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十九、长江三峡出土的长沙窑瓷器

　　胡习珍

　　随着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顺利完成，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业已落下帷幕，三峡地区出土的许多重要文物也因此为考古学界关注。2005年9月，因着机缘，本人去了云阳，参加了明月坝唐代遗址出土的有关瓷器的整理工作。2006年3月底和4月初，亦有幸跟随导师陈丽琼先生先后两次在三峡一带考察学习，走访了宜昌、秭归、巫山、奉节、万县、忠县、云阳等县市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发现这些地区近年来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瓷器。

　　在唐代，长沙窑因其独特的装饰工艺成为著名的外销瓷，其产品在国内各地区间的商品贸易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长沙窑相关的著述中，在讲到长沙窑的内销时，未谈及四川、三峡地区出土有长沙窑产品。故此，在陈丽琼先生的循循启发和精心指导下，结合我所见及所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写出这篇习作，希望对长沙窑产品内销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素材。

　　一、长江三峡的地理风貌

　　长江三峡是世界最大的峡谷之一，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穿巫山和湖北省的巴东、秭归等县市，东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峡中两岸悬崖绝壁，江中滩峡相间；山势雄奇险峻，江流奔腾湍急；峡区礁滩接踵，夹岸峰插云天。“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季，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三峡的旖旎与雄奇尽现诸笔端。长江三峡包括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既深又窄，两岸峭壁和山峰高达500-1000多米，而江面最窄处却不足一百米，水流湍急，常使人萌发“江流阻塞路疑无”的感叹。白居易在他的中写道：下《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杜甫在《滟滪堆》中亦感慨：“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沉牛答云雨，如马戎舟航。”三峡的险，足见一斑。

　　不可否认，峡谷险滩在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天然画卷的同时，也给三峡的水路运输带来了交通上的不便。但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三峡一带人杰地灵，当地的人民依着水土的丰厚肥沃、气候的温润适宜，种植五谷，养殖六畜。在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曾列数出巴国有蚕、桑、麻、苎、鱼、盐、铜、铁、丹、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这些物产“皆纳贡之”。在唐代，四川地区社会比较稳定，农业生产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三峡地区的畬田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如忠州“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田”，万州“种田烧白云，斫漆响丹壑”。农业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为物产的丰富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峡航运，古已有之。西汉时，武帝刘彻曾两次下诏从巴蜀运粮由三峡出川转运至江淮，分别运至山东和江南赈灾。至南北朝时期，长江水系的造船业有了很大发展。造船工场大致分布于成都、江陵、长沙、南昌、鄂州、夏口等地。特别是在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造船业的发展为商品贸易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就瓷器的使用而言，也更为普及。当时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即“南青北白”瓷业格局的形成。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到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从三峡地区的出土物来看，在同一地层或同一座墓葬，长沙窑瓷器多是伴着越窑、邛窑或邢窑等瓷窑的产品一起出土的，特别是在巫山古城遗址、云阳明月坝唐代遗址、忠县中坝遗址、秭归望江墓群、万县及奉节一些遗址的墓葬和窖藏，这种状况尤为明显。这不仅为长沙窑产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说明，长江三峡一带的区县，在唐代很可能是各地区间瓷器贸易往来的集市或集镇。我们甚至不难想象，装载大江南北各地瓷器的船只在三峡这条航运线上奔驰穿梭的艰辛和繁忙。

　　那么，长沙窑瓷器是怎样运销至三峡地区的呢？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长沙窑的产品经由湘江，入洞庭湖，出湖口，进入长江，逆流而上运至长江上游的各区县，这似乎是一条比较合理的水路运输线。当然，其产品也有可能通过陆路转运至长江，再由水路内销至沿江各地区。正如李白在《上三峡》“三朝上黄牛，中所描绘的那样：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长江三峡湍多水急，交通相对闭塞，航运危险性也较大。大型船只若要逆流而上，就得依靠纤夫拉纤助航。如我国古籍中有公元35年，汉光武帝派大司马吴汉率征南大将岑彭，由荆门溯长江入川，讨伐公孙述的记载。可见，三峡中专为拉纤人而修的纤道在东汉时就早已存在。有了纤夫这支特殊的队伍，穿行于江面之上的船只也就能顺利通航了。从串串川江号子中，我们也可感受到当时交通运输的繁忙。

　　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墨客泛舟涉足这里。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豪言：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朝辞白帝彩云间，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然其诗词不免过于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峡确实是当时的一条黄金水运线。据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到唐代时，三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商贸十分发达，川米、蜀麻、蜀布、巴盐等众多商品均经长江水路转运。诗人杜甫曾以“蜀麻巴盐自古通，万斛之船快如风”来形容当时江上货运的繁忙。这样，通过三峡的水路运输，山内的人们将自己的土特产运往山外，山外的人们也将自己的产品（包括瓷器）输至山里，互通有无。三峡也很自然地成为当时长江沿线地区物产运输贸易的交通枢纽了。

　　这样，长沙窑瓷器内销至长江三峡地区也是顺其自然、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二、出土长沙窑器物简述

　　从秭归、巫山、奉节、云阳、忠县、万县等区县出土的长沙窑瓷器来看，器类以碗、壶、罐为主，还发现有盘、碟、杯、钵、瓶、水注、水盂、洗、枕、灯盏、烛（灯）台、粉盒、双层坛、擂具、炉、砚台、器盖和各种动物形哨等。同时，这些地区均出土有大量的长沙窑瓷片。特别是作为三峡重庆库区2001年的十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的云阳明月坝唐代遗址，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在种类和数量（包括瓷片）上，都是目前三峡地区其他县市所不能及的。其器物上装饰的纹样，诸如花草纹、联珠圆圈纹、折枝纹、云山纹、鸟纹以及各种写意图形等，更是蔚为大观。

　　现综合以上各县市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从较完整的器物中，择其精者以述之[与《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中的器型、纹饰相印证，下文中凡《长沙窑》皆简称为《长》……

　　1.壶

　　青釉褐彩壶：万县出土。小喇叭口，直筒颈较矮，肩有两对称复式系，四面短流，腹圆鼓，大圆饼足。饰有白色化妆土，外施青釉不及足，流及腹部饰大圆块状褐斑。器高22.5、口径7.8、足径15厘米。

　　青釉褐彩题字壶：忠县出土。残，侈口，筒颈微束，颈肩相接处饰凹弦纹一周，多棱形流，流侧下褐彩行书纵排“高山鸟啼”四字，瓜棱形腹，下腹斜收，大圆饼足。米黄色胎，饰乳白色化妆土，器表及颈内壁施米青黄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器高19.2、口径11、足径11.8厘米。此壶与《长》图版208相似。

　　青釉绿彩执壶：万县出土。喇叭口，微残，细直筒颈较高，长曲流，颈中部和肩部领肩处有鋬痕，圆鼓腹，圆饼足。通体饰白色化妆土，外施青釉，流青釉绿彩执壶（万州出土）及壶身用绿彩浸漫勾画草叶纹，虽廖廖数笔，但画法流畅豪放，绿彩浓淡相宜，宛如一幅行云流水般的没骨山水画，有着浓厚写意山水的装饰效果。器高22、口径7.2、足径8.6厘米。

　　青釉黑褐彩执壶：巫山出土。喇叭口，颈微束，六棱面短流，弓形鋬，椭圆腹，圆饼足。通体饰乳白色化妆土，外施青釉不及足，器外壁饰有不规则黑褐色椭圆形流釉装饰和块状黑褐斑的组合纹饰。器高14.5、口径8、足径8厘米。

　　青釉褐斑执壶：巫山出土。口微侈，卷沿，直筒颈较矮，四瓣瓜棱形腹，多棱面短流，弓形鋬，肩有两对称双沟扁条形系。饰白色化妆土，外施青釉不及足，系及腹部饰有阔叶形块状褐斑和褐色条带状彩相结合的纹饰。器高26、口径8.8、足径1厘米。

　　2.罐

　　色釉瓷罐：万县出土。卷沿，直领，肩两侧贴对称模印双耳，深腹微鼓，平底。饰灰白色化妆土，施酱褐色釉不及底。器高11.8、口径7.6、底径7厘米。此罐造型与《长》A型V式罐相似，耳系模印贴花罐：忠县出土。残，直口，平沿，直筒颈，溜肩，肩部贴饰模印“心”形横耳，在“心”形贴花上饰有四组联珠戳印花蕊纹，耳系已残，弧腹。灰白胎，器表施酱褐色釉。残高10.4、残宽11.2厘米。

　　极其形似。小口深腹大罐：万县出土。直口，卷沿，短颈，肩两侧立对称双系，系下贴饰一三角形模印贴花，贴花上饰椰枣纹，圆鼓腹，平底。外施酱黑釉不及底，肩及上腹部饰对称椰叶形贴花。器高30.2、口径12、足径14.6厘米。此罐与《长》G型罐相似，但无系。

　　青釉联珠纹罐：万县出土。直口，卷沿，短颈，肩两侧竖立两泥条耳，椭圆深腹，平底。饰灰白色化妆土，施青釉不及底，颈肩处饰一周酱褐色点彩，腹部饰褐色点彩，并与颈部的点彩组合成联珠心形纹，心形内套一绿色点彩联珠纹组成的小心形图案，外用黄彩勾边，中心处饰一酱褐色点彩，整个图形组合规整大方，彩色浓淡层次分明，绿彩更是绿得晶莹剔透，似一串碧玉翠珠。器高16.5、口径9.2、底径8厘米。造型与纹饰均同于P74.

　　双系釉下彩罐：秭归出土。直口，卷沿，短颈，肩两侧竖立两泥条耳，直筒腹，平底。通体施青釉，且泛黄。腹部饰褐、白彩联珠心形纹和褐彩联珠纹的组合纹饰，心形纹内分别套饰一褐白彩联珠圆圈纹，以褐彩联珠纹间隔分三区，近中心处饰一褐色点彩。整个纹饰组合十分大方规整。器高21.7、口径19.2厘米。

　　青釉绿色点彩罐：奉节出土。直口，卷沿，短颈，肩两侧立对称模印双系，四瓣瓜棱形鼓腹，饼足。外饰灰白色化妆土，施青黄釉不及底，颈肩处饰一圈排列规整细密的绿色点彩。器高11.3、口径12.6、足径11厘米。此罐造型与《长》图版244相同。

　　3.瓶

　　盘口瓶：云阳出土。盘口，颈细而短，溜肩，腹部微鼓，盘口与颈肩相接处有一绳索状鋬，系残，平底。灰白胎，饰白色化妆土，施青黄釉不及底。器高16.5、口径8、底径10.2厘米。

　　4.碗

　　青釉玉璧足碗：巫山出土。敛口，圆唇微外凸，弧腹斜收，玉璧足。饰有灰白色化妆土，内外皆施青黄釉，外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器型十分规整，釉色莹润，化妆土亦明晰细腻。

　　高器口径18.5、足径7.8厘米。

　　青釉彩绘碗：万县出土。口微侈，圆唇，玉璧足。口沿饰有黄褐色、绿色彩绘成组的条形纹饰，碗心亦饰黄褐色、绿色彩绘菩提树纹，以黄褐彩勾边。饰有灰白色化妆土，内外皆施青釉，内满釉，外釉不及底。器高6、口径16.2、足径7.5厘米。

　　青釉褐绿彩碗：万县出土。口微侈，圆唇，圈足，口沿饰两组对称的褐绿点彩，碗心饰褐绿彩绘芝草纹，以褐彩勾边，笔法粗犷随意，极富流动感。灰白胎，内外皆施青釉，内施全釉，外釉不及足。器高5.6、口径16、足径7.2厘米。

　　5.盘（碟）

　　青釉褐绿彩碟：万县出土。平折沿，腹坦浅，玉璧足。饰灰白色化妆土，内外皆施青黄釉，内满釉，外釉不及足。碟心饰一朵盛开的褐绿彩莲花，花脉以褐色彩绘，十分清晰灵动，形象逼真。器高4.2、口径15.2、足径5.6厘米。

　　酱褐釉碟：云阳出土。侈口，尖圆唇外卷，坦腹较浅，玉璧足。灰白胎，内外皆施酱褐釉，碟心及器外壁皆作菱形状露胎，碟心露胎处饰褐色草叶纹写意图形。器高4、口径12.6、足径5厘米。

　　碟底残片：云阳出土。浅腹斜收，玉璧足。碟心为椭圆状露胎，露胎处绘有褐色团扇状草叶纹，外壁亦作多边形露胎。灰白胎，饰白色化妆土，内外皆施青灰色釉。残高2.6、足径5.2厘米。

　　6.钵

　　褐斑敛口钵：忠县出土。残，敛口，扁腹鼓圆。齐平口沿处饰一模印方棱贴花，贴花上部有一圆孔，贴花内模印一“屈”字，四面饰四组对称似梅花纹的联珠纹。青黄釉，贴花处外罩大块状酱褐彩斑。残高8.8、残宽7.2厘米。

　　7.杯

　　青釉绿彩杯：万县出土。内卷沿，圆唇，圈足。施青中泛黄釉，内满釉，外釉不及足，碗内壁饰辐射状绿彩条纹。器高5.2、口径12.6、足径5.3厘米。

　　8.水注

　　鸟形水注：万县出土。小弇口，瓜棱形短流，鸡尾状鋬手已残，圆鼓腹，饼足。通体饰白色化妆土，外施青白釉不及底，肩部饰形如鸡翅的附加堆纹，在翅上及腹部绘饰褐、绿、黄、蓝四色彩树叶纹一周，排列错落有致，极似柳叶在迎风飘拂。器高7、口径4.8、足径4.2厘米。此器造型与《长》中的B型Ⅱ式水注相同。

　　9.灯与烛（灯）台

　　烛（灯）台：万县出土。残，喇叭形器座，灯柱作三节葫芦形，中空，中腰置托盘。通体施青釉。器残高17.6厘米。

　　碗形灯：万县出土。敞口微敛，尖圆唇，浅腹呈弧形圆收，圆饼足，内壁附有半环形鋬手，内外皆施酱釉，外釉不及足。器高4.6、口径6.8、足径4厘米。

　　10.枕

　　青釉花鸟纹枕：万县出土。猪腰形，腰部斜直。侧面无纹饰，枕面饰褐、绿、紫、红、蓝五色彩绘花鸟纹，小鸟仰首翘尾，站立于花草间，神态悠然，又欲展翅起飞，引亢高歌，给人以春意盎然的喜悦之情。通体饰有乳白色化妆土，施青釉。通长18、高8.8、宽11厘米。

　　11.盒

　　青釉褐彩盒：奉节出土。子母口，直筒腹，器底内收呈平底。盖面弧拱，饰有三周凸弦纹，其中心绘饰褐彩草叶纹。饰灰白色化妆土，通体施青釉，微泛黄。器身通高6.1、口径8、足径5.8厘米。

　　12.玩具（见《长》P113）

　　鸟形哨：奉节出土。体肥，

　　翅短，状似猫头鹰，腹侧钻有吹青釉花鸟纹枕（万县出土）

　　孔。器残高5厘米。

　　系纽鸟：云阳出土。嘴残，圆眼，侧头昂首翘尾，圆腹，背部残存系纽痕迹，双翅刻有方格纹，双爪收腹底，神态栩栩如生。灰白胎，外施褐釉不及底。器高6、残长6.5厘米。

　　系纽狮：云阳出土。纽、尾略残，侧身蹲伏于一圆座之上，仰首，两目圆睁，张口作吼叫状，前肢站立，后肢下蹲，作跃跃欲试状，形象生动活泼，神态亦刻画得惟妙惟肖。灰白胎，施青褐釉，釉已基本脱落。残高7厘米。

　　三、略论长沙窑与邛窑的关系

　　在中国陶瓷史上，四川地区最为著名的民间窑场要数邛崃市的邛窑了。从窑址发掘的出土物和现有资料来看，邛窑与湖南的长沙窑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以唐代产品而论，它们好似同胞的秭妹窑一般。事实上，两窑烧造的产品无论在胎质、釉色还是在装饰工艺上都有着许多共同点。

　　就胎质而言，两窑产品含铁量比较高，当时多数瓷窑需要的制瓷原料多是就地取材，这可能与当地缺乏优质瓷土有关。因而胎色多呈灰色或褐色，还有灰白、灰红、灰黄、青灰等色。烧成温度在1150-1200℃之间，火候温度有些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影响着胎体的成色和致密程度。为掩盖胎体的某些缺陷，两窑的产品在上釉之前，大多要在胎体上施白色化妆土来加以美化，提高瓷器质量，同时也为釉下彩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邛窑与长沙窑的釉主要以青釉为主，除比较凝重的乳浊绿釉釉层较厚外，一般釉层比较薄。有青中泛黄的青黄釉，也有颜色较浅的浅绿色釉，还有釉色比较纯正的青釉。除此，酱褐、黄褐、蓝黑、黑褐等颜色的釉也比较常见。特别是长沙窑的产品，有些纯正的青釉瓷器与越窑的青瓷相似。最为突出的是，两窑都擅长于釉下彩绘装饰，且纹饰多以联珠纹、褐绿色斑块状纹为主，如上述的长沙窑青釉联珠纹罐、青釉绿色点彩罐、青釉褐斑执壶等器物上的纹饰，在邛窑的壶、罐及其他器型的装饰中也极为常见。它们通常用褐、绿、黑、红、黄等色组合在器物的显要部位上进行彩绘，而以褐绿黄三色组合为其大宗。同时，两窑都采用了雕塑、捏塑、刻画花、模印贴花等装饰技法，烧造出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兼烧文房用具、陈设品和各种瓷塑玩具等种类丰富的瓷器。至唐时，两窑都使用了匣钵装烧瓷器，且多是以支圈垫烧。正如在《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一文中，冯先铭先生所说：基本上差不多，“两窑所烧瓷器，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诚然，两窑的共同点是主要的。但若对两窑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比较，您会发现两窑在紧密联系的背后也突现出了它们各自的特色和细微的区别。

　　从时间跨度上看，邛窑早于长沙窑且长于长沙窑。邛窑始于南朝，结束于南宋中、晚期，共经历了约8个多世纪。在这个过程中，邛窑历经了创烧、发展、繁荣和衰败的四个阶段。邛窑先是烧造以青釉瓷为主的单色瓷，至隋开始烧制高温釉下彩。而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其发展过程不及邛窑繁复。从胎质来看，邛窑相对而言比长沙窑质地粗，器物露胎部分呈紫红色或褐红色，质地也比长沙窑坚硬。长沙窑瓷器则呈浅灰色或灰白色，色泽较之邛窑清淡。从器物种类和造型而言，邛窑比长沙窑丰富，如绿釉省油灯、三彩鸡形牵牛花杯、三彩鸭形莲叶杯等是长沙窑所不见的器型。而单就瓷壶而言，长沙窑却比邛窑的式样丰富。在釉下彩装饰方面，邛窑始于隋，长沙窑起于唐中期，但邛窑纹饰不及长沙窑丰富优美。特别是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诗文、花鸟和人物装饰，内容十分丰富，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社会气息。虽然，邛窑和长沙窑都能熟练地运用雕塑、捏塑、刻画花、模印贴花等装饰技法，但又各有千秋。长沙窑更擅长于模印贴花，且形制规范工整；邛窑则更擅长于雕塑，且通常是手塑和模印相结合，或者手塑与雕琢并用，因而形式更为灵活和多样，极富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在装烧工艺上，以碗为例，在邛窑碗的内底我们通常可以看见5个支烧痕，而在长沙窑碗内底通常不见支烧痕。可见，邛窑碗多为叠烧（一匣多器），且以5齿支圈为间隔具，而长沙窑碗则多是一匣一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邛窑与长沙窑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寓自身的特色于其共同点之中。正如陈丽琼先生所言：

　　“以上相同的地方，应属于时代的风格；相异之处，应是地域的特点，和匠师们的表现能力与爱好的不同。但其相同点是主要的。邛窑是我国釉下彩装饰艺术的开创者，长沙窑则是釉下彩的最早继承者和发扬者。”它们在我国陶瓷工艺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从此，我国瓷器也由单色瓷走上了异彩纷呈的彩绘瓷器的道路。

　　后记：在写作过程中，导师陈丽琼先生和管维良先生，在百忙之中给了我许多悉心的指导和极大的关注，在此对两位恩师表示我深深的谢意。但作为一名初学者，由于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加之时间的紧迫，仓促间完成这篇习作，有一些欠斟酌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术界的前辈专家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