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的日本侵华史研究
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的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综述
张海鹏
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综合研究
孙乃民主编的《中日关系史》三卷本，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有关中日关系史著述中一部分量较重的本子。著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中日关系史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察。该书第一卷设五章，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止于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叙述自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日两国间存在的各方面的关系，尽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双方互有借鉴、互有促进。但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两国间在上述各方面存在的友好交流关系，尽管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断，仍在向前发展，但就其主流说，却发生了全面逆转。两国关系中的主导方面，是日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侵略关系，并且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加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特别是向日本人学习拯救中国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该书第二卷论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9月）止31年间的中日关系史。这段历史虽然时间跨度小，但经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等重大历史场面。因此，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中日关系史发展过程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一页，也是中日两国值得世世代代引为鉴戒的一页。该书第三卷主要论述了中日当代关系史。所谓当代中日关系史，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以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具体地讲，是指这一历史时期两国之间以政治、经济关系为基本内容，兼及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内的关系发展过程的历史。该书着重论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对于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是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中日两国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就消除了能够导致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因素。”此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它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大道越来越宽广，使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大门敞开，当代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胡德坤、韩永利合著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中国持久抗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巨大打击和制约作用，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以及印缅战场的巨大支援，对英美苏等盟国的重大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推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考察和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书中指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目的就是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目的体现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之中……但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中国抗日军民以血肉之躯和民族精神与智慧进行英勇抗战，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妄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指出：“战后初期确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总体框架，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二次大战带来的战后世界进步是战前所未有的。战后60年来，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全人类都在分享着二次大战胜利的成果。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今天，世界各国和人民享受的二次大战成果中，也渗透着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与汗水。”
王振德著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战时间最长，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作者认为：“中国战场迫使日本不可能分出应有的兵力侵占澳洲，进攻中东，夹击苏联，德意日军事协定形同废纸，法西斯侵略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军事实体。而英、美、苏各盟国之间不仅在军事上可以东西呼应；而且由于航路畅通，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战斗力量。这不仅对大战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大战的总进程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华史）
关捷等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作者认为：“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暴行。”作者通过对日军军官的回忆著述进行分析后，指出：“旅顺大屠杀惨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是亲自发布过屠杀密令的日军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是他部署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很明显，这样一次大规模持续5天之久的屠杀，如果不是日军依照战场指挥官的命令或得到更高层次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乃至日本政府、天皇的同意或批准，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史料继续出版。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是一部由315位亲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文字编辑而成的证言集。全书分别揭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6周的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被害者尸体的情况，史料翔实。这些受害者们以亲身的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确证了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吴广义编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则依据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及文字等第一手资料，采取图文互证、图随文行的方式，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态。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我国南京、台湾等地搜集了大量史料和各类档案，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包括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记录，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还收录有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研究日军侵华暴行的著作，在这个文库中占有一定分量。其中，史丁对日本关东军的侵华理论及其暴行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与梳理。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是一个十足的侵略者和战争罪犯。它犯下战争屠杀罪、反人类罪、侵略别国主权罪和领土罪、研制和使用细菌罪、化学武器罪等重大罪行。然而遗憾的是，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关东军乃至日本法西斯的许多重大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如关东军的细菌、化学战犯被掩盖起来，而其犯罪的恶果至今仍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东北仍遗留有大约200万件细菌、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对东北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关东军的犯罪问题仍在继续。”
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是辽宁境内万人坑的大型调查报告集。全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介绍日本侵华时期，在辽宁省的旅顺、平顶山、新宾等地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在抚顺、本溪、北票、阜新、大石桥、弓长岭、鸭绿江水丰水电站、大连金州龙王庙、铁岭乱石山等地开采矿藏、修建水电工程和军事工程中，进行疯狂经济掠夺、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形成了一个个大型万人坑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辽宁境内的万人坑从形成的原因上归纳，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规模屠杀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旅顺大屠杀万人坑、抚顺平顶山大屠杀万人坑和新宾境内万人坑。二是经济掠夺形成的万人坑，主要分布在各大型矿山，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本溪煤矿万人坑、北票煤矿万人坑、阜新煤矿万人坑、大石桥镁矿万人坑、弓长岭铁矿万人坑。三是修建大型工程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水丰水电站万人坑、大连金州龙王庙军事工程万人坑和铁岭乱石山军事工程万人坑。
陈先初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了日军在湖南境内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恶行，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痛史，也为当年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认定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罪提供了新的佐证。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调查后指出：“在近代战争史上，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那场侵略战争是最不人道的战争，侵华日军是一支极为残暴、极为野蛮的杀人部队。”
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运用新的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揭露与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的史书。书中通过对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以及强制劳工、对妇女的性暴行等大量“恶行”的调查，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伤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之残暴，亘古未有。”日本侵略者把华北视为“日满华经济圈”的骨干部位，不遗余力掠夺华北的财力物力以补充日本及伪满之“缺需”。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与掠夺，与其在东北的做法有所不同：一是它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统制与掠夺更加疯狂；二是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破坏与掠夺采取了毁灭政策。为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由日军扶植下的汉奸政权开展所谓的“思想战”，提倡反共、亲日、做顺民的“新民精神”，推行以“反共誓约”为中心的“新民运动”，培植奴才。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步平等学者在充分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日军实施化学战的罪行。作者指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是相当残忍的行为，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不能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进行深刻的批判，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也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杨玉林等研究了七三一部队的所谓“特别输送”问题。作者们除了引证史料，还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地大量采访受害人遗属及见证人，对日军实施的“特别输送”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实证考察与论述。日军将其拘押的抗日民众或抗日战士“定为”所谓的“特别输送对象”，由日军宪兵队将他们秘密押送给哈尔滨宪兵队，再转交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该书作者经过调查证明：“日军的细菌战实验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说，日军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隐蔽战线上的抗日志士”。作者强调：“‘特别输送’是日军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第一步、关键环节。它最直接、最明显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野蛮、反人类、反人道本性。”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伪政权研究，近年也有新作问世。余子道等著的《汪伪政权全史》和郭贵儒等著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代表作。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策略。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关内扶植建立的最大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登台”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沦陷区最大的傀儡政权。这些伪政权在协助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和扩大侵略等方面曾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以上著作研究了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兴亡历史，对该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勾勒出该伪政权的演变情况，剖析了其汉奸理论的反动性，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和新事证，进一步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欺骗性和暴虐性。
周瑞海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论述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过程。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是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回族史上的重要内容。“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种当代意识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这一点，在回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指出：“大敌当前，回汉人民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发，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从中华大地上消灭日本侵略者，回汉各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携手抗日。这说明回族人民认识到回汉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回汉人民、回汉革命战士尤其是回汉先进分子的团结合作分不开。”
李广民著的《准战争状态研究》，是把国际法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从九一八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虽多次在中国挑起武装冲突，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更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无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自卫抗战的中国，都没有明确表示开战的意向，日本始终坚持按“事变”处理中日关系，国民党政府也迟至1941年12月才公开对日宣战。这种有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存在，而交战双方却都不愿将其宣布为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就是所谓“准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际法是如何适用的？为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国联在制度安排和各方的作为到底怎样？卢沟桥事变后，处理中日纠纷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为什么相继失败？日本扶持伪满洲国，谋求国际承认，有什么国际法的含义？日本“不宣而战”，国民党政府“战而不宣”，日本发表的“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国民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其国际法的含义如何？研究者查阅了中日双方的历史档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张海鹏
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综合研究
孙乃民主编的《中日关系史》三卷本，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有关中日关系史著述中一部分量较重的本子。著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中日关系史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察。该书第一卷设五章，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止于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叙述自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日两国间存在的各方面的关系，尽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双方互有借鉴、互有促进。但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两国间在上述各方面存在的友好交流关系，尽管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断，仍在向前发展，但就其主流说，却发生了全面逆转。两国关系中的主导方面，是日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侵略关系，并且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加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特别是向日本人学习拯救中国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该书第二卷论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9月）止31年间的中日关系史。这段历史虽然时间跨度小，但经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等重大历史场面。因此，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中日关系史发展过程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一页，也是中日两国值得世世代代引为鉴戒的一页。该书第三卷主要论述了中日当代关系史。所谓当代中日关系史，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以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具体地讲，是指这一历史时期两国之间以政治、经济关系为基本内容，兼及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内的关系发展过程的历史。该书着重论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对于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是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中日两国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就消除了能够导致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因素。”此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它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大道越来越宽广，使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大门敞开，当代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胡德坤、韩永利合著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中国持久抗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巨大打击和制约作用，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以及印缅战场的巨大支援，对英美苏等盟国的重大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推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考察和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书中指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目的就是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目的体现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之中……但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中国抗日军民以血肉之躯和民族精神与智慧进行英勇抗战，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妄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作者指出：“战后初期确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总体框架，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二次大战带来的战后世界进步是战前所未有的。战后60年来，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全人类都在分享着二次大战胜利的成果。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今天，世界各国和人民享受的二次大战成果中，也渗透着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与汗水。”
王振德著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战时间最长，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作者认为：“中国战场迫使日本不可能分出应有的兵力侵占澳洲，进攻中东，夹击苏联，德意日军事协定形同废纸，法西斯侵略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军事实体。而英、美、苏各盟国之间不仅在军事上可以东西呼应；而且由于航路畅通，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战斗力量。这不仅对大战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大战的总进程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华史）
关捷等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作者认为：“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暴行。”作者通过对日军军官的回忆著述进行分析后，指出：“旅顺大屠杀惨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是亲自发布过屠杀密令的日军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是他部署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很明显，这样一次大规模持续5天之久的屠杀，如果不是日军依照战场指挥官的命令或得到更高层次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乃至日本政府、天皇的同意或批准，不但不合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史料继续出版。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是一部由315位亲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文字编辑而成的证言集。全书分别揭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6周的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被害者尸体的情况，史料翔实。这些受害者们以亲身的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确证了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吴广义编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则依据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及文字等第一手资料，采取图文互证、图随文行的方式，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态。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我国南京、台湾等地搜集了大量史料和各类档案，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包括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记录，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还收录有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研究日军侵华暴行的著作，在这个文库中占有一定分量。其中，史丁对日本关东军的侵华理论及其暴行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与梳理。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是一个十足的侵略者和战争罪犯。它犯下战争屠杀罪、反人类罪、侵略别国主权罪和领土罪、研制和使用细菌罪、化学武器罪等重大罪行。然而遗憾的是，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关东军乃至日本法西斯的许多重大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如关东军的细菌、化学战犯被掩盖起来，而其犯罪的恶果至今仍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东北仍遗留有大约200万件细菌、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对东北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关东军的犯罪问题仍在继续。”
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是辽宁境内万人坑的大型调查报告集。全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介绍日本侵华时期，在辽宁省的旅顺、平顶山、新宾等地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在抚顺、本溪、北票、阜新、大石桥、弓长岭、鸭绿江水丰水电站、大连金州龙王庙、铁岭乱石山等地开采矿藏、修建水电工程和军事工程中，进行疯狂经济掠夺、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形成了一个个大型万人坑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辽宁境内的万人坑从形成的原因上归纳，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规模屠杀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旅顺大屠杀万人坑、抚顺平顶山大屠杀万人坑和新宾境内万人坑。二是经济掠夺形成的万人坑，主要分布在各大型矿山，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本溪煤矿万人坑、北票煤矿万人坑、阜新煤矿万人坑、大石桥镁矿万人坑、弓长岭铁矿万人坑。三是修建大型工程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水丰水电站万人坑、大连金州龙王庙军事工程万人坑和铁岭乱石山军事工程万人坑。
陈先初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了日军在湖南境内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恶行，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痛史，也为当年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认定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罪提供了新的佐证。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调查后指出：“在近代战争史上，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那场侵略战争是最不人道的战争，侵华日军是一支极为残暴、极为野蛮的杀人部队。”
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运用新的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揭露与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的史书。书中通过对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以及强制劳工、对妇女的性暴行等大量“恶行”的调查，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伤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之残暴，亘古未有。”日本侵略者把华北视为“日满华经济圈”的骨干部位，不遗余力掠夺华北的财力物力以补充日本及伪满之“缺需”。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与掠夺，与其在东北的做法有所不同：一是它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统制与掠夺更加疯狂；二是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破坏与掠夺采取了毁灭政策。为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由日军扶植下的汉奸政权开展所谓的“思想战”，提倡反共、亲日、做顺民的“新民精神”，推行以“反共誓约”为中心的“新民运动”，培植奴才。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步平等学者在充分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日军实施化学战的罪行。作者指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是相当残忍的行为，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不能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进行深刻的批判，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也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杨玉林等研究了七三一部队的所谓“特别输送”问题。作者们除了引证史料，还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地大量采访受害人遗属及见证人，对日军实施的“特别输送”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实证考察与论述。日军将其拘押的抗日民众或抗日战士“定为”所谓的“特别输送对象”，由日军宪兵队将他们秘密押送给哈尔滨宪兵队，再转交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该书作者经过调查证明：“日军的细菌战实验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说，日军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隐蔽战线上的抗日志士”。作者强调：“‘特别输送’是日军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第一步、关键环节。它最直接、最明显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野蛮、反人类、反人道本性。”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伪政权研究，近年也有新作问世。余子道等著的《汪伪政权全史》和郭贵儒等著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代表作。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策略。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关内扶植建立的最大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登台”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沦陷区最大的傀儡政权。这些伪政权在协助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和扩大侵略等方面曾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以上著作研究了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兴亡历史，对该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勾勒出该伪政权的演变情况，剖析了其汉奸理论的反动性，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和新事证，进一步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欺骗性和暴虐性。
周瑞海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论述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过程。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是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回族史上的重要内容。“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种当代意识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这一点，在回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指出：“大敌当前，回汉人民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发，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从中华大地上消灭日本侵略者，回汉各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携手抗日。这说明回族人民认识到回汉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回汉人民、回汉革命战士尤其是回汉先进分子的团结合作分不开。”
李广民著的《准战争状态研究》，是把国际法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从九一八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虽多次在中国挑起武装冲突，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更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无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自卫抗战的中国，都没有明确表示开战的意向，日本始终坚持按“事变”处理中日关系，国民党政府也迟至1941年12月才公开对日宣战。这种有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存在，而交战双方却都不愿将其宣布为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就是所谓“准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际法是如何适用的？为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国联在制度安排和各方的作为到底怎样？卢沟桥事变后，处理中日纠纷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为什么相继失败？日本扶持伪满洲国，谋求国际承认，有什么国际法的含义？日本“不宣而战”，国民党政府“战而不宣”，日本发表的“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国民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其国际法的含义如何？研究者查阅了中日双方的历史档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