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抗战时期重庆市的居住分布变动
[日本]内田知行前言
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每月的人口变动及户籍类别、职业类别的变动，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了考察，但尚未对随着抗战发展市内各区的居住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因此，本文以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与空袭的关联。换言之，就是通过分析居住变动这一地域“面”的变动，来了解人们的居住（生活）是如何维持或被破坏的。本文打算从居住圈的破坏和其之后的再造这一角度，更进一步了解空袭的情况。至今为止，有关“重庆大轰炸”问题，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仅累积空袭被害的个别事例进行考察，据笔者所知，尚没有从本文这一角度进行的相同研究。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考察。首先，说明市内各区的特征；第二，根据重庆市政府和市警察局的资料系统弄清各区的居住变动情况。迫使居民居住变动剧烈的基本原因是日军的轰炸。但是，国民政府从保护居民的立场实施的两个政策也对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是“疏散政策”，另一政策是应对轰炸的防空洞建设；第三，对“疏散政策”和防空洞建设这两个决定居住变动的政治原因的效果进行考察。
一、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
描述了抗战时期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重庆市最早的中心是在长江与嘉陵江所夹半岛地区建设起来的旧城区（第1～3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把城墙拆毁，在旧城外西侧建立了新市街区（第4～7区）。1929年2月，根据国民政府“市组织法”（1928年8月制定），重庆被确立为一级行政区所辖市，开始了城市化进程。1933年，半岛区的市区范围扩张到红岩嘴至黄沙溪一线（第8区），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县城也被编入市区（第9、10区）。同时，长江南岸上游千金岩至下游苦竹林的广大地域被编为第11、12区。1941年2月开始大幅扩张市区，将半岛区西郊已经迁入许多学校和工厂的沙坪坝、瓷器口文化区编为第14区，将其西面的歌乐山地区编为第13区，将石桥铺至长江上游九龙铺的地域编为第17区。另外，还将长江北岸江北县城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6区，长江南岸第11区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5区。至此，抗战时期重庆市的市区范围大致确定。描述了市区大幅度扩大后各区的所辖镇、人口密度、各区的特征。半岛的旧城内外是一般居住区及商业、居住区。旧城内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其次是旧城外，其他地区人口密度高的还有江北/旧城内地区。有特色的是瓷器口、沙坪坝所在的第14区以及南岸的第11、12区。前者不单是学校、工厂集中的地方，而且是行政中心。后者早就是招揽工厂企业的工业区。
三、“疏散政策”与防空洞建设
1.“疏散政策”
抗战开始后，日军开始了对沿海大城市的空袭，之后扩展到内陆各城市。重庆市于1938年秋天开始开展防空运动。首先，于1938年9月设立了重庆防卫司令部，作为本市的最高防空指挥机关。1939年2月下旬，在重庆市政府内设立“紧急疏散委员会”，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3月上旬宣布“自动疏散”，3月11日开始了强制疏散。另外，还使用各种交通工具配合疏散。在此行动期间，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汽车、民船大量被调动用来支援疏散。至5月7日为止，约有25万人撤离到近郊各县。
1940年1月下旬，重庆市参议会开始针对“疏散”展开讨论。2月中旬，重庆市政府提出分期分阶段进行疏散的政策，更进一步执行强制性的疏散。封了不响应疏散的“无证居民”（没有居住证的居民）的房子。4月下旬，重庆市警察局向一般市民下达了疏散命令。5月初，为了强化疏散政策，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定了包含三个项目的“疏散办法”。6月中旬，为了使疏散顺利进行，市政府要求各种交通运输部门提供协助。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一直严格开展到8月下旬。
1941年，从3月中旬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首先将“无证居民”作为强制疏散的对象，之后更进一步强化了对他们的疏散。4月下旬以后，更是调动汽车、民船支援疏散活动，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5月下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又制定包含四个项目的“疏散办法”。决定从7月21日开始开展“疏散宣传周”活动，全面进行疏散。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也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
1942年，早在1月初，市政府就下达了疏散的通告，但对市民正式的疏散开始于2月末。4月初提出利用交通工具进行疏散。可是，疏散的推进却相当困难。5月下旬，市政府公布“执行强迫疏散人口实施要则”，并付诸实施。
日军对重庆市的轰炸在1942年以后基本停止了，但是在这之后政府还继续提倡执行疏散政策，在1943年也进行了强制的疏散。1944年4月，市政府还制定了从5月开始实施16万人规模的强制疏散计划。但是，这一年空袭一次也没有发生。1943年以后，政府已经认识到空袭的结束，但仍以此为由进行疏散，企图让市民移居郊外。可是民众没有响应，疏散政策没有取得成效也就这样结束了。
二战时期日本也执行了针对空袭的疏散政策（日语称“疏开政策”）。但是，中国的疏散政策与当时日本的“疏开政策”差异甚大。日本也是由军司令部和地方政府制定、执行计划。中国有下述几个特点。
（1）强制性大。而且疏散的对象是被称之为社会不稳定分子或是社会不良分子的“无证居民”及“无业游民”。1940年1月，重庆市发出训令，决定了分两个阶段要疏散的对象。第一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职业者；2，无生活连带关系之老弱妇孺；3，与抗战无关之自由职业者；4，已疏散之中央机关、地方机关不必留渝之职员及其眷属；5，摊贩商人。”第二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治安勤务与负有交通通信责任之公务人员及其眷属；2，中资产以上工商厂号、不必留渝之店员及其眷属；3，各娱乐场所之无证演艺员。”要疏散对象的典型是“算命”，市警察局1941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有“彻底疏散卜筮星相”这一条目。其理由如下：“卜筮星相等人民，小则传播迷信、大则顺逆通奸，此类人民潜迹于市内者甚多。前经卫戍总部规定，对市内此项人民严厉执行疏散。”对“无业游民”，市政府1941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道：“凡应行疏散之市民如系无业游民得拘留报请着其服兵役”。也就是实行“不响应疏散就抓去服兵役”的方针。而居民中有相当多的“无证居民”（1940年12月～1941年2月有56%～59%），这一点笔者已在其他论文中进行了论述。据警察局的调查，在1943年10～12月期间，半岛部第4、7、8区、江北第10、16区和水上区壮丁28909人中有1949人是“无业游民”（相当于6.7%）。疏散的实际情况是将市内的人口从稠密区域迁往重庆周边各县。因此制定了“对于无居住证人民，仍须继续督促疏散，并禁止入境”的方针，即“不许返回”的方针。
（2）疏散地域广。1938年11月，国民政府“重庆难民总站”决定的作为“疏散地点”的地域包括重庆市周边相当广阔的地域。具体有江北、长江南岸（巴县）、璧山、永川、合江、綦江、江津、来凤驿、邮亭铺、荣昌、李市镇、隆昌、内江、松坎、泸州、纳溪、江安、南溪、宜宾、合川等。包括泸州、纳溪、内江、南溪、宜宾等远离地在内有相当多的地点被定为疏散候补地。但是，这些并非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于是，在1939年2月，重庆市社会局将江北、巴县等近郊各县设定为“疏散区”。另外，1940年重庆市制定的《重庆市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决定将江北、巴县乡区、江津、璧山、铜梁、永川、綦江、涪陵、长寿等县作为暂定的“疏散地点”，要求难民“在上列指定安置地区以内，得自由申请择定”。
以上论述了重庆市疏散政策的开展过程和特点。疏散的宏观情况，目前限于资料不足尚不清楚。换个视角，那些被选定为“疏散地点”的重庆市周边各县的人口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39年，重庆市在与其接邻的巴县和江北县设立了“迁建区”，意在用作一般居民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的疏散预定地，迁建区的范围相当于到当时巴县歌乐山以北的青木关、歇马场为止的地域及北碚一带（被定为“嘉陵江三峡村实验区”的巴县北碚乡于1942年改组为北碚管理局，等同于县）。
1940年9月以后和1941年2～3月期间，随着江北、巴县的所辖区域逐渐被划入重庆市，两县的面积及原始人口都有所减少。江北的人口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为止持续减少，之后增减反复不定。巴县的人口在1938年急剧减少，1941年又继续减少，之后一直到1944年为止持续增加。尽管县域大规模缩小，但从两县1941年的人口都减少得十分少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这是由于有“疏散”人口的迁入，还使得翌年的人口也有所增加。江北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男丁被征召入伍迁出去，巴县也应该有同样的现象发生。当然也应该有“疏散者”往重庆的回流以及对这些县的轰炸造成的二次“疏散”的情况。因此，要从这些人口变动了解“疏散”的效果十分困难。计算出了从疏散高涨到结束的人口增减。在“疏散”县、地区当中，有巴县、璧山、北碚管理局这些人口增加的地方，也有江北、涪陵、长寿等人口减少了许多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三个县人口的迁出超过迁入。与从1941年秋天开始重庆市人口的持续增加相对应，许多“疏散县”的人口持续减少，这也说明了疏散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而人口规模十分小的北碚管理局却发生了显著的人口增长，这应该是“疏散”的成果。不过，如后文所述，北碚防空设备完善，本身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城市，因此能够保障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居住和开展经济活动。也正因为是个小城市，所以也经常有许多交易和就业机会。
2.防空洞建设
配备空军部队和高射炮基地迎击防御敌机空袭的方针被称为积极的防空政策，而为保护一般居民的生命财产修建防空设施的方针被称为消极的防空政策。限于篇幅，本文对前者的考察只好割爱，就后者进行考察。消极的防空政策从引入灯火管制度、空袭警报系统开始，包括着手进行作为避难管制系统一部分的防空设施建设。1937年9月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市半岛地区修建防空壕及公有、私有防空洞。同年12月下旬，以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成渝铁路工程三者为主体，开始在半岛地区的旧城内进行大规模的防空大隧道测量调查。1938年8月2日，举行了大隧道的开工仪式，开始进行开凿。另外，从这一年开始，江北、南岸各区也着手开凿防空壕、洞。虽然由于1939年5月初的大轰炸，防空设施建设遭受了打击，但是同年8月设立了“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积极地开展了隧道和防空洞建设。可是，由于市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建设时断时续。
1941年6月发生的“大隧道惨案”给了防空设施建设很大的教训。第一，7月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成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专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壕及隧道工作，组织清洁队负责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洁事宜；第二，命令民间自己修筑私有防空洞，否则就将进行强制疏散，即“限令各大旅馆、餐厅、医院、娱乐场所、公司、工厂、行号等在1942年3月前一律建筑防空壕、洞，否则即勒令疏散。”1943年7月末、蒋介石发布了“以后重庆市区新辟之防空洞，无论公私应先呈请核准”的命令。这其实是在事实上下达了停止防空洞建设的命令，8月20号以后市内的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
重庆市的防空洞设施建设是怎样进展的呢？1940年（月不详）是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的数据，1941年10月是同年6月的“大隧道惨案”发生的4个月之后，即防空设施建设积极开展以来的3个月之后的数据。虽然该表没有统计，但1943年11月有关防空设施的数据与1944年12月的数据基本上相同。例如，1943年11月，“公共防空洞”有280个、“私有防空洞”1531个，合计1811个，可以收容人数达420018人。如上述，这是由于1943年8月以后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的原因。
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和以后的地区名称有一些差异。扩张以前，半岛地区的郊外即扩张以后的第13、14、17区称为“郊外区”，扩张以后的江北第16区称为“江北分局”，扩张以后的南岸第15区称为“南岸分局”。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这些地区在行政划分上尚未被编入重庆市，而属于“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所管辖的地域。另外，当时没有准备水上居民的防空洞，而他们的数据在1941年的资料中被作为“特别区”统计。由于作为码头生活者的这群人没有修筑“私有防空洞”的能力，所以政府为其修筑了“公共防空洞”。
第一，当初积极修建了许多“公共防空洞”，但是后来由于有些防空洞设备质量低劣而被淘汰，数量减少了许多；第二，防空洞建设的重心是被区分为“机关洞”、“保甲洞”、“保民洞”的“私有防空洞”。但是，各种“私有防空洞”的设备质量相差极大，而且利用也很不公平。
以居民1000人为基准，统计出了各区的防空洞可能收容者的比率。这里仅从量的方面讨论，各区大体上都是在遭遇惨案后的1941年秋天比率最高，可收容过半的居民。据笔者分析，“过半的居民”这一可能收容者比率，是满足根据空袭受害构建的安全防御之必要条件。北碚管理局模仿重庆市的空袭受害情况，从1940年起开始全力修建防空洞。1941年修建完成了防空洞61个，可收容4.2万人（1941年7月的人口约为8万人）。防空洞建设达到这种规模后，北碚没有再因空袭受害。但是此后重庆市内的可能收容者比率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空袭结束后总人口骤及1943年8月以后防空设施建设停止的关系。
防空洞建设工程停止后的保护维修工作十分松懈。1944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公布了关于防空洞质量的调查结果，内容显示“防空洞内险情严重、急需维护”。此后，政府设立了“防空洞改善委员会”，从民间募集修理费用。但是由于费用不足，修复工作受到挫折。
结语
本文考察了随着抗战的推进，重庆市内各区居住状况的变化。通过分析各区居住变动的统计数据，明确了大轰炸造成难民的情况，并推断了难民向郊外地区的“疏散”和向市区的再流入动向。国民政府执行了“疏散政策”和进行了防空洞设施建设，但就笔者的理解，前者不过是等同于要社会弱势群体立即从重庆市内退出的命令。由于没有获得支持，这项政策遭受挫折。而另一方面，防空洞的建设则保障了在轰炸后的废墟上再开展经济活动。这也是“疏散”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是，无论是“疏散”也好，防空洞建设也罢，国民党对政府、企业和一般庶民的政策都不同，存在不公平现象。
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对一般居民的“疏散”和防空情况进行了考察。但如果能将政府（政府官员）、军队、基干企业的“疏散”和防空情况也统计出来进行比较分析的话，应该会更有意义。政府官员和有资产者的“疏散”情况是，市内拥有住房，在空袭激烈时期便移居郊外的别墅暂住。例如蒋介石，他从1938年12月移居重庆后，一直到1946年4月末都在重庆指导抗战。蒋在市内的唯一官邸位于旧城外新市街地第6区的曾家岩附近。在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去后还开始利用位于第13区风景区歌乐山的林森公邸。另外蒋还在南岸拥有两套别墅，一套是能俯瞰重庆市区、位于第11区南山镇的黄山别墅，另一套是在巴县南泉镇西部幽静森林里建造的官邸。而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则位于第一官邸附近、第6区的学田湾。蒋介石遭遇空袭也反复进行“疏散”，但和民众的“疏散”却有着天壤之别。蒋可以搭乘在重庆最初制造的小轿车前往南岸海棠溪的船舶渡口，然后乘公用车走1939年4月开通抵达南温泉的公路急速逃离空袭地。有关政府官员和有资产者的“疏散”和防空问题将在它文中另作讨论。
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每月的人口变动及户籍类别、职业类别的变动，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了考察，但尚未对随着抗战发展市内各区的居住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因此，本文以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与空袭的关联。换言之，就是通过分析居住变动这一地域“面”的变动，来了解人们的居住（生活）是如何维持或被破坏的。本文打算从居住圈的破坏和其之后的再造这一角度，更进一步了解空袭的情况。至今为止，有关“重庆大轰炸”问题，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仅累积空袭被害的个别事例进行考察，据笔者所知，尚没有从本文这一角度进行的相同研究。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考察。首先，说明市内各区的特征；第二，根据重庆市政府和市警察局的资料系统弄清各区的居住变动情况。迫使居民居住变动剧烈的基本原因是日军的轰炸。但是，国民政府从保护居民的立场实施的两个政策也对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是“疏散政策”，另一政策是应对轰炸的防空洞建设；第三，对“疏散政策”和防空洞建设这两个决定居住变动的政治原因的效果进行考察。
一、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
描述了抗战时期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重庆市最早的中心是在长江与嘉陵江所夹半岛地区建设起来的旧城区（第1～3区）。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把城墙拆毁，在旧城外西侧建立了新市街区（第4～7区）。1929年2月，根据国民政府“市组织法”（1928年8月制定），重庆被确立为一级行政区所辖市，开始了城市化进程。1933年，半岛区的市区范围扩张到红岩嘴至黄沙溪一线（第8区），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县城也被编入市区（第9、10区）。同时，长江南岸上游千金岩至下游苦竹林的广大地域被编为第11、12区。1941年2月开始大幅扩张市区，将半岛区西郊已经迁入许多学校和工厂的沙坪坝、瓷器口文化区编为第14区，将其西面的歌乐山地区编为第13区，将石桥铺至长江上游九龙铺的地域编为第17区。另外，还将长江北岸江北县城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6区，长江南岸第11区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5区。至此，抗战时期重庆市的市区范围大致确定。描述了市区大幅度扩大后各区的所辖镇、人口密度、各区的特征。半岛的旧城内外是一般居住区及商业、居住区。旧城内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其次是旧城外，其他地区人口密度高的还有江北/旧城内地区。有特色的是瓷器口、沙坪坝所在的第14区以及南岸的第11、12区。前者不单是学校、工厂集中的地方，而且是行政中心。后者早就是招揽工厂企业的工业区。
三、“疏散政策”与防空洞建设
1.“疏散政策”
抗战开始后，日军开始了对沿海大城市的空袭，之后扩展到内陆各城市。重庆市于1938年秋天开始开展防空运动。首先，于1938年9月设立了重庆防卫司令部，作为本市的最高防空指挥机关。1939年2月下旬，在重庆市政府内设立“紧急疏散委员会”，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3月上旬宣布“自动疏散”，3月11日开始了强制疏散。另外，还使用各种交通工具配合疏散。在此行动期间，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汽车、民船大量被调动用来支援疏散。至5月7日为止，约有25万人撤离到近郊各县。
1940年1月下旬，重庆市参议会开始针对“疏散”展开讨论。2月中旬，重庆市政府提出分期分阶段进行疏散的政策，更进一步执行强制性的疏散。封了不响应疏散的“无证居民”（没有居住证的居民）的房子。4月下旬，重庆市警察局向一般市民下达了疏散命令。5月初，为了强化疏散政策，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定了包含三个项目的“疏散办法”。6月中旬，为了使疏散顺利进行，市政府要求各种交通运输部门提供协助。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一直严格开展到8月下旬。
1941年，从3月中旬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首先将“无证居民”作为强制疏散的对象，之后更进一步强化了对他们的疏散。4月下旬以后，更是调动汽车、民船支援疏散活动，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5月下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又制定包含四个项目的“疏散办法”。决定从7月21日开始开展“疏散宣传周”活动，全面进行疏散。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也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
1942年，早在1月初，市政府就下达了疏散的通告，但对市民正式的疏散开始于2月末。4月初提出利用交通工具进行疏散。可是，疏散的推进却相当困难。5月下旬，市政府公布“执行强迫疏散人口实施要则”，并付诸实施。
日军对重庆市的轰炸在1942年以后基本停止了，但是在这之后政府还继续提倡执行疏散政策，在1943年也进行了强制的疏散。1944年4月，市政府还制定了从5月开始实施16万人规模的强制疏散计划。但是，这一年空袭一次也没有发生。1943年以后，政府已经认识到空袭的结束，但仍以此为由进行疏散，企图让市民移居郊外。可是民众没有响应，疏散政策没有取得成效也就这样结束了。
二战时期日本也执行了针对空袭的疏散政策（日语称“疏开政策”）。但是，中国的疏散政策与当时日本的“疏开政策”差异甚大。日本也是由军司令部和地方政府制定、执行计划。中国有下述几个特点。
（1）强制性大。而且疏散的对象是被称之为社会不稳定分子或是社会不良分子的“无证居民”及“无业游民”。1940年1月，重庆市发出训令，决定了分两个阶段要疏散的对象。第一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职业者；2，无生活连带关系之老弱妇孺；3，与抗战无关之自由职业者；4，已疏散之中央机关、地方机关不必留渝之职员及其眷属；5，摊贩商人。”第二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治安勤务与负有交通通信责任之公务人员及其眷属；2，中资产以上工商厂号、不必留渝之店员及其眷属；3，各娱乐场所之无证演艺员。”要疏散对象的典型是“算命”，市警察局1941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有“彻底疏散卜筮星相”这一条目。其理由如下：“卜筮星相等人民，小则传播迷信、大则顺逆通奸，此类人民潜迹于市内者甚多。前经卫戍总部规定，对市内此项人民严厉执行疏散。”对“无业游民”，市政府1941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道：“凡应行疏散之市民如系无业游民得拘留报请着其服兵役”。也就是实行“不响应疏散就抓去服兵役”的方针。而居民中有相当多的“无证居民”（1940年12月～1941年2月有56%～59%），这一点笔者已在其他论文中进行了论述。据警察局的调查，在1943年10～12月期间，半岛部第4、7、8区、江北第10、16区和水上区壮丁28909人中有1949人是“无业游民”（相当于6.7%）。疏散的实际情况是将市内的人口从稠密区域迁往重庆周边各县。因此制定了“对于无居住证人民，仍须继续督促疏散，并禁止入境”的方针，即“不许返回”的方针。
（2）疏散地域广。1938年11月，国民政府“重庆难民总站”决定的作为“疏散地点”的地域包括重庆市周边相当广阔的地域。具体有江北、长江南岸（巴县）、璧山、永川、合江、綦江、江津、来凤驿、邮亭铺、荣昌、李市镇、隆昌、内江、松坎、泸州、纳溪、江安、南溪、宜宾、合川等。包括泸州、纳溪、内江、南溪、宜宾等远离地在内有相当多的地点被定为疏散候补地。但是，这些并非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于是，在1939年2月，重庆市社会局将江北、巴县等近郊各县设定为“疏散区”。另外，1940年重庆市制定的《重庆市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决定将江北、巴县乡区、江津、璧山、铜梁、永川、綦江、涪陵、长寿等县作为暂定的“疏散地点”，要求难民“在上列指定安置地区以内，得自由申请择定”。
以上论述了重庆市疏散政策的开展过程和特点。疏散的宏观情况，目前限于资料不足尚不清楚。换个视角，那些被选定为“疏散地点”的重庆市周边各县的人口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39年，重庆市在与其接邻的巴县和江北县设立了“迁建区”，意在用作一般居民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的疏散预定地，迁建区的范围相当于到当时巴县歌乐山以北的青木关、歇马场为止的地域及北碚一带（被定为“嘉陵江三峡村实验区”的巴县北碚乡于1942年改组为北碚管理局，等同于县）。
1940年9月以后和1941年2～3月期间，随着江北、巴县的所辖区域逐渐被划入重庆市，两县的面积及原始人口都有所减少。江北的人口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为止持续减少，之后增减反复不定。巴县的人口在1938年急剧减少，1941年又继续减少，之后一直到1944年为止持续增加。尽管县域大规模缩小，但从两县1941年的人口都减少得十分少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这是由于有“疏散”人口的迁入，还使得翌年的人口也有所增加。江北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男丁被征召入伍迁出去，巴县也应该有同样的现象发生。当然也应该有“疏散者”往重庆的回流以及对这些县的轰炸造成的二次“疏散”的情况。因此，要从这些人口变动了解“疏散”的效果十分困难。计算出了从疏散高涨到结束的人口增减。在“疏散”县、地区当中，有巴县、璧山、北碚管理局这些人口增加的地方，也有江北、涪陵、长寿等人口减少了许多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三个县人口的迁出超过迁入。与从1941年秋天开始重庆市人口的持续增加相对应，许多“疏散县”的人口持续减少，这也说明了疏散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而人口规模十分小的北碚管理局却发生了显著的人口增长，这应该是“疏散”的成果。不过，如后文所述，北碚防空设备完善，本身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城市，因此能够保障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居住和开展经济活动。也正因为是个小城市，所以也经常有许多交易和就业机会。
2.防空洞建设
配备空军部队和高射炮基地迎击防御敌机空袭的方针被称为积极的防空政策，而为保护一般居民的生命财产修建防空设施的方针被称为消极的防空政策。限于篇幅，本文对前者的考察只好割爱，就后者进行考察。消极的防空政策从引入灯火管制度、空袭警报系统开始，包括着手进行作为避难管制系统一部分的防空设施建设。1937年9月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市半岛地区修建防空壕及公有、私有防空洞。同年12月下旬，以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成渝铁路工程三者为主体，开始在半岛地区的旧城内进行大规模的防空大隧道测量调查。1938年8月2日，举行了大隧道的开工仪式，开始进行开凿。另外，从这一年开始，江北、南岸各区也着手开凿防空壕、洞。虽然由于1939年5月初的大轰炸，防空设施建设遭受了打击，但是同年8月设立了“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积极地开展了隧道和防空洞建设。可是，由于市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建设时断时续。
1941年6月发生的“大隧道惨案”给了防空设施建设很大的教训。第一，7月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成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专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壕及隧道工作，组织清洁队负责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洁事宜；第二，命令民间自己修筑私有防空洞，否则就将进行强制疏散，即“限令各大旅馆、餐厅、医院、娱乐场所、公司、工厂、行号等在1942年3月前一律建筑防空壕、洞，否则即勒令疏散。”1943年7月末、蒋介石发布了“以后重庆市区新辟之防空洞，无论公私应先呈请核准”的命令。这其实是在事实上下达了停止防空洞建设的命令，8月20号以后市内的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
重庆市的防空洞设施建设是怎样进展的呢？1940年（月不详）是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的数据，1941年10月是同年6月的“大隧道惨案”发生的4个月之后，即防空设施建设积极开展以来的3个月之后的数据。虽然该表没有统计，但1943年11月有关防空设施的数据与1944年12月的数据基本上相同。例如，1943年11月，“公共防空洞”有280个、“私有防空洞”1531个，合计1811个，可以收容人数达420018人。如上述，这是由于1943年8月以后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的原因。
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和以后的地区名称有一些差异。扩张以前，半岛地区的郊外即扩张以后的第13、14、17区称为“郊外区”，扩张以后的江北第16区称为“江北分局”，扩张以后的南岸第15区称为“南岸分局”。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这些地区在行政划分上尚未被编入重庆市，而属于“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所管辖的地域。另外，当时没有准备水上居民的防空洞，而他们的数据在1941年的资料中被作为“特别区”统计。由于作为码头生活者的这群人没有修筑“私有防空洞”的能力，所以政府为其修筑了“公共防空洞”。
第一，当初积极修建了许多“公共防空洞”，但是后来由于有些防空洞设备质量低劣而被淘汰，数量减少了许多；第二，防空洞建设的重心是被区分为“机关洞”、“保甲洞”、“保民洞”的“私有防空洞”。但是，各种“私有防空洞”的设备质量相差极大，而且利用也很不公平。
以居民1000人为基准，统计出了各区的防空洞可能收容者的比率。这里仅从量的方面讨论，各区大体上都是在遭遇惨案后的1941年秋天比率最高，可收容过半的居民。据笔者分析，“过半的居民”这一可能收容者比率，是满足根据空袭受害构建的安全防御之必要条件。北碚管理局模仿重庆市的空袭受害情况，从1940年起开始全力修建防空洞。1941年修建完成了防空洞61个，可收容4.2万人（1941年7月的人口约为8万人）。防空洞建设达到这种规模后，北碚没有再因空袭受害。但是此后重庆市内的可能收容者比率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空袭结束后总人口骤及1943年8月以后防空设施建设停止的关系。
防空洞建设工程停止后的保护维修工作十分松懈。1944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公布了关于防空洞质量的调查结果，内容显示“防空洞内险情严重、急需维护”。此后，政府设立了“防空洞改善委员会”，从民间募集修理费用。但是由于费用不足，修复工作受到挫折。
结语
本文考察了随着抗战的推进，重庆市内各区居住状况的变化。通过分析各区居住变动的统计数据，明确了大轰炸造成难民的情况，并推断了难民向郊外地区的“疏散”和向市区的再流入动向。国民政府执行了“疏散政策”和进行了防空洞设施建设，但就笔者的理解，前者不过是等同于要社会弱势群体立即从重庆市内退出的命令。由于没有获得支持，这项政策遭受挫折。而另一方面，防空洞的建设则保障了在轰炸后的废墟上再开展经济活动。这也是“疏散”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是，无论是“疏散”也好，防空洞建设也罢，国民党对政府、企业和一般庶民的政策都不同，存在不公平现象。
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对一般居民的“疏散”和防空情况进行了考察。但如果能将政府（政府官员）、军队、基干企业的“疏散”和防空情况也统计出来进行比较分析的话，应该会更有意义。政府官员和有资产者的“疏散”情况是，市内拥有住房，在空袭激烈时期便移居郊外的别墅暂住。例如蒋介石，他从1938年12月移居重庆后，一直到1946年4月末都在重庆指导抗战。蒋在市内的唯一官邸位于旧城外新市街地第6区的曾家岩附近。在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死去后还开始利用位于第13区风景区歌乐山的林森公邸。另外蒋还在南岸拥有两套别墅，一套是能俯瞰重庆市区、位于第11区南山镇的黄山别墅，另一套是在巴县南泉镇西部幽静森林里建造的官邸。而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则位于第一官邸附近、第6区的学田湾。蒋介石遭遇空袭也反复进行“疏散”，但和民众的“疏散”却有着天壤之别。蒋可以搭乘在重庆最初制造的小轿车前往南岸海棠溪的船舶渡口，然后乘公用车走1939年4月开通抵达南温泉的公路急速逃离空袭地。有关政府官员和有资产者的“疏散”和防空问题将在它文中另作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