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十六、三峡地区砖（石）室墓建筑研究

　　刘自兵

　　中国古代的丧葬经历了一个由薄葬到厚葬的转变。在远古时期，人们对死者的处理是相当简单的，甚至是随意弃之野外，任禽兽撕咬。《孟子·滕文公》云：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则举“其亲死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食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盖归返欙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即使掩埋尸体，也只是较委之于壑的天葬稍进一步，还谈不上墓葬建筑。如《易经·系辞传下》所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不封”“即不植树木。这种”“即不封土堆，不树”丧葬从简的制度给后世相信灵魂不死的人们进行墓祭带来极大的不便，相传孔子要去墓祭父母就找不到他们的坟墓。同时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加，社会等级观念的增强，人们也需要用厚葬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于是厚葬之风蔚然兴起。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至迟从商代开始就实行了厚葬。殷墟王墓的殉人数目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各种珠玉玩好大量充斥其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形成了厚葬思想。“如生，如亡如存，仁智《中庸》曰：事死备矣。”《左“如事生。”人当生传·哀公十三年》亦云：事死礼也。把死人一样对待，阴世与阳世略无差异，死者生前享用的衣食住行依样学样地搬到阴间。《荀子·礼论》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大“者也，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终始一也。”由于厚葬之风盛行，故在墓葬建筑上，把归葬之所当生者居住之室一样营建。在战国时，人们大兴土木，在墓圹大量采用木椁墓建筑形式，从汉代起，人们又用模印的花纹、铭文砖或画像砖石建筑墓室，兴起了“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的奢靡之风。甚至出现了如《吕氏春秋·实死》所说的“世之为丘陇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若都邑”的建筑规模。砖（石）室墓建筑在厚葬之风推波助澜下达到鼎盛。三峡地区的墓葬建筑同中原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由于受地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墓葬建筑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砖（石）室墓建筑历史概况

　　砖（石）室墓是以砖或石为建筑材料而建成的墓，它由汉代中期以前盛行的木椁墓发展而来的，石室墓流行于两汉时期，而砖室墓大约始行于西汉中晚期，起初在中原和关中地区流行，到了东汉时，砖室墓迅速从北方扩展到长江流域。因此，我们谈三峡地区的砖室墓建筑是从汉代开始的。

　　东汉时期的砖（石）室墓建筑考古发现材料极为丰富，有秭归马槽岭与孔岭东汉砖室墓、巴东大罗围东汉砖室墓、巴东罗坪东汉墓、巴东雕龙包东汉墓、涪陵三堆子东汉墓、巫山麦沱汉墓群等。这些砖（石）室墓基本上都是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或石材料建筑墓室，其特点在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建筑，这是中国古代墓室建筑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东汉砖石室墓建筑的主要特点有：平面形状呈刀把形、凸字形、长方形等，砖有模印纹饰砖，纹饰繁缛，与东汉重死厚葬的社会风俗吻合；砌筑技术上流行顺砖错缝平砌、子母砖榫卯合扣及楔形砖券顶和平砖铺地等做法。

　　如秭归马槽岭与孔岭东汉砖室墓，以砖砌墓室，砖缝无黏合料，依墓葬形制可分为二型：平面呈凸字形或长方形，有后壁、券顶和砖铺地，使用青灰子母砖砌筑墓室，墓室壁为平砖错缝顺砌（即将砖平放，使其侧面朝向墓室内），地砖为横排平铺。子母砖有两种，一种为长方形，另一种为楔形。前者用于砌壁和铺地，后者用于起券。两种砖只有一个平面和一个侧面饰花纹。平面饰绳纹，砌壁时，此面往往朝上，铺地时，此面往往朝下；其侧面花纹为多种几何纹饰，砌壁时，有纹饰的侧面往往朝向墓室内。如此砌筑，使墓室形成“素地花壁”的室内装饰效果。

　　六朝时期，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的画像石室墓已经少见，当时贵族官僚的墓室一般以砖室墓为主，有时设石门，和汉代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开始简化，墓圹面积减少。但另一方面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墓室内的辅助建筑在汉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排水设施的铺设，用作防潮防湿的棺床建筑以及用作摆放包括明器在内的各种随葬品的台桌等为一些六朝墓所习见。在三峡地区的砖室墓建筑上还出现为其他地区少见的“咬土砖”做法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据考古发掘资料，目前三峡地区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已发掘超百座，这些六朝时期砖室墓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三峡地区墓葬建筑重要资料。如巴东老屋场六朝墓M3，为刀形单室土圹竖穴券顶砖室墓。建筑方法是先挖土圹，再于土圹内垒砌墓室及甬道，墓室呈长方形，甬道亦为长方形，位于墓室前部右侧。墓室内甬道多由规整的长方形青砖顺向错缝平砌而成，少数横砌一道，起加固作用（俗称“咬土砖”）。部分青砖侧面模印有纹饰和铭文。在0.9米处开始内收成弧形券顶，为单砖券，墓室墓道分别起券，墓底亦铺砖，为错缝斜铺，呈人字形排列。砖的形状有长方形、楔形，另有少量榫卯结构，平面有素面和绳纹两种，侧面有花纹、铭文两种。

　　秭归老坟园六朝砖室墓M5平面呈凸字形，现存部分由墓室及甬道两部分组成。墓道已遭破坏。墓室呈长方形，后尚存有完整券顶，为单砖起券。墓壁皆由带纹饰的青灰砖顺砖错缝平砌而成，砖缝间抹有白灰，砖侧面纹饰多由直线、折线构成的几何纹组合而成，少数模印有反向“泰元五年七月十日□□回昌宋”纪年铭文，中间二字未能辨清。墓底未见铺砖，系利用山岩的自然面略经加工平整而成。仅在墓室一侧，和甬道连接处有3块砖一线排列铺砌。此外墓室后壁左侧，距墓底0.9米处有一砖向内伸出一半，可能作为灯台之用。甬道呈长方形，居于墓室前部正中，甬道两壁亦为顺砖错缝平砌，上部破坏严重，底部未见铺砖。甬道口用10余块较大的石块土封堵。

　　唐宋时期的砖室墓基本上承袭了六朝时期同类墓葬建筑的一些做法，如墓室的平砖错缝顺砌、墓室的券顶等等，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建筑现象，延续了六朝以来的注重墓室内的细部结构及装饰的趋势，券顶技术也有所创新，还发展了墓壁用石灰泥的做法，如万县唐时砖室墓，系一拱形券顶单室砖墓，由墓室、甬道和墓道三部分组成。砖皆用青灰色，平面印有斜绳纹，大小不等，稍有出入。依平均尺度计算，长方形砖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楔形砖长38厘米，宽端14厘米，窄端8厘米，厚5厘米，弧形子母砖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长斜面砖长38厘米，宽18厘米，厚端5厘米，薄端3厘米。长方形砖用于砌筑四壁，其他三种砖用于起券。圹墙厚38厘米，墓室东西两壁以三顺一丁一组，依次向上共砌八组，再向上逐渐向内叠涩聚成券顶，拱券采用一丁二顺为一组的砌法。顶部并抹一层约1厘米厚的白灰泥。后壁的砌法与东西两壁略同，共九组三顺一丁，上部顺砖错缝叠砌，与拱顶密接，只是在距墓底2.3米处砌筑一层丁砖，并留有等距离一排长方形12个凹眼，可能是象征性棂窗。内外甬道的结构和砌法与墓室完全相同，只是内甬道券顶低48厘米，墓室底和内外甬道底在同一水平上，铺地砖两层，皆砌作人字形。

　　宋时期砖室墓建筑的主要特点有“借室为墓”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一方面说明宋时峡江地区人口增加，用于埋葬的土地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也说明厚葬之风逐渐衰落。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家族合葬墓，及夫妇合葬墓在此时比较常见，这也是厚葬之风减弱的反映。如秭归老坟园发现宋代墓葬7座，有5座是直接利用六朝时期砖室墓的墓室的一部分进行埋葬，属于“借室为墓”，有2座墓虽未直接利用砖室墓的墓室，但其墓穴却直接建在早期砖室墓的券顶或甬道之上，这也并非偶然。另外在宋代墓葬建筑中，墓底建棺床的做法比较流行。这与唐宋时期流行高足家具相吻合。

　　明代砖室墓如巴东故县坪发掘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室及券顶部分用较规整的青灰色墓砖加生石灰错缝砌成。墓室前半部分券顶垮塌，后半部分保存完整。室内后壁正中立有一块墓志。墓底用砖铺地，横向排列。

　　二、砖（石）室墓建筑技术管窥

　　1.砖（石）室墓平面形状

　　三峡地区的砖室墓历史延续时间长，从东汉早期一直到明清时期绵延不绝，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墓葬形制。从发现的情况来看，砖室墓多为单室，个别为砖石混筑墓，另有极少量的多室砖室墓。依据墓的平面形状，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凸字形单室砖室墓、刀形单室砖室墓、长方形单室砖室墓、多室砖室墓（砖石混筑）等。这些墓葬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先挖墓圹，即根据墓葬形制不同而挖成不同形状的墓穴。坑壁较直，贴坑壁垒砌砖壁。凸字形单室砖室墓，发现的数量较多，一般由墓室、墓道、甬道组成，墓室呈长方形，长约3-4.5米，宽约1.7-2.5米。甬道居于墓室短壁一侧中央，墓道一般呈长方形斜坡式，比甬道略宽。刀形单室砖室墓，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它最早出现于东汉。一直到隋唐仍是小型砖室墓的常见形制。刀形单室砖室墓同凸字形墓一样，由墓室、甬道、墓道组成。墓室呈长方形，甬道位于墓室短壁一侧边缘，其一壁和墓室一壁连为一体，墓道为长方形斜坡式。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也是砖室墓的主要形制之一，其构造方法同于前2类，即先挖一长方形土圹竖穴，然后沿四壁垒砌砖壁，顶部为圆形券顶。多室砖室墓在早期发现不多。六朝时期在云阳杨沙墓地发掘一座大型的混筑多室墓，由前室、后室、右前室、右后室、左耳室、甬道、主室等七部分组成。其中各部分之间都有很短的甬道连接。前室、后室、右前室、右后室四部分的大小完全相同，皆为长方形。在唐宋以后，夫妻合葬一处的一墓两室的砖室墓比较常见，如秭归下尾子遗址发掘的宋代夫妻合葬砖室墓，为一墓两室的墓葬形式。另外在巴东官田包墓地发掘的一处明代墓M4为长方形砖砌双室券顶墓，由左右两个内室组成。有考古专家指出，六朝时期，目前已知上述四类型墓葬发现多寡不一，其中凸字形墓和刀把形墓最多，长方形次之，多室砖室墓最少。从分布范围看，前三种墓在峡江内外均有分布，而后一种在峡江内鲜有发现，其主要分布在奉节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

　　另外在巴东孔包河发掘一处宋代船形砖室墓，为三峡地区所鲜见。该墓由甬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甬道、墓室南部平面呈方形，甬道残长1.1米宽1.56米，残高0.12米，单砖直条错缝叠砌，墓室长2.7米，南宽北窄，中部外弧，南宽1.8米，中宽2米，北宽0.9米，壁用单砖直条错缝叠砌，由甬道与墓室结合部开始，东西壁1-2块砖逐渐外撇，3-4块砖趋于直砌，到第5块砖逐渐内收，到第8块砖内收终止，墓室形似木船。

　　2.砖墙及券顶技术

　　两汉时期，石室墓在峡江地区流行，同时砖室墓也逐渐推广，并有取代石室墓的趋势。六朝时石室墓已较少见，主要以砖室墓为主，砖石混筑墓也时有发现。砖室墓的出现与流行是当时社会厚葬之风盛行的结果。之所以出现砖室墓与石室墓的选择与区别，主要原因是与墓主的家庭经济贫富或身份高低密切相关，即砖室墓的建筑材料多是精心设计烧制的花纹砖，较之天然的岩石材料美观且昂贵，而石质材料则是在当地较易获取的廉价或不用花钱即可获取且美观整齐性较差的粗材。故选用花纹砖砌筑的墓主其家庭经济情况和身份地位相对高于使用岩石砌筑墓室的墓主。人们为追求死后的哀荣及来世的富贵，不惜财力，大量兴建砖室墓。由于砖石建筑材料的流行，墓室砌筑技术亦趋成熟。

　　关于墓壁的砌筑。东汉时期，出现了错缝平铺的技术，但似乎不是很普及。人们为使砖壁稳固，使用子母榫卯砖平砌砖墙，这表现出砖砌技术的原始性。这在东汉较早期的一些砖室墓中使用尤多。如涪陵三堆子东汉墓、巴东大罗围东汉砖室墓、秭归台子湾遗址砖室墓等均单砖侧缝顺铺，砖与砖之间有半圆形榫卯套接。又如秭归卜庄河东汉砖室墓，内有甬道、墓室、棺台等设施。砖为方形，一端有凹字形母榫，另一端有凸字形公榫，顺砖垒砌，层层相扣。

　　到了东汉晚至六朝时期，砖石砌筑以平砖错缝平铺为主，子母形长砖较少见。六朝时期为了使砖墙稳固，开始流行“咬土砖”做法。如巴东老屋场西晋时期墓，巴东黎家沱六朝时砖室墓都使用了“咬土砖”做法。这种技术是由规整的长方形砖顺向错缝平砌而成，少数横砌一道，起加固作用。

　　在六朝时期的砖室墓中还发现了使用白灰泥涂抹加固墓壁的做法。如巴东西瀼口一六朝墓墓壁用长方形青灰砖错缝平砌，以白灰泥浆作粘连加固。另在罗坪汉墓，用楔形砖叠砌券顶时也间以细泥。秭归老坟园六朝墓葬M20中，在墓室四壁及甬道皆由青砖顺向错缝平砌，砌缝间涂抹有白灰泥。考古专家指出，蜀汉时期，在不少墓室内侧有白灰泥涂抹的痕迹。这种墓壁白灰泥作粘合加固的做法在古建筑技术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先秦时期用蚌壳烧成的蜃灰及石灰主要用于涂饰墙壁，使房屋洁白光亮，主要见于王室贵族宫廷建筑。石灰及木炭因有防潮吸水有作用，先秦时还用于墓室的防湿。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高诱注：《吕氏春秋·节葬》曰。”“石以其坚，炭以御湿。环，绕也。”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在白膏泥的四面还衬有厚为44-50厘米的木炭层，共约一万多公斤重。徐吉军说：“从现有资料看，四川从王建墓开始，将石灰用于墓葬建筑。当时仅限于帝王陵墓中使用，王公大臣及一般墓葬中则不见使用。到了宋代，石灰也开始在一般墓葬中使用了。”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平民使用石灰的历史还可以提前。六朝时石灰的使用就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在较小的墓室中就有发现。

　　关于券顶的砌筑。两汉时期，砖室墓在峡江地区流行，但多无券顶。券顶石室墓大致在王莽时期出现。东汉时期券顶形式趋于完善，流行很广。券顶砖室墓在峡江地区东汉时已是常见的墓葬形制。券顶技术在三峡地区的传入及成熟有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券顶结构变化是判断砖室墓时代的因素之一。在东汉早期，券顶结构用子母砖券筑，此种结构承重力较差。到了东汉中期，券顶结构改用楔形砖。东汉晚期，有的券顶不用楔形砖而改用一般小砖，表明券顶技术日益成熟。这三个时期的券顶在峡江地区的券顶砖室墓中都可以找到实例。如东汉丰都地区出土的砖室墓及武隆县江口镇坟院子汉墓都出土了楔形子母榫砖，主要用于砌筑券顶。如武隆县江口镇坟院子汉墓，墓壁砌在地砖之上，左右两壁用单砖平铺错缝直砌而上，至起券处加两头有子母榫的梯形砖纵砌，相互间以榫卯扣合而成弧形券顶，近后壁处逐渐内收，后用单砖平铺错缝直砌至顶。发掘者认为属于东汉中晚期墓。到了东汉晚期，如秭归小幺姑沱遗址中的M3，其甬道、墓壁及券顶均用经过加工的石块错缝垒砌，每一排石块大小、厚薄接近。邓辉认为用石块垒砌券拱顶，如同修建石桥一样，说明那时的人们较熟悉掌握券拱技术，并应用于生活习俗之中。东汉后期，券拱技术趋于成熟，又出现了穹窿顶技术。它从建筑原理上看，要比券顶式坚固，特别是四隅券进式墓顶，由于它可以将墓顶上的封土重量均匀地传向四壁，因此可以有效地提高抗压能力。大型单室跨度较大的墓室都采用这种结构。因此可以说穹窿顶技术是中国墓葬建筑技术史上的重大进步。在三峡周边地区如江安县黄花乡发现过魏晋时期穹窿顶石室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四周用石条作平铺顺砌，两侧向上逐渐内收，成穹窿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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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峡地区汉至六朝时期的考古资料对穹窿顶砖石室墓的报道较少，这一方面大概由于墓顶破坏较多，无法确认，故归为石券顶一类。巴东孔包河遗址发掘出一处明清时期的小型券顶墓，为单室结构，有长方形墓道，位于墓室南面，墓室为楕圆形，壁用砖单层平砌而成，顶部以叠砌法向内收缩成穹窿形拱顶。

　　花纹砖石的砌筑。在三峡地区的砖室墓中大量砖建筑材料都模印有花纹和铭文，一些石材还雕刻有仿木建筑构件及各种纹饰。这些砖石既是墓室的建筑材料，同时又起建筑装饰作用。在砌筑时，有纹饰一面都朝向墓内，这对砌筑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丰都槽房沟东汉凸字形墓葬，由主室、耳室和甬道三部分组成，墓底铺成人字形的铺地砖，墓室均用菱形花边砖平砌而成，绝大多数墓砖花纹朝向墓室内侧。

　　3.排水、防潮设施建筑

　　为防止墓室内积水，古人往往在墓室内开挖排水沟，这种做法在东汉砖（石）室墓中比较常见。如湖北巴东黄家梁子一座东汉早期砖室墓，重庆武隆县江口镇汉代券顶石室墓都可见到。重庆武隆县江口镇汉代券顶石室墓墓底正中部位用不规则的石料砌排水沟一条直接通往墓室中部，长11.92米，宽0.16米，深0.20米，沟面用石板覆盖。有的墓室虽没有开挖排水沟，但把墓底处理成便于排水的地势，如坟院子汉墓墓底部平铺地砖，中间高，两侧低，利于排水。有的墓室排水系统还比较复杂，如巫山麦沱墓地一汉代石室墓中，在墓室前端横挖一条排水沟，右侧墓壁底部留置一小孔向墓外排水。而另一处在巴东罗坪的汉代砖室墓则更为复杂，墓底排水设施构成了一个排水网。建墓者首先在墓室底部开挖排水沟于生土层中，为一条纵向主沟与三条横向支沟纵横交汇相通所构成的排水系统。主沟在墓室中轴线上，北端紧靠墓室后壁，南端穿过甬道伸出墓外。三条支沟横向直抵东西两侧壁。主沟、支沟排水方向由浅而深，以便墓内渗水畅流坑外。主沟内用青石片并列侧立砌筑于沟内两边，形成通道，再用青石片盖上。青石盖板与墓底相平。六朝时期，这种墓内修排水沟的做法更为流行，而砌筑技术也更为复杂。这在帝王陵墓中最为常见。徐吉军说：从考古资料看，六朝帝王陵墓前均有长长的排水沟，一端起自墓内室底部，为阴沟，在墓室铺地砖上砌阴井以泄墓内积水，一端直达低洼之地或水]24[。内塘而一般在三峡地区小型墓中，虽不像帝王陵墓的排水系统那样纵横交错，但也颇费心思与工夫的。如忠县井发掘汉崖墓多座，大多数墓室在底部钻凿或铺砌排水沟。如M13，墓正中用两排花边砖直行平铺作排水沟，宽21厘米，其上盖砖和石板，前室后室中部有纵向排水沟，与左侧横向排水沟相交，再经通道与墓道相通，沟深6-12厘米，宽16厘米。

　　另外三峡地区墓葬中还常见棺床的现象，这也是为防止棺材和随葬品受潮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这种风俗在宋代尤为流行。墓室筑棺床与中国古代高脚家具的历史与垂足而坐的生活史相符合。东汉时期北方胡床不断传入南方，使得中原席居文化受到强烈冲击。胡床传入中原后立即受到上层贵族的青睐与喜好。《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魏晋时期，胡床作为坐具在我国各地普遍使用，风靡一时。奉行“事死如生”，对现实生活进行模仿的厚葬必然有所反映。如秭归蟒蛇寨一座东汉墓，墓室中部有一凸起处，长3.6米，宽2米，高出周围0.3-0.4米，经过火烤，考古专家推测为棺床。发掘出的六朝时期雷家坪南朝墓有棺床，墓室的后半部是一生土棺床，棺床是在挖生土时留的生土台基，台基南北宽2.5米，长2.84米，高0.25米。宋朝墓室使用棺床是比较常见的习俗，在秭归下尾子遗址、老故园遗址、巴东孔包河遗址等地宋代墓葬中都发现有宋代棺床。如秭归下尾子遗址一座宋代夫妇合葬墓室中发现2处棺床，一棺床长2.55米，宽1.04米，用方砖铺底，另一棺床已残。

　　4.铺地技术

　　墓室中砖铺地做法与砖用于墓葬建筑材料的历史几乎一致。东汉时期的巫山麦沱汉墓就把铺地砖铺成人字纹。赤溪汉墓群墓底铺砖有两种形式，一种为人字形铺砖，另一种为自北向南一竖一横平铺，但在墓室与甬道交接处，与甬道的一部分，出现连续横铺与竖铺现象。六朝时期铺地砖主要为人字形、一字形，也偶尔见到横竖相间的形式。如秭归望江六朝砖室墓M9为斜铺地砖，而M10为直铺地砖。槽房沟六朝时期砖室墓墓底铺有横竖相间的铺地砖。

　　三、砖（石）室墓装饰

　　三峡地区砖（石）室墓的装饰主要有花纹砖、铭文砖、石材料的仿木构件及壁画等形式。

　　关于砖室墓的花纹砖，三峡地区东汉及以后的砖室墓所在多有，而尤以东汉、六朝时为多见，有长方形砌壁砖和用于券顶的楔形砖、及铺地砖，它们只有一个平面和一个侧面饰花纹，平面饰绳纹，砌壁时，此面往往朝上，铺地时，此面往往朝下。其侧面花纹为模印的多种几何纹，砌壁时此侧面往往朝向墓室内。如此砌筑，使墓室形成“素地花壁”的室内装饰效果。关于花纹形式，东汉以各种花纹、几何纹饰为主，形式较繁缛。如巫山麦沱汉墓群砖、瓦岗槽墓地都有数量多、形式繁复的几何纹花草纹，巴东黄家梁子东汉墓、雕楼包汉晋墓葬等也有类似的纹饰。在巴东雕楼包汉晋墓砖一侧面模印花纹二组，作“S”状卷草纹，楔形砖一侧花纹为二组对折式口纹或变形云纹，子母砖一侧面向墓内的纹饰为三组柿蒂纹外套四重或五重菱形纹。又如巴东官田包墓地东汉墓M2墓砖，砖的上下两面均施有绳纹，侧面饰花纹，有的在两侧面均施有花纹，也有的一头一侧施花纹，纹饰大致分为：几何纹、葵花纹、云雷纹及动物图案。

　　蜀汉时面向墓内侧面大多有成组双平行线交叉纹饰，有少数砖为素面，纹饰多为几何形线条，长侧面多为三组方格纹，内填双平行线或单线交叉纹饰，个别长方形砖和楔形砖短侧面饰两组单线构成交叉纹饰，且每组又填一圆形车轮纹饰。六朝时期东晋墓砖的花纹已全部是几何纹图案，主要为菱形方格纹、交叉斜线纹、人字纹等图案，线条简洁明快，在南朝中期墓中，墓砖侧面的花纹仍以几何形图案为主，还出现了菱形纹内添加乳丁纹图案，及简洁勾画出的车马图案等。

　　六朝以后的砖纹基本沿袭着固有的传统，如秭归台子湾宋元时期墓砖的花纹有三种：一种墓砖模印纹饰为四出菱形纹与半圆形纹相间，第二种墓砖模印纹饰为骑马、持弓、动物纹，以直档和麦子纹相间，第三种墓砖模印纹饰为连续单格状纹饰。三种纹饰以第一种和第三种为多见，饰第三种纹饰的墓砖均为楔形砖，用于券顶。

　　关于铭文砖，三峡地区发现非常多，一是纪年铭文，二是吉祥语铭文。关于纪年铭文，它主要用于记载建墓的时间，但对今人的断代无疑大有裨益，是考证墓葬年代的直接证据。而主要用于装饰的吉祥语铭文砖，同各种装饰花纹一样，还承载有希望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富足、吉祥幸福的多种寓意。如万州曾家溪汉至六朝墓砖的模印花纹除菱形纹外，还有线纹和车轮纹，寓意钱财滚滚而来。特别是该墓在左右壁上竖起一排“富贵”文字砖，左壁富贵“正砌，而右壁”“富贵”倒砌，易使人联想“富贵到了”。这种倒贴“富贵”的装饰应是今天民间春节倒贴“福”字风俗的源头。

　　关于石的仿木构件在东汉石室墓中就已出现，一直到宋代仍有发现。1959年清理的重庆井口宋墓，全部用石建材构造，全系坚硬的沙岩，2号墓的正中有一高浮雕的镇墓兽头置于门墙上，并向外伸出0.3米。此墓虽用石材建造，但在内部结构上大部分采用仿木建筑形式，如有柱、梁、斗拱、藻井的构造。但由于受木材料的限制，仿木结构的部件，多为室内装饰，不起实际的结构作用。

　　关于墓室壁画。三峡地区发现的材料不多。据考古材料，在万县唐墓发现有壁画的痕迹，墓内壁原抹有一层平整的白灰泥，上绘彩色壁画，可惜大多已脱落，仅有几幅尚能依稀识其形体。在内甬道两壁绘有青龙和白虎，以土朱为主，重墨勾画，上方绘有星辰。

　　在秭归杨家沱遗址发现一处宋代壁画墓，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极大关注，该墓为砖券顶墓，一墓三室东中西并列。在西室后壁有3个长方形小龛，后壁上刷有石灰，石灰上绘有壁画。其内容为一幅供奉用的神龛图，一男一女居于一斗拱结构的房屋之中，二人之间还有一朵盛开的莲花，一只展翅的小鸟。男者红衣白裙，女者白衣红裙，二人皆为站立姿势，脚下为一脚踏，上有三朵白色花纹。二人发式清晰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峡墓葬中出现了一些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装饰物，如须弥座、莲花等。在奉节鱼腹明代遗址发掘一座墓葬，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壁单砖垒砌，两侧及南壁的部分砖墙已被破坏。北壁设有须弥座，座上有两个小龛。座高0.4米，龛长0.34米，进深0.3米。这种须弥座在五代时的三峡周边地区的前后蜀墓中就有发现。如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石室墓，棺床为须弥座式，高0.84米，长7.45米，宽3.35米。四周浮雕极为精美。

　　四、墓上石建筑

　　由于历史久远，三峡地区墓上木构建筑大多已荡然无存，现只留下少数石建筑及石质构件，主要有石阙、石柱及石象生等。

　　三峡地区石阙大多为汉代墓阙。东汉时期，在二千石以上官吏墓上立阙较为普遍，甚至被称为“末技游食之民”的手工业者、商人也加入到建墓阙者的行列。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建筑墓阙，一是通过墓阙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在先秦时代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阙建筑对于崇尚奢靡之风的汉人具有标志身份的作用。二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阙也是一种仙界建筑物，有引度灵魂升天的作用。目前所知重庆地区有五处阙建筑，即忠县乌阳阙、丁房阙、无铭阙，万州武陵阙，盘溪无铭阙。孙华说：今忠县一带的“从东汉到蜀汉时，大姓望族很流行在家族墓地前树立石阙。”其中在乌阳镇的花灯墓地发掘的乌阳阙，邹后羲考证可能为三国时蜀汉大将严颜墓地上的建筑。

　　另外在重庆地区发现两件墓前神道柱，即一件为2003年在忠县乌阳镇将军村的长江边上发现的泰始五年石柱，现存于忠县的白公寺内，是重庆唯一现存的南朝石柱，也是发现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另一件是重庆巴县出土的东晋隆安三年石柱。墓前立柱之风先秦就有，而用石材雕成的石柱多出现于东汉。如《水经·清水注》说：北有碑，石牛“县故城西有桂阳太守赵起墓冢……碑北有石柱，羊虎俱碎，沦毁莫记。”三峡地区从东汉到蜀汉立阙盛行，孙华考证西晋灭蜀后，晋王朝曾有迁徙蜀国豪强大族到京畿之举，四川地区大肆营建家族墓地之风陡然停息。四川目前发现的24处石阙几乎都属于东汉至三国时期。直到东晋时期，皇室墓葬在神道立石柱之风兴起，影响到四川盆地，豪强大姓家族墓地才开始在神道两侧设立石柱。重庆巴县出土的东晋隆安三年石柱和忠县出土的刘宋泰始五年石柱，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遗物。

　　墓前石像生在三峡地区历史上也有发现，如在秭归小幺姑沱遗址发掘一座六朝早期的墓葬，整体宽12.8米，进深12米以上，占地面积150平方米，由墓室、甬道、墓门组成，甬道前端有牌墙，台阶、护墙等。除护墙外均用加工规整的大型条石砌成，牌墙顶部雕有大型石瓦，东端置有一小型石棺。甬道前端两侧的台阶上有一尊石人和石羊。唐封演“秦汉以来，《封氏闻见记》曰：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这表明该墓主地位较高。据考古资料，三峡地区已发现几处明代墓葬有石刻，如在兴山县高岚镇黄家祠村一明墓，有石人、石马、石象、石狮、石狗、石鸡、石鸭等25种石象生，相传为明代简氏夫妇合葬墓。在宜昌市东山明墓中，发掘出明代南京工部尚书刘一儒墓，墓前有明天启六年（1621年）礼部追谥刘一儒的巨碑，以及该墓神道两旁的石人、石马等文物10余件。另外在明人曹学佺“郡学莲《蜀中名胜记》中记载：（今忠县）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郡冢。”所谓巴郡冢据称为巴蔓子墓。现今仍保存完好的建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的秦良玉墓，在石柱县城东7公里处，墓上有一石碑，碑两侧各一麒麟，左右有华表、青狮、白象、石俑、石马各一，高近2米，每像间隔近2米。如列陈一般，分立两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官僚墓前石刻群组合有一些细致的等级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吏墓上雕石刻。三峡地区一些明代墓前的石刻建筑说明墓主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这些石刻雕像为研究明代的社会经济等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