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派往延安的联络参谋
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协议由国民党军委会派三名军事联络参谋，分别在八路军所属三个师各派一名。从 1938年起至 1946年止，国民政府军委会指定军令部选派。从军事角度看，联络参谋的任务是了解部队情况、作战能力、装备补给、执行命令等项任务，做到下情上达，这个人选蒋介石指定由康泽推荐。康泽在重庆当时兼了十多个职务，但在军令部却没职务，要他推荐，显然把问题搞复杂了。
康泽训练的干部在重庆没有失业的，这次要他派人去八路军担任“联参”，有点才干的人不愿去延安受苦，后来只有在失业军人的中级军官中物色。康泽要找既忠实可靠，还要懂军事，又懂政治、经济、文化，更要有过谍报训练的中级军官。这样先后选了陈宏谟、郭亚生、李克定三人为第一批，按照协议是下部队。他们身负“别动”任务到了师部搞侦察、搞挑拨、搞煽动，甚至拉拢、收买、企图窃取部队机密等等。这几个越轨不老实执行本职任务的，先后被遣送回重庆。同时针对这种情况，延安方面不让他们下部队，就留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交际处，住在招待所里。延安方面对联络参谋均以礼相待，做到政治上尊重、生活上优待。中央领导还亲自接待他们，每次大会还请他们坐前排，这些是希望他们为共同抗日多作贡献。
这些人接受任务到边区来工作，来历不同，文化素质不同，思想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自负有才而怀才不遇。他们在重庆不是失业，就是不得重用，所以才甘愿去延安吃苦，期望以后搭上升官发财的门径。有的急于求成，想做出一点成绩来，乱说乱动讨好国民党。以后也有的看到延安一片兴旺，自然流露对共产党的钦佩，内心敬仰。有的出于本质，显露他反共狰狞面目。这批联络参谋中，在延安久一点的，如陈宏谟，他是四川内江人，是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在叶剑英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去法国留学，抗战时期他返回内江，一直没有被重用。康泽认为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有水平，敦促他去延安苦几年，保证他回重庆后有事可作。陈回到重庆以后在内江同乡的黄埔军校同学的帮助下，才于1947年后出任团管区司令，后升师管区司令。1946年 6月以后，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到重庆后，公布几个师的番号，启用有关系的在乡军官，陈宏谟经过活动得一个师长。二野进入重庆时，陈即在内江宣布起义。1950年后进入西南军大学习。
第二批派入延安的是少将衔的徐复观和副手上校衔的郭仲容。郭是重庆荣昌人，本来是个孤儿，在伯父支持下读了小学就无法升学。因参加了教会，由传教士送他到重庆上清寺进入求精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投考美丰银行，在美丰当了两年行员。他对每天数钞票感到厌烦，因此报考黄埔军校六期，当过几年排长以后，升任校级政工人员，能力不是那么突出，没有背景，爬不上去了。加上嗜酒，十分消沉，颇为失意。康泽认为他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政治上可靠，升他一级，派他当联络参谋。郭认为有康泽支持，以后升官有门，明知去延安很苦，还是接受了委派，况且好不容易才升一级爬到上校。康泽一向肯提拔四川同学，对郭的情况比较熟悉，派郭作为徐复观副手，是因为觉得徐难以驾驭，所以在其身边安一副眼睛。在延安郭仲容与徐复观配合比较好，对徐一些做法还十分钦佩。1946年两人返重庆后，原来委派他们的后台康泽则奉命赴美考察。郭听此消息傻了眼，可是徐复观则是异军突起，在蒋介石身边重要起来了，还帮了郭不少的忙，使郭在青年军中当了蒋经国的政工骨干。
徐复观，名秉常，字佛观，更名为复观，1903年元月31日出生于湖北浠水凤形湾徐家坳。他九岁读私塾，1915年入浠水县立高等小学，继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后又考入省国学馆文科深造。军长陶钧（桂系）为培养人才送他至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学经济，两年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23期。
徐回国后在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的保安司令部任少校、中校科长。他一度曾上前线抗日，参加娘子关战役，以后任荆宜团管区司令。该区撤销后，调至重庆在中训团兵役班任教官。徐随桂系多年，感到不受重用，认为当道者为蒋介石，那才是可以依靠的大树，便趁在中训团之际，与蒋的亲信康泽拉上关系，从此改换门庭。
康泽推举徐为驻延安少将级（并报军委会铨叙）正参谋联络官。
打着联络的旗号。实际上是以公开的身份，在延安搜集解放区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在延安时他常表现出自己是个“党性很强的国民党人”，凡遇到有批评国民党和对蒋介石不满的言论，都故作强硬姿态，对延安政府提出抗议等。
徐复观处事老到，回重庆后写了一本有关延安内容的书。书中攻击共产党的东西并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说了不少共产党的长处、优点，如“万万不可轻视延安的政治、军事及民众工作”。更使蒋介石满意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其中主张国民党应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风运动，特别强调整顿组织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徐复观赞扬延安，他说：“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
他回到重庆，被捧成“中共问题专家”、“延安通”，得到老蒋的赏识。他写的那本书，还被以“机密文件”的形式下发，规定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必读”。蒋介石派徐复观到侍从室第六组作秘书，以后又派他到蒋介石亲自控制的“党政军联席会”为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老蒋发动内战，这期间“联席会”便成了反共的决策机构。联席会的秘书处，成了反共反人民，执行各种镇压活动的最高指挥机关。
康泽训练的干部在重庆没有失业的，这次要他派人去八路军担任“联参”，有点才干的人不愿去延安受苦，后来只有在失业军人的中级军官中物色。康泽要找既忠实可靠，还要懂军事，又懂政治、经济、文化，更要有过谍报训练的中级军官。这样先后选了陈宏谟、郭亚生、李克定三人为第一批，按照协议是下部队。他们身负“别动”任务到了师部搞侦察、搞挑拨、搞煽动，甚至拉拢、收买、企图窃取部队机密等等。这几个越轨不老实执行本职任务的，先后被遣送回重庆。同时针对这种情况，延安方面不让他们下部队，就留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交际处，住在招待所里。延安方面对联络参谋均以礼相待，做到政治上尊重、生活上优待。中央领导还亲自接待他们，每次大会还请他们坐前排，这些是希望他们为共同抗日多作贡献。
这些人接受任务到边区来工作，来历不同，文化素质不同，思想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自负有才而怀才不遇。他们在重庆不是失业，就是不得重用，所以才甘愿去延安吃苦，期望以后搭上升官发财的门径。有的急于求成，想做出一点成绩来，乱说乱动讨好国民党。以后也有的看到延安一片兴旺，自然流露对共产党的钦佩，内心敬仰。有的出于本质，显露他反共狰狞面目。这批联络参谋中，在延安久一点的，如陈宏谟，他是四川内江人，是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在叶剑英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去法国留学，抗战时期他返回内江，一直没有被重用。康泽认为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有水平，敦促他去延安苦几年，保证他回重庆后有事可作。陈回到重庆以后在内江同乡的黄埔军校同学的帮助下，才于1947年后出任团管区司令，后升师管区司令。1946年 6月以后，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到重庆后，公布几个师的番号，启用有关系的在乡军官，陈宏谟经过活动得一个师长。二野进入重庆时，陈即在内江宣布起义。1950年后进入西南军大学习。
第二批派入延安的是少将衔的徐复观和副手上校衔的郭仲容。郭是重庆荣昌人，本来是个孤儿，在伯父支持下读了小学就无法升学。因参加了教会，由传教士送他到重庆上清寺进入求精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投考美丰银行，在美丰当了两年行员。他对每天数钞票感到厌烦，因此报考黄埔军校六期，当过几年排长以后，升任校级政工人员，能力不是那么突出，没有背景，爬不上去了。加上嗜酒，十分消沉，颇为失意。康泽认为他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政治上可靠，升他一级，派他当联络参谋。郭认为有康泽支持，以后升官有门，明知去延安很苦，还是接受了委派，况且好不容易才升一级爬到上校。康泽一向肯提拔四川同学，对郭的情况比较熟悉，派郭作为徐复观副手，是因为觉得徐难以驾驭，所以在其身边安一副眼睛。在延安郭仲容与徐复观配合比较好，对徐一些做法还十分钦佩。1946年两人返重庆后，原来委派他们的后台康泽则奉命赴美考察。郭听此消息傻了眼，可是徐复观则是异军突起，在蒋介石身边重要起来了，还帮了郭不少的忙，使郭在青年军中当了蒋经国的政工骨干。
徐复观，名秉常，字佛观，更名为复观，1903年元月31日出生于湖北浠水凤形湾徐家坳。他九岁读私塾，1915年入浠水县立高等小学，继入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后又考入省国学馆文科深造。军长陶钧（桂系）为培养人才送他至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学经济，两年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23期。
徐回国后在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的保安司令部任少校、中校科长。他一度曾上前线抗日，参加娘子关战役，以后任荆宜团管区司令。该区撤销后，调至重庆在中训团兵役班任教官。徐随桂系多年，感到不受重用，认为当道者为蒋介石，那才是可以依靠的大树，便趁在中训团之际，与蒋的亲信康泽拉上关系，从此改换门庭。
康泽推举徐为驻延安少将级（并报军委会铨叙）正参谋联络官。
打着联络的旗号。实际上是以公开的身份，在延安搜集解放区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在延安时他常表现出自己是个“党性很强的国民党人”，凡遇到有批评国民党和对蒋介石不满的言论，都故作强硬姿态，对延安政府提出抗议等。
徐复观处事老到，回重庆后写了一本有关延安内容的书。书中攻击共产党的东西并不多，而是以“己不如人”的角度说了不少共产党的长处、优点，如“万万不可轻视延安的政治、军事及民众工作”。更使蒋介石满意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其中主张国民党应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如整风运动，特别强调整顿组织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徐复观赞扬延安，他说：“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
他回到重庆，被捧成“中共问题专家”、“延安通”，得到老蒋的赏识。他写的那本书，还被以“机密文件”的形式下发，规定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必读”。蒋介石派徐复观到侍从室第六组作秘书，以后又派他到蒋介石亲自控制的“党政军联席会”为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老蒋发动内战，这期间“联席会”便成了反共的决策机构。联席会的秘书处，成了反共反人民，执行各种镇压活动的最高指挥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