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二、鄂西峡江地区白庙遗存相关问题研究

　　于孟洲

　　峡江地区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学遗存的文化面貌、谱系与年代等问题的探讨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分布于鄂西峡江地区的白庙遗存恰恰是该时段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研究白庙遗存对于更好地把握峡江地区先秦时期文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白庙遗存发现与研究简史

　　白庙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的二级台地上，隶属于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镇东岳庙村10组。遗址东西残长140m，南北残长约100m，总面积约14000m2.1958和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曾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与复查。1979年，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对白庙遗址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掘。1986年，卢德佩先生根据1979年对白庙、中堡岛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结合1980-1984年文物普查资料提出白庙文化的命名。但卢德佩先生所说的白庙文化同时还包括中堡岛遗址六期遗存等。从1981-1993年，又对白庙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孟华平先生依据1993年的发掘资料对白庙早期遗存的分期、文化性质等问题以专文给以探讨。其他学者对该类遗存也多有讨论，下面的探讨将以往的这些发掘资料和研究为基础来进行。

　　另外，可归入白庙遗存的还有秭归柳林溪遗址东一区的④、⑤层、官庄坪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秭归庙坪H28等单位、王家坝遗址甲组中的部分遗存，宜昌大坪遗址T1③等也可归入白庙遗存。

　　结合以往白庙遗址的发掘资料可知，该文化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其次。石器种类有斧、……凿、雕刻器、矛、砍砸器、刮削器、砺石等。小型石器发达，制作精致。

　　陶器以泥质陶和夹砂陶为主，有少量夹炭陶。泥质陶以灰陶和黑皮陶为主，黑陶、红陶和黄陶数量少；夹砂陶以褐陶和黑皮陶为主，红陶、黑陶和灰陶较少。该文化陶器以素面为多，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均较多，还有弦纹、划纹、压印纹等，均很少。白庙文化器物组合主要包括：各种形制的深腹罐（包括盘口、卷沿、折沿等）、小罐、高领罐（或瓮）、敛口瓮、圈足盘、豆、钵等，还有鼎、缸、杯、擂钵、器盖、壶等，而以深腹罐最为重要。制法上，泥质陶多轮制，器形规整，夹砂陶多手制，往往经慢轮修整。

　　目前，学界对以白庙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这类遗存的称呼有所不同，如有“白庙子遗存”、“白庙早期遗存”、“白庙遗存”、“白庙类型”和“白庙文化”等。对其文化归属也存在争议，如有的学者将其归入“石板巷子文化”或“石家河文化”，有的则将其归入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也有的提出“白庙文化”的命名。这些都表明学者对白庙遗存本身的认识还存有相当大的分歧。

　　二、从文化因素分析探讨白庙遗存的形成

　　鄂西峡江地区早于白庙遗存的文化先后为：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庙坪类型，属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系统。而进入以往所称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阶段，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孟华平先生曾将长江中游地区的白庙遗址一、二期这一时段的遗存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并分为三个类型，即白庙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和乱石滩类型。后何驽先生将石家河文化晚期称为肖家屋脊文化。事实上，以天门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为代表的遗存与上面提到的三类遗存即孟华平先生提出的后石家河文化白庙类型、石板巷子类型和乱石滩类型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我们在此拟将白庙遗存与其他三类遗存进行比较，以更好地把握其间的异同。

　　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曾对乱石滩遗址进行了三次小规模发掘。发掘报告将乱石滩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命名为“乱石滩文化”。樊力先生赞同“乱石滩文化”这一命名，但认为乱石滩遗址上层遗存不单纯，含有较典型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并将其剔除，余者作为“乱石滩文化”的典型代表。该类遗存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褐陶次之。纹饰以篮纹、凹弦纹、凸弦纹和绳纹为主，指窝、附加堆纹和方格纹次之，有少量刻画纹和镂孔。器型中带耳陶器较多，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器类有鼎、釜、甑、豆、小口高领罐（或瓮）、三耳罐、双大耳罐、单耳罐、双系罐、花边口罐、假圈足壶、器盖、盉、单耳杯等。由于地处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界，所以乱石滩类型中除了吸收一部分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因素外，还受到了关中地区客省庄文化的强烈影响。

　　曾有学者将作为煤山文化在江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变体，称为“石板巷子类型”，从中可以体察出其内涵与中原地区的诸多联系。石板巷子遗址出土的石器中以磨制精细的小型……凿所占比例较大。陶器中泥质陶最多，夹砂陶其次，另有极少量的夹炭或羼稻谷壳陶。陶色以灰陶和黑陶为多，红褐陶和浅灰陶也占一定比例。基本纹饰为方格纹和篮纹，有少量的锥刺纹、刻画纹、弦纹、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型主要有鼎、釜、高领鼓腹罐、深腹罐（如T14〇3b：9）、瓮（包括高领鼓腹瓮如H10：2和敛口瓮等）、豆、盘、杯、刻槽盆及器盖等。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中，泥质陶占绝大多数，有很少的夹砂陶。灰陶数量最多，还有红陶和黑陶。主要纹饰有四种，按所占比例多少依次为篮纹、绳纹、方格纹和叶脉纹。器类丰富，有鼎、高领鼓腹罐（或瓮）、扁腹罐、凸底罐、缸、盆、甑、钵、豆、盘、斜腹杯、三足杯等。

　　通过仔细比较，便会发现白庙遗存与石板巷子遗存相似的文化因素要稍多些，如鼎（包括侧装三角形足鼎和宽扁足鼎）、釜、高领鼓腹罐（或瓮）、敛口瓮、圈足盘、钵、平顶或顶微下凹的器盖等。这或许是有学者将两者作为同一类遗存的原因吧。但两者间的较大差别也不容忽视。石板巷子遗存的炊器以鼎、釜为主，而白庙遗存则以深腹罐为主，鼎、釜均很少。

　　在白庙遗存的遗址中发现有很多盘口或微显盘口特征的深腹罐，另外还有喇叭口高领罐等，这些器物都可在川东地区同期遗存中找到类似者，还有些深腹罐，形体与前述盘口深腹罐类似，只是无盘口特征，也可归入这群因素内。该群器物已在白庙遗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显占据炊器系统的主体地位。

　　我们还注意到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主要有深腹罐和瓮等器类。如柳林溪高领罐T0916⑤：51、高领瓮T1016⑤：62分别与煤山一期T2⑤C：5、T25③C：18相似。白庙深腹罐如T28（9）：19、H21：1、T28（11）：15与新砦H8：8、H8：18相似，白庙深腹罐T27（9）：6与新砦H8：16相似，白庙T27（9）：6形制已近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深腹罐如H53：12，但白庙的此件器物为方格纹，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深腹罐多为篮纹和绳纹，且T27（9）：6束颈较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同类器更明显一些。柳林溪瓮T1115〇4：21与新砦T2〇3：13相似。白庙深腹罐T33（8）：1、T33（6）：13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深腹罐H53：12相似。

　　另外，在白庙遗存中还有当地及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并且在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又有新创生的因素，如白庙罐T32〇7：9残存的颈部及肩部与罐T32〇7：10相似，只是略显盘口，可能是受到川东地区盘口深腹罐口部特征的影响而产生的。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大体认为白庙遗存是在承继了石家河文化部分因素的基础上，受到川东地区同期遗存的强势影响，同时吸收了鄂西石板巷子遗存的大量因素及中原地区新石器晚期遗存等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有部分新产生的因素。

　　仔细分析白庙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便会注意到其主要的炊器即深腹罐等来自于渝东地区，而其他部分炊食器及盛储器等来自于鄂西地区石板巷子遗存甚至来源于河南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等。这种文化构成的背后当蕴藏了深刻的历史含义。

　　那么，白庙遗存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目前可根据已发表资料略作探讨。

　　（1）渝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此前即已对鄂西峡江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据邹后曦等先生的研究，“大约在大溪文化晚期，玉溪坪文化开始向传统的大溪文化分布地区扩张，达到了瞿塘峡以东。屈家岭文化时期，玉溪坪文化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越过巫峡，势力达到了湖北西陵峡地区。”“从中堡岛Ⅳ、Ⅴ期文化中玉溪坪文化遗物所占的分量初步判断，玉溪坪文化对西陵峡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事实上，渝东地区玉溪坪文化对于鄂西峡江地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石家河文化庙坪类型时期。从庙坪遗址来看，其折沿深腹罐（如H2：5、H3：3等）、高领罐（如H2：22、3、H10：9等）等都可在渝东地区的玉溪坪文化中找到来源。

　　（2）至白庙遗存时期或包括其后一段时间，渝东地区存在着以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这类遗存，学界有多种称呼，如有“哨棚嘴一期类型”、“老关庙下层文化”、魏家梁子文化、“哨棚嘴文化”、“哨棚嘴一期文化”、“羊子岩文化”、“老关庙文化”、“中坝文化”、“哨棚嘴三期文化”等。而且，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称呼有的学者还有不同理解和认识。我们在此无意对这类遗存的文化命名进行讨论。其实，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无非是链接某一文化的代码，在进行准确界定的情况下，只要学界叫习惯了，也就不会产生歧义了。目前中坝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基本延续了该类遗存的整个发展过程，且其指代的遗存明确，我们在此暂用中坝文化这一称呼。

　　孙智彬先生曾将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盘口罐在一、二期数量均很多，至三期时，“陶器种类以尖底缸和侈口卷沿罐最具代表性。”从发掘简报看，三期时大体有盘口罐逐渐减少的趋势，且盘口部位有变浅和愈益不明显的趋势。而同时我们发现贴边罐有增多趋势，不知两者是否有逐步替代的过程。白庙遗存中盘口罐始终数量较多，则其存续时间应主要相当于中坝文化的早中期或稍晚，其下限应不会至中坝文化的最晚期。可以看出，在中坝文化阶段或至少是其早、中期阶段，该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从该文化的分布及其对于白庙遗存的强烈影响便可明显看出。渝东地区的文化影响致使鄂西峡江地区改变了石家河文化时期以鼎、釜、鼓（弧）腹罐为主要炊器的阶段，而变为白庙遗存阶段以深腹罐为炊器系统主体，鼎、釜、甑等均很少有这种状况。促使发生这种变化的内因还需深入研究，但至少可以推测，伴随鄂西峡江地区这种考古学文化上的变化，应有人群的流动作为依托。

　　（3）在白庙遗存中发现了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由于两地相距较远，所以其体现的含义就更为重要。根据文献记载，在尧、舜、禹时期都与三苗族发生过冲突。而至禹时期则更为激烈，据《墨子·非功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其他文献也多有记载。对应于考古资料，研究者多将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作为三苗集团的代表性遗存。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之后，石板巷子遗存、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等的出现，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的较多共性，致使有的学者将石板巷子遗存归入河南地区的煤山文化，作为其一个地方类型。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上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正是禹伐三苗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孟华平先生认为，禹时期大体相当于所提出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文化中所见的大量北来的文化因素正好为“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作了注脚。如果以上看法能够大致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则中原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因素见于鄂西峡江地区，则可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经由石板巷子遗存传来的与中原地区相似的文化因素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寓意还需进一步探讨。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禹攻云雨”的记载，认为“夏人势力已经扩张到巫巴山地，有可能此时夏人已经移民巴地。那么，夏人为什么移民巴地呢？当是夏禹征伐三苗后出于镇抚南地和监临巴方的需要。”不过，我们目前从考古材料上还看不出对于夏人曾移民巴地这种观点的支持。

　　附带说一下，此时渝东地区的中坝文化虽以强烈的态势影响整个鄂西峡江地区，但并未进一步像后来的三星堆文化那样将文化因素传至三峡以东地区，不知是否受到了石板巷子遗存等代表的人群的阻拦。

　　（4）《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记载：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对于孟涂司巴之处，郭璞云：即孟涂所居“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也。”若如此，则说明至少在夏代初年，夏人与现在的鄂西峡江地区存有一定联系。而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及新砦期阶段，中原地区对于峡江地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而根据学界对于夏代始年的一般认识，则这一时期已进入夏代初期阶段。

　　三、从文化格局变迁探讨白庙遗存的消亡

　　从中堡岛遗址的情况看，白庙遗存后为以中堡岛遗址中区第7层为代表的遗存。目前这类遗存的资料较为缺乏，所以对其面貌的认识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填充。王晓田先生在《早期巴文化的分期与特征》一文的分期中，将1985年发掘的东区第Ⅱ发掘点的第10层及1993年发掘的中区第11层与中堡岛中区7层划归一期。但由于1993年的资料未见发表，在此不作讨论。1985年中堡岛东区第Ⅱ发掘点第10层的内含，根据王晓田著作92页介绍与9层相同，9层出有小平底罐、豆形器、釜等，但报告中未见有发表器物。另外秭归台丘遗址三期遗存出土的可复原的筒形罐三件，可能也属于这一阶段遗存。

　　《朝天嘴与中堡岛》发表的中堡岛中区第7层的遗物很少，陶器包括釜、折沿深腹罐、鼓腹小罐、杯、钵、折腹盆、圈足捉手器盖、陶垫、陶纺轮等。根据该书94页对于中区地层堆积第7层的介绍可知出土器物还包括小平底罐、豆形器、缸等，但因这几种器物没发表图片，故不知其具体形制特征。根据《朝天嘴与中堡岛》报告中对遗物的介绍，可大体获知中堡岛中区第7层时期，陶器包括夹砂陶与泥质陶。陶色有褐（或灰褐）、灰黑（或黑）、灰、红、灰白等。纹饰有绳纹、弦纹、篮纹、方格纹等。

　　但仔细分析这类遗存，可以大体看出以下特点：

　　（1）与白庙遗存相比，两者的主体器物群发生变化，所以，无法归入一种考古学文化。另外，此时陶器群中不见了盘口罐等来自于渝东地区的文化因素，而与此现象相伴的是渝东地区中坝文化晚期中的盘口罐也明显减少，并最终消失。

　　（2）此时来自三星堆文化的以小平底罐为代表的因素还未涌入鄂西峡江地区或刚刚进入峡江地区，由于目前仅是文字介绍此时出现小平底罐和豆形器，而未见器物图资料，则不敢贸然断定是否与三星堆文化的器物相似。但根据此时分布于渝东地区的中坝文化最晚期遗存中暂不见来自三星堆文化的影响看，三星堆文化因素可能此时还未影响到鄂西峡江地区，当然最终还需考古发掘资料来论定。

　　（3）此时的陶器群反映出与渝东地区的文化交流极少，两者中基本不互见来自对方的文化因素。

　　（4）此时遗址数量明显减少是否表明该类遗存正处于峡江地区文化发展的低落期。而这种文化发展衰退迹象也可能与渝东地区文化因素的“撤退”有关吧。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在三峡东段相当于龙山时代及稍晚阶段的文化遗存发现不多，当不是偶然的，可能与这一时期的降水多，长江水位偏高有关。”

　　以上的看法是在现有资料很少的情况下归纳总结的，肯定会存在不全面甚至不当之处，这是我们在此必须首先提出的。

　　目前我们可以大致看出鄂西峡江地区白庙遗存的消亡与以中堡岛中区第7层为代表的遗存的形成，表现出了明显的断裂性。这种断裂性还体现在与渝东地区中坝文化相似文化因素的突然消失。不过，在中堡岛中区第7层遗存中存在的深腹罐等器物似乎体现了与白庙遗存有一定的延续性。这种文化变迁是人群的巨大变动，还是如学者所说的自然原因所导致还需更多材料的详细论证。

　　四、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白庙遗存在鄂西峡江地区的文化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该类遗存的形成在表现出一定延续性的同时，体现了更多的突然性，改变了以往鄂西峡江地区一直归属于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系统的格局，从此开启了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具有自身特色文化面貌的新阶段。根据前文分析，白庙遗存是主要在融合渝东中坝文化、鄂西石板巷子遗存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该类遗存所具有的融合性，也恰是其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方面，使得我们暂时还无法将其归入其他文化中。而该类遗存的突然消亡，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希望随着资料的增多，关于白庙遗存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能够逐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