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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与重返乡间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托尔斯泰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视野，获得新的生活感受。他先坐马车到华沙，然后从那里转乘火车经柏林到达巴黎。
初到巴黎，托尔斯泰十分兴奋。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都市巴黎早已为托尔斯泰所向往。到达的当天，他就去了大歌剧院，在那里和法国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他在巴黎期间，结交友人，遍访名胜。托尔斯泰结识了法国名作家梅里美，正在巴黎的屠格涅夫为两人的会面作了安排；他到了著名的卢浮宫博物馆，欣赏了其中收藏丰富的艺术精品；他参观了名闻遐迩的凡尔赛宫，为其独特的建筑和喷泉所吸引；他到了巴黎最古老的学府索尔邦翠院，这时它已是巴黎大学的一部分；他在巴黎圣母院前流连忘返，它给托尔斯泰以强烈的印象；他拜谒了拉雪兹神父公墓，那里安息着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等文化名人；他不断光顾巴黎的剧院和音乐会，欣赏了《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等名剧；他还到了法兰西学院，公共图书馆，甚至还去了巴黎的交易所，并为那里的景象所震撼……托尔斯泰在4月5日致鲍特金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巴黎差不多有两个月了，至今我还不清楚这座城市会不会有一天不再使我发生兴趣，或这样的生活会不会有一天会失去它的魅力。总之一句话，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想也没有想过。”
谁知就在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情况竟使托尔斯泰对巴黎产生了强烈的厌恶。那天早上，托尔斯泰在巴黎广场上目睹了一次残酷的机器斩首的死刑。在当天的日记里，托尔斯泰描写了这一情景及其给他的印象：
“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壮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书》，接着是死，多么荒谬！这印象极强烈，亦非徒然。我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但道德和艺术我是知道的，爱好的，而且弄得清楚的。断头台弄得我久久不能入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
次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又写道：“晚起，不舒服。正读书，突然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念头来了——离开巴黎。”这一天，他在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说：
“在战争中，在高加索，我亲眼目睹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一个人撕成肉块呢？这种机器并不丑陋，它美观雅致，可以用它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杀死。最近还要杀死许多人，因为据说他们想行刺拿破仑三世。”
看到如此的专制暴行，托尔斯泰对法兰西的“社会的自由”深感失望。他在信中接着写道：
“我在这使人厌恶的全部虚伪的生活之中，只看到了清一色的丑陋和罪恶，我不想分辨，我也不能分辨：哪儿差些，哪儿好些。我懂得精神的、法律道德的和宗教的法规，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勇往直前和对美好前途抱有希望的人是毫无必要的，我体验到了艺术的规则，它永远给人以幸福。可是，政治的规则对我来说都是如此可怕的、虚伪的东西，我根本看不到它的好和坏。”
他表示：“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会为任何政府服务。”机器斩首的死刑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重提此事时仍强调：“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学说，都不能为这种做法辩护。”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巴黎前往瑞士，次日到达日内瓦。
当时，托尔斯泰有两个亲戚在日内瓦，她们是叶莉扎维塔和亚历山德拉姐妹，负责公主教育的宫廷女官。尽管托尔斯泰与她们年龄相差不大，亚历山德拉仅比托尔斯泰大11岁，但按辈分，却是姑侄。托尔斯泰干脆称她们为“姑奶奶”。托尔斯泰与她们，特别是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的友谊开始于两年多前他刚从部队回到彼得堡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后来回忆两人关系时这样写道：
“我记得他给我们大家留下多么亲切的印象。他本人很朴实，非常谦虚，特别爱玩，有他在场大家总是很兴奋的。他很少谈到自己，但是对每个初次见面的人特别注意观察，过后非常开心地转述自己的印象，几乎总带几分极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他，总是极其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但是，这还不是后来我与他之间终生保持的那种友谊的开始。这种友谊1857年在瑞士才充分发展起来。”
亚历山德拉指的就是那年4月上旬托尔斯泰的突然造访。托尔斯泰的意外出现使亚历山德拉姊妹惊异而又高兴，她们耐心地听了托尔斯泰关于因死刑而引起的焦躁的倾诉。并以诚挚的谈话和热情的接待使他恢复了平静。在以后的日子里，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德拉天天见面，“到山里散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复活节过后，托尔斯泰打算前往斐维游览，亚历山德拉姊妹向公主告假后与他同行。“在一个美妙的5月的早晨，在镜子般的日内瓦湖面上航行，”亚历山德拉后来回忆说：“我们走的路，到处布满了鲜花，眼前一派明媚的春色，使我们陶醉。”更令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德拉陶醉的是两人情投意合的亲密关系。亚历山德拉回日内瓦后，托尔斯泰在克拉兰住下，但是几乎每天都有电报，便条或书信越过日内瓦湖飞向对方。托尔斯泰在当时的日记中一再提到与亚历山德拉相处“非常非常痛快”，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很想爱她，这实在太可怕了。如果亚历山德拉年轻十岁就好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是人中瑰宝，造化的奇迹，天地的精英！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出色的女人。”亚历山德拉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也流露了同样的感情：“同您在一起的时候，不能不感到幸福。我说不出我们频频相遇时我有多么高兴，现在回忆这些场合又是多么愉快。见着您的时候，我总希望自己变得更美好一些。一想到您的友谊（诚然，这有点盲目）我便产生这种愿望。”亚历山德拉解释他们关系时认为：“尽管我们的教育和处境各异，但是我们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两人都是极其热心的人和有分析能力的人，真诚地喜欢行善，但是不善于正确地行善。”托尔斯泰的精神追求在亚历山德拉心灵中激起共鸣，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这“没有妨碍我们更密切地接近。”正是这种心灵上的相通，使他们之间的友情得到迅速发展（虽然亚历山德拉承认：“我当时理解不了他那丰富多彩的特殊天性”），并保持终生。
克拉兰紧靠日内瓦湖，湖光山色，风景迷人。这里是托尔斯泰爱戴的作家卢梭写作小说《新爱洛绮丝》的地方，也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托尔斯泰每天在湖边堤岸上漫步，或在花园的浓荫里眺望湖面，他觉得大自然的美通过双目，注入到了心灵的深处。在那里他又结识了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普欣，以及他的兄弟、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伊凡·普欣，他们相处得很好。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托尔斯泰流连忘返。在克拉兰期间，他还曾与一个名叫萨沙·波里万诺夫的男孩一起进行了一次徒步旅行。他们肩负背囊，翻山越岭，用了11天的时间，游历了瑞士壮美的山川：
“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太阳，但是阳光打我们头上掠过，擦着几座悬崖和地平线上的松树巅，洒在对面高地上。山下几条溪流，水声潺潺，我们周围只有雪水渗流；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又见到那个湖，我们脚下的深谷中躺着瓦莱镇。萨沃依山麓呈蔚蓝色，跟湖水一样，只是色调比湖水浓重，山顶沐浴在阳光里。白雪皑皑的山峰连绵不断，高入云霄，气象万千。湖中风帆和小船，小小的几点，清晰可辨。”
异国的“惊人的美丽”的山川却勾起了托尔斯泰的乡恋，他觉得自己更喜爱俄罗斯那广阔无垠的草原和森林，他写道：
“当我处在一望无边的大自然之中，我就爱上了它。当环绕着我的热气团团升起，飘向远方的时候，当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叶儿的影子掠过我的面颊，汇成远处森林的线条的时候，当您呼吸的空气形成深远无际的蔚蓝色的天穹的时候，当您不是独个儿为自然景色所陶醉的时候，当无数的小昆虫在您身边盘旋和嗡嗡作响，小牛边爬边斗，鸟儿婉转歌唱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大自然。”
六七月间，托尔斯泰到了都灵、格雷索内等地，后又取道伯尔尼，到达瑞士北部小城琉森。琉森离莱茵河不远，风光旖旎。托尔斯泰下塌的瑞士旅馆，濒临四州湖，是当地最豪华的旅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周围大多是一些前来观光的富有的冷冰冰的英国绅士和女士，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和压抑。7月7日那天晚上，他外出归来。在快到旅馆时，他突然听到“一种奇妙而又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这乐声使托尔斯泰为之一振，“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他的心里，并激起一种欢快的和诗意的情感。走近了些，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蒂罗尔人站在旅馆的凉台前弹唱。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制服，戴着一顶旧便帽，似乎没有一点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意而又愉快地弹奏着吉他的姿态和动作却使人产生好感，那悦耳的歌声更显示出他的非凡的音乐天赋：
“……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歌声好像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
这时，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凉台上站着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贵妇人和硬领雪白的绅士，街上也站着一些绅士淑女和身着漂亮制服的侍者。流浪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人们不时发出啧啧赞叹。歌手停住了，他走近旅馆，摘下帽子，仰起头，请求先生太太给他一点帮助。可是没有人把任何东西给他。托尔斯泰给了他一点钱，于是歌手又重新唱了起来。后来，歌手再次摘下帽子向楼内的人请求帮助。
然而，那一百来个衣着华丽、举止高雅的听众却个个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个子儿。歌手的请求重复了三次，声音越来越低，人们竟然冷酷地哈哈大笑起来。矮小的歌手仿佛变得更小了，他尴尬地戴上帽子，快步向市内走去，逐渐消失在黑暗中。托尔斯泰被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震惊了，他感到一种无比沉重的压抑和难以遏制的愤懑。当他醒悟过来后，立即向那贫穷的歌手追去。托尔斯泰赶上了他，并执意邀请他到瑞士旅馆喝酒。歌手同意了。可是，托尔斯泰的举动令侍者大为吃惊，他们立把托尔斯泰和歌手打发到一间招待普通人的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在托尔斯泰与歌手喝酒交谈时，侍者傲慢地发出嘲笑声，看门人甚至无礼地坐到了他们的桌边。托尔斯泰发怒了，他痛骂那些侍者对富人唯唯诺诺，对穷歌手却肆意嘲笑和侮辱。托尔斯泰毅然领着歌手跨进富人用餐的大厅。那些正在用餐的老爷太太见状纷纷离去，并向侍者抗议，认为这是冒犯了他们的体面。托尔斯泰觉得这些人都把他看做疯子，可是他偏要让穷歌手与这些人平等，他以自己对歌手的真诚的尊敬，款待了歌手。那天夜里，托尔斯泰激动得无法入睡，浮想联翩。后来，他把自己在这一夜的遭遇和感受写进了小说《琉森》。作家在小说中写道：“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你们的共和国是肮脏的！这就是你们的平等！”“这是像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不久，托尔斯泰离开瑞士，前往德国。他先后到过斯图加特、巴登、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柏林等地。在那里，他参观过一些著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学校，并产生了为农村的孩子办学的想法；他也曾为巴登赌场的轮盘赌所吸引，输得不堪回首。7月底，托尔斯泰由海路回国，30日抵达彼得堡。一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这次历时半年的出国旅行，开阔了托尔斯泰的视野。尽管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面使他深感厌恶，但是西欧社会毕竟比仍处在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远为进步。从国外回来后，俄国人民的无权地位更使托尔斯泰感到触目惊心。8月8日，他在到家的那天的日记中写道：“雅斯纳亚真美啊。我心情既好又悲哀，不过俄罗斯令人厌恶，我觉得自己被这种粗野、虚伪的生活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佐林在驿站口挨了一顿揍，我本想为他说话，可是瓦西里向我解释，为此必须贿赂医生。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拳打鞭抽。”次日，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托尔斯泰历数了回国一周里见到的一些野蛮的行径：如一个贵夫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殴打自己的女仆；几个官吏因一位有病的古稀老人没及时让路而将他打了个半死；村长瓦西里毒打一个园丁，而后又让他赤脚在麦茬地里管牲口，由此，托尔斯泰感叹道：
“俄国真糟，真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待；而在内地则依然是宗法制的野蛮、偷盗和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国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
回到乡间后，托尔斯泰着手整理不景气的庄园经济。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周围的旷野和山岗上遍种桦树、云杉和松树，将庄园的林地面积由初时的175俄亩逐渐扩大到450俄亩；二是大幅度增加牧场面积和牲畜头数，兴旺畜牧业。托尔斯泰希望他今后收入的主要来源将是林业和畜牧业，而不是农奴无偿的劳动。同时，托尔斯泰继续为改善农民的处境而努力。他陆续让一些仆人获得了自由，并终于实现了他的将农民的劳役改为租赋的计划。村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生活略有改善。当然，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使农民生活发生根本改观的。
在投身经济事务的同时，托尔斯泰仍然关注着文学创作。《琉森》的发表在文坛上激起一片抱怨声，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尖锐抨击为许多人所不理解。鲍特金认为，俄国现在需要的正是西欧的文明，屠格涅夫则干脆称这个作品是“政治道德说教”。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话可说，而且能够说得有分量；至于公众，他们想说什么就去说吧。要认真从事，全力以赴，就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这年冬天，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度过。他除了继续大量阅读文学的和哲学的著作外，先后完成了小说《三死》和《阿尔贝特》（原名《沉沦者》）。《三死》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在短时间里一气呵成的，他向塔吉雅娜姑姑朗读这部作品时，泪水盈眶。小说写了一个贵妇人的死、一个农民的死和一株白桦树的死。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这样阐释小说的题旨：贵妇人“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一辈子都在撒谎，一直到临死以前。”农民一生劳动，“死的时候心地泰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与共的大自然。”“树死得平静、正直而美丽——因为它不撒谎，不折腰，无所贪，无所惧。”在这部蕴含着深刻哲理的小说中，作家表明普通人民在精神上优于贵族阶级。著名文学评论家皮萨烈夫在评《三死》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谁要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单纯寻找情节的趣味性，那么他不仅会失望，而且“会忽略掉小说中最迷人的和最有价值的地方，忽略那深刻而精细的心理分析”。只有“推敲它的每一个局部，把握它的每一个细节，用你自己体验过的感情和印象来揣摩它们”，才能丰富思想积累和加深对人的本性的了解。
冬去春来，托尔斯泰重回乡间，倾全力于庄园事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忙于庄园事务，多半是东奔西跑。”一次，托尔斯泰偶然路过阿尔谢尼耶夫的庄园，关于他与瓦列丽雅关系的回忆霎时又变得清晰起来，一种想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渴望使托尔斯泰开始构思新作，这就是一年后在《俄国导报》上刊出的中篇小说《家庭幸福》。10月里，托尔斯泰参加了在图拉召开的贵族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改善农民生活委员会，托尔斯泰在会上通过的解放农奴并使之享有土地的声明上签了字。托尔斯泰说，这件事使他“成了本县的众矢之的”。
1858年12月底，托尔斯泰应友人格罗梅克之邀，与哥哥尼古拉、作家费特、仆人阿尔西普一起去森林中猎熊。第一天，初战告捷，他们猎获了一头熊。可是，次日却出师不利，因尼古拉鸣枪过早，受惊的母熊猛地扑向托尔斯泰。在仅两步的距离内，托尔斯泰开枪将它击伤，但母熊也把托尔斯泰压在了身子下，并张口咬他的脑袋。在危急时刻，阿尔西普手握长棍赶到，听到他的大声吆喝，母熊丢下托尔斯泰跑了，而托尔斯泰的额头和眼睛下面已留下它的深深的齿痕。两个星期后，母熊被猎人捕获。托尔斯泰用它的皮做成的地毯保存至今。这次历险后来被托尔斯泰写进了小说《心甘情愿》之中。
1859年春夏，托尔斯泰心情忧郁，“对一切都冷漠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力甚多的庄园事务烦人而又收效甚微。在这时期的日记中可以常常见到这样的语句：“庄园事务进行得不好，使我厌烦。”“经济操劳的重担箝制住我，使我摆脱文学创作。”“经济事务以其令人窒息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压在我的脖子上。我痛苦，我偷懒。”另一方面，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创作上受到了挫折。自从托尔斯泰追随德鲁日宁等人退出《现代人》杂志以后，他的心情一直是很矛盾的，他在不断地寻觅着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国外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对生活、对艺术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曾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我曾经认为，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正直的小世界，以便在其中安静地、没有错误、没有悔恨，也没有迷乱地悄悄过着自己的日子，不慌不忙、严整有序地只做一些好的事情。真可笑！办不到……要正直地生活，就必须挣扎、迷乱、追求、犯错误、开始、放弃、又开始、又放弃，还要永远地斗争和忍受牺牲。而安静——这是精神上的卑贱行为。”
对艺术也同样如此，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的激流能够使人回避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然而，尽管如此，德鲁日宁等人主张的脱离现实的“纯艺术”倾向已经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这时期，托尔斯泰创作的《阿尔贝特》、《家庭幸福》等小说大都离开了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主流。涅克拉索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并希望托尔斯泰能写出表现生活本质的典型。当然，这两部作品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发展中仍有自己的价值，除了小说中独到的心理分析以外，《家庭幸福》中所表现的婚姻和家庭的题旨与作家后来的创作有密切的联系。但当时托尔斯泰在谈到这两部作品时说，《阿尔贝特》“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欢迎”，而《家庭幸福》则是“一篇丢人的龌龊的东西”。
庄园事务的不顺利和对自己创作的失望，使托尔斯泰开始严肃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为了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向，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搁笔。他在回复德鲁日宁的约稿信中说：
“我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是毫无用处。从那部《家庭幸福》以后我就不曾写过任何东西……生命短促，已经到了成年的时候还要把它花费在写像我以前写过的那一类小说上，——实在是问心有愧的。我原可以，而且应该，也愿意干一些真正的事情。”
他在信中还表示，如果今后还有可能执笔的话，他将写出能给人以力量的作品，而绝不会再去写那些“可爱的、读来很愉快的小说”。托尔斯泰觉得，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改善农民的处境，而知识将能从根本上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状况。于是，托尔斯泰找到了能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事业——为农民的孩子办学。
初到巴黎，托尔斯泰十分兴奋。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都市巴黎早已为托尔斯泰所向往。到达的当天，他就去了大歌剧院，在那里和法国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他在巴黎期间，结交友人，遍访名胜。托尔斯泰结识了法国名作家梅里美，正在巴黎的屠格涅夫为两人的会面作了安排；他到了著名的卢浮宫博物馆，欣赏了其中收藏丰富的艺术精品；他参观了名闻遐迩的凡尔赛宫，为其独特的建筑和喷泉所吸引；他到了巴黎最古老的学府索尔邦翠院，这时它已是巴黎大学的一部分；他在巴黎圣母院前流连忘返，它给托尔斯泰以强烈的印象；他拜谒了拉雪兹神父公墓，那里安息着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等文化名人；他不断光顾巴黎的剧院和音乐会，欣赏了《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等名剧；他还到了法兰西学院，公共图书馆，甚至还去了巴黎的交易所，并为那里的景象所震撼……托尔斯泰在4月5日致鲍特金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巴黎差不多有两个月了，至今我还不清楚这座城市会不会有一天不再使我发生兴趣，或这样的生活会不会有一天会失去它的魅力。总之一句话，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想也没有想过。”
谁知就在发出这封信的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情况竟使托尔斯泰对巴黎产生了强烈的厌恶。那天早上，托尔斯泰在巴黎广场上目睹了一次残酷的机器斩首的死刑。在当天的日记里，托尔斯泰描写了这一情景及其给他的印象：
“只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健壮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书》，接着是死，多么荒谬！这印象极强烈，亦非徒然。我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但道德和艺术我是知道的，爱好的，而且弄得清楚的。断头台弄得我久久不能入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
次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又写道：“晚起，不舒服。正读书，突然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念头来了——离开巴黎。”这一天，他在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说：
“在战争中，在高加索，我亲眼目睹过许多可怕的场面，但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一个人撕成肉块呢？这种机器并不丑陋，它美观雅致，可以用它在一瞬间把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杀死。最近还要杀死许多人，因为据说他们想行刺拿破仑三世。”
看到如此的专制暴行，托尔斯泰对法兰西的“社会的自由”深感失望。他在信中接着写道：
“我在这使人厌恶的全部虚伪的生活之中，只看到了清一色的丑陋和罪恶，我不想分辨，我也不能分辨：哪儿差些，哪儿好些。我懂得精神的、法律道德的和宗教的法规，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勇往直前和对美好前途抱有希望的人是毫无必要的，我体验到了艺术的规则，它永远给人以幸福。可是，政治的规则对我来说都是如此可怕的、虚伪的东西，我根本看不到它的好和坏。”
他表示：“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会为任何政府服务。”机器斩首的死刑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重提此事时仍强调：“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学说，都不能为这种做法辩护。”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巴黎前往瑞士，次日到达日内瓦。
当时，托尔斯泰有两个亲戚在日内瓦，她们是叶莉扎维塔和亚历山德拉姐妹，负责公主教育的宫廷女官。尽管托尔斯泰与她们年龄相差不大，亚历山德拉仅比托尔斯泰大11岁，但按辈分，却是姑侄。托尔斯泰干脆称她们为“姑奶奶”。托尔斯泰与她们，特别是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的友谊开始于两年多前他刚从部队回到彼得堡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后来回忆两人关系时这样写道：
“我记得他给我们大家留下多么亲切的印象。他本人很朴实，非常谦虚，特别爱玩，有他在场大家总是很兴奋的。他很少谈到自己，但是对每个初次见面的人特别注意观察，过后非常开心地转述自己的印象，几乎总带几分极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他，总是极其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但是，这还不是后来我与他之间终生保持的那种友谊的开始。这种友谊1857年在瑞士才充分发展起来。”
亚历山德拉指的就是那年4月上旬托尔斯泰的突然造访。托尔斯泰的意外出现使亚历山德拉姊妹惊异而又高兴，她们耐心地听了托尔斯泰关于因死刑而引起的焦躁的倾诉。并以诚挚的谈话和热情的接待使他恢复了平静。在以后的日子里，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德拉天天见面，“到山里散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复活节过后，托尔斯泰打算前往斐维游览，亚历山德拉姊妹向公主告假后与他同行。“在一个美妙的5月的早晨，在镜子般的日内瓦湖面上航行，”亚历山德拉后来回忆说：“我们走的路，到处布满了鲜花，眼前一派明媚的春色，使我们陶醉。”更令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德拉陶醉的是两人情投意合的亲密关系。亚历山德拉回日内瓦后，托尔斯泰在克拉兰住下，但是几乎每天都有电报，便条或书信越过日内瓦湖飞向对方。托尔斯泰在当时的日记中一再提到与亚历山德拉相处“非常非常痛快”，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很想爱她，这实在太可怕了。如果亚历山德拉年轻十岁就好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是人中瑰宝，造化的奇迹，天地的精英！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出色的女人。”亚历山德拉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也流露了同样的感情：“同您在一起的时候，不能不感到幸福。我说不出我们频频相遇时我有多么高兴，现在回忆这些场合又是多么愉快。见着您的时候，我总希望自己变得更美好一些。一想到您的友谊（诚然，这有点盲目）我便产生这种愿望。”亚历山德拉解释他们关系时认为：“尽管我们的教育和处境各异，但是我们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两人都是极其热心的人和有分析能力的人，真诚地喜欢行善，但是不善于正确地行善。”托尔斯泰的精神追求在亚历山德拉心灵中激起共鸣，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这“没有妨碍我们更密切地接近。”正是这种心灵上的相通，使他们之间的友情得到迅速发展（虽然亚历山德拉承认：“我当时理解不了他那丰富多彩的特殊天性”），并保持终生。
克拉兰紧靠日内瓦湖，湖光山色，风景迷人。这里是托尔斯泰爱戴的作家卢梭写作小说《新爱洛绮丝》的地方，也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托尔斯泰每天在湖边堤岸上漫步，或在花园的浓荫里眺望湖面，他觉得大自然的美通过双目，注入到了心灵的深处。在那里他又结识了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普欣，以及他的兄弟、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伊凡·普欣，他们相处得很好。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托尔斯泰流连忘返。在克拉兰期间，他还曾与一个名叫萨沙·波里万诺夫的男孩一起进行了一次徒步旅行。他们肩负背囊，翻山越岭，用了11天的时间，游历了瑞士壮美的山川：
“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太阳，但是阳光打我们头上掠过，擦着几座悬崖和地平线上的松树巅，洒在对面高地上。山下几条溪流，水声潺潺，我们周围只有雪水渗流；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又见到那个湖，我们脚下的深谷中躺着瓦莱镇。萨沃依山麓呈蔚蓝色，跟湖水一样，只是色调比湖水浓重，山顶沐浴在阳光里。白雪皑皑的山峰连绵不断，高入云霄，气象万千。湖中风帆和小船，小小的几点，清晰可辨。”
异国的“惊人的美丽”的山川却勾起了托尔斯泰的乡恋，他觉得自己更喜爱俄罗斯那广阔无垠的草原和森林，他写道：
“当我处在一望无边的大自然之中，我就爱上了它。当环绕着我的热气团团升起，飘向远方的时候，当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叶儿的影子掠过我的面颊，汇成远处森林的线条的时候，当您呼吸的空气形成深远无际的蔚蓝色的天穹的时候，当您不是独个儿为自然景色所陶醉的时候，当无数的小昆虫在您身边盘旋和嗡嗡作响，小牛边爬边斗，鸟儿婉转歌唱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大自然。”
六七月间，托尔斯泰到了都灵、格雷索内等地，后又取道伯尔尼，到达瑞士北部小城琉森。琉森离莱茵河不远，风光旖旎。托尔斯泰下塌的瑞士旅馆，濒临四州湖，是当地最豪华的旅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周围大多是一些前来观光的富有的冷冰冰的英国绅士和女士，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和压抑。7月7日那天晚上，他外出归来。在快到旅馆时，他突然听到“一种奇妙而又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这乐声使托尔斯泰为之一振，“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他的心里，并激起一种欢快的和诗意的情感。走近了些，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蒂罗尔人站在旅馆的凉台前弹唱。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制服，戴着一顶旧便帽，似乎没有一点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意而又愉快地弹奏着吉他的姿态和动作却使人产生好感，那悦耳的歌声更显示出他的非凡的音乐天赋：
“……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歌声好像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
这时，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凉台上站着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贵妇人和硬领雪白的绅士，街上也站着一些绅士淑女和身着漂亮制服的侍者。流浪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人们不时发出啧啧赞叹。歌手停住了，他走近旅馆，摘下帽子，仰起头，请求先生太太给他一点帮助。可是没有人把任何东西给他。托尔斯泰给了他一点钱，于是歌手又重新唱了起来。后来，歌手再次摘下帽子向楼内的人请求帮助。
然而，那一百来个衣着华丽、举止高雅的听众却个个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个子儿。歌手的请求重复了三次，声音越来越低，人们竟然冷酷地哈哈大笑起来。矮小的歌手仿佛变得更小了，他尴尬地戴上帽子，快步向市内走去，逐渐消失在黑暗中。托尔斯泰被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震惊了，他感到一种无比沉重的压抑和难以遏制的愤懑。当他醒悟过来后，立即向那贫穷的歌手追去。托尔斯泰赶上了他，并执意邀请他到瑞士旅馆喝酒。歌手同意了。可是，托尔斯泰的举动令侍者大为吃惊，他们立把托尔斯泰和歌手打发到一间招待普通人的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在托尔斯泰与歌手喝酒交谈时，侍者傲慢地发出嘲笑声，看门人甚至无礼地坐到了他们的桌边。托尔斯泰发怒了，他痛骂那些侍者对富人唯唯诺诺，对穷歌手却肆意嘲笑和侮辱。托尔斯泰毅然领着歌手跨进富人用餐的大厅。那些正在用餐的老爷太太见状纷纷离去，并向侍者抗议，认为这是冒犯了他们的体面。托尔斯泰觉得这些人都把他看做疯子，可是他偏要让穷歌手与这些人平等，他以自己对歌手的真诚的尊敬，款待了歌手。那天夜里，托尔斯泰激动得无法入睡，浮想联翩。后来，他把自己在这一夜的遭遇和感受写进了小说《琉森》。作家在小说中写道：“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你们的共和国是肮脏的！这就是你们的平等！”“这是像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不久，托尔斯泰离开瑞士，前往德国。他先后到过斯图加特、巴登、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柏林等地。在那里，他参观过一些著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学校，并产生了为农村的孩子办学的想法；他也曾为巴登赌场的轮盘赌所吸引，输得不堪回首。7月底，托尔斯泰由海路回国，30日抵达彼得堡。一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雅斯纳亚·波良纳。
这次历时半年的出国旅行，开阔了托尔斯泰的视野。尽管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面使他深感厌恶，但是西欧社会毕竟比仍处在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远为进步。从国外回来后，俄国人民的无权地位更使托尔斯泰感到触目惊心。8月8日，他在到家的那天的日记中写道：“雅斯纳亚真美啊。我心情既好又悲哀，不过俄罗斯令人厌恶，我觉得自己被这种粗野、虚伪的生活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佐林在驿站口挨了一顿揍，我本想为他说话，可是瓦西里向我解释，为此必须贿赂医生。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拳打鞭抽。”次日，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托尔斯泰历数了回国一周里见到的一些野蛮的行径：如一个贵夫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殴打自己的女仆；几个官吏因一位有病的古稀老人没及时让路而将他打了个半死；村长瓦西里毒打一个园丁，而后又让他赤脚在麦茬地里管牲口，由此，托尔斯泰感叹道：
“俄国真糟，真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愤怒、期待；而在内地则依然是宗法制的野蛮、偷盗和无法无天。回到俄国后，我同自己厌恶祖国的心情斗争了很久，直到现在才开始习惯于我国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触目皆是的惨状。”
回到乡间后，托尔斯泰着手整理不景气的庄园经济。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周围的旷野和山岗上遍种桦树、云杉和松树，将庄园的林地面积由初时的175俄亩逐渐扩大到450俄亩；二是大幅度增加牧场面积和牲畜头数，兴旺畜牧业。托尔斯泰希望他今后收入的主要来源将是林业和畜牧业，而不是农奴无偿的劳动。同时，托尔斯泰继续为改善农民的处境而努力。他陆续让一些仆人获得了自由，并终于实现了他的将农民的劳役改为租赋的计划。村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生活略有改善。当然，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使农民生活发生根本改观的。
在投身经济事务的同时，托尔斯泰仍然关注着文学创作。《琉森》的发表在文坛上激起一片抱怨声，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尖锐抨击为许多人所不理解。鲍特金认为，俄国现在需要的正是西欧的文明，屠格涅夫则干脆称这个作品是“政治道德说教”。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话可说，而且能够说得有分量；至于公众，他们想说什么就去说吧。要认真从事，全力以赴，就让他们往祭坛上啐唾沫吧！”
这年冬天，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度过。他除了继续大量阅读文学的和哲学的著作外，先后完成了小说《三死》和《阿尔贝特》（原名《沉沦者》）。《三死》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在短时间里一气呵成的，他向塔吉雅娜姑姑朗读这部作品时，泪水盈眶。小说写了一个贵妇人的死、一个农民的死和一株白桦树的死。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这样阐释小说的题旨：贵妇人“既可怜又可恶，因为她一辈子都在撒谎，一直到临死以前。”农民一生劳动，“死的时候心地泰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与共的大自然。”“树死得平静、正直而美丽——因为它不撒谎，不折腰，无所贪，无所惧。”在这部蕴含着深刻哲理的小说中，作家表明普通人民在精神上优于贵族阶级。著名文学评论家皮萨烈夫在评《三死》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谁要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单纯寻找情节的趣味性，那么他不仅会失望，而且“会忽略掉小说中最迷人的和最有价值的地方，忽略那深刻而精细的心理分析”。只有“推敲它的每一个局部，把握它的每一个细节，用你自己体验过的感情和印象来揣摩它们”，才能丰富思想积累和加深对人的本性的了解。
冬去春来，托尔斯泰重回乡间，倾全力于庄园事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忙于庄园事务，多半是东奔西跑。”一次，托尔斯泰偶然路过阿尔谢尼耶夫的庄园，关于他与瓦列丽雅关系的回忆霎时又变得清晰起来，一种想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渴望使托尔斯泰开始构思新作，这就是一年后在《俄国导报》上刊出的中篇小说《家庭幸福》。10月里，托尔斯泰参加了在图拉召开的贵族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改善农民生活委员会，托尔斯泰在会上通过的解放农奴并使之享有土地的声明上签了字。托尔斯泰说，这件事使他“成了本县的众矢之的”。
1858年12月底，托尔斯泰应友人格罗梅克之邀，与哥哥尼古拉、作家费特、仆人阿尔西普一起去森林中猎熊。第一天，初战告捷，他们猎获了一头熊。可是，次日却出师不利，因尼古拉鸣枪过早，受惊的母熊猛地扑向托尔斯泰。在仅两步的距离内，托尔斯泰开枪将它击伤，但母熊也把托尔斯泰压在了身子下，并张口咬他的脑袋。在危急时刻，阿尔西普手握长棍赶到，听到他的大声吆喝，母熊丢下托尔斯泰跑了，而托尔斯泰的额头和眼睛下面已留下它的深深的齿痕。两个星期后，母熊被猎人捕获。托尔斯泰用它的皮做成的地毯保存至今。这次历险后来被托尔斯泰写进了小说《心甘情愿》之中。
1859年春夏，托尔斯泰心情忧郁，“对一切都冷漠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力甚多的庄园事务烦人而又收效甚微。在这时期的日记中可以常常见到这样的语句：“庄园事务进行得不好，使我厌烦。”“经济操劳的重担箝制住我，使我摆脱文学创作。”“经济事务以其令人窒息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压在我的脖子上。我痛苦，我偷懒。”另一方面，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创作上受到了挫折。自从托尔斯泰追随德鲁日宁等人退出《现代人》杂志以后，他的心情一直是很矛盾的，他在不断地寻觅着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国外回来以后，托尔斯泰对生活、对艺术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曾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我曾经认为，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正直的小世界，以便在其中安静地、没有错误、没有悔恨，也没有迷乱地悄悄过着自己的日子，不慌不忙、严整有序地只做一些好的事情。真可笑！办不到……要正直地生活，就必须挣扎、迷乱、追求、犯错误、开始、放弃、又开始、又放弃，还要永远地斗争和忍受牺牲。而安静——这是精神上的卑贱行为。”
对艺术也同样如此，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的激流能够使人回避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然而，尽管如此，德鲁日宁等人主张的脱离现实的“纯艺术”倾向已经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这时期，托尔斯泰创作的《阿尔贝特》、《家庭幸福》等小说大都离开了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主流。涅克拉索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并希望托尔斯泰能写出表现生活本质的典型。当然，这两部作品在托尔斯泰的创作发展中仍有自己的价值，除了小说中独到的心理分析以外，《家庭幸福》中所表现的婚姻和家庭的题旨与作家后来的创作有密切的联系。但当时托尔斯泰在谈到这两部作品时说，《阿尔贝特》“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欢迎”，而《家庭幸福》则是“一篇丢人的龌龊的东西”。
庄园事务的不顺利和对自己创作的失望，使托尔斯泰开始严肃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为了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向，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搁笔。他在回复德鲁日宁的约稿信中说：
“我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是毫无用处。从那部《家庭幸福》以后我就不曾写过任何东西……生命短促，已经到了成年的时候还要把它花费在写像我以前写过的那一类小说上，——实在是问心有愧的。我原可以，而且应该，也愿意干一些真正的事情。”
他在信中还表示，如果今后还有可能执笔的话，他将写出能给人以力量的作品，而绝不会再去写那些“可爱的、读来很愉快的小说”。托尔斯泰觉得，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改善农民的处境，而知识将能从根本上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状况。于是，托尔斯泰找到了能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事业——为农民的孩子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