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回 西陵蒙难添新耻廷雍魂断凤凰台
1900年中华帝国首都以及周边地区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入史。
10月17日，也就是中国首都被联军攻占已经62天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才率领庞大的德国后援军团姗姗来到北京。这个德国老头给自己选择的住宿和办公地点竟然是原来中华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寝宫：銮仪殿。
由于在他到来之前联军将领们已经宣读了“任何人不准独立染指紫禁城”的禁令，作为联军统帅的瓦德西也不能带头违犯激起众怒，所以，他只好住进了“三海”内慈禧太后的寝宫里。对他的这一行为，他在日记里是这样解释的：“此举是为了表示对中华帝国及其臣民的蔑视。”
銮仪殿在太液池西、紫光阁南，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三年（1887）重建。堂内陈设保持原状，正厅是慈禧日常起居活动之地。厅中设有宝座、御案、掌扇、玻璃屏风，盛水果供观赏及闻香味之用的青花大瓷盘，镀金九桃大铜炉等。堂内东外间为茶点室，东内间为更衣室，西内间为卧室，西外间为处理政务之地，后套间则是宫女、太监及执事女官的值班房。
作为名义上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带着13艘军舰和3万名德国士兵万里迢迢赶往中国的首都，就是为了向中国人寻仇的。所以，他一到北京，就组织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这些由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在西方人的史料中被称之为“联军的讨伐”。瓦德西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能赶来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此刻便勇气百倍凶焰万丈地成为了联军中的主力部队。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些地方都是义和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壮年农民。等到北京郊区稍微平静后，联军又将讨伐的目标锁定了保定。
保定，史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的畿辅首善之区，誉为“天下孔道，京师门户”，历来以军事重镇著称。1669年（清康熙八年）保定始为直隶省会。1724年，设直隶总督署。中国人所说的“自古燕赵多壮士”中的燕赵，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
联军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离北京时带到这里不少中国军队。讨伐保定城，联军动用了德、英、法、意4国部队，共一万多人。这次讨伐，由英国的鲍尔准将担任总指挥，德国的戈诺尼斯上校将担任副总指挥。这支英军队伍，正是由印度军团和华勇营组成的。
此时已经逃到西安的西太后为了给派往北京和洋人谈判的庆亲王、李鸿章营造一个合适的氛围，尽可能地削弱洋人对中国政府的仇恨，已经颁布诏书，下令严厉剿杀义和团。
所以瓦德西发起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义和团就处于了一个极为凄惨的境地之中。所有的外国军队对他们切齿痛恨，不杀不快，而曾在战场上与自己并肩对付洋兵的中国政府军队，也反目为仇，杀起他们来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地痛快利落。在中外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曾有上百万人之众的义和团很快便在人世间烟消云散，成为了历史长卷中一个令后人感慨万端，可作多种解读的符号。
此时京保铁路已经修通到了高碑店，德、英、法、意4国军队在高碑店集中后遂展开清剿行动。
可是，作为总指挥的鲍尔将军却遇到了一个他难以解决的难题。他麾下的德、法两军因两国间的世仇，水火难容，行军时抢道，休息时争抢宿营地，两军大打出手已成寻常事，日耳曼人生性残暴，争强斗狠，拳打脚踢尚不过瘾，有时甚至还动枪动炮地和法国人干。尤其是担任副总指挥的戈诺尼斯上校，仗着人多势众――
攻打保定的德军有多达5000人，系绝对主力――根本不把他这总指挥放在眼里，凡事我行我素，从不向他请示。
鲍尔为避免引出更多麻烦，决定兵分三路，左翼由戈诺尼斯的德国人组成，右翼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组成，他自己则统率华勇营和印度军团担任中路。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依旧担任英国大军的先头部队，由于中国军队正在四处剿杀义和团，所以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遇上一次真正的战斗。义和团的残部将全部仇恨都集中到了中国政府军队的身上，根本没有意志与能力和他们为敌，中国政府军队一听说联军大部队到了，更是撒开脚丫子便逃。
洛斯勃尔和他的士兵们深深地感觉到，由于后勤保障充足，战斗聊胜于无，这次向保定的进攻，简直就如同是一次惬意的长途旅行。
更令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到达直隶首府保定城郊时，他们遇到的不是中国正规军的抵抗，而是由直隶布政使兼直隶代理总督廷雍亲率的由众多地方官员组成的欢迎队伍……
国人谁不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而如今荆轲已死，壮士不在，在产生过只身刺杀秦王的孤胆英雄的燕赵大地上，上演了如此隆重屈辱的一幕，中华后人，焉能不为之一叹！
这不能简单地从道义上谴责廷雍等保定的地方官员贪生怕死，而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套用现在的一句官场流行语，这纯属“职务行为”，与他们个人的道德操守无关。
向保定发起攻击行动前，联军指挥官向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庆亲王和李鸿章“声明”：如果联军在向保定发起的军事行动中遭遇中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庆亲王和李鸿章立即联名电令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
廷雍得到命令后，不但下令直隶官府衙门和军队准备了白旗，而且调动大军对义和团严加痛剿，以此取悦洋兵。
1900年11月1日清晨，冬日凛冽的阳光洒在一片宝石顶子之上，身穿各式官服的保定文武官员们齐聚在保定北门外的冯家庄，像欢迎自己的皇帝一样欢迎入侵者的到来。满城的老百姓也被官府组织起来，人人手持纸做的万国小旗，到街上夹道欢迎洋兵入城。从官员到小民百姓皆以为主动投降便可免死避难，所以这一天城中万人空巷，犹似过节一般的热闹。
鲍尔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率领华勇营和印度军团的3000余名官兵，作为联军的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保定城。
但是，廷雍恐怕并不知道，从鲍尔将军那双充满杀机的蓝幽幽的目光里，他已经注定成为了一个必死之人。
洋人不能不杀廷雍，这是因为他们必须为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报仇雪恨。
曾经住过李鸿章、荣禄等中国高官的直隶总督衙门（今保定市博物馆）二堂西小院，成为了鲍尔将军的指挥所。英军与相继进城的德、法、意军分兵占领了城中的几处重要据点，同时对保定城实行分区占领。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则担负起鲍尔将军的警卫重任，驻扎在院大宅深的直隶总督署里。
联军开进保定城之后发现官银库里的120万两银子没了，这让鲍尔和法、德、意的军官们懊恼万分。而恰恰在这时候，保定城里发生的一桩血案，成了他们疯狂屠杀保定百姓的最好借口。
德国人在徐水县清剿义和团时遭到了义和团的伏击，在德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义和团仓皇逃进了离此不远的小寺镇。尾随而至的德军包围了这座镇子并用大炮向镇子进行了连续的轰击，伤亡的中国百姓达上千人，然后德国人冲进了镇子疯狂地烧杀掳掠，还抓了2000多人关在城隍庙里。
徐水知县袁斗文闻讯后不顾个人安危，从县城飞马赶来想制止屠杀，也被德国人抓了起来，德国士兵把他绑在城隍庙大门前毒打取乐，还让袁斗文的随从赶回县城传话，威胁“如果不在24小时之内交出3万两银子，就把袁知县和小寺镇上的中国人全部枪毙”。他们还押着五花大绑的中国知县到街上去指认义和团民，想方设法地对他进行羞辱。县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把银子凑齐送到小寺镇赎人，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这活着的人里面就有个叫吴道增的中年男人和他膝下才14岁的儿子。他家原本在小寺镇上开有一个小型的鞭炮作坊，全家祖孙三代18口人，活下来的只剩下他父子俩。大难不死的吴道增也不想活了，回到家里用火药雷管做成几串土炸弹，贴身缠在自己和儿子身上，然后父子俩匆匆赶到保定城里找洋人拼命。
进城之后在大街上看见身穿各式军装头戴各式军帽的洋兵，他才知道前来攻打保定府的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洋人。好在他脑瓜子还算活络，既然血洗小寺镇的是戴尖顶钢盔的洋人，他就专门找戴尖顶钢盔的洋人炸。
走到金台驿街时，恰巧让他看见一帮戴尖顶钢盔的洋人正在饭馆里围着两张桌子大吃大喝。吴道增在旁边的胡同口用燧石打火点燃他和儿子身上的引线，然后发疯一样地冲进了饭馆大堂，凛然大喝：“中国人快快出去，我父子俩只找洋鬼子拼命！”话音刚落，父子俩冲上前去一人搂住个洋人便不放手。
大堂上的中国人一听，尽皆夺门而去。唯独德国人听不懂中国话，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见这一老一少杀气腾腾，身上“滋滋”冒烟，情知不好，也想往门外跑。被父子俩搂住的德国人，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想挣脱。一团混乱之中，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断肢残臂血肉脑浆随着砖瓦碎石四下飞溅，大堂上烈焰冲腾，半边屋顶掉了下来。
吴氏父子以粉身碎骨的代价，使6名日耳曼人命丧东方，8名日耳曼人成为残废。
戈诺尼斯一听出了这样的事，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德军紧急出动，血洗保定城。在他的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中有着这样一句载入中国历史的话：“日耳曼人必须给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生命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
5000名德军蜂拥而出，尽着性子抢劫、杀人、放火、奸淫。
德军放胆一干，正急于为诺丽丝报仇的法国人也迫不及待地卷了进去。
待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的鲍尔将军耳闻全城大乱，尚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待得知原委，他下的第一道命令不是让英军也参与抢劫，而是把所有的中国官员全部抓起来。直隶布政使兼直隶代理总督廷雍、臬台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逃难来到此地，曾在天津为裕禄举荐过张德成，并自告奋勇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司道谭文焕。
鲍尔对中国的国情已经十分了解，1000户中国的平民百姓的积蓄，也当不了一个中国高官的家财。命令末尾还有一条：立即停止骚扰中国百姓，但对拳匪严惩不贷。
转眼之间，在保定北门前毕恭毕敬地欢迎侵略者“光临”的中国地方官员一个不剩地被投进了大牢，他们的家产也被抄了个精光。
在这场暴行中，德国人和法国人最为踊跃，因为联军指挥部下令清查斩杀所有义和团民，而保定又是义和团的老巢之一。所以，这场灾难不仅没有因为鲍尔将军的“禁令”得到有效制止，相反立即蔓延到了全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家中。德国人和法国人“名正言顺”地闯进千家万户清查搜捕义和团民。落网者的结局一律是全家被杀，家产被抄，房屋被烧。被抓的人见死之将至，大难临头，于是便胡咬乱吐，不管真假，将凡是与自己曾有过节的人也供了出来。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对义和团采用了他们自认为远比中国人采用的砍头更为文明的方式来对付被抓的“义和团民”。他们将保定全城变成了一座大刑场，几乎所有的空地上都立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每一座绞刑架上都密密麻麻地吊满了“拳民”的尸体。满城四处起火，烈焰冲腾，到了夜间，更是亮如白昼。
联军官兵将从保定城中抢劫来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出城的大车就有100多辆，联军同时还大规模地洗劫了保定附近所有的城镇乡村。
连中国皇家的陵园西陵亦未能逃过这一场大劫难。
11月8日，鲍尔将军接到瓦德西元帅的电报，命令他立即对西陵采取行动。
这是因为，瓦德西抵京后得知，在义和团猖獗京城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著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骨殖也被抛之荒野。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远在西安的中国政府，特地下了这道命令。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是清王朝皇室的陵墓群之一。有帝陵4座――泰陵（雍正）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后陵3座，妃园寝3座，王公、公主园寝4座。共14座，葬76人。陵园建筑达5万多平方米，共有殿宇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清西陵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其建筑技艺之精湛、品种之齐全，在中国皇家陵寝建筑中绝无仅有。泰陵是清西陵中建筑最早、布局与形制最符合中国的“风水”观，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帝陵。泰陵前3座精美的石牌坊和大红门构成西陵的总门户。昌陵建筑与泰陵规制相同，但其隆恩殿内以花斑石漫地非常独特，有“满堂宝石”之誉；慕陵隆恩殿、配殿建筑木构架均为楠木，并以精巧的雕工技艺雕刻出1318条形态各异的蟠龙和游龙。祟陵殿宇木构架均为钢铁木，质地坚硬，被称为铜梁铁柱，其地宫内的石雕佛像精美无比。永福寺、行宫和亲王、公主园寝则是清陵建筑中完整保存的珍品。整个清西陵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实为中国陵寝古建筑中的精美杰作。
这座不知花费了中华帝国多少人力财力物力，耗费了多少时间才修建起来的帝王陵园仅在两三日之内便变成了一片废墟。联军用炸药炸开地宫，打开棺椁，将帝王之躯抛置荒野，将陵内所有的珍宝劫掠一空。这还不够，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因为联军官兵坚信那同样是黄金制作的。
连死去的中国历代皇帝都被殃及，活着的中国官员，也就没有多少日子了。
鲍尔获得了中国官员们的全部家产并不满足，他命令洛斯勃尔撬开廷雍的嘴巴，让他供出到底把那120万两库银藏到了什么地方。
此时的廷雍早已是悲愤交加，从内心讲，他并不愿意向洋人投降，他知道这样的行为完全可能使自己的姓名被后人重重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祸及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来。可上命决不可违。而且，他忍辱负重，率领总督衙门和保定府的地方官员投降联军，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避免保定满城百姓生灵涂炭。可是，联军进城后并没有放过他们，照样将他和手下的官员们抓起来，还把家给抄了。保定百姓，也未能因主动投降而躲过大劫难。事到如今，廷雍痛悔不已，早知如此，还不如率领军民拼死一搏，即便战死沙场，也还能落个聂士成那样的千古美名。所以，面对联军的吊打折磨，他已抱定必死之心，决不将库银的去向告诉洋人。
而且，他对这帮身穿英国厚呢军大衣的中国人深恶痛绝，因为折磨他时，英国人一般只动口，动手的，都是中国人。他们打起中国官员来，一个比一个心黑手狠。
心黑手狠的正是洛斯勃尔和他手下的中国人。郑逸秋、黎成对中国官员有着切齿之痛，逮着这样难得的机会，他们自然巴心不得出出心中恶气。大冷天里，他们把廷雍等官员脱得精光，吊在总督衙门的院里古柏上，用马鞭子狠命地抽，人昏过去了，再用冷水泼醒。
受尽折磨，廷雍只求速死，坚不吐实。
洛斯勃尔气得七窍生烟，束手无策。最终，还是郑逸秋为他献上一策，终于使廷雍开了口。郑逸秋的主意十分毒辣，也十分有效。他让洛斯勃尔把廷雍的一家老幼27口全抓到了总督衙门，当着廷雍的面折磨侮辱他们。可怜廷雍，虽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却终断不了儿女情长之念，看见父母妻妾儿女遭受凌辱毒打，而且命悬一线，终于扛不住了。他跪伏在地，表示自己愿意以命抵罪，只请求宽恕他的家人，随后，他供出了在联军进城之前，他已命令手下官员赵嘉驷将府库里的120万两白银连夜转移到完县县衙的银库去了。
鲍尔将军闻之大喜，立即命令洛斯勃尔率骑兵营星夜赶往完县，务必将这笔巨款抢到手里。岂料洛斯勃尔率部飞马赶到完县，将完县知县白灿抓起来一问，白灿却说这笔银子根本就没送到完县。洛斯勃尔大怒，不仅动了刑，还采用了迫使廷雍最终开口的手段。可是，直至把白灿的家人杀完，白灿依然否认保定的库银运到了完县。
洛斯勃尔最后只好把白灿也枪毙了，然后率部悻悻返回保定。
是否有这样一笔巨款？廷雍是否派赵嘉驷将这笔巨款送往了完县？如果真有其事，这笔巨款最终落到了谁手中？
这并不是一个历史之谜。据史料证实，这120万两白银确实被赵嘉驷极负责任地“安全转移”了。问题是赵嘉驷并没有把这批银子转移到完县，半途中，他拿出了其中的20万两分给参与转移行动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100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
廷雍死后，保定的这批府银从此便再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赵嘉驷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而且还“尚署某县”，升了官。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摘自《汪穰卿笔记》，汪康年著。
洛斯勃尔白跑了一趟，廷雍等一帮中国官员的生命就该结束了。
戈诺尼斯和法军指挥官贝洛特争先恐后地赶到总督衙门，强烈要求鲍尔把廷雍和另外几位要杀的中国官员交给他们处决。
戈诺尼斯说：“这是每一位德国人最为盼望的好消息。”
而贝洛特则认为廷雍杀死了法国姑娘，他们有比德国人更为充足的理由来此处决这帮中国官员。
鲍尔将军很精明，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令各方均不好反对的绝妙主意：组成4国联合军法处，而且完全采用中国人的法律――《大清律》和中国人的方式来处决这批中国官员。
鲍尔的提议获得了三国指挥官的一致赞同。因为在处决廷雍等人的问题上，他们的目的十分直接简单，就是要通过处决中国高官这样一件事，最大可能地羞辱和刺激中国人。
审判直隶最高官员的地点特地选在了直隶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直隶总督衙门。也就是廷雍本人平日断案和处理公务的地方。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由鲍尔将军与法、德、意三国指挥官组成的“审判官”审问。他们在衙门大堂上成一排正襟危坐，两旁的衙役也全是联军士兵。
于攻占保定的4国联军而言，杀掉廷雍等中国地方官员，无疑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于中国政府或者说于中国人而言，却是从此多了一段奇耻大辱。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衙门里用中国的法律公开审判中国的高级官员，且最后用中国的行刑方式也就是用鬼头刀砍下廷雍等官员的头，无论哪一个中国人也无法认同这一点。洋人也太霸道了！洋人欺人也太甚了！廷雍的小妾燕佳氏为此服毒自尽。
廷雍的脑袋落下6天后，中国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总算也做出了向列强各国提出抗议的反应：“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自应交中国自行处分，何得侵我自主之权？”
抗议显然是象征性的，对列强无任何意义，主要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做个姿态给中国人看。
抗议更是乏力的，“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一开口话中已先透出几分理亏，洋人如何会拿这样的抗议当回事？自然，中国政府在刚刚战败，慈禧西逃的那种逆境中，能有勇气硬着头皮向洋人讨个“公道”，已实属不易了。
在对于廷雍被杀这件事上，似没有多少疑义，所有的中国人都愤慨，所有的中国人都备感耻辱。但对于廷雍这个人，就没有这样众口一词了，甚至有些人认为廷雍是个取巧之臣，该杀，只不过不该由洋人来杀。但史官们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廷雍赞誉有加，认为廷雍忠于朝廷，尽了地方官之责。
在4国联军组织的国际审判会上，廷雍也是这样来为自己辩护的。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朝廷的旨意。
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上，廷雍似乎成了一位义节千秋，“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
1900年是廷雍人生的最辉煌的一年，也是廷雍人生的最暗淡的一年。他像一只被不断吹鼓的气球，鼓胀到了极点，就砰一声爆裂了。他先是由直隶按察使升为直隶布政使，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天津，指挥天津保卫战的直隶总督裕禄绝望中在杨村的一家棺材铺里自杀，于是廷雍又被朝廷委任为直隶代理总督。这都是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间的事，或许连廷雍自己都没想到官会升得这么快。他更没想到的是直隶代理总督不过刚刚当了两个多月，他便被洋人送上了断头台。人生的大起大落大红大黑大喜大悲在廷雍的身上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其实，平心而论，廷雍如果不是个取巧之臣，那么他的头脑就是过于简单。他申辩说：“朝廷意，雍不敢违。”
其实，朝廷的真正意思，他根本没有理解。
100年前的那个社会是个复杂的社会，朝廷里既有仇恨洋人坚决主战的载漪、刚毅、赵舒翘之流，又有坚决反战的徐用仪、立山、联元一干人，还有态度暧昧的庆亲王、荣禄等。即使慈禧这样的铁腕女人，表面上声色俱厉，内心深处却是矛盾重重，犹犹豫豫。她既恨死了洋人，又怕极了洋人。御前会议一连开了4次，方做出宣战的决定。宣战后的第二天，董福祥部及义和团便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可中国最精锐的军队面对由使馆人员和中国教民组成的“民兵”，攻打了59天也没有攻打下来。后来慈禧太后在匆匆西逃太原的路上，对她的随员到底说了一句心里话。她说：“使馆区我若真想攻下来，早就攻下来了。”
廷雍如果能够及时揣摩出慈禧的心思，也像慈禧那样表面上对洋人动点真格的，暗中却又手下留情，后来的被砍头的命运想必就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了。
如果没有1900年6月30日的那桩发生在保定城内的屠杀，廷雍率众官绅欢迎4国联军入城的行为后人或许还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廷雍这是从大局出发。可是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的是廷雍在不该向洋人和中国基督徒（他们都手无寸铁）动手的时候动手大开杀戒，而面对4国联军荷枪实弹兵临城下该向“侵略军”动手的时候却又偏偏不敢动手――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劣根吗？
值得一提的是廷雍在4国联军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表现。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几天里，总算为自己涂抹了一笔亮色，因此也使朝廷的史官们有根有据地为他评功摆好，“盖棺论定”。
在“法庭”上，廷雍的确表现得颇有骨气。
鲍尔将军损就损在这里。他大概觉得在直隶总督衙门里审判这位代理直隶总督能够最大限度地羞辱一下廷雍以及所有的中国人，却不想这种羞辱反而激起了廷雍的骨气。他先是为自己辩护，说他所作所为是遵朝廷的旨意，属于“职务行为”。接着便将保定其他官员的责任统统揽到自己的头上――这一点为他在崇尚气节的中国人之中赢得了极佳的口碑――他说是他命令他们这样干的。
面对鲍尔的审讯，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说道：“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何？”
在已经预料到的死亡面前，廷雍毫无畏惧，实可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八个字来形容。和死在京城的恩海一样，就算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却也到底在死到临头之际表现出了几分真正的英雄气概。
“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谭文焕因系逃到此地躲避的天津司道，则被移解天津，枭首示众6日。
廷雍很简单，又很复杂。
1900年11月6日，廷雍以及奎恒、王占魁三人被联军押至行刑地凤凰台。这一天仅仅距莫姑娘的死4个月零6天。4国联军各派出一名军官监斩，英军的代表是洛斯勃尔营长。杀人的活儿全部由中国衙门里的职业刽子手来完成，他们砍中国官员的脑袋时有人主刀，有人打下手，一丝不苟，十分敬业。
正是保定初冬的日子，1900年中国北方的第一场小雪早已停了，沐浴着凤凰台的是一抹惨淡的阳光，老树几乎落光了树叶的枝杈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后人无法想象廷雍身处断头台时的心境。在他被双手反缚地按在地上，在刽子手的大刀就要落在他的脖子上的一刻，他想了些什么？当然他也可能想起4个月前被杀的包括莫兰・诺丽丝在内的那些教士教民们，想起了年轻美丽的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声嘶力竭的呼救――“谁救我，我就嫁给谁”。他想他也许真的做得过分了些，他想他其实是完全有能力让那些人避免那场灾难的……
10月17日，也就是中国首都被联军攻占已经62天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才率领庞大的德国后援军团姗姗来到北京。这个德国老头给自己选择的住宿和办公地点竟然是原来中华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寝宫：銮仪殿。
由于在他到来之前联军将领们已经宣读了“任何人不准独立染指紫禁城”的禁令，作为联军统帅的瓦德西也不能带头违犯激起众怒，所以，他只好住进了“三海”内慈禧太后的寝宫里。对他的这一行为，他在日记里是这样解释的：“此举是为了表示对中华帝国及其臣民的蔑视。”
銮仪殿在太液池西、紫光阁南，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三年（1887）重建。堂内陈设保持原状，正厅是慈禧日常起居活动之地。厅中设有宝座、御案、掌扇、玻璃屏风，盛水果供观赏及闻香味之用的青花大瓷盘，镀金九桃大铜炉等。堂内东外间为茶点室，东内间为更衣室，西内间为卧室，西外间为处理政务之地，后套间则是宫女、太监及执事女官的值班房。
作为名义上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带着13艘军舰和3万名德国士兵万里迢迢赶往中国的首都，就是为了向中国人寻仇的。所以，他一到北京，就组织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这些由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在西方人的史料中被称之为“联军的讨伐”。瓦德西一共派出46支讨伐队，其中德军就占了35支。因此，没能赶来参加攻击北京城战斗的德军，此刻便勇气百倍凶焰万丈地成为了联军中的主力部队。
联军首先向北京郊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清剿。西南方向攻打了良乡县城，西北方向扫荡了八大处和观音村等地，南面清剿了南苑、大兴，联军认为这些地方都是义和团民的窝点，因此杀了不少青壮年农民。等到北京郊区稍微平静后，联军又将讨伐的目标锁定了保定。
保定，史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的畿辅首善之区，誉为“天下孔道，京师门户”，历来以军事重镇著称。1669年（清康熙八年）保定始为直隶省会。1724年，设直隶总督署。中国人所说的“自古燕赵多壮士”中的燕赵，指的就是这一带地方。
联军认为那里是义和团的大本营之一，并且他们得知军机大臣荣禄逃离北京时带到这里不少中国军队。讨伐保定城，联军动用了德、英、法、意4国部队，共一万多人。这次讨伐，由英国的鲍尔准将担任总指挥，德国的戈诺尼斯上校将担任副总指挥。这支英军队伍，正是由印度军团和华勇营组成的。
此时已经逃到西安的西太后为了给派往北京和洋人谈判的庆亲王、李鸿章营造一个合适的氛围，尽可能地削弱洋人对中国政府的仇恨，已经颁布诏书，下令严厉剿杀义和团。
所以瓦德西发起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义和团就处于了一个极为凄惨的境地之中。所有的外国军队对他们切齿痛恨，不杀不快，而曾在战场上与自己并肩对付洋兵的中国政府军队，也反目为仇，杀起他们来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地痛快利落。在中外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曾有上百万人之众的义和团很快便在人世间烟消云散，成为了历史长卷中一个令后人感慨万端，可作多种解读的符号。
此时京保铁路已经修通到了高碑店，德、英、法、意4国军队在高碑店集中后遂展开清剿行动。
可是，作为总指挥的鲍尔将军却遇到了一个他难以解决的难题。他麾下的德、法两军因两国间的世仇，水火难容，行军时抢道，休息时争抢宿营地，两军大打出手已成寻常事，日耳曼人生性残暴，争强斗狠，拳打脚踢尚不过瘾，有时甚至还动枪动炮地和法国人干。尤其是担任副总指挥的戈诺尼斯上校，仗着人多势众――
攻打保定的德军有多达5000人，系绝对主力――根本不把他这总指挥放在眼里，凡事我行我素，从不向他请示。
鲍尔为避免引出更多麻烦，决定兵分三路，左翼由戈诺尼斯的德国人组成，右翼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组成，他自己则统率华勇营和印度军团担任中路。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依旧担任英国大军的先头部队，由于中国军队正在四处剿杀义和团，所以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遇上一次真正的战斗。义和团的残部将全部仇恨都集中到了中国政府军队的身上，根本没有意志与能力和他们为敌，中国政府军队一听说联军大部队到了，更是撒开脚丫子便逃。
洛斯勃尔和他的士兵们深深地感觉到，由于后勤保障充足，战斗聊胜于无，这次向保定的进攻，简直就如同是一次惬意的长途旅行。
更令他们料想不到的是，当他们到达直隶首府保定城郊时，他们遇到的不是中国正规军的抵抗，而是由直隶布政使兼直隶代理总督廷雍亲率的由众多地方官员组成的欢迎队伍……
国人谁不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而如今荆轲已死，壮士不在，在产生过只身刺杀秦王的孤胆英雄的燕赵大地上，上演了如此隆重屈辱的一幕，中华后人，焉能不为之一叹！
这不能简单地从道义上谴责廷雍等保定的地方官员贪生怕死，而是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套用现在的一句官场流行语，这纯属“职务行为”，与他们个人的道德操守无关。
向保定发起攻击行动前，联军指挥官向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庆亲王和李鸿章“声明”：如果联军在向保定发起的军事行动中遭遇中国正规军队抵抗，就全城鸡犬不留；如果中国军队不抵抗，就打白旗迎接联军。庆亲王和李鸿章立即联名电令廷雍：“务必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
廷雍得到命令后，不但下令直隶官府衙门和军队准备了白旗，而且调动大军对义和团严加痛剿，以此取悦洋兵。
1900年11月1日清晨，冬日凛冽的阳光洒在一片宝石顶子之上，身穿各式官服的保定文武官员们齐聚在保定北门外的冯家庄，像欢迎自己的皇帝一样欢迎入侵者的到来。满城的老百姓也被官府组织起来，人人手持纸做的万国小旗，到街上夹道欢迎洋兵入城。从官员到小民百姓皆以为主动投降便可免死避难，所以这一天城中万人空巷，犹似过节一般的热闹。
鲍尔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率领华勇营和印度军团的3000余名官兵，作为联军的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保定城。
但是，廷雍恐怕并不知道，从鲍尔将军那双充满杀机的蓝幽幽的目光里，他已经注定成为了一个必死之人。
洋人不能不杀廷雍，这是因为他们必须为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报仇雪恨。
曾经住过李鸿章、荣禄等中国高官的直隶总督衙门（今保定市博物馆）二堂西小院，成为了鲍尔将军的指挥所。英军与相继进城的德、法、意军分兵占领了城中的几处重要据点，同时对保定城实行分区占领。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则担负起鲍尔将军的警卫重任，驻扎在院大宅深的直隶总督署里。
联军开进保定城之后发现官银库里的120万两银子没了，这让鲍尔和法、德、意的军官们懊恼万分。而恰恰在这时候，保定城里发生的一桩血案，成了他们疯狂屠杀保定百姓的最好借口。
德国人在徐水县清剿义和团时遭到了义和团的伏击，在德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义和团仓皇逃进了离此不远的小寺镇。尾随而至的德军包围了这座镇子并用大炮向镇子进行了连续的轰击，伤亡的中国百姓达上千人，然后德国人冲进了镇子疯狂地烧杀掳掠，还抓了2000多人关在城隍庙里。
徐水知县袁斗文闻讯后不顾个人安危，从县城飞马赶来想制止屠杀，也被德国人抓了起来，德国士兵把他绑在城隍庙大门前毒打取乐，还让袁斗文的随从赶回县城传话，威胁“如果不在24小时之内交出3万两银子，就把袁知县和小寺镇上的中国人全部枪毙”。他们还押着五花大绑的中国知县到街上去指认义和团民，想方设法地对他进行羞辱。县城的绅士百姓急忙凑银子，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把银子凑齐送到小寺镇赎人，但被抓的人已经只剩下一半还活着。
这活着的人里面就有个叫吴道增的中年男人和他膝下才14岁的儿子。他家原本在小寺镇上开有一个小型的鞭炮作坊，全家祖孙三代18口人，活下来的只剩下他父子俩。大难不死的吴道增也不想活了，回到家里用火药雷管做成几串土炸弹，贴身缠在自己和儿子身上，然后父子俩匆匆赶到保定城里找洋人拼命。
进城之后在大街上看见身穿各式军装头戴各式军帽的洋兵，他才知道前来攻打保定府的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洋人。好在他脑瓜子还算活络，既然血洗小寺镇的是戴尖顶钢盔的洋人，他就专门找戴尖顶钢盔的洋人炸。
走到金台驿街时，恰巧让他看见一帮戴尖顶钢盔的洋人正在饭馆里围着两张桌子大吃大喝。吴道增在旁边的胡同口用燧石打火点燃他和儿子身上的引线，然后发疯一样地冲进了饭馆大堂，凛然大喝：“中国人快快出去，我父子俩只找洋鬼子拼命！”话音刚落，父子俩冲上前去一人搂住个洋人便不放手。
大堂上的中国人一听，尽皆夺门而去。唯独德国人听不懂中国话，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见这一老一少杀气腾腾，身上“滋滋”冒烟，情知不好，也想往门外跑。被父子俩搂住的德国人，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想挣脱。一团混乱之中，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断肢残臂血肉脑浆随着砖瓦碎石四下飞溅，大堂上烈焰冲腾，半边屋顶掉了下来。
吴氏父子以粉身碎骨的代价，使6名日耳曼人命丧东方，8名日耳曼人成为残废。
戈诺尼斯一听出了这样的事，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德军紧急出动，血洗保定城。在他的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中有着这样一句载入中国历史的话：“日耳曼人必须给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生命留下不易忘却的惩罚！”
5000名德军蜂拥而出，尽着性子抢劫、杀人、放火、奸淫。
德军放胆一干，正急于为诺丽丝报仇的法国人也迫不及待地卷了进去。
待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的鲍尔将军耳闻全城大乱，尚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待得知原委，他下的第一道命令不是让英军也参与抢劫，而是把所有的中国官员全部抓起来。直隶布政使兼直隶代理总督廷雍、臬台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逃难来到此地，曾在天津为裕禄举荐过张德成，并自告奋勇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司道谭文焕。
鲍尔对中国的国情已经十分了解，1000户中国的平民百姓的积蓄，也当不了一个中国高官的家财。命令末尾还有一条：立即停止骚扰中国百姓，但对拳匪严惩不贷。
转眼之间，在保定北门前毕恭毕敬地欢迎侵略者“光临”的中国地方官员一个不剩地被投进了大牢，他们的家产也被抄了个精光。
在这场暴行中，德国人和法国人最为踊跃，因为联军指挥部下令清查斩杀所有义和团民，而保定又是义和团的老巢之一。所以，这场灾难不仅没有因为鲍尔将军的“禁令”得到有效制止，相反立即蔓延到了全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家中。德国人和法国人“名正言顺”地闯进千家万户清查搜捕义和团民。落网者的结局一律是全家被杀，家产被抄，房屋被烧。被抓的人见死之将至，大难临头，于是便胡咬乱吐，不管真假，将凡是与自己曾有过节的人也供了出来。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对义和团采用了他们自认为远比中国人采用的砍头更为文明的方式来对付被抓的“义和团民”。他们将保定全城变成了一座大刑场，几乎所有的空地上都立起了密密麻麻的绞刑架，每一座绞刑架上都密密麻麻地吊满了“拳民”的尸体。满城四处起火，烈焰冲腾，到了夜间，更是亮如白昼。
联军官兵将从保定城中抢劫来的财物装了数百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往北京方向运。仅11月5日这一天，从保定出城的大车就有100多辆，联军同时还大规模地洗劫了保定附近所有的城镇乡村。
连中国皇家的陵园西陵亦未能逃过这一场大劫难。
11月8日，鲍尔将军接到瓦德西元帅的电报，命令他立即对西陵采取行动。
这是因为，瓦德西抵京后得知，在义和团猖獗京城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著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骨殖也被抛之荒野。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远在西安的中国政府，特地下了这道命令。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是清王朝皇室的陵墓群之一。有帝陵4座――泰陵（雍正）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后陵3座，妃园寝3座，王公、公主园寝4座。共14座，葬76人。陵园建筑达5万多平方米，共有殿宇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清西陵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其建筑技艺之精湛、品种之齐全，在中国皇家陵寝建筑中绝无仅有。泰陵是清西陵中建筑最早、布局与形制最符合中国的“风水”观，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帝陵。泰陵前3座精美的石牌坊和大红门构成西陵的总门户。昌陵建筑与泰陵规制相同，但其隆恩殿内以花斑石漫地非常独特，有“满堂宝石”之誉；慕陵隆恩殿、配殿建筑木构架均为楠木，并以精巧的雕工技艺雕刻出1318条形态各异的蟠龙和游龙。祟陵殿宇木构架均为钢铁木，质地坚硬，被称为铜梁铁柱，其地宫内的石雕佛像精美无比。永福寺、行宫和亲王、公主园寝则是清陵建筑中完整保存的珍品。整个清西陵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实为中国陵寝古建筑中的精美杰作。
这座不知花费了中华帝国多少人力财力物力，耗费了多少时间才修建起来的帝王陵园仅在两三日之内便变成了一片废墟。联军用炸药炸开地宫，打开棺椁，将帝王之躯抛置荒野，将陵内所有的珍宝劫掠一空。这还不够，就连陵园门窗上的铜片都被撬走了，因为联军官兵坚信那同样是黄金制作的。
连死去的中国历代皇帝都被殃及，活着的中国官员，也就没有多少日子了。
鲍尔获得了中国官员们的全部家产并不满足，他命令洛斯勃尔撬开廷雍的嘴巴，让他供出到底把那120万两库银藏到了什么地方。
此时的廷雍早已是悲愤交加，从内心讲，他并不愿意向洋人投降，他知道这样的行为完全可能使自己的姓名被后人重重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祸及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来。可上命决不可违。而且，他忍辱负重，率领总督衙门和保定府的地方官员投降联军，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避免保定满城百姓生灵涂炭。可是，联军进城后并没有放过他们，照样将他和手下的官员们抓起来，还把家给抄了。保定百姓，也未能因主动投降而躲过大劫难。事到如今，廷雍痛悔不已，早知如此，还不如率领军民拼死一搏，即便战死沙场，也还能落个聂士成那样的千古美名。所以，面对联军的吊打折磨，他已抱定必死之心，决不将库银的去向告诉洋人。
而且，他对这帮身穿英国厚呢军大衣的中国人深恶痛绝，因为折磨他时，英国人一般只动口，动手的，都是中国人。他们打起中国官员来，一个比一个心黑手狠。
心黑手狠的正是洛斯勃尔和他手下的中国人。郑逸秋、黎成对中国官员有着切齿之痛，逮着这样难得的机会，他们自然巴心不得出出心中恶气。大冷天里，他们把廷雍等官员脱得精光，吊在总督衙门的院里古柏上，用马鞭子狠命地抽，人昏过去了，再用冷水泼醒。
受尽折磨，廷雍只求速死，坚不吐实。
洛斯勃尔气得七窍生烟，束手无策。最终，还是郑逸秋为他献上一策，终于使廷雍开了口。郑逸秋的主意十分毒辣，也十分有效。他让洛斯勃尔把廷雍的一家老幼27口全抓到了总督衙门，当着廷雍的面折磨侮辱他们。可怜廷雍，虽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却终断不了儿女情长之念，看见父母妻妾儿女遭受凌辱毒打，而且命悬一线，终于扛不住了。他跪伏在地，表示自己愿意以命抵罪，只请求宽恕他的家人，随后，他供出了在联军进城之前，他已命令手下官员赵嘉驷将府库里的120万两白银连夜转移到完县县衙的银库去了。
鲍尔将军闻之大喜，立即命令洛斯勃尔率骑兵营星夜赶往完县，务必将这笔巨款抢到手里。岂料洛斯勃尔率部飞马赶到完县，将完县知县白灿抓起来一问，白灿却说这笔银子根本就没送到完县。洛斯勃尔大怒，不仅动了刑，还采用了迫使廷雍最终开口的手段。可是，直至把白灿的家人杀完，白灿依然否认保定的库银运到了完县。
洛斯勃尔最后只好把白灿也枪毙了，然后率部悻悻返回保定。
是否有这样一笔巨款？廷雍是否派赵嘉驷将这笔巨款送往了完县？如果真有其事，这笔巨款最终落到了谁手中？
这并不是一个历史之谜。据史料证实，这120万两白银确实被赵嘉驷极负责任地“安全转移”了。问题是赵嘉驷并没有把这批银子转移到完县，半途中，他拿出了其中的20万两分给参与转移行动的衙役，然后把剩下的100万两“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
廷雍死后，保定的这批府银从此便再无人过问。而更奇怪的是，赵嘉驷在1900年以后的日子里居然一直平安无事，而且还“尚署某县”，升了官。只是别人偶尔提及关于那段日子或那些银子的事，他就显得有些尴尬。“常饰为窘乏，以冀掩饰云”。摘自《汪穰卿笔记》，汪康年著。
洛斯勃尔白跑了一趟，廷雍等一帮中国官员的生命就该结束了。
戈诺尼斯和法军指挥官贝洛特争先恐后地赶到总督衙门，强烈要求鲍尔把廷雍和另外几位要杀的中国官员交给他们处决。
戈诺尼斯说：“这是每一位德国人最为盼望的好消息。”
而贝洛特则认为廷雍杀死了法国姑娘，他们有比德国人更为充足的理由来此处决这帮中国官员。
鲍尔将军很精明，为了避免激化矛盾，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令各方均不好反对的绝妙主意：组成4国联合军法处，而且完全采用中国人的法律――《大清律》和中国人的方式来处决这批中国官员。
鲍尔的提议获得了三国指挥官的一致赞同。因为在处决廷雍等人的问题上，他们的目的十分直接简单，就是要通过处决中国高官这样一件事，最大可能地羞辱和刺激中国人。
审判直隶最高官员的地点特地选在了直隶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直隶总督衙门。也就是廷雍本人平日断案和处理公务的地方。
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由鲍尔将军与法、德、意三国指挥官组成的“审判官”审问。他们在衙门大堂上成一排正襟危坐，两旁的衙役也全是联军士兵。
于攻占保定的4国联军而言，杀掉廷雍等中国地方官员，无疑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于中国政府或者说于中国人而言，却是从此多了一段奇耻大辱。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衙门里用中国的法律公开审判中国的高级官员，且最后用中国的行刑方式也就是用鬼头刀砍下廷雍等官员的头，无论哪一个中国人也无法认同这一点。洋人也太霸道了！洋人欺人也太甚了！廷雍的小妾燕佳氏为此服毒自尽。
廷雍的脑袋落下6天后，中国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总算也做出了向列强各国提出抗议的反应：“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自应交中国自行处分，何得侵我自主之权？”
抗议显然是象征性的，对列强无任何意义，主要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做个姿态给中国人看。
抗议更是乏力的，“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一开口话中已先透出几分理亏，洋人如何会拿这样的抗议当回事？自然，中国政府在刚刚战败，慈禧西逃的那种逆境中，能有勇气硬着头皮向洋人讨个“公道”，已实属不易了。
在对于廷雍被杀这件事上，似没有多少疑义，所有的中国人都愤慨，所有的中国人都备感耻辱。但对于廷雍这个人，就没有这样众口一词了，甚至有些人认为廷雍是个取巧之臣，该杀，只不过不该由洋人来杀。但史官们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廷雍赞誉有加，认为廷雍忠于朝廷，尽了地方官之责。
在4国联军组织的国际审判会上，廷雍也是这样来为自己辩护的。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朝廷的旨意。
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上，廷雍似乎成了一位义节千秋，“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
1900年是廷雍人生的最辉煌的一年，也是廷雍人生的最暗淡的一年。他像一只被不断吹鼓的气球，鼓胀到了极点，就砰一声爆裂了。他先是由直隶按察使升为直隶布政使，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天津，指挥天津保卫战的直隶总督裕禄绝望中在杨村的一家棺材铺里自杀，于是廷雍又被朝廷委任为直隶代理总督。这都是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间的事，或许连廷雍自己都没想到官会升得这么快。他更没想到的是直隶代理总督不过刚刚当了两个多月，他便被洋人送上了断头台。人生的大起大落大红大黑大喜大悲在廷雍的身上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其实，平心而论，廷雍如果不是个取巧之臣，那么他的头脑就是过于简单。他申辩说：“朝廷意，雍不敢违。”
其实，朝廷的真正意思，他根本没有理解。
100年前的那个社会是个复杂的社会，朝廷里既有仇恨洋人坚决主战的载漪、刚毅、赵舒翘之流，又有坚决反战的徐用仪、立山、联元一干人，还有态度暧昧的庆亲王、荣禄等。即使慈禧这样的铁腕女人，表面上声色俱厉，内心深处却是矛盾重重，犹犹豫豫。她既恨死了洋人，又怕极了洋人。御前会议一连开了4次，方做出宣战的决定。宣战后的第二天，董福祥部及义和团便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可中国最精锐的军队面对由使馆人员和中国教民组成的“民兵”，攻打了59天也没有攻打下来。后来慈禧太后在匆匆西逃太原的路上，对她的随员到底说了一句心里话。她说：“使馆区我若真想攻下来，早就攻下来了。”
廷雍如果能够及时揣摩出慈禧的心思，也像慈禧那样表面上对洋人动点真格的，暗中却又手下留情，后来的被砍头的命运想必就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了。
如果没有1900年6月30日的那桩发生在保定城内的屠杀，廷雍率众官绅欢迎4国联军入城的行为后人或许还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廷雍这是从大局出发。可是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的是廷雍在不该向洋人和中国基督徒（他们都手无寸铁）动手的时候动手大开杀戒，而面对4国联军荷枪实弹兵临城下该向“侵略军”动手的时候却又偏偏不敢动手――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劣根吗？
值得一提的是廷雍在4国联军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表现。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几天里，总算为自己涂抹了一笔亮色，因此也使朝廷的史官们有根有据地为他评功摆好，“盖棺论定”。
在“法庭”上，廷雍的确表现得颇有骨气。
鲍尔将军损就损在这里。他大概觉得在直隶总督衙门里审判这位代理直隶总督能够最大限度地羞辱一下廷雍以及所有的中国人，却不想这种羞辱反而激起了廷雍的骨气。他先是为自己辩护，说他所作所为是遵朝廷的旨意，属于“职务行为”。接着便将保定其他官员的责任统统揽到自己的头上――这一点为他在崇尚气节的中国人之中赢得了极佳的口碑――他说是他命令他们这样干的。
面对鲍尔的审讯，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说道：“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何？”
在已经预料到的死亡面前，廷雍毫无畏惧，实可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八个字来形容。和死在京城的恩海一样，就算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却也到底在死到临头之际表现出了几分真正的英雄气概。
“审问”从廷雍开始，姓名、职业和罪行。最后宣布“审判结果”：直隶布政使廷雍、保定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察使沈家本革职，实施军事囚禁；谭文焕因系逃到此地躲避的天津司道，则被移解天津，枭首示众6日。
廷雍很简单，又很复杂。
1900年11月6日，廷雍以及奎恒、王占魁三人被联军押至行刑地凤凰台。这一天仅仅距莫姑娘的死4个月零6天。4国联军各派出一名军官监斩，英军的代表是洛斯勃尔营长。杀人的活儿全部由中国衙门里的职业刽子手来完成，他们砍中国官员的脑袋时有人主刀，有人打下手，一丝不苟，十分敬业。
正是保定初冬的日子，1900年中国北方的第一场小雪早已停了，沐浴着凤凰台的是一抹惨淡的阳光，老树几乎落光了树叶的枝杈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后人无法想象廷雍身处断头台时的心境。在他被双手反缚地按在地上，在刽子手的大刀就要落在他的脖子上的一刻，他想了些什么？当然他也可能想起4个月前被杀的包括莫兰・诺丽丝在内的那些教士教民们，想起了年轻美丽的法国姑娘莫兰・诺丽丝声嘶力竭的呼救――“谁救我，我就嫁给谁”。他想他也许真的做得过分了些，他想他其实是完全有能力让那些人避免那场灾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