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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之路
《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遗嘱。《复活》给他的晚年加冕，正如《战争与和平》给他的成熟时期加冕一样。
right——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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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1895年3月的日记中，把“柯尼的故事”放在他想完成的九部“艺术作品”的第一位，并非偶然。“柯尼的故事”指的就是长篇小说《复活》，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小说创作的时间跨越了11个年头，留下的手稿达7.000多印张，完整稿样就有6种。第一种完整的稿样诞生于1895年的夏初，稿样上注明的完成日期为7月1日。不过，早在8年以前，小说已经开始酝酿。
那是在1887年6月，当时担任彼得堡刑事上诉厅总检察长职务的著名法学家柯尼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访问。托尔斯泰与他过去并无深交，但这次却谈得十分融洽。柯尼的那些来自司法界的真实的故事，特别是那个关于罗扎莉娅的故事，引起了作家浓厚的兴趣。后来，柯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给托尔斯泰讲的那个故事：
70年代前半期，柯尼在彼得堡区级法院当检察官。一天，来了一位脸色苍白、举止不安的贵族青年，他请求柯尼将一封信转交给一个名叫罗扎莉娅的女犯人。在与这位年轻人的交谈中，柯尼了解到，罗扎莉娅是个妓女，因为盗窃了一个喝醉酒的嫖客100卢布而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而那个出身贵族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着理想职位的年轻人竟提出要与罗扎莉娅结婚，这使柯尼很吃惊。柯尼劝说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两人性格、习惯、地位和生活情趣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将会“造成彼此的不幸”，但是年轻人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他不断去狱中探望罗扎莉娅，直至不久后罗扎莉娅患伤寒死去。多年后，柯尼在内地某省副省长的任命名单上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个人或许不是他”。后来，柯尼又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有关的情况。罗扎莉娅原是个出身农家的孤儿，为一庄园的女主人所收养，在仆人中间长到16岁。这时，来了一位主人的亲戚，那个年轻人“诱惑了不幸的姑娘”。等到这诱惑的后果显露出来时，罗扎莉娅被逐出了庄园。“后来她的诱惑者抛弃了她。她生下孩子，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后，就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直到最后落到干草广场附近的窑子里。那个年轻人在乡下和省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搬到彼得堡去住，开始走上日常和理智生活的一般轨道。终于有一天，命运使他去当了区法庭的陪审员，他认出这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不幸妓女，就是他自己年轻时自私的情欲造成的牺牲品。”于是，“他下决心为她牺牲一切”，用结婚“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全神贯注地听完了柯尼讲的这个故事，作家敏锐地发觉这个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有待开掘的有价值的东西。当晚，托尔斯泰就久久地考虑着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建议柯尼将这个故事改写成小说，交媒介出版社出版。那年6月，托尔斯泰在给友人比留科夫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半年多过去了，柯尼那儿没有消息，但这个故事却依然萦绕在托尔斯泰的心头。于是，在1888年4月托尔斯泰写信请比留科夫问问柯尼的写作情况，并说：“如果他还没有开始写，那么他是否可以把这个短篇的题材转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没等比留科夫回话，5月里托尔斯泰又直接写信给柯尼，表示了上述意思。柯尼立即回信说：“代替您所提到的‘准许’的是，我热切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个念头。经过您的手笔，这个故事一定会写得叫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受感动，最最不动脑子的人看了也会开始思考起问题来。”不过，托尔斯泰当时并没有立即动笔，因为构思尚未成熟。
时隔一年半，1889年12月6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关于柯尼的故事的构思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头脑里，直到第二天，我始终处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中。”三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写下了《复活》手稿最初的文字。1890年2月里，托尔斯泰甚至为小说勾勒了这么一幅草图：“（一）他不想占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应该如此。在他的想象中她非常迷人，他在微笑，但他却想哭。（二）来到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连衣裙，接吻。（三）老女仆接过钱去，但是眼神忧伤。老女仆相信命运，卡秋莎很孤独。（五）她看到他坐在火车上，便要投卧火车轮下，但是她蹲下来感到婴儿在蠕动。（六）他向姑妈打听她的下落。在一个地主家里当女仆。不规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与人私通，因为她的肉欲已经被唤醒了。（七）他激动地问：您把她赶出去了？她哭得厉害吗？是我不好吗？等等。（八）他尝过功名心的滋味，很龌龊。只是读书，精致的享受，打猎，玩牌，看首演，须发白了——苦闷。”
6月里，托尔斯泰又决定：要“从法庭审判期开始柯尼的故事。”1890年底至1891年初，托尔斯泰再次出现创作冲动。他在1891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能写一部长篇小说，篇幅大的，用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去阐明它就好了。我还想到，我可以在这部书里集中写出我尚未写出而深以为憾的一切思想……”可是，创作没有开始，作家的注意力被《天国在你的心中》等文章的写作吸引了，而且救灾活动也牵制了他大量的精力。
4年以后，即到了1895年，托尔斯泰才重新回到《复活》的创作上来。第一份稿样完成后，托尔斯泰并不满意。那年8月，托尔斯泰在回复柯尼的信中说：“确实，我在写您提供给我的那个题材，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我写的东西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它将把我带往何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写的是什么。”作家已完全不满足于原先的情节框架和单纯的赎罪主题。同年11月，托尔斯泰确定了新的结构原则，即“必须从她开始写起”。作家在日记里写道：
“刚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为什么我的《复活》不行。起头起得不对。我是在考虑《谁有理》这篇孩子的故事时明白的。我明白了，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农民是对象，是正面，否则只有阴影，只有反面。《复活》也是这样。”
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开始写起了新稿，但到了次年2月里他又停下了。作家对已写成的仍感到不满意。1897年1月5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重读《复活》，读到他决定结婚时厌恶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实，写得不好。写坏了的东西很难修改。要修改就必须：交替描写她和他的感情与生活。写她是正面，严肃的，而写他则是反面的，含着讥讽。怕完不成。全都写得很糟。”
小说被搁置起来了，但作家并没有停止他的紧张的思考。
也许是一个外在的原因直接推动了《复活》的创作：托尔斯泰需要筹集一笔钱来帮助受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加拿大的分裂派教徒。1898年7月，托尔斯泰开始倾全力于《复活》的创作。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和1899年的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的记载：“写《复活》，起初进行顺利”；“写《复活》很不顺利，虽然我的构思似乎好多了”；“一直在写《复活》，感到满意，甚至很满意”；“我仍在奋力写《复活》，篇幅越来越大。100章恐怕容纳不下”；“看来是通不过书刊检查机关的，然而至少像是已经确定一个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在写《复活》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来专心从事于自己的艺术活动，而且还因为这件作品有了更大的价值而感到自慰，可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像个醉汉那样全心沉溺于一件心爱的事，而且工作得那样津津有味，简直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被工作吞噬了进去”；“现在，我完全醉心于修改《复活》，我自己也没料到，怎么能在其中那么多地叙说法律和刑罚的罪过与谬悖”；“聚精会神地写《复活》，我期望说出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终于，在1899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有关《复活》创作的最后记载：“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脱手也就不想再去管它了。”小说经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后，在1899年3月13日《涅瓦》杂志第十一期至同年12月25日该刊第五十二期上陆续刊出。
在《复活》一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同样做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为了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他不吝精力，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甚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都精益求精，如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的异稿就达20多种。经过作家长时间的创造性劳动，原来的“柯尼的故事”的框架被大大突破了。作家的艺术笔触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对社会问题开掘之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完稿后的《复活》是一座宏伟的大厦的话，那么“柯尼的故事”则是这座大厦最初的几块基石。同时，不管在主题处理、形象塑造，还是在艺术风格上，这部作品都显示了作家在世界观激变后的许多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两个主角形象的塑造上又表现得最为鲜明。
聂赫留道夫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作为贵族形象，他显然与托尔斯泰前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有所不同：既不是作家赞美的“光荣的人们”，也不是作家鞭挞的“显赫的人物”。这是一个生活在世纪末的“最后的贵族”，一个不断地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痛苦和忏悔的人物。小说中的聂赫留道夫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大学时代，聂赫留道夫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这时的聂赫留道夫对玛丝洛娃的感情是真诚的。大学毕业后，聂赫留道夫涉足于上流社会，并当上了军官。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渐渐堕落，3年后，他重回姑妈家时，便设法占有了玛丝洛娃，随后又轻易抛弃了她。8年后，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再次遇见了玛丝洛娃，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聂赫留道夫。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并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在与玛丝洛娃的几次狱中会面和为她的冤案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聂赫留道夫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贵族阶级和专制制度的仇恨也日益强烈。他放弃了一部分田产，并陪同玛丝洛娃前往流放地。但是聂赫留道夫并没能找到正确的出路，而是从《福音书》中得到了精神“复活”的启示。
由于聂赫留道夫形象出现在托尔斯泰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向人民之后，所以这一形象成了所谓的“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的一个特殊的典型，即“忏悔贵族”的形象。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对专制制度的谴责，反映了在专制制度的危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他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仿徨，以及最后走向宗教，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小说中，作者通过聂赫留道夫形象成功地达到了双重的哲理概括。首先，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典型，他的堕落反映了上流社会的腐蚀作用，他的反省又反映了一种时代趋向；其次，作者又借此打开了一道揭示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大门，从中我们看到了无以计数的社会弊病，看到了专制政权的反人民的本质，看到了作者对人生哲学的紧张思考，也看到了风起云涌、日益逼近的社会风暴。因此，聂赫留道夫形象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把这样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主角，这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玛丝洛娃是农民的女儿，后来成了聂赫留道夫姑妈家的养女。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天真纯洁，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但是，自从聂赫留道夫玷污并抛弃她之后，玛丝洛娃的不幸接踵而来。她被女主人赶出庄园，受尽侮辱，最后又沦为妓女。在肉体受到摧残的同时，她的精神也渐渐麻木了。玛丝洛娃前期的遭遇在当时的俄国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俄国下层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
小说中，玛丝洛娃没有像许多同类型的女性那样走向最后的毁灭，当然有着某种偶然的外在因素，但是她的新生在本质上又带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小说展示了玛丝洛娃性格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复活”有着自身内在的基础，以及大革命前夜人民觉醒的时代特征。当玛丝洛娃在受尽屈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政治犯时，作为“平民中的一分子”，她很自然地与那些“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的革命者接近了。生活向她展示了崭新的一面。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在那些“优秀的人们”中间，玛丝洛娃汲取了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的尊严。她最后拒绝了聂赫留道夫的结婚建议，并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犯联系在一起，这是她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她在精神上真正“复活”了。托尔斯泰塑造的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以及当时俄国“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正因为这样，玛丝洛娃不仅是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而且是作家对生活敏锐观察的结果和独到的艺术发现。托尔斯泰正是通过对玛丝洛娃和聂赫留道夫的命运的描述，充分展示了从昏官当道、草菅人命的法庭到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大路的广阔场景，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形态及其某些本质的方面。
与此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乃至整个国家机器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在地方法院开庭时，无罪的站在被告席，有罪的却坐在审判席上；检察官刚从鬼混了一夜的妓院赶回来，开庭前还不知案情；庭长急于要去会情妇，明知判词有误也不予纠正；法官们各想各的心事，陪审员则忙于传播谣言。地方法院把审判当儿戏，最高法院同样玩忽职守。聂赫留道夫为玛丝洛娃的冤案而遍访权贵，结果发现大法官以霸占他人产业、镇压无辜百姓为荣；国务大臣昏庸浅薄，他最大的愿望是“从国库多取钱财和勋章”；副省长残忍地鞭打犯人，却还无耻地以犯人的恩人自居；要塞司令嗜杀成性，他的职责是让政治犯在狱中“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因此，作家愤怒地抨击道：“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门、各种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
小说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揭露同样入木三分。在监狱教堂里犯人做祈祷的那一幕，对官方教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暴露可谓淋漓尽致。老神父一生宣传不贪利的教义，可是他却借宗教仪式为自己捞取了一所房子和3万卢布；屏风前神圣庄严的圣餐仪式，屏风后司祭却漫不经心地大吃“上帝的血和肉”（蘸酒的面包）；一面是充满“爱”的祈祷词，一面却是无辜犯人的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作者辛辣地讽刺道：司祭、诵经士他们早已“根本忘记了这种信仰的教义的实质”，只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得到一笔收入”，监狱长官和看守们这样做是因为“确实体会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的残忍的职务辩护”。小说还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苦难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作者通过人物的口指出：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那些地主像狗霸占着马槽一样，既不让会种地的人来种，自己又不会耕耘土地”。然而，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在对旧世界作出如此有力而深刻的批判的同时，却仍然只能到《福音书》中去寻找社会的出路，认为只要人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就可以在人间建立起幸福的天堂。这直接导致作家在小说最后一章大量引述《福音书》上的文字，破坏了艺术把握的平衡。
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复活》仍不失为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巨著。在托尔斯泰笔下，《复活》不仅是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与他的另外两部长篇一样显示出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小说在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等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复活》更多地运用了强烈的场景对比来揭示主题，如聂赫留道夫的早晨与玛丝洛娃的早晨、柯察金家的宴会与饥饿的玛丝洛娃、副省长的沙龙与监狱里的体刑、柯察金家动身去田庄与苦役犯动身去西伯利亚，等等。平凡的生活现象通过作家在布局上的调动造成了强烈的反差，生活现象本身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在这些各各对映的场面的不协调中显示了出来。
《复活》中，作家还往往通过一些冲突较为集中、戏剧性较为强烈、艺术处理又较为简洁的场面来塑造人物。如男女主人公临别前的那个场面作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尾声就颇具匠心。这里可以看到聂赫留道夫的渴望、幻想、惋惜和悔恨，也可以看到玛丝洛娃的不安、矛盾、歉意和决心。作家对这个场面作了高度戏剧化的处理，整个场面主要由人物20来句对话构成，这些对话不仅显示出人物潜在的意愿，而且造成了复杂而又细腻的感情交流，从而使这一场面成为男女主角思想和性格的一次极为清晰的投影。
尽管发表于世纪之交的这部长篇巨著一开始并不完整（被检查机关删改的章节达500多处），但是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评论家斯塔索夫称赞说：“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本身。”他称《复活》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匈牙利作家卢卡契则认为：“在整个近代西欧文学中，在包罗万象的史诗式的伟大性方面，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跟《复活》媲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托尔斯泰“晚期作品的一切艺术特点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找到，尤其是叙事的集中，人物肖像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多姿。观察愈加明晰有力，堪称毫不留情的写实主义。”《复活》“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篇之一，也许是最真实的诗章之一。我在这部作品中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明亮的眼睛，这双淡灰色的敏锐的眼睛……”《复活》仿佛为19世纪的文学奏响了辉煌的终曲，并以其独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地平线上。
right——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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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1895年3月的日记中，把“柯尼的故事”放在他想完成的九部“艺术作品”的第一位，并非偶然。“柯尼的故事”指的就是长篇小说《复活》，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小说创作的时间跨越了11个年头，留下的手稿达7.000多印张，完整稿样就有6种。第一种完整的稿样诞生于1895年的夏初，稿样上注明的完成日期为7月1日。不过，早在8年以前，小说已经开始酝酿。
那是在1887年6月，当时担任彼得堡刑事上诉厅总检察长职务的著名法学家柯尼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访问。托尔斯泰与他过去并无深交，但这次却谈得十分融洽。柯尼的那些来自司法界的真实的故事，特别是那个关于罗扎莉娅的故事，引起了作家浓厚的兴趣。后来，柯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给托尔斯泰讲的那个故事：
70年代前半期，柯尼在彼得堡区级法院当检察官。一天，来了一位脸色苍白、举止不安的贵族青年，他请求柯尼将一封信转交给一个名叫罗扎莉娅的女犯人。在与这位年轻人的交谈中，柯尼了解到，罗扎莉娅是个妓女，因为盗窃了一个喝醉酒的嫖客100卢布而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而那个出身贵族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着理想职位的年轻人竟提出要与罗扎莉娅结婚，这使柯尼很吃惊。柯尼劝说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两人性格、习惯、地位和生活情趣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将会“造成彼此的不幸”，但是年轻人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他不断去狱中探望罗扎莉娅，直至不久后罗扎莉娅患伤寒死去。多年后，柯尼在内地某省副省长的任命名单上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个人或许不是他”。后来，柯尼又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有关的情况。罗扎莉娅原是个出身农家的孤儿，为一庄园的女主人所收养，在仆人中间长到16岁。这时，来了一位主人的亲戚，那个年轻人“诱惑了不幸的姑娘”。等到这诱惑的后果显露出来时，罗扎莉娅被逐出了庄园。“后来她的诱惑者抛弃了她。她生下孩子，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后，就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直到最后落到干草广场附近的窑子里。那个年轻人在乡下和省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搬到彼得堡去住，开始走上日常和理智生活的一般轨道。终于有一天，命运使他去当了区法庭的陪审员，他认出这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不幸妓女，就是他自己年轻时自私的情欲造成的牺牲品。”于是，“他下决心为她牺牲一切”，用结婚“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全神贯注地听完了柯尼讲的这个故事，作家敏锐地发觉这个故事中包含有一些有待开掘的有价值的东西。当晚，托尔斯泰就久久地考虑着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建议柯尼将这个故事改写成小说，交媒介出版社出版。那年6月，托尔斯泰在给友人比留科夫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半年多过去了，柯尼那儿没有消息，但这个故事却依然萦绕在托尔斯泰的心头。于是，在1888年4月托尔斯泰写信请比留科夫问问柯尼的写作情况，并说：“如果他还没有开始写，那么他是否可以把这个短篇的题材转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它。”没等比留科夫回话，5月里托尔斯泰又直接写信给柯尼，表示了上述意思。柯尼立即回信说：“代替您所提到的‘准许’的是，我热切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个念头。经过您的手笔，这个故事一定会写得叫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受感动，最最不动脑子的人看了也会开始思考起问题来。”不过，托尔斯泰当时并没有立即动笔，因为构思尚未成熟。
时隔一年半，1889年12月6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关于柯尼的故事的构思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头脑里，直到第二天，我始终处在欢欣鼓舞的心情中。”三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写下了《复活》手稿最初的文字。1890年2月里，托尔斯泰甚至为小说勾勒了这么一幅草图：“（一）他不想占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应该如此。在他的想象中她非常迷人，他在微笑，但他却想哭。（二）来到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连衣裙，接吻。（三）老女仆接过钱去，但是眼神忧伤。老女仆相信命运，卡秋莎很孤独。（五）她看到他坐在火车上，便要投卧火车轮下，但是她蹲下来感到婴儿在蠕动。（六）他向姑妈打听她的下落。在一个地主家里当女仆。不规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与人私通，因为她的肉欲已经被唤醒了。（七）他激动地问：您把她赶出去了？她哭得厉害吗？是我不好吗？等等。（八）他尝过功名心的滋味，很龌龊。只是读书，精致的享受，打猎，玩牌，看首演，须发白了——苦闷。”
6月里，托尔斯泰又决定：要“从法庭审判期开始柯尼的故事。”1890年底至1891年初，托尔斯泰再次出现创作冲动。他在1891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能写一部长篇小说，篇幅大的，用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去阐明它就好了。我还想到，我可以在这部书里集中写出我尚未写出而深以为憾的一切思想……”可是，创作没有开始，作家的注意力被《天国在你的心中》等文章的写作吸引了，而且救灾活动也牵制了他大量的精力。
4年以后，即到了1895年，托尔斯泰才重新回到《复活》的创作上来。第一份稿样完成后，托尔斯泰并不满意。那年8月，托尔斯泰在回复柯尼的信中说：“确实，我在写您提供给我的那个题材，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我写的东西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它将把我带往何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写的是什么。”作家已完全不满足于原先的情节框架和单纯的赎罪主题。同年11月，托尔斯泰确定了新的结构原则，即“必须从她开始写起”。作家在日记里写道：
“刚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为什么我的《复活》不行。起头起得不对。我是在考虑《谁有理》这篇孩子的故事时明白的。我明白了，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农民是对象，是正面，否则只有阴影，只有反面。《复活》也是这样。”
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开始写起了新稿，但到了次年2月里他又停下了。作家对已写成的仍感到不满意。1897年1月5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重读《复活》，读到他决定结婚时厌恶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实，写得不好。写坏了的东西很难修改。要修改就必须：交替描写她和他的感情与生活。写她是正面，严肃的，而写他则是反面的，含着讥讽。怕完不成。全都写得很糟。”
小说被搁置起来了，但作家并没有停止他的紧张的思考。
也许是一个外在的原因直接推动了《复活》的创作：托尔斯泰需要筹集一笔钱来帮助受沙皇政府迫害而移居加拿大的分裂派教徒。1898年7月，托尔斯泰开始倾全力于《复活》的创作。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和1899年的托尔斯泰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的记载：“写《复活》，起初进行顺利”；“写《复活》很不顺利，虽然我的构思似乎好多了”；“一直在写《复活》，感到满意，甚至很满意”；“我仍在奋力写《复活》，篇幅越来越大。100章恐怕容纳不下”；“看来是通不过书刊检查机关的，然而至少像是已经确定一个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在写《复活》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来专心从事于自己的艺术活动，而且还因为这件作品有了更大的价值而感到自慰，可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像个醉汉那样全心沉溺于一件心爱的事，而且工作得那样津津有味，简直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被工作吞噬了进去”；“现在，我完全醉心于修改《复活》，我自己也没料到，怎么能在其中那么多地叙说法律和刑罚的罪过与谬悖”；“聚精会神地写《复活》，我期望说出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终于，在1899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有关《复活》创作的最后记载：“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脱手也就不想再去管它了。”小说经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后，在1899年3月13日《涅瓦》杂志第十一期至同年12月25日该刊第五十二期上陆续刊出。
在《复活》一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同样做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为了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他不吝精力，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甚至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都精益求精，如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的异稿就达20多种。经过作家长时间的创造性劳动，原来的“柯尼的故事”的框架被大大突破了。作家的艺术笔触伸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对社会问题开掘之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完稿后的《复活》是一座宏伟的大厦的话，那么“柯尼的故事”则是这座大厦最初的几块基石。同时，不管在主题处理、形象塑造，还是在艺术风格上，这部作品都显示了作家在世界观激变后的许多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两个主角形象的塑造上又表现得最为鲜明。
聂赫留道夫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作为贵族形象，他显然与托尔斯泰前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有所不同：既不是作家赞美的“光荣的人们”，也不是作家鞭挞的“显赫的人物”。这是一个生活在世纪末的“最后的贵族”，一个不断地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痛苦和忏悔的人物。小说中的聂赫留道夫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大学时代，聂赫留道夫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这时的聂赫留道夫对玛丝洛娃的感情是真诚的。大学毕业后，聂赫留道夫涉足于上流社会，并当上了军官。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渐渐堕落，3年后，他重回姑妈家时，便设法占有了玛丝洛娃，随后又轻易抛弃了她。8年后，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再次遇见了玛丝洛娃，她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聂赫留道夫。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并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在与玛丝洛娃的几次狱中会面和为她的冤案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聂赫留道夫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贵族阶级和专制制度的仇恨也日益强烈。他放弃了一部分田产，并陪同玛丝洛娃前往流放地。但是聂赫留道夫并没能找到正确的出路，而是从《福音书》中得到了精神“复活”的启示。
由于聂赫留道夫形象出现在托尔斯泰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向人民之后，所以这一形象成了所谓的“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的一个特殊的典型，即“忏悔贵族”的形象。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对专制制度的谴责，反映了在专制制度的危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他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仿徨，以及最后走向宗教，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矛盾。小说中，作者通过聂赫留道夫形象成功地达到了双重的哲理概括。首先，这一形象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典型，他的堕落反映了上流社会的腐蚀作用，他的反省又反映了一种时代趋向；其次，作者又借此打开了一道揭示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大门，从中我们看到了无以计数的社会弊病，看到了专制政权的反人民的本质，看到了作者对人生哲学的紧张思考，也看到了风起云涌、日益逼近的社会风暴。因此，聂赫留道夫形象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把这样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主角，这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还是第一次。玛丝洛娃是农民的女儿，后来成了聂赫留道夫姑妈家的养女。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天真纯洁，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但是，自从聂赫留道夫玷污并抛弃她之后，玛丝洛娃的不幸接踵而来。她被女主人赶出庄园，受尽侮辱，最后又沦为妓女。在肉体受到摧残的同时，她的精神也渐渐麻木了。玛丝洛娃前期的遭遇在当时的俄国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它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俄国下层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
小说中，玛丝洛娃没有像许多同类型的女性那样走向最后的毁灭，当然有着某种偶然的外在因素，但是她的新生在本质上又带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小说展示了玛丝洛娃性格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复活”有着自身内在的基础，以及大革命前夜人民觉醒的时代特征。当玛丝洛娃在受尽屈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政治犯时，作为“平民中的一分子”，她很自然地与那些“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的革命者接近了。生活向她展示了崭新的一面。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在那些“优秀的人们”中间，玛丝洛娃汲取了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的尊严。她最后拒绝了聂赫留道夫的结婚建议，并把自己的命运与政治犯联系在一起，这是她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她在精神上真正“复活”了。托尔斯泰塑造的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以及当时俄国“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正因为这样，玛丝洛娃不仅是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而且是作家对生活敏锐观察的结果和独到的艺术发现。托尔斯泰正是通过对玛丝洛娃和聂赫留道夫的命运的描述，充分展示了从昏官当道、草菅人命的法庭到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大路的广阔场景，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形态及其某些本质的方面。
与此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乃至整个国家机器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在地方法院开庭时，无罪的站在被告席，有罪的却坐在审判席上；检察官刚从鬼混了一夜的妓院赶回来，开庭前还不知案情；庭长急于要去会情妇，明知判词有误也不予纠正；法官们各想各的心事，陪审员则忙于传播谣言。地方法院把审判当儿戏，最高法院同样玩忽职守。聂赫留道夫为玛丝洛娃的冤案而遍访权贵，结果发现大法官以霸占他人产业、镇压无辜百姓为荣；国务大臣昏庸浅薄，他最大的愿望是“从国库多取钱财和勋章”；副省长残忍地鞭打犯人，却还无耻地以犯人的恩人自居；要塞司令嗜杀成性，他的职责是让政治犯在狱中“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因此，作家愤怒地抨击道：“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门、各种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
小说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揭露同样入木三分。在监狱教堂里犯人做祈祷的那一幕，对官方教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暴露可谓淋漓尽致。老神父一生宣传不贪利的教义，可是他却借宗教仪式为自己捞取了一所房子和3万卢布；屏风前神圣庄严的圣餐仪式，屏风后司祭却漫不经心地大吃“上帝的血和肉”（蘸酒的面包）；一面是充满“爱”的祈祷词，一面却是无辜犯人的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作者辛辣地讽刺道：司祭、诵经士他们早已“根本忘记了这种信仰的教义的实质”，只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得到一笔收入”，监狱长官和看守们这样做是因为“确实体会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的残忍的职务辩护”。小说还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苦难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作者通过人物的口指出：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那些地主像狗霸占着马槽一样，既不让会种地的人来种，自己又不会耕耘土地”。然而，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在对旧世界作出如此有力而深刻的批判的同时，却仍然只能到《福音书》中去寻找社会的出路，认为只要人人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就可以在人间建立起幸福的天堂。这直接导致作家在小说最后一章大量引述《福音书》上的文字，破坏了艺术把握的平衡。
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复活》仍不失为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巨著。在托尔斯泰笔下，《复活》不仅是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与他的另外两部长篇一样显示出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小说在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等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复活》更多地运用了强烈的场景对比来揭示主题，如聂赫留道夫的早晨与玛丝洛娃的早晨、柯察金家的宴会与饥饿的玛丝洛娃、副省长的沙龙与监狱里的体刑、柯察金家动身去田庄与苦役犯动身去西伯利亚，等等。平凡的生活现象通过作家在布局上的调动造成了强烈的反差，生活现象本身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在这些各各对映的场面的不协调中显示了出来。
《复活》中，作家还往往通过一些冲突较为集中、戏剧性较为强烈、艺术处理又较为简洁的场面来塑造人物。如男女主人公临别前的那个场面作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尾声就颇具匠心。这里可以看到聂赫留道夫的渴望、幻想、惋惜和悔恨，也可以看到玛丝洛娃的不安、矛盾、歉意和决心。作家对这个场面作了高度戏剧化的处理，整个场面主要由人物20来句对话构成，这些对话不仅显示出人物潜在的意愿，而且造成了复杂而又细腻的感情交流，从而使这一场面成为男女主角思想和性格的一次极为清晰的投影。
尽管发表于世纪之交的这部长篇巨著一开始并不完整（被检查机关删改的章节达500多处），但是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评论家斯塔索夫称赞说：“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本身。”他称《复活》是：“一部铁面无情的书。”匈牙利作家卢卡契则认为：“在整个近代西欧文学中，在包罗万象的史诗式的伟大性方面，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跟《复活》媲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托尔斯泰“晚期作品的一切艺术特点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找到，尤其是叙事的集中，人物肖像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多姿。观察愈加明晰有力，堪称毫不留情的写实主义。”《复活》“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篇之一，也许是最真实的诗章之一。我在这部作品中较之他的其他作品，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明亮的眼睛，这双淡灰色的敏锐的眼睛……”《复活》仿佛为19世纪的文学奏响了辉煌的终曲，并以其独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地平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