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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回 华勇营助纣为虐王爷府大祸临门

  作为东交民巷第一个解放者的喜悦尚未过去,郑逸秋便将洛斯勃尔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道:“洛斯勃尔,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事?你说吧。”

  郑逸秋激动地说:“你听听这满城的枪炮声,看看这满城的大火,北京城已经完全大乱了。你知道的,是慈禧下诏杀害了我的全家,我想带着人到皇宫去,亲手抓住这个老妖婆!”

  自秘密率队潜入北京城后,郑逸秋心里便萌生出这个极为大胆的念头,他觉得眼下机会已经到了。

  洛斯勃尔大喜:“能够抓住慈禧,那不仅仅是你郑逸秋个人的事,也是为我们华勇营,为我们英国军队争光啊!逸秋,现在中国军队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只顾逃命,再也不需要你们乔装打扮了,要去,全营都去,抓不住活的,能打死慈禧也算立下大功了!”

  洛斯勃尔说干就干,马上把骑兵营集合起来。他还向全营官兵宣布,他已接到鲍尔将军的命令,攻占北京后,所缴获的一切战利品必须上交司令部,再由司令部按战功分摊下来,敢有私藏战利品者,一律军法从事。

  因先遣队的马匹留在了大红门里,郑逸秋带着原班弟兄赶去大红门,留下黎成一人给洛斯勃尔带路,约定在王府井街口会合。

  一个钟头后,会聚在王府井的骑兵营高举着大英帝国的米字旗,沿着大街向内城一路狂奔而去。

  这时已是8月15日的清晨5点钟左右,东直门城楼一带的天空,已经露出了青白的晨光。

  郑逸秋与黎成对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他们绕着内城城墙,向着紫禁城的神武门方向疾步赶去。

  就在他们刚刚到达景山大街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慈禧太后正带着逃难队伍离开乐寿宫,出了贞顺门,向着神武门仓皇奔去。

  此时的慈禧已经是一副极其普通的老年妇女的打扮:盘羊式的汉民婆婆发式,深蓝色的半新不旧的夏布褂子,浅蓝色的旧裤子,新绑腿,新白布袜子,黑布鞋。尾随在后的光绪皇帝则是按照汉民跑生意的小伙计的形象设计的:蓝色的长衫,肥大的黑裤子,圆顶的小草帽。史书记载,此时的光绪已是“悲愤之极,几近战栗”。

  在贞顺门外,荣禄已经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随驾官员准备了一队蓝布围子骡车。

  上车的时候,慈禧向跟随她逃亡的人交代:要是遇到盘问,就说他们是乡下人。并且严厉地威胁说,谁要是乱说话,就把谁扔下车去!

  话音未落,南边一声炮响,距离很近很近。

  这一发炮弹,是占领正阳门不久后的美军发射的。

  从高大的正阳门进去,美军炮兵连连长瑞利上尉看见了一道伟岸的红墙横亘在他眼前。他赶紧打开地图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上帝啊,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紫禁城!”

  美军第14、第9步兵团官兵开始向着紫禁城冲击。他们没想到,此时专司守卫紫禁城的虎神营官兵已经退缩到了紫禁城里,因为他们进口的轻武器实在难以和洋兵的大炮抗衡。美军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稍微像样一点的狙击,却对耸立在眼前的高大红墙束手无策。紫禁城围墙的高度根本没有攀爬上去的可能,于是,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炮兵身上,因为他们看见了一道紧闭的大门。

  这座大门就是皇城的第一道大门:大清门。

  如今在北京城已经看不到这座大门了。它的位置在今天的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

  大清门,中华帝国具有象征性的国门,出奇的结实。

  在连长瑞利的指挥下,上尉苏莫莱像在靶场上训练新兵一样,在大清门的门闩上画出了一个白色的圆圈,然后他退后100米,命令炮兵对准圆圈开炮。这是联军向中国皇城发射的第一发炮弹,也就是把刚刚出了贞顺门的慈禧吓得魂飞魄散的那一声巨响。

  两次齐射,大清门门闩被炸开了。

  美军蜂拥而入。

  让他们感到极为懊丧的是,在他们的眼前又出现了一座大门――这是天安门,通向紫禁城的第二道大门。

  美军遭到了来自天安门城楼上的密集火力的射击。占据着有利地形的虎神营官兵们的突然袭击,使数名美军官兵倒地,包括冲在最前面的炮兵连长瑞利上尉。

  这个美国上尉也许是死在距离联军们幻想的堆满黄金珠宝的中国皇宫最近的一名军官。

  虎神营官兵的抵抗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是整个中国的最后的抵抗,因为他们的身后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了。

  虎神营官兵格外顽强,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首先是因为对皇上有着无限的忠诚才被挑选到皇宫卫队里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大都有着出色的武功。而且他们的月银和生活待遇乃至政治地位也比绿营兵优越得多,这种优越感在他们的皇上和太后有难的时候就立即转化成了一种大无畏精神的巨大动力。在美军向天安门门闩和城楼上发射密集炮弹时,虎神营官兵没有一个放弃阵地的。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的皇上和太后已经丢下他们和全城的老百姓逃出了身后的紫禁城。虎神营官兵们在流血和死亡之中,始终感觉到的是身后皇上和太后殷切的目光。他们拼尽最后的力量向城门下的入侵者射击,被密集的炮弹炸死的同伴的尸体堆积起来,当做了他们的掩体。

  荷兰随军记者尼・卡尔森在他的《坍塌的紫禁城》一书中写道:“英国军队骑着自行车赶来增援了,集中在天坛的鲍尔将军率领着一支由黄皮肤的中国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中国人与他们守卫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同胞一样不怕死,他们扔下自行车,架起云梯往天安门城楼上爬。当他们终于登上城楼的时候,立即用中国话向下面狂喊:‘都上来吧,这上面的人全都死光了!’”

  美军步兵已经从被炸开的天安门城门中间冲了进去。冲入城门的时候,美国人和刚刚赶来的一支俄国部队几乎火拼了起来,他们互相排挤、推搡甚至动了拳脚:双方都想第一个冲入中华帝国的皇宫。

  但是,他们同时看见,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城门。这座城门看起来比天安门更高更坚固。

  这是进入中国紫禁城的最后一道门:午门。

  美军立即架好炮。他们已经不需要在门闩的位置画出白圈了,他们已经熟悉了中国城门的结构。

  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和为英国人效劳的中国人全都兴奋极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面前的这座大门一破,中国宝库的大门就完全向他们敞开了!

  但是,这时突然快马飞报:停止对紫禁城的攻击。

  原来,各国司令官已经得知了美军想要首先进入紫禁城的消息,他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继续攻击紫禁城会激怒中国人”;同时决定:为了防止一国独占或抢占中国紫禁城,暂停对紫禁城的一切军事行动。

  付出了代价的美军不服,但是身边是坚决“同意”的英军和俄军的仇恨的目光,于是联军对中国紫禁城的攻击终于停止在了午门前。

  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已经出了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

  神武门外浓烟滚滚。在美军从正面攻击皇城的时候,俄、法、日三国军队从后面开始了攻击。为了压制美军的攻击速度,争取首先进入皇宫的特权,法国炮兵甚至向美军开了炮。

  刚毅、赵舒翘已在城门外接驾,慈禧还能下的谕旨只剩下了赶快护驾出城了。

  突然一队人马冲向慈禧的车队,所有人都惊叫起来,定神看,是荣禄专门派来保护皇上和太后的健锐营的马队。

  皇家的车马刚要从神武门向德胜门方向逃命,这时出现了一个更加意外的情况:3000余名义和团员蜂拥而来。

  这是在有关1900年京城防御战斗的史料中罕见的关于义和团行踪的记录。

  在整个京城防御战斗中,除了战斗开始的时候外城发生了激烈的战事之外,外城丢失后,城内基本上没有发生中国军队与联军的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巷战的记载也很少。中国正规军除了伤亡者之外,都争先恐后地撤出了城区。但是,从有关史料上估算,“城内设坛八百余所,每坛百人”――北京城内至少存在有义和团八万之众。当中国首都的城门一个一个被攻破的时候,无法确切得知这些“扶清灭洋。”

  的农民们直奔皇宫的后门神武门的目的是什么。有人分析说他们是来“保卫皇宫。”

  的,这个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保卫皇宫的战斗,发生在皇宫的正门大清门或天安门附近,因为在那里是联军攻击皇宫的主攻方向。有人说义和团是赶来“护驾”的,可当时连大部分的中国官员都不知道皇帝和太后要逃亡了,农民们如何事先得知?而“健锐营的撤退引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一说倒是有点道理。中国正规军放弃正面抵抗往北而去,这在农民们的眼里是临阵逃脱,义和团民们是要追上这些正规军算账的,中国农民对中国军队的仇恨不是一天两天之内形成的。

  义和团们和健锐营官兵混乱地堵在了神武门下。农民们根本想不到他们看见的那一队骡车里面乘坐的是皇上和太后。他们认为那是高官们的逃亡家眷。

  真正的护驾官兵立即向着义和团开了火,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混乱。在枪弹下和战马的踩踏下,义和团民们纷纷倒下。情绪复杂的中国农民们拼死反抗,而俄、日、法两国官兵正从东西两个方向压过来,使这里的战斗在阵营区分上、战线分割上和战斗进程上,都无法准确描述。

  当健锐营的官兵在和义和团民的战斗中杀开一条血路,保护皇帝和太后的车队向北而去的时候,郑逸秋赶到了,和义和团民一样,他们也没有对那一队骡车给予特别的注意,而是立即向义和团民开了火。

  接着俄军、法军和日军也赶到了。这是真正的大规模杀戮,数千义和团民被猛烈的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压缩在皇城城墙下,完全失去抵抗的能力。华勇营和俄、日、法三国军队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直到所有的义和团民全部没有了声息。

  应该说,正是义和团的这个举动,为慈禧的逃亡争取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中国农民的反抗无意中起到了掩护中国皇帝和太后的作用。如果没有义和团的出现,从东西两面压过来的华勇营和俄、日、法三军,势必轻易地就能将慈禧的逃亡车队扣押在神武门外。如果慈禧一行没有被当做难民打死在乱枪中的话,那么,中国的皇帝和掌权的太后同时被俘,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中华帝国的都城终于在外国军队的围攻中沦陷了。

  中华帝国的名义上的皇帝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逃跑了。时间是1900年8月15清晨7点钟左右。

  慈禧乘坐的骡车在前,光绪乘溥伦贝子的马车随后,中国皇帝手上拿着一只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形同木偶。太后出宫之前竟然下令杀害了他最爱的珍妃,让他心痛欲裂。虽说国难当头,夫妻之情只能抛至身后,可他这位姨母太后的狠毒让他恐惧,也更让他仇恨。

  这支庞大的御驾队伍仓皇逃往西直门,在高粱桥码头的倚虹堂稍微休息后,又向颐和园狂奔而去。到了园中,慈禧匆匆召见了庆亲王奕�、端亲王载漪,刚声色严厉地骂了句“都是你们闹的”,便欲泣不止。

  王爷们吓得磕头如捣蒜,连叫“奴才该死”,慈禧也不再言语,甩袖便走,让李莲英等人收拾了一些珍宝,一路向西北奔逃。

  朝廷率先一逃,高官紧随其后,被丢在洋兵炮火铁蹄下的只剩下百万平民百姓。北京城顿时群龙无首,天下大乱。能逃的都已逃了,不能逃的也在逃,大街小巷,车鸣马叫,大哭小喊,声浪直冲云天。

  “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洋兵到一处,顺民旗帜高悬一处。百姓虽乏爱国心,然非权奸激变,亦决不至此。”(摘自《清史演义》,蔡东藩著。

  已经冲到神武门外的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华勇营里的英国人与中国人全都急不可耐地欲抢先进入这座不知藏着多少珍宝的庞大皇宫。

  然而就在这时候,各国传令兵飞马向他们的指挥官送来了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1.任何一国军队不得擅自进入中国皇宫;2.中国皇宫的警卫工作,由美军司令威尔逊・萨菲将军全权负责。

  皇宫近在眼前而不能入,联军官兵焦急万分,只得沿着夹道的红墙争先恐后地往中海、南海、北海拥去,这“三海”就是皇家园林西苑。

  明朝嘉靖以前,历代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可是自从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他便总对紫禁城疑心生暗鬼,索性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清代以降,林荫水旁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处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然乾纲独断达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銮仪殿大加训斥后囚于西苑瀛台的。

  西苑虽不在紫禁城内,却与紫禁城是一墙之隔。顿时,出现在联军官兵眼前的是一片美不胜收的景色:奇花异卉,玉宇琼阁,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半湖莲叶在风中低语,红色、白色的朵朵荷花在绿叶丛中随风摇曳――好一处花团锦簇精美绝伦的皇家御苑!

  联军官兵拥进这人间天堂般的去处,只管往那一幢幢富丽堂皇的宫殿内踊跃冲去,大肆哄抢宫里的各种金银玉器、古玩饰物。中南海里,展开了一场国际抢劫大竞赛。

  留守宫中的太监们目睹着这帮明火执仗凶如狼似虎般的洋强盗,目瞪口呆,忍气吞声,无一人敢上前制止。

  洛斯勃尔、郑逸秋等人闯进了一所院门上方挂着“春耦斋”三字匾额的院子,这是一所宫苑书斋式的建筑,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室内雕梁红柱,彩绘饰顶,还挂着几盏精美的宫灯。他们一拥而入,将“春耦斋”里所有能随身带走的财物洗劫一空。

  这时,黎成、刘六儿、郭文卿等人在一间车库里发现了一辆小轿车。这种洋玩意儿华勇营的士兵全都在威海卫见过,行政长官洛克哈特就有一辆。他们兴奋地呐喊着拥上车去,可鼓捣了好一阵子,却没人能让那洋玩意儿跑起来。听说在御花园里缴获了小轿车,洛斯勃尔也兴致勃勃地赶了过来,可他也不会开车,只得叫黎成把吓得战战兢兢的太监押了上来。

  洛斯勃尔问道:“你告诉我,这是谁的车?”

  太监尖着嗓门回道:“禀报洋军爷,这是老太后的御车。”

  连郑逸秋一听这回答也颇有些吃惊,因为他从西人的报纸上早已看到,慈禧太后对此类西洋玩意儿深恶痛绝,洋人投资在北京上海修建的两条铁路,朝廷认为坏了大清国的龙脉风水,均先后出高价将其收购,然后派人拆毁,慈禧还有兴致玩这个?

  洛斯勃尔满脸嘲讽地笑道:“哈哈,想不到你们的慈禧老太后也会喜欢上我们洋人的东西呀?”

  太监巴结地笑了笑,说:“这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袁大人送给老太后的礼物。”

  郑逸秋确实想不到,慈禧太后虽然昏庸无知、保守顽固、恨屋及乌,仇视一切西人之物,却偏偏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辆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开创中国历史上私人拥有汽车先河之过程,也又一次暴露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愚昧和可笑。慈禧处理朝政之余,喜欢游览,经常乘坐她的豪华大轿和马车去颐和园、西山、八达岭等景区游玩。这年4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请自己的德国顾问操办,用一万两白银订购了一辆第二代奔驰牌小轿车送给了慈禧太后。这辆奔驰轿车设计新颖、工艺精湛。随同这辆奔驰车进京的,还有一个曾为在济南做生意的美国商人开过小轿车,叫孙家富的年轻司机。慈禧一生享尽了富贵,却从没有见过这种极稀罕的洋玩意儿,仔细看后心中大喜。可是,她第一次带着李莲英乘坐敞篷车去颐和园游览时,汽车尚未驰出紫禁城,她突然发现,原来的马车夫变成了她不认识的一位年轻司机,司机不仅与自己平起平坐,而且还坐在自己的前面,这还成何体统!太后感到有失自己的尊严,龙颜大怒,立即喝令司机停车。

  孙家富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将车停了下来,回过头惶惶不安地望着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大太监李莲英。

  慈禧太后这下更生气了,这大中国,连皇帝见了我还得下跪问安哩,你是个啥东西,竟然拿背对着我?

  善于察言观色的李莲英此时也看出太后心思,马上责令孙家富跪着开车。

  老太后也冷冷地吐出一句话:“简直是没有王法了。”

  孙家富这下被难住了,跪着开车,他还从来没有学过。可是,他马上明白了太后所说的“没有王法”是什么意思,半点不敢分辩解释,只好委屈自己,跪着驾驶。

  但是,手毕竟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而且跪着也无法分辨方向,他小心翼翼,急得满头大汗,唯恐酿成惊天大祸。

  慈禧生他的气,是因为他破坏了“体统”,作为一个老太婆,她其实也有善良的一面,见这孩子急得满头大汗,怪可怜的,心中也有些不忍,没开多远,就再次开口说道:“这洋玩意儿还是没有咱中国的轿子坐着舒坦,下去吧。”

  孙家富一听赶紧把车停下来。李莲英小心翼翼地把太后搀扶下车。随后,又依然换上慈禧太后坐惯了的16抬大轿。

  从这以后,这辆奔驰车便被送到御花园中闲置起来。慈禧虽然从此再未坐过一次奔驰,但孙家富住在午门外的虎神营兵营里,百事不做,三餐不误,月银照拿。

  洛斯勃尔听清原委,马上叫太监去把孙家富找来。还好,兵营里此时也是空空荡荡,只有那独自从济南来的孙家富正孤零零地留在兵营里。他未逃跑,一是因为实在舍不得丢掉这份白拿月银白吃伙食又从不干活的差事,更重要的是他和美国人打过交道,会说几句洋文,他的经历使他不像一般中国人那样害怕洋人。

  洛斯勃尔把这辆车连同找来的司机,全送给了已进驻天坛祈年殿的鲍尔将军。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也是唯一在中国有自己的专用小轿车的联军将军,连贵为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元帅进宫出宫,也还是骑马坐轿哩。

  辛亥后,这辆轿车又从紫禁城移到了颐和园。我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距今已逾百年,成为一辆世界罕见的老爷车,受到世人瞩目。此车目前仍保存在颐和园,供游人参观。

  8月15日这一天,紧随着联军官兵进入“三海”的是部分大使馆人员。

  大使馆在长达两月的围困中饱受兵攻炮轰火焚,除了三家外国银行、邮局、日本筑紫办馆以及所有海关官员的住所悉数被毁之外,美、法、比、荷、意、奥使馆也被彻底毁掉了。

  据当年《申报》记载,为安全稳妥起见,各国大使馆人员暂时移住紫禁城中的中海、南海和北海,但仅仅在24小时之后,联军总司令部便命令各国军队立即撤出紫禁城,只允许无处可居的大使馆人员暂住其中。

  但是此时灾难已经发生了,就在联军进驻“三海”的一天一夜之内,中国皇家的御花园内已是一片狼藉。联军官兵已经“集体染指”了这座巨大精致的皇家御苑,或以大衣包之,或以布袋装之,所有中国的皇家珍宝荡然无存。将各类珍宝抢劫一空后,又搬运大件之物。

  这一天在中南海被盗走的珍宝中,有一幅举世闻名的古典画作,即唐代画家韩�的《五牛图卷》。此画之所以现在能够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是因为它被盗走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政府才花费巨资把它从海外购了回来。

  御花园虽美,可军令不可违,洛斯勃尔少校只得带着骑兵营赶到天坛,回归华勇营。

  鲍尔将军亲自接见了“劳苦功高”的郑逸秋、黎成。而且,这支秘密特遣队前两天的辛苦此时帮了鲍尔将军的大忙。由于他们已经打探清楚端亲王、庆亲王等王公府第和公署衙门的具体位置,使英国军队的抢劫能做到有的放矢,所获极丰。

  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攻进富庶的中华帝国都城的联军首先扑向了各座王府和高官豪宅。中国的王公大臣们不但是“应该受到无情惩罚的祸首”,而且他们的王府和豪宅本身就是囤积中国金银财宝的最大仓库。

  中华帝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有着充分的估计。这些过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家眷们,除了在养尊处优、傲慢排场、享受美食、声色犬马、贪污受贿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之外,他们还有在巨大动乱到来的时刻清醒地估算自身处境的敏感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与生俱来地流动在王公贵族们的血统之中,他们在平安年代里骇人听闻的骄奢挥霍和在危急时刻毫不犹豫的弃国逃亡都出自于他们的这种贵族本能。他们的命运也因其在临危之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果断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

  端王府成为了英国人的第一个抢掠目标。

  当郑逸秋带着鲍尔将军和全体华勇营官兵赶到端王府时,载漪已经在几个钟头以前丢下家眷仓皇出逃,往颐和园方向追赶慈禧太后与皇上的圣驾去了,几十名护院家丁象征性的开了两枪,腿脚快的一哄而散逃得无影无踪,腿脚慢的则成了俘虏。这位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王爷弃下的庞大王府,其豪华与精致程度令华勇营中的英中官兵们叹为观止!

  来不及等洋人发话,被俘的十几名家丁便主动将载漪家藏匿金银的地点全招了出来。在一尊太湖石下面,他们挖出了8个装满每个重4.25磅的纯金元宝的大坛子。从私家银窖和湖底、水井中捞出的银锭和各种古玩珍宝,用大板车往天坛英军指挥部拉了两天,足足有300万两白银和价值更巨的古玩珍宝。

  把端王府洗劫一空后,鲍尔将军对这位曾经头扎红巾身穿黄衫手执短刀亲自参与进攻西什库教堂的王爷仍不解恨,下令放起火来。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湖边的十几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柏被烧成了一根根光秃秃的乌炭柱子,连片的亭台楼阁,片瓦不存。

  鲍尔将军最为痛恨的是义和团,对主动投降的义和团也绝不宽恕,一律枪决。

  在曾经作过义和团坛口的载勋的庄王府中,载勋虽然已经在城破之际和载漪一道追赶圣驾去了,但是这座豪华巨大的王府中仍然躲藏着2000余名义和团民。他们十分明白自己眼下所处的环境,当华勇营逼上前时,面对着大批身穿洋军装杀气腾腾的中国人他们除了惊奇便是害怕,刀枪不入天下无敌的神话此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他们惊慌地抵抗了一阵,便向着王府深处一哄而散,成为华勇营追杀的“猎物”。大约两个小时后,枪声停止了,活着的义和团民乖乖地放下武器,投降了。

  鲍尔将军并没有因对方投降而免其一死,他下令将他们一个不剩地用机关枪射杀于庄王府内,然后放火焚尸。整座庞大华丽的庄王府连同义和团民的尸体,顿时葬身于火海之中。负责清理现场的黎成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2200具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这种大规模地洗劫和屠杀是“蜻蜓点水式”的,由于情报准确,从未扑过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成了英军指挥部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英占区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他们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人中,有中国人,更多的则是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着活过来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以“杀人竞赛”的方式来对义和团和中国溃散军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掉了”。

  他们特别对杀中国的贵族和高官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英占区的每一座王府和高官的豪宅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豪宅,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再行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毁掉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摘自《北京的末日》,法,贝野罗蒂著。

  而对另一位中国贵族、户部尚书崇绮,因为“洋愤”不及载漪和载勋,所以洛斯勃尔对他的家眷稍微“客气”了一些。负责收缴崇绮财产的是洛斯勃尔带去的骑兵营和一支印度连队,当他们冲进崇绮府第中,同样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落入他们手中的,是崇绮的60多口家人。经讯问后方知,70多岁的崇绮已经和荣禄一同逃往保定去了。

  洛斯勃尔听郑逸秋简单说了下崇绮的情况,得知他不属于载漪、载勋、刚毅那类狂热支持义和团的中国高官,而且还是皇帝接班人的老师,便枪下留人,吩咐印度人将所掳家人全部带到天坛关押,骑兵营则留下来搜寻金银财宝。

  谁知印度人对洛斯勃尔的安排十分不满,他们当然最渴望的也是留下来搜寻金银财宝,于是便将满腹怒气发泄到了崇绮的家人身上。据史料记载,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在天坛被关押期间,受到印度官兵的肆意凌辱,每一女人,均遭“数十甚至上百人轮奸之”。

  几天后,鲍尔将军下令将崇绮的家人全部释放,回到家中后,他们看见四处一派狼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

  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痛心疾首,愤恨无地”,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投湖自杀。

  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用来上吊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咬牙切齿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在中华帝国战败的时刻,政府和官吏弃城逃亡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这种几乎等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全体逃窜的举动,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而在最后一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逃亡的那些贵族们8月15日京城沦陷后,两宫“西狩”因种种原因来不及逃走的一些贵族和高官们,在联军士兵闯进大门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开始了竞赛似的集体自杀。这种同样果决迅速的集体仪式,曾在元军突入大宋的时刻、清军突入长江沿岸的时刻、太平军突入沿海城市的时刻多次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千百年来这种仪式混杂在多种道德评判的名称下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中极其罕见的悲伤景象。

  庚子北京沦陷后,两宫西逃,遗留于京的一些王公贵族,在慑于敌兵恐被污辱之下,相与倡议自杀,而首先以妇女为最。如一家数口中有一个妇女决心自杀者,所余家人,不忍见她独死,就全家一起自杀。这竟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

  而自杀之别开生面者,为状元大学士徐桐。徐家住东交民巷英国使馆附近。一闻两宫“西狩”,洋兵进城的恐怖消息,自知以80多岁之老朽之躯已经没有力气跟随太后逃亡了。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死。

  他对最有出息的第三个儿子说道,他是中国的“首辅之尊,世受国恩”,遭遇如此国难,“必当以身殉国,报效朝廷”,提议全家随他自杀殉国。他的三儿子就是当时的刑部侍郎,斩杀立山、徐用仪、袁昶等反战大臣的监斩官徐承煜。全家痛哭一番后,大家觉得也只有寻死这一条路摆在眼前了,于是徐桐又提出大家以投井为最敏捷,乃促家人实行。母、妻、儿女轮流入井,最后老态龙钟的徐桐颤抖作一团,由徐承煜扶持着往井中跳下去。可不料井浅人多,已将空间塞满,徐桐下去后踩在亲人头上,水不能浸。徐承煜只得拉父上来,舍井而他,其悬梁是尚矣。遂代父结绳,促其先悬。父子俩人同时登上了板凳,同时把绳索套在了脖子上,在徐桐眼中不太有出息的长子则守候一旁,等着为二人收尸掩埋。

  大学士双手抓着绳套,看着他的三儿子,他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死去时的壮举,因为这是他精神上最后的一点慰藉。但是,他发现他的三儿子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亲先死,那一刻父子俩的心情必定是复杂万分。

  两个人僵持了好一会儿,徐承煜突然把头钻出绳索,跪下来哭道:“儿子先死,无法为父亲尽孝,请允许为父亲殓葬之后儿再死!儿子一定死!儿子决不会偷生!”

  徐桐欣慰一笑,叹了最后一口气,流出最后两行老泪,对长子说了他此生的最后一句话:“要是真能再活一回,你我皆劳动读书,千万别再做官!”说罢,父亲仍“颤栗不克投环”。徐承煜乃极尽人子之“孝”,连拉带提,用力把父亲的脖子伸入绳套,遂急撤脚下板凳,算是送父归天了。随即又以此法,将其兄送上了天。徐承煜立即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和长兄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仅存的徐承煜却忽然改变了想法,觉得自己可以不死,留此有用之身,赶上两宫,再干一场,方不辜负昂藏七尺云云。于是他拔腿逃出京城“保驾”去了。不过刚出府门,他就落在了日本人手里,关押了一阵后被中国政府钦定为“受惩罪犯”之一,押到菜市口公开斩首。杀他的时候有洋人监斩,并且举着照相机在他身首分离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成为大清帝国那段悲惨岁月的清晰见证。

  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刻依旧能够用文字记载下当时帝国凄惨而恐怖的情形的贵族,唯有景善。

  无论中外,研究中华帝国庚子事件的学者无不把《景善日记》当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这个老贵族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令后人惊讶。他不但对中国那段混乱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详尽的记录,而且最后的一篇日记竟然记于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是北京城陷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的日子。

  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金银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中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首辅,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金银。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

  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杳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家中的金银珠宝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便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两百多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多达30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达2000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中华史学界一代大家、中国研究甲骨文开天辟地第一人的王懿荣也在北京城破时为自己和全家老小选择了死亡。

  时年55岁的王懿荣是山东福山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赏戴二品顶戴、会典馆总纂官等职。一生好古成癖,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善书墨。凡是古籍、字画和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京城里的收藏大家,如太傅翁同和、工部尚书潘祖荫、翰林院编修陈介祺等,均常与之切磋。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

  1899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王亦如数收下。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大人照例全数购下。后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也全数购下。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达1500余片。

  王懿荣把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来,在家里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同属一种文字,是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说,是早于先秦时代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但到了孔子,又发出“殷礼不足证”的感叹。他带着这样的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了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而且是商代后期用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也就是史籍上讲的“殷人典册”!

  这一惊人的发现,使河南安阳一下子热闹起来,古董商趋之若鹜,大家专找有字甲骨,而被挖出的无字甲骨却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荣最初认定甲骨文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北京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当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不认这壶酒钱。有些书呆子一口咬定:这根本不可能!仓颉造字,流传几千年了,千年古训怎么会错?有的则说,那根本不是龟甲兽骨,是竹简、是化石……

  不管别人怎么说,王懿荣一心认定,这就是三代文字。一时间,北京城里学人之间,几乎无人不谈甲骨。药店里,带字的龙骨十分走俏。古董商一看,发财的时机到了,干脆来个瞒天过海,他们一方面加紧奔波于河南北京之间,一方面对甲骨文的出处缄口不言,或信口开河地胡乱说一通,有说在汤阴,有说在卫辉,以便垄断甲骨,牟取暴利。

  对于王懿荣来说,他是一心想把龟甲兽骨文字彻底研究一番的。既然已经和史料上许多记载相吻合,那么,把龟甲兽骨上的内容吃透了,就可以解决历史上的一些久有争论的疑点。

  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他成了揭示甲骨之谜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正如后来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所说:“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

  转眼到了1900年春天,这个春天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喜气。始而,西方列强的军舰开进了大沽口。虽然官军和义和团“捷报”不断,但八国联军却是进展顺利。在中国的土地上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继而,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联军又攻破天津,大举向北京进发。此时的北京已是一片混乱。投亲靠友的跑了,商贾店家停了,就连大内的文武百官也人心惶惶。

  6月17日,朝廷上谕到:“着派李端玉、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靖阎闾。”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他们俩充当北京卫戍司令。李端玉当时抱病在床,千钧重担实际上落到了王懿荣一人肩上。

  满朝文武大臣,国难当头时却让一介书生去抗击八国联军的枪炮!接到上谕,王懿荣一切都明白了。如此一个破烂不堪的残局,是他能收拾得了的吗?他不禁仰天长叹:“此天与我以死所也!”

  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到处奔走,张罗武器粮草,往往三更半夜还未入睡。他是山东人,对义和团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既然保卫北京,他把义和团的力量也统一起来了。接连几天,令人沮丧的坏消息接踵而至:8月13日,通州失守。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到了北京城墙下。已是半夜时分,八国联军攻城的炮声不断传来。有消息说,太后皇上一干人马早已趁着夜色化装逃跑了。

  此时的王懿荣反倒平静了下来。他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痛心疾首地给儿子交代后事:“我是朝廷任命的京师团练大臣,我必须与北京共存亡。有我在,就有北京在,我不能眼看着八国联军来糟蹋北京!儿啊,父亲一世读书,以清正廉洁著称。家中没有什么银两,只有为父多年积攒的一些金石古董。那一箱龟甲兽骨特别珍贵,那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产。我有心想研究它们更深的内涵,看来是不现实了。儿啊,家业可以丢,性命可以丢,这龟甲文字是国宝啊,你要一片不少地保存好,千千万万不能落到洋人手中啊!”说完这话,他挎起腰刀直奔城墙而去。

  8月15日,枪炮声越来越近,老百姓六神无主地号哭着、胡乱地奔跑着。噩耗也不断传来,一会儿来报东便门被俄国军队攻破了,一会儿又传来消息,日本人进了朝阳门。手下团勇,也一哄而散。

  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赶回家中,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然后赶入自家后花园里,纵身投进了一口深井之中。他的夫人和儿媳,也随他投井自尽。

  王懿荣殉国的消息传到西安后,10月30日,朝廷赐王懿荣二品衔国子监祭酒,追赠侍郎衔。为此,发了一道上谕:

  “二品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侍从南斋,迭承恩眷。平日夙怀忠义,恩济时艰。本年七月间,临难捐躯,从容就义。洵属大义凛然,加恩著追赠侍郎衔,照侍郎例赐恤。其妻谢氏及其长子妻张氏亦同时殉难,忠烈孝义萃于一门。允宜特别予以褒扬,以彰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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