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重庆谈判
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国统区公开存在，成为国共合作的一种象征。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驻守在国统区，在国共关系的历史旋涡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
谈判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由于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都同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抗战的政治基础，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只是以谈判的办法，遇事协商，解决两党的有关问题。谈判成为国共两党对话的唯一渠道，谈判顺利与否，是测试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状况的晴雨表，谈判这种方式自然就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商谈之后，从牛角沱马歇尔将军的官邸怡园匆匆赶回曾家岩50号。这里，中共代表团与重庆文化界朋友的话别茶话会正等着他的到来。周恩来向应邀而来的两三百文化界朋友深沉地回忆着说：“重庆真是一座谈判的城市，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在为团结商谈而奔走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经衡阳、桂林等地舟车辗转，第一次踏上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这块土地。行装甫缷，还带着旅途劳顿的周恩来就又进入了谈判的角色。这次谈判的中心，仍然是自抗战以来先后在武汉和桂林多次商谈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蒋介石对周恩来谈了三点想法：
一、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国共两党最好还是合并成一个组织；
二、如此点可行，拟约毛泽东面谈；
三、如全体共产党员合并入国民党晢时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明确答复蒋介石：
一、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奋斗的最终目标不同，终究还是两个党，合并之事不可能；
二、跨党方法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变通办法；
三、中共党员因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亦不可能；
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就是失节失信仰，于国家有害无益。
在得到周恩来的明确答复后，蒋介石还不甘心，他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的事再电延安，看看还有什么转圜的余地。第二天，周恩来致电延安党中央，报告了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并建议由中共中央直接给蒋介石和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一电报，对两党关系问题作一明确的原则性回答，以堵死蒋介石的“合并”之心。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在24、25两日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电报中指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中共中央的电报，断了蒋介石吞并共产党的念头，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至此结束。2月15日，周恩来偕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东南视察。临行前，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蒋介石将一切问题均扣在河北地区的国共冲突上，请他们尽快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6月11日和12日，先后发生了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河北冲突和平江惨案。周恩来回渝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指出：河北问题尚未解决，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四周又起摩擦。八路军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并要求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国民党军队退出侵占的陕甘宁边区各县。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合理与公正”解决两党冲突的三点建议交陈诚转蒋介石。“建议”内容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划界、河北省政府改组和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上。
三天后，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强调的却是要中共军队“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闭口不谈如何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6月1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再度与蒋介石商谈解决边区问题，希望蒋介石能够承认边区，按现有的18个县划界，撤退包括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周恩来、叶剑英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据理反驳力争之下，蒋介石最后才答应由国共双方派员调查解决边区问题。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1940年5月，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恩来，便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从延安赶回了重庆。回重庆后几天，周恩来即面见蒋介石，陈述中共拥蒋反汪的抗战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内分裂投降派的阴谋。蒋介石也表示愿意通过相互商谈解决问题。于是，便又有了这年6月至9月的周恩来、叶剑英同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的谈判。
这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划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6月，周恩来、叶剑英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了谈判方案。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23个县，八路军改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扩编为7个支队，并提出了划分作战区域的6个前提条件。由于何、白每次商谈时，或含糊其词，或只强调中共军队必须服从军令，一律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一个月过去了，谈判毫无进展。直至7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才向周恩来和叶剑英递交了一份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作为对中共的正式答复。该“提示案”的主要内容不仅在边区、扩军和划界三大方面坚持何、白在此次谈判中的最初意见，而且还加上了种种强硬的措施，强求中共及其军队必须服从，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为使谈判不致就此终止，周恩来于7月27日携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返回重庆，28日便与蒋介石、白崇禧会谈。以后又分别与陈立夫、张治中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单独商谈。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其“中央提示案”已是“最后决定”，因而对中共的部分让步和实际困难仍置之不理。最后，周恩来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拟了个复案，并用自己的名义提出三项具体办法，交给国民党方面。而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向新四军开火，他们满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把苏北新四军一举歼灭，从而迫使共产党服从他们的要求。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就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时间、饷弹等问题和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多次与蒋介石、刘为章、张冲等人商谈。会谈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中共中央的谈判原则和方针。事变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受到了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3月下旬的前后十天里，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濒临破裂的国共紧张关系开始出现缓和。
这期间，周恩来就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弹药和释放叶挺等问题，年底又就国民党何文鼎部威胁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代表出席二届二次参政会等问题，与国民党方面张冲、刘为章、贺耀祖、张群、王世杰等人时有会谈；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一再要求国民党派飞机送自己回延安。这次会谈，多数以无结果告终。国民党对谈判实行的是一个“拖”字，周恩来自己亦被滞留在重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无聊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来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1942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又展开了一轮新的谈判，这次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和林彪，时间从1942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历时近一年。
这次谈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10月至12月。周恩来和林彪在同蒋介石、张治中、刘为章的会谈中，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原则：要求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停止对中共的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捕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将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编为二个集团军。
第二阶段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周恩来、林彪根据中共中央的复电，向张治中提出：只要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以到中共区域办党报；中共军队扩编为四军十二师；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中共军队战后开往黄河以北，目前只能先作准备，战后保证立即实施。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此方案与其意见“相距甚远”，提出要在何、白“皓电”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谈判又暂时搁了下来。
第三阶段从1943年3月至6月。这年5月恰逢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认为武力解决中共的时机已到，故不愿再谈。6月4日，张治中对周恩来说，谈判“须搁一搁”。6月7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和林彪，同意周、林回延。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带来了一封蒋介石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返回延安。
这以后的周恩来一直住在延安，与国民党代表面对面的谈判形式暂时告一段落。但为解决国共之间的有关问题而与国民党方面的函电往来却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延安中共中央于这一年的5月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商谈。中共方面提出了20条谈判意见，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双方磋商了4个月，没有成效。
此时，在重庆斡旋国共关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表示赞成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在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一些商谈之后，他兴致勃勃地飞赴延安，同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五条，以此作为国共两党进一步商谈的基础。
抱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的良好愿望，周恩来于1944年11月10日至12月7日和1945年1月24日至2月16日，两次从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商讨和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之后，终因蒋介石国民党抱定“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的强硬态度，不愿意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和党派合法化，使周恩来这两次谈判均无“功”而返。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又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陪同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共商国事”。这是一次事关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谈判。尽管毛泽东亲赴重庆，但具体谈判的重任还是在周恩来肩上。从最初的谈判提案到最后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初稿，都是由周恩来亲自草拟的。短短40天里，经过10余次短兵相接，唇舌交锋，终于达成了于国于民有利的著名的《双十协定》，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主动，赢得了人心。这当中，周恩来功不可没。
《双十协定》以后，举凡国共之间关于政协会议的召开；释放叶挺、廖承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军事三人小组以及东北问题的种种交涉、磋商与谈判，周恩来无役不与，数次往返渝延之间。可谓唇焦舌敝，纵横捭阖，宵衣旰食，心神交瘁。
艰辛的谈判生涯，伴随周恩来度过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漫漫十年。
抗战时期林彪的重庆谈判之行
人们在谈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时，对中共的谈判代表总是只会想到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而往往想不到曾经还有一个人被毛泽东派为代表，就连周恩来也只是作为“协助”，陪同他与蒋介石见面和谈判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林彪。
那么，毛泽东又是为何派林彪到重庆来的呢？
原来，抗日战争进入到1942年，“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关系虽然表面上已经缓和，但实质上却进入了“冷战”的低谷阶段。本来就先天不足，既无正式的共同纲领，又无健全的组织形式，仅仅只是采取“遇事磋商”的国共合作关系如同游丝一般的连系着重庆和延安。就连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百无聊赖地对记者说：“整日无事，有朋友来，往往闲谈就是一整天。”
国共关系若即若离，陷入低谷，两党领导人都有意改善这种现状。但解铃还需系铃人，缓和国共关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首先打开局面。8月14日，他约见周恩来，告知一星期后他将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与毛泽东见面，要周恩来即告毛泽东。
周恩来立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除了转告蒋介石的意见外，明确指出：蒋的目的“未可测”。并提出两条建议：“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介石”。对毛泽东是否应见蒋或怎样见蒋周恩来似乎未作答复。以周恩来的身份，这好像有点没有尽到责任，但实际上，周恩来自有他的“看法”。
四天后，8月19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手持毛泽东的电报，周恩来如捧千钧。国共关系的诡谲多变，蒋介石的阴险狡诈，使长于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他一时也难以做出决断。不过，依他的观察，在两党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前，毛泽东不宜与蒋介石直接见面，就是见面，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于是，他当天就致电毛泽东，直抒胸臆：“对目前形势，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国民党）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毛会面似嫌略早。最好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也是因为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又是抗战初期颇有影响的抗战名将，再加上林彪1941年底自苏联回国后在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等地的军事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由他见蒋比较有利。另外，周恩来也考虑到暂时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真正意图，而毛泽东是中共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离开延安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山。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29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西安的时间。”9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重申他亲自与蒋介石见面的重要性。他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时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毛泽东甚至还想得更远。他说：“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也应准备答应他。”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想象着他在西安和重庆与蒋介石见面的场景。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与一向小心务实的周恩来在见蒋的问题上看法相差太大。
然而，身在重庆、洞悉蒋介石把戏的周恩来则心存焦虑。一方面，他不好拂毛泽东想见蒋介石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共派驻在重庆的首席谈判代表，更应把他在重庆对形势的分析报告给延安党中央，以利毛泽东决策。而这种对形势的分析必须是客观、准确、绝对可靠的。因此，9月5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在对形势作出详尽的分析后，力谏毛泽东暂时不要出山。他在电报中再次陈述毛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的所作所为仍然“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指出毛蒋会晤本为谋求改善国共关系，但蒋则可能利用这次会晤来打击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力量，陷中共于孤立。对毛泽东想来重庆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分析可能会出现“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此着万不能不防”。这是周恩来以自己在“皖南事变”后屡次请求回延而不得蒋介石批准的“前车之鉴”提醒毛泽东的。周恩来还是建议由林彪先出面见蒋，且“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经过两天的考虑，8日，毛泽东最终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林彪就成了这次国共谈判的主角。
9月12日，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军委会通知，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毛泽东亲自把林彪叫到自己的窑洞里作了彻夜长谈，交代了“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的谈判方针和其他一些重大原则。当三天后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回渝。离开西安时，他留话给西安行营：“林彪到后，让他到重庆见我”。就这样，林彪一行于10月7日傍晚到了重庆红岩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
10月13日，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的陪同下，林彪来到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官邸。当候在客厅的林彪看见蒋介石从里屋走出来时，他立即起身，立正敬礼，用他的湖北官话大声叫道：“校长好！”
蒋介石抬手示意让林彪坐下：“到这里几天了呀？”
“六天了”。林彪答道。
“我有事先回来了，劳你也来重庆。不过，你是我的学生和部下，也应该到重庆来走走看看，这里你的老同学很多嘛。”蒋介石想起自己前两天布置戴笠、康泽和滕杰等人以黄埔同学的名义宴请林彪的事。
“自黄埔一别校长，转瞬16年了”。林彪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问候，他说：“毛先生本来准备亲自来见校长，因时感微恙，故特地让我先来谒见校长，聆听教诲。”
林彪话音甫落，蒋介石连忙问道：“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于我？”
林彪说：毛先生托我转告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抗战建国；
二、国内的团结和统一；
三、对校长您的期望。
“好啊！好啊！讲来听听！”蒋介石显得很有兴趣。
林彪把记得滥熟的毛泽东的嘱咐一一道出。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林彪又说：“我们认为，国共两党的分歧，在思想意识上不外就是一个理想和信念的问题，实际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对于林彪的话，蒋介石有些听得不耐烦了。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和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察着蒋介石的脸色。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双方约好16日在“桂园”再谈。
这次蒋介石派张治中出席会谈。林彪向张提出了“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和允许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的要求”，遭到了张治中的拒绝。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会谈。
12月16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德安里101号。寒暄完毕，蒋介石开门见山：“你们有些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要求，谈谈吧。”
林彪掏出事先与延安和周恩来商量好的“谈判要点”，重申了上次在桂园向张治中提出的“三停、三发和两编”的要求，重点提出了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和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
蒋介石听后说：“有些问题张部长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关于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国民政府也未作研究。有些问题，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我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全国各政治团体要求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解决”。
在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上。蒋介石有些发怒了，他对林彪说道：“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恢复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后不要再提新四军的事了。”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又是毫无结果。
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时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
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
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
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
12月24日，在桂园与张治中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的“四条要求”又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943年1月21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拟向国民党提出两条意见，以结束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过了几天，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一次颇不容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共决定以退为进，再作让步。
在后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谈判中，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一方，对中共提出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中共的谈判方针就是一个“拖”字，他的“诚意”就是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统一政令和军令，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主义，要中共交出武装和地盘，然后给你“合法”的地位。在重庆的这几个月里，林彪也看出蒋介石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他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
毛泽东对林彪在重庆的谈判颇感失望。3月30日，他致电林彪和周恩来，希望他们都回延安，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愈少愈好。
时间一晃到了6月，张治中约见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向张治中指出：“谈判至此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现在我和林彪决定回延安。”
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会见了林彪和周恩来。
蒋介石装出一副既同情而又很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以偿，双方还有些差距。这次我们的意见未获统一，下次再谈吧。”
蒋介石对林彪说：“你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我这里给他写了一封信，你就带回去好了。”蒋介石把一封封了口的信亲手交给了林彪。就这样，林彪在重庆待了八个月，见了三次“校长”。
林彪到重庆后，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两地一住就是八个多月，在这八个多月里，蒋介石见了他三次，他还和张治中、何应钦等人商谈了好几次，真正花在谈判上的时间很少，而且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闲着，等着“校长”和张治中、何应钦等人的约见。这段时间里，林彪基本上无事可做。我们根据南方局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当年跟随林彪到重庆的伍云甫的日记和国民党方面唐纵的日记，可以看到林彪当年在重庆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林彪卖奖章的故事：
林彪来重庆后不久，为了他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和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方便，林彪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林彪整日无事可做，据当年给林彪当过警卫员的伍全奎同志讲，林彪无事时就经常出去看小人书。当时曾家岩有个纪律，就是出门要给值班的人讲一下，下午5点钟以前必须回来。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点钟过了好久才回来。邓颖超很担心，就问他做什么去了？结果林彪说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苏区时得的一枚纯金的奖章卖了，换成现钱花。谈判之余的林彪在重庆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由于他是指挥平型关大战的“抗日名将”，许多重庆市民对他十分仰慕，有些社会活动就请他去出席或讲话，林彪也十分乐于前往，好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林彪刚到重庆时，就连蒋介石对他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林彪是个军事奇才，自己的学生，黄埔的弟子，对林彪这样的人，应该施加“影响”，促使他靠向政府，“归顺”政府。蒋介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重庆时期有所转变。他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滕杰等林彪的黄埔同学，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招待和监视工作。其方法就是表面要十分热情，暗中要严密监视，在思想意识上要对林彪多多地施加影响。
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林彪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康泽、唐纵等人在重庆漱庐开会，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他们商定了第二天晚上即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请林彪吃饭。宴席上，林彪和康泽等人都谈黄埔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第二天，唐纵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人的思想也是随着环境变化的。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
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林彪到重庆初期，活动比较多，除国民党一些要人不断来看他、请他吃饭外，他也经常出去看望一些国民党要人、同学和熟人，甚至忙得连看病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有时，林彪也去游览朝天门、歌乐山等风景名胜。在伍云甫日记里，关于林彪外出吃饭、游玩、看戏、看电影、访友等活动的记载很多。
就在林彪要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还告诉戴笠，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彪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借此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彼此“友谊”。尽管蒋介石对林彪十分看重和上心，但林彪却并没有被他的“同学”所说服和感化，并没有被陪都的“香风妖雾”所熏倒。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询问他们何时动身？盼望林、周7月1日前能赶回延安。
临行前，林彪和周恩来回请了一次黄埔同学，在都邮街卡尔登饭店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
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一共百余人，从红岩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路途。当他无功而返，回到延安时，已是7月16日了。
重庆谈判（1945.8-1945.10）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谈判，并于10月10日在重庆桂园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招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次日，国共双方开始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表“中国没有内战”的论调，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抗战八年，内战从未中断”。8月30日至9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讨论军事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谈判要点”十一项面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始终抱有极大的诚意，首先提出和平建国的具体方案，并由周恩来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给以逐条答复；而蒋介石对于谈判却毫无诚意，更无准备，仅虚与周旋，对于十一项“要点”，以“距离太远”拒不接受。9月8日，国共双方继续谈判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张治中在答复文件中，无理拒绝中共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整编方案，致使会谈陷于僵局。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19日谈判席上，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愿再作让步，即将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的整编比例由五比一改为六比一，并将中共军队从广东、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地八个解放区撤出。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蒋介石为了达到逼迫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目的，采取边谈边打的两面手法。9月10日至10月12日，共产党军队歼灭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的阎锡山军三万五千人，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政治骗局破产，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也遭到了失败。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艰苦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纪要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其要点是：确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党派平等合法，实行地方自治；确定召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等。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两个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双十协议》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自己的诚意，将广东的东江纵队和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逐步撤回，而蒋介石在完成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即撕毁《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毛泽东四顾特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市区上清寺嘉陵江南岸的小山包上，十几栋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楼房、庭院和花园被统称为“特园”。一条三米多宽的青石板小路从上清寺中心转盘的大路边蜿蜒拾级向上，通向“特园”的每一处楼房。这条小路就叫特园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就住在特园路20号。“特园”这一片房屋的主人叫鲜英，字特生，“特园”就是用他的“字”命名的。鲜英把自己居住的一处庭院取名为“鲜宅”，这是“特园”的主体部分，他就住在鲜宅的达观楼里。这里在当时被人们视为一片豪宅，抗战中后期，由于大后方许多民主人士经常在特园鲜宅的达观楼内频繁聚会，切磋国是，因此，特园也被人们称为“民主之家”，在大后方遐迩闻名。毛泽东1945年8月至10月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就曾先后四次去特园，其中三次是到鲜宅内的达观楼与张澜等民主人士会晤商谈，一次是应冯玉祥之邀到特园的康庄二号楼，也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城内办事处，出席冯玉祥的招待晚宴。以前人们一般都只讲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三顾特园会晤张澜等人的事，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去康庄的事。应此，准确地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是到了特园四次，我们姑且就把它叫做毛泽东四顾特园吧。
讲到“特园”，就得先介绍一下他的主人鲜英。1885年，鲜英生于四川西充县贫瘠的小木井乡太平场。少年时他靠亲友资助读了私塾，青年时入伍当兵，后来升入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王缵绪、潘文华、唐式遵等为同窗好友。20世纪初，张澜出任川北宣抚使时，鲜英与杨森、刘湘等分别在其身边担任参谋、护卫营正、副营长。1913年，鲜英随“国会议员”张澜赴京见袁世凯，袁见鲜英老练稳重、出口成章，便留鲜在身边做总统府侍卫官。后来鲜英见袁世凯醉心帝制，于是他便以读书深造为名，离职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回川后，他先后任钟体道师支队长、刘湘部10师师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和南充第11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
20世纪20年代，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鲜英买下了重庆上清寺靠嘉陵江边江西会馆拥有的一块70余亩的坡地。这里原是来重庆经商的下江人的一片墓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1931年，鲜英将自己的花园别墅建在这座小山头上，以后又陆续修建了十余幢楼房，并修筑了一条石板小路与上清寺大街相通，在小路口砌了个砖柱牌坊作为特园的入口。进牌坊不远，小路就一分为二，一条径通鲜宅，另一条通往特园的各处楼房。
鲜英把自己在鲜宅内居住的主楼取名为达观楼，用以寄托自己的心志，也表达自己的情愫。达观楼坐南向北，直面嘉陵江滔滔江水，底楼右边是饭厅、盥洗间、客房；左边尽头是间大客厅。通道两边各有一间客房，当年张澜与梁漱溟就长住于此。大客厅落地窗对面墙上挂有郭沫若、张澜的题字，落地窗右边则悬挂着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客厅顶上有一盏由12支玻璃造大红烛组成的吊灯，其余四方装有吸顶白玉色玻璃灯，中央则置有雕刻精美的楠木大圆桌。这个客厅曾经接待过无数国共要员、社会名流和陪都各界民主人士。鲜英在陪都也因此享有“孟尝君”的美誉。郭沫若对鲜英还专门有一首诗称赞到：
嘉陵江上有一叟，
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姓鲜其名英，
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
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法西斯，
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
有酒专为民主寿。
召集民主见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渝和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退守重庆以来，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外地来人，如云集潮涌般地压向重庆，整个重庆市区一时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而为人豪爽好客，喜欢结交，且又多有房屋、地点适中、房屋宽敞的鲜英特园之地，自然就成为人们理想的居住、聚会和办公之地。鲜英的老师、著名川籍革命前辈张澜经常从成都到重庆来开国民参政会，鲜英就专门在特园鲜宅自己住的达观楼里为张澜长期固定地留了一个房间。文化名人梁漱溟就住在张澜的隔壁。由于特园地点适中，环境安静，庭院宽敞，加上鲜英的豪爽好客，许多社会贤达、文人名流、民主人士都常在这里聚会。当年的特园鲜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每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38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先后抵渝。董必武与鲜英早就认识，他向周恩来介绍了鲜英的情况，周恩来很想会一会这位重庆的“孟尝君”，便委托董老转告，鲜英当即表示非常欢迎。几天后，董必武和周恩来一起来到特园，言谈中周恩来有意探问鲜英能否提供特园作为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场所，话刚出口，考虑到鲜英的处境，周恩来又关心地说：“这样的话，您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先生怕不怕哟？”鲜英当即坦然地回答说：“与共产党交朋友，我一是愿意，二是不怕。”从此，特园就开始了在抗战民主运动里最为风光的岁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这里作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重要场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感到自己的政治力量弱小分散，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负责人及其他人士，在特园鲜宅聚会，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又公开了组织和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园召开，民盟主席张澜也经常住在特园。因此可以说，特园就是民盟的发源地和发祥地。
1945年10月28日，后来成立于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三个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是在特园里成立的。因此，特园也可以说是民革的发祥地之一。
抗战胜利后，是特园最鼎盛的辉煌时期。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曾经三顾特园，一莅康庄。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刚从歌乐山上蒋介石的官邸林园下山，上午去两路口新村拜访了宋庆龄，下午就去特园拜访张澜。看到鲜宅客厅中的“民主之家”四个大字，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到家了哟！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生活在民主之国。”看着张澜为鲜英题写的楹联和冯玉祥题写的匾额，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的楹联，真是堪称特园三绝了！”
9月2日，毛泽东又到了特园。这次是张澜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冷遹和鲜英等人作陪。席间，鲜英拿出自己家酿的“女儿红”酒招待毛泽东等人。饭后，鲜英的子女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用钢笔在他们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应张澜之邀，第三次到特园，与张澜、鲜英在张澜的卧室里密谈了近三个小时。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实际上，谈判已经进入僵局，除了已获共识的部分外，关键的解放区驻地、军队数量等问题两党分歧较大，仍未达成协议。张澜对毛泽东说：“你们同国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他提出，由他给国共两党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当面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
“康庄”是特园的一部分，这是两栋两两相连的四幢三层西式洋房，分别称为康庄1号楼和2号楼。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都曾借驻于此。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了在城内办事方便，长期租用了康庄2号楼作为他在城内的办事处。1945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中苏文化协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所感动，于是他决定设宴欢迎毛泽东。地点就安排在他在城内的办事处——特园康庄。9月7日傍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康庄。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热情迎接。在毛泽东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后，冯玉祥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毛泽东向冯玉祥介绍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延安解放区的情况，并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举世尽知，抗战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分裂，坚持抗战、团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先生为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继续努力，不负国人所望啊。”冯玉祥真切地说：“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冯玉祥听说毛泽东要抽烟，还特别为毛泽东准备了一条好烟。为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当天担任康庄保卫工作的全是冯玉祥自己的贴身侍卫。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辛勤奔走，在短短十几天里，四顾特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政治协商、共商国是的一段精彩史话。
《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坛上引发的一场斗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却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以便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了争取打内战的时间，也迫于和平的呼声，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一场因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发表而引发的“笔墨官司”在陪都文坛打响了，引起这场战争的是柳亚子和吴祖光。
柳亚子，男，江苏吴江人，1887年5月28日生。早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冬，创办南社，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1924年加入国民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合发表著名的“四人宣言”，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9月来到重庆，寓居沙坪坝津南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有亲密的交往。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三次与他会晤，相互赋诗唱和，在诗坛传为佳话。
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四天，就发生了一件令山城人民交口称赞而令国民政府惶恐不安的事，这就是毛泽东与柳亚子的相见。柳亚子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在广州相识，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加上两人都喜好作诗，较之一般朋友又亲密了许多。
这一天，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桂园探望毛泽东，一见面就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润之先生，你是越来越容光焕发了。”
毛泽东笑说：“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没有嘉陵江的水甜啊，精神焕发的应该是你，我只有满身黄土啊！”
柳亚子苦涩地摇摇头：“我是披着一身愁雾，焉能不老啊！”
毛泽东呵呵一笑：“抗战已经胜利，应该算是日出了。”
柳亚子真诚地说：“润之先生，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
毛泽东一摆手：“不，不是我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全国四万万人民，他们是太阳，只有他们才能驱散中国大地上的雾，只有他们才能让阳光普照大地。”
柳亚子拍拍手，连连称道：“说得好，说得好。”接着又问，“润之先生，最近有雅兴作诗么？”
“太忙了，寻不到灵感。”毛泽东有些遗憾地说，“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待拜读么？”
柳亚子兴奋起来：“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过柳亚子抄写工整的诗作，凝神吟诵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我哪里有什么弥天大勇，没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到这里来呀！我也不是霖雨，《国际歌》里说得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毛泽东接着说：“像你老先生，不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而奋斗吗？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千万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亚子脸显敬佩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润之先生无论如何得赐我一首诗，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相见。”
毛泽东摇摇头说：“新作我是一时拿不出来的，我把旧作抄录一首送给你可好？”
柳亚子连连点头：“行，行”。
毛泽东微微凝神，将气运到手腕，随着毛笔的挥洒，一首原本是用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信笺抄录的词便跃然在柳亚子送来的纪念册上。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气派，好气派啊！”柳亚子万分激动，“这种宽阔胸怀，远大抱负，只有润之先生才能写得出来。”
“这首词是1936年填写的，那时我是中年气盛，聊抒胸怀罢了。”毛泽东解释说。
柳亚子得到此佳作后，依韵和了一首《沁园春》，表达了对毛泽东和《沁园春·雪》的推崇。
假如到此为止，那也罢了。谁知柳亚子得了此词后，得意之际，邀来亲朋好友一齐欣赏。还在10月25日在中苏文协举办的“柳诗尹画联展”上，将自己的和词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起展出，于是该词在国统区传诵开来。会后，柳亚子便将毛泽东的词和自己的和词一并交重庆《新华日报》，意欲同时发表，但由于要发表毛泽东的词需要延安同意，经过协商，先将柳亚子的词在11月11日《新华日报》刊出，副标题为“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这引起了陪都读者的极大关注，都希望读到毛泽东的原作。
时任《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吴祖光，想方设法转抄了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将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这是《沁园春·雪》在重庆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一时间大后方的广大读者被毛泽东的渊博历史知识和才华征服。
在《新民报·晚刊》刊登该词14天后，11月28日，《大公报》采用剪辑的方法，将毛泽东原词和柳亚子的词首次以显著的版面同时刊出，使人们对中共有了更深的认识。面对毛词的好评如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乱了方寸，他们不允许共产党占据重庆的宣传阵地。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策划下，一场旨在诋毁丑化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反动文化围剿展开。围剿的主要任务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天主教《益世报》来完成的，《大公报》在其中也起了作用。1945年12月4日至1946年1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报副刊共刊登易君左等人的词和文章二十多篇。他们攻击毛泽东词是“封建余孽的抬头”、“有帝王思想”，企图造成合围之势。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奉命未作任何反击，这更让陪都人民领略到共产党人的气度。然而陪都的进步文化人士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抱不平，他们纷纷群起唱和，奋力还击。郭沫若、聂绀弩、黄齐生、崔敬伯、陈毅等人在《新民报·晚刊》和《客观》等报刊杂志上唱和多首，推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场文仗，一直打到1946年5月23日。
旧政协上的团结和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际进步舆论继续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同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商定了对华政策。
1945年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处”国共冲突。12月18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到中国后“用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声明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美国政府既要马歇尔作为中立者在国共之间调停，又宣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马歇尔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于12月20日来到中国的。
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飞两代表已在渝），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因此首先于12月27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彭一湖、梁漱溟、张东荪等28人，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停止武装冲突，开诚协商。30日，民盟主席张澜建议国共双方1946年元旦立刻停战。12月31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经几度商谈，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0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组成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参加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1月14日起在北平办公。
与停战令发布的同时，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在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最后商定政协由五个单位三十八名代表参加。1月7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会议召开办法及会员名单。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去北平军调部）、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无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1月10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致开会词，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之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1月11、12日，国共代表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和国共重庆谈判经过。14日至19日，进行大会讨论和分组会议。25日至31日，先后通过了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31日，会议结束。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鼓舞了国统区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电政协会议，提出他们的希望和建议。1月8日，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宣布公开活动并向政协提供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以开放政权换取统一”。1月9日，重庆文化界七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一致通过由茅盾等提议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建议。政协会议期间该会举行了多次政协代表演讲会。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社会中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蒋介石、周恩来、张澜的开会词中，就分别代表三个政治集团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张和态度。随后，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经过辩论和协商，在改组政府问题上于1月28日，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无理主张，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在施政纲领问题上，基本依据中共的方案，于1月26日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军队问题仍然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最后达成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最后是宪法草案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体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和内阁，总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协议还规定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协代表团顺应人民的要求，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由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国统区公开存在，成为国共合作的一种象征。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驻守在国统区，在国共关系的历史旋涡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
谈判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由于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都同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抗战的政治基础，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只是以谈判的办法，遇事协商，解决两党的有关问题。谈判成为国共两党对话的唯一渠道，谈判顺利与否，是测试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状况的晴雨表，谈判这种方式自然就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商谈之后，从牛角沱马歇尔将军的官邸怡园匆匆赶回曾家岩50号。这里，中共代表团与重庆文化界朋友的话别茶话会正等着他的到来。周恩来向应邀而来的两三百文化界朋友深沉地回忆着说：“重庆真是一座谈判的城市，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在为团结商谈而奔走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经衡阳、桂林等地舟车辗转，第一次踏上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这块土地。行装甫缷，还带着旅途劳顿的周恩来就又进入了谈判的角色。这次谈判的中心，仍然是自抗战以来先后在武汉和桂林多次商谈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蒋介石对周恩来谈了三点想法：
一、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国共两党最好还是合并成一个组织；
二、如此点可行，拟约毛泽东面谈；
三、如全体共产党员合并入国民党晢时办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明确答复蒋介石：
一、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奋斗的最终目标不同，终究还是两个党，合并之事不可能；
二、跨党方法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变通办法；
三、中共党员因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亦不可能；
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就是失节失信仰，于国家有害无益。
在得到周恩来的明确答复后，蒋介石还不甘心，他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的事再电延安，看看还有什么转圜的余地。第二天，周恩来致电延安党中央，报告了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并建议由中共中央直接给蒋介石和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一电报，对两党关系问题作一明确的原则性回答，以堵死蒋介石的“合并”之心。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在24、25两日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电报中指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中共中央的电报，断了蒋介石吞并共产党的念头，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至此结束。2月15日，周恩来偕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东南视察。临行前，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蒋介石将一切问题均扣在河北地区的国共冲突上，请他们尽快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6月11日和12日，先后发生了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河北冲突和平江惨案。周恩来回渝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指出：河北问题尚未解决，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四周又起摩擦。八路军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并要求更换河北省政府主席，维持晋察冀边区现状，国民党军队退出侵占的陕甘宁边区各县。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合理与公正”解决两党冲突的三点建议交陈诚转蒋介石。“建议”内容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划界、河北省政府改组和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上。
三天后，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强调的却是要中共军队“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闭口不谈如何解决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6月1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再度与蒋介石商谈解决边区问题，希望蒋介石能够承认边区，按现有的18个县划界，撤退包括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周恩来、叶剑英列举的大量事实和据理反驳力争之下，蒋介石最后才答应由国共双方派员调查解决边区问题。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1940年5月，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周恩来，便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从延安赶回了重庆。回重庆后几天，周恩来即面见蒋介石，陈述中共拥蒋反汪的抗战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内分裂投降派的阴谋。蒋介石也表示愿意通过相互商谈解决问题。于是，便又有了这年6月至9月的周恩来、叶剑英同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的谈判。
这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划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6月，周恩来、叶剑英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了谈判方案。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23个县，八路军改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扩编为7个支队，并提出了划分作战区域的6个前提条件。由于何、白每次商谈时，或含糊其词，或只强调中共军队必须服从军令，一律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一个月过去了，谈判毫无进展。直至7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才向周恩来和叶剑英递交了一份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作为对中共的正式答复。该“提示案”的主要内容不仅在边区、扩军和划界三大方面坚持何、白在此次谈判中的最初意见，而且还加上了种种强硬的措施，强求中共及其军队必须服从，这就等于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共方面的要求，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为使谈判不致就此终止，周恩来于7月27日携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返回重庆，28日便与蒋介石、白崇禧会谈。以后又分别与陈立夫、张治中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单独商谈。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其“中央提示案”已是“最后决定”，因而对中共的部分让步和实际困难仍置之不理。最后，周恩来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拟了个复案，并用自己的名义提出三项具体办法，交给国民党方面。而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向新四军开火，他们满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把苏北新四军一举歼灭，从而迫使共产党服从他们的要求。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就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时间、饷弹等问题和中共提出的12条善后办法多次与蒋介石、刘为章、张冲等人商谈。会谈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中共中央的谈判原则和方针。事变后的蒋介石国民党受到了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3月下旬的前后十天里，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濒临破裂的国共紧张关系开始出现缓和。
这期间，周恩来就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弹药和释放叶挺等问题，年底又就国民党何文鼎部威胁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代表出席二届二次参政会等问题，与国民党方面张冲、刘为章、贺耀祖、张群、王世杰等人时有会谈；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一再要求国民党派飞机送自己回延安。这次会谈，多数以无结果告终。国民党对谈判实行的是一个“拖”字，周恩来自己亦被滞留在重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无聊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来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1942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又展开了一轮新的谈判，这次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和林彪，时间从1942年10月直到1943年6月，历时近一年。
这次谈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10月至12月。周恩来和林彪在同蒋介石、张治中、刘为章的会谈中，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原则：要求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停止对中共的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捕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将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编为二个集团军。
第二阶段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周恩来、林彪根据中共中央的复电，向张治中提出：只要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以到中共区域办党报；中共军队扩编为四军十二师；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中共军队战后开往黄河以北，目前只能先作准备，战后保证立即实施。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此方案与其意见“相距甚远”，提出要在何、白“皓电”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谈判又暂时搁了下来。
第三阶段从1943年3月至6月。这年5月恰逢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认为武力解决中共的时机已到，故不愿再谈。6月4日，张治中对周恩来说，谈判“须搁一搁”。6月7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和林彪，同意周、林回延。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带来了一封蒋介石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返回延安。
这以后的周恩来一直住在延安，与国民党代表面对面的谈判形式暂时告一段落。但为解决国共之间的有关问题而与国民党方面的函电往来却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延安中共中央于这一年的5月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商谈。中共方面提出了20条谈判意见，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双方磋商了4个月，没有成效。
此时，在重庆斡旋国共关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表示赞成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在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一些商谈之后，他兴致勃勃地飞赴延安，同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五条，以此作为国共两党进一步商谈的基础。
抱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的良好愿望，周恩来于1944年11月10日至12月7日和1945年1月24日至2月16日，两次从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商讨和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之后，终因蒋介石国民党抱定“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的强硬态度，不愿意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化和党派合法化，使周恩来这两次谈判均无“功”而返。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又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陪同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共商国事”。这是一次事关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谈判。尽管毛泽东亲赴重庆，但具体谈判的重任还是在周恩来肩上。从最初的谈判提案到最后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初稿，都是由周恩来亲自草拟的。短短40天里，经过10余次短兵相接，唇舌交锋，终于达成了于国于民有利的著名的《双十协定》，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主动，赢得了人心。这当中，周恩来功不可没。
《双十协定》以后，举凡国共之间关于政协会议的召开；释放叶挺、廖承志；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军事三人小组以及东北问题的种种交涉、磋商与谈判，周恩来无役不与，数次往返渝延之间。可谓唇焦舌敝，纵横捭阖，宵衣旰食，心神交瘁。
艰辛的谈判生涯，伴随周恩来度过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漫漫十年。
抗战时期林彪的重庆谈判之行
人们在谈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时，对中共的谈判代表总是只会想到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而往往想不到曾经还有一个人被毛泽东派为代表，就连周恩来也只是作为“协助”，陪同他与蒋介石见面和谈判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林彪。
那么，毛泽东又是为何派林彪到重庆来的呢？
原来，抗日战争进入到1942年，“皖南事变”后紧张的国共关系虽然表面上已经缓和，但实质上却进入了“冷战”的低谷阶段。本来就先天不足，既无正式的共同纲领，又无健全的组织形式，仅仅只是采取“遇事磋商”的国共合作关系如同游丝一般的连系着重庆和延安。就连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百无聊赖地对记者说：“整日无事，有朋友来，往往闲谈就是一整天。”
国共关系若即若离，陷入低谷，两党领导人都有意改善这种现状。但解铃还需系铃人，缓和国共关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首先打开局面。8月14日，他约见周恩来，告知一星期后他将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与毛泽东见面，要周恩来即告毛泽东。
周恩来立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除了转告蒋介石的意见外，明确指出：蒋的目的“未可测”。并提出两条建议：“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到西安见蒋介石”。对毛泽东是否应见蒋或怎样见蒋周恩来似乎未作答复。以周恩来的身份，这好像有点没有尽到责任，但实际上，周恩来自有他的“看法”。
四天后，8月19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手持毛泽东的电报，周恩来如捧千钧。国共关系的诡谲多变，蒋介石的阴险狡诈，使长于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他一时也难以做出决断。不过，依他的观察，在两党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前，毛泽东不宜与蒋介石直接见面，就是见面，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于是，他当天就致电毛泽东，直抒胸臆：“对目前形势，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国民党）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毛会面似嫌略早。最好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也是因为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又是抗战初期颇有影响的抗战名将，再加上林彪1941年底自苏联回国后在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等地的军事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由他见蒋比较有利。另外，周恩来也考虑到暂时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真正意图，而毛泽东是中共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离开延安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山。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29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西安的时间。”9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重申他亲自与蒋介石见面的重要性。他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时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毛泽东甚至还想得更远。他说：“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也应准备答应他。”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想象着他在西安和重庆与蒋介石见面的场景。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与一向小心务实的周恩来在见蒋的问题上看法相差太大。
然而，身在重庆、洞悉蒋介石把戏的周恩来则心存焦虑。一方面，他不好拂毛泽东想见蒋介石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共派驻在重庆的首席谈判代表，更应把他在重庆对形势的分析报告给延安党中央，以利毛泽东决策。而这种对形势的分析必须是客观、准确、绝对可靠的。因此，9月5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在对形势作出详尽的分析后，力谏毛泽东暂时不要出山。他在电报中再次陈述毛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的所作所为仍然“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指出毛蒋会晤本为谋求改善国共关系，但蒋则可能利用这次会晤来打击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力量，陷中共于孤立。对毛泽东想来重庆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分析可能会出现“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此着万不能不防”。这是周恩来以自己在“皖南事变”后屡次请求回延而不得蒋介石批准的“前车之鉴”提醒毛泽东的。周恩来还是建议由林彪先出面见蒋，且“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经过两天的考虑，8日，毛泽东最终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林彪就成了这次国共谈判的主角。
9月12日，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军委会通知，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毛泽东亲自把林彪叫到自己的窑洞里作了彻夜长谈，交代了“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的谈判方针和其他一些重大原则。当三天后林彪赶到西安时，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回渝。离开西安时，他留话给西安行营：“林彪到后，让他到重庆见我”。就这样，林彪一行于10月7日傍晚到了重庆红岩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
10月13日，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的陪同下，林彪来到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官邸。当候在客厅的林彪看见蒋介石从里屋走出来时，他立即起身，立正敬礼，用他的湖北官话大声叫道：“校长好！”
蒋介石抬手示意让林彪坐下：“到这里几天了呀？”
“六天了”。林彪答道。
“我有事先回来了，劳你也来重庆。不过，你是我的学生和部下，也应该到重庆来走走看看，这里你的老同学很多嘛。”蒋介石想起自己前两天布置戴笠、康泽和滕杰等人以黄埔同学的名义宴请林彪的事。
“自黄埔一别校长，转瞬16年了”。林彪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问候，他说：“毛先生本来准备亲自来见校长，因时感微恙，故特地让我先来谒见校长，聆听教诲。”
林彪话音甫落，蒋介石连忙问道：“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于我？”
林彪说：毛先生托我转告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抗战建国；
二、国内的团结和统一；
三、对校长您的期望。
“好啊！好啊！讲来听听！”蒋介石显得很有兴趣。
林彪把记得滥熟的毛泽东的嘱咐一一道出。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林彪又说：“我们认为，国共两党的分歧，在思想意识上不外就是一个理想和信念的问题，实际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那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对于林彪的话，蒋介石有些听得不耐烦了。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和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察着蒋介石的脸色。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双方约好16日在“桂园”再谈。
这次蒋介石派张治中出席会谈。林彪向张提出了“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和允许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的要求”，遭到了张治中的拒绝。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会谈。
12月16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德安里101号。寒暄完毕，蒋介石开门见山：“你们有些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要求，谈谈吧。”
林彪掏出事先与延安和周恩来商量好的“谈判要点”，重申了上次在桂园向张治中提出的“三停、三发和两编”的要求，重点提出了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和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
蒋介石听后说：“有些问题张部长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关于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国民政府也未作研究。有些问题，涉及到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我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全国各政治团体要求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的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解决”。
在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上。蒋介石有些发怒了，他对林彪说道：“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恢复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后不要再提新四军的事了。”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会谈，又是毫无结果。
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时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
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
二、军队编为4个军12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
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
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
12月24日，在桂园与张治中一个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的“四条要求”又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943年1月21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拟向国民党提出两条意见，以结束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过了几天，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一次颇不容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共决定以退为进，再作让步。
在后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谈判中，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一方，对中共提出的具体问题避而不谈。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中共的谈判方针就是一个“拖”字，他的“诚意”就是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统一政令和军令，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主义，要中共交出武装和地盘，然后给你“合法”的地位。在重庆的这几个月里，林彪也看出蒋介石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他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
毛泽东对林彪在重庆的谈判颇感失望。3月30日，他致电林彪和周恩来，希望他们都回延安，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愈少愈好。
时间一晃到了6月，张治中约见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向张治中指出：“谈判至此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现在我和林彪决定回延安。”
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会见了林彪和周恩来。
蒋介石装出一副既同情而又很无奈的样子说：“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以偿，双方还有些差距。这次我们的意见未获统一，下次再谈吧。”
蒋介石对林彪说：“你回去后，代我向润之先生问好，我这里给他写了一封信，你就带回去好了。”蒋介石把一封封了口的信亲手交给了林彪。就这样，林彪在重庆待了八个月，见了三次“校长”。
林彪到重庆后，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两地一住就是八个多月，在这八个多月里，蒋介石见了他三次，他还和张治中、何应钦等人商谈了好几次，真正花在谈判上的时间很少，而且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闲着，等着“校长”和张治中、何应钦等人的约见。这段时间里，林彪基本上无事可做。我们根据南方局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当年跟随林彪到重庆的伍云甫的日记和国民党方面唐纵的日记，可以看到林彪当年在重庆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林彪卖奖章的故事：
林彪来重庆后不久，为了他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和与社会各界人士接触方便，林彪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林彪整日无事可做，据当年给林彪当过警卫员的伍全奎同志讲，林彪无事时就经常出去看小人书。当时曾家岩有个纪律，就是出门要给值班的人讲一下，下午5点钟以前必须回来。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点钟过了好久才回来。邓颖超很担心，就问他做什么去了？结果林彪说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苏区时得的一枚纯金的奖章卖了，换成现钱花。谈判之余的林彪在重庆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由于他是指挥平型关大战的“抗日名将”，许多重庆市民对他十分仰慕，有些社会活动就请他去出席或讲话，林彪也十分乐于前往，好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林彪刚到重庆时，就连蒋介石对他也抱有幻想。他认为林彪是个军事奇才，自己的学生，黄埔的弟子，对林彪这样的人，应该施加“影响”，促使他靠向政府，“归顺”政府。蒋介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重庆时期有所转变。他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滕杰等林彪的黄埔同学，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招待和监视工作。其方法就是表面要十分热情，暗中要严密监视，在思想意识上要对林彪多多地施加影响。
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林彪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康泽、唐纵等人在重庆漱庐开会，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他们商定了第二天晚上即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请林彪吃饭。宴席上，林彪和康泽等人都谈黄埔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第二天，唐纵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人的思想也是随着环境变化的。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
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林彪到重庆初期，活动比较多，除国民党一些要人不断来看他、请他吃饭外，他也经常出去看望一些国民党要人、同学和熟人，甚至忙得连看病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有时，林彪也去游览朝天门、歌乐山等风景名胜。在伍云甫日记里，关于林彪外出吃饭、游玩、看戏、看电影、访友等活动的记载很多。
就在林彪要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还告诉戴笠，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彪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借此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彼此“友谊”。尽管蒋介石对林彪十分看重和上心，但林彪却并没有被他的“同学”所说服和感化，并没有被陪都的“香风妖雾”所熏倒。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询问他们何时动身？盼望林、周7月1日前能赶回延安。
临行前，林彪和周恩来回请了一次黄埔同学，在都邮街卡尔登饭店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
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一共百余人，从红岩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路途。当他无功而返，回到延安时，已是7月16日了。
重庆谈判（1945.8-1945.10）
1945年8月至10月，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谈判，并于10月10日在重庆桂园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招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次日，国共双方开始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发表“中国没有内战”的论调，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抗战八年，内战从未中断”。8月30日至9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讨论军事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将“谈判要点”十一项面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始终抱有极大的诚意，首先提出和平建国的具体方案，并由周恩来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给以逐条答复；而蒋介石对于谈判却毫无诚意，更无准备，仅虚与周旋，对于十一项“要点”，以“距离太远”拒不接受。9月8日，国共双方继续谈判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张治中在答复文件中，无理拒绝中共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整编方案，致使会谈陷于僵局。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在19日谈判席上，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愿再作让步，即将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的整编比例由五比一改为六比一，并将中共军队从广东、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地八个解放区撤出。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蒋介石为了达到逼迫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目的，采取边谈边打的两面手法。9月10日至10月12日，共产党军队歼灭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的阎锡山军三万五千人，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政治骗局破产，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也遭到了失败。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艰苦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纪要包括许多关于保障国内和平办法的协议。其要点是：确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党派平等合法，实行地方自治；确定召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等。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两个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双十协议》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自己的诚意，将广东的东江纵队和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逐步撤回，而蒋介石在完成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即撕毁《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毛泽东四顾特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市区上清寺嘉陵江南岸的小山包上，十几栋或古典或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楼房、庭院和花园被统称为“特园”。一条三米多宽的青石板小路从上清寺中心转盘的大路边蜿蜒拾级向上，通向“特园”的每一处楼房。这条小路就叫特园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就住在特园路20号。“特园”这一片房屋的主人叫鲜英，字特生，“特园”就是用他的“字”命名的。鲜英把自己居住的一处庭院取名为“鲜宅”，这是“特园”的主体部分，他就住在鲜宅的达观楼里。这里在当时被人们视为一片豪宅，抗战中后期，由于大后方许多民主人士经常在特园鲜宅的达观楼内频繁聚会，切磋国是，因此，特园也被人们称为“民主之家”，在大后方遐迩闻名。毛泽东1945年8月至10月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就曾先后四次去特园，其中三次是到鲜宅内的达观楼与张澜等民主人士会晤商谈，一次是应冯玉祥之邀到特园的康庄二号楼，也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城内办事处，出席冯玉祥的招待晚宴。以前人们一般都只讲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三顾特园会晤张澜等人的事，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去康庄的事。应此，准确地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是到了特园四次，我们姑且就把它叫做毛泽东四顾特园吧。
讲到“特园”，就得先介绍一下他的主人鲜英。1885年，鲜英生于四川西充县贫瘠的小木井乡太平场。少年时他靠亲友资助读了私塾，青年时入伍当兵，后来升入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王缵绪、潘文华、唐式遵等为同窗好友。20世纪初，张澜出任川北宣抚使时，鲜英与杨森、刘湘等分别在其身边担任参谋、护卫营正、副营长。1913年，鲜英随“国会议员”张澜赴京见袁世凯，袁见鲜英老练稳重、出口成章，便留鲜在身边做总统府侍卫官。后来鲜英见袁世凯醉心帝制，于是他便以读书深造为名，离职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回川后，他先后任钟体道师支队长、刘湘部10师师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和南充第11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
20世纪20年代，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的鲜英买下了重庆上清寺靠嘉陵江边江西会馆拥有的一块70余亩的坡地。这里原是来重庆经商的下江人的一片墓地，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1931年，鲜英将自己的花园别墅建在这座小山头上，以后又陆续修建了十余幢楼房，并修筑了一条石板小路与上清寺大街相通，在小路口砌了个砖柱牌坊作为特园的入口。进牌坊不远，小路就一分为二，一条径通鲜宅，另一条通往特园的各处楼房。
鲜英把自己在鲜宅内居住的主楼取名为达观楼，用以寄托自己的心志，也表达自己的情愫。达观楼坐南向北，直面嘉陵江滔滔江水，底楼右边是饭厅、盥洗间、客房；左边尽头是间大客厅。通道两边各有一间客房，当年张澜与梁漱溟就长住于此。大客厅落地窗对面墙上挂有郭沫若、张澜的题字，落地窗右边则悬挂着冯玉祥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客厅顶上有一盏由12支玻璃造大红烛组成的吊灯，其余四方装有吸顶白玉色玻璃灯，中央则置有雕刻精美的楠木大圆桌。这个客厅曾经接待过无数国共要员、社会名流和陪都各界民主人士。鲜英在陪都也因此享有“孟尝君”的美誉。郭沫若对鲜英还专门有一首诗称赞到：
嘉陵江上有一叟，
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姓鲜其名英，
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
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法西斯，
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
有酒专为民主寿。
召集民主见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渝和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退守重庆以来，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外地来人，如云集潮涌般地压向重庆，整个重庆市区一时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而为人豪爽好客，喜欢结交，且又多有房屋、地点适中、房屋宽敞的鲜英特园之地，自然就成为人们理想的居住、聚会和办公之地。鲜英的老师、著名川籍革命前辈张澜经常从成都到重庆来开国民参政会，鲜英就专门在特园鲜宅自己住的达观楼里为张澜长期固定地留了一个房间。文化名人梁漱溟就住在张澜的隔壁。由于特园地点适中，环境安静，庭院宽敞，加上鲜英的豪爽好客，许多社会贤达、文人名流、民主人士都常在这里聚会。当年的特园鲜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每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38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先后抵渝。董必武与鲜英早就认识，他向周恩来介绍了鲜英的情况，周恩来很想会一会这位重庆的“孟尝君”，便委托董老转告，鲜英当即表示非常欢迎。几天后，董必武和周恩来一起来到特园，言谈中周恩来有意探问鲜英能否提供特园作为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场所，话刚出口，考虑到鲜英的处境，周恩来又关心地说：“这样的话，您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先生怕不怕哟？”鲜英当即坦然地回答说：“与共产党交朋友，我一是愿意，二是不怕。”从此，特园就开始了在抗战民主运动里最为风光的岁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这里作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重要场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感到自己的政治力量弱小分散，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负责人及其他人士，在特园鲜宅聚会，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又公开了组织和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园召开，民盟主席张澜也经常住在特园。因此可以说，特园就是民盟的发源地和发祥地。
1945年10月28日，后来成立于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三个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是在特园里成立的。因此，特园也可以说是民革的发祥地之一。
抗战胜利后，是特园最鼎盛的辉煌时期。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曾经三顾特园，一莅康庄。1945年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刚从歌乐山上蒋介石的官邸林园下山，上午去两路口新村拜访了宋庆龄，下午就去特园拜访张澜。看到鲜宅客厅中的“民主之家”四个大字，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到家了哟！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生活在民主之国。”看着张澜为鲜英题写的楹联和冯玉祥题写的匾额，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的楹联，真是堪称特园三绝了！”
9月2日，毛泽东又到了特园。这次是张澜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冷遹和鲜英等人作陪。席间，鲜英拿出自己家酿的“女儿红”酒招待毛泽东等人。饭后，鲜英的子女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用钢笔在他们的纪念册上写下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应张澜之邀，第三次到特园，与张澜、鲜英在张澜的卧室里密谈了近三个小时。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实际上，谈判已经进入僵局，除了已获共识的部分外，关键的解放区驻地、军队数量等问题两党分歧较大，仍未达成协议。张澜对毛泽东说：“你们同国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他提出，由他给国共两党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当面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
“康庄”是特园的一部分，这是两栋两两相连的四幢三层西式洋房，分别称为康庄1号楼和2号楼。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都曾借驻于此。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了在城内办事方便，长期租用了康庄2号楼作为他在城内的办事处。1945年9月1日，冯玉祥在中苏文化协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所感动，于是他决定设宴欢迎毛泽东。地点就安排在他在城内的办事处——特园康庄。9月7日傍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康庄。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热情迎接。在毛泽东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后，冯玉祥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毛泽东向冯玉祥介绍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延安解放区的情况，并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举世尽知，抗战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分裂，坚持抗战、团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先生为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继续努力，不负国人所望啊。”冯玉祥真切地说：“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冯玉祥听说毛泽东要抽烟，还特别为毛泽东准备了一条好烟。为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当天担任康庄保卫工作的全是冯玉祥自己的贴身侍卫。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辛勤奔走，在短短十几天里，四顾特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政治协商、共商国是的一段精彩史话。
《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坛上引发的一场斗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却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以便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了争取打内战的时间，也迫于和平的呼声，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一场因毛泽东《沁园春·雪》词的发表而引发的“笔墨官司”在陪都文坛打响了，引起这场战争的是柳亚子和吴祖光。
柳亚子，男，江苏吴江人，1887年5月28日生。早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冬，创办南社，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1924年加入国民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合发表著名的“四人宣言”，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9月来到重庆，寓居沙坪坝津南村，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有亲密的交往。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三次与他会晤，相互赋诗唱和，在诗坛传为佳话。
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四天，就发生了一件令山城人民交口称赞而令国民政府惶恐不安的事，这就是毛泽东与柳亚子的相见。柳亚子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在广州相识，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加上两人都喜好作诗，较之一般朋友又亲密了许多。
这一天，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桂园探望毛泽东，一见面就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润之先生，你是越来越容光焕发了。”
毛泽东笑说：“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没有嘉陵江的水甜啊，精神焕发的应该是你，我只有满身黄土啊！”
柳亚子苦涩地摇摇头：“我是披着一身愁雾，焉能不老啊！”
毛泽东呵呵一笑：“抗战已经胜利，应该算是日出了。”
柳亚子真诚地说：“润之先生，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
毛泽东一摆手：“不，不是我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全国四万万人民，他们是太阳，只有他们才能驱散中国大地上的雾，只有他们才能让阳光普照大地。”
柳亚子拍拍手，连连称道：“说得好，说得好。”接着又问，“润之先生，最近有雅兴作诗么？”
“太忙了，寻不到灵感。”毛泽东有些遗憾地说，“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待拜读么？”
柳亚子兴奋起来：“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过柳亚子抄写工整的诗作，凝神吟诵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我哪里有什么弥天大勇，没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到这里来呀！我也不是霖雨，《国际歌》里说得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毛泽东接着说：“像你老先生，不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而奋斗吗？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千万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亚子脸显敬佩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润之先生无论如何得赐我一首诗，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相见。”
毛泽东摇摇头说：“新作我是一时拿不出来的，我把旧作抄录一首送给你可好？”
柳亚子连连点头：“行，行”。
毛泽东微微凝神，将气运到手腕，随着毛笔的挥洒，一首原本是用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信笺抄录的词便跃然在柳亚子送来的纪念册上。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气派，好气派啊！”柳亚子万分激动，“这种宽阔胸怀，远大抱负，只有润之先生才能写得出来。”
“这首词是1936年填写的，那时我是中年气盛，聊抒胸怀罢了。”毛泽东解释说。
柳亚子得到此佳作后，依韵和了一首《沁园春》，表达了对毛泽东和《沁园春·雪》的推崇。
假如到此为止，那也罢了。谁知柳亚子得了此词后，得意之际，邀来亲朋好友一齐欣赏。还在10月25日在中苏文协举办的“柳诗尹画联展”上，将自己的和词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起展出，于是该词在国统区传诵开来。会后，柳亚子便将毛泽东的词和自己的和词一并交重庆《新华日报》，意欲同时发表，但由于要发表毛泽东的词需要延安同意，经过协商，先将柳亚子的词在11月11日《新华日报》刊出，副标题为“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这引起了陪都读者的极大关注，都希望读到毛泽东的原作。
时任《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吴祖光，想方设法转抄了一首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将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这是《沁园春·雪》在重庆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一时间大后方的广大读者被毛泽东的渊博历史知识和才华征服。
在《新民报·晚刊》刊登该词14天后，11月28日，《大公报》采用剪辑的方法，将毛泽东原词和柳亚子的词首次以显著的版面同时刊出，使人们对中共有了更深的认识。面对毛词的好评如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乱了方寸，他们不允许共产党占据重庆的宣传阵地。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策划下，一场旨在诋毁丑化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反动文化围剿展开。围剿的主要任务是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天主教《益世报》来完成的，《大公报》在其中也起了作用。1945年12月4日至1946年1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报副刊共刊登易君左等人的词和文章二十多篇。他们攻击毛泽东词是“封建余孽的抬头”、“有帝王思想”，企图造成合围之势。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奉命未作任何反击，这更让陪都人民领略到共产党人的气度。然而陪都的进步文化人士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抱不平，他们纷纷群起唱和，奋力还击。郭沫若、聂绀弩、黄齐生、崔敬伯、陈毅等人在《新民报·晚刊》和《客观》等报刊杂志上唱和多首，推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场文仗，一直打到1946年5月23日。
旧政协上的团结和斗争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际进步舆论继续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同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商定了对华政策。
1945年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处”国共冲突。12月18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到中国后“用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声明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美国政府既要马歇尔作为中立者在国共之间调停，又宣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马歇尔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于12月20日来到中国的。
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飞两代表已在渝），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因此首先于12月27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彭一湖、梁漱溟、张东荪等28人，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停止武装冲突，开诚协商。30日，民盟主席张澜建议国共双方1946年元旦立刻停战。12月31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经几度商谈，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1月10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组成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参加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1月10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1月14日起在北平办公。
与停战令发布的同时，1月10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在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最后商定政协由五个单位三十八名代表参加。1月7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会议召开办法及会员名单。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去北平军调部）、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无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1月10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致开会词，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之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1月11、12日，国共代表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和国共重庆谈判经过。14日至19日，进行大会讨论和分组会议。25日至31日，先后通过了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31日，会议结束。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鼓舞了国统区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电政协会议，提出他们的希望和建议。1月8日，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宣布公开活动并向政协提供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以开放政权换取统一”。1月9日，重庆文化界七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一致通过由茅盾等提议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建议。政协会议期间该会举行了多次政协代表演讲会。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社会中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蒋介石、周恩来、张澜的开会词中，就分别代表三个政治集团含蓄地申述了各自的基本主张和态度。随后，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经过辩论和协商，在改组政府问题上于1月28日，达成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无理主张，体现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基本要求。在施政纲领问题上，基本依据中共的方案，于1月26日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军队问题仍然是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项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最后达成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共二千零五十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一百五十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大的企图。最后是宪法草案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立法院和行政院大体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和内阁，总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协议还规定组织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十分突出的采取合法形式的斗争，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协代表团顺应人民的要求，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由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