把一批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其中有巴金的《憩园》与《第四病室》、茅盾的《走上岗位》、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碧野的《肥沃的土地》与《风沙之恋》、陈瘦竹的《声价》、郁茹的《遥远的爱》、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徐訏的《风萧萧》等长篇小说，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老舍的《大地龙蛇》、陈白尘的《升官图》与《岁寒图》等多幕剧作，以及《七月》诗派的诗歌、臧克家与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等等。在这一阶段里，重庆陪都文学融入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潮流中，译介世界反法西斯作品，抨击世界法西斯作家作品；同时还译介了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主义文学。1946年5月，贯穿抗战文学和重庆陪都文学始终的《抗战文艺》终刊；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南方局离开重庆；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回到战前住地。以此为下限，重庆陪都文学宣告结束。因此，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为重庆陪都文学总结与结束阶段。在这阶段里，重庆陪都文学家中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们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就《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部剧作进行讨论，同时对8年来文学运动、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巴金与老舍等作家还推出了在他们本人创作生涯、重庆陪都文学演进乃至抗战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寒夜》与《四世同堂》，等等。重庆陪都文学演进过程中开展的这一切活动（包括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贴近了包括重庆陪都社会人生在内的中国方方面面的社会人生现实，标举着抗战文学向前推进的航向，代表着抗战文学取得巨大成就和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
重庆陪都文学既有驻足于重庆陪都作家们眼中的社会人生现实，也有作家们心中的战争前线的血与火，还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天宇中的“阳光”及“阳光”下的暗影，还有冻土带一般的沦陷区民众的呻吟和港台中国民众发出的新的呼唤。因此，重庆陪都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北京文学、30年代的上海文学一样，有着自己宏阔的话语空间与话语系统。不过这三个不同时间段的三种文学，有其历时性的传承性，更有其当下性的特点。这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重庆陪都文学同处于大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社会人生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为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们所面对、所担当、所寻求解答。社会人生与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在重庆陪都时间段更为集中、更为尖锐、更为刻不容缓。这就决定着重庆陪都文学的话语空间与话语系统虽然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的话语空间及话语系统，同样宏阔而充实，但却有了不同的而又特别耀眼的关键词，那就是“抗战”与“自省”。
重庆陪都是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对外交流的枢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东方战区统帅部所在地。“抗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自然成为重庆陪都天经地义的第一要务。当然，消蚀“抗战”的因素也不少，不过总的说“抗战”居主流。重庆陪都涂抹着的是一层较浓厚的“抗战”色彩，响彻着的是一股悲壮的“抗战”吼声。这里，仅举两例，便可见全斑。一例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的抨击。重庆陪都除雾季之外，均遭受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特别是1939年5月3日与4日，日本飞机连续整整轰炸了两天，重庆陪都民众遭受空前的劫难。但他们并未退缩，更未乞求妥协，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战的信心与决心。重庆陪都广大文艺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一面救护与疏散民众，一面书写标语，声讨侵略者的罪行，敞露炸不垮的心中防线。《抗战文艺》就在“5.3”、“5.4”后出专刊发表文艺家的作品，计有老舍的《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轰炸》、蓬子的《不受威胁动摇的铁石意志》、冯玉祥的《新的血债》、王礼锡的《轰炸记》、白朗的《在轰炸中》、李辉英的《空袭小记》、安娥的《炸后》、梅林的《以亲爱的团结答复敌人》、胡秋原的《轰炸所感》、任钧的《血火小记》、张周的《血的仇恨》。同时重庆陪都发行的报刊，也多用与“抗战”相关的词语命名，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哨”、“文艺先锋”，等等；集市上的商品，也有不少用与“抗战”相关的词语作牌名，如香烟就有“大刀”牌、“无敌”牌、“大炮”牌、“美军”牌，等等。如果说，这些仅仅是表层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些较深层次的文学作品传递出的“抗战”信息吧。这也就是要举的第二个例子。这里，我不举外地作家写的而在重庆陪都发表或出版的反映“抗战”的作品，只举生活于重庆陪都的老舍与臧克家写的“抗战”作品，便足以表明重庆陪都也升腾一股股战争前线的硝烟。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写的是“文城”的军、政、民抗战的故事。驻文城的中国军队和文城的官员同文城市民一道，以守土为职责，构筑起一道御敌防线。他们在与日寇强敌战斗过程中，个人奋勇杀敌。当日寇进入文城内后，他们与敌人进行巷战。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之时，他们并未俯首就擒，而是毅然决然地放火焚烧——烧敌人及其牢狱，烧汉奸及其住宅；烧自家的房屋：文城的中国人为家园为国家为民族而举行悲壮的火葬，以完成充满正义的人生价值追求。这一把把冲天大火，映射出中国军民进行的民族抗战的庄严与酷烈，展现出老舍的人生期待与审美意识——希冀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求得新生。老舍的多幕剧作《张自忠》，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写抗战，写张自忠指挥战斗，写张自忠及3000多将士的阵亡。老舍将张自忠的战功与人格魅力结合起来写，突现出一位活生生的完美的张自忠形象。其形象有三：一是作为军人张自忠应有的面对危险、担当危险、消灭危险的天职；二是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张自忠应有的治军有方、指挥有术、尊重与团结友军的本领；三是作为一位长者的张自忠对有作为的年轻人的关爱与告诫，他发现部队中一位年轻才俊葛敬山，便要他去读书，去再开发自己的脑子，因为中国不缺人力而缺脑子！
告诫道：“学问和品行分了家，学问就是最坏的东西！明白了？”作家老舍把张自忠作为一位完美的理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来塑造的。我感觉到，其意在表明中国有这样的高级指挥官、中国有这样的军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征服得了的，中国人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侮！诗人臧克家在战区生活三四年后辗转来到重庆陪都居住于歌乐山上。他说：人住在歌乐山上，却“既不歌也不乐！”“心却向往于北国号叫的广阔原野”。在此心境里，前线场景及人事浮现于脑际，他挥笔写出了长诗《向祖国》、《情感的野马》、《古树的花朵》。《古树的花朵》，以范筑先的英雄事迹为叙写对象。范筑先本是山东的一位大财主。他在大敌当前时，认清了形势和自己应担当的责任，便从身陷已久的“古井”里挣扎出来。他接近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用不屈的意志和果敢行为号令民众，同日寇展开斗争。突现出的依然是坚毅的民族意志力和牺牲精神。这三部言说“抗战”的作品在重庆陪都文坛问世，就把战争前线与后方的距离大大缩小了，让遭受日机轰炸熬煎的重庆陪都民众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增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这类直接反映“抗战”的作品，把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为民族解放战争献身的精神和英雄情结传达了出来。这类直接反映“抗战”的作品没有歌颂执政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时地还露出国民党军队体制的弊端对于官兵拥有的民族精神的遏制。
重庆陪都文学又一关键词是“自省”。自省即自我反省。我认为，只有能自我反省的人才是最有希望的人，只有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平时期，自我反省才能达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才能真正治理生态环境与心态环境。战争时期，被侵略国家的自我反省尤为必要——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我们的社会人生与我们的文化存在什么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陪都文坛上的作家们大都着力于反省这样的问题。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恨水、路翎、胡风、李长之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反省的内容与重心不一，然而其价值指向却相同，即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张扬或改造。
茅盾、张恨水、路翎就总的倾向而言是着眼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反省，不过又有所区别。茅盾的《腐蚀》从政治层面反省国民政府在重庆陪都的统治——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勾心斗角和对进步的爱国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威吓与镇压，暗示出国民政府存在着的对于“抗战”力量的消蚀。张恨水《八十一梦》，以梦幻形式对重庆陪都形形色色人生状态进行反省——官商的“崇洋”、小贩们的“投机”、平民们的“天堂”梦、太太小姐们的麻木。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小说，反省的是民众的原始强力。他们的反省，偏于批判，偏于否定，但也不乏民族脊梁精神的张扬。《八十一梦》的“在钟馗帐下”和“我是孙悟空”等梦中，就极力挖掘民族脊梁精神；路翎让他笔下的人物喊出“我是人！”“人生而是平等的！”的怒吼声，拥有了“人权”意识。这呐喊之声与反抗之意，便是作家弘扬民族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一种诉求。
老舍、巴金、曹禺在反省现实社会人生的同时，还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三位作家一个共同点即是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反省。老舍在《大地龙蛇》剧作中对几千年承传下来的家家遵从的“耕读”文化进行反省；《四世同堂》小说对“孝悌”文化的正负面进行反省——正面效应是形成亲和力与凝聚力而使四世同堂的祁家始终未解体，负面效应是处处被动处处“挨打”。巴金在《憩园》中反省了“孝悌”观念的弊端。曹禺通过剧本《北京人》喻示出的意思即如柳亚子在《〈北京人〉礼赞》一诗所说的：“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着祖宗的光荣，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
胡风与李长之，主要在理论上倡导反省，阐释反省。“主观”论，可以说是胡风在“抗战”大背景下进一步反省现实社会人生与文化而成就为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又用这一理论呼唤和引导反省。反省与启蒙，在他那里是合二而一的，反省当然是更高更深层次有启蒙。李长之在《战争与文化动态》等多篇文章中，呼唤反省，且认为“战争使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入于反省的态度。”
反省理论助推了反省创作，反省创作丰富了反省理论，二者在重庆陪都文坛达到互渗互动的态势，而构成一种别的文学时段没有的文学景观。这两种互动互渗的反省，指向同一价值意义，即沈从文在《文艺运动的重造》一文中说的：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
总之，重庆陪都文学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以及在重庆陪都文坛发表或出版作品的作家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与体验、认识的“物化”展现，饱含着作家们对于中国国家求得独立、中国人民求得解放。这是中华民族求复兴作出的种种思考，同时也是他们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与评价、干预乃至参与方式。重庆陪都文学，可以说既是一种文学又是一种文化思想，既有全国性意义又有世界性价值，横卧其间的是民族解放意识这一精神脉系。重庆陪都文学是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们和作品在重庆陪都文坛问世的作家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血与火的岁月里创造出的文学奇迹与文学辉煌。重庆陪都文学不愧为战时中国文学的重镇乃至文学中心，同时也不愧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
重庆陪都文学为中华民族塑造起了一座精神历史丰碑，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忘却的集体记忆。
§§二、比较文化
在这些不确定的多种称谓中，我认为应采用重庆陪都文学这个称谓。重庆陪都是国民政府明令的合法的且举世公认的，存在于此的文学顺理成章地应为重庆陪都文学。
那么，确认为这一称谓，是否会对这一文学历史存在的特质与特征产生误读、误认、误导呢？我想先以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为参照加以解析。
陪都，顾名思义即陪伴首都的城市，在首都之外建筑的而作首都陪伴的城市。中国历代王朝，大都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陪都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久矣乎！早在周朝就有陪都了。周朝的首都为镐京（今长安县），陪都为洛邑（今洛阳）。汉朝的首都为洛阳，陪都为长安。唐朝的首都为长安，陪都为洛阳。元明清各朝也在首都之外建有陪都。有首都就有首都文学，有陪都就有陪都文学。陪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一种文学历史存在，也是久矣乎！汉朝，先有扬雄的《蜀都赋》，他是成都人，以赋这一文学形式称颂成都的风物；接着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晋代的左思据说用了三十载写出万言《三都赋》，为两都赋、三都赋中之巨制。清朝的程先甲写有《金陵赋》。等等。所有这些两都赋或三都赋，对于不同朝代的首都与陪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宫廷建筑以及民风民俗、地势与历史状貌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成为一篇篇首都与陪都的人文精神的载体，成为王朝意识、精神、业绩的表征。比如班固的《两都赋》中的《西京赋》，借叙事主角西都宾之口，把长安的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宫廷华丽等等作了全方位的叙写，意在称赞在此建都决策的英明：《东都赋》借叙事主角东都宾之口，极力称颂洛阳陪都社会的祥和及王朝推行的政策与措施的正确。这篇《两都赋》，堪称首都文学与陪都文学的范本。
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认定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具有相同属性与相同特征呢？用了重庆陪都文学这个称谓，就是承认了它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学呢？我的回答是一个字：“否！”因为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在三个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一是背景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是在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期为进一步强化统治而兴建的。重庆之能成为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纯然是战争所赐。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重庆是决不可能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的。事实是：1931年“9.18”事变和1932年“1.28”事变后，国民政府作出过建陪都的决定，但不是重庆而是长安。1937年“7.7”芦沟桥事变时，国民政府也无重庆为陪都的决定。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了，国民政府才于1937年10月29日通过蒋介石的提议“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仅“西迁重庆”而已，并未给重庆一个什么名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将重庆提升为“特别市”，但仍属四川管辖。1939年“5.3”、“5.4”大轰炸时，国民政府才感到重庆地位问题的重要性了，于是将重庆提升为“直辖市”。一直到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才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可见，中国国民政府迁重庆和最后定重庆为陪都，纯属抗日战争之所需，纯属临时性的举措。这是重庆陪都与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陪都在大的背景上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就会影响乃至决定在此背景上存在的文学属性与特征的各别。
二是文学思想特质的不同。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有其独立自足的空间，道地的都市文学，歌颂或撰写的对象，几乎都是统治阶级及其决策者，皇权意识十分浓烈。重庆陪都文学不是单纯的都市文学，也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学，凝聚着中国文艺家们的辛劳，充溢着全民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重庆陪都文学这一思想特质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抗日战争，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求得复兴、中国求得独立、人民求得解放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性，规定了这场战争不只是中国哪一个阶段、哪一个政党的事情，而是中国全民的全民族的大事。与这场战争休戚与共的重庆陪都文学，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共同劳作的结晶。重庆陪都文学思考、探寻、反映的是战争背景下中国人、中华民族以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命运问题、前途问题，而没有班固《两都赋》那样的内涵。大量文学事实，充分表明了重庆陪都文学与重庆陪都不是同义词。重庆陪都文学只是借助重庆陪都这块“宝地”而生存而繁衍。重庆陪都文学只是生存与繁衍于重庆陪都这张“皮”上的“毛”，而且“毛”的色泽斑烂，多姿多彩。
三是文本形式的不同。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是定型化的都市文学，千篇一律的赋，文本形式单一。重庆陪都文学，不仅内容丰厚，而且文本形式多样。重庆陪都文学的文本形式中，有小说，有新旧体诗歌，有散文，有戏剧电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形式在这里达到了完成度。这些门类齐俱的文本形式，“记录”着血与火的战争背景下中国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军民生存状态、中国人及中国文艺家们的心理与精神走向，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忘却的集体记忆。重庆陪都文学，还在文学理论方面，成就了一种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理论，那就是胡风的“主观”论。胡风“主观”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都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种本应互补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以上三点，既是重庆陪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上的陪都文学不同的规定性所在，同时也是重庆陪都文学之为重庆陪都文学的规定性所在。
我确认为重庆陪都文学，更因为重庆陪都文学有其完整的文学演进过程和宏阔充实的话语空间。
重庆陪都文学在大后方文学、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一种完整的文学历史现象，有着勃兴、高潮、结束的演进过程。就我的考察，这个过程大体分三个阶段。1938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及其会刊《抗战文艺》迁来重庆、大批文化机构与文艺团体及大专院校入驻重庆，以此为上限，到1943年12月，形成重庆陪都文学勃兴阶段。其间，开展了一系列有全国影响的文学思想理论讨论，诸如“暴露与讽刺”论争、“与抗战无关论”论争、“民族形式”讨论、“战国”派论争和围绕历史剧《屈原》进行的唱和诗运动，等等；戏剧工作者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演出活动，比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首届戏剧节演出——参演团队25家、剧目数十种、观众达10余万人次以及2800余名戏剧工作者在重庆陪都街头的火炬演出，等等；小说家们和诗人们召开了多次创作问题讨论会；作家们推行了一批长篇巨制，其中有茅盾的《腐蚀》、巴金的《火》、老舍的《火葬》等长篇小说，老舍的《残雾》、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以及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多幕剧作，艾青的《火把》、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老舍的《剑北篇》等叙事长诗，除这些长篇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属于事件的文学性和文学的事件性的短篇作品。在这一阶段里，还开展了对外文化文学交流问题的讨论，一批外国文化人来到中国重庆陪都。1944年1月至1945年10月，重庆陪都文学进入高潮阶段。重庆陪都文学的作家们抓住世界民主潮流提供的机遇，推进文学运动与民主运动的结合，先后开展了援助贫病作家活动、作家祝寿活动、文学的民主问题座谈会、《对时局进言》签名活动，等等；作家们更把一批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其中有巴金的《憩园》与《第四病室》、茅盾的《走上岗位》、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碧野的《肥沃的土地》与《风沙之恋》、陈瘦竹的《声价》、郁茹的《遥远的爱》、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徐訏的《风萧萧》等长篇小说，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老舍的《大地龙蛇》、陈白尘的《升官图》与《岁寒图》等多幕剧作，以及《七月》诗派的诗歌、臧克家与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等等。在这一阶段里，重庆陪都文学融入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潮流中，译介世界反法西斯作品，抨击世界法西斯作家作品；同时还译介了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主义文学。1946年5月，贯穿抗战文学和重庆陪都文学始终的《抗战文艺》终刊；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南方局离开重庆；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回到战前住地。以此为下限，重庆陪都文学宣告结束。因此，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为重庆陪都文学总结与结束阶段。在这阶段里，重庆陪都文学家中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们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就《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部剧作进行讨论，同时对8年来文学运动、文学创作进行总结；巴金与老舍等作家还推出了在他们本人创作生涯、重庆陪都文学演进乃至抗战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寒夜》与《四世同堂》，等等。重庆陪都文学演进过程中开展的这一切活动（包括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贴近了包括重庆陪都社会人生在内的中国方方面面的社会人生现实，标举着抗战文学向前推进的航向，代表着抗战文学取得巨大成就和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
重庆陪都文学既有驻足于重庆陪都作家们眼中的社会人生现实，也有作家们心中的战争前线的血与火，还有抗日民主根据地天宇中的“阳光”及“阳光”下的暗影，还有冻土带一般的沦陷区民众的呻吟和港台中国民众发出的新的呼唤。因此，重庆陪都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北京文学、30年代的上海文学一样，有着自己宏阔的话语空间与话语系统。不过这三个不同时间段的三种文学，有其历时性的传承性，更有其当下性的特点。这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重庆陪都文学同处于大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社会人生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为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们所面对、所担当、所寻求解答。社会人生与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在重庆陪都时间段更为集中、更为尖锐、更为刻不容缓。这就决定着重庆陪都文学的话语空间与话语系统虽然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的话语空间及话语系统，同样宏阔而充实，但却有了不同的而又特别耀眼的关键词，那就是“抗战”与“自省”。
重庆陪都是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对外交流的枢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东方战区统帅部所在地。“抗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自然成为重庆陪都天经地义的第一要务。当然，消蚀“抗战”的因素也不少，不过总的说“抗战”居主流。重庆陪都涂抹着的是一层较浓厚的“抗战”色彩，响彻着的是一股悲壮的“抗战”吼声。这里，仅举两例，便可见全斑。一例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的抨击。重庆陪都除雾季之外，均遭受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特别是1939年5月3日与4日，日本飞机连续整整轰炸了两天，重庆陪都民众遭受空前的劫难。但他们并未退缩，更未乞求妥协，而是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战的信心与决心。重庆陪都广大文艺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一面救护与疏散民众，一面书写标语，声讨侵略者的罪行，敞露炸不垮的心中防线。《抗战文艺》就在“5.3”、“5.4”后出专刊发表文艺家的作品，计有老舍的《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轰炸》、蓬子的《不受威胁动摇的铁石意志》、冯玉祥的《新的血债》、王礼锡的《轰炸记》、白朗的《在轰炸中》、李辉英的《空袭小记》、安娥的《炸后》、梅林的《以亲爱的团结答复敌人》、胡秋原的《轰炸所感》、任钧的《血火小记》、张周的《血的仇恨》。同时重庆陪都发行的报刊，也多用与“抗战”相关的词语命名，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哨”、“文艺先锋”，等等；集市上的商品，也有不少用与“抗战”相关的词语作牌名，如香烟就有“大刀”牌、“无敌”牌、“大炮”牌、“美军”牌，等等。如果说，这些仅仅是表层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一些较深层次的文学作品传递出的“抗战”信息吧。这也就是要举的第二个例子。这里，我不举外地作家写的而在重庆陪都发表或出版的反映“抗战”的作品，只举生活于重庆陪都的老舍与臧克家写的“抗战”作品，便足以表明重庆陪都也升腾一股股战争前线的硝烟。老舍的长篇小说《火葬》，写的是“文城”的军、政、民抗战的故事。驻文城的中国军队和文城的官员同文城市民一道，以守土为职责，构筑起一道御敌防线。他们在与日寇强敌战斗过程中，个人奋勇杀敌。当日寇进入文城内后，他们与敌人进行巷战。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之时，他们并未俯首就擒，而是毅然决然地放火焚烧——烧敌人及其牢狱，烧汉奸及其住宅；烧自家的房屋：文城的中国人为家园为国家为民族而举行悲壮的火葬，以完成充满正义的人生价值追求。这一把把冲天大火，映射出中国军民进行的民族抗战的庄严与酷烈，展现出老舍的人生期待与审美意识——希冀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求得新生。老舍的多幕剧作《张自忠》，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写抗战，写张自忠指挥战斗，写张自忠及3000多将士的阵亡。老舍将张自忠的战功与人格魅力结合起来写，突现出一位活生生的完美的张自忠形象。其形象有三：一是作为军人张自忠应有的面对危险、担当危险、消灭危险的天职；二是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张自忠应有的治军有方、指挥有术、尊重与团结友军的本领；三是作为一位长者的张自忠对有作为的年轻人的关爱与告诫，他发现部队中一位年轻才俊葛敬山，便要他去读书，去再开发自己的脑子，因为中国不缺人力而缺脑子！
告诫道：“学问和品行分了家，学问就是最坏的东西！明白了？”作家老舍把张自忠作为一位完美的理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来塑造的。我感觉到，其意在表明中国有这样的高级指挥官、中国有这样的军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征服得了的，中国人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侮！诗人臧克家在战区生活三四年后辗转来到重庆陪都居住于歌乐山上。他说：人住在歌乐山上，却“既不歌也不乐！”“心却向往于北国号叫的广阔原野”。在此心境里，前线场景及人事浮现于脑际，他挥笔写出了长诗《向祖国》、《情感的野马》、《古树的花朵》。《古树的花朵》，以范筑先的英雄事迹为叙写对象。范筑先本是山东的一位大财主。他在大敌当前时，认清了形势和自己应担当的责任，便从身陷已久的“古井”里挣扎出来。他接近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用不屈的意志和果敢行为号令民众，同日寇展开斗争。突现出的依然是坚毅的民族意志力和牺牲精神。这三部言说“抗战”的作品在重庆陪都文坛问世，就把战争前线与后方的距离大大缩小了，让遭受日机轰炸熬煎的重庆陪都民众感到欣慰，受到鼓舞，增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念。这类直接反映“抗战”的作品，把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为民族解放战争献身的精神和英雄情结传达了出来。这类直接反映“抗战”的作品没有歌颂执政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时地还露出国民党军队体制的弊端对于官兵拥有的民族精神的遏制。
重庆陪都文学又一关键词是“自省”。自省即自我反省。我认为，只有能自我反省的人才是最有希望的人，只有能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平时期，自我反省才能达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才能真正治理生态环境与心态环境。战争时期，被侵略国家的自我反省尤为必要——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我们的社会人生与我们的文化存在什么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陪都文坛上的作家们大都着力于反省这样的问题。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恨水、路翎、胡风、李长之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反省的内容与重心不一，然而其价值指向却相同，即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张扬或改造。
茅盾、张恨水、路翎就总的倾向而言是着眼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反省，不过又有所区别。茅盾的《腐蚀》从政治层面反省国民政府在重庆陪都的统治——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勾心斗角和对进步的爱国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威吓与镇压，暗示出国民政府存在着的对于“抗战”力量的消蚀。张恨水《八十一梦》，以梦幻形式对重庆陪都形形色色人生状态进行反省——官商的“崇洋”、小贩们的“投机”、平民们的“天堂”梦、太太小姐们的麻木。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小说，反省的是民众的原始强力。他们的反省，偏于批判，偏于否定，但也不乏民族脊梁精神的张扬。《八十一梦》的“在钟馗帐下”和“我是孙悟空”等梦中，就极力挖掘民族脊梁精神；路翎让他笔下的人物喊出“我是人！”“人生而是平等的！”的怒吼声，拥有了“人权”意识。这呐喊之声与反抗之意，便是作家弘扬民族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一种诉求。
老舍、巴金、曹禺在反省现实社会人生的同时，还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三位作家一个共同点即是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反省。老舍在《大地龙蛇》剧作中对几千年承传下来的家家遵从的“耕读”文化进行反省；《四世同堂》小说对“孝悌”文化的正负面进行反省——正面效应是形成亲和力与凝聚力而使四世同堂的祁家始终未解体，负面效应是处处被动处处“挨打”。巴金在《憩园》中反省了“孝悌”观念的弊端。曹禺通过剧本《北京人》喻示出的意思即如柳亚子在《〈北京人〉礼赞》一诗所说的：“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着祖宗的光荣，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
胡风与李长之，主要在理论上倡导反省，阐释反省。“主观”论，可以说是胡风在“抗战”大背景下进一步反省现实社会人生与文化而成就为体系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又用这一理论呼唤和引导反省。反省与启蒙，在他那里是合二而一的，反省当然是更高更深层次有启蒙。李长之在《战争与文化动态》等多篇文章中，呼唤反省，且认为“战争使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入于反省的态度。”
反省理论助推了反省创作，反省创作丰富了反省理论，二者在重庆陪都文坛达到互渗互动的态势，而构成一种别的文学时段没有的文学景观。这两种互动互渗的反省，指向同一价值意义，即沈从文在《文艺运动的重造》一文中说的：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
总之，重庆陪都文学是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以及在重庆陪都文坛发表或出版作品的作家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与体验、认识的“物化”展现，饱含着作家们对于中国国家求得独立、中国人民求得解放。这是中华民族求复兴作出的种种思考，同时也是他们对于战争、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与评价、干预乃至参与方式。重庆陪都文学，可以说既是一种文学又是一种文化思想，既有全国性意义又有世界性价值，横卧其间的是民族解放意识这一精神脉系。重庆陪都文学是驻足于重庆陪都的作家们和作品在重庆陪都文坛问世的作家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血与火的岁月里创造出的文学奇迹与文学辉煌。重庆陪都文学不愧为战时中国文学的重镇乃至文学中心，同时也不愧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
重庆陪都文学为中华民族塑造起了一座精神历史丰碑，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忘却的集体记忆。
§§二、比较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