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二十五、重庆历代旱灾考略

　　唐冶泽冯庆豪

　　2006年5月中旬至9月初，重庆及其周边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干旱灾害的袭击。这是一场自1891年重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干旱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水源之枯、范围之广、损失之重都是历史罕见。截至9月1日，大部分地区总旱天数超过70天，降水偏少9成，蒸发量偏多6成到1倍，日极端气温达44.5℃（8月15日，綦江），气温、降水、蒸发量等主要干旱指标均为历史同期极值。一时间，江河断流，塘库见底，山林枯黄，庄稼绝收，人畜饮水困难，企业停工停产。高温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91.17亿元！重庆人民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重庆高温干旱的原因

　　其实，重庆人民经常经受这样的考验。重庆自古以来就是旱灾多发区，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多，持续时间长，地面蒸发量大，易发生伏旱，是全国闻名的长江边上“三大火炉”之一。旱灾多发与重庆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密切相关。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的原因。

　　从热量条件看，重庆的地理纬度大致在北纬28-32度之间，过北回归线不远，阳光辐射较强；夏天从太平洋吹来的温暖气流可以经长江三峡长驱直入，从印度洋吹来的热气流也可越云贵高原而来，因而热量充沛，冬暖夏热，夏季漫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从地形环境看，重庆地区属四川盆地东南部，地形封闭，本身就散热不易；更兼北部山高，南边山低，既阻挡了北方冷空气南下，又可让南来的热气流顺利进入；这种总体地形上的自北向南倾斜，还使得阳光直射时间较长，白天地面增温快，加上夜晚又散热不易，致使温度不断积累；同时，这里深丘山脉纵横，阻挡了空气流动，使风速减小，不利散热。因此这一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其他同纬度的省份普遍为高。

　　从人居环境来看，这里山高谷低，多东北—西南走向的平行岭谷，这种走向有利于南风而不利于东风深入；岭谷之间低洼的丘陵谷地和“槽谷”是主要农业区和城市分布地带，而低地的温度会比周围明显偏高，对流不强，积热较快，地面蒸发量也明显偏大，因此更容易产生高温旱情。

　　从季风影响看，冬天这里受北方南下的高压冷空气团控制，干燥少雨。到了夏天，从东面三峡吹过来的太平洋暖湿季风带来大量水汽，使长江河谷及其两岸地区保持着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多梅雨、夏雨、秋雨、夜雨，雨量集中在夏秋两季；而翻越大巴山、巫山山脉的低层气流，尤其是越南边大娄山而来的印度洋季风在山区和高原上将它们所携带的大量水分消耗殆尽后，下沉入盆地，成为一股股又热又干的“焚风”，被这些焚风影响的区域包括川东、川中广大地区，并且可沿平行岭谷和长江支流河谷北上很远。这样的暖湿和干热两类气流时强时弱，当东风压倒南风时，这一年就多雨甚至暴雨成灾，人也感觉闷热不堪；当南风压倒东风时，这一年就高温干旱久晴不雨，人也觉得酷热难当；而当它们旗鼓相当时，你来我往，你进我退，五谷丰登。不过后“三日五日一雨风”这一年便风调雨顺，面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常见是水、旱灾交替，大旱过后又是水灾，同一年中经常出现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的双重灾情。

　　从大气环流看，南北纬30度附近是副热带高压带，高空下沉气流盛行，气流下沉就会升温吸水，因此世界上的沙漠大多分布在这个带状区域里。而重庆正好位于这个带状区域的范围之内，夏季受其控制的时间长；同时青藏高原的高压气团也在这里下沉，再叠加上述“焚风”的影响，如果不是有太平洋暖湿气流从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及川东地区就有可能出现成片沙漠。

　　从植被来看，这里山高、坡陡、土薄和人为大量砍伐破坏，缺乏大片茂密的森林；再加上经常大旱连年，或者水涝成灾，大量植被不是被干死，就是被涝死，活着的也生长不旺，造成地表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不能起到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减少地表蒸发量的作用，所以这里的土地抗旱能力特别弱，只要气温达35℃以上的连晴天数超过5-8天，旱情就会发生。

　　最后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等也是使重庆局部气候变化，从而导致灾害频繁和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以上各因素中，“焚风”和副热带高气压是造成重庆地区高温干旱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重庆历史上的旱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重庆的高温干旱不是偶然的，它是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等综合形成的结果。因此，重庆及其周围地区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个旱灾高发区。我们目前搜集了从唐代至民国两千多年内重庆地区的旱灾史料，包括正史、地方志和石刻资料，共涉及190个年份，但这还不是重庆旱灾的全部记录，有不少我们尚未搜到的，有待今后补充。其中最早的一条出自《新唐书·五行志》，记贞观十二年（638年），长江流域的吴、楚、巴、蜀等二十六州旱，从当年冬天到第二年五月未下雨。虽然我们没查到比这条记载更早的旱灾史料，但并不等于此前这里就没发生过旱灾，而是因为早先重庆地区地处偏僻，远离中原，信息闭塞，经济不发展，不是重要的农业区和人口聚居区，因此史载不及，也很正常。自唐以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史料中即使有所记载，也是挂一漏万，简略粗疏。但随着经济的开发，人口的增加，史籍对这一带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的灾害记述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地方志出现后，对本地区灾情状况的记载相对详细一些。就我们所见，与重庆有关的旱灾，唐代只有4条史料，涉及6个年头；两宋增至22个年头，明代则有44年；清代高达96年，占清朝总年数的36%；民国总共只38年，却有21年的旱灾记录，占了55%。这种迅速增多的旱灾记载，除了人们的关注度提高外，灾害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庆地区的旱灾可能发生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从史料记载看，有冬春旱、春夏旱、夏秋旱。冬春旱一般发生在上年十一月（农历，下同）到下年三月，主要原因是受干燥寒冷的冬季风控制，在农业生产上会造成蓄水减少、不利越冬作物生长以及开春后播种困难等不利影响，从而导致农业歉收。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也不是最频繁的。危害最大的是夏秋旱（尤其是伏旱），时间集中在五至八月，这时正是农作物生长的高峰期，需水量大，因此旱灾造成的损失巨大，后果严重。夏旱的特征是高温、干旱双管齐下，地面蒸发量大增，只要五至八天不雨，旱像就会显现；十天半月不雨，就会出现灾情；若一月不雨，就会酿成大灾；要是更长，后果会非常非常严重。如光绪七年（1881年），黔江“夏旱，民大饥。六月杪至七月仅四十日不雨，而禾菽焦枯，不成颗粒，谷价翔贵，民掘草根及树皮食之，饿死颇众，卖子女者相属”。（引文出处参见文后附表，不另注明，下同）1935年，万县“夏末秋初旱月余，滴水未下，田裂禾死”。忠县“夏旱两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最长为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545-1546年），永川“七月旱，至次年六月不雨，赤地千里”；荣昌“七月不雨，至次年夏六月旱甚，千余里皆赤”。都旱了整整一年！这么长时间的干旱，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重庆旱灾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连年大旱。如南宋绍熙元年至四年（1193-1190年），重庆境内连续四年遭受旱灾袭击；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932-1937年），更是连续6年大旱。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民国，在重庆范围内一个地区（县以上）连续两年以上发生旱灾的，计唐代2次，宋代3次，明代11次，清代21次，民国4次，这还不包括隔年一灾的。其中连续6年的1次（民国），连续5年的1次（清代），连续4年的有3次（南宋、清代、民国各1次），其余为连续2-3年的。如果以重庆地区整体情况来看，连续旱灾的年份就更多了，再算上只相隔一两年的旱灾，那真可谓是“十年九旱”，可见重庆旱灾的频率要比其他自然灾害高得多。重庆地区的旱灾往往受灾面广大，灾情凶猛。旱灾一来，常是整个川东州县都难幸免。史籍常记载为“川东旱”、“重庆（府）旱”、“夔路十五郡旱”、“有涪陵等四十五县”旱、“受灾六十七县”，等等，而且灾情往往非常严重。如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荣昌“自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大旱频仍，田无收获，赤地千里”。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津“六月大旱，至次年春夏。是岁之秋，邑旱甚，稻禾之在田亩者，不旬日而槁烁殆尽，用是饥馑相仍，卖妻鬻子，流离琐尾之况，辗转道途”。1924-1925年，四川各地连续发生大旱灾，受灾面积广大，灾情奇重，又加水、蝗、疫并出，导致严重的饥荒，其灾民遍野，饿殍遍地之状，为百年间所仅见。

　　重庆的夏天又是多雨季节，所以大旱之后，常常跟着又来水灾，甚至数灾齐至。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綦江“五月以前多雨，六月极亢阳，七至九月淫雨不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垫江“夏旱秋淫，次年大荒”，这是水旱夹击；乾隆二年（1737），涪陵“水冲石压田地，并连年久旱”，这是旱灾加泥石流。旱灾之年，因饮水卫生、人畜尸体未及时掩埋等原因，很容易出现疾病流行。如清顺治四年（1647年），綦江“五月大旱，难民无所得食，兼瘟疫盛行，死者无人掩葬”。嘉庆十六年（1811年），綦江“大旱，民食草根，连旱三载，加之疫症，死于疫者不可数计”；光绪十八年（1892年），黔江“夏旱，入伏弥月不雨，亢阳异常，人多得霍乱疾者”。还有旱、涝、虫灾或者旱、虫、风灾一起来的，如1930年，巴县“自五月雨后，田禾大受虫灾。春涝夏旱，秋收仅半”。道光七年（1827年），綦江“旱，秋生害禾稼虫；大风拔禾，稻多损”。更有水、旱、虫、疫、虎患、兵燹六灾并至的，清顺治三年（1646年），重庆“大旱大疫，复有虎患”；巴县“大旱”；綦江“大旱”；彭水“夏旱，秋潦，禾生虫，民食蕨根，人相食，大疫”；荣昌“大旱、大疫，相残杀，几无遗民”。这简直太可怕了！

　　三、重庆历代旱灾惨状

　　“大旱给重庆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首先是农业歉收。大旱之年，主要表现就是水源涸竭，草木枯死，如康熙二十三年，遂宁、井涸”。

　　（1684年）“丰都、巫山旱”。当年潼南也旱得“深井尽涸”。道光十五年（1835年），綦江“六月十四立秋又大晴，至八月朔，小河皆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綦江“秋旱，八月内树木尽枯”。缺水的后果是农民无法播种栽插，种下的庄稼也大片枯死，导致收成减产甚至绝收，人畜也饮水困难。如咸丰五年（1855年），綦江“大旱。二月种不可播，六月苗槁甚”。同治十年（1871年），合川“递六月中旬，日光过烈，下蒸田水如炊，而秧变矣，由青而黄而红，刚十日，良苗尽槁，如燀汤滤过，满田成黑水，无一苗成”。1935年，长寿“入夏以后，骄阳肆虐，稻多白穗，秋收欠薄，民食为艰。复患冬干，田土龟裂，饮水缺乏”。1937年全川“连月不雨亢阳，无法播种，竟至饮水亦成问题，饥殍载道”。这类记载在史籍中不胜枚举。2006年的重庆大旱，从公布的电视、照片和亲眼所见，也是河流断绝，山林尽枯，田地龟裂，庄稼枯死。什么叫“赤地千里”，即此之谓也！

　　农业歉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饥馑。这是最惨不忍睹的一幕。重庆及川东地形崎岖，坡陡土薄，土地并不肥沃，平常年份的收成也仅够糊口，多数人家无存粮，一遇灾害，几乎立即就有断炊之虞。如清咸丰五年（1855年），合川“五月不雨四十余日，禾苗尽枯，人有饥死者”，以及前文所引光绪七年（1881年）黔江夏旱的史料，都是仅四十来天不雨，就酿成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可见当时人们的抗灾能力是如何脆弱！

　　大旱之年，米珠薪桂，物价腾贵。宋绍兴六年“夏，（1136年）蜀亦大饥，斗米二千，利路倍之”；嘉庆十九年（1814），城口“春夏之间，谷米价昂较常三倍，民多以草根树皮为食，间有饿殍”。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县“五月初不雨至六月中旬，田禾半槁，米价腾涌，较常年几倍”。甚至卖到不可思议的天价：（1648）

　　清顺治五年“重庆大旱，斗米三十金”！没有粮食，人们只好以树皮草根甚至泥土为食。明万历十六至十七年（1588-1589年），綦江民掘草根、“大旱频仍，削木为食”。清光绪十一年（1833），奉节“旱，自秋徂冬不雨，民饥，食树皮及芭蕉根”。乾隆四十三年（1778），垫江“大旱，贫民采野蒿，掘白泥为丸以食”。这种“白泥”又叫“观音土”，是一种青白色（也有黄赤色）黏土，泥质细腻，入口较少泥沙感，民间常在灾荒年间以野菜杂糅食之，史籍中多有记载，作者早年也曾亲口尝过。但这种泥土仅能疗饥而已，并无一点营养，而且多食会堵塞肠胃，不能拉出，严重者会因腹痛坠胀而死。

　　最恐怖的事是由饥饿导致的“人相食”。这类记载不少，仅清代与旱灾有关“食人”记载就有六次（顺治三年、五年、六年、乾隆四十四年、道光十三年、同治十一年）。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巫溪“大旱，绝种粮，人相食”。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足“连遭旱，赤地千里，人相食，遍市鬻子女”。民国报刊对1935的旱灾也有此类报道：石墙镇灾民劫“南川惨剧多，谷，冷水乡灾民吃死尸肉。”这已是进入文明社会很久了，“食人”。

　　对一个正常人而言，是想起来都会毛骨悚然的事。食人者要面对巨大的心理障碍、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甚至法律处罚，所以只要不是精神变态，只有在绝望无助饿极濒死的时候，才会同类相食。

　　缺水缺食的后果就是大批老百姓“非正常死亡”。一是因病死亡者大批增加。这里面有中暑而死的，高温是主要杀手；有饮水不卫生致病而死的，旱情严重时人畜饮水困难，不论什么水都喝下去，容易导致疾病流行。同时因食物不足使身体素质下降，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弱，人就容易生病，生病后也容易死亡。而死亡的人、畜、禽类尸体因无人掩埋腐败发臭而病菌滋生，也是导致疫病流行的一大原因。前面已引了一些大旱加大疫的史料记载，这里就不再重复。二是直接饿死的，常发生在大旱之后的当年下半年或第二年青（1549年）“全蜀荒旱，黄不接之时。如明嘉靖二十八年，殍死无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秀山“夏旱，大饥。民多流离，多取石粉为食，死者道路相望”。其余像“道殣枕籍”、“民多殍亡”之类的记载，史不绝书。

　　为了求生，老百姓只有卖儿卖女甚至卖妻，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足“连遭旱，赤地千里，人相食，遍市鬻子女”。1934年，重庆“旱，到处卖妻鬻子，吃草根、树皮和白泥土”。或者流浪他乡，到处乞食，以至灾区十室九空，生民百无余一。如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大旱，利、流徙者数千人。光绪十“蜀潼、夔三路郡国十八皆饥，”年（1884年），綦江“夏秋连月皆旱，百谷无收，饥民多殍亡”。

　　年南川石墙镇民投书政府说：“我镇连年惨遭天旱，收成锐减，加以催科频繁，更是民不聊生，十家之中，已达十家全空，生计断绝，业已临头。”1936年，石柱、丰都“旱，灾民群赴利川乞食”；1937年云阳“春夏旱，饥民二万五千人”。饥民不甘坐以待毙，常发生抢米抢粮事件，如1935年，铜梁“旱，播种无着，饥民结队抢米”。南川同年也发生了抢米事件。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就是因连年灾害之后无以为生才揭竿而起的。

　　历史上旱灾造成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的状况，在今年的大旱灾中是不会出现的了。因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有从中央到各级党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全面动员、全国支援、全力救灾，也有灾后的生产自救和扶贫帮困，因此大灾无大难，社会稳定，人心安定。这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