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抗战文学和重庆文化——一个台湾“外省人”的观点
[中国台湾]张汉良抗战文学在文类划分上，属于一个层次复杂的特殊的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它同时包括了文学断代问题，如：到底抗战文学应当如何作年代的划分？主题学问题，如：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就是抗战文学吗？写在战争期中发生的其他事情，算不算抗战文学？以及更复杂的文学定义问题，比方说，到底可不可以根据情节、故事，还是人物、背景来界说某种文学范畴？在比较文学研究上，它涉及到国别文学中的特殊区域文学现象。上述各种问题，需要详细的论辩与厘清。如果我们把抗战文学定位在重庆，它显然又涉及到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重庆作为抗战基地的历史事实，以及重庆师范学大作为抗战文史研究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我对重庆有特殊的感情，也许不妨就从重庆开始谈。我从小就是讲四川话长大的，大学以后，才和父母讲他们的方言山东话。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讲四川话？这是内地读者很难理解和想象的。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后，重庆文化在台湾各地继续发展。大家都知道，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之后，撤退到重庆作为抗战的基地，因此这段历史，也是国民党政府参与建构的历史。几十年前，台湾人流行说重庆精神。现在很少人知道这句话了。我小时候，听说的重庆精神，就是全民抗战精神。这也许和今天所谓的重庆精神不大一样，重庆精神言人人殊。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移民精神。因为抗战期间许多外省人，撤退到重庆，被称为下江人。这句话有点像台北人称呼台湾南部人为下港人一样。他们建构了多元的重庆文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文化，在台湾获得一种延续。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有相当一部分四川人，尤其是重庆人。他们多半是空军眷属，因为当年国民政府的空军撤退到重庆。这些空军官兵，娶了川娃儿，在1949年，他们随着部队到了台湾，发展出独特的眷村文化。在五六十年代，眷村的官方语言，不是普通话或者台湾话说的国语，而是四川话，严格地说，应当是重庆话。就这点而言，重庆语言在台湾获得延续。
虽然这个现象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但重庆文化对后来台湾这个移民社会文化的多元性，肯定有部分影响。就文学而言，眷村文化竟然在台湾发展出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眷村文学。几个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张大春和袁琼琼，他们未必是四川人，但多少受到重庆语言生活习惯的影响。这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都可以看出来。前几年有人开始研究台湾的眷村文学；这一两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制作电影和戏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种情形下，重庆文化似乎又可以扩大了，而且和台湾发生了密切的结合。
现在让我回到抗战文学这个题目。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扩大范围，走出重庆的历史框架，把台湾纳入讨论的范围，大概有下面几个方向可以切入。
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广大的沦陷区的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个沦陷区包括早在1895年就已经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后来的伪满洲国，以及战争期间国际色彩浓厚的上海等地区。如此一来，我们的文学视野无形中便扩大了。各位都熟知的作家张爱玲，便是有名的沦陷区作家。
台湾的情况尤其特殊，由于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中文作为创作语言是相对的弱势，被殖民的台湾作家即使学习汉字，或者用它来创作，都属于地下的活动，作家绝对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写抗战文学。从这个观点而言，台湾的抗战文学应该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一本日本小说，是德富芦花（1868-1927）的《不如归》（1900，林纾中译1909），情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让我始终模糊地记得中间的一段对话，男主角说：“我希望到台湾去……”那时台湾才割让给日本不久，显然台、日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如果台湾没有抗日文学，那是否表示在50年的统治中，台湾没有抗日的行为呢？这种推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经发生过雾社事件以及许多其他抗日事件。据台湾史学者张炎宪观察，台湾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反抗运动，是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装抗日运动时期；后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运动时期，如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赴日请愿设立台湾自治议会。据总督府统计，殖民时期，台湾当地的武装抗日行动共有14起。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地成为文学的题材。
另外有一个在台湾相当为人熟知的文学类型，称作高砂文学。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有相当数目的原住民，或称高山族，被征召训练派往南洋，参加太平洋战争，今天一般人称呼他们为高砂部队。
由于这些高山族，在血缘上，和在太平洋岛屿的马来裔接近，生活习惯也接近。因此日本人特别训练他们，派往南洋作战，战死的人数不少。以高砂部队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出名。早年有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近年有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等史诗性小说。这些作品的盛行，甚至可以从附录的网络文学看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高砂文学定位？如何把它和抗战文学挂钩？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沦陷区文学”的观点来切入。前面我谈到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的现象，也曾经提出台湾文学是否可以归属于沦陷区文学。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历史断代的问题。一般人把抗日战争的时间定位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这段期间，为时一共八年。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八年抗战。但是沦陷区的历史远远超过这八年抗战的历史。就中国大陆而言，有人从918事变开始算起，把抗战文学扩大到1931到1945年。这个说法也没有太多人怀疑。一旦我们把台湾纳入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断代的困扰。
严格说来，台湾不属于沦陷区。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和香港一样，是殖民地，而不是二战期间的沦陷区。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可以算是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因为当时的官方语是日语，老百姓使用的语言则是闽南语，或者说台湾话。前面曾提到，中文或者当时所称的汉文，只能在民间和地下流传。这种语言的分裂现象，使得作家创作时，要做一种存在的抉择：到底是使用日文创作？还是使用中文创作？我认识的许多作家，包括笠诗社的早期诗人，如桓夫，开始写作时，是使用日文的，台湾光复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用中文创作。和他类似的作家不在少数，包括吴浊流，他们用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妾身未明。到底属于日本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在大陆上的学者可能无从关心，因为他们不熟悉。
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张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是2005年一个学术会议论文的结集。他所处理的沦陷区，包括北平（北京）、东北和上海。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篇论文竟然讨论《沦陷时期北平台湾文化人的主要心态》。这是本书唯一讨论到台湾形象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何标，以老沦陷区称呼抗日战争之前的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和香港、澳门的情况一样，台湾是满清政府割让给外国的——除非我们重新定义“沦陷”这两个字。当年台籍青年不甘心在日本统治下，接受安全的日式教育，并且需要服兵役，成为日本军人。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来到北京，念书或留下来担任教职。日据时代台湾学生无法选择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念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的青年人大多数来到大陆。有两位曾经做过我的老师，一位是洪炎秋，另外一位是林朝棨。这两位早年在北京教书，1949年之后撤退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教书。
由于台湾长期接受日本的统治，在日本法律上属于日本国民，作家自然不敢公开写反抗日本的文学。这使得研究台湾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台湾文学和欧战沦陷在德国统治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不同，没有抗战文学。北京社科院的学者张泉，曾经撰写论文，认为台湾皇民化时期的文学，不属于沦陷区文学。他的看法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一期）。最近几年，大陆的学者，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研究，也着力甚深。下面几位学者有相当的贡献：陈小冲、粟多桂、苏光文这三位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都有一些初步的发现；此外刘德军在2005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中对这段文学史也作了简略的补充。我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涉及到海峡两岸学者对历史和文学史的不同看法，甚至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前后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是一个极端敏感的课题，需要两岸的学者，集思广益，共同合作，以便得到一个比较全盘的观察与结论。
附录
高砂百合——前高砂义勇队志愿兵南洋作战实录
（一）出征
疾行如风不动如山，我们是云豹的后裔
额头环绕百步蛇刺青，青筋在黝黑的皮肤里跳动
骁勇善战的丛林战士即将踏上征程
泰雅族人列队送行，战鼓擂动撼山震谷
回音里风起云涌天地为之动容
百合花插在军帽上，山风在枪管里唱着雄浑的进行曲
饯别的小米酒流过咽喉，命运交给神灵
环视故乡山林旷野，我们牢记着长老的叮咛
莫忘血海深仇，莫忘日人加诸于我族人的痛苦
四十多年来那些趾高气扬的统治者
曾经把我们践踏在脚下，如同蔓生的藤叶伸出层层手掌
用各种制度和苛捐税杂企图窒息我们，
我们的父祖以鲜血淋漓的双手不停地拨开缝隙
抵抗反击，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今，虽然我们被迫替仇人参战
但我们没有忘记，要活着回来，回来改写历史
立足于我们的土地作自己的主人
像百合花站在泥土里大声唱着自己的歌
覆雪的山头踮起脚尖向北方远眺，就能望见轮廓
站在运兵船甲板上，我们是一把把出鞘的弯刀年轻雪亮
透着摄人魂魄的血气，腥味的海风扑打着我们青春的发肤
海浪不时溅起船舷跟我们握手
拍着肩膀，我们彼此以坚定的眼神相互约定
只活在今生，不作来世殊途的人鬼
（二）战斗
抵达纽几内亚，随即加入战斗编制，整装待命拂晓出击
突击爆破是我们的任务，漆黑的夜幕是绝佳的迷彩
树影是我们的黑色风衣，密林间我们潜行如豹疾走如风
狡黠的身手原是出于狩猎的本能
抓起藤蔓飞身荡过山谷，如悬丝游走的蜘蛛
或者壁虎一般，徒手攀岩爬上悬崖峭壁
潜入敌军制高点阵地，仿佛梦境里突然飞出一支致命吹箭
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如鬼魅般垂天而降迅速发动攻击
在历次的行动中，我们是令敌军闻之丧胆的杀人武器
（三）存活
战争是一只不能打开来一看究竟的黑盒子
里面或许有一两片领袖发亮的头盖骨
将军的金质勋章以及几份不可告人的密约
但肯定没有安魂的符咒与和平的乐音
在飞虫必经之路蜘蛛织起网罟，然后耐心等待
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猎人埋设陷阱投置圈套，捕捉经过的猎物
在人类的战斗中，所有的诡计与布局都是为了猎杀对方
人类是绝无仅有的冷酷的兽类相互残杀搏命
猎杀人或者动物对于我们高砂族人都是相同的经验和感受
因为他们同样都会拼命，并且抵死反抗
而格斗是为了存活，存活下来的人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评论战争
军事行动中伤亡是难免的，我们是猎人同时也是猎物
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像一只闹钟
被扣扳机的手轻轻按一下就停止呼吸和脉搏
然后在逐渐失去知觉中惨然走出这场战争
（四）败退
战局逐渐明朗，我军的军事行动节节败退
败象逐一浮显，搁浅在每个军士的眼前
仿佛潮退后裸露的潮间带，水洼里满是仓皇失措的鱼虾贝类
补充兵员及军需补给逐月锐减，粮食医药管制配给
在战斗的空档，我们开始狩猎飞鼠、鸟兽，采集野芋野菜和浆果
而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军士身上悄悄旅行着
我们的战力是漏了的水壶正一点一滴消失中
苦苦支撑着我们与敌军及虫蛇疾病继续搏斗的意志
不是来自长官一再重复的训勉
而是心中坚定活着回去，见到族人的那份信念
我们盘算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日本帝国的气数
那枚有着十数道光芒的东方太阳
困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早已失去活力
等战争结束，回到故乡
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些败战的日本人和他们血腥的樱花
从我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投入太平洋
（五）原始人
有时是蜷伏在地穴里的土拨鼠，有时则是树干上折枝而息的飞鼠
在与世隔绝的密林里，我们像鼠辈般衣衫褴褛没头没脸地存活着
战斗逐渐平息，敌军不再深入密林，向我们的临时阵地推进
放松戒备，我们四处采集食物汲取饮水
像在故乡山林里那样，过着原始的生活
把野粟子捣成粉状，加入野菇和兽肉熬成鲜粥
或者调水，用文火烘焙成小饼随身带着果腹
剥下兽皮缝制衣物，采集细藤编织出鞋子
钢盔当成汤锅，长长机枪弹上晾着洗好的衣服
而各种蛇类和鼠类被捕来，没有严刑逼供没有反复侦讯
剥了皮摘除内脏就直接下锅，然后汤鲜味美地进了我们的五脏
我们的身体成为十万蛇鼠们灵魂共同皈依的神社
闲下来时，有人斜倚着树干吹口琴，有人以军刀整理茂盛的须发
更多人伸伸懒腰，然后以各种安适的姿势从容地进入梦乡
（六）投降
天皇的投降昭告果然也是从天而降
敌军飞机每日凌空洒下雪片般的传单
败战的消息使我们心中暗暗雀跃起来
虽然表面上仍必须佯装有些许哀伤
对于这样的结局，长官们其实早有预感
我们接受最后一道命令：整装，集体走出森林
就近向联军部队缴械投降
带着罹难弟兄的骨灰和遗物
列队走出密林，我们重返文明社会
在战俘营里等待遣返
（七）还乡
恶梦已经远离，浴血重生的感受恍如隔世
运兵船上我们愉悦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享受阳光和海风温柔的吹拂
远远望见能高山脉，白云盘旋如蛱蝶轻舞
我们朝北方故乡招手，那美丽的岛屿苍蓝如昔
踏上归乡路，眼眶里热泪流转
部落的山林宁静幽美，如同神话里的仙乡
我们俯身投地，亲吻着这片芬芳的泥土
活着回来，族人把百合插在我们胸前
斟上满满的小米酒，熟悉的歌舞自山谷间冉冉响起……
（作者：台湾大学外国文学名誉教授、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由于我对重庆有特殊的感情，也许不妨就从重庆开始谈。我从小就是讲四川话长大的，大学以后，才和父母讲他们的方言山东话。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讲四川话？这是内地读者很难理解和想象的。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后，重庆文化在台湾各地继续发展。大家都知道，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之后，撤退到重庆作为抗战的基地，因此这段历史，也是国民党政府参与建构的历史。几十年前，台湾人流行说重庆精神。现在很少人知道这句话了。我小时候，听说的重庆精神，就是全民抗战精神。这也许和今天所谓的重庆精神不大一样，重庆精神言人人殊。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移民精神。因为抗战期间许多外省人，撤退到重庆，被称为下江人。这句话有点像台北人称呼台湾南部人为下港人一样。他们建构了多元的重庆文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文化，在台湾获得一种延续。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有相当一部分四川人，尤其是重庆人。他们多半是空军眷属，因为当年国民政府的空军撤退到重庆。这些空军官兵，娶了川娃儿，在1949年，他们随着部队到了台湾，发展出独特的眷村文化。在五六十年代，眷村的官方语言，不是普通话或者台湾话说的国语，而是四川话，严格地说，应当是重庆话。就这点而言，重庆语言在台湾获得延续。
虽然这个现象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但重庆文化对后来台湾这个移民社会文化的多元性，肯定有部分影响。就文学而言，眷村文化竟然在台湾发展出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眷村文学。几个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张大春和袁琼琼，他们未必是四川人，但多少受到重庆语言生活习惯的影响。这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都可以看出来。前几年有人开始研究台湾的眷村文学；这一两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制作电影和戏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种情形下，重庆文化似乎又可以扩大了，而且和台湾发生了密切的结合。
现在让我回到抗战文学这个题目。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扩大范围，走出重庆的历史框架，把台湾纳入讨论的范围，大概有下面几个方向可以切入。
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广大的沦陷区的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个沦陷区包括早在1895年就已经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后来的伪满洲国，以及战争期间国际色彩浓厚的上海等地区。如此一来，我们的文学视野无形中便扩大了。各位都熟知的作家张爱玲，便是有名的沦陷区作家。
台湾的情况尤其特殊，由于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中文作为创作语言是相对的弱势，被殖民的台湾作家即使学习汉字，或者用它来创作，都属于地下的活动，作家绝对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写抗战文学。从这个观点而言，台湾的抗战文学应该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一本日本小说，是德富芦花（1868-1927）的《不如归》（1900，林纾中译1909），情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让我始终模糊地记得中间的一段对话，男主角说：“我希望到台湾去……”那时台湾才割让给日本不久，显然台、日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如果台湾没有抗日文学，那是否表示在50年的统治中，台湾没有抗日的行为呢？这种推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经发生过雾社事件以及许多其他抗日事件。据台湾史学者张炎宪观察，台湾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反抗运动，是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装抗日运动时期；后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运动时期，如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赴日请愿设立台湾自治议会。据总督府统计，殖民时期，台湾当地的武装抗日行动共有14起。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地成为文学的题材。
另外有一个在台湾相当为人熟知的文学类型，称作高砂文学。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有相当数目的原住民，或称高山族，被征召训练派往南洋，参加太平洋战争，今天一般人称呼他们为高砂部队。
由于这些高山族，在血缘上，和在太平洋岛屿的马来裔接近，生活习惯也接近。因此日本人特别训练他们，派往南洋作战，战死的人数不少。以高砂部队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出名。早年有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近年有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等史诗性小说。这些作品的盛行，甚至可以从附录的网络文学看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高砂文学定位？如何把它和抗战文学挂钩？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沦陷区文学”的观点来切入。前面我谈到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的现象，也曾经提出台湾文学是否可以归属于沦陷区文学。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历史断代的问题。一般人把抗日战争的时间定位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这段期间，为时一共八年。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八年抗战。但是沦陷区的历史远远超过这八年抗战的历史。就中国大陆而言，有人从918事变开始算起，把抗战文学扩大到1931到1945年。这个说法也没有太多人怀疑。一旦我们把台湾纳入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断代的困扰。
严格说来，台湾不属于沦陷区。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和香港一样，是殖民地，而不是二战期间的沦陷区。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可以算是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因为当时的官方语是日语，老百姓使用的语言则是闽南语，或者说台湾话。前面曾提到，中文或者当时所称的汉文，只能在民间和地下流传。这种语言的分裂现象，使得作家创作时，要做一种存在的抉择：到底是使用日文创作？还是使用中文创作？我认识的许多作家，包括笠诗社的早期诗人，如桓夫，开始写作时，是使用日文的，台湾光复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用中文创作。和他类似的作家不在少数，包括吴浊流，他们用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妾身未明。到底属于日本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在大陆上的学者可能无从关心，因为他们不熟悉。
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张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是2005年一个学术会议论文的结集。他所处理的沦陷区，包括北平（北京）、东北和上海。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篇论文竟然讨论《沦陷时期北平台湾文化人的主要心态》。这是本书唯一讨论到台湾形象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何标，以老沦陷区称呼抗日战争之前的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和香港、澳门的情况一样，台湾是满清政府割让给外国的——除非我们重新定义“沦陷”这两个字。当年台籍青年不甘心在日本统治下，接受安全的日式教育，并且需要服兵役，成为日本军人。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来到北京，念书或留下来担任教职。日据时代台湾学生无法选择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念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的青年人大多数来到大陆。有两位曾经做过我的老师，一位是洪炎秋，另外一位是林朝棨。这两位早年在北京教书，1949年之后撤退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教书。
由于台湾长期接受日本的统治，在日本法律上属于日本国民，作家自然不敢公开写反抗日本的文学。这使得研究台湾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台湾文学和欧战沦陷在德国统治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不同，没有抗战文学。北京社科院的学者张泉，曾经撰写论文，认为台湾皇民化时期的文学，不属于沦陷区文学。他的看法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一期）。最近几年，大陆的学者，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研究，也着力甚深。下面几位学者有相当的贡献：陈小冲、粟多桂、苏光文这三位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都有一些初步的发现；此外刘德军在2005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中对这段文学史也作了简略的补充。我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涉及到海峡两岸学者对历史和文学史的不同看法，甚至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前后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是一个极端敏感的课题，需要两岸的学者，集思广益，共同合作，以便得到一个比较全盘的观察与结论。
附录
高砂百合——前高砂义勇队志愿兵南洋作战实录
（一）出征
疾行如风不动如山，我们是云豹的后裔
额头环绕百步蛇刺青，青筋在黝黑的皮肤里跳动
骁勇善战的丛林战士即将踏上征程
泰雅族人列队送行，战鼓擂动撼山震谷
回音里风起云涌天地为之动容
百合花插在军帽上，山风在枪管里唱着雄浑的进行曲
饯别的小米酒流过咽喉，命运交给神灵
环视故乡山林旷野，我们牢记着长老的叮咛
莫忘血海深仇，莫忘日人加诸于我族人的痛苦
四十多年来那些趾高气扬的统治者
曾经把我们践踏在脚下，如同蔓生的藤叶伸出层层手掌
用各种制度和苛捐税杂企图窒息我们，
我们的父祖以鲜血淋漓的双手不停地拨开缝隙
抵抗反击，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今，虽然我们被迫替仇人参战
但我们没有忘记，要活着回来，回来改写历史
立足于我们的土地作自己的主人
像百合花站在泥土里大声唱着自己的歌
覆雪的山头踮起脚尖向北方远眺，就能望见轮廓
站在运兵船甲板上，我们是一把把出鞘的弯刀年轻雪亮
透着摄人魂魄的血气，腥味的海风扑打着我们青春的发肤
海浪不时溅起船舷跟我们握手
拍着肩膀，我们彼此以坚定的眼神相互约定
只活在今生，不作来世殊途的人鬼
（二）战斗
抵达纽几内亚，随即加入战斗编制，整装待命拂晓出击
突击爆破是我们的任务，漆黑的夜幕是绝佳的迷彩
树影是我们的黑色风衣，密林间我们潜行如豹疾走如风
狡黠的身手原是出于狩猎的本能
抓起藤蔓飞身荡过山谷，如悬丝游走的蜘蛛
或者壁虎一般，徒手攀岩爬上悬崖峭壁
潜入敌军制高点阵地，仿佛梦境里突然飞出一支致命吹箭
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如鬼魅般垂天而降迅速发动攻击
在历次的行动中，我们是令敌军闻之丧胆的杀人武器
（三）存活
战争是一只不能打开来一看究竟的黑盒子
里面或许有一两片领袖发亮的头盖骨
将军的金质勋章以及几份不可告人的密约
但肯定没有安魂的符咒与和平的乐音
在飞虫必经之路蜘蛛织起网罟，然后耐心等待
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猎人埋设陷阱投置圈套，捕捉经过的猎物
在人类的战斗中，所有的诡计与布局都是为了猎杀对方
人类是绝无仅有的冷酷的兽类相互残杀搏命
猎杀人或者动物对于我们高砂族人都是相同的经验和感受
因为他们同样都会拼命，并且抵死反抗
而格斗是为了存活，存活下来的人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评论战争
军事行动中伤亡是难免的，我们是猎人同时也是猎物
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像一只闹钟
被扣扳机的手轻轻按一下就停止呼吸和脉搏
然后在逐渐失去知觉中惨然走出这场战争
（四）败退
战局逐渐明朗，我军的军事行动节节败退
败象逐一浮显，搁浅在每个军士的眼前
仿佛潮退后裸露的潮间带，水洼里满是仓皇失措的鱼虾贝类
补充兵员及军需补给逐月锐减，粮食医药管制配给
在战斗的空档，我们开始狩猎飞鼠、鸟兽，采集野芋野菜和浆果
而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军士身上悄悄旅行着
我们的战力是漏了的水壶正一点一滴消失中
苦苦支撑着我们与敌军及虫蛇疾病继续搏斗的意志
不是来自长官一再重复的训勉
而是心中坚定活着回去，见到族人的那份信念
我们盘算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日本帝国的气数
那枚有着十数道光芒的东方太阳
困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早已失去活力
等战争结束，回到故乡
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些败战的日本人和他们血腥的樱花
从我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投入太平洋
（五）原始人
有时是蜷伏在地穴里的土拨鼠，有时则是树干上折枝而息的飞鼠
在与世隔绝的密林里，我们像鼠辈般衣衫褴褛没头没脸地存活着
战斗逐渐平息，敌军不再深入密林，向我们的临时阵地推进
放松戒备，我们四处采集食物汲取饮水
像在故乡山林里那样，过着原始的生活
把野粟子捣成粉状，加入野菇和兽肉熬成鲜粥
或者调水，用文火烘焙成小饼随身带着果腹
剥下兽皮缝制衣物，采集细藤编织出鞋子
钢盔当成汤锅，长长机枪弹上晾着洗好的衣服
而各种蛇类和鼠类被捕来，没有严刑逼供没有反复侦讯
剥了皮摘除内脏就直接下锅，然后汤鲜味美地进了我们的五脏
我们的身体成为十万蛇鼠们灵魂共同皈依的神社
闲下来时，有人斜倚着树干吹口琴，有人以军刀整理茂盛的须发
更多人伸伸懒腰，然后以各种安适的姿势从容地进入梦乡
（六）投降
天皇的投降昭告果然也是从天而降
敌军飞机每日凌空洒下雪片般的传单
败战的消息使我们心中暗暗雀跃起来
虽然表面上仍必须佯装有些许哀伤
对于这样的结局，长官们其实早有预感
我们接受最后一道命令：整装，集体走出森林
就近向联军部队缴械投降
带着罹难弟兄的骨灰和遗物
列队走出密林，我们重返文明社会
在战俘营里等待遣返
（七）还乡
恶梦已经远离，浴血重生的感受恍如隔世
运兵船上我们愉悦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享受阳光和海风温柔的吹拂
远远望见能高山脉，白云盘旋如蛱蝶轻舞
我们朝北方故乡招手，那美丽的岛屿苍蓝如昔
踏上归乡路，眼眶里热泪流转
部落的山林宁静幽美，如同神话里的仙乡
我们俯身投地，亲吻着这片芬芳的泥土
活着回来，族人把百合插在我们胸前
斟上满满的小米酒，熟悉的歌舞自山谷间冉冉响起……
（作者：台湾大学外国文学名誉教授、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