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回 丹尼尔毁家纾难诺丽丝惨遭肢解
此时的天津紫竹林租界区一带炮火连天，打得昏天黑地。
自大沽口炮台失陷，天津城南的紫竹林租界，便成了控制在各国驻津领事之手的“国中之国”，随着大沽口联军的进入，紫竹林更成为联军不断增兵和镇压义和团的大本营，到6月中上旬，集结在这里的各国军队已达3000余人。他们在租界内构筑工事，武装外商与教民，加紧备战，并不断外出寻衅。
这引起直隶总督裕禄与他手下聂士成、马玉昆、宋庆等将军的极大愤怒。6月15日前后，裕禄调动部队集中到天津，决定采取行动，截断设在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和后勤基地与紫竹林租界区的通道。
没想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17日，联军担心与紫竹林租界区邻近的天津武备学堂的学员用火炮轰击租界区，主动向武备学堂发起了攻击。
武备学堂的学员大多是参加或同情义和团的军人，当联军突然来袭时，他们并未慌乱，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反击。
天津武备学校是中国政府为新式练军培养军官的摇篮，供学员训练的武器也是当时最精良的。他们发射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遏止了联军的进犯。
联军见硬攻十分困难，便放火焚烧房屋，引起库存军火大爆炸，学员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军队和附近团民闻声赶来营救时，联军已经撤回了租界。中国军队愤恨租界内侵略军不断挑衅，进犯武备学堂，于是开炮猛轰紫竹林租界。
这是驻天津的中国正规军全面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开始，也是他们由镇压义和团到与义和团并肩抗敌的真正转折点。
津京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裕禄此时也一改对义和团严厉镇压的态度，再者他也清楚靠驻扎在天津地区的武卫军三万余人难以拒敌，便把希望寄托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身上。
他听天津司道谭文焕说“天下第一坛”的大师兄张德成法力无边，念起咒语，可以让渤海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又有“红灯照”相助，朝廷若要早用这位神人，大沽口炮台如何能让洋人夺去？
裕禄颇为所惑，又思忖大战在即，此等神人若闲置不用，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立即派专使代表他前去静海独流镇上把张德成恭恭敬敬地请到他的直隶总督衙门，高杯矮盏，待若上宾，来往接送，均用自己的二品大员官轿。
迎风酒宴上，谭文焕作陪。张德成要粮饷、军械，他说要多少，裕禄随即吩咐谭文焕照数拨给，其目的就是由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担任攻打紫竹林的主力军。
谭文焕也从旁劝说，并表示如果张德成愿意出兵攻打紫竹林，他愿意为“天下第一坛”办粮台。
其实，张德成不过是运河上一个船帮帮主，借着义和团大兴这股风头趁势而起，初时在老家独流镇上创立了义和团“坎”字坛口，手下一千多船民全都随他参加了义和团，此后又在杨柳青一带设立了十余个坛口，发展会众两万余人。人多势众后，又以种种最容易让中国人相信的魔咒、神符等手段，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半神半仙似的异人。什么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什么二指头一伸，便能风沙大起，嘴巴一张，便能天降大雨，而且一念咒语，就会有孙悟空、哪吒出现。很多人禁不住这种神奇传说的诱惑，也纷纷加入了他的坛口。甚至连不久后当上大清帝国政府总理的端亲王载漪知道他的“神威”后，竟然也纡尊降贵地特意派人将张德成和军师李来中请到端王府中，于银安殿上焚香化纸，拜他为师。
曾几何时，张德成还让裕禄手下的武卫军追得鸡飞狗跳哩，哪敢想如今太阳从西边出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一串串落到了他的头上。
据史书记载，张德成“斋戒四百天，练就一身刀枪不入之功”，已是“不惧刀枪，不使洋枪，持一对弯形母子马刀，面有异相”，又有史料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枪，风驰电掣”。摘自《清史演义》，蔡东潘著。
已在京城见过更大场面的张德成于是面对过去的敌人统帅拍着胸口豪气冲天地说道：“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总督大人既能视我等为自家兄弟，杀洋人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裕禄不仅与张德成化敌为友，共同御侮，没过几天，又使出同样手段，把静海、盐山、庆云一带设坛闹拳的著名团首曹福田也招于麾下，还让曹福田把自己的“乾”字坛口迁到了天津城里的吕祖堂。
将天津乃至直隶所有义和团纳入麾下后，裕禄又下令打开北方最大的兵工厂――东局子枪炮制造厂――的仓库，把义和团与天津城组织起来杀洋人教民的民团全部武装起来。
裕禄手中有了天下无敌的“神兵”，对洋人自然不再惧怕，赓即下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用现代化枪械武装起来的义和团并没有立即开出城去迎战联军，收复失地，而是在全城大杀手无寸铁的外国传教士、洋商和中国基督徒。民族仇恨与宗教狂热交织在一起，使屠杀的手段变得惨不忍闻。许多人家被杀得绝了户，财产也被洗劫一空。
义和团因教义的缘故――教义认为女人污秽不堪，沾了会影响神功法力――
一般不敢奸淫妇女。官军就不同了，外商和教民的女眷，惨遭蹂躏。
当幸存的洋人和教民悉数逃入紫竹林租界后，义和团和已经接到朝廷“宣战诏书”的中国正规军又把租界重新围了起来。
攻打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5500人，宋庆、马玉昆所属的部分正规军，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上万人，还有天津民团数万人。
此刻的紫竹林租界区，已经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兵营。陆续进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12000余人，原来住在租界里加上从天津城里逃进租界的洋商、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全都武装起来，组成了自卫队，人数在5000以上。其余的便是洋人和中国教民的家眷，大约也有万人左右。
对被铁桶般包围在紫竹林里的所有外国人与中国基督徒来说，19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季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尤其是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切断了租界内的粮食供应之后，绝望情绪更揪紧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租界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武卫军的大炮轰塌了，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统统都被送进了口中。
更为可怕的是每一个人都太清楚不过，一旦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打进租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死神的幽灵在头顶狞笑，每一个人都作好了死的思想准备。
各国的领事们聚集在戈登堂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极其悲壮的会议，最后作出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决定：为了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由各国军官组成一支联合执行队，一旦到了最后关头，便由他们首先杀死租界内所有的女人和孩子。
据说提出这样一条得到各国领事们一致赞同的建议的是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欧格纳。他说他能够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扣动扳机。
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担任了攻打紫竹林租界的先锋。林黑儿的“红灯照”则如同以往一样负责后勤。
和所有义和团作战时的习惯一样，张德成也把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一部《三国演义》对中国人的教化作用真可谓深入骨髓，张德成摆开的阵势与《三国演义》里无数场大战的阵势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战场上旌旗飘扬，鼓角声震天动地。张德成雄踞在高头大马上，一面“天下第一坛”的大旗和正中绣有“张”字的帅旗在他身后凌风招展。
“天下第一坛”的掌门人身披红大氅，手持母子弯刀，坐镇指挥气势宏大的进攻。手下的大将和法师在前，团民则56人一横排，纵深数十排，上千名“红灯照”的女丁则用长长的竹竿挑着上百盏红灯，在鼓角声中向着紫竹林大踏步前进。
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则主要以火炮为这支敢死队掩护，并担任支援。
在“天下第一坛”前面，紫竹林的保卫者早已严阵以待，同仇敌忾。联军官兵修筑起了一道道工事，用装有泥土、沙子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枪和步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
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威武的队列中爆炸开来，残肢断臂与灼烫的钢铁碎片、鲜血与泥土，还有破碎的红灯与女人四下飞溅开来时，进攻队伍立即大乱。胆怯者丧魂落魄，嗷嗷号叫着转身便逃。
但是，更多的团民却几下扒掉上衣，把辫子往颈上一甩，咬着牙，红着眼，狂呼大叫着向联军的阵地冲杀过来。
或许，他们有的是以为自己的功夫练得已经到家，洋人的子弹对他们无可奈何，或许有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弟兄倒在血泊之中，强烈的仇恨使他们变得来无所畏惧，视死如归。此刻他们唯一的念头便是冲上前去，把洋人斩尽杀绝！
刀枪磕碰，杀声震天，整齐的方阵立即变成了一片愤怒的惊涛骇浪，向前汹涌席卷而去。
“哒哒哒哒”，洋人的步枪和轻重机关枪像春节点爆竹般密密脆脆地响了起来。
巨浪依然向着前方涌去，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踩着死者的身体继续往前冲，一波接着一波，眨眼之间，这一片开阔地上，便垒起了一道既长且宽的“肉堤”。
就在敢死队员刚刚被枪林弹雨阻住而稍一犹豫时，联军官兵跃出了工事，开始了反击。
敢死队员们溃败了，联军士兵们踩在了“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民乱射乱刺，直到呻吟之声全部消失为止。
聂士成的大炮也开火了，阵地上泥石飞溅，联军官兵连同义和团民的尸体一起飞上了天空。
联军的大炮疾速发射，对中国人的炮火进行压制。出击的联军官兵立即撤回了工事。义和团民又呐喊着重新杀了回来。
战斗就这样反复进行着，白天黑夜，持续不断。
义和团在丢下了上千具尸体后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在此后的几天日子里也曾数次攻破了洋人的阵地，杀入了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在楼内抵抗的洋商与中国职员，连同他们的家眷300余人全部被杀。
但是，洋人和中国教民深知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们把租界里每一栋洋楼全都变成了坚固的堡垒，躲藏在里面与义和团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
莫兰兄妹俩很快成为了名震全世界的新闻人物。
哥哥丹尼尔出名是因为他毁家纾难，自掏腰包购买枪械弹药，从住进华昌洋行大楼避难的500多名中国教民和他的家人中挑选出182名青壮年男人，加上洋行的中外职员，组成了一支240人的自卫队，以华昌洋行作为坚固据点，义和团对华昌洋行的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丹尼尔也因此成为紫竹林大名鼎鼎的自卫队领袖。
当义和团将紫竹林铁桶般包围起来后，强烈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的丹尼尔带领自卫队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在洋行大楼的窗户和门口垒起了一道道防御墙。
6月20日拂晓，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矢射进了华昌洋行大楼，箭上缚有一信：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紫竹林租界已被我义和神兵与武卫军重重包围，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这信是义和团以张德成的名义写给在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的。
然而，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
紫竹林外、整个天津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亢奋。洋行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丹尼尔提供的新式毛瑟枪趴在了防御墙后。
他们决定和这座大楼，和这座大楼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不仅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如此，在攻打紫竹林的整个战斗期间，从始至终，躲进租界区的上万名中国教民中没有一人愿意与义和团里应外合，对洋人反戈一击。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华昌洋行的进攻开始了。
义和团最先采用的战术是火攻。用竹筒制作的喷水枪把煤油喷射到洋行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矢以引燃大火。
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华昌洋行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洋行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要命的是洋行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大楼烧塌，但是，洋行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
轰然一声巨响，大楼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中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中国政府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大楼顶上自卫队员的阵地上，当场就有6人被炸死。
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像蝗虫般落下，把洋行大楼白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呐喊着冲杀上来了。
从洋行大楼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摘自《庚子纪事》，清，仲芳氏著。
洋行里开始往外射击，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洋行职员和中国男性教民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
可是，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
即使夜幕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在西方报纸的报道中，丹尼尔成了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与中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反击，自卫队员在他的激励下人人奋勇杀敌”，打退义和团的冲锋后，“丹尼尔立即组织人员，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
1900年7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对丹尼尔的“专访”，里面记载了丹尼尔在整个紫竹林保卫期间的“狩猎成果”：他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了419名拳匪，其中，创造的最高纪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37人！
但是，与妹妹诺丽丝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比起来，丹尼尔就算不得什么了。
年轻美丽充满青春活力的莫兰・诺丽丝之所以闻名全世界，是因为她被保定的政府官员与义和团押到凤凰台活活地肢解了。
全世界良心未泯的人们看了关于诺丽丝惨死的报道，都情不自禁地为她洒下了同情的泪水。
诺丽丝死得很冤，也死得很惨。
在中国的史料中已经无法查到莫兰・诺丽丝这个真实的姓名了，保定县志上将诺丽丝称之为“莫姑娘”，形容她“衣着华贵，姿容出色”。
诺丽丝是被官高位显的大清帝国直隶布政使廷雍杀害的。
1900年6月30日这一天，保定的义和团焚烧北关教堂和南关教堂，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廷雍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游击张锡容督兵弹压教民，致使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7名外国人和500余名中国基督徒，还有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莫姑娘”被屠杀殆尽，无一幸免。
外国人认定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联合行动――这的确不是战争而是屠杀――试想，如果廷雍不予配合，不下令紧闭城门，不派兵弹压，数百个教士教民无论如何不会被屠杀殆尽。
退一步说，就算廷雍出于形势所迫，出于无奈，不得已进行了象征性的配合，那么他仍有机会救下这些无辜者的性命。
比如，他可以派手下人暗暗送出消息，在联合行动之前，让教民教士得以逃脱；再比如，他可以借弹压的机会，将一些教士教民“抓”进衙门，名为关押，实为保护。且不说廷雍的政治倾向，单从他父母官的职责而言，保护这些教士教民，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廷雍过去一直是力主剿杀义和团的，那工夫他还是直隶按察使，他和直隶布政使廷杰的态度并无矛盾之处。可是后来随着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也由“剿”一下子转变为“抚”了。
朝廷是在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在对付洋人上又始终灵活地掌握着一个度。
廷雍的脑子简单就简单在这儿，他没有看出这些微妙之处。于是他和依然主“剿”的廷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两人甚至公开骂詈，直到朝廷将廷杰召回北京。廷杰被调离保定后，廷雍由直隶按察使升为直隶布政使。
职务的晋升使廷雍顺理成章地产生了错觉，他以为朝廷很赏识他。这使他的头脑开始膨胀，也就愈发的简单，以至认为他仕途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对义和团的大力支持获得了朝廷的赏识――当然，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不遗余力的支持对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决定继续沿着这条金光大道快跑下去。
诺丽丝此行由汉口溯江而上入川，由重庆、成都，出剑门古道越秦岭到西安，郑州，每到一座城市，她都要进行放足演讲。
刚到保定，前面的铁路就不通了。而且，义和团遍地蜂起，对任何一个洋人来说，通往北京天津的道路都已经布满了杀机。
被困保定的诺丽丝只好求助于基督教保定公理会，会长兼保定北关教堂的郭洪西主教让她住进了自己的教堂，临时在教会孤儿院里做一名义工。
廷雍担任直隶布政使之后仅仅一个星期，保定城里的大街小巷便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直隶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兴起而突然振奋起来。袭击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的事件层出不穷，杀人抢劫在保定城里成了夜以继日常演常新的节目。
接着，情绪激昂的义和团围困了南关和北关两座教堂。开始还比较“文明”，仅是向教堂内抛掷石块。
廷雍此时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效仿另一位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毓贤的作法，命令保定的铸造工匠连夜精造大批钢刀，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义和团民。并且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和义和团的首领还有个口头的“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洋商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归廷雍支配。
到了6月30日，保定基督徒们和外国传教士的世界末日便陡然降临了。
犹如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义和团民从四面八方突然涌进了保定城。这肯定不是农民自发的行动，城里有人为他们安排食宿提供刀枪，他们不仅住进了空旷的庙宇，连不少现任官员的深宅大院也成了他们的食宿之所。
保定公理会的负责人郭洪西在情势危急之际采取了一个措施，他让南关教堂的神职人员和避难洋商与教民趁夜色掩护全部转移到了北关教堂。这样，北关教堂里的外国神职人员和避难教民加上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便有500余人之众。
北关教堂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是1900年6月30日的黄昏时分，手里有了政府发给的钢刀，义和团的进攻便不再沿用抛掷石块的方式了。很快，火焰烧了起来，喊杀声连成一片。
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2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4名牧师和7名修女，还有1名洋商和他的3口家眷，以及近500名避难的中国教民全部被义和团围困了。
孤儿院的“义务嬷嬷”诺丽丝竭尽全力保护和安慰着被吓得不停哭叫的23个中国孤儿。
教堂毕竟不是堡垒，到了半夜的时候，火烧得愈发的猛烈了，再待在教堂里只能被活活烧死，郭洪西只好决定投降。大人们背着孩子乱纷纷地逃到了满是义和团的大街上，立即有无数把雪亮的钢刀向他们迎头砍去。
保定北关大街上成了屠场，中国教民与他们的家眷还有教会学校的学生以及教会收养的孤儿们被当场砍成碎块。而洋人却全都留了活口，这是因为义和团要把他们押送到布政使衙门去向廷雍邀功请赏。
廷雍亲自出面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简洁地吐出一个字：
“杀！”
那天夜里，根据廷雍的命令，在布政使衙门外砍了6名男性外国神职人员和1名洋商以及洋商的妻子和一对儿女的头。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史料没有记载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廷雍那天夜里偏偏将有着法国国籍却能说一口与中国人不差上下的中国话的诺丽丝和7名外国修女留了下来。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这当然不是廷雍天良发现，留下这些洋女人，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加完美更加轰动的屠杀效果而已。
也没有任何史料提供出属于莫兰・诺丽丝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夜晚她会想到些什么？
如果她不是为了解放中国女人的一双小脚，继续留在巴黎，或者即便来到中国，就和哥哥丹尼尔待在紫竹林，她也不可能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
不知她是否为自己这种宗教般的狂热献身精神，多少会有一些后悔？
第二天一早，保定地方志中的“莫姑娘”――莫兰・诺丽丝和7名外国修女一起被拖到了南门外的凤凰台。
凤凰台刀枪森然，廷雍等地方父母官亲临刑场，正襟危坐监斩。
百年前的行刑之地想必荒草萋萋，坟冢起伏，甚而老树上还有一两只昏鸦凄然地啼叫着罢？可现在的凤凰台早已没有了刑场的肃杀和苍凉。它如今是保定南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往来穿梭，便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就连在保定也很少有人知道凤凰台这个地名了，仿佛要彻底忘掉这段耻辱，保定的地图上也根本寻不着这三个字。
但是保定地名志上却有一段记载，那上面说，昔日的凤凰台位于现在的保定医药公司西侧。
史料没有记载。这个地方在“莫姑娘”以及数月后联军斩杀廷雍等中国官员为“莫姑娘”复仇之前及之后还杀过其他人没有。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把中国话说的比法国话还顺溜的法国“莫姑娘”是在凤凰台被杀的，所以对“莫姑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廷雍等几位朝廷命官也一定要在凤凰台被杀。
据保定史料记载，在万人围观之中，求生的欲望令21岁的“莫姑娘”向着四周围观的中国人放声求救。
她泪流满面不顾一切地喊道：“救救我吧！我是志愿来帮助中国妇女放足的，我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啊……”
她环顾一眼四周，又声嘶力竭地发出了最后的乞求，“我不想死！我有很多钱，谁救我，我就――嫁给谁！”
这肯定已经是一个女人所能允诺和所能付出的全部了：钱和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仍然不能救她的命。
在凤凰台围观的中国人中，或许也有某一个围观者因为“莫姑娘”的美貌因为“莫姑娘”的富有因为“莫姑娘”的可怜而动了恻隐之心，但绝不会有任何人去救她。
在一片杀声的恐怖氛围中，有谁敢动娶一个洋姑娘的念头呢？
至于她说她是“志愿来帮助中国妇女放足的”，那就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甚而觉着十分荒唐可笑了。
保定史料记载：“‘莫姑娘’遭肢解而死。”
我们不知道肢解与凌迟是否是同一回事，行刑前受害者是否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剥得一丝不挂？但无论如何，将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并没有对中国人犯下任何罪恶的法国姑娘活生生地砍成若干段，那种场面一定惨不忍睹，也是人类具有的普世良知所万难容忍的。
最直接的后果是，“莫姑娘”的死极大地刺激起西方世界对中国官员和义和团的深仇大恨。所以廷雍，这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大员，在中国以后的历史长卷中还会再次隆重登场，但那已经是在叙述他在洋人的法庭与刑场上面临死亡时候的情形了――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将会死在眼下他大驾亲临的凤凰台上――眼下，他正心情愉悦地欣赏着一位西方女子在极度的痛苦与恐怖之中慢慢地死亡。
自大沽口炮台失陷，天津城南的紫竹林租界，便成了控制在各国驻津领事之手的“国中之国”，随着大沽口联军的进入，紫竹林更成为联军不断增兵和镇压义和团的大本营，到6月中上旬，集结在这里的各国军队已达3000余人。他们在租界内构筑工事，武装外商与教民，加紧备战，并不断外出寻衅。
这引起直隶总督裕禄与他手下聂士成、马玉昆、宋庆等将军的极大愤怒。6月15日前后，裕禄调动部队集中到天津，决定采取行动，截断设在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和后勤基地与紫竹林租界区的通道。
没想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17日，联军担心与紫竹林租界区邻近的天津武备学堂的学员用火炮轰击租界区，主动向武备学堂发起了攻击。
武备学堂的学员大多是参加或同情义和团的军人，当联军突然来袭时，他们并未慌乱，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反击。
天津武备学校是中国政府为新式练军培养军官的摇篮，供学员训练的武器也是当时最精良的。他们发射出的猛烈炮火成功地遏止了联军的进犯。
联军见硬攻十分困难，便放火焚烧房屋，引起库存军火大爆炸，学员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军队和附近团民闻声赶来营救时，联军已经撤回了租界。中国军队愤恨租界内侵略军不断挑衅，进犯武备学堂，于是开炮猛轰紫竹林租界。
这是驻天津的中国正规军全面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开始，也是他们由镇压义和团到与义和团并肩抗敌的真正转折点。
津京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裕禄此时也一改对义和团严厉镇压的态度，再者他也清楚靠驻扎在天津地区的武卫军三万余人难以拒敌，便把希望寄托在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身上。
他听天津司道谭文焕说“天下第一坛”的大师兄张德成法力无边，念起咒语，可以让渤海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又有“红灯照”相助，朝廷若要早用这位神人，大沽口炮台如何能让洋人夺去？
裕禄颇为所惑，又思忖大战在即，此等神人若闲置不用，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立即派专使代表他前去静海独流镇上把张德成恭恭敬敬地请到他的直隶总督衙门，高杯矮盏，待若上宾，来往接送，均用自己的二品大员官轿。
迎风酒宴上，谭文焕作陪。张德成要粮饷、军械，他说要多少，裕禄随即吩咐谭文焕照数拨给，其目的就是由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担任攻打紫竹林的主力军。
谭文焕也从旁劝说，并表示如果张德成愿意出兵攻打紫竹林，他愿意为“天下第一坛”办粮台。
其实，张德成不过是运河上一个船帮帮主，借着义和团大兴这股风头趁势而起，初时在老家独流镇上创立了义和团“坎”字坛口，手下一千多船民全都随他参加了义和团，此后又在杨柳青一带设立了十余个坛口，发展会众两万余人。人多势众后，又以种种最容易让中国人相信的魔咒、神符等手段，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半神半仙似的异人。什么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什么二指头一伸，便能风沙大起，嘴巴一张，便能天降大雨，而且一念咒语，就会有孙悟空、哪吒出现。很多人禁不住这种神奇传说的诱惑，也纷纷加入了他的坛口。甚至连不久后当上大清帝国政府总理的端亲王载漪知道他的“神威”后，竟然也纡尊降贵地特意派人将张德成和军师李来中请到端王府中，于银安殿上焚香化纸，拜他为师。
曾几何时，张德成还让裕禄手下的武卫军追得鸡飞狗跳哩，哪敢想如今太阳从西边出来，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一串串落到了他的头上。
据史书记载，张德成“斋戒四百天，练就一身刀枪不入之功”，已是“不惧刀枪，不使洋枪，持一对弯形母子马刀，面有异相”，又有史料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枪，风驰电掣”。摘自《清史演义》，蔡东潘著。
已在京城见过更大场面的张德成于是面对过去的敌人统帅拍着胸口豪气冲天地说道：“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总督大人既能视我等为自家兄弟，杀洋人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裕禄不仅与张德成化敌为友，共同御侮，没过几天，又使出同样手段，把静海、盐山、庆云一带设坛闹拳的著名团首曹福田也招于麾下，还让曹福田把自己的“乾”字坛口迁到了天津城里的吕祖堂。
将天津乃至直隶所有义和团纳入麾下后，裕禄又下令打开北方最大的兵工厂――东局子枪炮制造厂――的仓库，把义和团与天津城组织起来杀洋人教民的民团全部武装起来。
裕禄手中有了天下无敌的“神兵”，对洋人自然不再惧怕，赓即下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用现代化枪械武装起来的义和团并没有立即开出城去迎战联军，收复失地，而是在全城大杀手无寸铁的外国传教士、洋商和中国基督徒。民族仇恨与宗教狂热交织在一起，使屠杀的手段变得惨不忍闻。许多人家被杀得绝了户，财产也被洗劫一空。
义和团因教义的缘故――教义认为女人污秽不堪，沾了会影响神功法力――
一般不敢奸淫妇女。官军就不同了，外商和教民的女眷，惨遭蹂躏。
当幸存的洋人和教民悉数逃入紫竹林租界后，义和团和已经接到朝廷“宣战诏书”的中国正规军又把租界重新围了起来。
攻打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5500人，宋庆、马玉昆所属的部分正规军，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上万人，还有天津民团数万人。
此刻的紫竹林租界区，已经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兵营。陆续进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12000余人，原来住在租界里加上从天津城里逃进租界的洋商、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也全都武装起来，组成了自卫队，人数在5000以上。其余的便是洋人和中国教民的家眷，大约也有万人左右。
对被铁桶般包围在紫竹林里的所有外国人与中国基督徒来说，19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季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尤其是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切断了租界内的粮食供应之后，绝望情绪更揪紧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租界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武卫军的大炮轰塌了，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统统都被送进了口中。
更为可怕的是每一个人都太清楚不过，一旦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打进租界，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死神的幽灵在头顶狞笑，每一个人都作好了死的思想准备。
各国的领事们聚集在戈登堂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极其悲壮的会议，最后作出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决定：为了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由各国军官组成一支联合执行队，一旦到了最后关头，便由他们首先杀死租界内所有的女人和孩子。
据说提出这样一条得到各国领事们一致赞同的建议的是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欧格纳。他说他能够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扣动扳机。
张德成的“天下第一坛”担任了攻打紫竹林租界的先锋。林黑儿的“红灯照”则如同以往一样负责后勤。
和所有义和团作战时的习惯一样，张德成也把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一部《三国演义》对中国人的教化作用真可谓深入骨髓，张德成摆开的阵势与《三国演义》里无数场大战的阵势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战场上旌旗飘扬，鼓角声震天动地。张德成雄踞在高头大马上，一面“天下第一坛”的大旗和正中绣有“张”字的帅旗在他身后凌风招展。
“天下第一坛”的掌门人身披红大氅，手持母子弯刀，坐镇指挥气势宏大的进攻。手下的大将和法师在前，团民则56人一横排，纵深数十排，上千名“红灯照”的女丁则用长长的竹竿挑着上百盏红灯，在鼓角声中向着紫竹林大踏步前进。
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则主要以火炮为这支敢死队掩护，并担任支援。
在“天下第一坛”前面，紫竹林的保卫者早已严阵以待，同仇敌忾。联军官兵修筑起了一道道工事，用装有泥土、沙子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枪和步枪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
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威武的队列中爆炸开来，残肢断臂与灼烫的钢铁碎片、鲜血与泥土，还有破碎的红灯与女人四下飞溅开来时，进攻队伍立即大乱。胆怯者丧魂落魄，嗷嗷号叫着转身便逃。
但是，更多的团民却几下扒掉上衣，把辫子往颈上一甩，咬着牙，红着眼，狂呼大叫着向联军的阵地冲杀过来。
或许，他们有的是以为自己的功夫练得已经到家，洋人的子弹对他们无可奈何，或许有的是眼看着自己的弟兄倒在血泊之中，强烈的仇恨使他们变得来无所畏惧，视死如归。此刻他们唯一的念头便是冲上前去，把洋人斩尽杀绝！
刀枪磕碰，杀声震天，整齐的方阵立即变成了一片愤怒的惊涛骇浪，向前汹涌席卷而去。
“哒哒哒哒”，洋人的步枪和轻重机关枪像春节点爆竹般密密脆脆地响了起来。
巨浪依然向着前方涌去，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踩着死者的身体继续往前冲，一波接着一波，眨眼之间，这一片开阔地上，便垒起了一道既长且宽的“肉堤”。
就在敢死队员刚刚被枪林弹雨阻住而稍一犹豫时，联军官兵跃出了工事，开始了反击。
敢死队员们溃败了，联军士兵们踩在了“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民乱射乱刺，直到呻吟之声全部消失为止。
聂士成的大炮也开火了，阵地上泥石飞溅，联军官兵连同义和团民的尸体一起飞上了天空。
联军的大炮疾速发射，对中国人的炮火进行压制。出击的联军官兵立即撤回了工事。义和团民又呐喊着重新杀了回来。
战斗就这样反复进行着，白天黑夜，持续不断。
义和团在丢下了上千具尸体后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在此后的几天日子里也曾数次攻破了洋人的阵地，杀入了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在楼内抵抗的洋商与中国职员，连同他们的家眷300余人全部被杀。
但是，洋人和中国教民深知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们把租界里每一栋洋楼全都变成了坚固的堡垒，躲藏在里面与义和团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
莫兰兄妹俩很快成为了名震全世界的新闻人物。
哥哥丹尼尔出名是因为他毁家纾难，自掏腰包购买枪械弹药，从住进华昌洋行大楼避难的500多名中国教民和他的家人中挑选出182名青壮年男人，加上洋行的中外职员，组成了一支240人的自卫队，以华昌洋行作为坚固据点，义和团对华昌洋行的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丹尼尔也因此成为紫竹林大名鼎鼎的自卫队领袖。
当义和团将紫竹林铁桶般包围起来后，强烈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的丹尼尔带领自卫队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在洋行大楼的窗户和门口垒起了一道道防御墙。
6月20日拂晓，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矢射进了华昌洋行大楼，箭上缚有一信：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紫竹林租界已被我义和神兵与武卫军重重包围，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这信是义和团以张德成的名义写给在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的。
然而，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
紫竹林外、整个天津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亢奋。洋行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丹尼尔提供的新式毛瑟枪趴在了防御墙后。
他们决定和这座大楼，和这座大楼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不仅华昌洋行里的中国教民如此，在攻打紫竹林的整个战斗期间，从始至终，躲进租界区的上万名中国教民中没有一人愿意与义和团里应外合，对洋人反戈一击。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华昌洋行的进攻开始了。
义和团最先采用的战术是火攻。用竹筒制作的喷水枪把煤油喷射到洋行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矢以引燃大火。
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华昌洋行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洋行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要命的是洋行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大楼烧塌，但是，洋行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
轰然一声巨响，大楼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中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中国政府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大楼顶上自卫队员的阵地上，当场就有6人被炸死。
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像蝗虫般落下，把洋行大楼白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呐喊着冲杀上来了。
从洋行大楼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摘自《庚子纪事》，清，仲芳氏著。
洋行里开始往外射击，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洋行职员和中国男性教民的射击凌乱而慌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
可是，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
即使夜幕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在西方报纸的报道中，丹尼尔成了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与中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反击，自卫队员在他的激励下人人奋勇杀敌”，打退义和团的冲锋后，“丹尼尔立即组织人员，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
1900年7月2日的《纽约太阳报》发表过一篇对丹尼尔的“专访”，里面记载了丹尼尔在整个紫竹林保卫期间的“狩猎成果”：他用来复枪一共射杀了419名拳匪，其中，创造的最高纪录是在一天之内射杀37人！
但是，与妹妹诺丽丝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比起来，丹尼尔就算不得什么了。
年轻美丽充满青春活力的莫兰・诺丽丝之所以闻名全世界，是因为她被保定的政府官员与义和团押到凤凰台活活地肢解了。
全世界良心未泯的人们看了关于诺丽丝惨死的报道，都情不自禁地为她洒下了同情的泪水。
诺丽丝死得很冤，也死得很惨。
在中国的史料中已经无法查到莫兰・诺丽丝这个真实的姓名了，保定县志上将诺丽丝称之为“莫姑娘”，形容她“衣着华贵，姿容出色”。
诺丽丝是被官高位显的大清帝国直隶布政使廷雍杀害的。
1900年6月30日这一天，保定的义和团焚烧北关教堂和南关教堂，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廷雍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游击张锡容督兵弹压教民，致使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7名外国人和500余名中国基督徒，还有一位来自法国巴黎的“莫姑娘”被屠杀殆尽，无一幸免。
外国人认定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联合行动――这的确不是战争而是屠杀――试想，如果廷雍不予配合，不下令紧闭城门，不派兵弹压，数百个教士教民无论如何不会被屠杀殆尽。
退一步说，就算廷雍出于形势所迫，出于无奈，不得已进行了象征性的配合，那么他仍有机会救下这些无辜者的性命。
比如，他可以派手下人暗暗送出消息，在联合行动之前，让教民教士得以逃脱；再比如，他可以借弹压的机会，将一些教士教民“抓”进衙门，名为关押，实为保护。且不说廷雍的政治倾向，单从他父母官的职责而言，保护这些教士教民，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廷雍过去一直是力主剿杀义和团的，那工夫他还是直隶按察使，他和直隶布政使廷杰的态度并无矛盾之处。可是后来随着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也由“剿”一下子转变为“抚”了。
朝廷是在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在对付洋人上又始终灵活地掌握着一个度。
廷雍的脑子简单就简单在这儿，他没有看出这些微妙之处。于是他和依然主“剿”的廷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两人甚至公开骂詈，直到朝廷将廷杰召回北京。廷杰被调离保定后，廷雍由直隶按察使升为直隶布政使。
职务的晋升使廷雍顺理成章地产生了错觉，他以为朝廷很赏识他。这使他的头脑开始膨胀，也就愈发的简单，以至认为他仕途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他对义和团的大力支持获得了朝廷的赏识――当然，他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不遗余力的支持对他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于是，他决定继续沿着这条金光大道快跑下去。
诺丽丝此行由汉口溯江而上入川，由重庆、成都，出剑门古道越秦岭到西安，郑州，每到一座城市，她都要进行放足演讲。
刚到保定，前面的铁路就不通了。而且，义和团遍地蜂起，对任何一个洋人来说，通往北京天津的道路都已经布满了杀机。
被困保定的诺丽丝只好求助于基督教保定公理会，会长兼保定北关教堂的郭洪西主教让她住进了自己的教堂，临时在教会孤儿院里做一名义工。
廷雍担任直隶布政使之后仅仅一个星期，保定城里的大街小巷便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直隶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兴起而突然振奋起来。袭击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民的事件层出不穷，杀人抢劫在保定城里成了夜以继日常演常新的节目。
接着，情绪激昂的义和团围困了南关和北关两座教堂。开始还比较“文明”，仅是向教堂内抛掷石块。
廷雍此时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效仿另一位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封疆大吏、山西巡抚毓贤的作法，命令保定的铸造工匠连夜精造大批钢刀，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义和团民。并且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他和义和团的首领还有个口头的“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洋商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归廷雍支配。
到了6月30日，保定基督徒们和外国传教士的世界末日便陡然降临了。
犹如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义和团民从四面八方突然涌进了保定城。这肯定不是农民自发的行动，城里有人为他们安排食宿提供刀枪，他们不仅住进了空旷的庙宇，连不少现任官员的深宅大院也成了他们的食宿之所。
保定公理会的负责人郭洪西在情势危急之际采取了一个措施，他让南关教堂的神职人员和避难洋商与教民趁夜色掩护全部转移到了北关教堂。这样，北关教堂里的外国神职人员和避难教民加上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便有500余人之众。
北关教堂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是1900年6月30日的黄昏时分，手里有了政府发给的钢刀，义和团的进攻便不再沿用抛掷石块的方式了。很快，火焰烧了起来，喊杀声连成一片。
在教堂里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2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4名牧师和7名修女，还有1名洋商和他的3口家眷，以及近500名避难的中国教民全部被义和团围困了。
孤儿院的“义务嬷嬷”诺丽丝竭尽全力保护和安慰着被吓得不停哭叫的23个中国孤儿。
教堂毕竟不是堡垒，到了半夜的时候，火烧得愈发的猛烈了，再待在教堂里只能被活活烧死，郭洪西只好决定投降。大人们背着孩子乱纷纷地逃到了满是义和团的大街上，立即有无数把雪亮的钢刀向他们迎头砍去。
保定北关大街上成了屠场，中国教民与他们的家眷还有教会学校的学生以及教会收养的孤儿们被当场砍成碎块。而洋人却全都留了活口，这是因为义和团要把他们押送到布政使衙门去向廷雍邀功请赏。
廷雍亲自出面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简洁地吐出一个字：
“杀！”
那天夜里，根据廷雍的命令，在布政使衙门外砍了6名男性外国神职人员和1名洋商以及洋商的妻子和一对儿女的头。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史料没有记载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廷雍那天夜里偏偏将有着法国国籍却能说一口与中国人不差上下的中国话的诺丽丝和7名外国修女留了下来。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这当然不是廷雍天良发现，留下这些洋女人，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加完美更加轰动的屠杀效果而已。
也没有任何史料提供出属于莫兰・诺丽丝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夜晚她会想到些什么？
如果她不是为了解放中国女人的一双小脚，继续留在巴黎，或者即便来到中国，就和哥哥丹尼尔待在紫竹林，她也不可能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
不知她是否为自己这种宗教般的狂热献身精神，多少会有一些后悔？
第二天一早，保定地方志中的“莫姑娘”――莫兰・诺丽丝和7名外国修女一起被拖到了南门外的凤凰台。
凤凰台刀枪森然，廷雍等地方父母官亲临刑场，正襟危坐监斩。
百年前的行刑之地想必荒草萋萋，坟冢起伏，甚而老树上还有一两只昏鸦凄然地啼叫着罢？可现在的凤凰台早已没有了刑场的肃杀和苍凉。它如今是保定南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往来穿梭，便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就连在保定也很少有人知道凤凰台这个地名了，仿佛要彻底忘掉这段耻辱，保定的地图上也根本寻不着这三个字。
但是保定地名志上却有一段记载，那上面说，昔日的凤凰台位于现在的保定医药公司西侧。
史料没有记载。这个地方在“莫姑娘”以及数月后联军斩杀廷雍等中国官员为“莫姑娘”复仇之前及之后还杀过其他人没有。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把中国话说的比法国话还顺溜的法国“莫姑娘”是在凤凰台被杀的，所以对“莫姑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廷雍等几位朝廷命官也一定要在凤凰台被杀。
据保定史料记载，在万人围观之中，求生的欲望令21岁的“莫姑娘”向着四周围观的中国人放声求救。
她泪流满面不顾一切地喊道：“救救我吧！我是志愿来帮助中国妇女放足的，我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啊……”
她环顾一眼四周，又声嘶力竭地发出了最后的乞求，“我不想死！我有很多钱，谁救我，我就――嫁给谁！”
这肯定已经是一个女人所能允诺和所能付出的全部了：钱和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仍然不能救她的命。
在凤凰台围观的中国人中，或许也有某一个围观者因为“莫姑娘”的美貌因为“莫姑娘”的富有因为“莫姑娘”的可怜而动了恻隐之心，但绝不会有任何人去救她。
在一片杀声的恐怖氛围中，有谁敢动娶一个洋姑娘的念头呢？
至于她说她是“志愿来帮助中国妇女放足的”，那就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甚而觉着十分荒唐可笑了。
保定史料记载：“‘莫姑娘’遭肢解而死。”
我们不知道肢解与凌迟是否是同一回事，行刑前受害者是否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剥得一丝不挂？但无论如何，将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并没有对中国人犯下任何罪恶的法国姑娘活生生地砍成若干段，那种场面一定惨不忍睹，也是人类具有的普世良知所万难容忍的。
最直接的后果是，“莫姑娘”的死极大地刺激起西方世界对中国官员和义和团的深仇大恨。所以廷雍，这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大员，在中国以后的历史长卷中还会再次隆重登场，但那已经是在叙述他在洋人的法庭与刑场上面临死亡时候的情形了――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将会死在眼下他大驾亲临的凤凰台上――眼下，他正心情愉悦地欣赏着一位西方女子在极度的痛苦与恐怖之中慢慢地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