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五四”健将罗家伦庸碌一生
罗家伦，字杰希，笔名单字毅，原籍浙江绍兴， 1896年生于江西进贤县。父亲罗传珍在进贤县任知县。其时，江西新军内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布政使主张兴大狱彻底肃清；传珍闻之甚为不满，他主张对革命党人宽宏为上，实传珍同情革命。罗家伦不幸九岁丧母，彼与两妹均由父亲管教。一日，父亲袖藏邹容《革命军》一书回来，令罗细读，以此影响他早怀革命之志。辛亥革命成功后，罗家伦于1914年已在复旦公学业六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并与傅斯年、顾颉刚、段锡朋等同学过从甚密。时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乃与傅斯年、康自情创办《新潮》月刊，于 1919年 8月在北京出版，用新标准估量旧文化，用新文学宣扬新人生，以新态度改进新社会，故尔杂志风行一时。五月四日北京发生学潮，这个杂志称之为“五四运动”，在向政府请愿中，罗家伦被推为学生代表，到各使馆递交意见书，因而被人颂为“五四运动的时代健将”。
1920年，金融巨子穆藕初（抗战时任陪都农本局局长）捐款北大学生赴美留学，罗家伦被选入美国普林斯登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1922年，由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次年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两年后又到法国读巴黎大学，仍主修历史与哲学，并有计划地收集中外史料，以便研究中国近代史。
1926年返国，这是罗家伦一生的最关键时刻。
此时，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野心勃勃，大肆网罗从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为己用。罗家伦却热心当官，被蒋聘为总司令部参议。蒋介石在总司令部成立编辑委员会时，罗受聘为委员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入党当官的典型人物。
1927年，蒋介石开始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初期，创办了“中央党务学校”，自任筹备主任，罗被指定为副主任。学校建成，蒋为校长，罗为实际负责的教育长。罗本一书生，想当官又不会当官，又不会办学，更不会办党务学校。
1928，罗被调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长，随军北伐。八月，清华学校扩大改为国立，罗被任命为校长。9月 18日，清华大学宣布停止旧制，全部毕业生以派遣留学办法，代之以公开的考试，选拔成绩优秀者出国深造，并将清华教育基金会移交给中华文教基金会代管，直辖教育部纳入国立大学正规化。
1931年，蒋介石又要他到党校扩大改为“中央政校”去任代理教育长（老蒋为校长）。不久又调罗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这是国民党大学体系的最高学府，1937年底迁至重庆沙坪坝。
罗家伦在重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新人生观》，该书搜集了不少古今中外资料，算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一章《论中国运动家之风度》，批评中国武术界粗鲁野蛮，到处寻衅斗殴，制造流血事件，尽力鼓吹英美的体育运动。可见此人研究历史多年，满脑袋装的是欧美西洋货色，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知识贫乏得可怜，以致张口就是黄腔，无知得令人可笑，数典忘祖得可悲！
中国武术在抗战时期被国人共誉为国之瑰宝，称为“国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高知识的武术家，如万籁天、郑曼青等，对罗家伦把中国武术视为江湖卖艺，加以鄙弃非常不满，也纷纷著文批评罗在《新人生观》中的谬论。一时间，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罗家伦当官的兴趣极为浓厚，除大学校长、教务长等等之外，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1935年 11月 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六中全会。中委会合影，罗也坐上了头排，一个摄影记者突然向汪精卫连开数枪，会场当即大乱，人们东逃西窜。罗家伦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钻进厕所，竟把他胸前佩带的红绸出席条及国民党党证，全都扔进了厕所。会场保安人员见他躲在厕所里鬼鬼祟祟的，又无任何证章疑为凶手就将之抓了起来。后弄清楚身份才放掉，这件事竟成了那次大会的一段小小插曲。
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后，被任命为滇黔考察团团长，负安抚西南民众之责。返渝后，于 1943年又奉命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月带了一批人马由重庆出发。其时国民党还派了一批党务人员，如中委梁寒操、高惜冰、彭昭贤等进入新疆。抗战时期被称为“新疆魔王”的盛世才，本已经投靠了重庆，但他一发现有国民党的人进入了他的“王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怒之下，又制造了“有人阴谋暴动”的借口，把国民党派到各报社的人员抓了起来。夜里督办公署里传出枪毙人的声音，使得重庆派去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个由重庆派到新疆来的中央大学女学生，跑来找到罗家伦，说她的丈夫在新疆学院教书，被盛世才抓了，要求援救。罗家伦身为监察使，早已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一副狠狈相，哪敢过问？他躲在家中门都不敢外出，生怕哪一天厄运会落到自己头上。
此时，重庆派来了与盛世才私交较深的军方大员朱绍良，与盛世才谈判。朱返渝时，罗家伦前往机场送行，竟然强行上机，与朱一起回到重庆。罗到重庆居然毫无愧色地宣称，他在新疆三个月，对大西北的建设，将拿出规划报告 14帙。
日本投降后，罗由重庆赴伦敦参加联合国筹设的文化教育科学组织会议。复员南京后，又出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 2月奉命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 12月 30日，印度最早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罗只有下旗返台，定居台北。他当过一任“考试院长”，又改任“国史馆长”兼“党史主任”。1969年因病去世，享年 72岁。罗家伦其人，读书很多，庸碌一生，治学不成，当官无能，宦海沉浮，虚有其名。台湾学者后来对罗的评价是：促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不无贡献；但其自我表现太甚，又过份热衷政治，更患得患失，后期主持国史馆，极少成绩且有错误，因此社会评价不高。由此可见一个为学不治学，当官无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悲哀结局。
1920年，金融巨子穆藕初（抗战时任陪都农本局局长）捐款北大学生赴美留学，罗家伦被选入美国普林斯登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1922年，由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次年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两年后又到法国读巴黎大学，仍主修历史与哲学，并有计划地收集中外史料，以便研究中国近代史。
1926年返国，这是罗家伦一生的最关键时刻。
此时，蒋介石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野心勃勃，大肆网罗从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为己用。罗家伦却热心当官，被蒋聘为总司令部参议。蒋介石在总司令部成立编辑委员会时，罗受聘为委员长，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入党当官的典型人物。
1927年，蒋介石开始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初期，创办了“中央党务学校”，自任筹备主任，罗被指定为副主任。学校建成，蒋为校长，罗为实际负责的教育长。罗本一书生，想当官又不会当官，又不会办学，更不会办党务学校。
1928，罗被调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处长，随军北伐。八月，清华学校扩大改为国立，罗被任命为校长。9月 18日，清华大学宣布停止旧制，全部毕业生以派遣留学办法，代之以公开的考试，选拔成绩优秀者出国深造，并将清华教育基金会移交给中华文教基金会代管，直辖教育部纳入国立大学正规化。
1931年，蒋介石又要他到党校扩大改为“中央政校”去任代理教育长（老蒋为校长）。不久又调罗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这是国民党大学体系的最高学府，1937年底迁至重庆沙坪坝。
罗家伦在重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新人生观》，该书搜集了不少古今中外资料，算是他的得意之作。其中一章《论中国运动家之风度》，批评中国武术界粗鲁野蛮，到处寻衅斗殴，制造流血事件，尽力鼓吹英美的体育运动。可见此人研究历史多年，满脑袋装的是欧美西洋货色，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知识贫乏得可怜，以致张口就是黄腔，无知得令人可笑，数典忘祖得可悲！
中国武术在抗战时期被国人共誉为国之瑰宝，称为“国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高知识的武术家，如万籁天、郑曼青等，对罗家伦把中国武术视为江湖卖艺，加以鄙弃非常不满，也纷纷著文批评罗在《新人生观》中的谬论。一时间，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罗家伦当官的兴趣极为浓厚，除大学校长、教务长等等之外，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1935年 11月 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六中全会。中委会合影，罗也坐上了头排，一个摄影记者突然向汪精卫连开数枪，会场当即大乱，人们东逃西窜。罗家伦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钻进厕所，竟把他胸前佩带的红绸出席条及国民党党证，全都扔进了厕所。会场保安人员见他躲在厕所里鬼鬼祟祟的，又无任何证章疑为凶手就将之抓了起来。后弄清楚身份才放掉，这件事竟成了那次大会的一段小小插曲。
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后，被任命为滇黔考察团团长，负安抚西南民众之责。返渝后，于 1943年又奉命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月带了一批人马由重庆出发。其时国民党还派了一批党务人员，如中委梁寒操、高惜冰、彭昭贤等进入新疆。抗战时期被称为“新疆魔王”的盛世才，本已经投靠了重庆，但他一发现有国民党的人进入了他的“王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一怒之下，又制造了“有人阴谋暴动”的借口，把国民党派到各报社的人员抓了起来。夜里督办公署里传出枪毙人的声音，使得重庆派去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个由重庆派到新疆来的中央大学女学生，跑来找到罗家伦，说她的丈夫在新疆学院教书，被盛世才抓了，要求援救。罗家伦身为监察使，早已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一副狠狈相，哪敢过问？他躲在家中门都不敢外出，生怕哪一天厄运会落到自己头上。
此时，重庆派来了与盛世才私交较深的军方大员朱绍良，与盛世才谈判。朱返渝时，罗家伦前往机场送行，竟然强行上机，与朱一起回到重庆。罗到重庆居然毫无愧色地宣称，他在新疆三个月，对大西北的建设，将拿出规划报告 14帙。
日本投降后，罗由重庆赴伦敦参加联合国筹设的文化教育科学组织会议。复员南京后，又出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 2月奉命任驻印度大使，1949年 12月 30日，印度最早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罗只有下旗返台，定居台北。他当过一任“考试院长”，又改任“国史馆长”兼“党史主任”。1969年因病去世，享年 72岁。罗家伦其人，读书很多，庸碌一生，治学不成，当官无能，宦海沉浮，虚有其名。台湾学者后来对罗的评价是：促进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不无贡献；但其自我表现太甚，又过份热衷政治，更患得患失，后期主持国史馆，极少成绩且有错误，因此社会评价不高。由此可见一个为学不治学，当官无作为的知识分子的悲哀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