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三十四、三峡地区石刻文物的特色与价值

　　邹登顺

　　石刻作为中华文化中一种兼重文字与图像的记录方式，历代均视为铭记功德及抒发情怀的重要手段，同时亦视之为史实，兼有补校正史的功能。

　　三峡石刻有悠久的历史和地域文化传统，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史料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礼仪、生活习俗、经济政治状况、雕刻书法艺术、宗教哲学。本文在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类型角度来概述三峡地区石刻文物艺术的特色和价值。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其分为汉阙、宗教石刻、水文石刻、碑刻艺术及其他等五类分别论述。

　　一、国内罕见的三峡汉阙及其文化内涵

　　古代立阙之制由来甚古，用处非常广泛。周王朝时立阙已较普遍《，诗经·郑风·子衿》载：子宁不来。挑兮达兮，“纵我不往，在城阙兮”。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宫廷、城墙、庙宇、陵墓等都广泛立阙。汉代以后，有关阙的记载不断增加，并且成为诗词歌舞中吟咏的题材，如左思描绘当年成都景象：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由此可见，阙已成为城市市容的一景。

　　古人广泛使用阙，按其功能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规模甚大的城阙，立在城门两侧，作为城市入口的标志；第二类是规模雄伟的宫阙，立于宫城和宫殿两侧。一、二类阙往往与城墙和宫墙相连，可登临瞭望或守御。汉代以后在两阙间设门，门上盖以屋顶，饰祥瑞鸟于脊上，所以后世称为凤阙。第三类是立于大户人家府第入口两侧的宅第阙。第四类是立于祠庙入口两侧的祠庙阙，规模较小。第五类墓阙，立于墓前神道两侧，规模较小。四、五两类阙留存实物较多，尤其是墓阙，其图形在汉画像砖和画像石上极多。墓前建阙的制度大约起于西汉，当时限于帝王享有，至东汉盛行，县令、太守以上官吏均可在墓前建阙。根据墓主的身份分别修建单出阙、二出阙以至三出阙。出阙数越多，则地位越高。东汉时期，是墓阙发展的顶峰时期。南北朝以后，一般官吏不再建阙，唯帝王陵仍保留此制。汉阙由于各地区和材料技术的差异，随着年代久远，或毁于战火，或朽败颓圮，真正完好保存至今的只是少数建造在宗庙祠堂和墓冢神道两旁的石材料构筑的石阙。据徐文彬先生《四川汉代石阙研究》，全国仅存汉代仿木结构的石阙29处，其中河南、山东各4处，北京1处，四川、重庆共20处。近年三峡地区考古发掘新出土忠县乌杨汉阙、万州武陵汉阙。这样三峡地区就存有忠县丁房阙与井沟无名阙、盘溪无名阙、忠县乌杨汉阙、万州武陵汉阙5处。

　　丁房阙，又称“丁房双阙”，位于忠县东门外土主庙前，阙名源自阙正面所刻之“汉都尉丁房。”宋朝王象之《舆地纪胜》加以著录，明清金石学家、近代考古学界皆据阙上刻字命此阙为“汉都尉”墓阙。近年，建筑学者辜其一、陈振声著《四川忠县汉阙纪略》提出质疑，认为可能是巴王庙庙阙。该说值得重视，唯赖更多材料证明，今沿旧说。阙分左右，左阙附有耳阙，称子母阙，现仅剩两个主阙。左阙身第一层正面刻有明万历丙辰（1616年）撰《巴国忠贞祠铭》；第二层三面浮雕人物、走兽，正面刻有并列二兽，左侧面为一人骑鹿居前，一著宽袍大袖人物执物随后，学者释为“董永侍父”图。右阙主阙的结构与左阙大体相同。左右主阙的雕刻种类，一为仿木结构斗拱、屋檐柱、梁之类；一为故事、人物、图案等附雕。前一类雕刻可以充实、丰富古代建筑史内容，了解汉代木质建筑的形式、结构；后一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灵魂观念。

　　丁房阙的整体形制却很独特，徐文彬先生《四川汉代石阙研究》研究此阙的建筑与四川诸阙有相同之处：其独石独身和斗拱的形制与渠县诸阙相同；其鸳鸯交斗拱与雅安高颐阙相近；其腰檐、顶盖的椽子、瓦当、瓦垅等与四川诸阙相同。但从构造层次看，此阙和井沟无名阙都是重楼重檐式结构，在国内现存诸阙中尚属少见，多见于东汉后期巴蜀地区墓葬出土的画像砖及画像石，故十分珍贵。

　　忠县井沟无名阙，古今文献对它的介绍甚少，此阙没有刻字，故称“无名阙”。该阙由台基、阙身、一楼、腰檐、二楼、顶盖六部分组成，高566厘米。阙身雕刻较小，但一楼和二楼出现了两处男性裸体雕刻。一楼第一层正面左前角神，“男性，全祼，显露性器官，双手托住上方枋头”；二楼第一层姿态与第一楼所刻略有不同。

　　“右前角神为男性，裸露性器官”。笔者结合汉代文献和考古文物初步推测，该雕刻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人的精神世界。汉代盛行房中术，而且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这反映在墓葬石棺多有“秘戏图”、画像石有男女体“接吻图”、“秘戏俑”等图像。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简帛书中属于房中术或与房中术相关文献有7种，班固《汉书·艺文志·方志略》著录了汉代流行的房中术著作8家180卷。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大倡“君权神授”理论的同时，亦于《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称房中术为“天地之道”。可见，房中术在汉代社会十分流行。究其原因，这与汉朝人对它的理解有关，首先是相信房中术能使人长寿，助人成仙，其次是相信它可以祛病延年，子孙充实，家族兴旺。总之，结合文献、考古发现和阙的功能，我们认为合理的解读应该是汉代房中术思想的体现。如果墓主人是三峡土著巴人后裔的话，当然也不排除是三峡地区土著民族——民族生殖崇拜文化的流风所致，存疑。

　　乌杨阙与忠县原有的丁房阙、无铭阙、并称“忠县三阙”，属典型的汉代陵墓阙。乌杨阙一经发现，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乌杨阙在结构、造型以及雕刻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是我国幸存的32处汉代石阙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阙，极为珍稀。乌杨阙属双子母阙，左右结构对称，规格尺寸近乎一致。主阙通高5.4米，子阙高2.6米。乌杨汉阙在结构上为典型的“柱帽式”结构，阙顶南北长2.81米，东西宽1.66米，最厚处高0.71米，阙座尺寸为850毫米×1200毫米，主阙、身柱、阙顶均为石质结构。阙顶檐椽、飞椽、望板、筒瓦、勾头、滴水等为整石雕刻而成。乌杨阙比例得体，雕刻内容有仿木构建、生活画面以及灵禽异兽图案三类。枋子层代表的楼上部分，仿木构建刻有脊、檐、瓦楞、瓦当、枋柱、枋头、金瓜等，生活图卷有狩猎图、习武图、雄鹰叼羊图、蛇衔老鼠图等；灵禽异兽图案有铺首、角神、朱雀和长达2米的巨幅青龙、白虎雕刻等，展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神韵。

　　盘溪无名阙坐落在重庆大学对岸的盘溪香炉湾，当地人称为香炉石。现仅存右阙，阙由台基、阙身、楼部三部分构成，通高415厘米。阙身为独石，两侧面有雕像。右侧，浮雕一人首蛇身像，吸一蟾蜍，为月神之像，徐文彬先生释为传说中的女娲捧月。东西内侧，浮雕一虎，作向下垂吊之势。楼部由四层石材构成，每层都为整石。第一层为纵横枋子，其建构结构刻斗拱，转角雕刻四力土，头部均已残毁，皆祼上身，以两肩和一手承托枋头，下身着裤。第三层两侧面刻斗拱各一垛，正背面为鸳鸯交手拱，鸳鸯拱的交手处各承散斗之状，殊为特别，不同于忠县等处所刻。左阙早年倾塌，阙身残段保存于重庆市博物馆，左阙右侧刻青龙衔璧，左侧刻伏羲捧月。

　　盘溪无名阙为东汉晚期所建墓冢石阙，其刻伏羲、“用女娲图，人类的始祖（主宰人间生死的司命）以象征灵魂的归宿”，这是四川诸阙所没有的。

　　汉代三峡存留的阙从其制度用法、雕刻的内容等方面研究，我们认为它反映了三峡地区文化序列发展的更替。三峡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考古学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发展序列，考古学者称之为“早期巴文化因素。”近十余年来，先后发掘了相当早期巴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由此可知三峡地区的土著文化是以巴文化为主。巴族的活动范围大体与文献所载东至鱼腹、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的地理分布相符。巴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和足迹比较多。20世纪50年代发掘了巴县冬笋坝的船棺墓、昭化宝轮寺船棺墓，70年代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土坑墓，以及近年发掘的忠县井沟崖脚墓地，都出土了该时期巴人生活的实物，证明文献所载巴民族“劲勇”、敬事鬼神现象的可靠性。从现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看，三峡地区在秦灭巴以前，社会风气比较淳朴。《华阳国志·巴志》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巴族丧葬习俗亦反映出俭朴特性：始死，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无裹服，置尸馆会，尸而歌，以箭拓弓为节；其歌词说毕生乐事，以至终率，大抵犹今之挽歌。”战国后期，秦灭巴，巴文化除为其后裔土家族所继承外，三峡地区的汉族也有所继承，大体上如顾颉刚先生所论巴蜀地区情况：“秦并巴蜀后，屡次大量移民，说不定移民的数目比之土著还多，于是中原文化就在短时期内生根发芽。”三峡地区纳入中原文化辐射范围，基本定型于先秦的厚葬风气也传播到三峡地区，到了汉代特别是东汉盛行“厚葬报孝”，墓前建阙。自此，由于秦风汉俗的习染，三峡地区“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所以，我们认为三峡东汉石阙的构建源自中原厚葬文化习俗的影响，体现了祈求墓主死后升仙、慎终追远的汉代孝道思想。同时汉阙又体现了三峡汉化中的地域文化特性，以其建筑为例，丁房阙和井沟无名阙与四川诸阙比，形制独特。盘溪无名阙的伏羲女娲图也为四川诸阙所无，反映了该地区独特的信仰习俗。

　　二、宗教石刻形象化地再现信仰历史

　　三峡地区宗教信仰浓厚，既有原始的巫觋之风、土生土长的道教，又有中国化的佛教、基督教等教派，其中道教、佛教影响广泛。反映道教、佛教信仰的石刻内容丰富，尤其是有关密宗内容、反映封建社会晚期儒道释三教合一、世俗生活内容的石刻，史料价值高，是南方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石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品。

　　三峡地区原有自己独特的方术文化，巫觋之风盛行。汉朝巴郡任文孙、任文公父子“明晓天宫风角秘术”，为时人推服。

　　滨海青徐地区早期道教传入这一地区，形成五斗米道，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汉书·刘焉传》载，“鲁部曲多在巴巴郡多张鲁的信徒，土……遂雄于巴汉”。“汉末，《晋书·李特载记》曰：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张鲁于东汉建安三年（198年）在丰都建立“平都”，丰都成为川东传教的中心。后经魏晋到唐宋时代，三峡地区道教达于兴盛。道教初无造像之风，后在佛教影响下，逐渐出现造像，但道教石窟造像较少，保存下来的就更稀少了。然而，三峡地区仅大足石刻就保存了19处道教造像，十分珍贵，它不仅在“中国宋代道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瑰宝……它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

　　三峡地区佛教比道教更有影响。佛教大约在东汉时传入宜昌、忠县一带，忠县于永平年间修龙兴寺，为国内兴建较早的佛教寺庙。此后，三峡地区建造了众多的佛教名寺和石窟造像。据1940年统计，忠县有佛寺233所，僧众494人，其中女尼78人。《巫山县志》亦载：“民国及其以前，境内佛寺比比皆是”，1944年统计，境内较大寺庙89座，僧尼215人；1941年丰都县政府登记有寺庙30座，僧尼89人。尤有研究价值的是，历史上中原地区绝迹或影响不广泛的一些派别在三峡地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石窟造像，如密宗以及三教合一造像、禅宗六祖群像等。所以，三峡地区的宗教石刻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雕塑、社会、哲学、思想、政治、军事史的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被誉为形象史书，其中大足石刻、合川涞滩二佛寺石刻尤为突出。

　　大足石刻在大足县境内，上自唐高宗永徽和乾封年间（650和655年），中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历时千余载，可谓源远流长。县境内现存石刻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儒、道、佛三教造像俱全，有单独造像者，或两两合一者，或三教合一者，此类现象为国内其他地区石窟所少有，共有造像1030龛窟，人物造像达6万躯。佛教题材占80%，道教题材占12%，三教题材占5%，其余为儒家和历史人物。伴随造像出现的各种经传、榜题、颂词、记事石刻铭文超过15万字。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74处，其中国家级2处，省级4处，市级1处，县级67处。

　　大足石刻分十区：其中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最典型，其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各种造像特色显著，体现了民族气魄和审美心理，真正体现了中国化佛教的艺术。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的宝顶山，以大佛湾为中心，在纵横5里13处共造像万余躯。它是南宋名僧赵智凤于淳熙六年至淳祐九年（1179—1249年）连续施工营建的，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宏大、内容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据宝顶大佛湾明洪熙元年“刘畋人碑”记载：“年十六，赵智凤五岁为僧，西往弥牟，云游三昼，既还命工匠建圣寿本尊殿，因名其山曰宝顶……山之前岩后洞，琢诸佛像，建无量功德。”为了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密宗传法人赵智凤在洞悉民性的基础上，按佛典基本教义选材造像，使之形成体系，故学者称宝顶石刻“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释典所载无不备列。”综观全局，选材周密，精心布局，把佛教的人生观、世界观、认识论、修练方法与儒家伦理、理学心性熔为一体，显示出了宋代佛学思想的特色，佛教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中国化了。如《牧牛道场》画面长达30余米，刻于云雾缭绕的林泉山涧之中，全图12组画面，前十组每组1人1牛1颂，人喻修行者，牛表其心，分布在上，壁岩的米5，高米27长分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服、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忘十个阶段，表现修行者获无漏智，达断贪欲、绝烦恼、人我两忘、梵我圆融的圆觉境界。宝顶造像与北山比较，北山像重装饰求形式美，表现高雅绝尘。

　　宝顶山造像为体现密教教义，以大佛湾为中心，沿岩造像，宏伟壮观，经营布局注意内在贯通，形成了五组结构严密、内容完备的密教道场。根据郭相颖先生的研究：五组内容，第一组以释迦槃像（俗称卧佛）为构图中心，概括表现释迦生、老、病、骑白马越城等一生，显示涅槃境界。卧佛北侧，据《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造孔雀明王像，南侧依《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通大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造千手千眼观音像，意为法力无边，智慧无量，能度一切苦厄。这组造像意在教化众生，是道场中心。第二组造像则以因果报应为题相诱胁，俘获信众，强化信仰。第三组造像演绎父母恩重经变图、大方便佛恩经变图、观无量寿佛经变图、地狱变相图，阐发教义，警惕众生。第四组造像借柳本尊行化道场，指导信众进行宗教实践。第五组造像则指出佛徒自领会佛法始，后得圆觉证菩萨果，进而十地圆满成佛的过程。

　　宝顶山五组造像与密教金刚界五部内容是吻合的。

　　大足三教合一造像是研究宗教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尤其令学术界瞩目，最典型如石篆山第2、8、9号窟，妙高山第2号窟，佛安桥第12号窟，真实反映了“孔、老、释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王治，则三教皆可遵行”的时代风尚。

　　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三教合一的三峡地区石刻还有多处，其中江津朝元观三教合一雕刻较为突出。朝元观始建于北宋建隆年间（960—962年），重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该观具有多项特色，有宋代三教石窟龛、明代风格殿宇，道教内丹（老君碑）文珍奇。经堂内有三教合一像五龛，老子、庄周对孔丘、释迦牟尼。该观造像以道教为主，但不见道教四御（玉皇、地社、紫微、勾陈），兼供孔、释，颇能反映封建晚期三峡地区的宗教信念。

　　三峡地区有较高艺术、史料价值的宗教石刻，还有合川龙多山净土宗题材的石刻、反映元末明初大夏农民政权明教信仰的弥勒佛石刻，合川涞滩二佛寺“禅宗六祖群像”表现了禅宗“正法”传付史实的进程，这在佛教石刻中均极罕见，因为六祖群像在其他处造像，多是达摩造像或单个造像，一般没有全部雕刻。

　　总之，三峡宗教石刻艺术体现了成熟时期的石刻艺术特点：一是世俗化特色，尽人情世态，展现“平常心是道”；二是妙造自然，高低衬托，大小辉映，富于动感；三是雕刻手法不落窠臼，敢于反常态，独辟蹊径。

　　三、三峡地区水文石刻的分布特点及其价值

　　长江按其本身的地理特点，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段，而三峡地区则处于长江中上游地段。这一地段，长江的支流众多，水量很大，年平均流量增加到14000立方米，举世闻名的三峡即是长江上游河段的总出水口，故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瞿塘争“众水汇涪万，一门。”

　　三峡地理位置特殊，沿江一带是历史上洪水、枯水的重灾区，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在长期与自然抗争过程中，把观察的情况题刻惠留后代。重庆市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组织水文考古研究组，于1956年开始调查和研究重庆至宜昌段的水文石刻，从1967年起，又分别对长江上游干、支流作了四次历史洪水调查，对沿江两岸与历史洪水有关的岩刻、碑记、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进行调查勘测，查实了洪水题刻与洪水痕迹200多处。其中从宋到清的洪水题记100多段，初步查实了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题记二段、宋宝庆二年（1262年）题记3段、明嘉靖三十九年（1650年）题记3段、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题记14段、咸丰七年（1806年）题记4段、同治九年（1870年）题记83段，为生产建设部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根据水文考古工作者的多次调研成果，如《长江上游历史洪水题刻碑记考察》、《略谈长江上游水文考古》、《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从石刻题记看长江上游的历史洪水》以及重庆市博物馆等编的《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从而对构成三峡地区长江干、支流较大潜伏期水的重现期、暴雨分布、洪峰高度、洪水流量获得了新的认识和数据，基本弄清了洪水的来源泉（如1560、1860年洪水主要来源于金沙江，1796年来源于涪江与嘉陵江，1870年洪水主要来源于嘉陵江，1153、1788年洪水是由岷江、沱江与嘉陵江组成），为研究洪水再现期以及防汛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根据水文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和研究，可以看出三峡洪水题刻的分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分布在文物古迹所在地的洪水题刻多而且普遍。一般说来，重要的古建筑，多在洪水不易到达的地方，如三峡最早的洪水题刻在潼南大佛寺旁边，该题刻记载了南宋建炎元年洪水。如被水淹倾塌，多在修葺情况的碑文中提及。有的则将洪水情况记在阙、桥的适当位置以及牌坊、墓碑上，如奉节白帝城左碑室至今保存有一通隋碑，碑上刻有后加的洪水题记。

　　第二，洪水题记刻在小溪汇入大江处的倒漾水缓地带，如忠县秀水溪内四方碑清同治九年的洪水题记。这是因为洪水题刻的制作多在大水泛溢之时，人们不能在洪水冲击的地方作记刻石。

　　第三，洪水题刻风化严重，因此，发现的枯水题记早于洪水题刻。现存摩崖洪水题刻由于不易散失，数量多于立石与碑。三峡山水地区的题刻又多于江湖平坝地区。

　　了解以上特点，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洪水题刻，为水文研究和应用作出新的贡献。重庆市博物馆在调查洪水题刻的同时，又在1972年至1974年进行了三次枯水调查，基本弄清了长江上游宜渝段有11处历史枯水题刻群，枯水题刻362段，有年份记载的179处。其中以江津的莲花石、重庆灵石、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等最重要。特别是白鹤梁石鱼题刻，是目前长江宜渝段中唯一以“石鱼”为枯水水标的题刻群。现今石梁上仍可见石鱼18尾、唐宋元明清民国及解放后的游人题刻共167段，其中宋人题刻近百段。全部题刻提到的人名约300余人。石梁上题刻记录了唐以来长江枯水的珍贵史料，对长江水位变化、枯落程度的考证提供了依据。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水文工作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做的两篇有关历史水文报告中，特别引用了涪陵白鹤梁题刻的水文资料，受到各国专家重视。所以，白鹤梁被称为中国古代水文站。

　　调查和研究水文石刻，其目的在于掌握长江最低水量的历史规律和洪水的形成、变化规律，避免因实测年限过短而对水文现象的认识不足造成损失。

　　四、书法碑刻群及其他零散题刻

　　三峡地区的书法碑刻分布广，朝代多，风格各异，兼具史料和艺术欣赏价值，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作品。

　　三峡地区主要碑刻书法群有：瞿塘峡书法石刻、西陵峡题刻、涪陵北岩石刻、白帝城碑林、万州太白岩题刻、岑公祠碑刻、梁天监题刻。这些碑刻群具有很高的史料、艺术价值，如瞿塘峡书法石刻群中，夔门“彩壁石刻”，有宋代以降的12幅长方形石刻，行、楷、隶、篆字体端庄，笔力雄健，艺术精湛，堪称名碑。该组石刻始于南宋乾道十年《皇宋中兴圣德颂》摩崖碑，该碑高3.6米，宽6.7米，正书49行，行26-27字不等，全文949字，内容是歌颂宋高宗禅位于孝宗的故事。

　　万州太白岩题刻群中最著名的是黄庭坚《西山碑》，又名《西山题记》，全称《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黄庭坚所题，位于万州区大白岩高笋塘边，原称《黄鲁直题名》。黄庭坚（1045—1105年）被誉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江西诗派创始人，治平三年进士，绍圣元年修《神宗实录》获罪，被“贬涪州别驾，黔州（今彭水县）安置。”开始了6年多的贬谪生活。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奉诏赴舒州（今安徽怀宁）任职。次年，黄庭坚抵达南浦（今万州区），应州守高仲本及同僚之邀游览西山，兴之所至，写成《西山题记》，时年57岁。全碑长2.55米，高2.18米，竖书21行，每行8-9字不等，共172字，书法飘逸神飞。此碑在他的书法中具有代表性，较他入川前书法，出现了新的飞跃，在“尚意”大旗下，完成了书法革新创举。宋人周必大评价黄庭坚入川后“词章翰墨日益超妙”。黄庭坚本人曾说“元符间，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利。晚入峡见长年汇浆，乃悟笔法”。清代史臣曾国藩见《西山碑》拓本，誉之为“海内存世，黄书第一”。

　　涪陵北岩石刻，因北宋哲学家程颐、谯定、尹淳、黄庭坚先后在此研究易学，名闻遐迩。此后，涪陵以易学为世人看重，碑刻不断。

　　梁天监石刻，又名“鄱阳王萧恢题名”。此题刻为楷书，内容叙述“天监十三年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故记之”，作为南北朝时期的楷书书法作品，是非常珍贵的。康有为颇喜爱该段题刻文字，在其《广艺舟双楫·宝南篇》中，称赞它“浑雅绝俗，犹为难得。”

　　三峡地区还有一些特别而又零散、史料价值很高的石刻，如荆州玄妙观书碑《重修玄妙观玉皇阁碑记》、《九老仙都宫记碑》。后者为元顺帝1343年所立，碑文由元代著名学士欧阳元撰写，元代大书法家危素楷体手书。

　　再如重庆市万盛区500年前的“播州界”石刻的发现，对研究明史及播州地方政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东风水古碑，反映了三峡地区的生态文化意识和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