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谛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尔斯泰传

出走与逝世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作家对专制制度和上流社会生活日益猛烈的抨击，使他觉得“再处在原来的状态在精神上已是不可能的了”。1910年2月，托尔斯泰收到基辅大学学生曼德若斯的一封长信，来信认为，托尔斯泰的学说与生活是矛盾的，因此呼吁作家从雅斯纳亚·波良纳出走。信中说：“亲爱的、善良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生命献给人类吧，完成您在世上最后需要完成的事业，使您在人类的心灵中永生。”托尔斯泰立即给他写了回信。托尔斯泰写道：“您建议我做的正是我的夙愿”，不过“这样做的目的绝不应是为了影响别人”，“而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内在需要”，“就像在呼吸困难时，不能不咳嗽一样，才必须也应该这样做。我离这样的状态已经不远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临近。您建议我做的事——放弃社会地位，放弃财产，把财产分给那些认为在我死后有权继承的人，我在25年以前已经这样做了。但只有一点，就是我仍然同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过着非常可耻的奢侈生活，而周围都是贫困。这一刻不停地愈来愈厉害地折磨着我，而且没有一天我不在盼望实现您的建议”。托尔斯泰的日记中也开始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出走的意向。如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早上5点就醒了，一直在想如何出走？怎么行动？我不知道……看来，结果总会有的，我也能够办到，但到底不好受啊。”

　　使托尔斯泰“不好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他的出走会造成亲人的不幸，他仍像以前一样爱着与他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妻子。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天天地走下去”。然而，1910年6月以后，切尔特科夫与索菲娅之间为争夺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争斗白热化了，托尔斯泰又被迫置于这场争斗的中心，这终于使托尔斯泰“生活中隐藏着的悲剧因素”成熟了。切尔特科夫尽管十分敬重托尔斯泰，并不遗余力地传播托尔斯泰的学说，可是出于自己的宗教狂热和专横的性格，他往往不顾及年迈的托尔斯泰的现实处境。他对托尔斯泰家庭生活的干涉加重了索菲娅精神上的疾病。索菲娅始终是托尔斯泰最亲近的人，但是她没能很好理解托尔斯泰的“我写的作品就是我的整个人”这样的人生追求；晚年有病的索菲娅又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常常失去自制力，不时无端地和狂暴地指责托尔斯泰，这使夫妻关系变得难以忍受。而分属两个对立派系的托尔斯泰的子女又使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时的托尔斯泰实际上是很孤独的。

　　1909年夏天，这种争斗就导致过一场风波。在这场风波中，索菲娅甚至想服吗啡自杀，托尔斯泰夺过了她手中的吗啡，扔到了楼梯底下。1910年6月中旬，托尔斯泰去位于密谢尔斯克村的切尔特科夫处小住。不久，索菲娅连发两封电报催托尔斯泰速归，谁知，没过几天，切尔特科夫又移居到紧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捷良津基。一场更大的风波来临了。7月初，索菲娅和切尔特科夫为由谁保管托尔斯泰1900年以后的日记一事发生激烈冲突。切尔特科夫不让步，索菲娅再次表示要服毒自杀。为了安慰妻子，托尔斯泰将原由切尔特科夫保管的那部分日记存入了银行，并暂时不同切尔特科夫见面。为此事，托尔斯泰在7月14日写了一封长信给索菲娅。他在信中写道：

　　“我从年轻时就爱你，现在尽管有各种冷淡的原因，但我仍然没有停止过爱你。”造成冷淡的原因是：“第一，我同世俗生活的趣味的距离越来越大，我厌恶这种生活趣味，而你却不想也不能与之分离，你心里根本没有引导我追求自己信念的那些原则，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并不责怪你……第二，近几年来你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易怒、专横和不能自控……第三，主要的和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财产是罪恶的，而你则认为是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方式方面，为了不和你分手，我屈从于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你则把这看作是我对你观点的让步，因此我们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尽管有这种种误会，我仍热爱你和珍视你。”

　　信中还提到，如果索菲娅不接受“和睦地好好过日子的条件，那么我就收回我不离开你的承诺，我将出走”。

　　7月22日，托尔斯泰来到离雅斯纳亚·波良纳3俄里的格鲁蒙特的树林中，在那里秘密地立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根据这份遗嘱，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的继承人是小女儿萨沙；如果她死了，则由长女塔尼娅继承。她们将执行托尔斯泰的意愿，不把这些著作变成私有财产，它们的版权将归全民所有；托尔斯泰全部手稿的继承人是切尔特科夫，他将负责在托尔斯泰去世后审阅这些手稿，并酌情出版，但也不能抱有个人的物质目的。托尔斯泰在遗嘱和附件上签了名，证人戈尔登威泽尔等也签了字。切尔特科夫虽然不在场，但他在促成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把文学遗产交给人民完全符合托尔斯泰的心愿，不过秘密签署则为后来更大的风波的出现埋下了危机。

　　立遗嘱一事很快就被索菲娅觉察到了。索菲娅认为，交出文学遗产只会肥了出版商，而他们一家将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索菲娅终日无休止地吵闹，还请来神父为驱逐切尔特科夫的幽灵而祈祷。儿子安德烈也赶来了，蛮横地逼迫托尔斯泰交出遗嘱。远在外地的长女塔尼娅得知此事，写信指责安德烈说：

　　“这真是闻所未闻，用憎恶、怨恨、谎言、特务手段的气氛包围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甚至还阻挠他摆脱这一切去休息一下。还要他怎么样？在财产方面他给予我们的比他自己得到的多得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全家。而现在你还有脸跟他谈他的遗嘱，对他心怀怨恨。”

　　与此同时，切尔特科夫则推波助澜，把索菲娅等人的行为描述成一个周密的阴谋。托尔斯泰在信中批评他“言过其实”，因为“这一切在我的想象中，比甚至您这样最亲近的朋友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难办得多。这件事应该由我一个人在自己心中、面对上帝来解决，任何人的参与都会给事情增加麻烦”。托尔斯泰痛心地觉得自己“被撕成了两半”。他在日记中意识到，秘密地立遗嘱是个错误，“切尔特科夫把我卷入一场斗争，很艰苦，也使我非常厌烦”。塔尼娅为了缓和一下局面，写信请求切尔特科夫暂时离开捷良津基，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8月中旬，托尔斯泰坐火车来到塔尼娅的家，在女儿那里他度过了相当平静的一个多月的生活。9月下旬，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次日，恰逢他与索菲娅结婚48周年纪念日，两人合影留念。可是，此事却引起了小女儿萨莎的不满，认为这是父亲向母亲作的让步，而同时，托尔斯泰发现，他藏在靴筒里的那本从7月底开始另记的“私人日记”失踪了，显然这是索菲娅所为。10月初，紧张的、不得安宁的生活使托尔斯泰突然犯病，昏厥过去。虽然第二天他的病就好转，但仍很虚弱。可这时家里的纷争依旧。在托尔斯泰10月中下旬的日记里不时有这样的话出现：“与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有一次很使人难受的谈话”；“她大发雷霆，跑出家门”；“双方作假的局面还是那样令人难受”，“我骑马外出时，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盯我的梢”，等等。家里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加不堪忍受。10月24日，托尔斯泰写信给图拉省博罗夫科沃村的农民诺维科夫，请求诺维科夫为他“找一个哪怕最小，但却是单独的、暖和的小农舍”，他“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要在那里住一住，在25日和26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写道：“常常在考虑出走，考虑她的处境时，觉得她可怜，不能这么办。”“这种生活越来越成为我的负担。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让我走，我的良心也不允许。要容忍她，要容忍，不改变外部状况，但在内心下工夫。”即使在这时，对于妻子的怜悯仍使托尔斯泰下不了出走的决心。

　　10月27日，托尔斯泰整天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他对这个作家抱有好感。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托尔斯泰熄掉书桌上的两支蜡烛，走进卧室，躺下睡觉。迷迷糊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听到书房里有蹑手蹑脚的开门声和脚步声。他醒了过来，透过门缝，见到那里有烛光，并能听到沙沙地翻检纸张的声音。托尔斯泰知道，这是索菲娅在寻找他的遗嘱，并在监视他的行为。过了一阵，索菲娅小心翼翼地走了。托尔斯泰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憎恶和愤怒”，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躺了一个多小时，无法入睡，于是就点上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推门走了进来，若无其事地问了问托尔斯泰起身的原因和身体情况就离开了。憎恶和愤怒的感情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了托尔斯泰，他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并随即握笔给索菲娅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离去定会使你伤心。为此我很抱歉，但请你理解并相信，除此一举我别无他法。我在家里的处境正在变得、其实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除了别的一切之外，我再也不能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那种奢侈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了。请你理解这点，即使你打听到了我在哪里，也不要来找我。你若来了只会恶化你我的处境，但绝不会改变我的决定。感谢你和我在一起度过的48年的忠实的生活，请你原谅我对不起你的一切地方，就像我也由衷地原谅你可能对不起我的一切地方一样……”

　　写完信，托尔斯泰就轻轻地下楼敲响医生马科维茨基的门，又叫醒了女儿萨莎。他们匆匆忙忙地在皮箱里塞进了一些最必需的衣物、书籍和手稿，此时已是28日清晨5点了。托尔斯泰走出屋，到马房去叫人套车。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蒙蒙细雨，凉气袭人。托尔斯泰在通马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给树枝刺伤了，还摔了一跤，把帽子也给弄丢了。他好不容易再回到屋里，另拿了一顶帽子，打着手电筒，和马科维茨基一起到了马房。托尔斯泰激动得浑身发抖，唯恐索菲娅发觉，大吵大闹，加以阻挠。车套好了，两人立即上车，直奔谢金车站而去。坐上火车后，托尔斯泰才定下心来，这时“恐惧消失，对她的怜悯渐渐上升”，但托尔斯泰“并不怀疑做了应当做的事”。他们在戈尔巴切夫车站转车，按照托尔斯泰的意思，坐进了挤满平民的空气浑浊的三等车厢，经过一天的颠簸，晚上8点来到了奥普京修道院。

　　同一天，雅斯纳亚·波良纳也不平静。这天，索菲娅由于凌晨才入睡，所以起得很晚。当她起身后走进餐室，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她接过萨莎递上的托尔斯泰留下的信，浑身颤抖着，目光匆匆扫过纸面，可是没等读完，她就扔下信，冲出门外，直奔池塘，并跳进了水中，幸亏紧追不舍的人们及时把她救了上来。

　　10月29日一早，谢尔盖延科赶到了奥普京修道院的客栈。托尔斯泰从他那里得知了妻子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有效的手段》，并拟定了四个文学题材，打算把“非常想写的文学作品写出来”。当天，托尔斯泰坐马车前往妹妹玛丽娅所在的沙莫尔金诺村的女修道院，晚上六点到达。玛丽娅和她的女儿莉扎亲切地接待了他。刚到时，他郁郁不乐，在向玛丽娅讲到妻子投水的事情还哭了起来。平静下来后，他向玛丽娅表示，想在附近租一间农民的茅屋，就在这儿住下来。托尔斯泰从妹妹那儿得到了安慰。他在日记中写道：“玛申卡和可爱的莉扎给了我最令人欣慰和愉快的印象，她俩对我的境遇都很理解和同情。”

　　可是，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萨莎赶到。她带来了索菲娅等人劝他回家的一叠信件，并说家里的人很可能随时就会来到这里。这使托尔斯泰打消了在这里长期住下的念头，决定立即离开。当晚，他给索菲娅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他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托尔斯泰恳切地说明了他现在不可能回去的理由，并说：

　　“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我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诚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做法……亲爱的索菲娅，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生活毕竟不是儿戏，我们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抛弃它。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这一生剩下的不多的日子比已经度过的那些岁月更为重要，应该好好地生活下去。”

　　31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又匆匆骑马出发了，他给妹妹留下了一封亲切的告别信。早晨7点多，托尔斯泰一行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当时去向并不明确，准备先到诺沃契卡斯克城的一个朋友处再作打算。在火车上，托尔斯泰感到身体不适。几天来的激动、奔波、劳累和阴冷的天气，不能不影响82岁老人的健康。下午4点多，托尔斯泰发冷，并伴有高烧。晚上六点半左右，火车停靠在梁赞省的一个偏僻小站阿斯塔波沃，托尔斯泰一行不得不中途下车。站长奥佐林立即让出家里的两间住房，让托尔斯泰安顿下来，医生诊断为肺炎。

　　托尔斯泰出走和患病的消息迅速传开，阿斯塔波沃立即成了舆论注目的中心。从全国各地和从国外发来了大量的慰问电，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大批记者，不断来到这里。沙皇当局也被惊动了。从托尔斯泰出走那天起，他每到了一处都被宪兵严密监视着。密报与指令往返频繁。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群众示威，大队宪兵被派往阿斯塔波沃，各地军警也作好了调动准备。官方教会也不甘寂寞，希望托尔斯泰临终前能“迷途知返”。当地教会提出要为托尔斯泰健康举行祈祷仪式，东正教头目安东尼来电劝托尔斯泰“与教会和俄国东正教教徒和解”，均遭托尔斯泰拒绝。不久，奥普京修道院院长瓦尔索诺维奇等人又奉东正教最高会议指派，前来安排托尔斯泰与教会和解。但萨莎根据托尔斯泰的意愿不准他们接近父亲。

　　11月1日，托尔斯泰给长子谢辽沙和长女塔尼娅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我近40年来所献身的那个事业……对所有的人，其中包括你们，都是极端重要的。感谢你们对我这样好。别了，要好好安慰母亲，对她我怀有最真诚的同情与爱。”次日，托尔斯泰病情开始恶化。3日，索菲娅和几个子女都赶到了。为了避免托尔斯泰激动，医生和大家商定只让谢辽沙和塔尼娅去见他。托尔斯泰又见到两个孩子，十分高兴，他一再询问了索菲娅的情况。托尔斯泰担心他去世后人们会把索菲娅想得很坏，他含着泪说：“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一些。”此刻的索菲娅忧心如焚，但她只能一连几小时地站在托尔斯泰卧病的那栋小房子的窗外守望。从那天夜里开始，托尔斯泰说呓语，打呃逆，进入昏迷状态。在喃喃的呓语中时而会出现几个清晰的字眼：“探索，永远探索”，“玛莎！玛莎！”“逃，应该逃。”6日那天，塔尼娅握住父亲的手，守在他的身边。托尔斯泰突然说道：“呵，这都完了！但是……没有什么。”不一会，他猛地坐起来，用宏亮的声音说：“我只想劝你们记住一点：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可是你们只看着一个列夫·托尔斯泰。”说完，他又倒在了枕头上。傍晚，托尔斯泰病危。在弥留之际，他把儿子谢辽沙叫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最后几句话：“谢辽沙！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7日凌晨5点，索菲娅被允许看望已失去知觉的托尔斯泰。她俯身向丈夫告别，并温存地请他原谅自己对不起他的地方。对她唯一的回答则是几声长叹。清晨六点零五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扎谢克车站。尽管当局百般阻挠，仍有数万群众赶来为托尔斯泰送行。在《永垂不朽》的歌声中，人们抬着灵柩，排着几里路的长队，走向雅斯纳亚·波良纳。村里的农民打出了横幅，上面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成了孤儿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永远不忘你的厚爱。”当天下午，人们遵照托尔斯泰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藏有传说中的小绿棒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碑石的异常朴素的坟墓，但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说的那样，它是“世间最美的坟墓”，“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残废者大教堂大理石穹窿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侯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碑墓冢那样能强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托尔斯泰是不朽的，他用自己的优秀作品和崇高人格在人民心中已经树立起了一座永远不可摧的活的纪念碑。他“将永远光荣，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