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二十四、从白莲教起事看巴山老林附近地区乡村防御体系

　　周琳

　　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横亘着绵长险峻的大巴山脉。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历来是社会动乱的多发之地，嘉庆年间喧嚣一时的白莲教起事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巴山老林附近各（厅）州县，如万源、城口、通江、开县、渠县、忠州、达州、梁山、垫江等，一直是清代川省地方防御的重中之重。而该地区的治安状况和防守力度，更成为透视其社会活力和凝聚力的独特视角。此外，由于该地僻处山区，所以本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乡村，以更真实地反映该区域的特色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切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清代初年巴山老林附近地区的防御状况。

　　一、清代前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区防御状况

　　清代初年，国家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消弥巴山老林附近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乱，数支反清武装依然凭借着该地易守难攻的地形做困兽之斗。接二连三的战乱高潮，使得这一地区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所载：屠戮无算，

　　据《开县志》“张献忠复入蜀，靡有孓遗，开县人民所存仅止数姓而已。”又据《万源县志》记载：“清顺治二年春，摇黄贼窜扰巴、通、东、太、达、梁、新、开诸县，所至屠城寨、焚庐舍，炮烙吊烤以取财谷，尽杀绅士军民，惟掠其少艾子女入营，壮丁则缚以牛皮，纹其面，以任肩荷，积尸满地，臭闻千里。”而康熙十三年的三藩之乱中，战火再一次燃起，以至于“太平、通、巴诸州县悉被勒索，十室九空，虽深山穷谷无或幸免”。

　　面对残酷的劫掠和屠杀，不乏有地方官绅挺身而出，浴血抵抗。如渠县人郭荣贵便率领乡里十五族，三千余人筑寨抵御。然而这样组织有力的地方自卫力量毕竟是凤毛麟角，而浴血奋战后身殁城陷的事例则比比皆是。如万源县：

　　“（顺治）三年，流寇杨秉荫围城，诸生谭璞等百计御之三阅月，城陷，焚歼无遗，谭璞骂贼不屈死，训导王明德偕妻某氏赴泮水死，千总罗维先手刃妻子，赴火死。把总邓天禄、诸生邓明才皆力战被执不屈死。冉潜妻袁氏、诸生冉斐同妻庞氏均死之……”

　　即使郭荣贵等人誓死据守的大斌山寨也是“有叠碁累卵之危，无蚍蜉蚁子之援”。这样，巴山老林周边僻远而脆弱的乡村，成为动乱势力肆虐的乐园。整个社会陷入惶恐、激愤而又无所适从的窘境。

　　总之，白莲教起事之前，巴山老林附近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未曾建立起有效抵抗外部冲击的地方防御体系，普通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在扰攘的战乱中成为最直接的牺牲品。

　　二、白莲教起事时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区乡村防御体系的诸层面从乾隆六十年开始，又一次严重的战乱不期而至。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白莲教反清战争。下面，我们依然从防御体系的视角，对这一时期的巴山老林附近地区进行一番审视。

　　（一）清政府在该地区的驻防军队以及临时派遣、征募的平叛部队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军队以营为单位。营即绿营，由汉族兵丁组成。清代全川共设营八十，总计兵丁约34300余名。

　　除此之外，为镇压白莲教的反清斗争，清廷还紧急调遣大批外地官兵入川增援。现将清政府历次调遣军队的命令摘录如下：

　　嘉庆元年十二月命陕甘总督宜绵入川总统军务

　　嘉庆二年二月命署广州将军襄勇伯明亮率领侍卫内大臣子爵德楞泰入川与总督宜绵会攻金鹅寺嘉庆二年六月尚书总统惠龄领楚省官兵尾追齐王氏、姚之富入川嘉庆二年十二月尚书惠龄领官兵由太平入川至达州调云贵总督威勤侯勒保代宜绵为四川总统嘉庆五年正月命参赞大臣德楞泰自陕入川，前经略大臣勒保释罪以蓝翎侍卫为领队大臣，驰驿赴川协剿这一部分军队，情况紧急时奉令调入，局势缓和则撤离。他们与该地的驻防军队相策应，构成清剿白莲教反清武装的主力。

　　另一支由政府组织的清剿武装是随征乡勇。这部分人员在编制上不列入军籍，其招募和解散都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定；在待遇上，乡勇在从征期间的粮饷由国家财政支付，额度明显低于正规军，但在实战中，却往往由乡勇充当前锋，故乡勇队伍成为清剿力量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但清政府苦心经营的防御力量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首先，各地驻防军队的兵力实际上是极其薄弱的。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盆地中心（如重庆），驻军越少（仅为每汛34人），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如梁万营，每汛驻军达到66人。但实际上，即便如此，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地方治安。以万源县为例，清代该县共设六汛二十四塘隘，以“每隘要设马兵一各，守兵四名，每塘要设守兵三名”的定制计算，该县全境仅设战守兵丁160名。以竹峪关汛为例，其距东北相邻的大竹河汛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为300里，距西南相邻的龙凤场汛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约为200里，而其本身只有守军45名，在仓猝起变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反应。加之该地山势蜿蜒，遥连秦陇，要使各塘汛的微薄驻军彼此策应，更是难上加难。

　　此外，正规军的战斗力更使清剿大员们十分头痛。白莲教起事之时，距平定三藩之乱已有上百年。长期的安定与和平，致使军中惰性滋生。川督勒保对官军的畏敌惧战做过入木三分的描述：

　　领兵官离城数十里而遥闻贼往，则与之俱，

　　（贼行则与之俱行，竟如护送一般）以贼之远去为幸，前途滋扰，若与我无干。至派往各路堵御官兵，原恐有贼窜来便可带兵夹击，岂知闻贼一至，闭营自守。幸而贼不攻我，便可贪天之功。虽闻贼营演戏高歌，亦无从而顾者。贼去一两日后方始放炮开营。于附近各村庄内，将被贼弃置之难民，歼获数人。偶而遗亡之器械捡得数件，以为某处贼匪被我杀退，即行禀报邀功，恬不知耻。

　　此外，乡勇的征募虽然不失为颇见成效的应急之策，但是也遗留了很多问题。首先是乡勇的素质问题。因为乡勇报酬微薄，地位低微，故应募的大多是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即时人所谓“闲挞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消，遇嘓匪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闲挞浪既久，即成嘓匪，嘓匪之众，即为教匪流贼”。可以设想，大量忽兵忽匪的无赖之徒厕滥于乡勇队伍中，会对其战斗力造成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还有乡勇的士气问题。乡勇因在待遇和地位上被打入另册，所以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裁撤乡勇队伍和缩减粮饷时，这种矛盾甚至会以兵变的激烈形式爆发出来。嘉庆十八年，给事中陆泌就曾指出：

　　前此川楚用兵时，动辄雇募乡勇随征，册报不下数十万人，聚无籍之徒，干不戢之禁，去来无定，桀骜不驯，当其战胜之时，已有难制之势，洎乎凯撤之际，尤鲜善处之方，遣之则为流民，羁之又成悍卒，宁陕、瓦石坪前鉴具在。

　　由此可见，召募乡勇从征虽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却潜伏下更多的不安定因素，故难以成为长久之计。

　　由于政府军事体制的种种漏洞，不得不以其他的武备形式对其进行补充，这就是下文所要述及的团练和寨堡。

　　（二）各地为保卫乡土而设置的保甲团练组织

　　保甲制一直是清代最基本的地方治安保障制度，清廷于顺治四年、康熙四十七年、雍正四年和乾隆二十二年四次严饬力行保甲。然而，巴山老林附近的边远州县，在嘉道以前很少见到有关编审保甲的记载。正如当时人所描述：“山内村落极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即两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动辄数里，匪徒窃劫，难资守望之力，孤掌难鸣，不敢与匪徒为难。”

　　然而，白莲教起事却成为该地保甲制度严密化的外在动力。这一时期兴起的团练是保甲制度的发展形式。它在保和甲之上设立了团，“每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其大团议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之事”。这样，将原本各自为战的保甲，整合成一个组织有序、调度统一、规模更大的地方居民互助防卫体系。

　　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事之初，四川总督宜绵便以六百里加急发布了《通饬各州县仿照南充县令曾自柏办理团练章程》，并以严厉的惩罚措施对各地方官加以申戒：

　　“倘该地方官司竟敢视为通常事件，并不实力奉行，无论贼匪，失陷城池固当按律严办，即潜逸境内，漫无抵御，亦必从重参究，凛遵毋违。”直至嘉庆十年，白莲教起义平定后，川督勒保仍然强调保甲团练组织对于肃清白莲教残余势力、保持地方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可见政府对团练的重视的确非同一般。

　　关于团练保卫桑梓的战绩，在各种史料中也多有述及。以万源县为例：嘉庆元年九月，徐添德、王三槐在达州起事，迅速波及邻近的万源县，当时四川官兵大半调赴形势更加危急的湖北，守备极其空虚。城口主簿蒋日纪、汛防把总冯继世急招乡民三千余人组成团练，于十月初八日进攻鸽子山。焚杀叛乱武装一千余人。在仓促应战、缺乏援助的情况下，取得如此的战果，足以证明此时该地区已具备了建立地方防御体系的良好基础。鸽子山之役后，万源县迅速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乡里团练。一个月后，再次与白莲教接战时，便有十余支乡勇队伍作为战斗的主力。据县志记载，嘉庆元年九月，白莲教初起之时，有姓名可考的教首有十人，截至当年十二月底，除一人仍负隅顽抗外，五人被生擒，两人在交战中被当场歼灭，另有两人因战败而投崖身亡。

　　可见，在卫护乡里的过程中，保甲团练的确功不可没。

　　（三）实施坚壁清野策略而修建的寨堡

　　巴山老林附近地区历来以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著称。当白莲教起事使当地社会陷入危机境地时，造物的神奇赋予了人们摆脱危机的灵感，那就是坚壁清野的策略。

　　坚壁清野最著名的倡导者是龚景瀚。就其具体实施方式，龚氏提出：平地则用堡，不能归“山地则用寨，山中之村落零星，人居稀少，并者，及老林之居民，皆迁其人，而空其地，资以口粮，赐之宅舍。”具体地说，即是在民众与白莲教武装之间构筑一道坚强的壁垒。这样，无论是积极的进攻还是消极的守御，都能以寨堡为依托，达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目的。正如龚景瀚充满自信的断言：

　　“坚壁清野法，不战而屈人，策之最上者也。”实践证明，坚壁清野在当时巴山老林附近乡村的确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防御策略。

　　当然，这些数字并不具有绝对的准确性，因为在编写方志的过程中，一些规模较小的寨洞难免被遗漏在外。另外，山内有许多天然的洞穴，对这些山洞的利用是源于人们求生的本能，还是依赖有识之士精心构建的坚壁清野策略，目前已无法考证。但从这些颇为可观的数据看，从各地方志对其作用的极力渲染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寨堡（洞）在当时乡里社会自卫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梁山县为例，嘉庆二年春，自方积接任县令伊始，便全力修筑寨洞。当年五月，白莲教果然开始大规模流窜，邻近州县先后遭受重创。

　　是时，邻水、大竹、长寿、垫江、丰都、忠州六州县之民携老扶幼，悉东走避贼，贼行急，民携累行迟，经城邑不敢纳，恐有贼谍也。亦不能纳，人众邑小也。诸民甫入梁山境，贼游骑已过垫江，民益窘迫。闻梁山有七斗寨，争趋之。寨长不能辨良莠，仓促招之，一昼夜登者二十余万……散栖他寨者亦不下十余万，梁山民之在寨者不计焉。民登寨之明曰：见诸寨严备，复以乡兵塞诸隘，贼“贼大至！”不敢攻，北走新宁、达州，民于是始知筑寨之利。

　　战后，嘉庆帝也对坚壁清野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自结寨落后，不特贼无由焚劫，且居民等凭依险固，心胆既壮，贼至即合力攻击，斩获甚多。其后陕楚一律仿照，贼势日益穷蹙，始能将无数凶渠，以次扫荡。今三省肃清，闾阎安堵如常，揆阙所由，实得力于坚壁清野之策。”

　　三、体系各层面之间的关系

　　上文主要罗列了白莲教起事时期，巴山老林附近地区防御体系的主要层面。下面我们将对其各层面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

　　（一）政府机构和官员与团练寨堡的关系

　　翻检与白莲教起事有关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散居各处的百姓在危急时刻能及时组织在一起，进行积极的守御活动，关键在于当地牧令以有效的守御策略和誓死抵抗的决心，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存在，在任何时候对于百姓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资源。

　　在清剿白莲教叛乱武装过程中，政府对地方防御体系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以政令的形式推行兴团筑寨的策略。嘉庆元年和嘉庆七年，先后两任四川总督，分别发文通饬各州县筹办团练，兴建寨堡。同时，相当多的地方守令将其付诸切实有力的实施。如梁山知县方积、南充知县曾自柏等都凭借这一策略取得了捍卫地方的瞩目成效。

　　（2）

　　政府对寨堡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川督勒保即明确制定了奖赏和补贴的办法：

　　团（寨）勇出寨迎敌时，每日按名发给口粮一升。团（寨）勇遇有阵亡，每名官给埋葬银十两，受重伤者每名酌给养伤银二两。团（寨）勇擒敌一名，赏银二两，杀敌一名，赏银一两，擒获敌方小头目一名，赏银五十两，若能擒获敌方首将，遵照钦颁赏格给发。

　　诚然，由于该地复杂的地形，政府的资助势必难以遍及所有团练和寨堡。但从勒保的奏折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政府积极、负责的态度。

　　（3）政府在兴团筑寨的过程中给予必要的督导和调度。当然，这种作用的有效发挥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白莲教起事前期，其方式较为粗疏。正如勒保所评价：无官统率，“旧日乡团只能各自为守，终觉散而无纪，难期得力。”而到战争后期，随着官府在这一问题上经验的增加，对团练寨堡发挥督导职能时，人员安排更加细密，职责分工也更为明确，据勒保所述：

　　四乡办理团练之事，惟有遴委熟悉军务大员分路总理其事。仍多派正佐杂员，各定段落，各专责成……每佐杂一员，管领寨碉若干处，每正印官一员，管领佐杂若干员，均以各该路道府总理其事。现在大小各员俱已陆续前往差所，分路查点寨碉团勇，造其花名清册，刊立告示条规，颁发赏格，约定二月间可以办定章程。

　　可见，此时地方团练寨堡的运作，已经在官府积极的人力财力支持下，更加有组织、有成效地展开。

　　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团练寨堡组织建立后，体现出日益增加的自主性。首先，从各团堡负责人的遴选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基层社会力量的凸现。政府设立保甲长的用意，无疑是培养一批在能力和威望上堪为表率的地方领袖，使其成为整合政府和乡里社会的纽带。尤其在社会动乱的危急时刻，选任高素质的基层管理者更成为人们的共识。事实上，确有一大批地方士绅在领导乡民捍卫桑梓的过程中，发挥出不容忽视的能量。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了绥定府为保卫乡里而捐躯的团练组织者十六人。在这十六人中，除两人身份不明外，其余为文武生员九名，武举两名，监生一名，吏员一名，捐职一名。其中没有功名，没有职衔的普通生员占了绝大部分。他们的存在无疑象征着乡里社会内部潜滋暗长的自组织能力。

　　另外，团防经费的筹集也折射着乡里社会力量的增长。依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的财力自然远不够负担办理团防这笔庞大的开支。于是，广泛动员民间社会的力量便成为势所必然。民间社会经费的募集大约有两条途径：一是向普通百姓募集，如嘉庆元年万源保卫战中，各乡募集团练经费时，便出现了“输粟者众，不烦官为筹备”的景象。可以设想，若没有民众对于基层领导者的信任，生活拮据的小农是绝对不可能乐于捐输的。第二种途径则是乡绅的慷慨解囊。如达县武生潘启光，在徐添德、“募乡勇王三槐起事后，六百名，自备盐粮，前赴土地垭设卡堵截，又捐赀一千九百五十两，谷三百石以助军饷”。从这则材料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一股急公好义的豪侠之气，更是一种对乡里社会深切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二）政府正规军队与地方团练寨堡的关系

　　前文曾述及正规军队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但这并不是否定官军在平定白莲教起事中的主力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在兵力、装备及后勤供应上，官军都拥有绝对的优势。而且，要使风鹤易惊的普通民众在长达七年的战乱中始终保持对政府的向心力，政府军队的存在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正是有赖于官军与地方自卫力量的配合，被扰乱的社会秩序才得以重新恢复。这种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大规模正面交锋与侧面牵制小股白莲教武装的配合。政府军队由于兵力雄厚，给养充足，所以在与白莲教武装正面交锋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由于官军多由外地征调，不熟悉地形，加之人数众多，调度不易，因此在灵活性和机动性上，较土生土长的团丁寨丁相去甚远。因此团堡组织在实战中便成为官军必不可少的补充力量。正如当时人所说：

　　贼匪大队过去，必有拉后之数十人，委顿道途间。突出截击可以尽擒。前寨既用此计，后寨亦依计行之，则贼所过寨堡必有折损。又贼于夜间驻扎地方附近寨堡，拣壮健于夜间更深时用大礮过山鸟遥击之，纵不能多杀贼，而彻夜不得休息，必惊惶拔走，明日至他处又复如此，则贼亦疲罢，被擒者益多，我不劳而彼已不支。

　　这种防不胜防的突然袭击，显然使白莲教武装陷于防不胜防的被动境地，对于配合正面战场大有裨益。

　　（2）转战清剿与就地堵御的配合。白莲教主要由无业流民组成，其特征就是流转各地，往来无定，平叛部队势必在事发各地辗转清剿。然而，一进入崇山峻岭，官军的优势立即丧失。正如当时人所说：我兵必分道架梁，其来如“盖贼匪之劳我师者，而贼匪翻山越岭，虎，其去如鼠，跟追倏无踪迹也。”而散处各地的团练、寨堡则有助于弥补官军在这方面的劣势。白莲教武装流转至一地，当地团练寨堡若能及时堵截，待清剿部队赶到，团丁与官军里应外合，必然会取得可观的战果。《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成功的战例：参赞德楞泰率军追击教首樊人杰、徐添德，樊徐二人在奔逃过程中，在马鞍寨被团练所拒，德楞泰率精兵随后赶到，团丁与官军相互策应，致使叛军伤亡惨重，樊徐二人数日后也被歼灭。

　　总之，在实战中，官军与地方团练寨堡，相互策应，互为表里，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

　　（三）地方保甲团练与寨堡的关系

　　在实战中，保甲团练与寨堡也是共存共生的。

　　首先是保甲组织与寨堡的关系。寨堡中实行保甲制度的宗旨便是保证寨堡居民成分的纯洁性。具体的操作方式是：

　　“十家联保，互出甘结，始准移居，匪类送官究治，其踪迹可疑尚无确据者，另附册尾听其任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后患。其余良民使团聚，家有几人，大小几口，所操何业，田地若干，详注册内，以备稽查。”

　　由此可见，当白莲教起事使社会陷于动乱时，保甲制度寄居在寨堡的外壳下得以继续存在和有效运作。同时寨堡也依赖于保甲获得必不可少的安全和秩序。

　　此外是团练组织与寨堡的关系。与保甲相比，团练的职能更倾向于防御力量的组织，而这恰恰也是寨堡建立之后的当务之急。正所谓：“未有团防不成而关寨自固者。”足见团练与寨堡的结合已基本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总之，寨堡和团练的结合使得地方防御体系进可攻，退可守，赋予乡里社会更强的抗危机能力。

　　由此可见，保甲团练与寨堡在彼此依附之中相得益彰，在清代中后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支撑着社会的稳定秩序。

　　四、结论

　　从清代前期面对外部冲击的惶恐和被动，到白莲教起事时期应变的积极和从容，我们不难感受到该地区民间社会从幼弱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文中所述团保经费的筹措，团保寨长的遴选，以及对散居各处民众的组织和安抚等种种行为，都使一种在以往和平发展时期潜滋暗长的社会力量骤然凸现。这种力量并不仅仅在于消灭多少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者，更在于一种对乡里社会深切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才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依据，更是其在重重考验中顽强生存、良性发展的凭借。这个角度上看，白莲教起事不仅是这个社会内部矛盾的一次爆发，更是对这个社会的一次严峻考验。而清中期的巴山老林周边社会以积极而富有成效的作为，平稳地渡过了这次劫波。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代开国一百多年以来这一地区，以及整个四川社会从满目疮痍中渐渐恢复元气的事实，同样可以为清代中后期乃至近现代四川社会的发展寻找可靠的历史依据。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必须看到政府在协助地方摆脱危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尽管清代中后期政府对地方总体控制的削弱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至少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时期、这一事件中，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从总体上体现出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这一时期的种种举措，处处渗透着与民间社会密切配合的诚意。四川社会能最终克服这次动乱，重建稳定而正常的地方秩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

　　长达七年的白莲教起事反映了清代四川社会内部潜伏的种种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也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四川社会的活力和潜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所论证的巴山老林附近地区防御体系的建立，只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侧面。对清代四川社会发展的全貌的提示，则还期待着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