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期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尽管办报的人才济济,但谁也办不好这张报。八年中报社社长频频换将,换了六七个,就像走马灯样,几个月又是一个。每个社长都是因出了“纰漏”而下台。
1940年,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找了几个党内负责过宣传的人反复研究,决定请抗战前在北京办《晨报》、时任中央社总社总编的陈博生来接任《中央日报》社长。陈上任后雄心勃勃,把《晨报》老班底请到报馆分担重要部门负责人,以号称“新闻活字典”的詹辱生为总编辑,以著名作家孙伏园为副刊《平民》主编,以常识渊博、精通外文的刘尊棋(不公开的中共党人)为资料室主任,果真,死板、缺乏读者的“党报”出现生气。但是,不久就出了问题。
有一次,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一个民众会上致词,该报采访主任赵效沂认真地记录,回报社详细认真写了一篇报道,自认颇下工夫。编辑部又接到中央社稿,其中有事后由蒋介石加添补充的一小段。总编辑将两稿比较一下后,还是认为本报记者稿显然要好一些,于是采用了本报讯稿而没用中央社稿。次日蒋介石见报后大为震怒,当着中宣部长王世杰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家家报纸登我的演讲词(用中央社稿)都很正确,唯有《中央日报》胡来!”
陈布雷、王世杰立即质问陈博生。陈不愿作任何解释,立即辞职。詹辱生、孙伏园、刘尊棋和写稿人赵效沂等,全部引咎辞职。
陈布雷、王世杰又经过反复考虑,调办得比较满意的《中央周刊》社长陶百川继任社长。陶确是办报内行,他一向重视新闻报道,要求“确、速、博”三字为编采箴言,要求须有与众不同的本报特讯。就是不要各报一律 “中央社讯”。陶对大家说:“这样才能与《大公报》、《新华日报》媲美。”他选定留学日本专攻新闻、作战地记者多年的卜少夫为采访主任。卜当时只有 30岁出头,年轻有活力,经验丰富。
1942年 12月,卜少夫到中央社编辑部找他的好朋友傅剑秋,顺便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内参。卜返报社以透露的口气写了一篇简单的《本报特讯》: “据有关方面称,我与美英之新约,全部业已草成,且经商妥,明年元旦即正式公布云。”编辑部把这条“特讯”放在重要位置上,此稿还经“新检局”检查盖章放行。谁知次日见报后,爆发了一次大的灾难。这次“报难”比上次要严重得多,因为中、美、英三国签字时,约定在 1943年元旦三国同时刊登,不得违约先行发布。外交部见《中央日报》竟发特讯刊登,认为事态严重,涉及国际间外交上“失信于人”,影响至关重大,便向中宣部质问。后由总裁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处理此事。与会之人,一致主张追查新闻来源和写稿人。最后认定采访主任是“有闻必录”,责任在总编,因此把总编辑袁业裕立即送交军事法庭关押,以严重泄密论处,执笔人采访主任卜少夫罚薪 3个月。
这个“报难”轰动一时,陶百川只当了一个月零五天的社长便引咎辞职,采访主任卜少夫只当了 27天采访主任,自认是“祸首”,也随陶辞职。
此后,才把远在福州任《东南日报》社长、人称之为报业“小诸葛”,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胡健中调来接任社长。对调重庆一事,胡固辞未准,只好受命上任。胡着重研究前几任失职的原因之后,确定办报三方针,即 “两严一活”,一是对言论严格把关,亲兼总主笔,非他签字不得发稿,二是重大新闻,以“中央社”稿为主,本报讯与专访特写由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双重审核,做到万无一失;一活,就是把副刊办得活泼、生动,增加周末“集纳版”,收集一些趣味性人物、事迹,由编辑加工改写,使其生动具有可读性。此一高招果然有效,销路上扬,读者颇多好评。
陪都专科以上学生竞赛,丰华瞻名列前茅。“集纳版”以显著地位刊出一篇报导添油加醋,标题是《丰子恺令嫒名占榜首》。丰子恺本人读到此文,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便对华瞻说:“还是请报馆改正一下为好,不然找不到媳妇。”于是,华瞻写了封信,亲自送往《中央日报》编辑部。
按照习惯,编辑部用小字标题“来函照登”,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就能对付过去了。可大家一研究,认为这封信颇具文采,又有可读性,便风趣地冠一标题《我非巾帼》,并加花边,极为醒目,原信如下:
敬启者第三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竞赛,鄙人幸获得国文冠军。
贵报刊登消息,昨已拜读。唯鄙人系丰子恺先生之子,并非 “令嫒”。贵报所载,想系误传,特请更正。此事本无必要,唯恐迷离扑朔,引人误会,或将使男同学投情书于我,而女同学对我绝交,故奉牍耳。
即请
撰安此致
中央日报社编辑部
丰华瞻敬启
为把副刊搞活而闹了一个大笑话,算好还不致闯祸。胡建中算是唯一一个长命的社长,从 1943年 3月份起干到抗日胜利后的 1946年春,总社迁南京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