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和平民主的牺牲
胡世合事件
在各界群众要求民主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的热潮中，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公然枪杀检查违章用电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惨案。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广大群众的义愤，一致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权。中共中央南方局顺应民意，因势利导，领导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对特务统治的群众运动。
胡世合事件，是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不听劝阻，特务田凯反而枪杀执行任务的电力工人而引起的。当时重庆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加上偷电情况严重，因而时常出现电荒。所以只有采取轮流停电的办法来供电，严重地影响了抗战物资的生产和市民的生活照明。也使国民党军警宪特深感“不便”，他们不得不利用职权严重窃电。这样，经常造成变压器负荷过重而发生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和损失，激起了电力工人和广大市民的公愤。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毁后，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竟然将其电源私自移拉在都邮街上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以致这台变压器也负荷过重，有被烧坏的危险。重庆电力公司乃于2月19日派工人前去取缔，但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和反对。他们不仅毒打工人，还将工人扭送警察局大阳沟派出所，继续违章用电。他们的不法行为，遭到电力公司绝大多数职员的反对。大家一致决定坚决取缔，不向恶势力低头。2月20日，公司又派胡世合等四名工人前去剪火。暴徒们不由分说抓住工人就打，还有武装保安队不下数百人也一齐动手。特务田凯这时也持枪赶到，准备行凶，被工人夺了手中的枪。但工贼黄寿臣却将枪还给了田凯。工人们被暴徒打伤后，反被扭送保安总队问“罪”。行至民国路口时，田凯冲上来，开枪向胡世合射击，弹中小腹。工人们奋力突围将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宽仁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惨死途中。
事件发生后，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职员，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周力行立即向组织汇报情况，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电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当机立断，通过这次惨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胜利斗争，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飞为总领导的指挥机构，从运动的方针、策略到打击的方向，均由南方局直接研究、决定和部署。开展斗争的方式主要是冲破封锁，制造舆论，争取有理有节。通过刘光负责的南方局青年组直接操作，由青年组联系的中心小组发挥作用。
由于青年组有交朋友的工作，所以在胡世合事件前，就与电力公司的个别职工保持有经常的联系。已有一个三人的中心小组，受他们影响的进步青年就有十余人，这些人可以看到青年组出的宣传品。因为有了这层联系，使青年组对电力公司内部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就帮助了青年组正确地估计力量和斗争的性质，并提出较为正确的口号和展开策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青年组举行了分管电力公司小组的“据点”会议，对胡世合事件作了全面分析与讨论。认为这一运动带有明显的反特务斗争的性质；这一斗争可以争取最广泛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斗争虽然可能遭受压迫而屈服，但是只要电力公司本身能坚持，其斗争的主要要求是可以达到的。同时还估计到，只要善于运用矛盾，其产生的前途和意义应不亚于成都市中事件。遂决定给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以明确斗争口号，并使用全力使该惨案的真相传播出去。然后与电力公司的朋友共同制定了八项要求（主要是枪毙田凯，其余的要求多半从属于这一要求），并用更通俗的鼓动文字写了一个向各业工友和社会求援的宣言。
2月23日，青年组指示将2000余份不同的油印版宣言分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各主要工厂、学校和市民当中。这一传单所起的动员和教育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个宣言能散布如此之快、之广也是出乎国民党特务意料的。青年组发动了各工厂青年工友用行动来援助和表示同情，如募捐、送挽联。在职业青年和学生中也发动了募捐和送挽联的活动。还发动舆论，经常供给《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报消息，推动他们作不断的报道。特别利用《新华日报》公开宣传，刊登启事、社论等。动员青年朋友写通讯，寄发到成都和昆明去。当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了特务田凯后，估计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工人取得了胜利。即刻将工作的重点转到进行扩大追悼和送葬活动，继续动员送挽联和花圈，动员工人参加。估计国民党当局为缩小影响，有可能取消步行送葬，偷偷用汽车将胡世合的棺材送走，就特别在职工中间说明坚持步行送葬的重要。结果，职工们仍然达到步行送葬的目的。
胡世合事件中，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特务暴行的斗争。十天内参加吊唁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送来了挽联，成都等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前来吊唁，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枪毙了行凶特务，并为胡世合举行了公祭！这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反压迫的斗争热情，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积累了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夺取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重庆乃至整个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谱写了我国工运史上的光辉篇章。
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青年组还策划编辑了《胡世合工友纪念册》，用“重庆工人联合出版社”的名义印出，广为散发，影响面很广。这是一本36开毛边纸油印的小册子，全书48页，字数不多，但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其中有胡世合惨案的经过情况介绍，有电力公司工会和胡世合家属的控诉，有重庆各界的声援和抗议，有《新华日报》、《新民报》的文章摘录，有谈这场斗争是怎样取得胜利的综合评论，有胡世合挽联的辑录，还有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文章等等。这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现珍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
李少石事件
李少石，男，字默农，原名国俊，又名振，广东新会人，1906年生于香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调到香港工作。1929年调往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被调回香港建立联系上海中央和苏区中央的秘密交通站。这时，他与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在香港结婚。婚后，在港岛西环一偏僻地方建站，曾接送过邓小平、蔡畅等共产党领导人。1933年与廖梦醒奉调至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并任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翻译。1934年2月28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提出释放政治犯。8月，李被释放出狱。上海沦陷，他与廖梦醒南下香港，继续为党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与家人避居澳门。1943年春，他奉命调往重庆，化名少石。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周恩来的英文秘书。1944年秋柳亚子来渝后，李少石便经常和他谈诗论学，互赠吟草。
1945年10月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恰逢周恩来赴宴会，李少石便代陪并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在回去途中，汽车开至红岩嘴下土湾时，不慎撞伤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第七连士兵吴应堂，司机不知又未停车，班长田开福情急向汽车鸣枪，子弹射穿了车里李少石的肺部。司机将李少石送往七星岗市民医院抢救后，就逃匿无踪。当晚，张治中正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文艺晚会，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正在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悉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一同赶往医院。李少石终因伤势过重，已于当晚7时45分逝世。
翌日，重庆各大报均以醒目标题刊出李少石“遇害、遭暗杀”新闻。《新华日报》也刊出：“此次偶因送柳亚子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愤慨不已”等语。李少石事件在重庆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立即部署人员调查真相，我党也派同志参与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原来是国民党驻璧山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仍又开回璧山。据带队排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急驰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一气之下，就朝天开了一枪。据当地一家居民说，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有从城里开来的一排军队路过这里，在路边休息时，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纪律很差。或许是休息的士兵占了车道，主要责任肯定在司机，这一点是无疑的。事件一经查清，周恩来即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钱之光在《新华日报》发表声明：说明是偶发事件，系误伤而非故意所为，并郑重向关心此事的国民党当局及陪都各界人士致谢。
李少石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12日，毛泽东离渝登机前，写下“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题词。现李少石的遗体葬于饶国模“大有农场”内的红岩公墓。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发动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
194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立即进行部署，并分别约见重庆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向他们说明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希望他们进一步采取行动，制止内战。11月10日、15日，经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反复商议，决定发起筹组反内战大会。11月19日，重庆各党派及工业、文化各界500余人集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大会在黄炎培主持下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号召全国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立即投入制止内战的斗争。这个组织的成立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开端。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支持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号召。11月下旬，成都5个大学20多个学生社团发表宣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一切盗窃民意和挑拨内战的借口，建立真正的舆论和力量，制止内战。
这些消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师生中传开，许多同学要求对重庆的行动和延安的号召有所表示。中共云南省工委收到反映后，认为应当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运动。但当时云南形势险恶。因为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国民党中央军全面接管龙云所部的防务，省主席由卢汉继任，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在卢汉未到任以前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军事上很快以其嫡系部队第九军军长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中共云南省工委要求活动尽可能合法进行。省工委成员分头与西南联大等校的党组织联系商讨，并在学生中酝酿后，决定召开一次时事座谈会。11月24日，四校联合通知，2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昆明各界青年“反内战时事晚会”，呼吁和平。24日晚，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驻昆明的第5军军长邱清泉宣布不经批准，一律不许开会，并警告云南大学不许把礼堂借给学生使用。中共云南省工委研究决定，不能退却，把会改在联大校园内召开，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周密布置。
11月25日晚，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到会师生除发起的四所大学外，还有昆华、天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另有部分工人、职业青年以及各界人士，共约6000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后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政治之认识》、《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如何制止内战》的演讲。会议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军派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军警闻讯包围联大，不断鸣枪并掷手榴弹，进行恫吓。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新闻，造谣污蔑与会爱国师生，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慨。
11月26日起，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委员会，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或发表言论表示声援，或捐出钱物，或以行动进行掩护。昆明学生总罢课，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惊慌。他们先是利用三青团破坏罢课，阴谋失败后，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27日，李宗黄召集各大中学校负责人及宪警开会，责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令各校28日复课。同时，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由邱清泉任总指挥，统一指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特务在李宗黄指挥下，遍街殴打爱国学生，闯入学校撕毁壁报，强迫学生复课。
12月1日凌晨，云南省工委从内部情报获悉反动派准备扩大镇压后，及时与学校的党组织联系，商定“逐步缩小战线”，通知各校停止街头活动，学生不要单独外出。然而，12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师生遇难，数十人被炸伤、打伤，其中重伤2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血腥的镇压进一步激怒了全昆明的师生，纷纷加入罢课的斗争行列，社会各界也以各种形式给学生以支持和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领导学生在罢课中注意团结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公务员等参与斗争，并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代理省主席、C分子李宗黄和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12月2日，联大举行教授会，一致表示要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4日，全市大中学校教师400余人联合发表《罢课宣言》。12月6日，罢联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有理有据地将惨案真相通告全国，争取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昆明学生的正义行动，首先云南全省各地激起强烈反响。大中学校教师、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昆明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中共各地组织对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在重庆的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最先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了“一二·一”惨案真相的报道。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中国青年的光荣》等数篇社论与短评。解放区各地群众也纷纷集会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的残暴，对学生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的演讲。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是当前全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号召全党和解放区军民“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学生和教授的斗争表示声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上海、西安、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桂林、贵阳、成都等2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民众，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支持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12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言人严厉谴责肇事军政长官；抚慰受害青年，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撤销特务，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勿再听任军警干涉爱国运动，致生不幸事件。上海各界一万余人在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主持下，还举行了昆明死难烈士追悼会。同日，成渝两地大中学校学生分别成立“一二·一”运动后援会。重庆各团体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8人分别致电声援昆明惨案受难师生，并汇去10万元作为死难学生的安葬费和受伤学生的医疗费。9日，成都大中学生5000余人在华西坝召开追悼死难烈士大会。重庆各界1万人在长安寺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追悼遇难学生。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等与会致祭。
昆明学生运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下，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最终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并将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和警备司令关麟征调离。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三万余人隆重举行了“一二·一”死难烈士出殡游行和遗体安葬仪式。三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将以更加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至此，“一二·一”运动在胜利中结束。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殡葬为止，前后坚持四个月之久。在这一运动中，许多重大行动都是经过西南联大的党组织认真分析研究，或按照云南省工委和南方局的明确指示、具体部署进行的。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它不仅团结、推动了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进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而且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打击并开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这次运动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成为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骨干。
李、闻惨案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团结建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建国的总方针。但国民党却倒行逆施，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准备发动内战。
在全国人民面临团结与分裂、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斗中，在此之前的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团结、统一，原则上与党一致的主张。社会活动家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
李公朴，男，江苏常州人，1902年出生。1928年赴美留学，1930年11月回到上海。是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李公朴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1937年11月，与沈钧儒等积极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2月，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并成立了全民通讯总社。1938年1月，应山西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被委任为副校长，聘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8年，李公朴的《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全民抗战》出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敌后与前线之间。11月他到达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书——《华北敌后——晋察冀》，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2年12月创建北门书屋，1944年创办北门出版社。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初，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在政协会议期间，他经常主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在“较场口血案”中，李公朴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务殴伤，送医院治疗。周恩来前往探望时，他表示：“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流点血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李公朴伤势未愈就返回昆明，同闻一多、楚图南等连续三次招待各界人士，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同年5月，社会大学由于国民党当局百般刁难被迫停办，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准备将北门出版社迁至上海，并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此时李公朴和闻一多都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李公朴、闻一多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却招致了国民党特务的仇视。昆明国民党特务机关拟订了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计划。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枪杀，12日清晨在医院逝世。临终前，他大骂国民党“卑鄙！卑鄙！”并沉痛地说：“为民主，为民主！”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男，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5月回国。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1945年，昆明学生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闻一多走在“一二·一”四烈士出殡的前列向国民党示威抗议。在公葬典礼上，他怀着满腔义愤，激情地致辞：“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追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辈子还要追！”并亲自撰写挽诗和《“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公朴遇难后，闻一多挺身而出，多次公开讲演“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民主战士站起来！”15日，昆明各界为李公朴开追悼会，由闻一多主持。他在会上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得看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毅然声明：“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下午，他到《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在这天，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十多枪，当即身死，时年四十七岁。护送他回家的长子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保护，也身受重伤。
国民党特务在不到一周内连续的两起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个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迅猛地展开了。毛泽东、朱德，分别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发来唁电，对李、闻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的精神，并希望全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我们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二先生地下之灵。”其他各社团、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及加拿大、美国的和平人士纷纷致电或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集会隆重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二位烈士。在上海各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人何话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难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伊始，国民党就一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这是一起严重的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重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一场反内战、反独裁的激烈斗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承认了“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了结束“训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是，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是既定的：就是要打内战。重庆谈判期间和《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不断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遭到我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1945年底，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激起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使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好，需要继续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不得已而为之，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历经二十三天的复杂斗争通过的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各种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了动员人民群众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履行政协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等二十三个团体发起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筹备举行庆祝大会。筹备会成立后，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决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半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并于2月7日分别致函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警察局，洽假较场口广场作为会场。筹备会推荐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做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邀请政协全体代表莅会指导，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到会演讲，并函请各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筹备会曾三次扩大参加成员，并将筹备情况随时披露报端。对国民党市党部掌握的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早在筹备之初就发出通知，函邀他们参加筹备会。但该等团体始终未派人出席。及至大会召开前夕，9日深夜10时，中统等始携带由农会领衔而未盖公章的八团体公函闯进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声称要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章即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出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刘野樵当面撒谎道：“通知仅三团体接到”。章乃器再问：“既接通知，何以始终未派人出席？”彼等支吾其词，无以所答。章当晚即商诸其他筹备委员，临时多预备主席团标志，以便次日接纳彼等参加。就在刘野樵等衅端初露之时，一个血洗较场口、破坏大会的阴谋已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由中统和其他黑暗势力策划，布置就绪了。
2月8日上午9时，由中统头子、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出面召集，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会议室召开密会，这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密谋决策后，召开的一次秘密行动会议。出席人员有中统、三青团头子，列席人员有国民党重庆地区的军、警、宪、特头子和国民党御用团体的头子刘野樵等人。会议以“转变会议内容”“遏止反动言论，以戢邪乱”为宗旨，研究了破坏庆祝大会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10日晨8时许，刘野樵等，纠集特务打手数百人抢先进入会场，占据了大会主席台及其周围地方，还拉来了一个未经大会邀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响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较场口一时旗帜飘扬，万头攒动。中国农业协会、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劳动协会、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等20余团体的队伍陆续来到。大会尚未开始，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在刘野樵、吴人初率领下对会场进行捣乱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等上前交涉时，特务暴徒一拥而上，打伤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和与会群众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在特务暴徒有计划有组织行凶捣乱的情况下，筹备会原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和被邀到会的部分政协代表只好含愤退出会场。参加大会的各团体和群众与暴徒对峙一阵后也撤离会场。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特务已开始行凶，被阻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径自离去。此时会场上剩下的几百特务打手，盗用大会名义继续开会，还拉了中央社、《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反动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串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滑稽剧。
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团结民主力量，推动着斗争迅速发展。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即同邓颖超、廖承志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到市民医院慰问受伤的民主战士。晚上八时许，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十一人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血案，并推举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李烛尘往见蒋介石要求调查血案真相，提出解决办法。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喉舌，在指导这场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特殊作用。2月11日，《新华日报》以翔实的报道揭示了较场口事件的真相，并发表题为《较场口暴行》的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认真查办主凶”。针对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报道，《新华日报》率先给以无情的揭露，发表题为《恳切的忠告》的社论。据不完全统计，《新华日报》从2月11日至4月底就较场口事件发表的社论、报道、公开信、启事、政论、杂文共120余种，发挥了突出的主导作用。
解放区人民关注和支持山城人民的斗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法西斯派实行恐怖的自由》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较场口事件的实质，号召人民为消灭法西斯的恐怖而再接再厉地斗争。延安各界人士林伯渠、徐特立等二十五人联名发出通电，严斥特务暴行，并推举黄齐生先生专程赴重庆慰问受伤的民主战士。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重庆新闻、文化界立即作出反应。十日下午《民主报》号外、《大公报》、《新民报》及时披露了较场口事件的概况。继后，全市十七家报纸有十一家对血案真相作了报道。2月11日、13日，《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南京晚报》等八家报纸的四十二名外勤记者，两次联名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批驳和抗议国民党宣传机构制造的无耻谎言。接着重庆新闻从业人员二百二十人，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忠实报导》的意见书。《中原》、《希望》、《文艺》、《文哨》四杂志社发表《对较场口血案的意见》。《世界知识》、《中学生》等二十家杂志联合编印了《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2月15日，戏剧界盛大集会，通过了严惩肇事凶手，取消特务机关，声援“二·一〇”血案的决议案，并由郑君里、阳翰笙共一百四十五人联名致函慰问受伤民主人士。2月17日，文化界人士力杨、王亚平、巴金、田汉、茅盾、何其芳等一百五十二人联名发表“为‘二·一〇’血案告国人书”。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城人民迅速起来支持民主战士的正义斗争。重庆民生机器厂、申新纺厂、中南橡胶厂等四十七个工厂的工人筹组了“陪都工人二·一〇血案后援会”，北碚二万多工人成立了后援分会。中华论坛之友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社会大学自治会，星海合唱团等十一个青年团体组织了“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后援会”。中央工校、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省立教育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团体联名发表“为陪都‘二·一〇’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喊出了青年学生的正义呼声，几天之中新华日报代收转交的各界群众慰劳受伤人士的捐款就达三十多万。山城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声援。成都、昆明等地举行万人大游行。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和各解放区，纷纷举行集会，发出慰问函电。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民主运动震撼陪都，席卷全国。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1946年的头几个月中，这场斗争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形态，就是围绕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协协议而发生的激烈斗争。较场口事件是这段风云迭起，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蒋介石国民党在刚刚签订政协协定之时就着手撕毁它，向着发动全面内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二二”事件
1946年2月22日，较场口事件刚刚过后十二天，国民党中统特务利用青少年的爱国心理，借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一万多人，举行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一面呼喊反苏反共口号，一面扔石头，并向设在重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冲去。暴徒们从一楼打砸到四楼，疯狂捣毁楼内所有设施，将书刊撕碎撒得满地都是，并将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徐君曼和职员管佑民打伤，就连六名“维持治安”的警察也遭到殴打。这一天，同时被毁的还有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馆。同日，成都《新华日报》营业部亦遭国民党特务、流氓捣毁。
当时，东北地区有国民党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还有苏联军队和日伪残余势力，情况复杂。在那里发生的纠纷，外面的人一时不易弄清真相。这一时期在东北发生的几件事情都难以判明真相：一是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工程师张莘夫等七人被杀害。从国民党传出的消息，说张莘夫是被苏军杀的，或说是中共杀的。而《新华日报》几次刊登的苏方声明，则说是国民党联合日伪残余分子杀的。二是苏军搬走东北一些工厂的机器。据合众社2月25日电讯，沈阳苏军司令招待记者时说：搬走机器是根据美英苏三国的协定，理由是：“东北之作战工业，不能予以存留，因而苏军搬去若干前日本军火厂之重要机器及装备。”同时传说一些苏军抢劫东北人民财物，污辱妇女。三是说苏军没有按时撤离东北。当时，正值蒙古宣布独立。人们认为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是苏联策划并得到中共支持的，是中共伙同苏联在东北侵犯中国人的利益。
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砸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发言重点不在提出抗议，而是替国民党当局惋惜未能制止这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他说：“我们还懂得，这种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一部分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一方面想制造事件来破坏政府和蒋主席的威信……”接着他又说：“现在也是考验国民党和政府是否有控制国民党内反动派和政府内阴谋分子的能力的时候。”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国民党内并非“铁板一块”的情况而发的。中共代表团和民主同盟中央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政府当局立即制止排外阴谋活动，解散特务组织，严惩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证民生秩序。同时公开声明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共绝不把不明真相的青年与特务暴徒等同看待。中共将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在我党严正抗议和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至4月5日宣判，将凶犯宋跃仁等判处有期徒刑。宣判毕，《新华日报》代表于刚当场声明指出：此案是一个重大政治案件，虽已捕凶犯并已宣判，但事件本身并未真正解决。解决本案之关键在于国民党政府是否采取负责态度，认真做到：
（1）严惩凶犯，追究同案主犯；
（2）赔偿全部损失并道歉；
（3）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各界群众要求民主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的热潮中，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公然枪杀检查违章用电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惨案。特务的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和广大群众的义愤，一致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权。中共中央南方局顺应民意，因势利导，领导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对特务统治的群众运动。
胡世合事件，是因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不听劝阻，特务田凯反而枪杀执行任务的电力工人而引起的。当时重庆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加上偷电情况严重，因而时常出现电荒。所以只有采取轮流停电的办法来供电，严重地影响了抗战物资的生产和市民的生活照明。也使国民党军警宪特深感“不便”，他们不得不利用职权严重窃电。这样，经常造成变压器负荷过重而发生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和损失，激起了电力工人和广大市民的公愤。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毁后，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竟然将其电源私自移拉在都邮街上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以致这台变压器也负荷过重，有被烧坏的危险。重庆电力公司乃于2月19日派工人前去取缔，但却遭到该饮食部的阻挠和反对。他们不仅毒打工人，还将工人扭送警察局大阳沟派出所，继续违章用电。他们的不法行为，遭到电力公司绝大多数职员的反对。大家一致决定坚决取缔，不向恶势力低头。2月20日，公司又派胡世合等四名工人前去剪火。暴徒们不由分说抓住工人就打，还有武装保安队不下数百人也一齐动手。特务田凯这时也持枪赶到，准备行凶，被工人夺了手中的枪。但工贼黄寿臣却将枪还给了田凯。工人们被暴徒打伤后，反被扭送保安总队问“罪”。行至民国路口时，田凯冲上来，开枪向胡世合射击，弹中小腹。工人们奋力突围将生命垂危的胡世合送往宽仁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惨死途中。
事件发生后，电力公司业务科用户股职员，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周力行立即向组织汇报情况，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电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当机立断，通过这次惨案，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胜利斗争，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飞为总领导的指挥机构，从运动的方针、策略到打击的方向，均由南方局直接研究、决定和部署。开展斗争的方式主要是冲破封锁，制造舆论，争取有理有节。通过刘光负责的南方局青年组直接操作，由青年组联系的中心小组发挥作用。
由于青年组有交朋友的工作，所以在胡世合事件前，就与电力公司的个别职工保持有经常的联系。已有一个三人的中心小组，受他们影响的进步青年就有十余人，这些人可以看到青年组出的宣传品。因为有了这层联系，使青年组对电力公司内部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就帮助了青年组正确地估计力量和斗争的性质，并提出较为正确的口号和展开策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青年组举行了分管电力公司小组的“据点”会议，对胡世合事件作了全面分析与讨论。认为这一运动带有明显的反特务斗争的性质；这一斗争可以争取最广泛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斗争虽然可能遭受压迫而屈服，但是只要电力公司本身能坚持，其斗争的主要要求是可以达到的。同时还估计到，只要善于运用矛盾，其产生的前途和意义应不亚于成都市中事件。遂决定给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以明确斗争口号，并使用全力使该惨案的真相传播出去。然后与电力公司的朋友共同制定了八项要求（主要是枪毙田凯，其余的要求多半从属于这一要求），并用更通俗的鼓动文字写了一个向各业工友和社会求援的宣言。
2月23日，青年组指示将2000余份不同的油印版宣言分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各主要工厂、学校和市民当中。这一传单所起的动员和教育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个宣言能散布如此之快、之广也是出乎国民党特务意料的。青年组发动了各工厂青年工友用行动来援助和表示同情，如募捐、送挽联。在职业青年和学生中也发动了募捐和送挽联的活动。还发动舆论，经常供给《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报消息，推动他们作不断的报道。特别利用《新华日报》公开宣传，刊登启事、社论等。动员青年朋友写通讯，寄发到成都和昆明去。当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了特务田凯后，估计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工人取得了胜利。即刻将工作的重点转到进行扩大追悼和送葬活动，继续动员送挽联和花圈，动员工人参加。估计国民党当局为缩小影响，有可能取消步行送葬，偷偷用汽车将胡世合的棺材送走，就特别在职工中间说明坚持步行送葬的重要。结果，职工们仍然达到步行送葬的目的。
胡世合事件中，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特务暴行的斗争。十天内参加吊唁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送来了挽联，成都等地的工人也派代表前来吊唁，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枪毙了行凶特务，并为胡世合举行了公祭！这次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反压迫的斗争热情，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积累了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夺取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有力地促进了重庆乃至整个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谱写了我国工运史上的光辉篇章。
胡世合事件后，南方局青年组还策划编辑了《胡世合工友纪念册》，用“重庆工人联合出版社”的名义印出，广为散发，影响面很广。这是一本36开毛边纸油印的小册子，全书48页，字数不多，但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其中有胡世合惨案的经过情况介绍，有电力公司工会和胡世合家属的控诉，有重庆各界的声援和抗议，有《新华日报》、《新民报》的文章摘录，有谈这场斗争是怎样取得胜利的综合评论，有胡世合挽联的辑录，还有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文章等等。这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现珍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二级文物。
李少石事件
李少石，男，字默农，原名国俊，又名振，广东新会人，1906年生于香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调到香港工作。1929年调往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被调回香港建立联系上海中央和苏区中央的秘密交通站。这时，他与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在香港结婚。婚后，在港岛西环一偏僻地方建站，曾接送过邓小平、蔡畅等共产党领导人。1933年与廖梦醒奉调至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并任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翻译。1934年2月28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提出释放政治犯。8月，李被释放出狱。上海沦陷，他与廖梦醒南下香港，继续为党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与家人避居澳门。1943年春，他奉命调往重庆，化名少石。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周恩来的英文秘书。1944年秋柳亚子来渝后，李少石便经常和他谈诗论学，互赠吟草。
1945年10月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恰逢周恩来赴宴会，李少石便代陪并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在回去途中，汽车开至红岩嘴下土湾时，不慎撞伤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第七连士兵吴应堂，司机不知又未停车，班长田开福情急向汽车鸣枪，子弹射穿了车里李少石的肺部。司机将李少石送往七星岗市民医院抢救后，就逃匿无踪。当晚，张治中正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文艺晚会，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正在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悉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一同赶往医院。李少石终因伤势过重，已于当晚7时45分逝世。
翌日，重庆各大报均以醒目标题刊出李少石“遇害、遭暗杀”新闻。《新华日报》也刊出：“此次偶因送柳亚子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愤慨不已”等语。李少石事件在重庆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立即部署人员调查真相，我党也派同志参与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原来是国民党驻璧山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仍又开回璧山。据带队排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急驰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一气之下，就朝天开了一枪。据当地一家居民说，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有从城里开来的一排军队路过这里，在路边休息时，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纪律很差。或许是休息的士兵占了车道，主要责任肯定在司机，这一点是无疑的。事件一经查清，周恩来即命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钱之光在《新华日报》发表声明：说明是偶发事件，系误伤而非故意所为，并郑重向关心此事的国民党当局及陪都各界人士致谢。
李少石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12日，毛泽东离渝登机前，写下“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题词。现李少石的遗体葬于饶国模“大有农场”内的红岩公墓。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一二·一”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发动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
1945年11月5日，在国民党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立即进行部署，并分别约见重庆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向他们说明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希望他们进一步采取行动，制止内战。11月10日、15日，经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反复商议，决定发起筹组反内战大会。11月19日，重庆各党派及工业、文化各界500余人集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大会在黄炎培主持下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号召全国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立即投入制止内战的斗争。这个组织的成立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开端。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支持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号召。11月下旬，成都5个大学20多个学生社团发表宣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一切盗窃民意和挑拨内战的借口，建立真正的舆论和力量，制止内战。
这些消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师生中传开，许多同学要求对重庆的行动和延安的号召有所表示。中共云南省工委收到反映后，认为应当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运动。但当时云南形势险恶。因为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国民党中央军全面接管龙云所部的防务，省主席由卢汉继任，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在卢汉未到任以前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军事上很快以其嫡系部队第九军军长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中共云南省工委要求活动尽可能合法进行。省工委成员分头与西南联大等校的党组织联系商讨，并在学生中酝酿后，决定召开一次时事座谈会。11月24日，四校联合通知，25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昆明各界青年“反内战时事晚会”，呼吁和平。24日晚，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驻昆明的第5军军长邱清泉宣布不经批准，一律不许开会，并警告云南大学不许把礼堂借给学生使用。中共云南省工委研究决定，不能退却，把会改在联大校园内召开，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周密布置。
11月25日晚，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到会师生除发起的四所大学外，还有昆华、天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另有部分工人、职业青年以及各界人士，共约6000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先后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政治之认识》、《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如何制止内战》的演讲。会议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军派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国民党军警闻讯包围联大，不断鸣枪并掷手榴弹，进行恫吓。次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新闻，造谣污蔑与会爱国师生，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慨。
11月26日起，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委员会，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他们或发表言论表示声援，或捐出钱物，或以行动进行掩护。昆明学生总罢课，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惊慌。他们先是利用三青团破坏罢课，阴谋失败后，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27日，李宗黄召集各大中学校负责人及宪警开会，责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令各校28日复课。同时，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由邱清泉任总指挥，统一指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特务在李宗黄指挥下，遍街殴打爱国学生，闯入学校撕毁壁报，强迫学生复课。
12月1日凌晨，云南省工委从内部情报获悉反动派准备扩大镇压后，及时与学校的党组织联系，商定“逐步缩小战线”，通知各校停止街头活动，学生不要单独外出。然而，12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四名师生遇难，数十人被炸伤、打伤，其中重伤2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血腥的镇压进一步激怒了全昆明的师生，纷纷加入罢课的斗争行列，社会各界也以各种形式给学生以支持和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领导学生在罢课中注意团结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公务员等参与斗争，并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代理省主席、C分子李宗黄和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12月2日，联大举行教授会，一致表示要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4日，全市大中学校教师400余人联合发表《罢课宣言》。12月6日，罢联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有理有据地将惨案真相通告全国，争取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昆明学生的正义行动，首先云南全省各地激起强烈反响。大中学校教师、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昆明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中共各地组织对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在重庆的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最先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了“一二·一”惨案真相的报道。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中国青年的光荣》等数篇社论与短评。解放区各地群众也纷纷集会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的残暴，对学生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的演讲。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是当前全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号召全党和解放区军民“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昆明学生的斗争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学生和教授的斗争表示声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上海、西安、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天津、桂林、贵阳、成都等2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各界民众，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支持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12月6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发言人严厉谴责肇事军政长官；抚慰受害青年，赔偿损失，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撤销特务，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勿再听任军警干涉爱国运动，致生不幸事件。上海各界一万余人在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主持下，还举行了昆明死难烈士追悼会。同日，成渝两地大中学校学生分别成立“一二·一”运动后援会。重庆各团体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8人分别致电声援昆明惨案受难师生，并汇去10万元作为死难学生的安葬费和受伤学生的医疗费。9日，成都大中学生5000余人在华西坝召开追悼死难烈士大会。重庆各界1万人在长安寺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追悼遇难学生。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等与会致祭。
昆明学生运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下，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最终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并将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和警备司令关麟征调离。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师生、社会各界人士三万余人隆重举行了“一二·一”死难烈士出殡游行和遗体安葬仪式。三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将以更加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至此，“一二·一”运动在胜利中结束。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烈士殡葬为止，前后坚持四个月之久。在这一运动中，许多重大行动都是经过西南联大的党组织认真分析研究，或按照云南省工委和南方局的明确指示、具体部署进行的。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它不仅团结、推动了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进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而且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打击并开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这次运动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成为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骨干。
李、闻惨案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团结建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建国的总方针。但国民党却倒行逆施，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准备发动内战。
在全国人民面临团结与分裂、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这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斗中，在此之前的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团结、统一，原则上与党一致的主张。社会活动家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
李公朴，男，江苏常州人，1902年出生。1928年赴美留学，1930年11月回到上海。是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李公朴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1937年11月，与沈钧儒等积极筹建全国抗敌救亡总会。12月，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并成立了全民通讯总社。1938年1月，应山西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被委任为副校长，聘请一些进步学者、教授到民大任教。1938年，李公朴的《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全民抗战》出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敌后与前线之间。11月他到达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工作，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书——《华北敌后——晋察冀》，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2年12月创建北门书屋，1944年创办北门出版社。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工作。1945年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2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初，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学”，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同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为了迎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他参加发起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被选为理事。在政协会议期间，他经常主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在“较场口血案”中，李公朴和郭沫若等人被特务殴伤，送医院治疗。周恩来前往探望时，他表示：“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流点血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李公朴伤势未愈就返回昆明，同闻一多、楚图南等连续三次招待各界人士，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同年5月，社会大学由于国民党当局百般刁难被迫停办，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准备将北门出版社迁至上海，并开始编写《世界教育史》。此时李公朴和闻一多都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李公朴、闻一多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却招致了国民党特务的仇视。昆明国民党特务机关拟订了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计划。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枪杀，12日清晨在医院逝世。临终前，他大骂国民党“卑鄙！卑鄙！”并沉痛地说：“为民主，为民主！”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男，湖北浠水人，1899年出生。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5月回国。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1945年，昆明学生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闻一多走在“一二·一”四烈士出殡的前列向国民党示威抗议。在公葬典礼上，他怀着满腔义愤，激情地致辞：“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追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辈子还要追！”并亲自撰写挽诗和《“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公朴遇难后，闻一多挺身而出，多次公开讲演“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民主战士站起来！”15日，昆明各界为李公朴开追悼会，由闻一多主持。他在会上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的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得看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毅然声明：“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下午，他到《民主周刊》社，出席民盟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在这天，在回家的路上，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十多枪，当即身死，时年四十七岁。护送他回家的长子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保护，也身受重伤。
国民党特务在不到一周内连续的两起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个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迅猛地展开了。毛泽东、朱德，分别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发来唁电，对李、闻遇害表示深切哀悼，表彰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的精神，并希望全国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我们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二先生地下之灵。”其他各社团、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及加拿大、美国的和平人士纷纷致电或集会声讨国民党的血腥暴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集会隆重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二位烈士。在上海各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人何话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难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伊始，国民党就一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这是一起严重的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重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一场反内战、反独裁的激烈斗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承认了“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了结束“训政”，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是，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是既定的：就是要打内战。重庆谈判期间和《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不断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遭到我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1945年底，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激起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使蒋介石感到发动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好，需要继续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不得已而为之，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历经二十三天的复杂斗争通过的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各种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了动员人民群众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履行政协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中国劳动协会等二十三个团体发起组成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筹备举行庆祝大会。筹备会成立后，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决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半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并于2月7日分别致函重庆市政府和重庆市警察局，洽假较场口广场作为会场。筹备会推荐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二十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做总指挥，并向大会报告筹备经过。邀请政协全体代表莅会指导，请政协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人到会演讲，并函请各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筹备会曾三次扩大参加成员，并将筹备情况随时披露报端。对国民党市党部掌握的市农会、市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早在筹备之初就发出通知，函邀他们参加筹备会。但该等团体始终未派人出席。及至大会召开前夕，9日深夜10时，中统等始携带由农会领衔而未盖公章的八团体公函闯进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住宅，声称要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章即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出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刘野樵当面撒谎道：“通知仅三团体接到”。章乃器再问：“既接通知，何以始终未派人出席？”彼等支吾其词，无以所答。章当晚即商诸其他筹备委员，临时多预备主席团标志，以便次日接纳彼等参加。就在刘野樵等衅端初露之时，一个血洗较场口、破坏大会的阴谋已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由中统和其他黑暗势力策划，布置就绪了。
2月8日上午9时，由中统头子、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出面召集，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会议室召开密会，这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密谋决策后，召开的一次秘密行动会议。出席人员有中统、三青团头子，列席人员有国民党重庆地区的军、警、宪、特头子和国民党御用团体的头子刘野樵等人。会议以“转变会议内容”“遏止反动言论，以戢邪乱”为宗旨，研究了破坏庆祝大会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10日晨8时许，刘野樵等，纠集特务打手数百人抢先进入会场，占据了大会主席台及其周围地方，还拉来了一个未经大会邀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响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较场口一时旗帜飘扬，万头攒动。中国农业协会、中国经济建设协会、中国劳动协会、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等20余团体的队伍陆续来到。大会尚未开始，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在刘野樵、吴人初率领下对会场进行捣乱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等上前交涉时，特务暴徒一拥而上，打伤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和与会群众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在特务暴徒有计划有组织行凶捣乱的情况下，筹备会原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和被邀到会的部分政协代表只好含愤退出会场。参加大会的各团体和群众与暴徒对峙一阵后也撤离会场。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特务已开始行凶，被阻场外。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径自离去。此时会场上剩下的几百特务打手，盗用大会名义继续开会，还拉了中央社、《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蜀报》的几个反动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串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滑稽剧。
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团结民主力量，推动着斗争迅速发展。较场口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即同邓颖超、廖承志携带中共代表团慰问信和鲜花，到市民医院慰问受伤的民主战士。晚上八时许，周恩来出席了民盟代表团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十一人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血案，并推举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李烛尘往见蒋介石要求调查血案真相，提出解决办法。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喉舌，在指导这场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特殊作用。2月11日，《新华日报》以翔实的报道揭示了较场口事件的真相，并发表题为《较场口暴行》的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认真查办主凶”。针对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报道，《新华日报》率先给以无情的揭露，发表题为《恳切的忠告》的社论。据不完全统计，《新华日报》从2月11日至4月底就较场口事件发表的社论、报道、公开信、启事、政论、杂文共120余种，发挥了突出的主导作用。
解放区人民关注和支持山城人民的斗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法西斯派实行恐怖的自由》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较场口事件的实质，号召人民为消灭法西斯的恐怖而再接再厉地斗争。延安各界人士林伯渠、徐特立等二十五人联名发出通电，严斥特务暴行，并推举黄齐生先生专程赴重庆慰问受伤的民主战士。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重庆新闻、文化界立即作出反应。十日下午《民主报》号外、《大公报》、《新民报》及时披露了较场口事件的概况。继后，全市十七家报纸有十一家对血案真相作了报道。2月11日、13日，《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南京晚报》等八家报纸的四十二名外勤记者，两次联名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批驳和抗议国民党宣传机构制造的无耻谎言。接着重庆新闻从业人员二百二十人，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忠实报导》的意见书。《中原》、《希望》、《文艺》、《文哨》四杂志社发表《对较场口血案的意见》。《世界知识》、《中学生》等二十家杂志联合编印了《为陪都血案争取人权联合增刊》。2月15日，戏剧界盛大集会，通过了严惩肇事凶手，取消特务机关，声援“二·一〇”血案的决议案，并由郑君里、阳翰笙共一百四十五人联名致函慰问受伤民主人士。2月17日，文化界人士力杨、王亚平、巴金、田汉、茅盾、何其芳等一百五十二人联名发表“为‘二·一〇’血案告国人书”。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城人民迅速起来支持民主战士的正义斗争。重庆民生机器厂、申新纺厂、中南橡胶厂等四十七个工厂的工人筹组了“陪都工人二·一〇血案后援会”，北碚二万多工人成立了后援分会。中华论坛之友社、中国学生导报社、社会大学自治会，星海合唱团等十一个青年团体组织了“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后援会”。中央工校、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省立教育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团体联名发表“为陪都‘二·一〇’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喊出了青年学生的正义呼声，几天之中新华日报代收转交的各界群众慰劳受伤人士的捐款就达三十多万。山城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声援。成都、昆明等地举行万人大游行。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和各解放区，纷纷举行集会，发出慰问函电。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民主运动震撼陪都，席卷全国。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1946年的头几个月中，这场斗争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形态，就是围绕政治协商会议和政协协议而发生的激烈斗争。较场口事件是这段风云迭起，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蒋介石国民党在刚刚签订政协协定之时就着手撕毁它，向着发动全面内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二·二二”事件
1946年2月22日，较场口事件刚刚过后十二天，国民党中统特务利用青少年的爱国心理，借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一万多人，举行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一面呼喊反苏反共口号，一面扔石头，并向设在重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冲去。暴徒们从一楼打砸到四楼，疯狂捣毁楼内所有设施，将书刊撕碎撒得满地都是，并将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徐君曼和职员管佑民打伤，就连六名“维持治安”的警察也遭到殴打。这一天，同时被毁的还有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馆。同日，成都《新华日报》营业部亦遭国民党特务、流氓捣毁。
当时，东北地区有国民党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还有苏联军队和日伪残余势力，情况复杂。在那里发生的纠纷，外面的人一时不易弄清真相。这一时期在东北发生的几件事情都难以判明真相：一是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工程师张莘夫等七人被杀害。从国民党传出的消息，说张莘夫是被苏军杀的，或说是中共杀的。而《新华日报》几次刊登的苏方声明，则说是国民党联合日伪残余分子杀的。二是苏军搬走东北一些工厂的机器。据合众社2月25日电讯，沈阳苏军司令招待记者时说：搬走机器是根据美英苏三国的协定，理由是：“东北之作战工业，不能予以存留，因而苏军搬去若干前日本军火厂之重要机器及装备。”同时传说一些苏军抢劫东北人民财物，污辱妇女。三是说苏军没有按时撤离东北。当时，正值蒙古宣布独立。人们认为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是苏联策划并得到中共支持的，是中共伙同苏联在东北侵犯中国人的利益。
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砸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发言重点不在提出抗议，而是替国民党当局惋惜未能制止这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他说：“我们还懂得，这种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一部分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一方面想制造事件来破坏政府和蒋主席的威信……”接着他又说：“现在也是考验国民党和政府是否有控制国民党内反动派和政府内阴谋分子的能力的时候。”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国民党内并非“铁板一块”的情况而发的。中共代表团和民主同盟中央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政府当局立即制止排外阴谋活动，解散特务组织，严惩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证民生秩序。同时公开声明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是有区别的，中共绝不把不明真相的青年与特务暴徒等同看待。中共将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在我党严正抗议和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一案件，至4月5日宣判，将凶犯宋跃仁等判处有期徒刑。宣判毕，《新华日报》代表于刚当场声明指出：此案是一个重大政治案件，虽已捕凶犯并已宣判，但事件本身并未真正解决。解决本案之关键在于国民党政府是否采取负责态度，认真做到：
（1）严惩凶犯，追究同案主犯；
（2）赔偿全部损失并道歉；
（3）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