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重庆第一富流落巴西
巴西的严冬，虽属大洋气候也是够寒冷的。夜幕低垂的巴西首都一条小街上，风雪中蹒跚地走来一个老人，乱草似的满头银发和纠结在一起的髭须把一张瘦削肮脏的脸挤得更窄，只露出两个沉陷的眼窝。他佝偻着身子蜷缩在一件破烂的厚呢大衣里，左臂挽个竹篮，右手扶条竹仗，找一处避风的角落蹲下来，手提半瓶酒，两个煮鸡蛋，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嘿，真没想到我潘二会走到这一步，家败人亡命，孑然一身，孤老无依，在异国他乡沦为乞丐，嘿，嘿嘿。”这天正是1981年1月10日，潘二80大寿啊！一股寒风当头灌来，他张开的嘴没能闭上就一头栽倒在地，酒瓶摔破，竹篮踢翻，僵住的脸上深陷的眼窝还留着泪痕。
潘二是三四十年代在成渝两地的金融界红极一时的亿万大亨，重庆市长潘文华（潘大）的同父异母二弟潘昌犹，人称“重庆第一富”。这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默默无闻到走红，红得发紫，最后到流浪异邦沦为乞丐。
潘昌犹是川西仁寿县文公乡人。其父为佃农潘在田，先娶妻江氏生潘文华，江氏病殁而续娶张氏，生昌犹及再英。文华9岁由张氏抚养，未几潘在田逝世，靠张氏给地主干活养家糊口，生活艰苦。
潘文华是个孝子，1939年2月重庆建市，潘首任市长后，即将继母张氏与两弟迁来重庆。潘昌犹时已27岁，仅念过私塾，当过店员，精通算盘，不久与仁寿同乡在重庆开了家中孚钱庄。潘大见二弟是个实干家，很高兴，便派其至市府管金库并兼任奖券所所长。当时发行的公益奖券，以抽签开奖赚市民钱财。
潘二从中吞食巨款，初尝甜头，便乘次年市政府开辟市区，修建公路之机，将原委托银行办理的房捐、营业税、花捐、码头捐、娱乐捐、宴席捐等开征款项收回，由市府出面开办“市民银行”办理。银行由市府秘书长石体元、市商会会长温少鹤筹备，并内定石代表官方的董事长，商会派人当总经理。潘二通过乃母向潘大求此职，潘文华无奈，便对石体元说：“石秘书长，你政务繁忙，能否培养我兄弟去负责银行？”石体元一点就通，又考虑到潘二在商界、银行界毫无名气，便建议由商会会长任董事长，潘二代表官方当总经理实际负责。虽多人不服，也没办法。股金为 50万，官股（市政府）占1/5，商股占4/5；董事长温少鹤（商会会长），董事有盐商会长曾子唯、总商会常理赵资生、钱帮会长连式之、匹纱会长邓子文，还有社会局长、财政局长等。手续办好，南京的立案也批了下来。潘二当上了市民银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自知银行的业务管理知识欠缺，为了弥补，除聘了几个熟手为副理、襄理、协理外，还以培养银行职工为名，办了个“商人夜校”，请经济教授、银行专家讲课，自己以学监（校长）为名，每晚必到，比学员听课还认真。如此不仅培训了一批班底，自己也充实了起来。
在谋士的帮助下，他利用官方的权利，由银行印发 1角― 5角的辅币券，以此代替铜圆，很受市民欢迎，称为“市钞”，发行到 130万元。如此一笔巨大的营运资金，获利极大。当时重庆还很封建，川军里大中小各级军阀夫人太太，手中有钱就是不习惯上街去存银行，潘二在市中心地区设“妇女储蓄部”，用女职员宣传存款有利息，专门接待女顾主，收效颇大。妇女存款具有号召力，为开社会新风气之先，经过几年仅此一无名小卒，跃上了重庆银行公会会长及商会会长的宝座。他还乘市民银行改组之机，在潘市长卸任前夕，收买了官股（实则干股），另行注册，改名为“重庆商业银行”，官商全办变成了商办，进一步吞并商股，整个银行基本变成他个人的银行了，位列六大银行之一，他也成了金融巨子。
刘湘于1938年元月病死于武汉，由于潘文华有条件的支持王缵绪当上四川省主席，条件是由潘二出任川省银行总经理。省行不像市行，潘二虽掌大权，却还有省主席王缵绪的军需处长郭松年，女婿熊觉梦为副襄理，还有“甫系”掌管财政的刘航琛和“甫系”要人唐式遵也插手其间。肥水田大家有份，互相勾结，由于人事复杂，管理混乱，流弊丛生。后来，省行存款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卷入，曾一度增支。省行主要是依赖全省田赋，致使川省各县农民负荷沉重，对此省议会议员提出了质询。
潘昌犹利用职权，不断套用省行大量资金，养肥了市行和他所经营的公司。1938年，他就任省行总经理不久，便把原市银行投资的省水泥公司、市自来水公司30万的股票转移为省行投资，把市行呆滞的投资化活动资金。
根据账册记载，他在省行先后8年，以“活期存放同业”科目，市行得到了3000万元，一步步地把公有财产变为私有。
潘二套用省行资金的方式很多，花样翻新，抗战时期轰动全川的美金公债大舞弊案，就是他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将公债一百数十万美元，绝大部分囊括为已有。结果是重庆有人揭发，省议会也提出要查办。潘昌犹见事情要败露，只得四处送红包，吐出1000两黄金，才换回贪污证据。仅当时的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就分得黄金250两。潘二在成都花了不少钱仍然搁不平，最后由潘大出面，以川黔湘鄂绥靖公署军饷不足的借口，将此项公债金额作为补助以此上报财政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潘文华有八拜之交，大笔一挥就报销了。
因有潘大与孔祥熙的关系，潘二也成为“四大家族”门下的一员，帮助孔氏搜刮民财有功，财政部这才放了他一马，使得哄动一时的陪都大贪污案如此解决了结。
潘二又被人称为“实业家”，他利用银行投资兴办实业，据统计有 125家，就在 1949年转让或股本卖出后剩下的 72家中，由潘二任董事长的有 15家，任常董的有 3家，任总经理的有 2家，任董事的有 30余家。他当董事长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常董也是他说了算，如自来水公司，他一两天必到一次。又如允丰正酒业公司，他本为董事长，为拉孔祥熙，把孔的亲信作过财政部司长的牟幼平推为董事长，他自任董事，这就使他在孔祥熙处畅通无阻。抗战胜利后，潘二向上海发展，但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他感觉敏锐，从 1947― 1949年三年内，不断有计划的将资金外移。开始十分隐蔽，移至上海法币 10425亿元，相继又在汉口、南京、广州等地设分行。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后，他抽资走港，移往国外更为迫切，并把儿子潘清尧和儿媳何岗陵（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之女）送往美国读书。潘子去时，把他多年移至香港的外汇全部带至美国。
潘二回重庆后，一面贱价出卖田产、房产，一面把他 72家公司的资金抽走。这些公司是靠重行投资的，以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获利甚丰的。大型的有自来水公司、水泥厂、盐号、纱厂、酒业，都是潘家实力派支持下的实业。所以，人们吹捧他是“金融界第一大亨，实业巨子”。这些实业包括银行被他抽成空壳，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上海解放后，潘二携其所有金银珠宝逃往广州，被重庆银行的高级职 员发觉，以副总经理为首，群起反对，潘二才不得不由香港发回港币 40多万元来补空，暂时搁平。
1942年夏，重庆还发生过“十行庄本票案”。本票是银行发的代金券，可在市面通用。重行的本票是“空头”，兑不了现的。潘二以此维持了几个要垮的企业。潘二全家已迁香港，在九龙太子道买房居住。他已不是“土财神”了，他的长衫大褂，叶子烟杆已经换上西服，抽 555牌香烟，喝咖啡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财神，随着腰缠充实，政治地位也变了。起初是重庆市临参会的参议员，后又成为仅有三分之一的代表陪都的中央特任“国民参政员”，继而被遴选为中央“立法委员”，1947年又改选为代表重庆的 “立法委员”。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他已走上了顶峰。
在国民党内，他是站在四川实力派上反蒋的。国民党选举总统时，关键是副总统选谁？蒋介石意属孙科，反对派则要选李宗仁，潘二在南京不惜重金活动川康两省代表，拉票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8年 3月 18日，洛阳解放，国民党竟派飞机对洛阳进行轰炸，百姓死伤甚重。南京有 40多位立委，联名抗议蒋介石，要求停止轰炸，潘二就是其中之一。成都解放前夕，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起义，潘二也是参与其事的。
这些都决定了潘二不能去台湾。1950年 1月 12日初潘再去香港，次年九月返回北京，他对形势很敏感，1951年 3月初再去香港，从此一去不返。在港的六年并不安静，一些成渝逃港的人，不管认识与否，皆以流落异乡生活无着向其伸手。作为同乡的“财神”又不得不应付，使他不胜其烦，于是乘巴西在港招商开发之机，去了巴西，算是移民。
潘二在巴西，天时、地利、人和全不沾，没有后台，语言不通，渐次走上绝境。家人先后死了，拥有重金在美国的儿子对他置之不理，以致使这位重庆第一富流落异邦街头，心力交瘁，贫病交加，最终在 80岁生日那天，倒毙在寒风凛冽的冷巷中。
一代呼风唤雨的金融寡头，曾几何时会料到竟如此凄凉的下场呢？惜乎？悲矣！
潘二是三四十年代在成渝两地的金融界红极一时的亿万大亨，重庆市长潘文华（潘大）的同父异母二弟潘昌犹，人称“重庆第一富”。这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默默无闻到走红，红得发紫，最后到流浪异邦沦为乞丐。
潘昌犹是川西仁寿县文公乡人。其父为佃农潘在田，先娶妻江氏生潘文华，江氏病殁而续娶张氏，生昌犹及再英。文华9岁由张氏抚养，未几潘在田逝世，靠张氏给地主干活养家糊口，生活艰苦。
潘文华是个孝子，1939年2月重庆建市，潘首任市长后，即将继母张氏与两弟迁来重庆。潘昌犹时已27岁，仅念过私塾，当过店员，精通算盘，不久与仁寿同乡在重庆开了家中孚钱庄。潘大见二弟是个实干家，很高兴，便派其至市府管金库并兼任奖券所所长。当时发行的公益奖券，以抽签开奖赚市民钱财。
潘二从中吞食巨款，初尝甜头，便乘次年市政府开辟市区，修建公路之机，将原委托银行办理的房捐、营业税、花捐、码头捐、娱乐捐、宴席捐等开征款项收回，由市府出面开办“市民银行”办理。银行由市府秘书长石体元、市商会会长温少鹤筹备，并内定石代表官方的董事长，商会派人当总经理。潘二通过乃母向潘大求此职，潘文华无奈，便对石体元说：“石秘书长，你政务繁忙，能否培养我兄弟去负责银行？”石体元一点就通，又考虑到潘二在商界、银行界毫无名气，便建议由商会会长任董事长，潘二代表官方当总经理实际负责。虽多人不服，也没办法。股金为 50万，官股（市政府）占1/5，商股占4/5；董事长温少鹤（商会会长），董事有盐商会长曾子唯、总商会常理赵资生、钱帮会长连式之、匹纱会长邓子文，还有社会局长、财政局长等。手续办好，南京的立案也批了下来。潘二当上了市民银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自知银行的业务管理知识欠缺，为了弥补，除聘了几个熟手为副理、襄理、协理外，还以培养银行职工为名，办了个“商人夜校”，请经济教授、银行专家讲课，自己以学监（校长）为名，每晚必到，比学员听课还认真。如此不仅培训了一批班底，自己也充实了起来。
在谋士的帮助下，他利用官方的权利，由银行印发 1角― 5角的辅币券，以此代替铜圆，很受市民欢迎，称为“市钞”，发行到 130万元。如此一笔巨大的营运资金，获利极大。当时重庆还很封建，川军里大中小各级军阀夫人太太，手中有钱就是不习惯上街去存银行，潘二在市中心地区设“妇女储蓄部”，用女职员宣传存款有利息，专门接待女顾主，收效颇大。妇女存款具有号召力，为开社会新风气之先，经过几年仅此一无名小卒，跃上了重庆银行公会会长及商会会长的宝座。他还乘市民银行改组之机，在潘市长卸任前夕，收买了官股（实则干股），另行注册，改名为“重庆商业银行”，官商全办变成了商办，进一步吞并商股，整个银行基本变成他个人的银行了，位列六大银行之一，他也成了金融巨子。
刘湘于1938年元月病死于武汉，由于潘文华有条件的支持王缵绪当上四川省主席，条件是由潘二出任川省银行总经理。省行不像市行，潘二虽掌大权，却还有省主席王缵绪的军需处长郭松年，女婿熊觉梦为副襄理，还有“甫系”掌管财政的刘航琛和“甫系”要人唐式遵也插手其间。肥水田大家有份，互相勾结，由于人事复杂，管理混乱，流弊丛生。后来，省行存款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卷入，曾一度增支。省行主要是依赖全省田赋，致使川省各县农民负荷沉重，对此省议会议员提出了质询。
潘昌犹利用职权，不断套用省行大量资金，养肥了市行和他所经营的公司。1938年，他就任省行总经理不久，便把原市银行投资的省水泥公司、市自来水公司30万的股票转移为省行投资，把市行呆滞的投资化活动资金。
根据账册记载，他在省行先后8年，以“活期存放同业”科目，市行得到了3000万元，一步步地把公有财产变为私有。
潘二套用省行资金的方式很多，花样翻新，抗战时期轰动全川的美金公债大舞弊案，就是他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将公债一百数十万美元，绝大部分囊括为已有。结果是重庆有人揭发，省议会也提出要查办。潘昌犹见事情要败露，只得四处送红包，吐出1000两黄金，才换回贪污证据。仅当时的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就分得黄金250两。潘二在成都花了不少钱仍然搁不平，最后由潘大出面，以川黔湘鄂绥靖公署军饷不足的借口，将此项公债金额作为补助以此上报财政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潘文华有八拜之交，大笔一挥就报销了。
因有潘大与孔祥熙的关系，潘二也成为“四大家族”门下的一员，帮助孔氏搜刮民财有功，财政部这才放了他一马，使得哄动一时的陪都大贪污案如此解决了结。
潘二又被人称为“实业家”，他利用银行投资兴办实业，据统计有 125家，就在 1949年转让或股本卖出后剩下的 72家中，由潘二任董事长的有 15家，任常董的有 3家，任总经理的有 2家，任董事的有 30余家。他当董事长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常董也是他说了算，如自来水公司，他一两天必到一次。又如允丰正酒业公司，他本为董事长，为拉孔祥熙，把孔的亲信作过财政部司长的牟幼平推为董事长，他自任董事，这就使他在孔祥熙处畅通无阻。抗战胜利后，潘二向上海发展，但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他感觉敏锐，从 1947― 1949年三年内，不断有计划的将资金外移。开始十分隐蔽，移至上海法币 10425亿元，相继又在汉口、南京、广州等地设分行。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后，他抽资走港，移往国外更为迫切，并把儿子潘清尧和儿媳何岗陵（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之女）送往美国读书。潘子去时，把他多年移至香港的外汇全部带至美国。
潘二回重庆后，一面贱价出卖田产、房产，一面把他 72家公司的资金抽走。这些公司是靠重行投资的，以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获利甚丰的。大型的有自来水公司、水泥厂、盐号、纱厂、酒业，都是潘家实力派支持下的实业。所以，人们吹捧他是“金融界第一大亨，实业巨子”。这些实业包括银行被他抽成空壳，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上海解放后，潘二携其所有金银珠宝逃往广州，被重庆银行的高级职 员发觉，以副总经理为首，群起反对，潘二才不得不由香港发回港币 40多万元来补空，暂时搁平。
1942年夏，重庆还发生过“十行庄本票案”。本票是银行发的代金券，可在市面通用。重行的本票是“空头”，兑不了现的。潘二以此维持了几个要垮的企业。潘二全家已迁香港，在九龙太子道买房居住。他已不是“土财神”了，他的长衫大褂，叶子烟杆已经换上西服，抽 555牌香烟，喝咖啡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财神，随着腰缠充实，政治地位也变了。起初是重庆市临参会的参议员，后又成为仅有三分之一的代表陪都的中央特任“国民参政员”，继而被遴选为中央“立法委员”，1947年又改选为代表重庆的 “立法委员”。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他已走上了顶峰。
在国民党内，他是站在四川实力派上反蒋的。国民党选举总统时，关键是副总统选谁？蒋介石意属孙科，反对派则要选李宗仁，潘二在南京不惜重金活动川康两省代表，拉票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8年 3月 18日，洛阳解放，国民党竟派飞机对洛阳进行轰炸，百姓死伤甚重。南京有 40多位立委，联名抗议蒋介石，要求停止轰炸，潘二就是其中之一。成都解放前夕，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起义，潘二也是参与其事的。
这些都决定了潘二不能去台湾。1950年 1月 12日初潘再去香港，次年九月返回北京，他对形势很敏感，1951年 3月初再去香港，从此一去不返。在港的六年并不安静，一些成渝逃港的人，不管认识与否，皆以流落异乡生活无着向其伸手。作为同乡的“财神”又不得不应付，使他不胜其烦，于是乘巴西在港招商开发之机，去了巴西，算是移民。
潘二在巴西，天时、地利、人和全不沾，没有后台，语言不通，渐次走上绝境。家人先后死了，拥有重金在美国的儿子对他置之不理，以致使这位重庆第一富流落异邦街头，心力交瘁，贫病交加，最终在 80岁生日那天，倒毙在寒风凛冽的冷巷中。
一代呼风唤雨的金融寡头，曾几何时会料到竟如此凄凉的下场呢？惜乎？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