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十、巴论巴人与“土船”

　　邓晓

　　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由几则关于廪君与船的史料引起。巴人先祖廪君务相所造之“土船”，究竟是怎样的一只船？讨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巴人从出清江开始，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渔猎与贩盐均离不开船。无论是在对外扩张与迁徙的过程中，还是在其立国的位置选择上，我们都发现了巴人亲水与用船的痕迹。并且他们民族的丧葬方式，也与船息息相关，同时巴人还产生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船的图语”。

　　一、关于“土船”的史料

　　廪君史迹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所撰、但早已亡佚的《世本》。刘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引以下文字似应出自《世本》，章怀太子曾在该书注中称：“并见《世本》。”原文为：本有五姓，巴氏、瞫氏、相氏、郑氏。

　　“巴郡南郡蛮，樊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鱼盐所出，‘此地广大，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又《太平御览》引《世本·世系篇》：“廪君名务相，姓巴，与樊氏、……氏）曋（晖水中，其船浮因立为君，他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

　　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争神，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对以上史料所涵的相关信息，笔者初步理解并整理如下：其一，当时五姓信仰相同，且实力大致相当，否则便无法“争”神落坐山离钟落武。山离钟落武在的地点神“争”）权之率统、神祭（于今天宜昌市长阳县西北都镇湾东侧，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该山西北临清江，东南靠汉溪，三面环水，高峻突兀。考古发掘表明，清江中下游地区既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有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的长阳古人类与长江三峡地区的古人类部落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发掘表明，其古代巴人遗址约在夏商时期。

　　其二，其争“神”的过程是谨慎而严肃的，一是“掷剑投穴”，二是“造土船”（或造土船并驾乘土船），其相互间的竞争是平等的。此处的“神”可能是具有至高神权的首领，至少获胜者可能被视为具有特殊能力的、或神的宠儿。而掷剑、造船两项技能对于五姓的重要意义在于：

　　（1）掷剑。以比试掷剑之术（

　　以剑投穴）来决定部落首领人选，足见掷剑是巴人重视和擅长的技能。巴剑剑身呈柳叶形，比较窄细，不装剑格，形制统一，便于掷击。剑身中脊或凸起呈圆柱形，两侧常有血槽；扁茎斜肩，茎部有穿孔，用以固定木柄。孔多为两个，茎末端的一个孔在中脊线上，近剑刃的一个孔则偏于中脊一侧，少数剑只有一个穿孔。巴剑多数是短剑，仅少数为长剑。

　　（2）

　　制造并驾乘“土船”。首先是对“土船”定义的解释，其次是如何驾乘。无论“争神”者是各自造船，并自驾自造之船；或是他们分别乘同一只船竞赛，从实质上看，均为对其技能、技巧的考验。显然，能造船并自如地驾船在当时被认为十分重要，因为这一幕成为了决定大权由谁掌握的压轴戏。该问题是下一论题将要讨论的重点，这里暂不赘述。

　　其三，廪君曾率巴人凭“土船”大举渡夷水征夷阳，并在杀死盐水女神后称王。夷水亦称蛮河，该河在东晋以前叫夷水，又因其沿岸盛产泉盐，故亦称为“盐水”。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多次谈到夷水：夷水出焉。又水色“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也，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可见称“夷水”为“清江”，是在蜀开明王朝东征之时。廪君率五姓巴人沿夷水向西至川东的过程中，曾称君夷城。学者们大都认为夷城在今湖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也有的认为在今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西部一带。但盐水女神之事，本文暂不讨论。

　　其四，巴人五姓均出于武落钟离山，可能有世居与移民之分。称五姓为世居的史料有：“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又“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且据长阳当地考古发掘认为，古代巴人的遗址大约在夏商时期。但《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八引《世本》又称：“廪君种不知何代”未能说出其产生的具体时间。于是，廪君的时代便成了一个谜。亦有学者认为，巴人可能是移民：“廪君先世本在汉水中下游之西的古夷水及其近地活动，在春秋战国之际濮人大迁徙的潮流中南迁至盐水清江，依照地名随人迁徙即‘名从主人’之例，将盐水命名为夷水，并在那里发展壮大了自已的部落组织。”会不会是仅巴姓为外来移民，其他四姓皆为土著呢，他们在居所上明显的差异（赤穴或黑穴）应是有其原因的，否则史料中不会特别强调。

　　其五，廪君与白虎。白虎与巴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该关系已有相应的专著论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再作介绍，但本文的重心不在此。

　　二、对“土船”的辨析

　　据笔者调查，学界在引用廪君“争神”的史料时，多数学者对“土船”一词未曾着意探讨，但它确实有着认真讨论的必要。《太平御览》引《世本·世系篇》载：廪君在五姓“争神”时，是“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为君”。从文字上看，他们是在用土造船，并饰以纹。

　　据此，便有了所谓“土质说”。据《土船辨》一文的作者高源章、谭传俊归纳，代表性的记载或研究文章有：

　　五代前蜀杜光庭《录异记》：雕画之，又以土为船。

　　邓和平先生1992年《荆南土家族研究》根据《世本》“雕文画之”一说，认为“廪君的土船，当属彩陶类”。

　　王绍全先生1989年主编的《四川内河船运史》称“廪君所乘土船”。

　　经过了火的处理，“是一种陶船”。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还有如《长江航运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等书。但笔者以为，若依此则有以下疑点难以解释：

　　其一，纯以泥土造船并能载人浮于水面，在今天也无可能，除非是陶船。的确，到新时器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烧制陶器，巴人亦当如此。考古学者确曾先后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7000年前）、湖北宜都红花套遗址（5600年前）出土过陶船的模型。它们均属于新石器时代，它们的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有了制舟、驾舟的技术，其制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大批烧造出能浮于水、且能在水上搭载多人的船来，亦着实令人不敢妄信。并且事实上，在古代巴人的活动地域内，如巫山大溪、巴东雷家坪、长阳香炉石等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廪君及其前后时期的众多生产与日用陶器中，却独不见陶船或可以被认定为属于陶船的碎片。

　　其二，假定他们故意将“以土造船”当成一种高难度的考核，也假定廪君果然能造出这种“土船”、并能自如地驾驭它，但又如何解释廪君成为众姓之首领后，为争夺盐水女神的地盘“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一段记载呢？矛盾之一：土船既厚重、制造难度又如此之高，显然不可能大批量制造，并以之运载部落全体民众外出作战；矛盾之二，从前面“争神”一幕已看出能驾驭“土船”的仅廪君一人，足见其技艺的高难度。既然如此，当此众船齐发之时，又由谁来驾驶它们呢？

　　但若“土船”并非由泥土所造，为何书中又有“以土为船”一说呢？《世本》今已无存。而在《太平御览》之前引用该书的《后汉书·南蛮列传》并没有如此的记载。仅“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谓廪君”一句。如章首所述，该书已被古人认定引用准确。在这里“土船”是以一独立的词出现的，并未谈及“以土为船”之事。并且事实上，在土家人的传说与现实中，便有约定俗成的“土船”一词流传至今。据此，我们似可大胆设疑：所谓的“以土造船”是《太平御览》的作者在引文时对“土船”二字理解的失误。

　　而持“土船”木质说的学者则为数甚少。张雄、黄成贤两先生认为当时的所谓“土船”，只是借助于火或石斧而制造的独木舟；高源章\谭传俊二人则进一步认为，廪君的“土船”起码是配备有桨楫的、经过改良的初级木船。

　　笔者同意“土船”木质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是对“土船”一词中“土”字的解释。笔者认为，“土”字在这里不应当解释为作泥土，而可释为居处、乡里，即强调其本土性。在古文献中不乏相关例子：“超自以久在绝域，”“乐操土风”；“年老思土”；“物土贡，制外内”；“或移徙”“其俗或土著”，等等。继后，相关词句使用更多，有如“土酒”、“土产”、“土语”等等。由此，释“土船”一词为“本土之船”或“自己的船”是可以的。土家族的本土意识是十分浓厚的，他们还将自己称为“毕兹卡”（意即本地人）。进而，既有“本土之船”，那么与“土船”相对应的“外来之船”又是谁的呢？笔者认为可能是“盐水女神”（掌管盐泉之部落首领）的，她们常以舟载盐至武落钟离山与当地部落交易。倘若没有盐的诱惑，廪君是不会率众倾巢而出去夺盐阳的。

　　第二，显然是不会沉的了。可又如“本土之船”既为木料所造，何解释“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一句呢？这里的“浮”应指的是船的驾驭者，而非船本身的沉与浮。笔者以为，五姓皆非善水之民，因而不善造船，进而其所造之船不便驾驭便有了可能，在这些“旱鸭子”中唯有廪君独浮，余者皆沉。说明他率先掌握了造船与驾船的技术。

　　第三，笔者认定钟离山五姓是不会造船、驾船的“旱鸭子”至少有如下理由：

　　（1）若其原本习水性且以渔业为生，就没有将造船和驾船（要求仅仅是“浮”）作为高难度的竞技夺标压轴戏，并以之争夺权位的必要。并且，事实上在竞赛中除务相外，其余皆“沉”，可见其驾舟技艺也确实不佳。

　　（2）

　　材料表明他们有可能是以农业或狩猎为主的部落。史料中说，该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分居于赤黑二穴，显然应属于穴居人。应劭在《风俗通义》“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水中亦曰：石岸曲，亦曲，廪君望之如穴状，曰：‘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石岸为崩，广三丈余。升级之……”这里“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一句，进一步明确了他出自穴居人的身份。五姓很有可能就是士著农牧部落，湖北长阳县有自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一系列遗址。就算如前所说，巴姓或许由水路外迁而来，但在此已居住了漫长的时光，其间已习惯了农牧生活。且因巴姓为后来者，所以他们无法占有资源丰富的“黑穴”，便只好居住在“赤穴”了。但是由于廪君在竞技中获胜，于是四姓便随了巴。

　　（3）其比试时首先以剑而非鱼叉投石穴，剑应为以陆上使用为主之短兵器。巴式剑的内含在前面已经述及，剑上的血槽表明它是用来为动物（而不是鱼）放血的。

　　（4）“廪”在古时作粮仓、粮食或储藏讲，如“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在《荀子》中则进而解释曰“穀藏为仓，米藏为廪”。如此看来，“廪君”应为“官”名，是掌部落中管仓廪大权者，“廪君名务相”一词意即当时任廪君之职者是务相。由此，亦说明了务相一族是以务农为业。

　　（5）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的传说，以及以白虎（而非鱼、鱼凫）为图腾的习俗都表明他们陆地生活的分量特别重。湖北长阳县鱼峡口的白虎垄据传是廪君死后化为白虎的升天处，史料所载杀人祭白虎的风俗，直到明代均于清江流域的廪君后裔土家族中盛行。历史上亦称“巴方”为“虎方”，巴人也自称为“虎人”，巴族自称为“虎之族”。在鄂西地区出土的大批巴国文物如于、巴氏剑和巴氏矛、钲等，很多都有白虎标记。而在巴人后裔土家族，过去每家的神龛上还常年供奉着木雕的白虎。结婚时，男方要在正堂的大方桌上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据认为白虎以其阳刚与雄健成了土家人驱恶镇邪、希翼平安与幸福的保护神。在巴人故乡长阳至今还流传着《廪君化白虎》、《廪君与盐神》、《向王天子显圣》的民间故事。长阳地区森林茂密且多虎，直至清代亦如此，当时人杨于果曾以竹枝词记曰：“金坪山色宝尖西，细雨初过踏草泥，怪得狗儿通夜吠，朝来虎迹满前溪。”

　　对非水上民族武落钟离山五姓而言，造船、驾船自然不是擅长。

　　于是，能造船（本土之船）并驾驭之，便有可能被当做高难度的竞赛项目来举行。能掌握造船与驾船技术在当时的确十分重要，人们需要更多的资源。面对崇山峻岭、原始森林的包围和频频的虎患，水路是走向山外的理想通道。距离“争神”事件不久，廪君便率领了对盐水女神的举族远征，而此时造、驾“土船”的技术显然已被众人熟悉了。如此读来，史料中“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称君夷城（今恩施）一段文字便通顺了。

　　有了“土船”为交通工具，巴人便走上了水上民族的扩张之路。

　　他们溯夷水而上夺盐泉，驾舟楫贩盐、鱼。随着他们主要经济活动的改变，字与鱼和盐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在川江流域的巴人住“巴”地，人们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巴即鱼，鱼即巴”以及对鱼、盐关系的种种假定。古藉中在记叙巴人的起源时有这么一段话：太皞生咸鸟，乘釐生后“西南有巴国，咸鸟生乘釐，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在这里。”“乘釐”“船”咸鸟与所指可能与盐、有关：与盐相关。在古时有坐、在二咸“乘”驾之意，《诗经》中有：“子乘舟，汎汎其景”一句；而“釐”则有“治理”之意，如“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及“釐改制量”“乘釐”会不会就是驾船巡行的统治者呢？如该假设成立，则“太皞”之时当在五姓“争神”前，而“咸鸟”、“乘釐”之时亦当在巴人学会制造“土船”之后。看来，巴人的社会经济曾经过了一段由农牧走向渔猎的历程。

　　三、巴人的“土船”

　　《易经》曰：“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这说明人类利用舟楫的历史十分悠久。昔时巴人“土船”的模样又如何呢？因历史的久远，使我们缺乏物证，但笔者认为即便如此，“土船”的模样也决不会与同时代巴人的“船棺”相距太远。先让我们看看战国中期以来巴人墓葬中的“船棺”：它们平均长约5至6米，宽1米余，由直径1米多的大楠木制成；制作方法为“依照木形，将其上面削去一小半，正中挖凿船舱以置放尸体和随葬品，底部亦稍削平，两端由底部向上斜削使其翘起如舟船之两端，并各凿一大孔”。船舱平均长3.9米，宽0.8米。比这更早的“船棺”至今尚未找到，估计其形制更加原始。在利川、恩施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中，人们曾发现大面积深埋着的阴沉木，“这种木头围圆一般在一米左右，呈黑褐色，开始碳化，在地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前，有如此茂密的森林，造船的木材应是不成问题的。

　　巴人的“船棺”不能完全等同于“土船”，但两者间的联系却是紧密的。“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古代川江流域，河道纵横，舟船是人们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们生前与舟楫相伴，死后以船安葬亦顺理成章。对巴人造“船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他们“用船作为葬具，目的在于利用船只、水道，把人的灵魂送回故乡”，此说应是有道理的。古代巴人的故乡究竟在何处，由于受限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今天的我们尚难定论。但是巴人自己肯定是清楚的。而他们那种把灵魂送回记忆中故乡的愿望，就充分地体现在他们将船用作葬具的事实中。有发掘报告指出：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船棺墓中的独木舟，的……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主人生前实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在他们看来，亡灵回故乡当然撑自己驾轻就熟的船最好，用时还要捎上生前的用品。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曾经建立过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东到奉节、西至宜宾，以今天重庆市渝中区（江州）为首都的“巴国”，直至公元前316年，才被秦国灭掉。《华阳国志》称：“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人频繁迁都的原因，先是与其不断扩张相关，后则与楚国势力的不断进逼相系。在这一系列迁徙与战争的过程中，“土船”一直伴随着巴人。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修筑成渝铁路时，于今天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冬笋坝发掘出了20余座墓葬，其中就包括独木舟形“船棺”，和剑、钺、矛、戈等青铜兵器；这里可能是当年戍守巴都西大门将士的墓地。他们的同伴以舟葬友，或许正是期望战友的亡灵能驾驶“土船”回到故乡。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种现象是，在一部分“船棺”的舱中，还置有一个殓尸骨及随身物品的“小木棺”，其他的随葬器物如陶器、铜器等则放在“小木棺”以外的舱中。这种置放方式似乎意味着“小木棺”与“船”本身原无必然联系，船原本就是现成的，只是被用来装载“小木棺”而已。倘若此推论成立，这部分“船棺”不就正是我们苦苦找寻的巴人“土船”原型吗？

　　巴人的“船棺”，也有许多是专门制作的，它们甚至还配有棺盖。

　　在巴人活动的区域：宜昌、秭归、奉节、巫溪、施恩、利川、松桃等地，均发现了不少这样的实例，其模样“通体呈圆筒形或扁圆形，棺盖、棺身各呈半圆形，这种形状的棺木，盖和棺身用一段整木剖成两半刳制而成，棺两头档板与两侧板内收8-10厘米，似简易的独木舟。”无论形制如何，但至少“船棺是实用的或仿像的独木舟”这样的观点已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认同。笔者并且认为，即便就是“仿像”的，也只能是以他们自己的“土船”为原型。

　　巴人“土船”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于上，有一幅被认为是“巴蜀图语”的象形符号，在一只两头上翘的船上，前后立着一个人、一只鸟。有着类似图案的于我们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也见到过，该图案不禁让人联想起传说中巴人的一支，来。他们曾经驾着船，带着驯化的捕鱼工“鱼凫巴人”具——鱼鹰，从奉节出发，溯江而上去开拓自己的疆域。图案中他们驾驶的这种两头上翘的船是否就是以当年廪君制造的“土船”为依据的呢。有专家认为“巴墓不见蜀地常见的两头齐平的槽型独木舟式船棺，而是以两端上翘的舟船形独木舟式船棺和土坑墓为主，在墓葬形制上显出强烈的地方特征。”两头上翘或许正是巴人“土船”的典型特征。在今天三峡一带巴人后裔土家人那里，还有一种被称作“豌豆角”的木构扁舟。据当地人称，它由先民的“土船”传承演变而来，且几乎未经改造。该船形如“豌豆角”般两头高翘，船头驾梢，用以劈水引路，船尾摇橹，并辅以篙杆和抓钩，在水急、滩险、峡窄的河道里十分好使。

　　以上就是笔者对巴人与“土船”的管见。或许，巴人与“土船”的故事仅是廪君的后人为证明其祖先伟大而编织的美丽谎言，甚或只是对古代巴人崇巫、敬神、信鬼现象的回忆。但即便如此，它也不会是毫无道理的。远古的神话、传说所折射的必毕竟是当时社会现实，它是原始人“在想象中征服自然”的重要手段。只是由于与原始人“信仰的内核”（迷信思想）与“叙事的艺术”（对事实的艺术加工）搅和在一起的缘故，才使得这些传说本身显得扑朔迷离、令人费解。而能揭开远古传说神秘的面纱也是件十分美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