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狱外事件
西安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中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激情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日寇侵略下节节败退。对内打击抗日救亡活动，加紧镇压进步力量，并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西“剿共”。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饱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更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学良、杨虎城虽与红军暗中有联系，却只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还互存戒心，以防泄密。后来，张学良作进一步的努力，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杨围剿红军。是年为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阎锡山因有张学良的预约，以祝寿为名电蒋来西安晋见，实际是应张学良之约，来西安共同劝蒋。蒋介石知道阎锡山的来意，乃以避寿为名，转赴洛阳。于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又同赴洛阳祝寿。蒋在洛阳军校召开大会讲话，痛诋中国共产党，并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为无知。以后，张学良多次晋见蒋介石，反复谏劝，并说明若继续剿共，他对于东北军是无法指挥的。蒋介石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同时知道张、杨已不可靠，乃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蒋介石将亲自督战，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予以改编，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抵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又遭蒋训斥。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剿共，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12月7日，张学良再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严词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陕西各学校学生，同样在1936年的“一二·九”这天，聚集一万余人，列队游行，要求援绥。因蒋介石住在临潼县华清池，距西安约五十里，大队遂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电话中有：如不服从，即严行镇压的乱命。张学良为爱护学生，赶紧追至灞桥，加以劝阻。张将军被学生的爱国赤诚所感动，在寒风凛冽中，声泪俱下，不自觉地向学生们告以将在一星期内，当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誓言。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任命书。11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翻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为了使国内和国际明白实行兵谏的真相，张、杨乃议定八项主张，即：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广大爱国民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调兵遣将，积极策动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亲英美派则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立即讨伐。日本政府指望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空气，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势力。局势极为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1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了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
与此同时，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于当晚和第二天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条件及军事部署。
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杨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生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中共代表团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26日，蒋介石到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危机。
张学良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相继被转移到湖南郴州，湘西凤凰山，贵州阳明洞、麒麟洞等地。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杨虎城被逼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抢米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领导的生机蓬勃的抗日民主活动，恨得直咬牙。经密谋酝酿，决定待机下手，以期一石二鸟，既剪除地方民主派羽翼，又摧毁共产党组织。四川，虽有“天府之国”美誉，然抗战发生后，前方军粮，后方民食多仰赖于此。尤因奸商豪门大量囤积居奇，加上伪币贬值，粮价直如脱缰野马，害得市民经常无米下锅，发生抢粮现象。以“抢米事件”发生前半月为例，成都米价竟由每60公斤43元，暴涨至70元。人民无不怨声载道，郊区更出现了吃大户、割米袋的现象。瞄准这一火候，老牌特务、时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的康泽，于1940年3月初奉命悄然抵蓉。在康泽的策划下，3月14日晚，数百名特务、暴徒、三青团骨干直奔老南门外大悲巷重庆银行（潘文华主办）仓库，用石条将库门撞开，把白米撒得沿街遍地，复趁势捣毁银行办事处、宿舍，引来大批群众围观。暴徒们故意高呼：“银行仓库有米呀！”“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企图制造烟幕，为嫁祸我党埋下伏笔，然后哄闹离去。这是先来的第一批。至晚上11点左右，围观者更人山人海，挤满大街小巷。也有部分为生活所迫的穷家小户，手拿提篼口袋，来仓库撮米回家。见时机成熟，早在待命行动的第二批人马开来，将巷子头尾堵死，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举手就打，当场捆走百余人。
其时，住在近旁南台小学的《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为躲避空袭在此设立的临时编辑部），听到街上人声嘈杂，刚到现场，即被两个便衣人员架走。审讯中，朱理直气壮，态度轩昂，大讲抗日道理和统战政策。敌人歹毒，竟将一份伪造“宣言”塞入他的衣袋，再装模作样从他衣袋里“搜出”，以此作为朱是奉共产党上级之命煽动群众抢米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铁证”。继又下令查封《时事新刊》，营业部主任王震东和几个工人也被抓走。次日，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召开“乙种会报”会议。会上贺手举伪造“宣言”，就“共党鼓动抢米”应如何处置问题，强压与会的邓锡侯、潘文华表态。邓、潘身任军政要职，邓锡侯复挂名“省特委会”主席（贺国光、黄季陆任副主席，实际由军统局川康区区长、行营调查科长张严佛主持），只好含糊同意，并在一件送呈蒋介石的电报上签了字。
3月15日，川康特委也在焦家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抢米事件”后的应付办法。会议决定：立即通知成都各地下党全部戒严，采取措施，保护党的组织和秘密文件；暂停会议，实行个别接头；紧缩各机关，撤销妇委、青委，特委迁移乡下，加紧撤退和转移干部；向所属各组织报警，准备应付突发事变。接着派人到重庆，向南方局报告事件的详细经过；同时向地方势力说明事件真相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企图借此打击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争取他们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
3月17日，在潘文华部的地下党员、《时事新刊》副刊编辑苏爱吾传出情报，说敌人黑名单上点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特委又在罗世文家集会。邹风平指明要罗世文、杨绍轩立即离蓉，他说：“明晚9时30分有车在南门大桥等候。你们先到新繁河吞乡绍轩家住一晚，下晚有人来接你们到别处暂避。”但罗世文不同意离开，他说：“我是中央派来作刘湘高等顾问的，谅必国民党不至于把这顶帽子拿掉。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太大。可先让老杨离开，我得到消息敌人三次的黑名单上都有他的名字。”杨绍轩说：“老罗一定要走！中国革命有很多血的教训。大革命中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蒋的阴谋，反把罪名加在我党头上。蒋流氓成性，毒辣得很，还是避一下好。”说完罗未置可否，约一刻钟分散。3月18日，敌人行动方案已得到重庆批准。白天，先将朱亚凡从狱中提出，安上煽惑群众、指挥抢米、破坏治安、阴谋暴动的罪名，公开枪杀于新西门外城墙边。张贴的行刑布告本应由成都行营、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公署三个单位会衔签署，但邓锡侯绥靖公署却借故未在布告上加盖关防，暗寓抵制之意——原来《时事新刊》主笔王达非、副刊编辑苏爱吾（苏幼农）在川康特委安排下，早与邓锡侯、潘文华等建立了统战关系，苏并在川康绥署挂了个参议名义。出事后，他们分头找到两人，说明事情真相。朱亚凡是个体质文弱，性格沉默，终日埋头于编译资料，少与人交往的人，所谓指挥抢米之说，纯属弥天大谎。王震东更是无辜株连，终获保释。敌人行动当天，即18日上午，杨绍轩去分销处向新任支部书记洪希宗移交工作，下午去《华西日报》把一些关系交给申同，再等当天《新华日报》印出（成都报纸由《华西日报》代审）。骑车回分销处，已是晚间9点。是夜，成都多数地区停电。特务冒雨摸黑，在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张严佛、特务队长刘崇朴带领下，按蒋介石亲批“策动春荒暴动名单”，逐一搜捕。9点钟前，去分销处抓了罗世文。午夜，又去“努力餐”店门外，高叫“车老板，有电报”，骗开店大门，抓走车耀先。住在对街的唐介舟（50多岁，共产党员。因会中医，人称唐医生），在《大声周刊》搞过发行的老党员薛特恩（早年在陕西街开理发店作掩护），爱国人士马骥之（为朱德同志云南讲武堂同学）和“武德励进会”的郭秉彝（党员）、汪导予（民主人士、任潘顾问），也分别被捕。
9点前，祠堂街已被岗哨封锁，杨绍轩只好折返包家巷家中。坐犹未定，分销处李春急来报告罗世文被捕消息，并说：“特务现正逼迫交你，你千万不能去报馆。”但杨猛然想起：办公室墙缝中还藏有党员接头名单，如被搜去，后果不堪设想。决心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过简单化装，杨去报馆处理了所藏字条。洪希宗见杨绍轩回来，大吃一惊。立时向杨转述了罗世文抓走前对大家的讲话。他说：“反动派这样抓人，是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报纸工作好好搞下去，这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愿望。要坚持下去，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那些反共反人民的罪犯，不久将会受到人民审判。”此时分销处内外，满是岗哨。除解大便，一律准进不准出。杨绍轩对洪希宗（两小时后被捕）略事布置，用脸盆盛了些粪便，混出门去。
面对敌人“一网打尽”的恶浪，特委急派杨天华去南方局报告。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叶剑英、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先派甘道生（林蒙）来成都了解情况，继派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蓉找贺国光交涉放人；与此同时，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表《成都抢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事件发生后，经过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逮捕的同志。因成都时局严重恶化，南方局决定改组川康特委。指示比较暴露的邹风平、张曙、甘棠等返回延安，由程子健任书记，与于江震（组织部长）、郑伯克（宣传部长）、孙敬文（青委负责人）等组成川康特委，继续领导川西和西康的地下工作。并要求改组后的川康特委坚决执行中央和南方局新近发出的紧急指示。以后，特委通过黄松龄、王文鼎等继续做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的工作。“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不抢蒋介石的中央银行，单抢你们开的重庆银行？”一句提问，使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如哑子吃黄连，心知又上了蒋的一次大当。邓锡侯这才谈出在行营会议上，贺国光“贼喊捉贼”的表演。由此地方派遇事更守中立，密切与我党联系。
大逮捕得手后，军统局首脑戴笠亲赴成都决定：罗世文、车耀先、郭秉彝、汪导予4人，即由刘崇朴用军用专机解往重庆。后来郭秉彝、汪导予被送去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胡宗南处软禁，罗世文、车耀先则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余下洪希宗、薛特恩、唐介舟等6人，于同年5月底，军统局电令刘崇朴，会同宪兵二团团长周作桢，乘月黑人稀，将他们押到龙泉驿山坳，待土已埋过肚脐，再三逼供。6人忠贞不屈，全被活埋。此外，军统局蓉组组长曾有忠等在新东门外乱坟坡活埋1人，中统局四川调查室又杀害几人。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被押到重庆，先关在望龙门22号（两湖会馆）特五团看守所，后又被转移到白公馆看守所。在此期间，戴笠偕同司法科长余铎等人多次对罗世文和车耀先进行审讯，但得到的结果是：车耀先只承认曾任川军团长，退伍后在成都靠开“努力餐”为生，在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期间，往来的朋友很复杂，可能有中共和民主党派成员，但本人现非共产党员。罗世文则坦诚相告，参加共产党已经有十多年，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对于“抢米事件”，是人民饥饿所迫，逼上梁山。1940年下半年，罗世文、车耀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并与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韩子栋等人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为委员，领导狱中难友与当局的迫害作斗争。在狱中，国民党当局不断利诱、威逼劝降罗世文、车耀先，试图让他们转变立场参加国民党安排的工作，罗世文、车耀先均予严厉拒绝。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的要求。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蒋介石一面以“不知关押何处”、“已被处理”等借口搪塞，一面暗中指使爪牙尽快了结此事。罗世文和车耀先便被改名为“张世英”、“田光祖”，被关进重犯囚室，隔绝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在押的240多人，除陆续释放遣散的外，剩下的72人全部转移到重庆渣滓洞看守所。罗世文、车耀先随即来到重庆，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男牢楼上八室。8月18日上午，渣滓洞看守以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南京释放的借口，把两人带到渣滓洞附近的松林坡戴笠公馆前。罗世文和车耀先刚下车，便被杨进兴、徐贵林架住双膀，从背后开枪，打死在停车场边。
军统电台特支案
1939年8月，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天气炎热，行色匆匆的人流汗流浃背。位于重庆上清寺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要求见叶剑英。他们在会客单上写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个是张蔚林，一个是冯传庆，两位西装革履，均是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俩对接待人员说，两人均系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因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工作，驱逐日本侵略者……
面对两个国民党的军统人员来访，接待人员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领导汇报。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听了接待人员的汇报后，觉得以前常有青年学生来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去延安，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考虑到作为戴笠手下的电讯处人员要投奔延安，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叶剑英不能贸然见他们，于是组织派代表团里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出面接见。
见面以后，善于做情报工作的曾希圣试探性地提了几个问题，比如：军统局电讯总台的情况，有多少部电台？里面有些什么人？总台里面的编制情况等等。张蔚林和冯传庆都做了详尽的回答。曾希圣接着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并把电台密码也说出来。他们两人也如实地说出了电台密码，并提供了一些中共南方局都还没有掌握的情报。曾希圣察言观色，从他们两人的眼神和口气里，看不出有什么鬼鬼祟祟的迹象，反而觉得他们两个是好人，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戴笠特务机关的密码情报都搞了出来。张蔚林和冯传庆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
1939年10月，经中共南方局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根据他俩的强烈要求和现实表现，决定吸收张蔚林和冯传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皆为叶剑英和曾希圣。随后，叶剑英和曾希圣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向往革命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
在张蔚林、冯传庆等入党前后，一名叫黎琳的女同志恰好来到重庆。
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1936年6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到达延安。193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刚结婚的黎琳接受了到重庆当联络员的任务。一到重庆的她就嚷嚷着“要工作”、“要分配任务”。
曾希圣负责的南方局军事情报组认为她既有工作经验，又有城市小姐的气质，便将组建“军统电台特支”的重要任务交给她。黎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军事情报组经过分析研究后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谎称从上海来。她与张蔚林按预定暗号联络上后，11月底，张蔚林就从电讯总台宿舍搬了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了下来。同时，南方局军事情报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按照规定，“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直接领导，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露萍负责送情报到周公馆并在军统电台发展组织。
张露萍和“军统电台特支”的同志开展工作后，成效显著。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了，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往延安，对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正当张露萍等人得心应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根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器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情急之下，趁敌人防范不严时逃了出来，径直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特务们发现张蔚林逃跑，立即搜查了他的住处，在一个抽屉里发现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发现那份抄有军统局职员的名册。情况万分危急。张蔚林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发生的情况后（此时，大家并不知道敌人已经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经反复分析研究，军事情报组的同志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对他关禁闭，只是为了惩罚而已，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但凭张蔚林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忐忑不安地敲响董益三的家门，正在向董求情之时，电话铃响了，董接完电话出来，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你的事发了，可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老板说吧！”随后，两名特务推门而入，将张蔚林押走了。
张蔚林被捕的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逮捕了电讯人员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光、安文元。当时，恰逢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车上跳下的武装特务荷枪实弹。他情知不妙，借着沉沉的夜幕，机警地翻过后墙，沿着熟悉的小道逃走了。冯传庆一路狂奔来到周公馆，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跟着，感到十分惊讶。冯传庆急促地说道：“敌人已将电台包围了，正在抓人，我是借值班之机翻墙跑出来的。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这时，叶剑英从三楼走下来，郑重地告诉他：“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不能回电台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冯传庆望着叶剑英那坚定的表情，表态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叶剑英深为这次事件痛心，但又安慰冯传庆不要难过，要镇定、要经受住斗争的考验，还为他分析了形势，告诉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
深夜两点，曾希圣安排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的防空洞钻出来，来到漆黑的嘉陵江边，经过一番侦察，确信没有特务跟踪，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了江。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觉得夜黑不好赶路，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赶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以为是日本特务，于是在冯传庆未醒之时绑缚起来送到警察局去了。此时，特务已封锁了进出重庆的所有要道和路口，发出了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把他认了出来，然后将他送交军统局。
“军统电台特支案”事发时，张露萍刚好去了成都老家探亲，对重庆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一封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和规定，她给南方局军事情报组写了一封暗语信，告知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只要一天的时间，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收到信后，知道是军统局设下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为时晚矣，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捕了。原来，是安文元被捕叛变了，他如数供出了整个组织情况和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发了那份电报，从而诱捕了张露萍……
1943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往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罗世文、车耀先等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1945年7月，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等殉难于贵州息烽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牺牲时，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
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张露萍等七烈士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而叶剑英则一直惦记着这七位同志。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敌人监狱里遇难者问题的指示。接着，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调查组，查找资料，走访证人，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真相大白，拂去了革命烈士名字上的历史尘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原突围
中原地区地处中国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投降前，中原军区部队已发展到2个纵队、3个独立旅及3个军区共6万余人，根据地也已扩展到60多个县，并对战略要地武汉形成了包围之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军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调集了大军，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后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军（师）、第七十五军（师）等嫡系部队共20多个师，借“受降”之名，先后占领鄂中、襄西、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进军的通道。
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知道中原一失，蒋军势必集中全力进攻我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于是，国共两党展开了“中原逐鹿”的军事斗争。针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上造谣污蔑，毛泽东又公开发表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指出：“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西、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
1945年11月下旬，“紧紧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达11个军24个师以及8个游击纵队。中原部队面对30余万敌人的围追，主力东移到平汉路东之大悟县宣化店地区。
此时，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蒋介石以所谓“军事调处”为缓兵之计，继续调集、部署大军向中原部队进攻。他们和日军、伪军相互勾结，“接收”了武汉周围和鄂豫边区内的全部日、伪据点，又侵占解放区的许多重要城镇，修筑了数以万计的碉堡工事，使中原部队处于被包围、分割的极其不利的境地，主力4万余人被压缩在宣化店周围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窄地区。国民党军又步步进逼，严密封锁，不断蚕食，紧缩包围，使中原部队陷于绝粮断炊、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4月29日，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与国民党及美国谈判代表，争取中原部队合法转移。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中原军区也提出“移兵五河就食”的要求，但均遭对方拒绝。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部消灭中原军区部队，控制整个中原地区。5月1日，中共中央3次电告中原军区：国民党有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向西为宜。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中原部队：“顽军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于5月1日与国民党代表交涉，指出国民党军30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6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制止。5月5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5师部队撤出。5月6日，周恩来又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区视察，8日抵达宣化店，听取了中原军区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军对中原部队围攻情况的汇报。经过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冲突的4条协议。周恩来又向中原部队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详细研究了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等工作，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
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使国民党于5月初进攻中原军区的计划被迫推迟，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至6月，国民党军已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与国民党谈判，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转移至其他解放区去。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不断加紧调兵部署，至6月下旬，蒋介石用于包围中原军区的兵力已增至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等军区领导的率领下，于6月底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约1.5万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经过艰苦作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于7月中下旬进入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并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左路突围部队为第1纵队一部、第2纵队、第15旅一部共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鄂西北的武当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向东转移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旅长皮定均的指挥下，东西穿梭佯动和狙击敌人，造成中原部队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在成功迷惑敌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敌人包围圈，挥师东进，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此外，张体学、吴诚忠、熊作芳率领的鄂东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向东挺进大别山。黄林、张水泉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文敏生等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分别掩护北路与南路主力部队突围后，转入豫西地区。这些部队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后，纷纷突出重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兵力。
从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打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封锁和包围，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这一行动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旅的兵力，并将其大部调往豫西、陕南，从战略上有利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六·一”大逮捕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进攻，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上旬，杭州、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10余城市，相继发生饥民抢米风潮。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对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的游行示威。这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迅速扩展到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6000学生汇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但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逮捕28人，造成“五·二〇”血案。同日，天津学生在游行中亦有53人受伤。5天后，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三家进步报纸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国民党的暴力政策，更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怒，国民党统治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决定在1947年6月2日统一行动，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课游行示威运动，以回击国民党的反动暴行。
在重庆，5月24日，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等校组成“重庆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会”，罢课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同一天，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华西协中等校亦通电声援，或开始罢课。川大学生1000多人于5月30日在校内集会游行。成渝两地学生均积极筹备，决定响应华北学生倡议，于6月2日参加全国“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寝食难安，决定以暴行镇压学生运动。首先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给全国各地报纸发出消息，制造了一个《共产党地下斗争纲领》，作为对人民进行镇压的“根据”。同时，由南京“官邸会报”的秘书长谷正鼎会同中统、军统、宪兵特务机构的负责人，制定了《六·二镇压方案》，布置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南京“官邸会报”还作出决定，各地根据情况，对爱国学生运动采取强硬措施。
5月24日，重庆“行辕党政军联席会报”接奉中央“乙种会报”有关实施“大整肃”密令，并于当天召开会议。会议由行辕参谋长萧毅肃主持。萧毅肃传达南京密电说：要求全国各大中城市，抢在全国学生“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扫除“戡乱建国”障碍。“整肃”对象包括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各校进步师生，新闻、文化、工商界人士。
5月31日，重庆警备司令部贴出布告，以“中共特务和同谋分子阴谋于6月2日暴动，蓄意破坏秩序，扰乱治安”等谎言为借口，宣布自次日零时起，全城实施临时戒严。6月1日零时，全城分为市中、沙磁、南岸、九龙坡、北碚5个区，在分区指挥官率领下，分头出动。军统报纸《新华时报》派记者随行采访。
市中区路再分作两队。甲队负责下城区，由宪兵团长沙吉夫指挥。搜捕对象为各报编辑、记者，正阳学院等学校进步师生。另一队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是夜，新闻界共捕30人。按照名单，正阳学院应捕28人，实际捕获7人。另在求精商学院、西南美专、市一中、通惠中学、电力公司、夏华银行、华康银行又捕老师、学生和工商界人士多人。
市中区乙队负责上城区。由稽查处司法、党政两组组长袁海雄、雷禾村领队。一卡车坐便衣特务，一车坐警备部警卫团士兵。新中国剧社社长周世楷（周特生）、秘书屈楚刚从“抗建堂”演戏归来，进入保节院街一家面馆，肚子还未填饱，特务合围上去，一下抓了6人。牛角沱《民主报》社印刷厂，是这一路抓人的重点目标。时《民主报》已查封3月，然无业可就的人员均集中住此。特务入内，从床上叫醒众人，除留下一看门老头外，唐弘仁、李康、舒军、张明泛等40余人都一锅端走。所加罪名是：“诋毁攻击政府，暗中策动学潮”。从《民主报》印刷厂出来到隔壁一家小印刷厂，目的是要逮捕这家厂的经理孙沉，他是民盟市支部成员，与《民主报》内民盟人员来往密切。
南岸区逮捕重点为南泉西南学院。由稽查处长、“丙种会报”主任秘书罗国熙指挥。在这里他们逮捕了学生26人，抄去大批反美反蒋宣传品。负责院务的3位教授马哲民、李文钊、罗克汀也被抓走。此外，在华侨工商学院（海棠溪）、储材农专、民建、蜀都及重庆中学也各捕数人。
北碚区逮捕由中统局重庆区区长李宏泽指挥。情报科长张汉泽，行动科长谭慧浓具体执行。计抓走乡建学院学生24人，教职员8人。后共产党员杨翱、陈诗伯2人被害于渣滓洞。
负责九龙坡区女师学院逮捕任务的一队，由行辕二处一科（侦防）科长陆坚如领队，雷天元协助。共逮捕女师学院汪盛荣等16名学生。
沙坪坝为著名学府区。重大、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均集中此地，是大逮捕的重点，故特别加强火力配备，由市警察局长唐毅任指挥，兵分三路，刑警处长谈荣章、督察长廖大联、警察14分局长谭用锋、技术室主任马侠等统统上阵。
进入重大的一路，由警察局沙坪坝分局局长谭用锋领导，宪兵二十四团小龙坎队张连长协助。先以大批军警武装把重大学生宿舍包围，一面由政工人员贴标语、撒传单，一面由余宏达、张光汉（反动学运总部负责人、三青团重大分团干事、重庆学生自治会委员）带路指捕学生。被捕者有阮海燕、周其昌、凌春波、费雪香等男女生31人。同年7月补捕的全校班代表大会副主席张现华，后牺牲于渣滓洞。第二路负责到四川教育学院，由宪兵二十四团第二营营长刘东璧负责，总共逮捕了易仲康（在渣滓洞牺牲）等25人。第三路到中央工校，领队是重庆警察局刑事警察处处长谈荣章，抓到学生3人，并造成“中工血案”。
逮捕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官方公布的被捕人数是219人（孙元良第一次宣布人数为176人，因北碚区逮捕队返回时间较迟，后来宣布为219人），实际上并不止此数。
“六·一”大逮捕后，重庆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工作，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联合后援会”，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后援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再加上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又存在管理难、无罪可判等问题，6月5日，开始第一批释放被捕人员，截至7月，虽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经过筛选，“漱庐”看守所犹留下仲秋元、罗克汀、唐弘仁、李康、舒军、张真民、张明泛、龙圣夫、余阳明、王颖冰、张永昌、蓝国农、易仲康、张现华、黄三川、杨翱、陈诗伯、梁寀、向任元等20余人，转至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关押。当年12月15日，以上20余人，连同早捕的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张国雄、刘定平，劳协会员汪进仪等，全数由石灰市移禁重新开启的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因“六·一”大逮捕而入狱的易仲康、杨翱、张现华、陈诗伯、刁侠平和廖瑞卿6人殉难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
小民革案
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鉴于大革命时期没能很好地联合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力量，而遭到惨重失败的教训，开始注意开展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力量的工作。1941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共党员王炳南和国民党民主人士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于1941年夏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内民主派人士，并有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加。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宣告结束。
1947年，四川省党组织为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同年夏，川康特委在四川仁寿县籍田铺发动武装起义，但遭失败。籍田铺起义失败后，蒲华辅与胡春浦商定，将原先由川康特委领导的几支武装，包括原来交由田一平领导，陈龙济负责的南充的一支武装交给胡春浦统一领导，由胡春浦选派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提供军费物资。
1947年7至8月间，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通知胡春浦，“小民革”有一姓李的同志已经得到他们要在南充搞武装斗争的消息，想插手。李某的背景很乱，抗战前在刘湘部队做政治顾问、教导队教官，现在是“小民革”四川省负责人。李某插手，对党的工作不利。华健要求胡春浦把李某甩开。于是胡春浦假托“小民革”也可以搞武装，只是原来没有这个任务，劝李某到上海“小民革”总部请示批准，并要求拨来活动经费。李某希望有一个具体的武装斗争计划和已经开展活动的垫款证明，以便取得上海“小民革”总部的信任。胡春浦替他开列了四川一些县可能搞武装斗争的负责人名单和出具了“大有字号”的一张五千多万元的垫款单。
李某并没有按商定的计划去上海，而是在重庆停留下来。在重庆候船期间，李某与地下党员肖中鼎等三人相遇，并得知肖中鼎、何雪松、李子伯正在筹组在大竹一带搞武装起义。李某对此很感兴趣，竟置去上海任务不顾，主动要求加入。其后，李子伯去磁器口24兵工厂策反警卫大队长游德业，希望他能和李某等一起商量，搞武装起义。不料，游德业暗中向徐远举密报。徐远举派陆坚如、漆玉麟于10月4日将李某及其妻子、儿女抓获。特务从李某身上搜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军事计划”、“大有字号”的垫款单据。李某被捕后供出了“小民革”四川省领导机构成员，并亲笔写了两份各县“小民革”负责人名单，因而牵连到胡春浦和田一平。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怀疑“小民革”的军事活动和共产党有关系，非常重视，亲自带人到成都去抓人。
10月15日一早，天刚蒙蒙亮。胡春浦穿好衣服走下楼去，看见大客厅里有十几个人，有的穿着黑呢中山服，有的穿着美式军服。从肩章上看，大都是校级军官，一个身材粗壮，中等个子的人（徐远举）问道：“胡先生认识李某吗？”胡春浦说：“认识”。简单的询问后，胡春浦被徐远举带走，随后田一平也被逮捕。李子伯、肖中鼎、何雪松三人在胡春浦被捕前分别在重庆被徐远举抓获。随后，因“小民革”案被捕的胡春浦等7人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刚到白公馆的十来天，徐远举就接连提审了几次。一次徐远举拿出李某写的两份名单、“大有字号”的垫款单据，两份名单中，一份是“小民革”四川省各组名单，另一份是四川各县联系搞武装的人员名单。第二份名单中有的是党员，如陈龙济。陈龙济当时以南充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身份，担任川北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川北地区有一支武装由他负责。为了掩护同志，避免牵涉到党的关系，胡春浦大胆地将第二份名单，即特务所谓“军事计划”的事承担下来，说是同李某临时搞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目的是向“小民革”上海总部骗钱。他经营的“大有字号”、“群生公司”入不敷出，生意亏了本，急需一笔资金周转。听到李某说“小民革”上海总部有很多美金，可以申请活动经费，便动了心。但光是说一般的活动经费油水不大，说搞武装才能捞一大笔，所以合谋搞了这个“军事计划”。至于名单中的人，多是只知道名字，并不认识的各地哥老会头子、袍哥，有的虽认识，但只是一面之缘，谈不上向对方提及“小民革”或搞武装等事。写这个假名单，无非是想证明那五千多万假垫款单派上了用场。这一番话，真真假假，既能符合胡春浦“资本家”的身份和心理，又符合特务查“大有字号”账面的情况。最后，徐远举一口咬定说李某承认自己是革命，不是骗钱。胡春浦提出要和李某当面对质。徐远举答应在他审讯李某时，让胡春浦在窗外旁听。
李某咬定自己是搞“小民革”，是革命，不是骗钱。同时又自相矛盾地说，邀胡春浦加入“小民革”是为了要他出钱。审讯完后，徐远举追问胡春浦“骗钱”的真实性。对此，胡春浦一一列举李某历次向“大有字号”、“群生公司”借过多少钱，有账可查，以及李某请他邀“干会”，开假垫款单的情况，说明这些都是李某在经济上的骗钱手法。再次提出要和李某当面对质。
特务在提审田一平的过程中，田一平也一口咬定李某搞“小民革”是为了搞钱，乱拉关系也是为了骗钱。由于田一平和胡春浦的口供一致，徐远举对此事从此不再审问。由于胡春浦在被捕后冷静的处理，“小民革”武装暴动案，没有牵扯开来，不了了之。田一平、李子伯、肖中鼎、何雪松、胡春浦五人从白公馆转囚于渣滓洞。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面临崩溃，代总统李宗仁为搞假和谈，下令释放“政治犯”。3月底，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指令徐远举释放了一批民盟成员，田一平等同志相继出狱。此时，由于家属、亲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渠道，多方营救，要求保释胡春浦，经张群批交徐远举核办，5月14日，胡春浦出狱。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李子伯和何雪松不幸遇难，肖中鼎在屠杀的过程中幸免于难。
民革武装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民革”。“民革”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一个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在成都、重庆分别设有川康分会、川东分会两个地下组织，对国民党上层进行统战工作和军队策反，同时组织地下武装。“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始终坚持同中共合作，明确提出“推翻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目标。在这一历程中，许多“民革”成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仅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的就有六人，他们中的周从化、周均时、李宗煌、黎又霖、王白与被称为“民革川康五魂”。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川康民革武装斗争的轨迹。
周从化，字继金，1895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新都。曾参加过川军的讨袁、护法战争。1937年被刘湘任命为第七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谋长，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不久又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1941年周从化被任命为成都茂县师管区司令。1944年周从化由张澜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周从化借机向潘文华部和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积极宣传中共和民盟的主张。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并勒令停止活动，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民革曾伟澜持李济深介绍信到四川联络潘文华、刘文辉，配合中共部队解放西南。曾伟澜向周从化建议，建立民革地下联络小组，并担任组长，专与潘文华、刘文辉保持秘密联系。1948年春，由华健和王文鼎介绍，周从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务是加强与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和杨杰的联系工作，并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川康军政界中支持和掩护进步活动，以民革、民盟的身份，相机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康军政界上层人物起义，以配合解放四川。经过周从化的周密筹备，1949年2月，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周从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自卫军总司令。4月下旬，南京解放。周从化活动也更频繁和公开了。他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大胆做策反工作。他的活动，引起了成都警备司令部的注意。8月17日，周从化自告奋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陈利弊，要王悬崖勒马，和川、康力量团结一致，使四川免于战祸。王笑而不答，稍作敷衍。20日深夜，周从化在家被捕，23日，特务即用专机把他押送重庆，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周从化在狱中，经受了刑讯考验，坚贞不屈。11月27日夜，周从化就义于松林坡。
黎又霖，又名黎万里，贵州省黔西人，1895年出生于贵州黔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又霖来到重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在董必武领导下，1939年春开始以隐蔽的身份参加了由武昌撤退，经湖南沅陵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政治教官，联络了一批川、滇、黔军的军官。1940年1月黎又霖回到重庆，利用其堂兄黎季云、侄女婿蒋华村为掩护，广泛接触工商界、金融界人士，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又通过蒋华村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的儿子邓华明接触。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开展军运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础。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影响与推动下，1945年10月28日，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1946年初，民联中央将迁往上海，民联重庆地方组织“临时工作组”成立，由甘祠森负责，杨杰、邓初民担任指导员。后经民联中央同意，增补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联络同志准备策动军事起义。6月，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住李挽澜（民联西南执行部执委）家，始知杨杰已到重庆，立即赶回重庆和杨杰、何鲁、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杨其昌、王国源、江载黎、张镇宇等聚会，商讨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成立。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1949年8月19日，由于打进民革内部叛徒的出卖，黎又霖被捕，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出生于四川蓬安县。1929年，他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王白与反蒋言论更趋激烈，反动当局对他越发不能容忍。重庆不能立脚了，他只身一人乘船东下至上海。在上海王白与与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联谊会”，他担任秘书组长，并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涛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更名为上海地下民革。1949年6月，民联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由昆明来渝，通过黎又霖、杨永思等，在周均时家和王白与、何鲁、王国源开了一个秘密会。杨杰分析了时局形势，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大家无异议。会上还提出执行王白与的建军主张，决定张镇宇以涪陵新庙镇为基地，组建“川东纵队”。涪陵解放时，“川东纵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王白与在重庆，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联，遇着熟识的朋友，只要是可靠的，他都畅谈时局，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为了迎接胜利，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8月，他还借其弟王叔云暑假回蓬安省亲，嘱其送信给蓬安参议员陈颍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500支枪，以响应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组织的军统特务出卖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松林坡。
李宗煌，字仲华，四川屏山人。20世纪20年代，考入刘文辉创办的军官传习所第一期，毕业后在刘部历任排、连、营长职务。1929年晋升为团长，年仅30岁，成为刘部的中坚骨干。1944年，李宗煌与张澜、谢无量一同被邀为《大义周刊》的发起人，该刊由杜重石、王白与等在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支持下，联合进步青年张真民等创办于成都。1948年初，通过范绍增、王白与、庞佑玙的介绍，李宗煌结识了爱国反蒋的著名人士杨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认识大大提高。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飞成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机构。决定同时成立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两会均取地下活动方式。刘文辉、李宗煌任两会正、副主任，李实际负责日常组织工作。李宗煌担任此职后，不顾危险，紧张地组建民革地下组织。他先后直接发展了聂轰、王蕴兹等为民革党员，他们都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发展民革组织同时，李宗煌还推荐人选，成立了地下军事组织——川康民主联军，李宗煌自兼川南军区司令员。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发动了崇宁起义。因众寡悬殊，未能成功。5月14日李宗煌被捕，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
周均时原名周烈忠，1892年出生于四川遂宁。曾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以科技兴办工业，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这个理想破灭后，转而从教。先后执教过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担任过重庆大学、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48年秋冬，川康滇黔四省民联、民革总负责人杨杰把重庆民主党派的少数领导人组织起来，搞了一个“转转会”，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调行动。参加人有杨杰、鲜英、周均时等十人。这个转转会确定“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为当前工作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他们与四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向育仁等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进行了试探摸底，与工商界代表人物刘航琛、吴晋航、席新斋等也有接触。1949年夏，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在加紧镇压重庆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8月20日，周均时被捕，11月27日夜被枪杀在松林坡。
《挺进报》事件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令全体人员撤返延安，同时，在国统区所有的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国共和谈宣告彻底破裂。
《新华日报》撤离后，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于一片沉闷压抑氛围中，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很多进步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感到迷惘。为了打破当局的新闻封锁，让重庆人民听到真理的声音，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斗争进程，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几个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把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内容摘编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进步群众中散发传看。小报后来流传到重庆地下党领导手中，市委委员彭咏梧辗转与陈然等接上关系。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小报办成市委机关报，并命名为《挺进报》，主要用于内部学习，于1947年7月正式出刊。
《挺进报》的发行为8开版面，每期一般2至3版，最多出到6版。平均约两周出一期。起先用普通毛边纸，后改用彩色打字纸，每期印数从100多份到1000多份不等。从创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9个多月内，共出了23期。第二十三期尚未发出即遭到破坏。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临委和市委都很重视《挺进报》，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报纸遵循对内发行的方针，只在党内和可靠同志中传看。除以刊登消息为主外，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图，指导川东各地的地下斗争。《挺进报》直接联系了一些同志搞发行，有的也通过邮寄传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
在1948年春节后不久，川东临委接到川康特委间接传达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分管西南工作的钱瑛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的攻心斗争，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临委领导决定：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从对内转向对敌，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从第十五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作相应的改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
1948年3月，行辕主任朱绍良在办公室接到3月22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挺进报》。朱十分恼怒，把二处处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当即手令徐限期破案。徐远举接令后，制定出加强邮检，守候邮筒等措施，争取从内部突破。
堡垒果然是从内部攻破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中国，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激情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日寇侵略下节节败退。对内打击抗日救亡活动，加紧镇压进步力量，并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西“剿共”。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饱尝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苦，迫切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收复失地。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也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不抵抗政策深为不满。此时，中国共产党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诚恳地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4月9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应邀到东北军驻地，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宜。杨虎城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因此，从1936年春开始，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实际上已与红军实行了局部停战。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他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希望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更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学良、杨虎城虽与红军暗中有联系，却只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还互存戒心，以防泄密。后来，张学良作进一步的努力，拟与杨虎城将军举行秘密会谈，以便交换意见，决定如何联共抗日，扭转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杨围剿红军。是年为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阎锡山因有张学良的预约，以祝寿为名电蒋来西安晋见，实际是应张学良之约，来西安共同劝蒋。蒋介石知道阎锡山的来意，乃以避寿为名，转赴洛阳。于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又同赴洛阳祝寿。蒋在洛阳军校召开大会讲话，痛诋中国共产党，并大骂联共抗日的主张为无知。以后，张学良多次晋见蒋介石，反复谏劝，并说明若继续剿共，他对于东北军是无法指挥的。蒋介石听了非常震怒，于是决定再到西安对东北军将领训话。同时知道张、杨已不可靠，乃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蒋介石将亲自督战，并拟定把东北军调到福建予以改编，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或者河南。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抵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又遭蒋训斥。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剿共，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12月7日，张学良再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严词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陕西各学校学生，同样在1936年的“一二·九”这天，聚集一万余人，列队游行，要求援绥。因蒋介石住在临潼县华清池，距西安约五十里，大队遂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严加制止。电话中有：如不服从，即严行镇压的乱命。张学良为爱护学生，赶紧追至灞桥，加以劝阻。张将军被学生的爱国赤诚所感动，在寒风凛冽中，声泪俱下，不自觉地向学生们告以将在一星期内，当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誓言。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的任命书。11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翻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为了使国内和国际明白实行兵谏的真相，张、杨乃议定八项主张，即：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广大爱国民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调兵遣将，积极策动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亲英美派则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立即讨伐。日本政府指望乘机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政府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主张缓和空气，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势力。局势极为复杂，斗争异常激烈。
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1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了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
与此同时，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于当晚和第二天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商。张学良、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针、条件及军事部署。
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杨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生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中共代表团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26日，蒋介石到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挽救了民族危机。
张学良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相继被转移到湖南郴州，湘西凤凰山，贵州阳明洞、麒麟洞等地。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杨虎城被逼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抢米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成都，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领导的生机蓬勃的抗日民主活动，恨得直咬牙。经密谋酝酿，决定待机下手，以期一石二鸟，既剪除地方民主派羽翼，又摧毁共产党组织。四川，虽有“天府之国”美誉，然抗战发生后，前方军粮，后方民食多仰赖于此。尤因奸商豪门大量囤积居奇，加上伪币贬值，粮价直如脱缰野马，害得市民经常无米下锅，发生抢粮现象。以“抢米事件”发生前半月为例，成都米价竟由每60公斤43元，暴涨至70元。人民无不怨声载道，郊区更出现了吃大户、割米袋的现象。瞄准这一火候，老牌特务、时任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的康泽，于1940年3月初奉命悄然抵蓉。在康泽的策划下，3月14日晚，数百名特务、暴徒、三青团骨干直奔老南门外大悲巷重庆银行（潘文华主办）仓库，用石条将库门撞开，把白米撒得沿街遍地，复趁势捣毁银行办事处、宿舍，引来大批群众围观。暴徒们故意高呼：“银行仓库有米呀！”“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企图制造烟幕，为嫁祸我党埋下伏笔，然后哄闹离去。这是先来的第一批。至晚上11点左右，围观者更人山人海，挤满大街小巷。也有部分为生活所迫的穷家小户，手拿提篼口袋，来仓库撮米回家。见时机成熟，早在待命行动的第二批人马开来，将巷子头尾堵死，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举手就打，当场捆走百余人。
其时，住在近旁南台小学的《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为躲避空袭在此设立的临时编辑部），听到街上人声嘈杂，刚到现场，即被两个便衣人员架走。审讯中，朱理直气壮，态度轩昂，大讲抗日道理和统战政策。敌人歹毒，竟将一份伪造“宣言”塞入他的衣袋，再装模作样从他衣袋里“搜出”，以此作为朱是奉共产党上级之命煽动群众抢米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铁证”。继又下令查封《时事新刊》，营业部主任王震东和几个工人也被抓走。次日，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召开“乙种会报”会议。会上贺手举伪造“宣言”，就“共党鼓动抢米”应如何处置问题，强压与会的邓锡侯、潘文华表态。邓、潘身任军政要职，邓锡侯复挂名“省特委会”主席（贺国光、黄季陆任副主席，实际由军统局川康区区长、行营调查科长张严佛主持），只好含糊同意，并在一件送呈蒋介石的电报上签了字。
3月15日，川康特委也在焦家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抢米事件”后的应付办法。会议决定：立即通知成都各地下党全部戒严，采取措施，保护党的组织和秘密文件；暂停会议，实行个别接头；紧缩各机关，撤销妇委、青委，特委迁移乡下，加紧撤退和转移干部；向所属各组织报警，准备应付突发事变。接着派人到重庆，向南方局报告事件的详细经过；同时向地方势力说明事件真相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企图借此打击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争取他们在反共逆流中保持中立。
3月17日，在潘文华部的地下党员、《时事新刊》副刊编辑苏爱吾传出情报，说敌人黑名单上点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特委又在罗世文家集会。邹风平指明要罗世文、杨绍轩立即离蓉，他说：“明晚9时30分有车在南门大桥等候。你们先到新繁河吞乡绍轩家住一晚，下晚有人来接你们到别处暂避。”但罗世文不同意离开，他说：“我是中央派来作刘湘高等顾问的，谅必国民党不至于把这顶帽子拿掉。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太大。可先让老杨离开，我得到消息敌人三次的黑名单上都有他的名字。”杨绍轩说：“老罗一定要走！中国革命有很多血的教训。大革命中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蒋的阴谋，反把罪名加在我党头上。蒋流氓成性，毒辣得很，还是避一下好。”说完罗未置可否，约一刻钟分散。3月18日，敌人行动方案已得到重庆批准。白天，先将朱亚凡从狱中提出，安上煽惑群众、指挥抢米、破坏治安、阴谋暴动的罪名，公开枪杀于新西门外城墙边。张贴的行刑布告本应由成都行营、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公署三个单位会衔签署，但邓锡侯绥靖公署却借故未在布告上加盖关防，暗寓抵制之意——原来《时事新刊》主笔王达非、副刊编辑苏爱吾（苏幼农）在川康特委安排下，早与邓锡侯、潘文华等建立了统战关系，苏并在川康绥署挂了个参议名义。出事后，他们分头找到两人，说明事情真相。朱亚凡是个体质文弱，性格沉默，终日埋头于编译资料，少与人交往的人，所谓指挥抢米之说，纯属弥天大谎。王震东更是无辜株连，终获保释。敌人行动当天，即18日上午，杨绍轩去分销处向新任支部书记洪希宗移交工作，下午去《华西日报》把一些关系交给申同，再等当天《新华日报》印出（成都报纸由《华西日报》代审）。骑车回分销处，已是晚间9点。是夜，成都多数地区停电。特务冒雨摸黑，在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张严佛、特务队长刘崇朴带领下，按蒋介石亲批“策动春荒暴动名单”，逐一搜捕。9点钟前，去分销处抓了罗世文。午夜，又去“努力餐”店门外，高叫“车老板，有电报”，骗开店大门，抓走车耀先。住在对街的唐介舟（50多岁，共产党员。因会中医，人称唐医生），在《大声周刊》搞过发行的老党员薛特恩（早年在陕西街开理发店作掩护），爱国人士马骥之（为朱德同志云南讲武堂同学）和“武德励进会”的郭秉彝（党员）、汪导予（民主人士、任潘顾问），也分别被捕。
9点前，祠堂街已被岗哨封锁，杨绍轩只好折返包家巷家中。坐犹未定，分销处李春急来报告罗世文被捕消息，并说：“特务现正逼迫交你，你千万不能去报馆。”但杨猛然想起：办公室墙缝中还藏有党员接头名单，如被搜去，后果不堪设想。决心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经过简单化装，杨去报馆处理了所藏字条。洪希宗见杨绍轩回来，大吃一惊。立时向杨转述了罗世文抓走前对大家的讲话。他说：“反动派这样抓人，是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报纸工作好好搞下去，这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愿望。要坚持下去，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那些反共反人民的罪犯，不久将会受到人民审判。”此时分销处内外，满是岗哨。除解大便，一律准进不准出。杨绍轩对洪希宗（两小时后被捕）略事布置，用脸盆盛了些粪便，混出门去。
面对敌人“一网打尽”的恶浪，特委急派杨天华去南方局报告。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叶剑英、潘梓年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先派甘道生（林蒙）来成都了解情况，继派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蓉找贺国光交涉放人；与此同时，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发表《成都抢米事件告成都市及全四川同胞书》，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事件发生后，经过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逮捕的同志。因成都时局严重恶化，南方局决定改组川康特委。指示比较暴露的邹风平、张曙、甘棠等返回延安，由程子健任书记，与于江震（组织部长）、郑伯克（宣传部长）、孙敬文（青委负责人）等组成川康特委，继续领导川西和西康的地下工作。并要求改组后的川康特委坚决执行中央和南方局新近发出的紧急指示。以后，特委通过黄松龄、王文鼎等继续做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的工作。“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不抢蒋介石的中央银行，单抢你们开的重庆银行？”一句提问，使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如哑子吃黄连，心知又上了蒋的一次大当。邓锡侯这才谈出在行营会议上，贺国光“贼喊捉贼”的表演。由此地方派遇事更守中立，密切与我党联系。
大逮捕得手后，军统局首脑戴笠亲赴成都决定：罗世文、车耀先、郭秉彝、汪导予4人，即由刘崇朴用军用专机解往重庆。后来郭秉彝、汪导予被送去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胡宗南处软禁，罗世文、车耀先则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余下洪希宗、薛特恩、唐介舟等6人，于同年5月底，军统局电令刘崇朴，会同宪兵二团团长周作桢，乘月黑人稀，将他们押到龙泉驿山坳，待土已埋过肚脐，再三逼供。6人忠贞不屈，全被活埋。此外，军统局蓉组组长曾有忠等在新东门外乱坟坡活埋1人，中统局四川调查室又杀害几人。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被押到重庆，先关在望龙门22号（两湖会馆）特五团看守所，后又被转移到白公馆看守所。在此期间，戴笠偕同司法科长余铎等人多次对罗世文和车耀先进行审讯，但得到的结果是：车耀先只承认曾任川军团长，退伍后在成都靠开“努力餐”为生，在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期间，往来的朋友很复杂，可能有中共和民主党派成员，但本人现非共产党员。罗世文则坦诚相告，参加共产党已经有十多年，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对于“抢米事件”，是人民饥饿所迫，逼上梁山。1940年下半年，罗世文、车耀先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并与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韩子栋等人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为委员，领导狱中难友与当局的迫害作斗争。在狱中，国民党当局不断利诱、威逼劝降罗世文、车耀先，试图让他们转变立场参加国民党安排的工作，罗世文、车耀先均予严厉拒绝。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多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的要求。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蒋介石一面以“不知关押何处”、“已被处理”等借口搪塞，一面暗中指使爪牙尽快了结此事。罗世文和车耀先便被改名为“张世英”、“田光祖”，被关进重犯囚室，隔绝了与外界的任何联系。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在押的240多人，除陆续释放遣散的外，剩下的72人全部转移到重庆渣滓洞看守所。罗世文、车耀先随即来到重庆，被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男牢楼上八室。8月18日上午，渣滓洞看守以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南京释放的借口，把两人带到渣滓洞附近的松林坡戴笠公馆前。罗世文和车耀先刚下车，便被杨进兴、徐贵林架住双膀，从背后开枪，打死在停车场边。
军统电台特支案
1939年8月，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天气炎热，行色匆匆的人流汗流浃背。位于重庆上清寺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要求见叶剑英。他们在会客单上写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个是张蔚林，一个是冯传庆，两位西装革履，均是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俩对接待人员说，两人均系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因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工作，驱逐日本侵略者……
面对两个国民党的军统人员来访，接待人员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领导汇报。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听了接待人员的汇报后，觉得以前常有青年学生来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去延安，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考虑到作为戴笠手下的电讯处人员要投奔延安，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叶剑英不能贸然见他们，于是组织派代表团里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出面接见。
见面以后，善于做情报工作的曾希圣试探性地提了几个问题，比如：军统局电讯总台的情况，有多少部电台？里面有些什么人？总台里面的编制情况等等。张蔚林和冯传庆都做了详尽的回答。曾希圣接着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并把电台密码也说出来。他们两人也如实地说出了电台密码，并提供了一些中共南方局都还没有掌握的情报。曾希圣察言观色，从他们两人的眼神和口气里，看不出有什么鬼鬼祟祟的迹象，反而觉得他们两个是好人，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戴笠特务机关的密码情报都搞了出来。张蔚林和冯传庆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
1939年10月，经中共南方局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根据他俩的强烈要求和现实表现，决定吸收张蔚林和冯传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皆为叶剑英和曾希圣。随后，叶剑英和曾希圣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向往革命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
在张蔚林、冯传庆等入党前后，一名叫黎琳的女同志恰好来到重庆。
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1936年6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到达延安。193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刚结婚的黎琳接受了到重庆当联络员的任务。一到重庆的她就嚷嚷着“要工作”、“要分配任务”。
曾希圣负责的南方局军事情报组认为她既有工作经验，又有城市小姐的气质，便将组建“军统电台特支”的重要任务交给她。黎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军事情报组经过分析研究后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张蔚林的妹妹，谎称从上海来。她与张蔚林按预定暗号联络上后，11月底，张蔚林就从电讯总台宿舍搬了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了下来。同时，南方局军事情报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对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按照规定，“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直接领导，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张露萍负责送情报到周公馆并在军统电台发展组织。
张露萍和“军统电台特支”的同志开展工作后，成效显著。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情报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了，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往延安，对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正当张露萍等人得心应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根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器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情急之下，趁敌人防范不严时逃了出来，径直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特务们发现张蔚林逃跑，立即搜查了他的住处，在一个抽屉里发现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发现那份抄有军统局职员的名册。情况万分危急。张蔚林向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汇报发生的情况后（此时，大家并不知道敌人已经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经反复分析研究，军事情报组的同志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对他关禁闭，只是为了惩罚而已，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但凭张蔚林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忐忑不安地敲响董益三的家门，正在向董求情之时，电话铃响了，董接完电话出来，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你的事发了，可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老板说吧！”随后，两名特务推门而入，将张蔚林押走了。
张蔚林被捕的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逮捕了电讯人员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光、安文元。当时，恰逢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车上跳下的武装特务荷枪实弹。他情知不妙，借着沉沉的夜幕，机警地翻过后墙，沿着熟悉的小道逃走了。冯传庆一路狂奔来到周公馆，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跟着，感到十分惊讶。冯传庆急促地说道：“敌人已将电台包围了，正在抓人，我是借值班之机翻墙跑出来的。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这时，叶剑英从三楼走下来，郑重地告诉他：“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不能回电台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冯传庆望着叶剑英那坚定的表情，表态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叶剑英深为这次事件痛心，但又安慰冯传庆不要难过，要镇定、要经受住斗争的考验，还为他分析了形势，告诉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
深夜两点，曾希圣安排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的防空洞钻出来，来到漆黑的嘉陵江边，经过一番侦察，确信没有特务跟踪，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了江。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觉得夜黑不好赶路，在江边一个渔民的草棚子里一倒下便睡着了。早晨，渔民赶来，发现一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以为是日本特务，于是在冯传庆未醒之时绑缚起来送到警察局去了。此时，特务已封锁了进出重庆的所有要道和路口，发出了通缉令，上面有冯传庆的照片，警察局一对照，把他认了出来，然后将他送交军统局。
“军统电台特支案”事发时，张露萍刚好去了成都老家探亲，对重庆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一封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和规定，她给南方局军事情报组写了一封暗语信，告知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只要一天的时间，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军事情报组收到信后，知道是军统局设下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为时晚矣，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捕了。原来，是安文元被捕叛变了，他如数供出了整个组织情况和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发了那份电报，从而诱捕了张露萍……
1943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往贵州息烽监狱。在息烽监狱，罗世文、车耀先等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1945年7月，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等殉难于贵州息烽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牺牲时，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
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张露萍等七烈士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而叶剑英则一直惦记着这七位同志。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敌人监狱里遇难者问题的指示。接着，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调查组，查找资料，走访证人，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真相大白，拂去了革命烈士名字上的历史尘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原突围
中原地区地处中国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投降前，中原军区部队已发展到2个纵队、3个独立旅及3个军区共6万余人，根据地也已扩展到60多个县，并对战略要地武汉形成了包围之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军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的战略枢纽。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调集了大军，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后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军（师）、第七十五军（师）等嫡系部队共20多个师，借“受降”之名，先后占领鄂中、襄西、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地，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和东北进军的通道。
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知道中原一失，蒋军势必集中全力进攻我华北、华东等老解放区。于是，国共两党展开了“中原逐鹿”的军事斗争。针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上造谣污蔑，毛泽东又公开发表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指出：“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西、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
1945年11月下旬，“紧紧追击”的国民党正规军达11个军24个师以及8个游击纵队。中原部队面对30余万敌人的围追，主力东移到平汉路东之大悟县宣化店地区。
此时，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蒋介石以所谓“军事调处”为缓兵之计，继续调集、部署大军向中原部队进攻。他们和日军、伪军相互勾结，“接收”了武汉周围和鄂豫边区内的全部日、伪据点，又侵占解放区的许多重要城镇，修筑了数以万计的碉堡工事，使中原部队处于被包围、分割的极其不利的境地，主力4万余人被压缩在宣化店周围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窄地区。国民党军又步步进逼，严密封锁，不断蚕食，紧缩包围，使中原部队陷于绝粮断炊、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的境地。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4月29日，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与国民党及美国谈判代表，争取中原部队合法转移。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中原军区领导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中原军区也提出“移兵五河就食”的要求，但均遭对方拒绝。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全部消灭中原军区部队，控制整个中原地区。5月1日，中共中央3次电告中原军区：国民党有5月5日至9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5月5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以一部向东，一部留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向西为宜。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中原部队：“顽军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于5月1日与国民党代表交涉，指出国民党军30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6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制止。5月5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5师部队撤出。5月6日，周恩来又与国民党和美方代表同赴中原解放区视察，8日抵达宣化店，听取了中原军区领导人关于国民党军对中原部队围攻情况的汇报。经过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冲突的4条协议。周恩来又向中原部队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详细研究了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等工作，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
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使国民党于5月初进攻中原军区的计划被迫推迟，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至6月，国民党军已将中原军区部队6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与国民党谈判，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转移至其他解放区去。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不断加紧调兵部署，至6月下旬，蒋介石用于包围中原军区的兵力已增至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约30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致使全面内战爆发。
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等军区领导的率领下，于6月底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约1.5万人，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经过艰苦作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于7月中下旬进入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并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其中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左路突围部队为第1纵队一部、第2纵队、第15旅一部共1万余人，在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越过平汉铁路，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鄂西北的武当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下旬组成鄂西北军区。担负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任务向东转移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在旅长皮定均的指挥下，东西穿梭佯动和狙击敌人，造成中原部队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在成功迷惑敌人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出敌人包围圈，挥师东进，转战20余天，跋涉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此外，张体学、吴诚忠、熊作芳率领的鄂东军区部队，在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向东挺进大别山。黄林、张水泉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罗厚福、文敏生等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分别掩护北路与南路主力部队突围后，转入豫西地区。这些部队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后，纷纷突出重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兵力。
从1946年6月26日起至7月底，打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封锁和包围，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这一行动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旅的兵力，并将其大部调往豫西、陕南，从战略上有利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六·一”大逮捕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进攻，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上旬，杭州、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10余城市，相继发生饥民抢米风潮。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对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的游行示威。这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迅速扩展到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6000学生汇集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但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逮捕28人，造成“五·二〇”血案。同日，天津学生在游行中亦有53人受伤。5天后，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三家进步报纸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国民党的暴力政策，更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怒，国民党统治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决定在1947年6月2日统一行动，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罢课游行示威运动，以回击国民党的反动暴行。
在重庆，5月24日，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等校组成“重庆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会”，罢课声援南京“五·二〇”血案。同一天，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以及华西协中等校亦通电声援，或开始罢课。川大学生1000多人于5月30日在校内集会游行。成渝两地学生均积极筹备，决定响应华北学生倡议，于6月2日参加全国“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寝食难安，决定以暴行镇压学生运动。首先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给全国各地报纸发出消息，制造了一个《共产党地下斗争纲领》，作为对人民进行镇压的“根据”。同时，由南京“官邸会报”的秘书长谷正鼎会同中统、军统、宪兵特务机构的负责人，制定了《六·二镇压方案》，布置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南京“官邸会报”还作出决定，各地根据情况，对爱国学生运动采取强硬措施。
5月24日，重庆“行辕党政军联席会报”接奉中央“乙种会报”有关实施“大整肃”密令，并于当天召开会议。会议由行辕参谋长萧毅肃主持。萧毅肃传达南京密电说：要求全国各大中城市，抢在全国学生“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扫除“戡乱建国”障碍。“整肃”对象包括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各校进步师生，新闻、文化、工商界人士。
5月31日，重庆警备司令部贴出布告，以“中共特务和同谋分子阴谋于6月2日暴动，蓄意破坏秩序，扰乱治安”等谎言为借口，宣布自次日零时起，全城实施临时戒严。6月1日零时，全城分为市中、沙磁、南岸、九龙坡、北碚5个区，在分区指挥官率领下，分头出动。军统报纸《新华时报》派记者随行采访。
市中区路再分作两队。甲队负责下城区，由宪兵团长沙吉夫指挥。搜捕对象为各报编辑、记者，正阳学院等学校进步师生。另一队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负责。是夜，新闻界共捕30人。按照名单，正阳学院应捕28人，实际捕获7人。另在求精商学院、西南美专、市一中、通惠中学、电力公司、夏华银行、华康银行又捕老师、学生和工商界人士多人。
市中区乙队负责上城区。由稽查处司法、党政两组组长袁海雄、雷禾村领队。一卡车坐便衣特务，一车坐警备部警卫团士兵。新中国剧社社长周世楷（周特生）、秘书屈楚刚从“抗建堂”演戏归来，进入保节院街一家面馆，肚子还未填饱，特务合围上去，一下抓了6人。牛角沱《民主报》社印刷厂，是这一路抓人的重点目标。时《民主报》已查封3月，然无业可就的人员均集中住此。特务入内，从床上叫醒众人，除留下一看门老头外，唐弘仁、李康、舒军、张明泛等40余人都一锅端走。所加罪名是：“诋毁攻击政府，暗中策动学潮”。从《民主报》印刷厂出来到隔壁一家小印刷厂，目的是要逮捕这家厂的经理孙沉，他是民盟市支部成员，与《民主报》内民盟人员来往密切。
南岸区逮捕重点为南泉西南学院。由稽查处长、“丙种会报”主任秘书罗国熙指挥。在这里他们逮捕了学生26人，抄去大批反美反蒋宣传品。负责院务的3位教授马哲民、李文钊、罗克汀也被抓走。此外，在华侨工商学院（海棠溪）、储材农专、民建、蜀都及重庆中学也各捕数人。
北碚区逮捕由中统局重庆区区长李宏泽指挥。情报科长张汉泽，行动科长谭慧浓具体执行。计抓走乡建学院学生24人，教职员8人。后共产党员杨翱、陈诗伯2人被害于渣滓洞。
负责九龙坡区女师学院逮捕任务的一队，由行辕二处一科（侦防）科长陆坚如领队，雷天元协助。共逮捕女师学院汪盛荣等16名学生。
沙坪坝为著名学府区。重大、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均集中此地，是大逮捕的重点，故特别加强火力配备，由市警察局长唐毅任指挥，兵分三路，刑警处长谈荣章、督察长廖大联、警察14分局长谭用锋、技术室主任马侠等统统上阵。
进入重大的一路，由警察局沙坪坝分局局长谭用锋领导，宪兵二十四团小龙坎队张连长协助。先以大批军警武装把重大学生宿舍包围，一面由政工人员贴标语、撒传单，一面由余宏达、张光汉（反动学运总部负责人、三青团重大分团干事、重庆学生自治会委员）带路指捕学生。被捕者有阮海燕、周其昌、凌春波、费雪香等男女生31人。同年7月补捕的全校班代表大会副主席张现华，后牺牲于渣滓洞。第二路负责到四川教育学院，由宪兵二十四团第二营营长刘东璧负责，总共逮捕了易仲康（在渣滓洞牺牲）等25人。第三路到中央工校，领队是重庆警察局刑事警察处处长谈荣章，抓到学生3人，并造成“中工血案”。
逮捕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官方公布的被捕人数是219人（孙元良第一次宣布人数为176人，因北碚区逮捕队返回时间较迟，后来宣布为219人），实际上并不止此数。
“六·一”大逮捕后，重庆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工作，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重庆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联合后援会”，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后援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再加上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又存在管理难、无罪可判等问题，6月5日，开始第一批释放被捕人员，截至7月，虽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经过筛选，“漱庐”看守所犹留下仲秋元、罗克汀、唐弘仁、李康、舒军、张真民、张明泛、龙圣夫、余阳明、王颖冰、张永昌、蓝国农、易仲康、张现华、黄三川、杨翱、陈诗伯、梁寀、向任元等20余人，转至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关押。当年12月15日，以上20余人，连同早捕的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张国雄、刘定平，劳协会员汪进仪等，全数由石灰市移禁重新开启的渣滓洞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因“六·一”大逮捕而入狱的易仲康、杨翱、张现华、陈诗伯、刁侠平和廖瑞卿6人殉难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
小民革案
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鉴于大革命时期没能很好地联合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力量，而遭到惨重失败的教训，开始注意开展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力量的工作。1941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共党员王炳南和国民党民主人士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于1941年夏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小民革”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内民主派人士，并有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加。1949年9月17日“小民革”宣告结束。
1947年，四川省党组织为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同年夏，川康特委在四川仁寿县籍田铺发动武装起义，但遭失败。籍田铺起义失败后，蒲华辅与胡春浦商定，将原先由川康特委领导的几支武装，包括原来交由田一平领导，陈龙济负责的南充的一支武装交给胡春浦统一领导，由胡春浦选派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提供军费物资。
1947年7至8月间，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通知胡春浦，“小民革”有一姓李的同志已经得到他们要在南充搞武装斗争的消息，想插手。李某的背景很乱，抗战前在刘湘部队做政治顾问、教导队教官，现在是“小民革”四川省负责人。李某插手，对党的工作不利。华健要求胡春浦把李某甩开。于是胡春浦假托“小民革”也可以搞武装，只是原来没有这个任务，劝李某到上海“小民革”总部请示批准，并要求拨来活动经费。李某希望有一个具体的武装斗争计划和已经开展活动的垫款证明，以便取得上海“小民革”总部的信任。胡春浦替他开列了四川一些县可能搞武装斗争的负责人名单和出具了“大有字号”的一张五千多万元的垫款单。
李某并没有按商定的计划去上海，而是在重庆停留下来。在重庆候船期间，李某与地下党员肖中鼎等三人相遇，并得知肖中鼎、何雪松、李子伯正在筹组在大竹一带搞武装起义。李某对此很感兴趣，竟置去上海任务不顾，主动要求加入。其后，李子伯去磁器口24兵工厂策反警卫大队长游德业，希望他能和李某等一起商量，搞武装起义。不料，游德业暗中向徐远举密报。徐远举派陆坚如、漆玉麟于10月4日将李某及其妻子、儿女抓获。特务从李某身上搜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军事计划”、“大有字号”的垫款单据。李某被捕后供出了“小民革”四川省领导机构成员，并亲笔写了两份各县“小民革”负责人名单，因而牵连到胡春浦和田一平。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怀疑“小民革”的军事活动和共产党有关系，非常重视，亲自带人到成都去抓人。
10月15日一早，天刚蒙蒙亮。胡春浦穿好衣服走下楼去，看见大客厅里有十几个人，有的穿着黑呢中山服，有的穿着美式军服。从肩章上看，大都是校级军官，一个身材粗壮，中等个子的人（徐远举）问道：“胡先生认识李某吗？”胡春浦说：“认识”。简单的询问后，胡春浦被徐远举带走，随后田一平也被逮捕。李子伯、肖中鼎、何雪松三人在胡春浦被捕前分别在重庆被徐远举抓获。随后，因“小民革”案被捕的胡春浦等7人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刚到白公馆的十来天，徐远举就接连提审了几次。一次徐远举拿出李某写的两份名单、“大有字号”的垫款单据，两份名单中，一份是“小民革”四川省各组名单，另一份是四川各县联系搞武装的人员名单。第二份名单中有的是党员，如陈龙济。陈龙济当时以南充汽车运输公司经理身份，担任川北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川北地区有一支武装由他负责。为了掩护同志，避免牵涉到党的关系，胡春浦大胆地将第二份名单，即特务所谓“军事计划”的事承担下来，说是同李某临时搞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目的是向“小民革”上海总部骗钱。他经营的“大有字号”、“群生公司”入不敷出，生意亏了本，急需一笔资金周转。听到李某说“小民革”上海总部有很多美金，可以申请活动经费，便动了心。但光是说一般的活动经费油水不大，说搞武装才能捞一大笔，所以合谋搞了这个“军事计划”。至于名单中的人，多是只知道名字，并不认识的各地哥老会头子、袍哥，有的虽认识，但只是一面之缘，谈不上向对方提及“小民革”或搞武装等事。写这个假名单，无非是想证明那五千多万假垫款单派上了用场。这一番话，真真假假，既能符合胡春浦“资本家”的身份和心理，又符合特务查“大有字号”账面的情况。最后，徐远举一口咬定说李某承认自己是革命，不是骗钱。胡春浦提出要和李某当面对质。徐远举答应在他审讯李某时，让胡春浦在窗外旁听。
李某咬定自己是搞“小民革”，是革命，不是骗钱。同时又自相矛盾地说，邀胡春浦加入“小民革”是为了要他出钱。审讯完后，徐远举追问胡春浦“骗钱”的真实性。对此，胡春浦一一列举李某历次向“大有字号”、“群生公司”借过多少钱，有账可查，以及李某请他邀“干会”，开假垫款单的情况，说明这些都是李某在经济上的骗钱手法。再次提出要和李某当面对质。
特务在提审田一平的过程中，田一平也一口咬定李某搞“小民革”是为了搞钱，乱拉关系也是为了骗钱。由于田一平和胡春浦的口供一致，徐远举对此事从此不再审问。由于胡春浦在被捕后冷静的处理，“小民革”武装暴动案，没有牵扯开来，不了了之。田一平、李子伯、肖中鼎、何雪松、胡春浦五人从白公馆转囚于渣滓洞。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面临崩溃，代总统李宗仁为搞假和谈，下令释放“政治犯”。3月底，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指令徐远举释放了一批民盟成员，田一平等同志相继出狱。此时，由于家属、亲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渠道，多方营救，要求保释胡春浦，经张群批交徐远举核办，5月14日，胡春浦出狱。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李子伯和何雪松不幸遇难，肖中鼎在屠杀的过程中幸免于难。
民革武装斗争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民革”。“民革”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一个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在成都、重庆分别设有川康分会、川东分会两个地下组织，对国民党上层进行统战工作和军队策反，同时组织地下武装。“民革”从酝酿到成立，始终坚持同中共合作，明确提出“推翻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目标。在这一历程中，许多“民革”成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仅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的就有六人，他们中的周从化、周均时、李宗煌、黎又霖、王白与被称为“民革川康五魂”。从他们身上，折射出川康民革武装斗争的轨迹。
周从化，字继金，1895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新都。曾参加过川军的讨袁、护法战争。1937年被刘湘任命为第七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谋长，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不久又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1941年周从化被任命为成都茂县师管区司令。1944年周从化由张澜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周从化借机向潘文华部和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积极宣传中共和民盟的主张。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并勒令停止活动，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民革曾伟澜持李济深介绍信到四川联络潘文华、刘文辉，配合中共部队解放西南。曾伟澜向周从化建议，建立民革地下联络小组，并担任组长，专与潘文华、刘文辉保持秘密联系。1948年春，由华健和王文鼎介绍，周从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务是加强与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和杨杰的联系工作，并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川康军政界中支持和掩护进步活动，以民革、民盟的身份，相机策动倾向革命的川康军政界上层人物起义，以配合解放四川。经过周从化的周密筹备，1949年2月，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周从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自卫军总司令。4月下旬，南京解放。周从化活动也更频繁和公开了。他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大胆做策反工作。他的活动，引起了成都警备司令部的注意。8月17日，周从化自告奋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陈利弊，要王悬崖勒马，和川、康力量团结一致，使四川免于战祸。王笑而不答，稍作敷衍。20日深夜，周从化在家被捕，23日，特务即用专机把他押送重庆，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周从化在狱中，经受了刑讯考验，坚贞不屈。11月27日夜，周从化就义于松林坡。
黎又霖，又名黎万里，贵州省黔西人，1895年出生于贵州黔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又霖来到重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在董必武领导下，1939年春开始以隐蔽的身份参加了由武昌撤退，经湖南沅陵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政治教官，联络了一批川、滇、黔军的军官。1940年1月黎又霖回到重庆，利用其堂兄黎季云、侄女婿蒋华村为掩护，广泛接触工商界、金融界人士，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又通过蒋华村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的儿子邓华明接触。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开展军运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础。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影响与推动下，1945年10月28日，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1946年初，民联中央将迁往上海，民联重庆地方组织“临时工作组”成立，由甘祠森负责，杨杰、邓初民担任指导员。后经民联中央同意，增补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联络同志准备策动军事起义。6月，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住李挽澜（民联西南执行部执委）家，始知杨杰已到重庆，立即赶回重庆和杨杰、何鲁、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杨其昌、王国源、江载黎、张镇宇等聚会，商讨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成立。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1949年8月19日，由于打进民革内部叛徒的出卖，黎又霖被捕，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出生于四川蓬安县。1929年，他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王白与反蒋言论更趋激烈，反动当局对他越发不能容忍。重庆不能立脚了，他只身一人乘船东下至上海。在上海王白与与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民主同志联谊会”，他担任秘书组长，并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郭春涛为民革常委，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更名为上海地下民革。1949年6月，民联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由昆明来渝，通过黎又霖、杨永思等，在周均时家和王白与、何鲁、王国源开了一个秘密会。杨杰分析了时局形势，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大家无异议。会上还提出执行王白与的建军主张，决定张镇宇以涪陵新庙镇为基地，组建“川东纵队”。涪陵解放时，“川东纵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王白与在重庆，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联，遇着熟识的朋友，只要是可靠的，他都畅谈时局，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为了迎接胜利，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8月，他还借其弟王叔云暑假回蓬安省亲，嘱其送信给蓬安参议员陈颍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500支枪，以响应解放。但不幸被打入民革组织的军统特务出卖被捕。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松林坡。
李宗煌，字仲华，四川屏山人。20世纪20年代，考入刘文辉创办的军官传习所第一期，毕业后在刘部历任排、连、营长职务。1929年晋升为团长，年仅30岁，成为刘部的中坚骨干。1944年，李宗煌与张澜、谢无量一同被邀为《大义周刊》的发起人，该刊由杜重石、王白与等在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支持下，联合进步青年张真民等创办于成都。1948年初，通过范绍增、王白与、庞佑玙的介绍，李宗煌结识了爱国反蒋的著名人士杨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认识大大提高。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飞成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机构。决定同时成立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两会均取地下活动方式。刘文辉、李宗煌任两会正、副主任，李实际负责日常组织工作。李宗煌担任此职后，不顾危险，紧张地组建民革地下组织。他先后直接发展了聂轰、王蕴兹等为民革党员，他们都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发展民革组织同时，李宗煌还推荐人选，成立了地下军事组织——川康民主联军，李宗煌自兼川南军区司令员。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发动了崇宁起义。因众寡悬殊，未能成功。5月14日李宗煌被捕，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于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
周均时原名周烈忠，1892年出生于四川遂宁。曾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以科技兴办工业，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这个理想破灭后，转而从教。先后执教过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还担任过重庆大学、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48年秋冬，川康滇黔四省民联、民革总负责人杨杰把重庆民主党派的少数领导人组织起来，搞了一个“转转会”，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调行动。参加人有杨杰、鲜英、周均时等十人。这个转转会确定“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为当前工作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他们与四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向育仁等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进行了试探摸底，与工商界代表人物刘航琛、吴晋航、席新斋等也有接触。1949年夏，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在加紧镇压重庆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8月20日，周均时被捕，11月27日夜被枪杀在松林坡。
《挺进报》事件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迫令全体人员撤返延安，同时，在国统区所有的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遭驱逐，国共和谈宣告彻底破裂。
《新华日报》撤离后，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于一片沉闷压抑氛围中，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很多进步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感到迷惘。为了打破当局的新闻封锁，让重庆人民听到真理的声音，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斗争进程，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几个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把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内容摘编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进步群众中散发传看。小报后来流传到重庆地下党领导手中，市委委员彭咏梧辗转与陈然等接上关系。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小报办成市委机关报，并命名为《挺进报》，主要用于内部学习，于1947年7月正式出刊。
《挺进报》的发行为8开版面，每期一般2至3版，最多出到6版。平均约两周出一期。起先用普通毛边纸，后改用彩色打字纸，每期印数从100多份到1000多份不等。从创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9个多月内，共出了23期。第二十三期尚未发出即遭到破坏。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临委和市委都很重视《挺进报》，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报纸遵循对内发行的方针，只在党内和可靠同志中传看。除以刊登消息为主外，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图，指导川东各地的地下斗争。《挺进报》直接联系了一些同志搞发行，有的也通过邮寄传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行网。
在1948年春节后不久，川东临委接到川康特委间接传达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分管西南工作的钱瑛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的攻心斗争，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临委领导决定：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从对内转向对敌，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从第十五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作相应的改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
1948年3月，行辕主任朱绍良在办公室接到3月22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挺进报》。朱十分恼怒，把二处处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当即手令徐限期破案。徐远举接令后，制定出加强邮检，守候邮筒等措施，争取从内部突破。
堡垒果然是从内部攻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