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打滚部长”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学习美术专业。与一法国女子结婚，妻子起中国名字郭淑媛。
张道藩在法国巴黎时结识了陈立夫，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当时未曾料到，这一步却是他发迹的开始，使他以后成为国民党 CC系的重要人物。
CC的前身是秘密的“七人团”，又称“青白团”（取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之意），除陈氏兄弟外有余井塘（江苏）、张厉生（河北）、叶秀峰（江苏）、徐恩曾（浙江）、张道藩（贵州）。“青白团”以后设“中央俱乐部”。北伐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向西南扩展，受到川、康、黔地方势力在实际上的抗拒。表面上接受国民政府节制，挂国民党旗子，喊拥护蒋介石的口号，实则仍然是独霸一方，各行其是，对国民党中央阳奉阴违，暗中抵制。在地方军阀周西城把持贵州军政大权期间，蒋介石派人入黔组织“省党部”，周西城提出条件是由他本人办理。据说周一声令下，贵阳市和贵州几个县的国民党党部一下就成立了，党员就达到数万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抽大烟的、叫化子……都成了国民党党员，令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啼笑皆非。
陈果夫在组织部下设“党务调查科”，开始由陈立夫为科长，“七人团”其他五人均为这个科的骨干。调查科成立时，正值周西城抵制“中央”之时。为使“中央”势力真正能够进入贵州，便派张道藩带电台一部，助手、报务员共三人，秘密进入贵阳作“地下工作”。谁知他们到了贵阳不久，工作尚未开展起来，便被周西城的侦查人员侦破，周下令将其全部逮捕，随之将报务员、助手枪毙。由于贵州辛亥老人平刚出面向周西城为张道藩求情，这才保住了张一条小命，逃出虎口跑回南京。
由于 CC发展很快，一部分人向政府机构扩张，张道藩出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又调至中央任交通部次长，教育次长，地位仅次于二陈。
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成为陪都，中央党校在南温泉建址，命名为“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张道藩至重庆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教育部次长身份担任中央政校教育处长。陈退居幕后，张升任教育长实际主持政校。
1941年 6月 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同年 12月 8日，日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同时袭击北平、天津、上海三地英美驻军，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重庆国民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向日本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整个国际反对法西斯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坚持了四年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战争，为世界所瞩目。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蒋介石也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要求联合友邦，消灭共同敌人。敌人是指轴心国家德、意、日三国。
当时印度加尔各答是远东空运、海运中心，美国援华物资很大一部分由此经萨地亚（印度）转运中国。此时，印度属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为争取独立，奉行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与英国进行了不懈斗争。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 1942年 2月 4日访问印度，以争取印度的支持。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蒋介石夫妇的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为了对外用副校长头衔。
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得到英驻印总督的协作，同时还要得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在抵抗日军侵略方面的共识。
蒋介石夫妇此行受到印度朝野的欢迎。其间蒋介石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对这种礼节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正在尴尬之际，张道藩突然从后面跑出来，在众目注视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作全身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这一来宾主交欢，气氛融洽。经过与国大党谈判，中国得到了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与英国不合作的前提下，表示“决不做不利中国抗战的举动”的保证。此行对联合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有极大帮助，此后，美英支持中国抗战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有利于盟国反法西斯的斗争。
张道藩就地打滚，为不懂得印度礼节的蒋介石解除了困窘，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赞赏。所以回国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CC虽然管党，但中宣部部长一职，蒋介石历来不让 CC系人担任，先后如刘庐隐、叶楚伧、周佛海、王世杰、梁寒操、吴国桢、彭学沛均非 CC系人，而张道藩破了此例。因此“张道藩地下打滚升级当上中央宣传部长”成为当时一大内幕新闻。
抗战胜利，张道藩到了南京。因内战又起，张道藩不愿为官，蒋介石圈定他为“立法委员”。他十分消沉，宣称要削发为僧，为左右反对。后拜齐白石为师，闭门习画。后来跑到台湾，他靠拢蒋经国，还当上台湾国民党的立法院长，写了一本《酸甜苦辣的回忆录》活到 80多岁。
张道藩在法国巴黎时结识了陈立夫，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当时未曾料到，这一步却是他发迹的开始，使他以后成为国民党 CC系的重要人物。
CC的前身是秘密的“七人团”，又称“青白团”（取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之意），除陈氏兄弟外有余井塘（江苏）、张厉生（河北）、叶秀峰（江苏）、徐恩曾（浙江）、张道藩（贵州）。“青白团”以后设“中央俱乐部”。北伐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势力向西南扩展，受到川、康、黔地方势力在实际上的抗拒。表面上接受国民政府节制，挂国民党旗子，喊拥护蒋介石的口号，实则仍然是独霸一方，各行其是，对国民党中央阳奉阴违，暗中抵制。在地方军阀周西城把持贵州军政大权期间，蒋介石派人入黔组织“省党部”，周西城提出条件是由他本人办理。据说周一声令下，贵阳市和贵州几个县的国民党党部一下就成立了，党员就达到数万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抽大烟的、叫化子……都成了国民党党员，令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啼笑皆非。
陈果夫在组织部下设“党务调查科”，开始由陈立夫为科长，“七人团”其他五人均为这个科的骨干。调查科成立时，正值周西城抵制“中央”之时。为使“中央”势力真正能够进入贵州，便派张道藩带电台一部，助手、报务员共三人，秘密进入贵阳作“地下工作”。谁知他们到了贵阳不久，工作尚未开展起来，便被周西城的侦查人员侦破，周下令将其全部逮捕，随之将报务员、助手枪毙。由于贵州辛亥老人平刚出面向周西城为张道藩求情，这才保住了张一条小命，逃出虎口跑回南京。
由于 CC发展很快，一部分人向政府机构扩张，张道藩出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又调至中央任交通部次长，教育次长，地位仅次于二陈。
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成为陪都，中央党校在南温泉建址，命名为“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张道藩至重庆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教育部次长身份担任中央政校教育处长。陈退居幕后，张升任教育长实际主持政校。
1941年 6月 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同年 12月 8日，日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同时袭击北平、天津、上海三地英美驻军，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重庆国民政府发表文告，正式向日本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整个国际反对法西斯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坚持了四年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战争，为世界所瞩目。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蒋介石也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要求联合友邦，消灭共同敌人。敌人是指轴心国家德、意、日三国。
当时印度加尔各答是远东空运、海运中心，美国援华物资很大一部分由此经萨地亚（印度）转运中国。此时，印度属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为争取独立，奉行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与英国进行了不懈斗争。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 1942年 2月 4日访问印度，以争取印度的支持。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蒋介石夫妇的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为了对外用副校长头衔。
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得到英驻印总督的协作，同时还要得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在抵抗日军侵略方面的共识。
蒋介石夫妇此行受到印度朝野的欢迎。其间蒋介石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对这种礼节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正在尴尬之际，张道藩突然从后面跑出来，在众目注视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作全身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这一来宾主交欢，气氛融洽。经过与国大党谈判，中国得到了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与英国不合作的前提下，表示“决不做不利中国抗战的举动”的保证。此行对联合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有极大帮助，此后，美英支持中国抗战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有利于盟国反法西斯的斗争。
张道藩就地打滚，为不懂得印度礼节的蒋介石解除了困窘，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赞赏。所以回国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CC虽然管党，但中宣部部长一职，蒋介石历来不让 CC系人担任，先后如刘庐隐、叶楚伧、周佛海、王世杰、梁寒操、吴国桢、彭学沛均非 CC系人，而张道藩破了此例。因此“张道藩地下打滚升级当上中央宣传部长”成为当时一大内幕新闻。
抗战胜利，张道藩到了南京。因内战又起，张道藩不愿为官，蒋介石圈定他为“立法委员”。他十分消沉，宣称要削发为僧，为左右反对。后拜齐白石为师，闭门习画。后来跑到台湾，他靠拢蒋经国，还当上台湾国民党的立法院长，写了一本《酸甜苦辣的回忆录》活到 80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