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回 北京城血雨腥风威海卫美酒丽人
1900年的夏天热不可挡，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雨了。每天一轮火球照例当空悬挂，向着大地山川海洋喷吐出巨大的热量。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蓝得让人头晕目眩。华勇营的士兵们待在宿舍里犹如待在上了汽的蒸笼里一样，一动不动也大汗淋漓。可是，军事训练不仅没有停下，强度反而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只不过为了避开一天里最酷热的时候，鲍尔上校在时间上作了调整，早上6点训练至8点，下午5点训练至7点。
所有的中国士兵都能意识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关天津北京以及直隶等地的各种可怕消息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威海卫。
虽然从6月上旬开始，天津到威海卫的定期邮轮已经停开，洛克哈特行政长官公开宣布关闭通往威海卫英国租界区的所有通道，华勇营的骑兵营也分兵数路，整天在边境上巡游。
洛斯勃尔营长接到的命令是严格禁止中国难民进入。执行起来才知道这样的任务以骑兵营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可能完成。在姜格庄、汪疃、草庙子几处交道要道，他们架起拒马，设起卡子，对外国侨民、传教士教民一律放行。这些人都是侥幸从义和团的屠刀下逃出来的，每一个生还者的经历听上去都令华勇营的官兵毛骨悚然！
在传教士和教民的眼中，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是他们的大救星，可是，对于潮水般向着租界涌来的中国难民，他们却是心如铁石的魔鬼。无数的中国难民被他们毫不留情地阻挡在租界外面。面对哀告、磕头，他们无动于衷。中国难民只好避开卡子，钻进荒僻的山林，想方设法地往租界里逃。洛斯勃尔手下的300名骑兵拦不胜拦，每天仍有许多人不顾死活地逃了进来。
洛克哈特下令在黑竹岛专门赶建了两处收容所，供传教士和教民们暂住。
从刘公岛出发轮流前往天津大沽口外海面上巡弋的英国军舰上的水兵也会把最新的消息带回来。军官俱乐部里订的各种各样的英中文报纸，也都登载着大量记者们从事发现场采写的各种充满了血腥味的报道以及各国对当前局势的态度。
在华勇营中，对当前严峻局势最清楚的当然是盖里斯・鲍尔上校。因为他了解的情况远比他手下的军官和中国人多。
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威海卫行政长官公署的电报房24小时“嘀嘀哒哒。”
地响着，北京、天津的情况，以及伦敦采取的各种措施，洛克哈特都了如指掌。
在洛克哈特与西摩尔将军还有他这华勇营最高指挥官参与的例行碰头会上，各种情况便及时地汇聚到了他的脑海里。在亚洲，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处于群雄之首，但是陆军却捉襟见肘，不敷应用。在印度、孟加拉、新加坡，殖民当局都是依靠当地的雇佣军来保卫英国的安全与利益。而且他还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按照白金汉宫的指示，派出“阿尔及灵”号重型巡洋舰前往加尔各答，把一支上千人的印度军队接到刘公岛海军基地整训。
鲍尔上校已经欣喜地预感到，一旦战争爆发，与战场近在咫尺的华勇营完全有可能被投入到这场大战之中……虽然仅仅是一种预感，但是，鲍尔上校已经为自己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可能有这样一个建立功勋的机会而激动不已。
鲍尔上校心中近些日子常常萦绕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战争爆发，这上千名中国人真的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去攻击他们自己的政府，杀死他们的同胞吗？
作为这支特殊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当然，他并不担心那些身强体壮军事技术也十分出色的中国士兵对英国人怀有二心，两年来的接触，几次还算激烈的战斗，中国人的表现完全能够让他放心。
他们大都一字不识，更可贵的是没有思想，他们对自己能够到华勇营当兵挣洋钱吃洋饭似乎除了欣喜便是自豪。华勇营的物质待遇与不菲的月银足以使他们成为比一般中国人高人一等的特权阶级。他们的朋友、熟人、乡亲投射到他们脸上的羡慕与嫉妒的目光极大地增添了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强了他们对英国人的忠诚。他们全都算得上合格的雇佣军，只要保证他们的供应与月银，再加上比这更多的战时津贴，他完全相信他们会不打一点折扣地去执行他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所有殖民地国家，英国人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做的。英国人投入大量金钱组建起来的雇佣军早已用行动证明，他们无一不对大英帝国感恩戴德，忠心耿耿。无数活生生的事实也使鲍尔上校坚信一条普遍的真理：对于这些生活在由野蛮邪恶的权力集团统治的国度里的民众来说，有关奉献的现有道德不过是专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它期望民众为它牺牲，自己却对民众敲骨吸髓地任意盘剥与压榨。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让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是这帮翻译。翻译当然全都是中国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学习洋文之前必然读过许多中国圣贤撰写的书籍。而这些圣贤们的教诲无疑对这支雇佣军来说才是最具危险性的。
夜里，睡得懵懵懂懂的郑逸秋被洛斯勃尔从睡梦中叫醒了。
郑逸秋睁开眼睛后心中陡然一跳，第一句话便是：“怎么？战争开始了？”
“喂，逸秋，你看过《中国人的明与暗》这本书吗？”
郑逸秋这才想起，洛斯勃尔晚饭后就到北大营参加军官会议去了。他感到很奇怪，洛斯勃尔往常参加军官会议回来，总会给自己谈一些会上得知的最新情况。
可今天却对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我在父亲的书房看到过这本书，但我没读过它。我听父亲说这本书是一位叫麦高温的英国传教士写的，他在上海、福州、厦门待了20多年，回到英国后才出版的。”
“对了，就是这个麦高温。今晚的军官会议上，鲍尔上校让我们每一个英国军官必须马上把这本书找来认真地读一读，还要我们把这当成一项命令来完成。逸秋，你明天一定去给我找一找。我要弄明白，上校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会对一本书如此感兴趣？”
“好吧，我去给你找。不过，上校一个命令，这本书在威海卫肯定是洛阳纸贵了，找得着找不着，我可不敢给你打包票。”
分手前，洛斯勃尔透露的印度军队正师行途中，即日便要抵达威海卫的消息，让郑逸秋兴奋得一夜不能入眠。连远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兵也调来了，那么，他们这支就待在中国土地上的英国雇佣军，难道还没有机会参加对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和义和团暴民的这场战争吗？
郑逸秋虽然已经预感到要找到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难度之大仍然让他感到意外，为了赶在其他英国军官之前，他一清早便去了露石台天主堂和宽仁修道院，可已经迟了一步，教会图书馆里的，以及教士和修女们自己的，都已经被捷足先登的英国军官们借走了。他马上掉头去了行政长官署和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图书馆，不是没有，就是已被借走。他甚至还坐汽艇去了刘公岛海军基地图书馆，也仍然扑了空。
夕阳西下时，就在他赶回麻家寒子的路上，他忽然想起应该到威海卫老城跑一趟，兴许，城里的几位读书人家里有。
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老话，郑逸秋不虚此行，在一位基督徒的书房里，借到了这本刚由香港天物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图书。
郑逸秋把书拿回兵营翻了几页，没想一开篇便丢不下了。他万万没想到，一位外国人竟然对中国人的优点与缺点了解得如此透彻，文笔如此之精致优美。
他匆匆浏览了一遍，立即便明白为何鲍尔上校要他手下的英国军官们人人都必须读一读这本书的目的何在了。
他把书给洛斯勃尔送去时，翻开书页说道：“你用不着全看，听我给你念上一段，就完全能够明白上校的意思了。”
“那好啊，省得我费时间了。”
郑逸秋念道：“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幅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
念到这里，郑逸秋停住了，问道，“洛斯勃尔，你明白了吗？”
洛斯勃尔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他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尽可能的豪华舒适……”
“啊，洛斯勃尔，你说得不错，我想你已经从这样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中意识到更深层的含义了？”
“是的，麦高温已经像位哲人似的提醒我们，只要侵犯了中国人的祖宗、土地与家园，那么，迎接侵犯者的，必然是暴风骤雨般的反抗。”
郑逸秋摇摇头，陡然提高声调说：“并不仅仅如此吧，恐怕你已经想到了而碍于我俩之间的友谊不便对我明说。那就是，鲍尔上校是要通过这本书提醒你们，我们华勇营里的中国人并不完全值得你们英国人信任――这，才应当是他最直接的目的。”
“逸秋，大战在即，我们华勇营随时可能被派上战场。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上校有这样的担心，我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郑逸秋激动地说道：“不，洛斯勃尔，麦高温从民族文化的层面上来讲绝对没错，不过他的结论仅仅是他笼统地对中国人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因为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教化从来就没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同一思想意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和平民阶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新产生的那种国家意识，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有幸跻身朝堂的文武大臣在皇上跟前也只能跪伏在地战战兢兢口称奴才，更何况普普通通的草民百姓？中国人自一出生，便永远地成为了这个国家掠夺欺压的对象，国家天经地义地尽情挥霍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而从来不会把他们当人看待，更不会为他们的生存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统治者的眼中，百姓只有顺民和暴民，从来就没有公民。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老百姓才对自己的土地、家园和祖坟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国家以及统治者的忠诚与责任。”
洛斯勃尔叫道：“我来到中国的日子已经不短了，我也到过不少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可是，你说的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仍然让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郑逸秋继续说下去：“我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增添我的自豪感而恰恰相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平民的眼中，国家是什么，它可以是祖祖辈辈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小官员，让他们担惊受怕的土匪，也可以是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天旱、洪涝、蝗虫等等难以抗拒的灾难。国家以‘赋税’的名义搜刮尽了他们的财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中国，不知道自己族长是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可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洛斯勃尔分明也被郑逸秋的情绪感染了，说道：“逸秋，我向你保证，华勇营的英国军官相信你，就如同相信我们自己一样。因为，我早已把你全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们！”
郑逸秋沉重地说道：“我的仇恨绝对不是针对我的祖国和民众――虽然我常常为她沉湎于愚昧与落后之中却自我陶醉这一点激言愤色――灭门之仇，我没有片刻忘记过，但我清楚这笔血债，应该向谁讨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英文报纸上的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华勇营的官兵们无不感到形势正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
天津虽然已经打得来炮火连天，但是，巨大的危机却是在中国的京城。
从天津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使馆卫队虽然给集中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增添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对于散住在全城各处的外国传教士、外商和教民来说，他们的处境不但没有因此改观，反而比前些时候更加险恶了。
这是因为穿得花里胡哨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穿过古老的京城大街时，无论是中国的官员、军人、商贩和平民，甚至是乞丐和妓女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种愤怒一旦有了宣泄的机会，其喷发的烈度必然是万分可怕的。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深宫中慈禧太后的心情也和她的臣民并无二致，甚至比所有的中国人更加仇恨外国人。只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所在，她必须慎重地考虑以何种手段来应对眼下已经不能再继续恶化下去的糟糕局势。
中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慈禧太后与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乃自然承袭的恭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中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他此刻是总统禁军，手里同样掌握着一支皇家护军。
如果说载漪仇视洋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洋人的阻拦粉碎了他当太上皇的美梦――本来慈禧太后把立载漪之子废掉光绪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帖了，可偏偏多管闲事的洋人却跳出来坚决反对另立大阿哥，态度明确地支持光绪皇帝执政――
那么，载澜和载勋表现出来的甚至比载漪更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恐怕还是因为光绪的变法维新给他们世袭的权势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死心塌地地站在慈禧身后，同仇敌忾地对付光绪皇帝。
还在朝廷下令打开城门迎接义和团进入京城之前，庄亲王载勋的府邸就已经成为了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王府中的所有人――他的亲人与侍卫家仆全都参加了义和团，而这位亲王则成了义和团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和载漪载澜此时的情景一样，他的巨大豪华的王府大院里也安设着一口口大铁锅，锅里整天煮着大块的猪肉和牛肉，这是他从自家银库里拿出银两为义和团弟兄提供的伙食。他骑着高头大马，在身穿“勇”字号褂的带刀侍卫与头扎红巾的义和团民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巡游于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
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长达数月时间里，每天都簇拥着许多兴致盎然的男女，他们叨着烟袋冒着烈日的烘烤待在这里就是为了看杀人。从早到晚，一批批的“大毛子”、“二毛子”被义和团民押到这里来砍头、肢解。随着钢刀在灿烂的晴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向着脖颈重重辟下，就在身首分离的一瞬间看到无数颗脑袋像西瓜一样突然离开身子，在空中飞行短短一段距离再“咚”地砸在坚硬地面上，看到那没有了脑袋的颈腔上冒出的鲜血如何像红绸般凌空飞舞。他们就会抑制不住心底的一种野兽般的欲望，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狂热的喝彩声。
如果运气好，能够看到一个两个比自己有钱，或是比自己过得更为体面的相识者如何在悲号声中死去，那无疑是最为舒心解气的时刻。正因为如此，由于骄阳似火，满地狼藉的尸体，一汪汪很快变成暗黑色的人血，以及整条街上都充斥着的那种令人恶心的臭味也不能使他们离去。
洋人牢牢地记住了发生在这王爷府门前发生的事，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联军一把冲天大火烧成了一片灰烬。
在这险象环生，火烧眉毛，“载家班”又在跟前暴出一片喊“打”声的紧要关头，已经在紫禁城里烦躁不安苦熬了不少日子的慈禧太后终于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洋人了。
中国的皇太后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任命端亲王载漪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无论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全都知道，正是因为外国大使的竭力阻拦，才使载漪未能当上太上皇，也让他成为了义和团最坚定最狂热的支持者。在任何一种场合，这位满族王爷也绝不掩饰他对于外国人的刻骨仇恨。而现在由这样一个人物来主掌中国政府的外交，那就无异于明白告之天下，慈禧太后已经“豁”出去了！
第二项举措更是吓得众多中国官员灵魂出窍――1900年6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中国官员颁发了一道秘密诏书，表明朝廷已决定向洋人宣战！
6月13日，也就是端亲王走马上任中华帝国总理大臣几天后所做的第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便是下令把已经在城外的庄稼地里埋锅造饭，露宿荒郊了好几天的蝗虫般的义和团民放进京城。这十万左右的义和团民是刚毅出面召来勤王的。
可是等到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却被尚未拿定主意的慈禧太后阻止了。九门提督奉命紧闭城门，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民把城门砸得“咚咚”响，满城老百姓人心惶惶，待到夜深人静后，许多人家的宅院里“噗噗”之声相闻，那是他们在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赶在义和团进城之前埋进地里。
荒唐透顶的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导致这一天的中国首都出现了荒唐透顶的一幕。九门提督接到了辅国公载澜的命令，马上把城门打开，让义和团进城。
这恐怕是盘古王开天地以来极其壮观也极其荒诞的画面，随着中国都城一道道古老的城门訇然洞开，各道城门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人人喜气洋洋，大呼小叫，红头巾与刀枪棍棒锄头粪叉组成的河流日夜不停地涌流进京城。
第二天，所有的外国报纸都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条来自东交民巷的电讯稿：
“在中国，爆发了激烈的排外浪潮，随着数不清的义和团员涌入京城向所有外国人进行武装攻击，中国政府对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外国大使馆的卫兵开枪射杀向他们发起进攻的义和团员，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涌进北京城里的这十来万人中有年轻女人，更多的则是男人，男人中又以未成年人居多，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欢天喜地，他们差不把眼下自己有幸参与的一切当做了一场游戏。
中国政府和相当于后来的北京市政府的顺天府事前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一点安置这支庞大队伍的准备，一日三餐少不了，这么多人还得拉撒困觉。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食宿问题并没有给京城造成太大的混乱。
原因太简单不过，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改变，以及载漪、载澜、载勋三位王爷和刚毅、徐桐等大小官员对义和团不遗余力地支持，使上述问题轻易地得到了解决。
上行下效，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紧张起来，他们必须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站队，反应慢了，便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惯于见风使舵的大小官员立即变成了义和团的积极支持者，资助者，而且唯恐自己表现得不热心，不积极。
整个北京城顿时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
中国官员们被一种唯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集体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涌进城里的义和团民请到家里来待若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
于是，城里大街小巷冷不丁晃荡开了红头巾，他们在与他们意气相投的北京人的指引下，闯进任何一家洋商和教民的家中肆意地屠杀和抢劫。这种屠杀和抢劫不仅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相反却被北京的老百姓视为替天行道，在自己的政府在外国人面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只有杀起洋人和教民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义和团，才是敢于反抗西方列强的“中华英雄”。
的确如此，在这一段充满血腥味的日子里，团民在京城里享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待遇，过去一直视他们为“匪”的中国正规军再一次突然变脸对他们毕恭毕敬，京城的老百姓箪食壶浆恭迎他们的到来，连朝廷高官显贵们的大轿子在街上遇见了他们，隔得老远便避在路边，恭恭敬敬让他们先行。
最让义和团得意的是，连董福祥手下的甘军，也一队队的参加了义和团。
而对于那些抱着固有观念对义和团嗤之以鼻的中国正规军队，他们则毫不留情地以刀枪对付。中国正规军中的一个相当于后来的旅长的“分统”由于被认为对义和团头领有不敬之辞，于是连累他的士兵也遭到了义和团的突然袭击，并不愿意和义和团作战的士兵们落荒而逃，而他们的“分统”则被农民们用乱刀砍死。
在一片赞美声中和无数崇敬目光的注视下，武装起来的农民们的勃勃野心很快便由最初的一点满足极快地膨胀。为了获得更大的满足，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更加凶残地杀人和抢劫。为了能赢得更多更热烈的喝彩，杀人的方式也讲究起了观赏性，过去他们往往是刀起头落，一刀毙命。而现在则变成了先剁手脚，后挖眼睛，然后再大卸八块，悬挂在醒目之处当街示众。
在雪亮锋利的大刀向着人头凶狠地辟下去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些死在他们刀下的外国人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中国来不过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已，更不会知道还有许多胸前挂着十字架身穿黑袍的外国男人和女人还怀着比做生意高尚得多的济世救人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一家家、一群群死在他们刀下的中国同胞，除了极少数的动机不纯行为不端者，绝大多数人不过就是与他们同样愚昧的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弄明白洋教为何物便参加进入的目的，说到底不过就是为了多一丝填饱肚子的机会，甚或是让自己能够扬眉吐气地做那么一回人。
当屠杀具有了取悦于人的表演性质后，事态变得来更加地不可收拾了。外国人与教民都觉得他们的世界末日到了，抢在红头巾闯进门之前，扶老携幼，提箱背篓，争先恐后逃进了使馆区和离得最近的教堂避难。腿脚稍微慢了一点的，让那红头巾抓住，“扑哧”一刀，所带的值钱物儿，也就易了主儿。
东交民巷使馆区外面的街口上，也不时有一队队横眉瞪眼手提刀枪的红头巾，向伏在临时构筑起来的街垒后面的洋兵们眼前大呼小叫，奔来拥去。
慈禧太后当然不可能把这些满身臭气的草民百姓请到皇宫里去坐坐。但是，她耍出了具有大政治家特色的一招。
两天之后，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与老百姓亲眼目睹了令他们大感惊奇的一幕，慈禧太后从西苑起驾回紫禁城，2000名提着刀枪的红头巾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此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热情主动地为慈禧太后清理街道，板着脸大声呵斥跪伏两侧垂着腰斜眼偷看太后的老百姓，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
而太后脸上慈光普照，一片祥云。老太婆兴之所至，居然还下了道御旨：“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加”。
原来让太后敢于孤注一掷和列强公开较量的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天下无敌的义和团。
这一来义和团当然更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了――其实，真正蒙在鼓里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直至最后英勇地战死在沙场上，也未能弄明白自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为百官起表率作用的是中国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载漪。他亲自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迎进了他气势轩昂的大门，又让张大师兄把他的“坎”字坛口设在了他的王府大堂上。
端亲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一带。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的小街――因为就在几个月后，对中国总理恨之入骨的外国联军把这座王府烧成了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也被抢掠一空。
而在义和团进京后的那段日子里，载漪亲“民”爱“民”的形象深入到了每一个义和团民的心底。3000多人同时住进他的王府之中，使这座庞大的王府史无前例地拥挤起来，热闹起来，喧嚣起来。一所所大宅院里晃荡着无数的义和团民的身影。宽房大屋住不下，在花园和院子的空地上又临时搭盖了许多的篾棚子，树上，房顶上彩旗招展，墙上到处张贴着揭帖和标语。义和团在王府大门口设起“拳坛。”
广纳新徒，夜以继日，香烟缭绕，咒语声声。
农民居然可以在王爷府第大摇大摆随随便便进进出出，北京人觉得世道整个儿全变了。
更有甚者，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
上联为：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下联为：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联上还落了款，上款是“书赠义和神团大师兄”，下款头衔赫然“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
休要小看了这副对联，它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泰斗、神州大地“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年已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大学士不是中国的等闲职位，是当朝四宰相之一，在官场上被尊称为“国相”、“太师”。
徐桐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80老翁，德高望重，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官场上皆尊他为“徐相国”、“徐太师”，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相国也是一个极端仇视洋人的高官，并且对一切来自异邦的物品深恶痛绝。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
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大怒道：“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然而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怒火冲天，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中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他说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义和团进城这天，徐相国心情愉快地焚香净手，脱去靴袜，用扫帚般大的特制狼毫在家仆铺展于庭院中的宣纸上写好了对联，然后亲自出城去恭迎神兵。当红头巾声动天地满山遍野涌涌而来时，这位白发老翁激动得老泪纵横，扬天长啸：
“一举灭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
白发老翁的“爱国情怀”，撼人心魂。
很不幸，嫉洋如仇的徐相国那所巨大的豪宅偏偏落在了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内。明清两朝，东交民巷多中央衙署及王府。一些官员也卜居于此。明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居住在这里，李自成山海关失败后返回京城将吴襄及家属30余人在此杀掉。徐桐也于此结庐，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命家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望洋兴叹，以鬼为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徐桐撰写的赞美义和团的巨幅对联还赫然高悬在城门上时，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红头巾冲进他家中，无论他如何解释求饶，表白自己拥戴支持义和团的立场，红头巾依然翻箱倒柜，掘地刨砖，把他的家财洗劫一空。
犹如滚滚洪流般进入中华帝国首都的红头巾立即开始了新一轮更狂暴更凶残的大屠杀大抢劫大破坏。他们首先放火焚烧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中国基督徒的家。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紧跟着，前门西大街南堂、王府井大街东堂、西直门内大街西堂、西城西什库大街北堂，以及八面槽大教堂、东城台基厂圣米厄尔教堂、东直门圣尼古拉教堂、安定门外的圣母堂，全都被义和团包围了。红头巾要冲进去抓人砍人，洋教士和教民们自然不甘心引颈受戮，于是，枪声和喊杀声也就随之而起。攻不进去，那就祭出神火烧，中华帝国的首上之都，顿时四处燃起了浓烟烈火。
两天后，高耸于王府井的东堂率先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十七日，拳匪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凡奉教之男女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隐藏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拳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记事》）
更严重的是，守卫京城的中国正规军也卷入了这一场大屠杀大抢劫的狂潮之中。义和团火烧教堂，追杀教民，有明显的“灭洋”目标，而清军趁乱逞凶，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还疯狂可恶了。仲芳氏记述道：“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官宅、民居，但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武卫军大肆劫掠，团民土匪乘机抢掳，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妇，惨乱之状，不忍见闻。”
这一段逼真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而它所记录的惨相，竟然发生在中国首都最繁华的闹市中心！
红头巾闯进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安定门外的圣母堂。来自法国的斯拉特嬷嬷与4名修女，还有30多名逃进圣母堂避难的教民全部落入了义和团的手中。
当置身于如狼似虎的红头巾的枪林刀丛中的斯拉特嬷嬷突然发现头扎红巾簇拥在自己四周的居然大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时，她突然举眼向天，热泪长淌，脸上笼罩着一种悲天怜人的庄重神态。她用稍显生硬的汉语诵起了《耶稣受难祷文》：“十字架下，祭司长和文士讥诮耶稣，说耶稣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情况确是如此，主如果要救自己，就没有万人的从死得生。主不是不能救自己，而是不愿意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不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毁灭自己。这就是主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啊啊，我的迷途的羔羊们，赶快放下屠刀，停止你们的罪恶吧！上帝的眼睛正注视着你们……”
在她口诵长长的祷文时，孩子们就在旁边好奇地盯着她，直等到她用手在胸前划“十”，口念“阿门”之后，孩子们才欢天喜地地呐喊着拥上前去，挥起大片刀，把所有被俘者一个不剩地砍翻在地。
像这样稚气未脱少不更事的孩子，在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中大约占有三分之二以上。黄增源在《义和团史实》中写道：“庙中有拳场，童子居其大半，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家庭大都已经被旱灾与战乱造成的饥荒毁掉了，处于死亡边缘的孩子们只为一口食而活着，谁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连想也不想就替谁卖命。政府做不到，而义和团做到了，义和团不仅让他们敞开肚子吃馍喝粥，而且还让他们在肆意烧杀掠抢洋人富人贵人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做人的尊严与欢乐，也轻易地便将他们变成了一群群嗜血的野兽。
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义和团关于神灵的种种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场。
在放火毁烧圣母堂之前，中国农民的孩子们把这位长相怪异连中国话也说不顺溜的洋嬷嬷的头割下来，挂在了被誉为“中华国门”的大清门城楼上。
斯拉特嬷嬷的人头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更让坚守在东交民巷与西什库教堂中的所有外国人与教民下定了与义和团死拼到底绝不投降的决心！
不仅外国教堂所有的建筑被焚，所有中国基督徒的家也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北京的老百姓此时在朝廷与众多官员的影响下也万众一心地仇视洋人，他们主动为义和团指点攻击目标。凡属教民，根本不问，上前便砍，小孩妇孺也决不放过一人。随后将财物洗劫一空，再举火毁屋。全城四处尸体狼藉，大火冲腾，浓雾弥天。
北京最著名的商业宝地前门大栅栏一带也同样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为了烧一家卖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红头巾们手持火把来到了药店门前。大栅栏的商家老板跪了整整一条街，哀求大师兄“手下留情，不要殃及无辜”，但这些早已神魔附体的家伙心如铁石，不为所动，举火点燃了药店。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4000多家商铺被烧毁，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被趁火打劫。接着，西单又遭点起了大火，整条街又是3000多家店铺被烧抢。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成了白昼。
大清帝国数百年的商业精华，顷刻间变成满目瓦砾灰烬。
自打6月15日义和团在中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杀害掳掠洋人教民，幸存者纷纷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之后，各国大使随即联合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由洋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这是名不符而其实的国家行为，朝廷与义和团上下一心，北京的老百姓与义和团同仇敌忾――只不过令后人感慨不已的是，在这场荒诞的闹剧中跳到前台扮演主角的，竟然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社会地位最为低贱的农民！
没有任何人做过统计，在这场大灾难中，究竟有多少教民的房屋被毁，有多少教民的财物遭劫？有多少教民死在义和团的屠刀之下？
为一个“权”字不惜拿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和列强豪赌上一把的慈禧太后虽是愚不可及，罪恶弥天，但细究起来，责任也不全在她一人，她手下的众多官员在她形成错误决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官员大多为了自身安全不惜把国家往火坑里推，有的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有史料可查的便有知府曾廉、编修王文龙献策“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有的为杀光外国使节找借口，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有的主张把改革派、洋务派鞭尸定罪，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有的信口雌黄，御史徐道昆上奏：“洪钧老祖已命天龙把守大沽，夷船均尽没”；御使徐嘉言：“已得关公帛书，书曰夷当自灭。”一派祸国胡言，居然都按“正常渠道”呈送到了慈禧太后的御案之上。
载漪在接见代表各国大使前来交涉的德国大使克林德时竟然大失身份恶言威胁道：“若再以武力相逼，我大清帝国的军队也将全数加入义和团！”
外国报纸纷纷登载了中国总理大臣对德国大使的这番赤裸裸的，也是自不量力的威胁，并且配上了一幅这位以红巾勒额，腰扎红带，手提大片刀的载漪的漫画。
不仅是载漪嘴上说说而已，中国军队果真采取了行动来支持他们的总理大臣对洋人的威胁。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大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中国皇家护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枪杀。
那天克林德独自离开东交民巷的目的是要前往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由于北京排外情绪狂热，不少其他国家的使节都劝他不要外出。
克林德说：“我昨天派人已与中国的‘外交部’约定，今天午前11点钟去拜访，局势再险恶，我也不能不赴约会。”
于是克林德坐上他的绿呢大轿，随带翻译以及两名骑马侍从，出了东交民巷，由王府井大街迤逦而去。
这条在明朝为王府所萃，入清为贵人所聚的南北通衢，此时家家闭户，百姓绝迹，只有义和团呼啸而过，看到克林德莫不怒目而视。但亦仅此恶态而已，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
轿子行到东单牌楼总布胡同口，总理衙门所在地的东堂子胡同已经在望了，突然冲出来一小队中国士兵，领头的直奔轿前，那种杀气腾腾的气势，吓坏了轿夫，刚将轿杠从肩上卸了下来，为首军人的手枪已指着克林德，对准面门不由分说便是一枪。克林德的那两名骑马侍从见势头不好，拨转缰绳，回马向南急驰，逃回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的翻译下轿狂奔，逃到鲤鱼胡同一家中西教士坚守的教堂，克林德却死在轿子里了。
下手的那人是虎神营霆字第8队的一名队官，他的官衔，满洲话叫做领催，这个领催名叫恩海，无意间杀了一名洋人，自以为立了大功，丢下克林德的尸首不管，直奔端王府去报功。端王府平时门禁森严，但这几日因王府内住满了义和团，所以门禁日夜大开。恩海毫不困难地便在银安殿中，见着了正和几位义和团的大师兄说话的端亲王载漪。
“启禀王爷，小人在总布胡同口儿上，杀了一个坐轿子的洋人。”
“喔，”端亲王惊喜地问道：“是坐轿子的洋人？”
“是！洋人坐的绿呢大轿。另外有顶小轿，也是个洋人，可惜让他逃走了。”
“慢来！慢来！坐绿呢大轿的洋人，必是大使，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大使？”
“不知道。”
“这洋人长的什么样子？”
“年纪不大，30来岁，嘴里叼根烟卷，神气得很！”恩海得意地说道：“如今可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啊！”载漪乐得跳了起来，“杀得好！杀得好！你杀的是德国大使克林德。洋人之中，就数这个人最横。”
这一下，欢声大起，端亲王和义和团的几位大师兄全都喜笑颜开。
“好极了！一开刀便宰了最坏的家伙，这是上上吉兆！”载漪大声说道：“有赏！”
“载漪闻之大乐，刚毅则言，杀个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将各洋使扫灭干净。只有庆亲王闻之惊骇，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摘自《景善日记》。
“克林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中国军队中的甘军董福祥部、武卫中军一部，在义和团的配合下，开始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规模进攻。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大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逃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名中国教民。而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和义和团共有数万人。
就在6月10日慈禧太后已下定决心向各国较量大约两个小时后，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西摩尔中将从天津大沽口自己的旗舰上向伦敦的海军部发回了一份电报：“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对西摩尔中将来说，“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除了已随他前往大沽口海面上的远东舰队，便是不久之前从加尔各答火速调到刘公岛的印度军队和威海卫北大营里的华勇营。
此时的西摩尔中将正着手率领各国部队赶往北京，救援正处于义和团与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之中的各国大使馆。
而在西摩尔中将的电报发往伦敦的前三天，威海卫北大营中的鲍尔上校已经接到了陆军部的作战命令，他的部队和印度军队定于9日上午出发前往天津。
华勇营里中国人的反应证明他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任何让他感到不安的异常情绪。接到作战命令后，他首先在军官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随后才在大操场上面对全体官兵宣布。他的讲话基调与最近一段时间西方报纸的口径大同小异。他说西方各国并不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敌，也无意占领中国的土地，这次组成联军采取行动，完全是为了解救正遭受严重生命威胁的各国外交人员与侨民，也是为了帮助软弱的中国政府惩治魔鬼般的义和团，教训一下纵容支持义和团杀人放火公然践踏国际公约与外交准则的极少数中国官员，以军事手段帮助中国恢复正常的秩序。
他同时还注意到英国人与中国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英国军官们兴高采烈，好像他不是要率领他们奔赴战场，而是要带他们到天津、北京去进行一次愉快的长途旅行。中国人则是一片沉默，一种木然的沉默。但是鲍尔能够准确地看出，中国人的沉默中既有对命令的绝对服从，也有对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在国际舞台上自暴其丑的愚蠢行径深感羞愧，也还有那么一点点对战争突然到来的恐惧。
对任何一个第一次上战场的人来说，这都属于正常的反应。
不过，鲍尔上校最终仍然高兴地看到他的中国军人爆发出了一通惊喜的欢呼。那是在他宣布马上给每一个官兵发放作战津贴的时候。
8日下午，华勇营进行出征前的最后准备，擦拭枪械，领取弹药和装有各种必备物品的行军背囊，对各处驻地进行大扫除。
华勇营并未倾巢出动，与战场近在咫尺的威海卫众多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仍然需要这支部队来保护。鲍尔上校留下了洛斯利中尉的第4连戍守北大营，其余三个步兵连，骑兵营、机枪连、炮队、卫生队共802人随他出征天津。
当天晚上，鲍尔等平时在军官食堂进餐的英国人全部到大食堂与中国士兵共进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晚餐。而且破例地为中国人也提供了威士忌与啤酒。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官兵也全部到北大营聚餐。
由于鲍尔上校对酒进行了限量供应，没有一个英国军官酩酊大醉，中国人更是个个清醒。他们对带有苦涩味的威士忌和一股子马尿味的啤酒不感兴趣，而他们最喜欢的中国烧酒席上又没有。
郑逸秋喝了两小杯威士忌，随着骑兵营列队返回麻家寨子。
奇怪的是，队伍走到麻家寨子大门前值星官并未喊“立定”，而是来了个过门不入，继续高喊着口令，引领众人前行。
许多士兵都感到奇怪，但又不敢发问。
郑逸秋溜溜他旁边的巴恩斯，问：“呃，怎么回事？这是上哪儿啊？”
“好地方啊。”
“好地方……嘿，莫不是让弟兄们去宝泉汤吧？”
“哈，你猜对了！刚才在餐桌上洛斯勃尔和沙克商量后已经派人去把宝泉汤包下来了，今晚骑兵营一个不落，全都去。”
郑逸秋对宝泉汤当然不陌生，他和洛斯勃尔、黎成已经去过许多次了。在宝泉汤洗温泉，当然比在军营里冲淋浴舒服多了。郑逸秋知道这种来自地下的天然矿泉水含有对人体有益的许多矿物质，日本人脑袋也很聪明，他们在喷口上修建了好几口形状各异的露天浴池，浅底铺上鹅卵石和厚厚的沙子，再在浴池外面挖条水沟，安了部水车，用人工将脏水车入水沟，排进大海。那里的特色服务更是威海卫一绝，不仅在露天浴池里光着身子给顾客捶背、按摩，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也习以为常旁若无人。日本妓女肯定是世界上最敬业的，只要给够了银子，她们不仅百依百顺，而且花样翻新，每一次都把他们调理得舒服透顶。能在出征之前再去宝泉汤痛痛快快地享受一夜，当然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
大队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宝泉汤，偌大的几进院落立即成了一个庞大的人肉市场。小桥老板手下的妓女只有80来个，不敷应用，赶紧从其他几家日本妓院里临时借来了200多名妓女。就为了骑兵营的这个狂欢之夜，威海卫的其他日本妓院几乎全歇了业。许多中国士兵平时难得有机会享受这些日本女人，如今看到花枝招展笑容可掬的日本妓女簇拥在自己面前，早已按捺不住，冲着自己相中的女人便蜂拥上前，扛在肩上便往浴池里扑去，弄得来满池水花四溅。眨眼之间，一口口浴池边上军装和绚丽的和服扔得遍地都是。露天浴池里涌进了无数赤身裸体的男女。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寻欢作乐，有的仰卧在池沿上，有的索性就在水中，笑的，叫的，唱的，吹口哨的，击水作嬉的，大声尖叫的……各种声响夹着哗哗的喷水声充斥于浴池之中。到处噼噼啪啪。人头攒动，雾气腾腾。
常到这里来享受的英国军官和中国翻译们经验丰富，显得要收敛得多。
英国军队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英国上流人士特有的绅士风度即便在妓院里也同样显露无遗。几十名面容姣好的妓女早已被特意挑选出来专供军官和翻译们享用，而且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口浴池，所以他们完全用不着和士兵们争抢。
郑逸秋脸朝下泡在温热的池水里，让一个日本妓女轻轻地给他捶背按摩，还时不时地从池沿上端过杯子，呷上一口上好的香茶。
他的左边是洛斯勃尔，右边是沙克。也都享受着与他相同的服务。
看到正处于极度欢乐之中的弟兄们，郑逸秋突然由衷地说道：“洛斯勃尔，今晚这事，你干得不错！”
洛斯勃尔偏过脸来看着他，说了一句让他揪心的话：“让他们尽情乐一乐吧，因为我不能肯定，这些正在天堂里纵情欢乐的人，会有多少人再也回不了威海卫。”
9日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威海卫行政当局同时在刘公岛和威海卫两处码头上为前往天津参战的印度军队和华勇营举行了盛大而简短的欢送仪式。
在鲍尔上校代表华勇营登台致答谢辞时，肃然挺立在队列里的郑逸秋丝毫不怀疑，一旦战争爆发，这就如同一群世界级水平的重量级拳手围殴一个从未接受过训练的病人，恐怕不少还来不及动手，胜负便已经决定了。
华勇营登上的是排水量7800吨的英国重型巡洋舰“奥兰多”号。这是异常艰苦的一天，800余名官兵连同马匹、自行车，各种装备、辎重，全部进入了巨大的统舱，在太阳的炙烤下，军舰变成了一个大火炉，舱壁烫得根本不敢用手摸。由于温度太高，原本清洁的舱房里很快便弥漫开了强烈的臭味，汗味、脚屎味、马粪味，熏得人头昏脑涨。所有的人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军官和翻译们享有登上甲板放风的特权，舱外海风虽大，但甲板被烈日曝晒得能烤熟鸡蛋，根本没法待。
10日凌晨4点多钟，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长抹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曲曲弯弯逆海河而上，很快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
两个小时后，披着淡淡的霞光，华勇营终于登上了塘沽港码头。凉爽的晨风一吹，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上，他们很快又变得来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此时，他们看见塘沽码头已经停靠着十几艘大大小小的军舰，并且还陆续有军舰进港。各国海军陆战队有的已经列队离开码头，有的和他们一样正在登岸。
曾经几次到过北大营的西摩尔中将肯定对华勇营印象颇深，鲍尔上校上岸后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便是火速赶往塘沽火车站，参加一支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前往中国的都城解救正处于危难中的各国使馆人员。
和华勇营一起登岸的印度军队，他们有1500人，则被留在天津保卫紫竹林租界区。
所有的中国士兵都能意识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关天津北京以及直隶等地的各种可怕消息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威海卫。
虽然从6月上旬开始，天津到威海卫的定期邮轮已经停开，洛克哈特行政长官公开宣布关闭通往威海卫英国租界区的所有通道，华勇营的骑兵营也分兵数路，整天在边境上巡游。
洛斯勃尔营长接到的命令是严格禁止中国难民进入。执行起来才知道这样的任务以骑兵营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可能完成。在姜格庄、汪疃、草庙子几处交道要道，他们架起拒马，设起卡子，对外国侨民、传教士教民一律放行。这些人都是侥幸从义和团的屠刀下逃出来的，每一个生还者的经历听上去都令华勇营的官兵毛骨悚然！
在传教士和教民的眼中，洛斯勃尔的骑兵营是他们的大救星，可是，对于潮水般向着租界涌来的中国难民，他们却是心如铁石的魔鬼。无数的中国难民被他们毫不留情地阻挡在租界外面。面对哀告、磕头，他们无动于衷。中国难民只好避开卡子，钻进荒僻的山林，想方设法地往租界里逃。洛斯勃尔手下的300名骑兵拦不胜拦，每天仍有许多人不顾死活地逃了进来。
洛克哈特下令在黑竹岛专门赶建了两处收容所，供传教士和教民们暂住。
从刘公岛出发轮流前往天津大沽口外海面上巡弋的英国军舰上的水兵也会把最新的消息带回来。军官俱乐部里订的各种各样的英中文报纸，也都登载着大量记者们从事发现场采写的各种充满了血腥味的报道以及各国对当前局势的态度。
在华勇营中，对当前严峻局势最清楚的当然是盖里斯・鲍尔上校。因为他了解的情况远比他手下的军官和中国人多。
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威海卫行政长官公署的电报房24小时“嘀嘀哒哒。”
地响着，北京、天津的情况，以及伦敦采取的各种措施，洛克哈特都了如指掌。
在洛克哈特与西摩尔将军还有他这华勇营最高指挥官参与的例行碰头会上，各种情况便及时地汇聚到了他的脑海里。在亚洲，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处于群雄之首，但是陆军却捉襟见肘，不敷应用。在印度、孟加拉、新加坡，殖民当局都是依靠当地的雇佣军来保卫英国的安全与利益。而且他还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按照白金汉宫的指示，派出“阿尔及灵”号重型巡洋舰前往加尔各答，把一支上千人的印度军队接到刘公岛海军基地整训。
鲍尔上校已经欣喜地预感到，一旦战争爆发，与战场近在咫尺的华勇营完全有可能被投入到这场大战之中……虽然仅仅是一种预感，但是，鲍尔上校已经为自己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可能有这样一个建立功勋的机会而激动不已。
鲍尔上校心中近些日子常常萦绕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战争爆发，这上千名中国人真的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去攻击他们自己的政府，杀死他们的同胞吗？
作为这支特殊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当然，他并不担心那些身强体壮军事技术也十分出色的中国士兵对英国人怀有二心，两年来的接触，几次还算激烈的战斗，中国人的表现完全能够让他放心。
他们大都一字不识，更可贵的是没有思想，他们对自己能够到华勇营当兵挣洋钱吃洋饭似乎除了欣喜便是自豪。华勇营的物质待遇与不菲的月银足以使他们成为比一般中国人高人一等的特权阶级。他们的朋友、熟人、乡亲投射到他们脸上的羡慕与嫉妒的目光极大地增添了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强了他们对英国人的忠诚。他们全都算得上合格的雇佣军，只要保证他们的供应与月银，再加上比这更多的战时津贴，他完全相信他们会不打一点折扣地去执行他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所有殖民地国家，英国人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做的。英国人投入大量金钱组建起来的雇佣军早已用行动证明，他们无一不对大英帝国感恩戴德，忠心耿耿。无数活生生的事实也使鲍尔上校坚信一条普遍的真理：对于这些生活在由野蛮邪恶的权力集团统治的国度里的民众来说，有关奉献的现有道德不过是专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它期望民众为它牺牲，自己却对民众敲骨吸髓地任意盘剥与压榨。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让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是这帮翻译。翻译当然全都是中国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学习洋文之前必然读过许多中国圣贤撰写的书籍。而这些圣贤们的教诲无疑对这支雇佣军来说才是最具危险性的。
夜里，睡得懵懵懂懂的郑逸秋被洛斯勃尔从睡梦中叫醒了。
郑逸秋睁开眼睛后心中陡然一跳，第一句话便是：“怎么？战争开始了？”
“喂，逸秋，你看过《中国人的明与暗》这本书吗？”
郑逸秋这才想起，洛斯勃尔晚饭后就到北大营参加军官会议去了。他感到很奇怪，洛斯勃尔往常参加军官会议回来，总会给自己谈一些会上得知的最新情况。
可今天却对一本关于中国人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我在父亲的书房看到过这本书，但我没读过它。我听父亲说这本书是一位叫麦高温的英国传教士写的，他在上海、福州、厦门待了20多年，回到英国后才出版的。”
“对了，就是这个麦高温。今晚的军官会议上，鲍尔上校让我们每一个英国军官必须马上把这本书找来认真地读一读，还要我们把这当成一项命令来完成。逸秋，你明天一定去给我找一找。我要弄明白，上校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会对一本书如此感兴趣？”
“好吧，我去给你找。不过，上校一个命令，这本书在威海卫肯定是洛阳纸贵了，找得着找不着，我可不敢给你打包票。”
分手前，洛斯勃尔透露的印度军队正师行途中，即日便要抵达威海卫的消息，让郑逸秋兴奋得一夜不能入眠。连远在加尔各答的印度兵也调来了，那么，他们这支就待在中国土地上的英国雇佣军，难道还没有机会参加对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和义和团暴民的这场战争吗？
郑逸秋虽然已经预感到要找到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难度之大仍然让他感到意外，为了赶在其他英国军官之前，他一清早便去了露石台天主堂和宽仁修道院，可已经迟了一步，教会图书馆里的，以及教士和修女们自己的，都已经被捷足先登的英国军官们借走了。他马上掉头去了行政长官署和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图书馆，不是没有，就是已被借走。他甚至还坐汽艇去了刘公岛海军基地图书馆，也仍然扑了空。
夕阳西下时，就在他赶回麻家寒子的路上，他忽然想起应该到威海卫老城跑一趟，兴许，城里的几位读书人家里有。
真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老话，郑逸秋不虚此行，在一位基督徒的书房里，借到了这本刚由香港天物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图书。
郑逸秋把书拿回兵营翻了几页，没想一开篇便丢不下了。他万万没想到，一位外国人竟然对中国人的优点与缺点了解得如此透彻，文笔如此之精致优美。
他匆匆浏览了一遍，立即便明白为何鲍尔上校要他手下的英国军官们人人都必须读一读这本书的目的何在了。
他把书给洛斯勃尔送去时，翻开书页说道：“你用不着全看，听我给你念上一段，就完全能够明白上校的意思了。”
“那好啊，省得我费时间了。”
郑逸秋念道：“清明时节，山上风景如画，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异的悬崖在这幅炫目的画布上留下了它们的影子。白云在天空中飘过，将一层淡淡的阴影投在了阳光照耀下的山冈上，使其显得更加美丽迷人。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枯黄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润下重新变绿，远处的青山在强烈的阳光的笼罩下隐约地呈现出暗暗的红色，这如画的风景赋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气和活力。在烈日笼罩下，穿着深蓝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显黯淡，而穿着饰有粉红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儿则成为连接混杂在阳光中所有阴影的一根银丝。这幅由阳光、浮云和山坡上交织的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它使人们从这片本是静寂的毫无生气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
念到这里，郑逸秋停住了，问道，“洛斯勃尔，你明白了吗？”
洛斯勃尔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一个中国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灵，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中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某个中国人宣称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这个人肯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唾弃。世界上从不曾有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在一年中叫做清明节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记或探望阴间的祖先。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在充满现实生活活力的家里给祖先腾出依然存在于他们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你们汉民族一样会动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坟墓修建得尽可能的豪华舒适……”
“啊，洛斯勃尔，你说得不错，我想你已经从这样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中意识到更深层的含义了？”
“是的，麦高温已经像位哲人似的提醒我们，只要侵犯了中国人的祖宗、土地与家园，那么，迎接侵犯者的，必然是暴风骤雨般的反抗。”
郑逸秋摇摇头，陡然提高声调说：“并不仅仅如此吧，恐怕你已经想到了而碍于我俩之间的友谊不便对我明说。那就是，鲍尔上校是要通过这本书提醒你们，我们华勇营里的中国人并不完全值得你们英国人信任――这，才应当是他最直接的目的。”
“逸秋，大战在即，我们华勇营随时可能被派上战场。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上校有这样的担心，我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郑逸秋激动地说道：“不，洛斯勃尔，麦高温从民族文化的层面上来讲绝对没错，不过他的结论仅仅是他笼统地对中国人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因为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教化从来就没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同一思想意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和平民阶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新产生的那种国家意识，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有幸跻身朝堂的文武大臣在皇上跟前也只能跪伏在地战战兢兢口称奴才，更何况普普通通的草民百姓？中国人自一出生，便永远地成为了这个国家掠夺欺压的对象，国家天经地义地尽情挥霍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而从来不会把他们当人看待，更不会为他们的生存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在中国统治者的眼中，百姓只有顺民和暴民，从来就没有公民。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老百姓才对自己的土地、家园和祖坟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国家以及统治者的忠诚与责任。”
洛斯勃尔叫道：“我来到中国的日子已经不短了，我也到过不少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可是，你说的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仍然让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撼。”
郑逸秋继续说下去：“我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增添我的自豪感而恰恰相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中国平民的眼中，国家是什么，它可以是祖祖辈辈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小官员，让他们担惊受怕的土匪，也可以是说一不二的村霸和天旱、洪涝、蝗虫等等难以抗拒的灾难。国家以‘赋税’的名义搜刮尽了他们的财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中国，不知道自己族长是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可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们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洛斯勃尔分明也被郑逸秋的情绪感染了，说道：“逸秋，我向你保证，华勇营的英国军官相信你，就如同相信我们自己一样。因为，我早已把你全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们！”
郑逸秋沉重地说道：“我的仇恨绝对不是针对我的祖国和民众――虽然我常常为她沉湎于愚昧与落后之中却自我陶醉这一点激言愤色――灭门之仇，我没有片刻忘记过，但我清楚这笔血债，应该向谁讨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英文报纸上的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华勇营的官兵们无不感到形势正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
天津虽然已经打得来炮火连天，但是，巨大的危机却是在中国的京城。
从天津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使馆卫队虽然给集中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增添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对于散住在全城各处的外国传教士、外商和教民来说，他们的处境不但没有因此改观，反而比前些时候更加险恶了。
这是因为穿得花里胡哨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穿过古老的京城大街时，无论是中国的官员、军人、商贩和平民，甚至是乞丐和妓女都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种愤怒一旦有了宣泄的机会，其喷发的烈度必然是万分可怕的。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深宫中慈禧太后的心情也和她的臣民并无二致，甚至比所有的中国人更加仇恨外国人。只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所在，她必须慎重地考虑以何种手段来应对眼下已经不能再继续恶化下去的糟糕局势。
中国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慈禧太后与一小撮满族王公手中。而以“载”字辈的权力为最。他们是：载濂、载漪、载澜和载勋。前三位是亲兄弟，载濂乃自然承袭的恭郡王，载漪不但也是一个郡王，而且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兼禁卫军虎神营总兵，老三载澜的爵位是辅国公，出任禁卫军右翼总兵，哥仨掌握着中国京畿部队的军权。而载勋是“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其门第已经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显赫了近二百年之久。他此刻是总统禁军，手里同样掌握着一支皇家护军。
如果说载漪仇视洋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洋人的阻拦粉碎了他当太上皇的美梦――本来慈禧太后把立载漪之子废掉光绪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帖了，可偏偏多管闲事的洋人却跳出来坚决反对另立大阿哥，态度明确地支持光绪皇帝执政――
那么，载澜和载勋表现出来的甚至比载漪更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恐怕还是因为光绪的变法维新给他们世袭的权势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死心塌地地站在慈禧身后，同仇敌忾地对付光绪皇帝。
还在朝廷下令打开城门迎接义和团进入京城之前，庄亲王载勋的府邸就已经成为了义和团“坎”字团的总部。王府中的所有人――他的亲人与侍卫家仆全都参加了义和团，而这位亲王则成了义和团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和载漪载澜此时的情景一样，他的巨大豪华的王府大院里也安设着一口口大铁锅，锅里整天煮着大块的猪肉和牛肉，这是他从自家银库里拿出银两为义和团弟兄提供的伙食。他骑着高头大马，在身穿“勇”字号褂的带刀侍卫与头扎红巾的义和团民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巡游于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门上都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内容是：“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
载勋位于西皇城根太平仓的府邸门前，在长达数月时间里，每天都簇拥着许多兴致盎然的男女，他们叨着烟袋冒着烈日的烘烤待在这里就是为了看杀人。从早到晚，一批批的“大毛子”、“二毛子”被义和团民押到这里来砍头、肢解。随着钢刀在灿烂的晴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向着脖颈重重辟下，就在身首分离的一瞬间看到无数颗脑袋像西瓜一样突然离开身子，在空中飞行短短一段距离再“咚”地砸在坚硬地面上，看到那没有了脑袋的颈腔上冒出的鲜血如何像红绸般凌空飞舞。他们就会抑制不住心底的一种野兽般的欲望，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狂热的喝彩声。
如果运气好，能够看到一个两个比自己有钱，或是比自己过得更为体面的相识者如何在悲号声中死去，那无疑是最为舒心解气的时刻。正因为如此，由于骄阳似火，满地狼藉的尸体，一汪汪很快变成暗黑色的人血，以及整条街上都充斥着的那种令人恶心的臭味也不能使他们离去。
洋人牢牢地记住了发生在这王爷府门前发生的事，数月之后，巨大的庄亲王府邸被联军一把冲天大火烧成了一片灰烬。
在这险象环生，火烧眉毛，“载家班”又在跟前暴出一片喊“打”声的紧要关头，已经在紫禁城里烦躁不安苦熬了不少日子的慈禧太后终于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洋人了。
中国的皇太后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任命端亲王载漪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无论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全都知道，正是因为外国大使的竭力阻拦，才使载漪未能当上太上皇，也让他成为了义和团最坚定最狂热的支持者。在任何一种场合，这位满族王爷也绝不掩饰他对于外国人的刻骨仇恨。而现在由这样一个人物来主掌中国政府的外交，那就无异于明白告之天下，慈禧太后已经“豁”出去了！
第二项举措更是吓得众多中国官员灵魂出窍――1900年6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中国官员颁发了一道秘密诏书，表明朝廷已决定向洋人宣战！
6月13日，也就是端亲王走马上任中华帝国总理大臣几天后所做的第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便是下令把已经在城外的庄稼地里埋锅造饭，露宿荒郊了好几天的蝗虫般的义和团民放进京城。这十万左右的义和团民是刚毅出面召来勤王的。
可是等到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却被尚未拿定主意的慈禧太后阻止了。九门提督奉命紧闭城门，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民把城门砸得“咚咚”响，满城老百姓人心惶惶，待到夜深人静后，许多人家的宅院里“噗噗”之声相闻，那是他们在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赶在义和团进城之前埋进地里。
荒唐透顶的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导致这一天的中国首都出现了荒唐透顶的一幕。九门提督接到了辅国公载澜的命令，马上把城门打开，让义和团进城。
这恐怕是盘古王开天地以来极其壮观也极其荒诞的画面，随着中国都城一道道古老的城门訇然洞开，各道城门人声鼎沸，人潮汹涌，人人喜气洋洋，大呼小叫，红头巾与刀枪棍棒锄头粪叉组成的河流日夜不停地涌流进京城。
第二天，所有的外国报纸都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条来自东交民巷的电讯稿：
“在中国，爆发了激烈的排外浪潮，随着数不清的义和团员涌入京城向所有外国人进行武装攻击，中国政府对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外国大使馆的卫兵开枪射杀向他们发起进攻的义和团员，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涌进北京城里的这十来万人中有年轻女人，更多的则是男人，男人中又以未成年人居多，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欢天喜地，他们差不把眼下自己有幸参与的一切当做了一场游戏。
中国政府和相当于后来的北京市政府的顺天府事前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一点安置这支庞大队伍的准备，一日三餐少不了，这么多人还得拉撒困觉。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食宿问题并没有给京城造成太大的混乱。
原因太简单不过，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改变，以及载漪、载澜、载勋三位王爷和刚毅、徐桐等大小官员对义和团不遗余力地支持，使上述问题轻易地得到了解决。
上行下效，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紧张起来，他们必须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站队，反应慢了，便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惯于见风使舵的大小官员立即变成了义和团的积极支持者，资助者，而且唯恐自己表现得不热心，不积极。
整个北京城顿时上至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
中国官员们被一种唯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集体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涌进城里的义和团民请到家里来待若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
于是，城里大街小巷冷不丁晃荡开了红头巾，他们在与他们意气相投的北京人的指引下，闯进任何一家洋商和教民的家中肆意地屠杀和抢劫。这种屠杀和抢劫不仅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相反却被北京的老百姓视为替天行道，在自己的政府在外国人面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只有杀起洋人和教民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义和团，才是敢于反抗西方列强的“中华英雄”。
的确如此，在这一段充满血腥味的日子里，团民在京城里享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待遇，过去一直视他们为“匪”的中国正规军再一次突然变脸对他们毕恭毕敬，京城的老百姓箪食壶浆恭迎他们的到来，连朝廷高官显贵们的大轿子在街上遇见了他们，隔得老远便避在路边，恭恭敬敬让他们先行。
最让义和团得意的是，连董福祥手下的甘军，也一队队的参加了义和团。
而对于那些抱着固有观念对义和团嗤之以鼻的中国正规军队，他们则毫不留情地以刀枪对付。中国正规军中的一个相当于后来的旅长的“分统”由于被认为对义和团头领有不敬之辞，于是连累他的士兵也遭到了义和团的突然袭击，并不愿意和义和团作战的士兵们落荒而逃，而他们的“分统”则被农民们用乱刀砍死。
在一片赞美声中和无数崇敬目光的注视下，武装起来的农民们的勃勃野心很快便由最初的一点满足极快地膨胀。为了获得更大的满足，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更加凶残地杀人和抢劫。为了能赢得更多更热烈的喝彩，杀人的方式也讲究起了观赏性，过去他们往往是刀起头落，一刀毙命。而现在则变成了先剁手脚，后挖眼睛，然后再大卸八块，悬挂在醒目之处当街示众。
在雪亮锋利的大刀向着人头凶狠地辟下去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些死在他们刀下的外国人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中国来不过是为了做生意赚钱而已，更不会知道还有许多胸前挂着十字架身穿黑袍的外国男人和女人还怀着比做生意高尚得多的济世救人的目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一家家、一群群死在他们刀下的中国同胞，除了极少数的动机不纯行为不端者，绝大多数人不过就是与他们同样愚昧的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弄明白洋教为何物便参加进入的目的，说到底不过就是为了多一丝填饱肚子的机会，甚或是让自己能够扬眉吐气地做那么一回人。
当屠杀具有了取悦于人的表演性质后，事态变得来更加地不可收拾了。外国人与教民都觉得他们的世界末日到了，抢在红头巾闯进门之前，扶老携幼，提箱背篓，争先恐后逃进了使馆区和离得最近的教堂避难。腿脚稍微慢了一点的，让那红头巾抓住，“扑哧”一刀，所带的值钱物儿，也就易了主儿。
东交民巷使馆区外面的街口上，也不时有一队队横眉瞪眼手提刀枪的红头巾，向伏在临时构筑起来的街垒后面的洋兵们眼前大呼小叫，奔来拥去。
慈禧太后当然不可能把这些满身臭气的草民百姓请到皇宫里去坐坐。但是，她耍出了具有大政治家特色的一招。
两天之后，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与老百姓亲眼目睹了令他们大感惊奇的一幕，慈禧太后从西苑起驾回紫禁城，2000名提着刀枪的红头巾从瀛秀门到西华门沿路排列成护卫队伍，他们此时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热情主动地为慈禧太后清理街道，板着脸大声呵斥跪伏两侧垂着腰斜眼偷看太后的老百姓，俨然皇家卫队的模样。
而太后脸上慈光普照，一片祥云。老太婆兴之所至，居然还下了道御旨：“赏银两千两，慰劳有加”。
原来让太后敢于孤注一掷和列强公开较量的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天下无敌的义和团。
这一来义和团当然更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了――其实，真正蒙在鼓里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直至最后英勇地战死在沙场上，也未能弄明白自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为百官起表率作用的是中国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载漪。他亲自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迎进了他气势轩昂的大门，又让张大师兄把他的“坎”字坛口设在了他的王府大堂上。
端亲王府，一座豪华的皇亲府邸，雕梁画栋，山水亭阁，威严气派。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官园一带。那里如今只留下一条叫做“端王府夹道”的小街――因为就在几个月后，对中国总理恨之入骨的外国联军把这座王府烧成了一片废墟，富可敌国的财产也被抢掠一空。
而在义和团进京后的那段日子里，载漪亲“民”爱“民”的形象深入到了每一个义和团民的心底。3000多人同时住进他的王府之中，使这座庞大的王府史无前例地拥挤起来，热闹起来，喧嚣起来。一所所大宅院里晃荡着无数的义和团民的身影。宽房大屋住不下，在花园和院子的空地上又临时搭盖了许多的篾棚子，树上，房顶上彩旗招展，墙上到处张贴着揭帖和标语。义和团在王府大门口设起“拳坛。”
广纳新徒，夜以继日，香烟缭绕，咒语声声。
农民居然可以在王爷府第大摇大摆随随便便进进出出，北京人觉得世道整个儿全变了。
更有甚者，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
上联为：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下联为：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联上还落了款，上款是“书赠义和神团大师兄”，下款头衔赫然“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
休要小看了这副对联，它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泰斗、神州大地“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年已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大学士不是中国的等闲职位，是当朝四宰相之一，在官场上被尊称为“国相”、“太师”。
徐桐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80老翁，德高望重，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官场上皆尊他为“徐相国”、“徐太师”，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相国也是一个极端仇视洋人的高官，并且对一切来自异邦的物品深恶痛绝。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
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大怒道：“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然而让后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怒火冲天，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中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他说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义和团进城这天，徐相国心情愉快地焚香净手，脱去靴袜，用扫帚般大的特制狼毫在家仆铺展于庭院中的宣纸上写好了对联，然后亲自出城去恭迎神兵。当红头巾声动天地满山遍野涌涌而来时，这位白发老翁激动得老泪纵横，扬天长啸：
“一举灭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
白发老翁的“爱国情怀”，撼人心魂。
很不幸，嫉洋如仇的徐相国那所巨大的豪宅偏偏落在了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内。明清两朝，东交民巷多中央衙署及王府。一些官员也卜居于此。明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居住在这里，李自成山海关失败后返回京城将吴襄及家属30余人在此杀掉。徐桐也于此结庐，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命家仆把院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望洋兴叹，以鬼为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徐桐撰写的赞美义和团的巨幅对联还赫然高悬在城门上时，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红头巾冲进他家中，无论他如何解释求饶，表白自己拥戴支持义和团的立场，红头巾依然翻箱倒柜，掘地刨砖，把他的家财洗劫一空。
犹如滚滚洪流般进入中华帝国首都的红头巾立即开始了新一轮更狂暴更凶残的大屠杀大抢劫大破坏。他们首先放火焚烧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中国基督徒的家。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
紧跟着，前门西大街南堂、王府井大街东堂、西直门内大街西堂、西城西什库大街北堂，以及八面槽大教堂、东城台基厂圣米厄尔教堂、东直门圣尼古拉教堂、安定门外的圣母堂，全都被义和团包围了。红头巾要冲进去抓人砍人，洋教士和教民们自然不甘心引颈受戮，于是，枪声和喊杀声也就随之而起。攻不进去，那就祭出神火烧，中华帝国的首上之都，顿时四处燃起了浓烟烈火。
两天后，高耸于王府井的东堂率先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十七日，拳匪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凡奉教之男女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隐藏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拳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记事》）
更严重的是，守卫京城的中国正规军也卷入了这一场大屠杀大抢劫的狂潮之中。义和团火烧教堂，追杀教民，有明显的“灭洋”目标，而清军趁乱逞凶，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还疯狂可恶了。仲芳氏记述道：“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官宅、民居，但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武卫军大肆劫掠，团民土匪乘机抢掳，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妇，惨乱之状，不忍见闻。”
这一段逼真的叙述，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而它所记录的惨相，竟然发生在中国首都最繁华的闹市中心！
红头巾闯进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安定门外的圣母堂。来自法国的斯拉特嬷嬷与4名修女，还有30多名逃进圣母堂避难的教民全部落入了义和团的手中。
当置身于如狼似虎的红头巾的枪林刀丛中的斯拉特嬷嬷突然发现头扎红巾簇拥在自己四周的居然大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时，她突然举眼向天，热泪长淌，脸上笼罩着一种悲天怜人的庄重神态。她用稍显生硬的汉语诵起了《耶稣受难祷文》：“十字架下，祭司长和文士讥诮耶稣，说耶稣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情况确是如此，主如果要救自己，就没有万人的从死得生。主不是不能救自己，而是不愿意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不救自己；为了救别人，宁愿毁灭自己。这就是主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啊啊，我的迷途的羔羊们，赶快放下屠刀，停止你们的罪恶吧！上帝的眼睛正注视着你们……”
在她口诵长长的祷文时，孩子们就在旁边好奇地盯着她，直等到她用手在胸前划“十”，口念“阿门”之后，孩子们才欢天喜地地呐喊着拥上前去，挥起大片刀，把所有被俘者一个不剩地砍翻在地。
像这样稚气未脱少不更事的孩子，在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中大约占有三分之二以上。黄增源在《义和团史实》中写道：“庙中有拳场，童子居其大半，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家庭大都已经被旱灾与战乱造成的饥荒毁掉了，处于死亡边缘的孩子们只为一口食而活着，谁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连想也不想就替谁卖命。政府做不到，而义和团做到了，义和团不仅让他们敞开肚子吃馍喝粥，而且还让他们在肆意烧杀掠抢洋人富人贵人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做人的尊严与欢乐，也轻易地便将他们变成了一群群嗜血的野兽。
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义和团关于神灵的种种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场。
在放火毁烧圣母堂之前，中国农民的孩子们把这位长相怪异连中国话也说不顺溜的洋嬷嬷的头割下来，挂在了被誉为“中华国门”的大清门城楼上。
斯拉特嬷嬷的人头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更让坚守在东交民巷与西什库教堂中的所有外国人与教民下定了与义和团死拼到底绝不投降的决心！
不仅外国教堂所有的建筑被焚，所有中国基督徒的家也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北京的老百姓此时在朝廷与众多官员的影响下也万众一心地仇视洋人，他们主动为义和团指点攻击目标。凡属教民，根本不问，上前便砍，小孩妇孺也决不放过一人。随后将财物洗劫一空，再举火毁屋。全城四处尸体狼藉，大火冲腾，浓雾弥天。
北京最著名的商业宝地前门大栅栏一带也同样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为了烧一家卖洋药的老德记洋药房，红头巾们手持火把来到了药店门前。大栅栏的商家老板跪了整整一条街，哀求大师兄“手下留情，不要殃及无辜”，但这些早已神魔附体的家伙心如铁石，不为所动，举火点燃了药店。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4000多家商铺被烧毁，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被趁火打劫。接着，西单又遭点起了大火，整条街又是3000多家店铺被烧抢。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成了白昼。
大清帝国数百年的商业精华，顷刻间变成满目瓦砾灰烬。
自打6月15日义和团在中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杀害掳掠洋人教民，幸存者纷纷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之后，各国大使随即联合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由洋兵看守，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这是名不符而其实的国家行为，朝廷与义和团上下一心，北京的老百姓与义和团同仇敌忾――只不过令后人感慨不已的是，在这场荒诞的闹剧中跳到前台扮演主角的，竟然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社会地位最为低贱的农民！
没有任何人做过统计，在这场大灾难中，究竟有多少教民的房屋被毁，有多少教民的财物遭劫？有多少教民死在义和团的屠刀之下？
为一个“权”字不惜拿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和列强豪赌上一把的慈禧太后虽是愚不可及，罪恶弥天，但细究起来，责任也不全在她一人，她手下的众多官员在她形成错误决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官员大多为了自身安全不惜把国家往火坑里推，有的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有史料可查的便有知府曾廉、编修王文龙献策“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有的为杀光外国使节找借口，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有的主张把改革派、洋务派鞭尸定罪，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有的信口雌黄，御史徐道昆上奏：“洪钧老祖已命天龙把守大沽，夷船均尽没”；御使徐嘉言：“已得关公帛书，书曰夷当自灭。”一派祸国胡言，居然都按“正常渠道”呈送到了慈禧太后的御案之上。
载漪在接见代表各国大使前来交涉的德国大使克林德时竟然大失身份恶言威胁道：“若再以武力相逼，我大清帝国的军队也将全数加入义和团！”
外国报纸纷纷登载了中国总理大臣对德国大使的这番赤裸裸的，也是自不量力的威胁，并且配上了一幅这位以红巾勒额，腰扎红带，手提大片刀的载漪的漫画。
不仅是载漪嘴上说说而已，中国军队果真采取了行动来支持他们的总理大臣对洋人的威胁。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大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中国皇家护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枪杀。
那天克林德独自离开东交民巷的目的是要前往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
由于北京排外情绪狂热，不少其他国家的使节都劝他不要外出。
克林德说：“我昨天派人已与中国的‘外交部’约定，今天午前11点钟去拜访，局势再险恶，我也不能不赴约会。”
于是克林德坐上他的绿呢大轿，随带翻译以及两名骑马侍从，出了东交民巷，由王府井大街迤逦而去。
这条在明朝为王府所萃，入清为贵人所聚的南北通衢，此时家家闭户，百姓绝迹，只有义和团呼啸而过，看到克林德莫不怒目而视。但亦仅此恶态而已，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
轿子行到东单牌楼总布胡同口，总理衙门所在地的东堂子胡同已经在望了，突然冲出来一小队中国士兵，领头的直奔轿前，那种杀气腾腾的气势，吓坏了轿夫，刚将轿杠从肩上卸了下来，为首军人的手枪已指着克林德，对准面门不由分说便是一枪。克林德的那两名骑马侍从见势头不好，拨转缰绳，回马向南急驰，逃回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的翻译下轿狂奔，逃到鲤鱼胡同一家中西教士坚守的教堂，克林德却死在轿子里了。
下手的那人是虎神营霆字第8队的一名队官，他的官衔，满洲话叫做领催，这个领催名叫恩海，无意间杀了一名洋人，自以为立了大功，丢下克林德的尸首不管，直奔端王府去报功。端王府平时门禁森严，但这几日因王府内住满了义和团，所以门禁日夜大开。恩海毫不困难地便在银安殿中，见着了正和几位义和团的大师兄说话的端亲王载漪。
“启禀王爷，小人在总布胡同口儿上，杀了一个坐轿子的洋人。”
“喔，”端亲王惊喜地问道：“是坐轿子的洋人？”
“是！洋人坐的绿呢大轿。另外有顶小轿，也是个洋人，可惜让他逃走了。”
“慢来！慢来！坐绿呢大轿的洋人，必是大使，你知道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大使？”
“不知道。”
“这洋人长的什么样子？”
“年纪不大，30来岁，嘴里叼根烟卷，神气得很！”恩海得意地说道：“如今可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啊！”载漪乐得跳了起来，“杀得好！杀得好！你杀的是德国大使克林德。洋人之中，就数这个人最横。”
这一下，欢声大起，端亲王和义和团的几位大师兄全都喜笑颜开。
“好极了！一开刀便宰了最坏的家伙，这是上上吉兆！”载漪大声说道：“有赏！”
“载漪闻之大乐，刚毅则言，杀个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将各洋使扫灭干净。只有庆亲王闻之惊骇，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摘自《景善日记》。
“克林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中国军队中的甘军董福祥部、武卫中军一部，在义和团的配合下，开始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规模进攻。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大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逃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名中国教民。而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和义和团共有数万人。
就在6月10日慈禧太后已下定决心向各国较量大约两个小时后，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西摩尔中将从天津大沽口自己的旗舰上向伦敦的海军部发回了一份电报：“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对西摩尔中将来说，“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除了已随他前往大沽口海面上的远东舰队，便是不久之前从加尔各答火速调到刘公岛的印度军队和威海卫北大营里的华勇营。
此时的西摩尔中将正着手率领各国部队赶往北京，救援正处于义和团与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之中的各国大使馆。
而在西摩尔中将的电报发往伦敦的前三天，威海卫北大营中的鲍尔上校已经接到了陆军部的作战命令，他的部队和印度军队定于9日上午出发前往天津。
华勇营里中国人的反应证明他事前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任何让他感到不安的异常情绪。接到作战命令后，他首先在军官会议上进行了传达、随后才在大操场上面对全体官兵宣布。他的讲话基调与最近一段时间西方报纸的口径大同小异。他说西方各国并不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敌，也无意占领中国的土地，这次组成联军采取行动，完全是为了解救正遭受严重生命威胁的各国外交人员与侨民，也是为了帮助软弱的中国政府惩治魔鬼般的义和团，教训一下纵容支持义和团杀人放火公然践踏国际公约与外交准则的极少数中国官员，以军事手段帮助中国恢复正常的秩序。
他同时还注意到英国人与中国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英国军官们兴高采烈，好像他不是要率领他们奔赴战场，而是要带他们到天津、北京去进行一次愉快的长途旅行。中国人则是一片沉默，一种木然的沉默。但是鲍尔能够准确地看出，中国人的沉默中既有对命令的绝对服从，也有对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在国际舞台上自暴其丑的愚蠢行径深感羞愧，也还有那么一点点对战争突然到来的恐惧。
对任何一个第一次上战场的人来说，这都属于正常的反应。
不过，鲍尔上校最终仍然高兴地看到他的中国军人爆发出了一通惊喜的欢呼。那是在他宣布马上给每一个官兵发放作战津贴的时候。
8日下午，华勇营进行出征前的最后准备，擦拭枪械，领取弹药和装有各种必备物品的行军背囊，对各处驻地进行大扫除。
华勇营并未倾巢出动，与战场近在咫尺的威海卫众多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仍然需要这支部队来保护。鲍尔上校留下了洛斯利中尉的第4连戍守北大营，其余三个步兵连，骑兵营、机枪连、炮队、卫生队共802人随他出征天津。
当天晚上，鲍尔等平时在军官食堂进餐的英国人全部到大食堂与中国士兵共进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晚餐。而且破例地为中国人也提供了威士忌与啤酒。
洛斯勃尔的骑兵营官兵也全部到北大营聚餐。
由于鲍尔上校对酒进行了限量供应，没有一个英国军官酩酊大醉，中国人更是个个清醒。他们对带有苦涩味的威士忌和一股子马尿味的啤酒不感兴趣，而他们最喜欢的中国烧酒席上又没有。
郑逸秋喝了两小杯威士忌，随着骑兵营列队返回麻家寨子。
奇怪的是，队伍走到麻家寨子大门前值星官并未喊“立定”，而是来了个过门不入，继续高喊着口令，引领众人前行。
许多士兵都感到奇怪，但又不敢发问。
郑逸秋溜溜他旁边的巴恩斯，问：“呃，怎么回事？这是上哪儿啊？”
“好地方啊。”
“好地方……嘿，莫不是让弟兄们去宝泉汤吧？”
“哈，你猜对了！刚才在餐桌上洛斯勃尔和沙克商量后已经派人去把宝泉汤包下来了，今晚骑兵营一个不落，全都去。”
郑逸秋对宝泉汤当然不陌生，他和洛斯勃尔、黎成已经去过许多次了。在宝泉汤洗温泉，当然比在军营里冲淋浴舒服多了。郑逸秋知道这种来自地下的天然矿泉水含有对人体有益的许多矿物质，日本人脑袋也很聪明，他们在喷口上修建了好几口形状各异的露天浴池，浅底铺上鹅卵石和厚厚的沙子，再在浴池外面挖条水沟，安了部水车，用人工将脏水车入水沟，排进大海。那里的特色服务更是威海卫一绝，不仅在露天浴池里光着身子给顾客捶背、按摩，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也习以为常旁若无人。日本妓女肯定是世界上最敬业的，只要给够了银子，她们不仅百依百顺，而且花样翻新，每一次都把他们调理得舒服透顶。能在出征之前再去宝泉汤痛痛快快地享受一夜，当然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
大队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宝泉汤，偌大的几进院落立即成了一个庞大的人肉市场。小桥老板手下的妓女只有80来个，不敷应用，赶紧从其他几家日本妓院里临时借来了200多名妓女。就为了骑兵营的这个狂欢之夜，威海卫的其他日本妓院几乎全歇了业。许多中国士兵平时难得有机会享受这些日本女人，如今看到花枝招展笑容可掬的日本妓女簇拥在自己面前，早已按捺不住，冲着自己相中的女人便蜂拥上前，扛在肩上便往浴池里扑去，弄得来满池水花四溅。眨眼之间，一口口浴池边上军装和绚丽的和服扔得遍地都是。露天浴池里涌进了无数赤身裸体的男女。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寻欢作乐，有的仰卧在池沿上，有的索性就在水中，笑的，叫的，唱的，吹口哨的，击水作嬉的，大声尖叫的……各种声响夹着哗哗的喷水声充斥于浴池之中。到处噼噼啪啪。人头攒动，雾气腾腾。
常到这里来享受的英国军官和中国翻译们经验丰富，显得要收敛得多。
英国军队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英国上流人士特有的绅士风度即便在妓院里也同样显露无遗。几十名面容姣好的妓女早已被特意挑选出来专供军官和翻译们享用，而且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口浴池，所以他们完全用不着和士兵们争抢。
郑逸秋脸朝下泡在温热的池水里，让一个日本妓女轻轻地给他捶背按摩，还时不时地从池沿上端过杯子，呷上一口上好的香茶。
他的左边是洛斯勃尔，右边是沙克。也都享受着与他相同的服务。
看到正处于极度欢乐之中的弟兄们，郑逸秋突然由衷地说道：“洛斯勃尔，今晚这事，你干得不错！”
洛斯勃尔偏过脸来看着他，说了一句让他揪心的话：“让他们尽情乐一乐吧，因为我不能肯定，这些正在天堂里纵情欢乐的人，会有多少人再也回不了威海卫。”
9日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威海卫行政当局同时在刘公岛和威海卫两处码头上为前往天津参战的印度军队和华勇营举行了盛大而简短的欢送仪式。
在鲍尔上校代表华勇营登台致答谢辞时，肃然挺立在队列里的郑逸秋丝毫不怀疑，一旦战争爆发，这就如同一群世界级水平的重量级拳手围殴一个从未接受过训练的病人，恐怕不少还来不及动手，胜负便已经决定了。
华勇营登上的是排水量7800吨的英国重型巡洋舰“奥兰多”号。这是异常艰苦的一天，800余名官兵连同马匹、自行车，各种装备、辎重，全部进入了巨大的统舱，在太阳的炙烤下，军舰变成了一个大火炉，舱壁烫得根本不敢用手摸。由于温度太高，原本清洁的舱房里很快便弥漫开了强烈的臭味，汗味、脚屎味、马粪味，熏得人头昏脑涨。所有的人都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军官和翻译们享有登上甲板放风的特权，舱外海风虽大，但甲板被烈日曝晒得能烤熟鸡蛋，根本没法待。
10日凌晨4点多钟，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长抹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曲曲弯弯逆海河而上，很快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
两个小时后，披着淡淡的霞光，华勇营终于登上了塘沽港码头。凉爽的晨风一吹，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上，他们很快又变得来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此时，他们看见塘沽码头已经停靠着十几艘大大小小的军舰，并且还陆续有军舰进港。各国海军陆战队有的已经列队离开码头，有的和他们一样正在登岸。
曾经几次到过北大营的西摩尔中将肯定对华勇营印象颇深，鲍尔上校上岸后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便是火速赶往塘沽火车站，参加一支由各国军队组成的联合部队，前往中国的都城解救正处于危难中的各国使馆人员。
和华勇营一起登岸的印度军队，他们有1500人，则被留在天津保卫紫竹林租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