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郑用之厂长下令禁闭郑用之
郑用之，原籍四川富顺，现自贡沿滩区人。在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追求进步到上海读书，以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那时张治中任学生总队队长，正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同时北伐，学生兵一面打仗，一面学习。郑在中学时就喜欢演剧、唱歌等文艺活动，因此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血花剧社”。行军途中，沿途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鼓舞作战士气。第一次战斗就是消灭的滇桂军阀，继而打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
文艺工作而与共产党人接触比较多。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搞“清党”，郑用之也被怀疑，被作为审查对象。郑对此十分反感，拒绝审查，自动脱离军队，自谋生路。
郑到了上海，穿起西装，翩翩一少年，住在四川同乡会中，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变得成熟了的郑用之认为在上海打天下，首先要资金，因此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和大哥，卖掉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第一步到重庆小住，结识了不少朋友，与《新蜀报》和《国民公报》挂上钩，担任该二报驻上海特派员。
一到上海，他就把报纸上重要新闻剪报立即分别寄发重庆两报。
那时重庆新闻事业很落后，有了这样个“特派员”经常提供上海消息，使重庆两报生色不少。这巩固了郑在上海的活动条件，继而在上海租得犹太人的一栋院房，集中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乡，在上海办起《新大陆报》，以四川同乡，在重庆编过报的罗静予为总编。
30年代上海电影事业蓬勃发展，郑用之又不失时机写了一本《如何抓住电影这支武器》，通过张治中呈送给蒋校长。蒋看了之后，感到有这么好的学生，从此对郑用之刮目相看。搞电影是郑用之奋斗的目标。在《新大陆报》关门之后，罗静予就带领了几个人报考学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学校，等到毕业了，郑用之的计划初步随之实现。蒋介石同意拿起这个“电影武器”，纳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在南昌行营政训处设电影股，委任郑用之为上校股长。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归来的罗静予、吕奎文（郑的小同乡）在电影股走马上任。罗当上中校技术组组长，吕为秘书组长。郑还邀请至交、剧务熟手王瑞麟为剧务组长，一些电影、戏剧工作者纷纷而至。对于反共的内容，他们巧妙将其冲淡。郑把电影股的经费，全部用于购制电影技术方面的设备。当时正是我国电影从无声进到有声的时代，从明星公司购得刚出品的《航空救国》、《龟兔赛跑》两部有声的卡通片，在南昌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晚会放映。电影股成立不久，就拿出了成绩，受到大家欢迎、赞赏。相继郑用之每天挂着照相机跟在蒋介石后面拍摄“领袖活动”，举凡蒋介石骑马出游、演说训话、新生活运动检查卫生，与人交谈等都被摄入镜头，又以最快速度在晚会中即时放映，使蒋介石大为高兴。郑乘其兴呈上扩大设备的预算报告，蒋立即批准。有了大批经费，这就使电影股发展壮大起来。
1936年，南昌行营迁移武汉，改武汉行营。郑用之在武昌司门口开始建简易的摄影场。第一部片子是记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处放映，效果极佳。
郑用之的电影事业经过一段崎岖的道路，在国共合作后，得到蓬勃发展。政治部成立，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郑用之由股长升为电影科长。郑是郭沫若领导下三厅唯一的复兴社分子。由一个科发展到在汉口杨森花园办起汉口电影制片厂，除了继续拍摄各种专辑的记录片外，还拍出了第一部抗战电影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导演，魏鹤龄、舒绣雯主演。相继拍出第二部故事片《热血魂》，袁从美编导，黎莉莉、高占非主演。此时，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力，从上海向武汉撤退的许多名编导、名演员及摄影师，一批优秀的电影技术人员参加了汉口电影制片厂。又由金山任导演，中共党员、名电影演员王莹主演《最后一滴血》等。
阳翰笙，四川筠连人，中共人士，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后被国民党逮捕，国共合作后出狱，被聘为第三厅主任秘书。他是郑用之的同乡，应郑的要求，郭老同意，担任汉口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著名剧作家，为汉口电影制片厂写的电影故事片《八百壮士》，由中共党员袁牧之、陈波儿主演，应云卫导演。这部片子在国内各地上映，并运至国外发行；不仅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也提高了汉口电影制片厂的声誉。
有远见的郑用之，借副厂长罗静予去四川拍摄《川灾特辑》之机，在重庆物色厂址，即中一路纯阳洞金刚塔侧一片坟田，修建新厂房，有办公大楼、放映室、卡通制作室、大小室内摄影棚，颇具规模。汉口电影制片厂在人员齐备、技术雄厚、经费充足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浩浩荡荡迁入重庆新厂。与此同时，又在香港以“中制”分厂名义办有“大地电影制片公司”。在 1938― 1943年于港渝两地分别拍摄《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好丈夫》、《保家乡》、《东亚之光》、《日本间谍》、《湘北大捷》、《塞上风云》、《火的洗礼》等十多部抗战电影。新建的“中制”规模很大，为了着重抗战纪录片和军事专辑片的拍摄，特设“新闻记录片室”，由郑君里任主任，“军事教育片室”由袁丛美任主任。郑君里是上海电影“四大小生”，其为大学生，转入电影理论研究，还翻译过苏联电影理论书籍。袁丛美是重庆人，因为他在重庆提倡“文明戏”（话剧的前身），封建势力以其有伤风化要逮捕他，遂逃至上海。郑与袁在上海均为著名演员，到重庆后升为 “编导委员”。上海电影事业繁荣是商业竞争，没有哪一家专搞新闻记录片，尤其是军事教育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新的一页。这两个人拍了不少专辑片，如八路军平型关战役，在重庆还拍摄了《中国空军》特辑。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在电视中放映的许多抗战场面和敌机对重庆的大轰炸的历史镜头，大都是“中制”拍摄留下来的。
电影是多种艺术的结合，从上海、武汉，以后香港、桂林各地来到重庆的艺术人才，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中制”，如音乐家贺绿汀、盛家伦、沙梅、胡然；美术家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诗人徐迟；魔术家阮振南、傅润华。连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傅少舫、富贵花，都是“中制”特邀演员。“中制”的编导委员会容量很大，演员名额，尤其是特邀、特约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从三五人开始的电影股，不到五六年光景，人员发展近 20倍。以后又合作了政治部所属的“怒潮剧社”，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以郭沫若兼任团长、郑用之为副团长实际负责；还办了“中国魔术团”，郑为团长，副团长阮振南；“中国交响乐团”，郑为团长，贺绿汀为副团长；还办了电影理论刊物《中国电影》。收购了“唯一电影院”。自建“抗建堂”（专门上演话剧），还在小龙坎和内江市建电影院。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郑用之依靠共产党人（郭沫若、阳翰笙，重大问题还要请示周公），不分党派，只要是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就欢迎入厂。他的长处是尊敬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批文艺工作者。 “中制”的电影和“中万”的戏剧工作搞得火热，不仅创造了抗战电影事业，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影剧工作的人才，而且在国共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这给郑用之带来困惑。据曾扩情回忆说：黄家垭口四德里郑用之公馆有一次重要碰头会，参加者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当时在政工、特工、党工方面的巨头，除大太保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原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康泽（原政治部二厅厅长）、戴笠（军统局副局长）、邓文仪（原南昌行营政训处长），提出要整顿 “中制”的问题。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聚会。郑用之非常激愤地说：“离开共产党，电影不能搞，话剧无法演。”因此对他们提出的整顿表示反对。这次是大家以同学之谊，向郑打一个招呼，也是传达部长张治中的指示。要毁掉他辛苦 10年的心血才换得的干得生气蓬勃的制片厂，他想不通。“中制”本是军事机构，按照一般规矩，同样派有警卫一排，门口保持两个卫兵，进出凭证章。由于时间一长，大家熟悉了，比较马虎。郑次日回到纯阳洞 44号中制厂，门卫不仅换了防，进出看证也十分严格，更刺激了郑用之。他不上班了，下了一张条子交警卫排：“立即关押失职厂长郑用之。”后面盖上中国制片厂大印，并有他本人签名。条子一出，自行关进禁闭室。消息一出，全厂紧张，传说纷纷，都知道出大事了。有的说要换厂长了。
果真次晨由政治部派车把郑用之押到两路口政治部去了。“中制”的几位名编导委员史东山、应云卫、郑君里、何非光、袁丛美联名挽留郑厂长，并把这个书面材料由史东山等人亲自交张治中部长。由于平常他们都像朋友一样，所以张治中立即接见他们。张看了挽留书后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常你们提什么建议，我没有不采纳的。但是今天是我教育我的学生，你们几位先生就不必插手了。”
不到一个月，政治部宣布郑用之另有任用，派陆军少将吴树勋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对此不服，部长下令禁闭反省。新厂长还没有来，“中制”导演、演员均先后离去，热闹一时的纯阳洞，顿时清静起来了。
吴树勋是胡宗南所属一个军的政工处处长，调到“中制”一年多，毫无起色，辞职不干。又派来一个厂长，原来是战前执行逮捕“七君子”的上海市警察局长蔡劲军。他向政治部长拍胸说，我在上海当局长时与电影界关系很好，我要当了厂长，可以凭过去的关系把这些人找回来拍电影。其实他也毫无办法。不到一年，只有起用与郑用之同时创业的副厂长罗静予为厂长。罗是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
此时郑用之挂闲，常来看望罗静予。他正在要求去美国考察电影事业。张治中部长很帮忙，在去美考察警察的名额中，留了一个名额给郑。从重庆机场送这批人去香港时，导演史东山、何非光一批人到机场送行。见到一批去美考察的中、高级警官，史东山有意大声说：“郑厂长，祝你去美国一路平安。希望你带回的是美国的艺术，千万不要把美国手铐带回来。”
听的人包括那些警察官员都笑了起来，感到这些话意味深长。
文艺工作而与共产党人接触比较多。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搞“清党”，郑用之也被怀疑，被作为审查对象。郑对此十分反感，拒绝审查，自动脱离军队，自谋生路。
郑到了上海，穿起西装，翩翩一少年，住在四川同乡会中，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变得成熟了的郑用之认为在上海打天下，首先要资金，因此回到家乡，说服父亲和大哥，卖掉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第一步到重庆小住，结识了不少朋友，与《新蜀报》和《国民公报》挂上钩，担任该二报驻上海特派员。
一到上海，他就把报纸上重要新闻剪报立即分别寄发重庆两报。
那时重庆新闻事业很落后，有了这样个“特派员”经常提供上海消息，使重庆两报生色不少。这巩固了郑在上海的活动条件，继而在上海租得犹太人的一栋院房，集中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乡，在上海办起《新大陆报》，以四川同乡，在重庆编过报的罗静予为总编。
30年代上海电影事业蓬勃发展，郑用之又不失时机写了一本《如何抓住电影这支武器》，通过张治中呈送给蒋校长。蒋看了之后，感到有这么好的学生，从此对郑用之刮目相看。搞电影是郑用之奋斗的目标。在《新大陆报》关门之后，罗静予就带领了几个人报考学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学校，等到毕业了，郑用之的计划初步随之实现。蒋介石同意拿起这个“电影武器”，纳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在南昌行营政训处设电影股，委任郑用之为上校股长。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归来的罗静予、吕奎文（郑的小同乡）在电影股走马上任。罗当上中校技术组组长，吕为秘书组长。郑还邀请至交、剧务熟手王瑞麟为剧务组长，一些电影、戏剧工作者纷纷而至。对于反共的内容，他们巧妙将其冲淡。郑把电影股的经费，全部用于购制电影技术方面的设备。当时正是我国电影从无声进到有声的时代，从明星公司购得刚出品的《航空救国》、《龟兔赛跑》两部有声的卡通片，在南昌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晚会放映。电影股成立不久，就拿出了成绩，受到大家欢迎、赞赏。相继郑用之每天挂着照相机跟在蒋介石后面拍摄“领袖活动”，举凡蒋介石骑马出游、演说训话、新生活运动检查卫生，与人交谈等都被摄入镜头，又以最快速度在晚会中即时放映，使蒋介石大为高兴。郑乘其兴呈上扩大设备的预算报告，蒋立即批准。有了大批经费，这就使电影股发展壮大起来。
1936年，南昌行营迁移武汉，改武汉行营。郑用之在武昌司门口开始建简易的摄影场。第一部片子是记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各处放映，效果极佳。
郑用之的电影事业经过一段崎岖的道路，在国共合作后，得到蓬勃发展。政治部成立，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郑用之由股长升为电影科长。郑是郭沫若领导下三厅唯一的复兴社分子。由一个科发展到在汉口杨森花园办起汉口电影制片厂，除了继续拍摄各种专辑的记录片外，还拍出了第一部抗战电影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导演，魏鹤龄、舒绣雯主演。相继拍出第二部故事片《热血魂》，袁从美编导，黎莉莉、高占非主演。此时，由于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力，从上海向武汉撤退的许多名编导、名演员及摄影师，一批优秀的电影技术人员参加了汉口电影制片厂。又由金山任导演，中共党员、名电影演员王莹主演《最后一滴血》等。
阳翰笙，四川筠连人，中共人士，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后被国民党逮捕，国共合作后出狱，被聘为第三厅主任秘书。他是郑用之的同乡，应郑的要求，郭老同意，担任汉口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著名剧作家，为汉口电影制片厂写的电影故事片《八百壮士》，由中共党员袁牧之、陈波儿主演，应云卫导演。这部片子在国内各地上映，并运至国外发行；不仅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也提高了汉口电影制片厂的声誉。
有远见的郑用之，借副厂长罗静予去四川拍摄《川灾特辑》之机，在重庆物色厂址，即中一路纯阳洞金刚塔侧一片坟田，修建新厂房，有办公大楼、放映室、卡通制作室、大小室内摄影棚，颇具规模。汉口电影制片厂在人员齐备、技术雄厚、经费充足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浩浩荡荡迁入重庆新厂。与此同时，又在香港以“中制”分厂名义办有“大地电影制片公司”。在 1938― 1943年于港渝两地分别拍摄《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好丈夫》、《保家乡》、《东亚之光》、《日本间谍》、《湘北大捷》、《塞上风云》、《火的洗礼》等十多部抗战电影。新建的“中制”规模很大，为了着重抗战纪录片和军事专辑片的拍摄，特设“新闻记录片室”，由郑君里任主任，“军事教育片室”由袁丛美任主任。郑君里是上海电影“四大小生”，其为大学生，转入电影理论研究，还翻译过苏联电影理论书籍。袁丛美是重庆人，因为他在重庆提倡“文明戏”（话剧的前身），封建势力以其有伤风化要逮捕他，遂逃至上海。郑与袁在上海均为著名演员，到重庆后升为 “编导委员”。上海电影事业繁荣是商业竞争，没有哪一家专搞新闻记录片，尤其是军事教育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新的一页。这两个人拍了不少专辑片，如八路军平型关战役，在重庆还拍摄了《中国空军》特辑。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在电视中放映的许多抗战场面和敌机对重庆的大轰炸的历史镜头，大都是“中制”拍摄留下来的。
电影是多种艺术的结合，从上海、武汉，以后香港、桂林各地来到重庆的艺术人才，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中制”，如音乐家贺绿汀、盛家伦、沙梅、胡然；美术家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诗人徐迟；魔术家阮振南、傅润华。连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傅少舫、富贵花，都是“中制”特邀演员。“中制”的编导委员会容量很大，演员名额，尤其是特邀、特约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从三五人开始的电影股，不到五六年光景，人员发展近 20倍。以后又合作了政治部所属的“怒潮剧社”，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以郭沫若兼任团长、郑用之为副团长实际负责；还办了“中国魔术团”，郑为团长，副团长阮振南；“中国交响乐团”，郑为团长，贺绿汀为副团长；还办了电影理论刊物《中国电影》。收购了“唯一电影院”。自建“抗建堂”（专门上演话剧），还在小龙坎和内江市建电影院。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郑用之依靠共产党人（郭沫若、阳翰笙，重大问题还要请示周公），不分党派，只要是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就欢迎入厂。他的长处是尊敬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批文艺工作者。 “中制”的电影和“中万”的戏剧工作搞得火热，不仅创造了抗战电影事业，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影剧工作的人才，而且在国共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这给郑用之带来困惑。据曾扩情回忆说：黄家垭口四德里郑用之公馆有一次重要碰头会，参加者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当时在政工、特工、党工方面的巨头，除大太保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原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康泽（原政治部二厅厅长）、戴笠（军统局副局长）、邓文仪（原南昌行营政训处长），提出要整顿 “中制”的问题。这是一次极不愉快的聚会。郑用之非常激愤地说：“离开共产党，电影不能搞，话剧无法演。”因此对他们提出的整顿表示反对。这次是大家以同学之谊，向郑打一个招呼，也是传达部长张治中的指示。要毁掉他辛苦 10年的心血才换得的干得生气蓬勃的制片厂，他想不通。“中制”本是军事机构，按照一般规矩，同样派有警卫一排，门口保持两个卫兵，进出凭证章。由于时间一长，大家熟悉了，比较马虎。郑次日回到纯阳洞 44号中制厂，门卫不仅换了防，进出看证也十分严格，更刺激了郑用之。他不上班了，下了一张条子交警卫排：“立即关押失职厂长郑用之。”后面盖上中国制片厂大印，并有他本人签名。条子一出，自行关进禁闭室。消息一出，全厂紧张，传说纷纷，都知道出大事了。有的说要换厂长了。
果真次晨由政治部派车把郑用之押到两路口政治部去了。“中制”的几位名编导委员史东山、应云卫、郑君里、何非光、袁丛美联名挽留郑厂长，并把这个书面材料由史东山等人亲自交张治中部长。由于平常他们都像朋友一样，所以张治中立即接见他们。张看了挽留书后说：“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平常你们提什么建议，我没有不采纳的。但是今天是我教育我的学生，你们几位先生就不必插手了。”
不到一个月，政治部宣布郑用之另有任用，派陆军少将吴树勋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对此不服，部长下令禁闭反省。新厂长还没有来，“中制”导演、演员均先后离去，热闹一时的纯阳洞，顿时清静起来了。
吴树勋是胡宗南所属一个军的政工处处长，调到“中制”一年多，毫无起色，辞职不干。又派来一个厂长，原来是战前执行逮捕“七君子”的上海市警察局长蔡劲军。他向政治部长拍胸说，我在上海当局长时与电影界关系很好，我要当了厂长，可以凭过去的关系把这些人找回来拍电影。其实他也毫无办法。不到一年，只有起用与郑用之同时创业的副厂长罗静予为厂长。罗是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
此时郑用之挂闲，常来看望罗静予。他正在要求去美国考察电影事业。张治中部长很帮忙，在去美考察警察的名额中，留了一个名额给郑。从重庆机场送这批人去香港时，导演史东山、何非光一批人到机场送行。见到一批去美考察的中、高级警官，史东山有意大声说：“郑厂长，祝你去美国一路平安。希望你带回的是美国的艺术，千万不要把美国手铐带回来。”
听的人包括那些警察官员都笑了起来，感到这些话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