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介绍
唐润明
一、重庆市档案馆的基本情况
重庆市档案馆筹建于1959年5月，1960年3月10日正式开馆。最初的馆址设于市区解放西路222号原《西南工人日报》社旧址；开馆后不久的1960年9月迁至重庆著名的文化区——沙坪坝区天星桥复元寺46号原渝江学院旧址，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晒光坪56号现址。在此之后，出于备战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馆藏档案曾先后分别保管在市区化龙桥黄桷村100号及西南政法学院内。1983年4月原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后，永川地区的档案合并于重庆市档案馆，成为重庆市档案馆永川分馆，从而形成了市馆所藏档案及人员分处天星桥、化龙桥、永川三地的局面。这既给馆内职工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在时间、经费诸方面给外来利用者的查档利用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1987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将化龙桥和永川分馆的档案及人员统一集中于天星桥馆区，从而结束了本馆档案及人员长期分处几地的历史，也为利用者的查档利用工作带来了方便。1996年12月，重庆市档案馆荣获“国家一级档案馆”称号，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地区及长江流域诸省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档案馆。
重庆市档案馆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直属的集中管理档案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集中保管重庆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市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部分重要企事业单位需要长期和永久保存的档案的重要基地。由于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记载、反映这些历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在全国省级档案馆中具有明显优势和重要特色。重庆市档案馆自1959年5月筹备之日起，即十分重视各个时期各类档案的接收、整理和保管工作。历史的丰厚沉淀与后人的艰辛努力相结合，使得重庆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十分丰富。据2007年底统计，馆藏纸质档案总计为726个全宗，78万余卷，其中，抗战历史档案370个全宗，约40万卷。在全国省级综合档案馆中，馆藏数量位居第六位。除此之外，本馆还收藏有各类历史资料（包括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图书、报纸、期刊等）53000余册，照片1万余张，录音录像档案30盒和一些实物档案诸如邮票、钱币、徽章、印章等。这些档案，多角度、全方位地记载、反映了重庆地区不同时期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历史面貌，清楚地展示了重庆历史特别是1929年重庆建市以来的发展轨迹，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重视和好评，为社会各界的编史修志、工作查考、政策咨询、经济建设、影视拍摄、寻根问祖、举办展览和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馆藏抗战历史档案介绍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重庆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自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以来，重庆重要的历史地位便日益显现并逐渐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特别是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这短短的12年中，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曾两度迁都重庆，使得重庆开始走出西南的范畴，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的明令迁都重庆，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这次大迁移，其迁移机构之众多，在重庆这一新的都城办公时间之长久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之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期间，不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各党政军中央机构纷纷迁移重庆办公；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批厂矿、学校、新闻单位、群团组织等也相继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中共中央代表团及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相继聚集重庆。因此，抗日战争中的重庆，在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继而于1940年9月成为陪都之后，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地位远非昔日可比：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所属其他中央机关的驻在地，是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和活动中心；又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主要领袖和代表人物参加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指挥中心。此外，战时重庆在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又为重庆的发展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历史大发展、重庆社会大进步、重庆市政大拓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与国民政府迁都所带来的重庆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提高的同时，重庆的市政机构日益完善，市政建设日益发达，经济事业迅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日趋进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一个亮点，又是重庆历史发展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均曾指出：要研究抗日战争史，就必须研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要搜集有关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资料，最好去一次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在抗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囊括各方面内容的丰富的档案，我们统称为“陪都档案”。它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的主体，也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所在，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最具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的部分，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最多的一部分，其数量多达40余万卷，案卷排列长度约8000余米，占全馆馆藏档案总数的一半以上，且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完整、妥善地保藏着。
重庆市档案馆所藏的“抗战历史档案”，其内容几乎涉及到陪都时期也即抗战历史方方面面的一切大小事件，而尤以有关政治、经济、防空、社会、对外交往、市政等方面的档案最为系统和完整，现扼要分别介绍于下。
1.政治方面的档案
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地位，馆藏此部分档案包括国民党中央方面的政治档案和重庆地方政治政务档案两大部分。其中，国民党中央方面的政治档案主要涉及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训练团、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司法行政部、铨叙部、内政部、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重庆特区、西南特区等全宗。此部分档案形成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也就是抗战爆发前夕至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于大陆败亡这一段时间。由于这一时期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被国民党带去了台湾，国民党来不及和无法带走的多数档案，又按照集中管理的原则被集中地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虽然重庆在中华民国史上曾两次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其时间也长达约10年之久，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重庆市档案馆收藏的有关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档案，无论从形成档案的全宗数量和案卷数量看，还是从形成档案的时间和内容看，都不完整，也不系统。但它们仍然在我馆馆藏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我馆成为全国各省市档案馆中为数不多的收藏有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的档案馆之一。这部分档案涉及到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机构沿革、人事更迭、方针政策、会议记录、法规法令、规章制度、命令指示、来往函电和当时出版的各种内部资料如新闻稿、参考资料、政治情报、调查周报、敌情参考等重要史料。其中，更不乏一些颇具重要研究价值而为我馆独有的珍贵史料，如有关战时宣传的各项方针政策、纲要、办法、要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有关研究日本问题之专家学者对未来战争发展态势的预测和分析；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孔祥熙官邸系统的谍报人员在上海、香港及国外其他重要城市如河内、柏林、华沙、日内瓦、东京、马尼拉等地搜集的有关日伪及轴心国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情报，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接触史料，汪伪傀儡组织的内幕及其现状，日、汪、蒋拉拢争取吴佩孚的史料等；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进步人士的调查监视情报及各地特务组织搜集的战时全国各重要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外交情报等；此外，还不乏一些重要的专题史料，如抗战初期震惊全国的“綦江战干团惨案”史料、抗战后期军统局渝特区调查所得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军统局渝特区1939年度工作报告、军统十年大事记、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等等。这些档案，对研究抗战时期各该立档单位的机构沿革、人事变迁、工作概况及其他方面的历史，都具相当的价值，也是馆藏档案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部分。
重庆地方党政机构所属的政治政务档案。此部分档案主要有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党部、三青团重庆支团部、重庆市参议会、北碚管理局、重庆市动员委员会、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重庆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及市政府所属各职能局如警察局、社会局、工务局、卫生局、教育局、财政局、粮政局、地政局、民政局、公用局等机关的档案，共有55个全宗77629卷。其特点是数量较多，保存相当完整，在馆藏档案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们除较全面地反映了各该立档单位的机构沿革、组织概况、规章制度、会议记录、人事更迭、工作情形外，还较全面地反映了重庆自设市以来的行政区划变迁、政府机构沿革、历任长官更换、市政建设拓展、经济事业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进步的详细情况，反映了重庆地区的土地、人口、民族、宗教、风俗、帮会、赈济等社会情形，反映了抗战爆发后重庆地方党政机构一方面贯彻国民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经过与执行结果，以及自行制定的法规法令、规章制度及其贯彻执行情形，历次市政会议记录、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情况，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计划、报告、总结等等，它们是研究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重庆各方面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由于重庆在抗战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与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之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于抗战时期制定、颁发的一些下发性文件，如组织法规、组织章程、组织条例、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其执行情况；重庆市地方党政机构与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来往函电；国民党中央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等等，在档案中均有相当程度的反映。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一些闻名全国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在档案中都有十分完整的记载。
例如日机轰炸重庆及重庆人民反轰炸的档案，馆藏便十分丰富。它除主要藏于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工务局、社会局、重庆市参议会、重庆市防空洞工程处和北碚管理局等全宗外，馆藏其他全宗内，几乎都有程度不一的涉及和反映。其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防空机构如重庆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重庆防空洞管理处以及其他反空袭机构的成立经过、组织规章、机构沿革、人员状况、工作条例、工作计划、工作情形和工作报告；二是重庆地区消极防空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人口疏散的有关政策、规定、办法及其执行情形和结果，各类防空洞、沟、壕的开凿、管理和容量，空袭时期交通灯火的管制，为避免空袭损失扩大而进行的隔火巷的开辟、市区房屋的拆迁，轰炸后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对轰炸现场的消防、救灾和对受灾市民的赈济等等；三是自1938年起至1943年止近五年的时间里，日机空袭重庆主城区的经过情形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机历次轰炸重庆时的飞机架次、投弹种类及数量、市民死伤人数及财产损失状况等统计数字，此中，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惨案”的经过情形和善后处理，档案中均有翔实的反映和记载；四是重庆人民反空袭的斗争，包括战时会集于重庆的各阶层人民对日机野蛮轰炸的声讨、抗议，踊跃捐款捐物修建防空洞及救济灾民，于空袭时期不畏轰炸，坚持生产，重建家园，以及于空袭后对被灾人员和空袭救护人员的慰问等；五是重庆各部门各团体有关遭受空袭损失的详细调查、统计材料以及以此为据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文件、函电、办法、规定等等。这些档案材料，真实地揭露了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轰炸不设防城市，滥炸无辜市民的罪恶行径；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爱好和平，坚持正义、坚持抗战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否认侵华罪行和修改教科书之际，此部分档案的保藏、利用和研究，更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再如抗战时期重庆各项社会活动和社会变迁的档案，馆藏中也极为丰富完整。其主要内容有抗战时期重庆（也包括全国）众多的全国性、地方性社会团体的成立及其经过沿革、章程条例、组织概况、工作计划、工作经过、工作报告以及政府当局管理各社会团体的法规法令、政策办法等；有抗战时期于陪都重庆举行的众多的社会运动诸如各种节约献金运动、寒衣征募运动、鞋袜劳军运动、一元献机运动、春礼劳军运动、伤兵之友运动、为抗战将士书写贺年片贺年信运动等的发起经过、开展情形和最后结果的工作报告；有战时重庆人口数量每年每月变化的详细统计（包括外国人士在重庆的数量、职业、进出等统计）、人口结构（包括男女性比例、年龄、文化、籍贯）的变化、人口职业的构成以及人们思想意识、语言习惯、民俗风情的冲突和变化；有抗战时期众多节日节令的规定、来源、庆祝办法、庆祝内容和实际活动；有禁烟禁毒、禁赌禁娼的法规法令、方针政策和具体的执行情形；有提倡节约、限制消费、反对浪费的法规法令、来往电文、执行情况和具体事例；有社会救济诸如慈善宗教团体的募捐活动、难民难童的收抚教育，文艺体育及社会各界的义演义赛等；有各省旅渝同乡会、各著名大学在渝同学会等民间团体的成立、组织和活动以及政府当局的管理办法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变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学术界愈来愈重视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区域发展史的研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活动史料在当时的报刊无暇顾及和反映而显匮乏时，此部分档案的利用、研究价值也就更显重要了。
又如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各界人民对外交往交流的档案，虽然馆藏档案中没有固定统一的全宗，但各个全宗内又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特别是重庆市政府、市党部、市警察局、市社会局、北碚管理局、行政院以及一些工厂银行全宗，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其涉及到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意大利、缅甸、印度、韩国、土耳其、巴西等数十个国家，可以说，凡是二战时期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馆藏档案都因其与中国政府亲疏关系的不一而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涉及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既有反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签订、联合国日的产生和活动、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中美、中缅、中法比瑞等文化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等，也有一些具体的微观的民间外交活动诸如外国驻华驻渝使领馆的迁建、馆址的寻觅修筑，各国驻华大使、驻渝领事到重庆的时间及政府当局的迎来送往，外国各界著名人士如居里、威尔基、华莱士、蒙巴顿夫妇等访华（主要是访问重庆）时的警卫、食宿、迎送及其在重庆期间的一般活动安排等。这些战时重庆对外交往交流的档案，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既有已办的，也有未办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繁简不一，充分体现了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在对外交往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与同情、支持我国抗战的国家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友好往来。这些都是是研究我国战时外交特别是民间对外交往交流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很受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2.司法方面的档案
此部分档案虽然只有最高法院、军委会军法机构档案汇集、军政部军法司、四川省高等法院重庆分院、重庆地方法院、北碚地方法院六个全宗，但其拥有的档案数量则多达18万余卷，约占馆藏总数的28%，起止时间为1911年至1949年，其中又以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主。此部分档案的主要特点：一是诉讼档案占此中的绝大部分，其案由涉及到盗窃、欺诈、伪造、伤害、侵占、妨碍兵役、妨害自由、妨害名誉、妨害公务、非法拘押、索贿、贪污、通缉、抢劫、债务、诬告、杀人、侮辱、渎职、烟毒、奸淫等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控告、审判、上诉过程及其材料、审判时所引用的相关法规法令等。它们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法制史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社会犯罪及其成因、各种犯罪的比率及其缘由，并通过此进而了解、研究民国社会实情等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是这部份档案的有关材料，不只涉及到重庆，而且涉及到全国各地；不只涉及到司法，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军委会、军政部、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总监部等机构的组织规程、条例、大纲，历史沿革、内部组织、工作活动情形等，在这些档案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三是这部分档案对立档时期一些重要的法规法令如战时军律、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及合作法、专卖法、粮政法、地政法、兵役法等，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救国会七君子案、张笃伦妨害选举案、高秉坊贪污案、郭景琨贪污案、盛世才案等等，均有较为翔实的反映。它们除对研究民国时期法规法令和司法制度的变迁具有直接、重要的参考价值外，也对研究抗战时期的一些典型事例、重要人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3.经济方面的档案
馆藏经济方面的档案，大体包括财政金融机构档案、工矿企业档案、邮电交通档案和商贸档案四大部分，其中尤以金融机构档案和工矿企业档案保存最为完整且最具特色和最有利用价值。现将这两部分档案分别介绍于下。
金融机构方面的档案主要包括国民党中央一级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档案，原设于重庆的各川帮银行档案，原设于东部沿海各地、抗战爆发后西迁重庆的外省各著名银行档案，以及抗战时期在重庆新成立的各银行档案及钱庄档案几大部分，共50个全宗72073卷，占整个馆藏总量的1/10强，此中又以中中交农四行及其重庆分行的档案和各川帮银行的档案最具价值。这些档案具有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保存完整、涉及面广诸特点。它们中的许多内容，不仅弥补了抗战爆发前重庆政务档案的不足，而且还远远超出了金融本身的范畴和重庆的地理界限，涉及到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聚兴诚等川帮银行于全国各重要地区如上海、南京、苏州、汉口、长沙、北京、广州、厦门、香港、成都、宜宾、万县、内江等地所设分行为开展业务而对该重要城市及周边地区所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形的调查及报告，更是研究各该城市战时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而且对研究整个战时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研究上述各该城市在抗战时期（有的下延到1949年解放）的历史，也具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这些档案还反映了各银行的成立、资本构成及其变化、组织章程及人员更迭、经营管理及投资策略以及各银行投资其他各项事业的情形，反映了有关财政金融的法规法令、制度办法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币值、利率、汇率的发展变化情形，反映了重庆自民国初年区域性经济中心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以聚兴诚银行为代表的各川帮银行的设立、发展、兴盛与衰亡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又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战时及战后全国及重庆历史的其他方面，诸如四川美丰银行内的有关国家总动员会议、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文件，重庆市参议会记录，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有关重庆遭受空袭的通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文件等；川盐银行内的重庆行营文件，1937年四川旱灾民食救济会文件，政府有关当局的防空文件、新生活运动会文件、伤兵之友文件；聚兴诚银行内的有关该行与外商合组公司开发四川矿源的文件，华洋义赈会四川分会民国二十六年报告书；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内的重庆市驻扎部队一览表等等。因此，馆藏金融机构的档案，不仅是研究重庆金融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整个民国金融史特别是抗战金融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而且对研究其他各专门史也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工矿企业机构档案。馆藏此部分档案共有101个全宗81960卷，为馆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此部分档案不仅数量多，保存完整，而且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几乎涉及到工业经济部门的方方面面。按工业部门分，它涉及到兵器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工业、电力工业、纺织工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等等；按经营方式分，它包括国营工业、民营工业、地方政府举办的工业等；按投资方式分，它又可分为独资、合资和股份制；从而为研究战时工业经济的各种类型和结构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此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兵工企业等国营企业的档案。馆藏有关兵工企业的档案，主要有兵工署所属的17个生产厂家，1个工程处、3个材料总库等24个全宗共39067卷；此外，馆藏经济部、经济部物资局、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全宗内，也有部分与兵工企业及生产有关的档案。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馆藏此部分档案，其成档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系统，内容之丰富齐全，为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所独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重庆市档案馆是保藏民国兵工企业档案最齐全、完整、系统的档案馆。这些档案，除了反映各生产厂家的组织规程（大纲、条例）、办事细则、组织系统、人员编制、工厂沿革、厂内员工兵夫人数及其厂务会议、生产计划、生产情形、生产经过、生产品种、生产数量等各厂自身的各方情形外；还集中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兵器工业及其他国营工业、民营工业的内迁过程，反映了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各生产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科技进步和员工管理，也反映了各生产厂家的广大员工于战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计得失、努力生产及其为支撑抗战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还反映了战时国营经济的发展对重庆地方经济以及重庆社会的巨大影响等等。此外，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相关部门如经济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等制颁的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经济措施及其举行的经济会议等宏观史料，档案中也有较翔实的反映。因此，馆藏此部分档案，对研究战时经济结构及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对研究战时中国经济发展变迁史，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
4.文教、科研、卫生方面的档案
此部分档案，共有60个全宗15116卷，虽然在馆藏抗战档案中不占主体，但对研究战时上述各专门史仍具一定参考价值，也是有关方面之专家学者必阅的史料。其中，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档案值得一述。
馆藏教育方面的档案，既有高等教育方面的，又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方面的，还有职业教育、社会教育方面的；既有国立的，又有省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既有原本就设在重庆本土的，也有抗战爆发前后从沿海各地迁来或于抗战时期新设的。它们较全面地反映了重庆地区各种教育类型的产生、发展经过及各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作法和结果，反映了各学校的历史沿革、组织情形、教职员名单、学生名册以及课程设置等基本情况。其中，一些重点的典型事例更具特色和研究价值，如军阀混战时期重庆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诞生的背景、经过和作用；抗战爆发前夕，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于华北局势危急之际，决定于西南大后方的重庆开设南渝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原因、背景及其影响；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于重庆北碚投资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抗战后期改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院）的动机、原因及其经过意义；抗战胜利后西南地区第一家国家级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提议、选址经过以及筹设、工作概况及其对今天重庆文化事业的影响等等；无不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三、检索工具介绍和查档指南
重庆市档案馆于建馆之初，即十分重视档案的利用工作，提出了“边接收、边整理、边利用、边建馆”的工作原则。而要方便利用，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检索工具的编制，向利用者提供方便、简捷、及时、准确的服务。为此，在1960年正式开馆前后，本馆就组织力量编写了44个立档单位的全宗介绍。这以后，为适应馆藏档案的增多和利用人数的增加以及利用者结构的变化，本馆又适时地编制了各种检索工具，以满足利用者的多方面需要。到1989年，重庆市档案馆共有全宗名册、案卷目录1105册（包括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下同）、综合目录48本、专题索引16册、专题人名索引10册、全宗介绍500余个、人物卡片172万余张、专题卡片8万余张、重要文件卡片32万余张，基本上形成了多渠道、有系统的检索体系，在全面、准确地揭示馆藏档案形式和内容的同时，又大大地方便了各个利用者的需要。其中，抗战档案90%以上均已开放，并备有各类检索工具。利用者查阅档案除了查阅全宗目录、案卷目录外，若需查找国民党党团干事、保长及军事系统上尉以上人员、各私营业主、外国驻华（在华）机构人员、社团负责人、帮会首领以及战时出国（包括预备出国）人员、归国华侨等人物及其活动，可充分利用人物卡片这一检索工具（只需提出被查者的准确姓名）；若需查找一些专门（包括专题）史料，则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专题卡片和重要文件卡片（系按照《抗战档案分类法》分类）。此外，本馆已将一些重要的档案文件目录输入电脑并上网（重庆档案信息网），利用者也可同时使用这一现代化的检索工具。
（作者：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
一、重庆市档案馆的基本情况
重庆市档案馆筹建于1959年5月，1960年3月10日正式开馆。最初的馆址设于市区解放西路222号原《西南工人日报》社旧址；开馆后不久的1960年9月迁至重庆著名的文化区——沙坪坝区天星桥复元寺46号原渝江学院旧址，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晒光坪56号现址。在此之后，出于备战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馆藏档案曾先后分别保管在市区化龙桥黄桷村100号及西南政法学院内。1983年4月原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后，永川地区的档案合并于重庆市档案馆，成为重庆市档案馆永川分馆，从而形成了市馆所藏档案及人员分处天星桥、化龙桥、永川三地的局面。这既给馆内职工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也在时间、经费诸方面给外来利用者的查档利用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1987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将化龙桥和永川分馆的档案及人员统一集中于天星桥馆区，从而结束了本馆档案及人员长期分处几地的历史，也为利用者的查档利用工作带来了方便。1996年12月，重庆市档案馆荣获“国家一级档案馆”称号，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地区及长江流域诸省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档案馆。
重庆市档案馆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直属的集中管理档案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集中保管重庆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市级党政机关、群团组织、部分重要企事业单位需要长期和永久保存的档案的重要基地。由于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记载、反映这些历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在全国省级档案馆中具有明显优势和重要特色。重庆市档案馆自1959年5月筹备之日起，即十分重视各个时期各类档案的接收、整理和保管工作。历史的丰厚沉淀与后人的艰辛努力相结合，使得重庆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十分丰富。据2007年底统计，馆藏纸质档案总计为726个全宗，78万余卷，其中，抗战历史档案370个全宗，约40万卷。在全国省级综合档案馆中，馆藏数量位居第六位。除此之外，本馆还收藏有各类历史资料（包括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图书、报纸、期刊等）53000余册，照片1万余张，录音录像档案30盒和一些实物档案诸如邮票、钱币、徽章、印章等。这些档案，多角度、全方位地记载、反映了重庆地区不同时期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历史面貌，清楚地展示了重庆历史特别是1929年重庆建市以来的发展轨迹，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重视和好评，为社会各界的编史修志、工作查考、政策咨询、经济建设、影视拍摄、寻根问祖、举办展览和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馆藏抗战历史档案介绍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重庆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城市。自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以来，重庆重要的历史地位便日益显现并逐渐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特别是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9年这短短的12年中，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曾两度迁都重庆，使得重庆开始走出西南的范畴，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的明令迁都重庆，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这次大迁移，其迁移机构之众多，在重庆这一新的都城办公时间之长久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之重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期间，不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各党政军中央机构纷纷迁移重庆办公；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批厂矿、学校、新闻单位、群团组织等也相继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中共中央代表团及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相继聚集重庆。因此，抗日战争中的重庆，在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继而于1940年9月成为陪都之后，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地位远非昔日可比：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所属其他中央机关的驻在地，是国统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和活动中心；又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主要领袖和代表人物参加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指挥中心。此外，战时重庆在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又为重庆的发展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历史大发展、重庆社会大进步、重庆市政大拓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与国民政府迁都所带来的重庆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大提高的同时，重庆的市政机构日益完善，市政建设日益发达，经济事业迅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日趋进步，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抗日战争时期，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一个亮点，又是重庆历史发展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均曾指出：要研究抗日战争史，就必须研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要搜集有关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资料，最好去一次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在抗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囊括各方面内容的丰富的档案，我们统称为“陪都档案”。它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的主体，也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所在，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最具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的部分，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最多的一部分，其数量多达40余万卷，案卷排列长度约8000余米，占全馆馆藏档案总数的一半以上，且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完整、妥善地保藏着。
重庆市档案馆所藏的“抗战历史档案”，其内容几乎涉及到陪都时期也即抗战历史方方面面的一切大小事件，而尤以有关政治、经济、防空、社会、对外交往、市政等方面的档案最为系统和完整，现扼要分别介绍于下。
1.政治方面的档案
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地位，馆藏此部分档案包括国民党中央方面的政治档案和重庆地方政治政务档案两大部分。其中，国民党中央方面的政治档案主要涉及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训练团、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司法行政部、铨叙部、内政部、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重庆特区、西南特区等全宗。此部分档案形成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也就是抗战爆发前夕至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于大陆败亡这一段时间。由于这一时期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被国民党带去了台湾，国民党来不及和无法带走的多数档案，又按照集中管理的原则被集中地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虽然重庆在中华民国史上曾两次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其时间也长达约10年之久，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重庆市档案馆收藏的有关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档案，无论从形成档案的全宗数量和案卷数量看，还是从形成档案的时间和内容看，都不完整，也不系统。但它们仍然在我馆馆藏中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我馆成为全国各省市档案馆中为数不多的收藏有国民党中央机构档案的档案馆之一。这部分档案涉及到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机构沿革、人事更迭、方针政策、会议记录、法规法令、规章制度、命令指示、来往函电和当时出版的各种内部资料如新闻稿、参考资料、政治情报、调查周报、敌情参考等重要史料。其中，更不乏一些颇具重要研究价值而为我馆独有的珍贵史料，如有关战时宣传的各项方针政策、纲要、办法、要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有关研究日本问题之专家学者对未来战争发展态势的预测和分析；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孔祥熙官邸系统的谍报人员在上海、香港及国外其他重要城市如河内、柏林、华沙、日内瓦、东京、马尼拉等地搜集的有关日伪及轴心国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情报，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接触史料，汪伪傀儡组织的内幕及其现状，日、汪、蒋拉拢争取吴佩孚的史料等；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进步人士的调查监视情报及各地特务组织搜集的战时全国各重要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外交情报等；此外，还不乏一些重要的专题史料，如抗战初期震惊全国的“綦江战干团惨案”史料、抗战后期军统局渝特区调查所得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军统局渝特区1939年度工作报告、军统十年大事记、军统关于国民党六大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等等。这些档案，对研究抗战时期各该立档单位的机构沿革、人事变迁、工作概况及其他方面的历史，都具相当的价值，也是馆藏档案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部分。
重庆地方党政机构所属的政治政务档案。此部分档案主要有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党部、三青团重庆支团部、重庆市参议会、北碚管理局、重庆市动员委员会、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重庆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及市政府所属各职能局如警察局、社会局、工务局、卫生局、教育局、财政局、粮政局、地政局、民政局、公用局等机关的档案，共有55个全宗77629卷。其特点是数量较多，保存相当完整，在馆藏档案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们除较全面地反映了各该立档单位的机构沿革、组织概况、规章制度、会议记录、人事更迭、工作情形外，还较全面地反映了重庆自设市以来的行政区划变迁、政府机构沿革、历任长官更换、市政建设拓展、经济事业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进步的详细情况，反映了重庆地区的土地、人口、民族、宗教、风俗、帮会、赈济等社会情形，反映了抗战爆发后重庆地方党政机构一方面贯彻国民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经过与执行结果，以及自行制定的法规法令、规章制度及其贯彻执行情形，历次市政会议记录、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情况，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计划、报告、总结等等，它们是研究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重庆各方面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由于重庆在抗战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与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之故，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于抗战时期制定、颁发的一些下发性文件，如组织法规、组织章程、组织条例、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其执行情况；重庆市地方党政机构与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来往函电；国民党中央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等等，在档案中均有相当程度的反映。除此之外，抗战时期一些闻名全国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在档案中都有十分完整的记载。
例如日机轰炸重庆及重庆人民反轰炸的档案，馆藏便十分丰富。它除主要藏于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工务局、社会局、重庆市参议会、重庆市防空洞工程处和北碚管理局等全宗外，馆藏其他全宗内，几乎都有程度不一的涉及和反映。其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防空机构如重庆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袭紧急救护联合办事处、重庆防空洞管理处以及其他反空袭机构的成立经过、组织规章、机构沿革、人员状况、工作条例、工作计划、工作情形和工作报告；二是重庆地区消极防空的相关史料，特别是人口疏散的有关政策、规定、办法及其执行情形和结果，各类防空洞、沟、壕的开凿、管理和容量，空袭时期交通灯火的管制，为避免空袭损失扩大而进行的隔火巷的开辟、市区房屋的拆迁，轰炸后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对轰炸现场的消防、救灾和对受灾市民的赈济等等；三是自1938年起至1943年止近五年的时间里，日机空袭重庆主城区的经过情形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机历次轰炸重庆时的飞机架次、投弹种类及数量、市民死伤人数及财产损失状况等统计数字，此中，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惨案”的经过情形和善后处理，档案中均有翔实的反映和记载；四是重庆人民反空袭的斗争，包括战时会集于重庆的各阶层人民对日机野蛮轰炸的声讨、抗议，踊跃捐款捐物修建防空洞及救济灾民，于空袭时期不畏轰炸，坚持生产，重建家园，以及于空袭后对被灾人员和空袭救护人员的慰问等；五是重庆各部门各团体有关遭受空袭损失的详细调查、统计材料以及以此为据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文件、函电、办法、规定等等。这些档案材料，真实地揭露了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轰炸不设防城市，滥炸无辜市民的罪恶行径；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爱好和平，坚持正义、坚持抗战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否认侵华罪行和修改教科书之际，此部分档案的保藏、利用和研究，更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再如抗战时期重庆各项社会活动和社会变迁的档案，馆藏中也极为丰富完整。其主要内容有抗战时期重庆（也包括全国）众多的全国性、地方性社会团体的成立及其经过沿革、章程条例、组织概况、工作计划、工作经过、工作报告以及政府当局管理各社会团体的法规法令、政策办法等；有抗战时期于陪都重庆举行的众多的社会运动诸如各种节约献金运动、寒衣征募运动、鞋袜劳军运动、一元献机运动、春礼劳军运动、伤兵之友运动、为抗战将士书写贺年片贺年信运动等的发起经过、开展情形和最后结果的工作报告；有战时重庆人口数量每年每月变化的详细统计（包括外国人士在重庆的数量、职业、进出等统计）、人口结构（包括男女性比例、年龄、文化、籍贯）的变化、人口职业的构成以及人们思想意识、语言习惯、民俗风情的冲突和变化；有抗战时期众多节日节令的规定、来源、庆祝办法、庆祝内容和实际活动；有禁烟禁毒、禁赌禁娼的法规法令、方针政策和具体的执行情形；有提倡节约、限制消费、反对浪费的法规法令、来往电文、执行情况和具体事例；有社会救济诸如慈善宗教团体的募捐活动、难民难童的收抚教育，文艺体育及社会各界的义演义赛等；有各省旅渝同乡会、各著名大学在渝同学会等民间团体的成立、组织和活动以及政府当局的管理办法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变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当前学术界愈来愈重视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区域发展史的研究，而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活动史料在当时的报刊无暇顾及和反映而显匮乏时，此部分档案的利用、研究价值也就更显重要了。
又如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各界人民对外交往交流的档案，虽然馆藏档案中没有固定统一的全宗，但各个全宗内又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特别是重庆市政府、市党部、市警察局、市社会局、北碚管理局、行政院以及一些工厂银行全宗，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其涉及到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意大利、缅甸、印度、韩国、土耳其、巴西等数十个国家，可以说，凡是二战时期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馆藏档案都因其与中国政府亲疏关系的不一而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涉及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既有反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签订、联合国日的产生和活动、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中美、中缅、中法比瑞等文化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等，也有一些具体的微观的民间外交活动诸如外国驻华驻渝使领馆的迁建、馆址的寻觅修筑，各国驻华大使、驻渝领事到重庆的时间及政府当局的迎来送往，外国各界著名人士如居里、威尔基、华莱士、蒙巴顿夫妇等访华（主要是访问重庆）时的警卫、食宿、迎送及其在重庆期间的一般活动安排等。这些战时重庆对外交往交流的档案，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既有已办的，也有未办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繁简不一，充分体现了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在对外交往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与同情、支持我国抗战的国家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友好往来。这些都是是研究我国战时外交特别是民间对外交往交流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很受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2.司法方面的档案
此部分档案虽然只有最高法院、军委会军法机构档案汇集、军政部军法司、四川省高等法院重庆分院、重庆地方法院、北碚地方法院六个全宗，但其拥有的档案数量则多达18万余卷，约占馆藏总数的28%，起止时间为1911年至1949年，其中又以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主。此部分档案的主要特点：一是诉讼档案占此中的绝大部分，其案由涉及到盗窃、欺诈、伪造、伤害、侵占、妨碍兵役、妨害自由、妨害名誉、妨害公务、非法拘押、索贿、贪污、通缉、抢劫、债务、诬告、杀人、侮辱、渎职、烟毒、奸淫等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控告、审判、上诉过程及其材料、审判时所引用的相关法规法令等。它们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法制史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社会犯罪及其成因、各种犯罪的比率及其缘由，并通过此进而了解、研究民国社会实情等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是这部份档案的有关材料，不只涉及到重庆，而且涉及到全国各地；不只涉及到司法，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军委会、军政部、国家总动员会议、军法执行总监部等机构的组织规程、条例、大纲，历史沿革、内部组织、工作活动情形等，在这些档案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三是这部分档案对立档时期一些重要的法规法令如战时军律、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非常时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及合作法、专卖法、粮政法、地政法、兵役法等，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救国会七君子案、张笃伦妨害选举案、高秉坊贪污案、郭景琨贪污案、盛世才案等等，均有较为翔实的反映。它们除对研究民国时期法规法令和司法制度的变迁具有直接、重要的参考价值外，也对研究抗战时期的一些典型事例、重要人物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3.经济方面的档案
馆藏经济方面的档案，大体包括财政金融机构档案、工矿企业档案、邮电交通档案和商贸档案四大部分，其中尤以金融机构档案和工矿企业档案保存最为完整且最具特色和最有利用价值。现将这两部分档案分别介绍于下。
金融机构方面的档案主要包括国民党中央一级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档案，原设于重庆的各川帮银行档案，原设于东部沿海各地、抗战爆发后西迁重庆的外省各著名银行档案，以及抗战时期在重庆新成立的各银行档案及钱庄档案几大部分，共50个全宗72073卷，占整个馆藏总量的1/10强，此中又以中中交农四行及其重庆分行的档案和各川帮银行的档案最具价值。这些档案具有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保存完整、涉及面广诸特点。它们中的许多内容，不仅弥补了抗战爆发前重庆政务档案的不足，而且还远远超出了金融本身的范畴和重庆的地理界限，涉及到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聚兴诚等川帮银行于全国各重要地区如上海、南京、苏州、汉口、长沙、北京、广州、厦门、香港、成都、宜宾、万县、内江等地所设分行为开展业务而对该重要城市及周边地区所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形的调查及报告，更是研究各该城市战时政治经济及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而且对研究整个战时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研究上述各该城市在抗战时期（有的下延到1949年解放）的历史，也具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这些档案还反映了各银行的成立、资本构成及其变化、组织章程及人员更迭、经营管理及投资策略以及各银行投资其他各项事业的情形，反映了有关财政金融的法规法令、制度办法和方针政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币值、利率、汇率的发展变化情形，反映了重庆自民国初年区域性经济中心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全国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以聚兴诚银行为代表的各川帮银行的设立、发展、兴盛与衰亡过程。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又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战时及战后全国及重庆历史的其他方面，诸如四川美丰银行内的有关国家总动员会议、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文件，重庆市参议会记录，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有关重庆遭受空袭的通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文件等；川盐银行内的重庆行营文件，1937年四川旱灾民食救济会文件，政府有关当局的防空文件、新生活运动会文件、伤兵之友文件；聚兴诚银行内的有关该行与外商合组公司开发四川矿源的文件，华洋义赈会四川分会民国二十六年报告书；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内的重庆市驻扎部队一览表等等。因此，馆藏金融机构的档案，不仅是研究重庆金融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整个民国金融史特别是抗战金融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而且对研究其他各专门史也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工矿企业机构档案。馆藏此部分档案共有101个全宗81960卷，为馆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此部分档案不仅数量多，保存完整，而且内容丰富，门类齐全，几乎涉及到工业经济部门的方方面面。按工业部门分，它涉及到兵器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工业、电力工业、纺织工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等等；按经营方式分，它包括国营工业、民营工业、地方政府举办的工业等；按投资方式分，它又可分为独资、合资和股份制；从而为研究战时工业经济的各种类型和结构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此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兵工企业等国营企业的档案。馆藏有关兵工企业的档案，主要有兵工署所属的17个生产厂家，1个工程处、3个材料总库等24个全宗共39067卷；此外，馆藏经济部、经济部物资局、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全宗内，也有部分与兵工企业及生产有关的档案。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馆藏此部分档案，其成档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系统，内容之丰富齐全，为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所独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重庆市档案馆是保藏民国兵工企业档案最齐全、完整、系统的档案馆。这些档案，除了反映各生产厂家的组织规程（大纲、条例）、办事细则、组织系统、人员编制、工厂沿革、厂内员工兵夫人数及其厂务会议、生产计划、生产情形、生产经过、生产品种、生产数量等各厂自身的各方情形外；还集中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兵器工业及其他国营工业、民营工业的内迁过程，反映了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各生产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科技进步和员工管理，也反映了各生产厂家的广大员工于战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计得失、努力生产及其为支撑抗战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还反映了战时国营经济的发展对重庆地方经济以及重庆社会的巨大影响等等。此外，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相关部门如经济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等制颁的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经济措施及其举行的经济会议等宏观史料，档案中也有较翔实的反映。因此，馆藏此部分档案，对研究战时经济结构及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对研究战时中国经济发展变迁史，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
4.文教、科研、卫生方面的档案
此部分档案，共有60个全宗15116卷，虽然在馆藏抗战档案中不占主体，但对研究战时上述各专门史仍具一定参考价值，也是有关方面之专家学者必阅的史料。其中，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档案值得一述。
馆藏教育方面的档案，既有高等教育方面的，又有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方面的，还有职业教育、社会教育方面的；既有国立的，又有省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既有原本就设在重庆本土的，也有抗战爆发前后从沿海各地迁来或于抗战时期新设的。它们较全面地反映了重庆地区各种教育类型的产生、发展经过及各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作法和结果，反映了各学校的历史沿革、组织情形、教职员名单、学生名册以及课程设置等基本情况。其中，一些重点的典型事例更具特色和研究价值，如军阀混战时期重庆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诞生的背景、经过和作用；抗战爆发前夕，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于华北局势危急之际，决定于西南大后方的重庆开设南渝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的原因、背景及其影响；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于重庆北碚投资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抗战后期改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院）的动机、原因及其经过意义；抗战胜利后西南地区第一家国家级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提议、选址经过以及筹设、工作概况及其对今天重庆文化事业的影响等等；无不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三、检索工具介绍和查档指南
重庆市档案馆于建馆之初，即十分重视档案的利用工作，提出了“边接收、边整理、边利用、边建馆”的工作原则。而要方便利用，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检索工具的编制，向利用者提供方便、简捷、及时、准确的服务。为此，在1960年正式开馆前后，本馆就组织力量编写了44个立档单位的全宗介绍。这以后，为适应馆藏档案的增多和利用人数的增加以及利用者结构的变化，本馆又适时地编制了各种检索工具，以满足利用者的多方面需要。到1989年，重庆市档案馆共有全宗名册、案卷目录1105册（包括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下同）、综合目录48本、专题索引16册、专题人名索引10册、全宗介绍500余个、人物卡片172万余张、专题卡片8万余张、重要文件卡片32万余张，基本上形成了多渠道、有系统的检索体系，在全面、准确地揭示馆藏档案形式和内容的同时，又大大地方便了各个利用者的需要。其中，抗战档案90%以上均已开放，并备有各类检索工具。利用者查阅档案除了查阅全宗目录、案卷目录外，若需查找国民党党团干事、保长及军事系统上尉以上人员、各私营业主、外国驻华（在华）机构人员、社团负责人、帮会首领以及战时出国（包括预备出国）人员、归国华侨等人物及其活动，可充分利用人物卡片这一检索工具（只需提出被查者的准确姓名）；若需查找一些专门（包括专题）史料，则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专题卡片和重要文件卡片（系按照《抗战档案分类法》分类）。此外，本馆已将一些重要的档案文件目录输入电脑并上网（重庆档案信息网），利用者也可同时使用这一现代化的检索工具。
（作者：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