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生命中有些时刻,它并不用肥皂剧那样伤感而戏剧化地腔调告诉你自己命运的坎坷。这些时刻让你变得成熟和富有追求,而更为重大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你呢,这时你需要事业上的一个伴侣或者一个点拨你的导师。
在这个时刻,你对别的东西没有兴趣。鸡尾酒会的夫人聚餐会也正开得热闹,但严峻的局面里压迫着所有的东西——特别需要镇定。
当你害怕得要死,这反而一般来说会让你镇静下来。我最好的忠告是处理这些毁灭性的恐惧的办法是做事前预习。象一个老练的演讲者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一个演员不厌其烦地排练或者一个学生将历史年代的日期整齐地抄在手掌上,备战的最好办法是弱化恐慌和面对现实,让自己变得可爱。
当你求职时,事前预习极有助益。首先,一个好主意是把你的履历整理出来,你受过什么教育,迄今为止你干过什么专业。然后你要花功夫去了解你要去的公司的情况。在你那个社交圈子里,有些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会提供一些情况。通过当地图书馆的企事业年鉴和专业档案能了解到更为广泛的背景材料。如果有可能,要和已在那家公司工作的人进行交谈。要找在公司里既活跃又公正的人去了解,员工之间相互团结吗?公司的发展速度咋样?董事长有何嗜好和禁忌?
事前预习还常常能给那些你将要会面的杰出人士以一个深刻的印象。要事先调查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他讨厌的是什么。尽管我承认这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事前预习能帮助你给初次见面的人或要去见面的人一个良好的形象。如果你想赢得他对你的青睐,你就要下功夫了解他喜欢什么、热衷什么。艰苦地训练和改善自己,你会打开成功之路,起码开始是这样的。
主持了六年《今天秀》节目,我获得了不少经验,我进而总结了一套普遍的规则,当你要去找一份工作时或者当你爱恋一个人而他却沉默寡言时,这套规则很是有用。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打开了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话匣子。我把它们总结成象我们教给孩子的交通规则一样的三个词:停、看、听。
我先说“停”:它的意思是,做你的事前预习;尽可能了解各自的情形。它还意味着你也别去钻牛角尖,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或者偏离题义。在《今天秀》节目,我总是在我和嘉宾进入摄像镜头之前,先谈上几分钟,让我们彼此有机会调整一下彼此的风格和节奏。除非时间太紧,我不会首先发问一个重量级的问题,这太快了,会让客人慌张,让他变得戒备。
两个陌生人谈些轻松的话题会让彼此适应,其结果是在相同的频率波段上,我们就能亲热地谈起来。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的约克大学,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是威龙·塞穆特博士,他已花了四年时间去研究人与人之间是怎样成为朋友的。他表明要花十年或十五年时间才会最终发表她的研究结果。在我们等待这结果的期间,我仅仅知道陌生人在交谈接触之前,不得不相互适应对方几分钟,轻松地谈上几句闲话显然比相互猜度和观察效果要好。
下一个要点是“看”,你要集中去看着对方。不要进屋时让你的眼睛四处乱看或者向室外去看什么。我所认识的那些最富魅力的人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一直等待了许多天,就是要和你单独说话。为了我们谈话的这一时刻,没有人和没有其它事比这更重要。甚至好象在这人群拥挤的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似的。
我的父亲刘·沃尔特斯,一位知名的娱乐业老板,他多次向我埋怨,当我进行电视访谈时,他只能看到我的侧影。“你在逃避”,他慈爱地喃喃抱怨,那意思是当我发问时我应该把头从客人身上转过来看着镜头。我向父亲解释道,我在访谈时,我必须面对嘉宾的脸才能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事实上也是这样,在谈话开始前,我们总是和客人相互交流,“根本不要在意灯光和摄像机和舞台监督——只注意我们双方,让摄像机去偷听我们之间的对话。”
我把我的眼睛放在客人身上,客人把他的眼睛放在我身上,这样他就忘记了自己身在电视转播现场。他轻松自在,谈话也就变得容易了,在访谈过后,大部分客人说,“那并不太糟!”或者说,“它过得真快!”这个方法在社交场上同样适用。除非屋子着火了,一定要把你的眼睛紧紧盯着你谈话对象的脸上。
最后一点是“听”。不要假装去听,而是要真的去听。我们都听到过这类笑话,谈的是客人们紧张不安,或者主人们全神贯注地提出他拟好的提问而根本没注意内容谈的是什么。他们的谈话就象下面的笑话:“我看你结婚都六年了,你妻子现在如何?”“噢,事实上,上星期我宰了她。”“很高兴听到此事!那么孩子们怎么样?”
我认识一位女孩子,我问她参加那场鸡尾酒会感觉如何,她发誓般愉快地说:“我快活死了。”在夜深这种情形下,任何人会问:“你好吗?”而人们一般会含糊地回答:“还不错”,或者“你看起来挺高兴”。那女孩先是很快乐,而后变得担心忧虑起来。
对方讲话要用心去听,这样你就能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信任你的直觉:你这样开朗或者内向,你能和他融洽亲密吗?或者你只能和他谈谈一般的问题?我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之间有一次漂亮的谈话。因为对我而言,他没有说的比起他已说的看起来更有意味。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仔细研究了他的生活经历,准备好了一份长长的提问清单,以便他回答太简单扼要时,我好有个准备,有个依托。
谈话一开始我就怀疑那份提问单是否有用,阿斯泰尔先生的回答显得安静、羞怯、文雅,没有透露任何有关他个人的情况。我断定,他不会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我一阵冲动,扔开自己准备的提问单,宣称他看起来完全没有男演员的那种自大。举个例子,他很少使用“我”这个词。
马上气氛改观了。我带着新的兴趣倾听平时很内向的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独白,“在此之前,我决不会想到这一点,但这是真的,我并不喜欢与那些理智的人和自怜的人待在一起。”稍后他继续袒露心声,他讨厌任何人把他的敖事搬上银幕。他解释说,他观看了由维莱主演的关于伊琳娜·阿斯泰尔凄艳的一生的影片,维莱的同情歪曲了事实。他决定保护自己,不想受到好莱坞伪造的生活情节的中伤。“我的生活太简单了,”他说。“我只结过一次婚。我爱我的妻子。她死啦。好莱坞还能大事张扬些什么?”
因为对他的个性我运用了直觉,弗雷德·阿斯泰尔驱除了恐惧,他抛开了羞涩,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
但有些时候,不管你多么敏感和富有直觉,你让一个人敞开心扉很不容易。他羞怯或者含含糊糊,需要一点点鼓励。国家广播公司主持人弗兰克·麦吉就教了我一手。他谈话时对方感到迟疑或不自信时,他常用这一招。在一个谈话的空隙,弗兰克会说:“真的,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件事。”这让对方感到弗兰克对他说的事情极感兴趣,他拥有一个很棒的话题。他之后会以更多的信心和热情继续他的谈论,感到和弗兰克在一起很快乐。
依我的经验而言,我想说很少有几个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比大卫,弗洛斯特更善于鼓励人谈话。他决不会把眼睛从你的脸上移开,但他微笑着,点着头,他热情洋溢的表情让你觉得仿佛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是好的和有趣的。许多客人参加了他的节目之后会说:“在这之前,我从没说给任何人听。”这一切并不奇怪。
当你要和某人亲密起来,称赞是会有帮助的,但谈话的整个过程需要策略。不要去泛泛地、不着边际地称赞,诸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或者,“你真了不起!”在初次见面的场合上,这缺乏想象力,虚伪得刺耳。
赞扬的目的是让人感到你钦佩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称赞须把你知道的有关细节和他与众不同之处表露出来。
再者,我的一位友人和儿童心理学家汉姆·吉诺特断言,错误的赞扬会伤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发现含糊的老一套的称赞会让孩子内疚和感到不配。举例而言,如果你的孩子清扫了后院的落叶,不要说,“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要说,“你清扫后院,这干得太好了,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干净。”
他的理论对批评同样适用,很少有人能把批评玩得转,“泛泛地批评”,吉诺特博士说,“不中用。”
我很早以前就使用一种第三人称批评方法。你遇见一位狂热的激进主义者,让我说,你发现自己很欣赏他,你希望他喜欢你,但他的政治观点让你不安。你不要说,“你们诋毁社会,是你们没有设身处地去思考。”你要这样说,“有人认为”或者“有些观察家说激进运动的麻烦是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可以这样提出你讨厌的辩论,而你能听任这人去辩解,自己却不受到伤害。
不要在原则问题上出错,你也能够避免错误,如果你一定要改变社交形象,那就说不定了。
休·唐斯曾经谈过人们给他戴上一顶纯种新教徒的帽子,一位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抗议者。“但没人认为这是真的,”他抗议道,我不是白人,因为没有人能鉴定。我有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如果我一代代地追溯我的血统,那么结论会不妙,我不是一个纯种白人。
我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我是一个凯尔特人。
我不是一个抗议者,因为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更倾向于佛教。
但多数人仍把我说成是一个新教徒。
当谈话对你的未来很重要时,要避免冒险——去使用华丽夸张的语言。绝大多数人认为多音节字代表智力和高尚,他们对那些词句晦涩的命令印象深刻。
我们美国大使沃尔特·赫·安年伯格到英国上任,当他拜见伊丽莎白女王时,对语言的含义过于清楚很是遗憾,女王问了一个有关他的住宿安排的小问题。他回答道:“我们是住在大使的住宅里,作为初步的粉刷和复原的结果,这情况当然有点让人困窘。”他的意思是,“我们刚好重新装修,因此住宅有点凌乱。”
坚持用简洁、实际的词,尽可能地直接表达。这是涛人的语言,所有的人听得懂。
当你性感或不性感的时候
当不是求职时,或是为了保住你的职位时,职业介绍所同意这样的说法,卖弄风情不会领你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门口而是通向公司的大门。性感要在你自己的时间去显露,工作时间和客户谈话要求你外形“酷”,办事“爽”,动作“帅”。
赢得职位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对工作热情似火还是漠不关心,你对工作期望得有多厉害。老板会对热情奋发的员工格外青睐并进行奖赏。因为他早已受够了那种员工,他被弄得毫无食欲,他已经气都气饱了。这种员工是如此尊重她们的职位的,在等待五点钟下班铃声响起之前,她们已在办公室里展示各自的服装,她们的夜生活快开始了。
第一次求职面谈,你最担心是你的资历,装作有经验这是一种糟主意,实际上你的工作态度要紧得多。你真的对公司的工作感兴趣吗?你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吗?你的雄心是推进公司发展吗,如果是,哪怕什么?
有一件具体而直接的任务。它在你的职责范围内吗?或者你坦承希望想从这项任务中学点东西?如果这工作让你恐惧,也许因为你担心自己对这项任务没有准备。不要去做这项工作或者只做一点点份内之事。
但这负责的事是由你做,野心不要过大。你获得这项职务只是人事经理跟你面谈时对你赏识的结果。如果你争得这项工作会使他们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女强人。
当你进入公司,没人邀请你参加派对,那么你很难与同事亲热起来。闲聊办公设备或客户的衣着会有助改善气氛,但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太相信人。对诸如“你结婚了吗?”的问题,只简单回答是或不是,不要去详述你离婚的经历。
穿着打扮要经心。要穿长统袜,不要穿长裙;这样便于化妆和洒香水和做头发。只要穿得干净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时间决定穿着是否靓丽的话。
有些问题你会去问。这会增强你的信心,你会知道你那个部门的薪水高低,有何好处,公司官员有何贡献和活动,工作效率和晋升机会。这时你去做什么,你的前途很关键,大有好处。但不要花所有的时间去寻问和钻营稳得的好处、假期和晋升的机会。
你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赞誉,那最有效的证明了你这个人忠诚可靠,在工作中严格自律。提前五分钟上班工作这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你只是坐等晋升的机会,那么它会姗姗来迟,不要吞吞吐吐地解释你渴望那个职位,必须要去创造晋升的机会。含而不露是瑞士职员的把戏——在瑞士人们喜欢这类谦逊的职员,因为他们极为守旧刻板。如果你想得到这个职位,那就打电话询问,你要相信自己。
有些面谈要显得从容慎重,能否镇静将决定你是否经受得住考验。不要恼怒,也不要焦急;耐心等待面谈的结果。如果面试的话不要和同伴一起去,也不要完全去哄骗他或她。一个女孩丢掉工作是她渴望得太厉害,因为她感到她未来的老板真是和蔼可亲,告诉他已为其魅力倾倒。特别注意不要谈你家庭的细节或者情绪亢奋;这将表明你这个人糟糕又危险。
不要因为面谈时间很短,就认为一天时间白费了。长时间的面谈并不意味你得到了那个职位。许多年以前,我和一个朋友到萨拉·劳伦斯学院面试。我的朋友在办公室待了一个小时,而我只进去十分钟就出来了。我“知道”我肯定被拒绝了。但我被接收入学,那位女友却落选了。
如果你向一位女人求职,这能试出你对女老板是否怀有偏见。到艾龙塞·麦考艾尔哈龙和阿丽塔·考尔贝这样杰出女性手下工作,我觉得一个女人往往比一个男人是一个更称心的老板:她更喜欢考虑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你的发型如何或者你的宝贝孩子上台演讲发挥不好。她更喜欢有条有理的人和那些有冲劲的实干家。当事务变多之时,我的秘书声称女人比男人更细致。工作时,不要让女人做得太快。
另一方面,女老板讨厌并禁止办公室里常见的或浅或深的T情。我要为女老板海伦·考利·布朗辩护,我认为那种办公室桃色事件是在与毁灭接吻,这与职员身份不相配。大多数老板是已经结婚的男人,除非为了与你相亲相爱,并且真的要和他妻子离婚,然后再娶你的话,剩下的唯一之路将是以辞退你而告终。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显得温柔。我是《今天秀》唯一的一名正式女职员,我被录取仅仅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我常常被问到和男人们一起工作是否有困难,我回答,真的,休·唐斯、乔·格拉吉奥拉,弗兰克·布莱尔和我在一起真是奇妙,我们每天上午一起在现场直播的二个小时是我一天工作中最轻松和最愉快的时候。
为什么?首先,我们彼此彬彬有礼和互相体谅。当清晨五点半钟我们彼此看见时,我们总是说:“早安,你好!”我们说话都很和气,如果某人或者我们中的一人不想说话,我们同样尊重他。
第二点,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不论一同去访谈嘉宾还是单独去访谈,我们都讲出我们的主意和点子。我和休共事六年多了,我们从未发生过争吵,但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彼此尊重比相互争吵好。我和乔也是如此。我们彼此真诚地相互赞美,它就像美满幸福的婚姻。在节目上我们彼此相互捧场,为处于尴尬境地的另一方救场,为出言不慎的伙伴补场。休和我在一同主持时,特别有绅士风度,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时或者上台时,两人配合默契,天衣无缝。
我们不会因为彼此的感动而嫉妒,我们都具有一种开朗大度的风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彼此会变得更内行,变得对公众更重要,整个节目也变得更重要。乔·格拉吉奥拉说:“这里不会一个人好,一个人坏。”
最后一条:尽管我想象不出休和格拉吉这二个男人的任何癖好,我知道一点点他俩日常的私人或社交生活。我们谈个性、新闻事件和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个人隐私实际上未受侵犯。我想我们因工作关系相互受益,那是因为拒绝在办公室喋喋不休地谈论各自的私事。
这种友好的状况,引起了一些推测。当偶尔观众来信猜想我们之间的罗曼史,常常让我笑个不停,来信任意在节目组里传来传去,“我们知道,当你和休并排坐在演播桌后,你的手在桌下干什么”还有“这很明显了,你们三人彼此讨厌。”
我反对在办公室里T情,不管是在桌子下还是其它方式,但我在其它场合都差不多总是T情。我爱T情,也喜欢被别人T情。和男明星奥斯卡·沃纳的对话是我最喜欢的访谈之一。实况转播是从我们的一句闲聊开始的,我说听人讲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他用懒洋洋的眼神凝视我片刻,然后柔和地说:“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之间决不会有事。”我快乐得都忘记了这次访谈是怎样结束的。
作家劳伦斯·杜威尔是挂了号的老色狼,雅维斯·蒙塔德则色欲如火,男影星理查德·波顿当他脱掉上衣时,每个女人看得不眨眼。
使我感兴趣的是,所有欧洲人都外表性感;我认为大多数美国男人与女人跑步时只把她当同伴对待。而欧洲男人常常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举手投足都意味深长,别有洞天。本杰明·斯波克博士描述为只喜意淫,而无肉欲。
他写道:“美国人与其它任何国家人相比,他们在卧室里性功夫绝对棒极了,但这里要探讨的是更为复杂精微的东西和更难达到的境界:要一个人具备迷人的性感和浪漫的气息——男人或女人——去作秀,他随时都反对淫欲,他对作秀的一套得心应手,他既体贴又富魅力,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诱惑的意图”。
或许如果美国男人稍稍T情一下,他们真的担心会被对方当作真的。男人害怕被酒灌得昏头昏脑,而女人们则考虑得太多。实际上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真的”寻找爱人是错不了的。绝望地乱寻配偶的神态也是遮掩不了的。可以引用一句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名言,当他被问到何为爵士乐时,他回答道:“如果你没见过它,我也告诉不了你什么。”
另一方面,真正的性感并不仅是好色而已。最优秀的性感是那种浑身洋溢着性的韵味,象幽默、干净、慷慨、热情,甚至是才智。我接到这样一封感谢的便笺,那是我在《今天秀》上访谈约书亚·罗根之后,他写给我的,这封便笺让我如此愉悦,它上面是这样的写的,“你是一位夫人,一个性感的女人,你的性感在于你的头脑”。在此之前,我从未知道,我有一个性感的头脑。
我知道轻松T情最幸福的榜样之一就是随着年岁的流逝,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十年前就写信向你狂热求婚的人。他们因二国的断交而天各一方,他最终写信,他已前来她的国度,他们相见在同一晚宴上。
我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萨根特·舒尔夫夫人讲给我听的一件趣事,那是她和法国总统查理·戴高乐调笑的情节。当她的丈夫作为美国大使出使法国,舒尔夫夫人,也就是从前的艾丽丝·肯尼迪,参加正式国宴,就坐在戴高尔总统身边。舒尔夫夫人说她原以为戴高乐是一个严峻而高傲的人,他实际上热情而风趣,这迷住了舒尔夫夫人,宴会结束之时,她说:“总统先生,我的唯一遗憾是你没有年轻二十岁,我也没能年轻二十岁,”
她然后又向戴高乐夫人说了一遍,没想到,戴高乐夫人也很风趣,她说:“噢,是的,舒尔夫夫人,但请记住,这样的话,我也会跟着年轻二十岁呀。”
当某人和你的丈夫调笑时,会提醒我这也是一种恭维。最近我就获得了芭芭拉·霍娃慷慨的恭维,她是首都华盛顿人尽皆知的主持人和当红的电视演员,她快活地正告我,自从她碰到我的丈夫后,她不再想要我的那个主持人的位子,她现在想要我的丈夫。当她告诉我们时,李和我二人都容光焕发。
这只是一般的风趣而已,但你现在和今后如果碰上一个新结识的人真的要和你假戏真做的话,你该如何是好?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就无法可想。心理学家宣称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另一个人对他的承诺而变得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知道这个结论是很有用的。如果他爱上了别人,他就是一堵墙,你日思夜想也没用,你涂脂抹粉,喷洒香水也是白耗时间,骂他是薄情郎也是白费精神。
如果,实际上,他对另一个女人的爱缺少对你那样的激情的话,你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首先,先退回来,考察他一下。他是一个优雅文静的男人吗?和他在一起最愉快吗?或者他喜欢T情和有点花心吗?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有怪癖吗?是否聪明?
不要对他无礼,侮辱他,这样往往会因青春热血的冲动铸成大错。这并不表明,要你被迫接受他的求婚,强迫自己喜欢他。这对我而言,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背离,这些天来女人们错误得离谱,男人们对此感到苦恼。一位大学讲师告诉我,他在讲台上对现代妇女的反叛提出批评时,他听众里盯年轻男人纷纷拍手欢呼,高声喝彩,不断跺脚,他对此惊讶万分。我同意新女权运动者的某些言论,但我认为他们企图改变生理性别上的角色这是行不通的,为何要去破坏所有人间的乐趣呢?
我的观点老套得可怕,这我明白,但我觉得一个女人要想赢得一个男人,就应该承认他的优先权。她最好的赌注是专心致志地去做他想要的那个东西。到最后,那些傻瓜和神经过敏的人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会比保持快乐的心情更好了。整体来看,要去寻找清晰可见的快乐,不去寻找那些太新潮的玩意。
不要坚持说你不会去结婚,不要说“永远”,“决不、决不”。许多女人认为这就是她们要说给男人听的,因此她们倾诉独身是天堂的极乐,为了的是让男人焦虑。它反对的后果是——夫人们抗议得太厉害了。
实际上,一开始不要过多地谈论自己。甚至如果你是一个老姑娘,也并不需要解释。这些年,有些极为漂亮的女子四十岁或者甚至四十岁后才披上婚纱——格丽德莱·斯托兹,一家大公司亨利·本德的总裁,还有宝丽莱·弗里德里克,全国广播公司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她们二人都是在四十岁才结婚的。许多女人根本不结婚,她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在青春初次冲动下,一个男人会娶一个女孩,她非常漂亮,因为他被她迷住了。当他变得更成熟,特别是如果他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他只有看到女人更有持久的品质,才会结婚,那是良好的气质,甚至个性,还有柔中有刚。
导演李·斯特罗斯堡最近再婚。他的妻子很年轻,以前是个学生。我问他是如何选择了她,他认识众多的女人。他一边回答一边微笑,“我能看清最初的表现,我是一个导演,我能猜想出什么样的第二个表情会讨人喜欢,还有第三个。”
因此把它当作个人信条,会让人从容不迫。它表明时间显露真相。当二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粉饰背后的毛病就出来了。热情可以经营和计划,但供应的时间不会太长。
电影《哈维》有一句很伟大的话,在此很是适用。爱尔伍德·皮,达卫德问道:“天哪,男人,你们居然一点货真价实的愤慨也没有?”
他回答道:“辛普利博士,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说,‘在这世界上,艾尔伍德’——她总是选择叫我艾尔伍德——她说,‘在这世界上,艾尔伍德,你必须,嗅,那么聪明或者,噢,那么讨人喜欢。’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变乖了。我建议你要讨人喜欢。你会把我们的话当座右铭。”
我就是这样做的。
实战场景之一:追求他——穷追不舍,紧咬不放
随着她职业生涯的发展,芭芭拉的个人生活也变得好起来。一九六二年,她把视线瞄准了李·古博,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和朋友合伙经营连锁的夏季帐篷剧场,也就是大篷车马戏团——一位象芭芭拉父亲刘·沃尔特斯的娱乐业经理。
古博比芭芭拉年长九岁,为了在纽约举办一场音乐会他曾和两位好友与芭芭拉有过短暂的接触,一位朋友叫雪莱·格罗斯,高中的密友,另一位叫弗兰克·福特,一位广告经理,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在电台主持“脱口秀”节目。
古博有一种奇特的诱惑力,女人们常常为之倾倒。他是成功的,富有魅力,有个性,慷慨大方,帅气而又时髦,并且体格强健。“他是一个讨女人喜爱的家伙”一个认识古博的女人说,“他是一个从不用粗鲁语气和女孩子谈话的家伙;一个对女人很殷勤的家伙”。一个爵士乐和戏剧的狂热爱好者,一个精于烹调的美食家,古博把他那间邻近古根汉姆现代美术馆的单身汉卧室装饰得美焕美仑。
李有一长排漂亮女人在期盼着他,这里面芭芭拉很是与众不同。他特别喜欢那类坚毅、聪慧的女人,芭芭拉正好在此列。
李·古博生于一九二O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是费城一对犹太夫妇的机灵儿子,父亲叫杰克·古博,母亲叫伊丽莎白·古博,他们从祖上继承了一家在市中心的旅馆。旅馆附有娱乐设施。当经济吃紧时,老古博夫妇时常就住在旅馆里,李帮助去搬运那些杂耍表演的道具,粉墨登场表演一些低级粗俗的闹剧,给了他娱乐业最初的滋味。
李在坦普尔大学挣得了学士学位,并参加了校拳击队学习拳击。他娶了一位美丽的费城女孩,那女孩叫爱德娜·塞娜丝,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叫塞维。在二次大战期间,他成为了一名炮兵,一位女儿,卡洛尔,是在战争结束的一年之后出生的。
战后,古博在市中心的第九大街和核桃树街的交叉口上,将一位老参议员的旅馆买了下来,旅馆的一楼有一个设施简陋的夜总会。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除了接待旅客外,古博把旅馆变成了一个临时藏匿枪枝的地方——但这有一个很相称的理由。为了赢得一九四八年的独立,古博在为以色列自由战士收集武器。每天晚上,犹太老兵们头上戴着意大利贝雷帽,腰间别着德制鲁格尔手枪到达旅馆,每周一次他们将武器装船运往巴勒斯坦。
古博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参议员旅馆的那个夜总会上,它原先的名字叫“约会”,他把它更名叫“午夜俱乐部”,邀请大牌爵士歌手诸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比利,霍利戴、查理·帕克和爱娜·费茨杰拉德前来献艺。俱乐部成为古博生命的一个部分,吸引了不少时髦人士和神魂颠倒的女人,她们的眼睛总盯着古博。
这里有一位为爵士明星伴舞的金发女郎,实际她是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她疯狂地追求李,午夜以后为他做饭,并送去给他宵夜。她上身套上又紧又短的羊毛衫,下身的短裤勒得鼓鼓的,脚上蹬着一双高跟鞋,就这个样子陪伴古博去打高尔夫球,结果把高尔夫球场弄得一塌糊涂,比一场雷暴雨损坏还严重。
“这给李和爱达娜之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弗兰克·福特多年以后说,“实际她知道他是一个浪荡鬼。(和他结婚)可算是倒了大霉。”
五十年代中期,爱达娜和李离了婚,她很快又再婚了。多年后,爱达娜·杜鲁门夫人坦承地嫌烦李的一个又一个桃色事件并说“那是我们最后离婚的一个缘由。”
在离婚以后,李重回大学读书,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他和福特开始为一群天才歌手,诸如罗那塔·泰贝林、安德烈·苏格维亚、大卫·布瑞贝克和康德·贝赛管弦乐队,筹办音乐会。李还从那位老参议员的费城电力公司那里得到一大笔捐助资金,尽管他拒绝施舍,但对方仍坚持要他收下,这样在他生命中,他第一次变得经济宽裕了。
雪莱·格鲁斯为古博的这笔新钱设想了一种新的用法。他鼓动古博和他一起搞一个帐篷剧场。“雪莱”,古博说,“不要打那笔钱的主意,否则我要把你扔出去。”但古博、格鲁斯和福特各拿出了五千美元,他们又撺掇了演员们和商务朋友合伙投资,共四十四人加入进来,资金上升到十万美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也是芭芭拉·沃尔特斯嫁给鲍勃·凯兹的那一个月,“山谷打铁厂”音乐会正式开张了。——顶蓝白条纹相间的帐篷在费城郊外的德文小镇撑了起来,里面可容纳一百七十名观众,上演的第一出大戏是《恶棍和傻美人》,聘请一位当地人叫爱德·麦克汉文的人作主持人。接着第二出戏《南太平洋》也上演了。到夏季过去之时,他们赚得了五万美元,这下,他们可真是上路了。
当芭芭拉遇见古博时,他正主管着戏剧制作业务。他们在长岛的有一个“西部洞穴”剧场,又在新泽西州的考姆墩县、巴尔的摩的画家磨坊镇,还有靠近华盛顿市的绿荫苹果园镇支起了一顶又一顶蓝白相间的帐篷。
一帮搭档选择了一个黄金时间黄金地点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在百老汇大剧院上演他们的音乐喜剧,其剧目为《康康舞》、《和小袋鼠跳舞》、《吻我吧,凯特》,观众购票踊跃,场面火爆。格罗斯负责具体经营,他常常向负责广告和宣传的福特开玩笑地抱怨:“古博可是轻松快活,你总是和那些有趣的人谈谈笑笑,我不得不在摊子上守着。”
古博喜欢称音乐会是“平民音乐剧”,因为他们是为大众制作的,他们决没有机会上百老汇听音乐。
芭芭拉和李的约会时断时续,因为一九六二年把精力用在他的公司、音乐事业上,有十万观众观看了他们的演出,每张票价只五美元。
因为生意兴隆,弗兰克·福特决定结束在费城电台的“脱口秀”主持人生涯,帮助为开演前的观众提供牛肉三明治和甜点。在他结束电台主持人生涯的前一个晚上,古博把芭芭拉第一次介绍给福特。
“李在此之前,对她并不热心”,福特说。“他告诉我,他在和《今天秀》里一个写稿子的女孩约会。”
在他们最初的见面,福特发现芭芭拉光彩夺目,魅人逼人并且很富好奇心。在咖啡馆里,芭芭拉对福特放弃他主持得很成功的脱口秀节目感到困惑,芭芭拉不大明白居然会有人愿意放弃成功。“这很无礼吗,弗兰克?”她问道。弗兰克不得不向她解释,他,李,还有雪莱他们是合伙人,他们负有重担,因此他不得不致力于商务活动。
“我认为她那种极为野心勃勃而又充满干劲的女人,我这并没有轻视的意思”。福特评价道。
我印象深刻,因为对我们的事情,她提问非常敏锐。她要知道明星们谁能吸引观众,谁不能吸引观众;她要知道我们请来的名人各自的个性——真的和舞台后场的一样吗。
李不用费神就能让女人们为了他疯狂,在夜总会里,女人们总是围着他转。他可不是那些明星的陪衬。芭芭拉和那些女人不同。我们见到的女演员可谓多矣。她们不停地谈的是她们自己。芭芭拉不这样,她向其他人发问,她搜寻消息。她总是在听。
随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桔县旅行,去实地考察。福特看到芭芭拉是如何想迷住古博,古博又是如何摇摆不定。
“她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福特说。“李放下电话之后,对我说:‘老哥,我不知道做什么。她真的咬上了我。她要结婚,而我曾经有一个糟透了的婚姻。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娶她,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我记得自己对他说:‘孩子,如果你不知道,就别去做。你曾经有过一个可怕的经历。’这话他听进去了,她却穷追不舍,她盯住了他,她这一方是主动者。”
古博在费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他在市中心有一套公寓,他常常周末回去看他的孩子、父母亲和朋友。他把婚姻的疑虑扔到一边,芭芭拉成了他的固定伙伴了,常常陪他回家。
一次,古博带芭芭拉去费城市郊他前妻的家里去看赛维和卡洛尔。
“他只带了她来”,爱达娜,杜鲁门说。“我绝对弄不清这是为什么。这很尴尬,我们都在场。一场突然袭击式的访问。我猜想他来这里是想把她展示一番。她很羞怯,很文静。我不想打忧她(因我的在场)。”
在费城另一次聚会上,芭芭拉显得冷漠和疏远。古博一位好友的妻子专门为芭芭拉举办了一次社交宴会,把古博在费城的一些朋友介绍给她。但晚会让每个人都懊悔不已,芭芭拉晚上大部分时间坐在一个角落,翻阅浏览杂志。
“她非常冷漠,对每个人很冷酷,她的态度没有友好的意味”,弗兰克·福特回忆道。一位宾客说:“这女人给这次宴会)是一个大大地冒犯和深深地伤害。她把一个好好的宴会搅黄了,芭芭拉看起来对整个事情厌烦得要死,对李的费城朋友没有任何感情”。女主人叫道:‘我再也不会请她了!’我觉得芭芭拉是势利小人。她对‘小人物’或不重要的人毫无感觉,她不会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
实战场景之二:得到他!——眼观六路,审慎行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午过后,整个世界在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中停了下来。
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开枪并杀死了国家的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菲次杰拉德·肯尼迪。全国广播公司象其他广播网一样,开始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报道这一大事。《今天秀)报道广泛,一口气连续报道三十多个小时。事件报道大部分来自华盛顿,芭芭拉被派到那里去连续报道肯尼迪的葬礼和评述整个事件。
爱尔,摩根认为这次暗杀事件对芭芭拉而言是一次“大演习”。“我发现使用她的次数越来越多。皮特·方坦娜,《今天秀》女主持人可没有这么厚的底子”。
不到二年的时间,肯尼迪家族第二次成了芭芭拉关注的焦点,(第一次是芭芭拉随杰奎琳·肯尼迪出访印度——译者注),尽管这次是悲剧。
芭芭拉在报道中经常报道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和以此制作专题节目,采用的是大众感兴趣的观点来制作的——她制作这类节目完全沉着镇定,必要时也流露感情,但不落俗套,或者也不陷于倾诉。
“我们所有人对她的职业作风印象极深”,休·唐斯说,他当时在华盛顿主持《今天秀》的节目。
芭芭拉被指派到国会大厦的中央大厅去采访,那里杰奎琳·肯尼迪和被杀害的总统的两个弟弟爱德华和罗伯特正跪在灵枢旁祈祷。“在这漫长的时间,我们等待着白宫官员的出现,芭芭拉在这悲伤的场合里显得很消沉。”唐斯说。
“芭芭拉真是一流的采访好手,”摩根表示。“在国会大厦我们进行了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芭芭拉和唐斯做得一样多,在她这个年龄,在这一天,她做得太棒了。”
但当皮特·方坦娜几个月辞职离开《今天秀》时,摩根又一次拒绝了芭芭拉要求顶替这一位置的请求,另外又挑了一位女演员。
达拉斯的悲剧事件——没有给婚姻涂上多少浪漫色彩——这指的是芭芭拉嫁给李·古博。
“肯尼迪被刺一个月之后,我们仍颤栗不已,我们要在这时代大风暴里紧紧偎依在一起。”
芭芭拉如此说,那腔调象又回到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戏剧系的舞台上。
芭芭拉和李几次计划举行婚礼,但最后她又动摇了,尽管事实上是她在追求他。可能,她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李看上了别的女人。芭芭拉甚至向大学的老同学求救,听听她们的忠告,她是否应该和李拴在一起。
“她不幸和男人们有那么多的牵连,我想她极善于保护自己。”安娜·威廉·福格逊说。“我接受她的邀请到纽约来玩,到餐桌上与李进行交谈。她说:‘唉,你在想什么?我应该,或者我不应该?你会怎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清楚李很棒。我们是餐桌上的夫妻,我发现他这人真麻木’。我说:芭芭拉,这个决断只能你自己下,我无能为力。当芭芭拉自己生活中遇到这件事,她就果断不起来了。她向自己提问,向其它人提问。她静不下心来。
芭芭拉把李引荐给《今天秀》的朋友们,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正派人”。但她的伙伴约翰·洛德则不这样看。他听说过古博玩女人的不少事,但他决定什么也不说。
“当古博和芭芭拉关系亲密并订了婚之后,他断绝了与众多女人的来往”,洛德说。“我记得我还是不安心,因为他是风月老手。虽然这是在他俩结婚之前,但我真的不太信任他”。
本·卡萨罗,古博的妹夫坦承在芭芭拉和李结婚之前,“两人时分时合——多数时间还是合——两人尝试分居。但他俩发现这不行,不得不又合在一起。”
八年以前,她在嫁给鲍勃·凯兹之前,就有相似的矛盾心情。在她嫁给第三个丈夫时,她又经受了同样的煎熬。
“漂亮、自信,受人欢迎的芭芭拉·沃尔特斯一次又一次解除了与马戏团大亨李·古博的婚约(原话如此)。终于将在下个星期天举行婚礼,成为古博的‘山姆双鹰’的家族的一员。”
赫斯特报业集团的专栏作家杰克·奥白安如此报道芭芭拉的婚礼,他在六十年和七十年代任(日报消息)的花边新闻专栏作家,一九八O年,他成为了芭芭拉的私人秘书。
尽管实际上她还不是一个那么出名的电视人物,但她还是迫切希望能在纽约出版的《日间美国》登载婚礼的消息,奥白安在上面主持一个《正在播报》的专栏,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它如约登出来了。
奥白安这篇关于芭芭拉消息的文章只是他为起步阶段的芭芭拉所写的众多文章中的一篇。这些花花绿绿的趣闻,是她一手为自己和《今天秀》炮制和策划的,它们总体看起来既让人惊愕又让人高兴,给全国广播公司的高层人物留了极深的印象。奥白安的文章,因此对她的职业生涯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芭芭拉好象并没有因为奥白安是约瑟夫·麦卡锡的支持者而感到不安,他的保守主义观点为自由派新闻记者所痛恨。芭芭拉的朋友为她与奥白安的亲密伙伴关系弄得惶恐不安,目瞪口呆,就象她们见到芭芭拉与罗伊·柯亨的那种关系一样惊骇不已。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朱迪斯·克里斯特,爱尔·摩根很早雇用她为《今天秀》写作电影和戏剧评论,当她听到芭芭拉与柯亨的亲密关系,她说“要呕吐了”,她这次又为芭芭拉与奥白安的“非同寻常的亲密”感到不安,因此从她自由派的观点看,奥白安是个“下三滥”。
这种愤怒有一个原因是源于奥白安在专栏中对唐·霍兰贝克的恶评。霍兰贝克是哥伦比亚电视新闻评论员——一个爱德华·默罗的支持者。霍兰贝克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钻进他在纽约旅馆公寓的厨房中的烤炉中自杀,时年四十九岁。
惨案发生后,奥白安在专栏文章里写道:“自杀也不能抹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放纵的左倾冒进的历史记录,霍兰贝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的典型。他一直坚持激进路线。”默罗的悼词可不一样,他把霍兰贝克描述为‘一个真诚的朋友,一个不公正的偏狭势力的敌人……’奥白安指责默罗为“书呆子默罗”。
朱迪斯·克里斯特回忆她和她丈夫,还有芭芭拉和古博在剧场碰见了奥白安,芭芭拉盛情地欢迎她与奥白安的不期之遇。
因为我们是迫于无奈才与奥白安谈话,我问芭芭拉:‘你是怎样认识他的?’芭芭拉说:‘噢,通过他的妻子’,看得出他和芭芭拉的关系非常亲密。我记得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肯定不会和杰克谈得这么热乎’。那是因为我对李说:‘你能容忍这一切吗?’(但)这些(奥白安的花边新闻)对(她)帮助确实太大了。
当我是一名记者,而罗伊·柯亨是个助理律师时,我曾经报道过他,但我轻视他,讨厌他,断定他是一个恶棍。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这样看。芭芭拉在性爱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天真,我想芭芭拉是个很有限的自由主义者,她总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是自由主义者的同路人才交上朋友的。这是我们交往的基础,我无法想象她曾和罗伊·柯亨有过‘罗曼史’。我想这是一个女学生做出的事。她还不懂什么叫做恶棍。
古博极其嫌恶柯亨和奥白安,还有芭芭拉和他们的友情,引得李与芭芭拉之间战火频起。古博认为乔·麦卡锡是个·法西斯“柯亨是个”人渣“芭芭拉居然和他们混在一起做朋友。古博的一个好友,喜剧作家罗莱·格拉汉姆写出了极多的极为刻薄的政治笑话,嘲笑麦麦卡分子。”李是个强烈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喜欢向麦卡锡那样的人挑战“弗兰克·福特说,”芭芭拉居然与象柯亨那样的家伙打得火热,这很有趣。当然,话又说过来,他是个有势力的家伙,各方面关系可不少。
关于芭芭拉和奥白安的友谊,芭芭拉常常是为自己盘算的。她对她的这位朋友最大兴趣是他在公开场合宣传她所带来的好处。这背后的一切,她要建立起自己的职业威望,而不是去拯救世界。
在芭芭拉嫁给古博的那个晚上,罗伊·柯亨不断地见她,打电话给她,要她重新考虑他的求婚请求。“我现在她家的附近”,柯亨说,“和她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娶了她。她说她不能嫁给我,因为她与古博现在已经结婚。”
在柯亨死后的灵前,芭芭拉无情地否认她曾和柯亨有过婚约。但多乐丝·苏科斯基,保守的赫斯特报业集团作家乔治·苏科斯基的遗孀,声称柯亨肯定说过他俩是相爱的,在芭芭拉嫁给古博的一年半以前,柯亨就给芭芭拉订婚戒指。
“我们一起出来,芭芭拉向我展示了一枚订婚戒指,(苏科斯基夫人声称)。我说:‘噢,你们订婚了?’她说是的。罗伊也坐在那里。我们向她道贺。那是一九六二年六月,我们的女儿在华道尔夫大饭店举行婚礼,芭芭拉和罗伊一同前往,但她的手上却不能戴上那枚戒指,因为罗伊的母亲也在那里。她把戒指穿在项链上,然后挂在脖子上。芭芭拉告诉我,它是罗伊的戒指,这我知道。她告诉我当他母亲在这里她不能戴上”。
柯亨的母亲多拉极其不喜欢芭芭拉,她总是说“那个女孩!”她对芭芭拉想成为她儿子罗伊这位“犹太王子”的“小王妃”的企图,极为憎恨和反感芭芭拉,她讥笑道“一个夜总会老板的丫头”——意思对她儿子这个犹太王族不大合适。
“她的态度很是敌视芭芭拉,如果罗伊晚上出去,没有回来吃晚饭,如果他与‘那个女孩’在一起的话,她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我把罗伊从‘那个女孩’那里找回来”,多乐丝·苏科斯基说。“他的母亲不想和芭芭拉有任何关系,如果他娶了芭芭拉,他俩的前景不妙”。
在芭芭拉和罗伊打算结婚时,苏科斯基相信柯亨并没有卷入同性恋的丑闻中,但他的性爱给的不是芭芭拉。
约翰·洛德形容芭芭拉和柯亨的关系是“强烈的”,认为她“怀疑柯亨”是个同性恋,“但我不认为她想得很细。一个人不能对同性恋想得太多了。我怀疑芭芭拉是否知道同性恋是做什么的(彼此之间)。”
多瑞斯·林耶,一位前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回忆六十年代他和罗伊、芭芭拉在一家夜总会里去玩,当时还有一位“非常好看”的年轻男孩和他们在一起,他是来帮助罗伊修理家里的电视。林耶引用芭芭拉的话,“我这人并不是那样喜欢观察别人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偏见,但我很惊奇他为什么总是和这些家伙单独闷在一起。”
柯亨对芭芭拉的意见很是惶恐,曾向他的一位密友纽约法律学校的教授罗伯特·贝勒克求教。柯亨在市内东六十八大街上购买了一幢住宅,他要芭芭拉看看这房子怎么样。她从顶楼上的阁楼一直检查到地下室。在芭芭拉点头赞许之后,柯亨为自己的购房水准很是得意。
拒绝了柯亨的最后求婚,芭芭拉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星期天正式成为李·古博夫人,他们租了纽约东区的一套公寓,这是一位高中同学的住房,她叫玛丽耶·海斯科维茨。这住房是她第一次婚姻的产物,她不喜欢联合广场那喧闹的市声。婚礼上仅有几个芭芭拉亲密的朋友,李目睹了芭芭拉许愿的全过程,看见她的父亲刘·沃尔特斯第二次把女儿交给前来迎亲的男人。
当证婚人在山姆双鹰标志下宣布:“我现在表示你们已是夫妻了。”芭芭拉看起来自豪多于幸福。她说了三个字——“得到他”。
实战场景之三:离弃他——事业第一,婚姻第二
芭芭拉的巨大成功——她抓新闻的手腕,她的独家访谈,她的超级畅销书,她主持的节目,她在《今天秀》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却不能挽救她的婚姻的解体。当她和李·古博分居时,她宣称是她异常繁忙的职业弄得她无瑕顾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得不一大清早就起床上班……我不能怪罪《今天秀》或者说是我的职业……我想你的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你的婚姻,”她谈给《电视指南》的记者听。她的事业第一,每一个人,特别是李·古博,很清楚这一点。
李的亲弟弟本·柯塞罗多年以后声称,“芭芭拉经常在世界各地奔波。一次,她带着李的一句抱怨和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去,李说‘我不需要一个月只有一天在家的妻子’,他需要二十九天在家的妻子。她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这对他刺激不小。她是那个时代很重事业的妇女,她愿意服从她那一行的原则,她喜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白天感到孤独,感到被人抛弃,夜晚感到空虚、无聊,这样的日子对他真是难过,古博的爱心开始转向别处了,朋友们认为李“如此忍耐,他不是一个天使就是一个圣徒。”
而在芭芭拉那一边,她倒是轻松快乐,她认定自己已远远地超过了李;她正在向巅峰冲刺,而他却在倒退。他辜负了她的期望,她原本企望二人成为一对人人羡慕的有权有势的成功夫妇。芭芭拉开始在最亲密的朋友圈中抱怨,她嫁给李是一个错误。她最好的密友爱丽娜·萨琳告诉另一位朋友,“芭芭拉说她瞧不上李。假如他俩离婚,我可不会惊讶。她正在赢得更多的权势和更多的自信。开始时,李是她最好的靠山。在很多方面,他简直是她另一个慈父。”对他们的许多朋友而言,杰奎琳是把芭芭拉和李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但这只是有点迷人的假象而已。李感到芭芭拉是想要一个孩子,却不愿意悉心照料。弗兰克·福特回忆有一次他到纽约探望古博本人,听到李的语调是如此的恼火,抱怨芭芭拉居然公开宣称自己不工作的时候,就与小伙子消磨时间。“小杰奎琳有个保姆”,芭芭拉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但星期六和星期天,她就完完全全全地由我照料。”
福特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
“李星期六或者是星期日把婴儿放进婴儿车里,推着小杰奎琳在中央公园散步,边走边说,‘这是我的老年时光,我推着一辆婴儿车!’我的印象中李是一个忠实的父亲,但他觉得带着婴儿应该是母亲做的事或者是父母亲一起去做才对。但芭芭拉此时正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上一觉。那是古博告诉我——‘她需要周末抓紧时间睡觉或休息。’我看到芭芭拉是一个善于掩饰包装的芭芭拉·沃尔特斯。”
一九七二年六月,庆祝杰奎琳四岁生日之后,李平静地搬出公寓,住进一个有点远的旅馆里面。“李和我都分享了对孩子的挚爱,”芭芭拉在两人分居之后这样说。“我们老实地告诉你。许多妈咪和爹地不生活在一起往往更幸福快乐,但我们都非常爱她,我们仍互相喜欢对方。”
芭芭拉和李两人对分居一事都守口如瓶,以致于很多最亲密的朋友毫无察觉,直到一个月后街头小报专版刊载此事,大家才知晓此事。一位是邻居又是好友的作家杰奎琳·苏珊(她写过一本《玩具娃娃的山谷》的书),和她的丈夫伊文·曼斯费尔德,碰巧察觉了他俩分居的秘密。古博和曼斯费尔德两家约定一起吃饭,曼斯费尔斯在街上碰见了李,提起即将举行的晚宴。“我想你最好另搞一次晚宴吧,伊文,”李告诉曼斯费尔德。“芭芭拉和我已经分居了,各住各的。”
《纽约邮报》专栏作家艾瑞·威尔逊和《新闻日报》记者苏策——艾伦·米哈尔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同时披露了这件事,“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芭芭拉告诉威尔逊——这些问题谈起来,芭芭拉形容道:“太难受”。李则认为“这些是个性和事业的问题……有些事情是她引起的,有些事情是我引起的。我们不得不正视每个人自己。”
分居的真实原因实际上是芭芭拉发现李有了一个情妇。这“另一个女人”比芭芭拉小七岁,一位离过婚的妇女,她偶尔以服装设计师的身份出去做一下事,但常常被一些富裕的男人包养起来。黑亮的头发,棕褐色的眼睛,一位犹太女子,有着一种奇异的风姿,举止甜美而又热情,在上流社会的男人中大名鼎鼎,因为她“床上功夫棒极了”,古博特意掏钱把她的卧室装饰一新,又购买了整套家俱,把整个房间弄成桃红色的浪漫情调,以与女友的这种身份显得协调融洽。
“她实际上很早就与李关系密切了。在古博和芭芭拉结婚时,就有染了,只是这种关系非常小心,非常隐密而已”,说这话的朋友,是一位作家,他也与这位女士有牵连。“他俩常常在这位女人的公寓里幽会,古博把她的卧室装修一新,弄得非常温馨、浪漫,装饰得非常富丽堂皇。”尼克·古博,这位女士生于费城,她的父亲拥有一家熟食店。在古博和芭芭拉分居之前,就在这位女士患上了霍吉金氏病的那一年,古博就抛弃了她,这位女人死于一九七六年,这一年,芭芭拉和古博正式离婚。
爱达娜·塞娜斯·杜鲁门,古博的第一任妻子,她说她听到芭芭拉“已把李扔了出去——我对自己说,‘好样的’。我感到他最终得到了报应。”
后来古博说他对芭芭拉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她是自卡罗纳·巴顿以来最伟大的妇女。”
“离婚时,芭芭拉得到了除他之外的所有财产,”杜鲁门说。“她得到了那么多钱,她几乎把他刮干了。我是从我孩子那里听来的,他们和芭芭拉关系很好。当然,在报纸新闻里芭芭拉声称她决不会要什么抚养费”。
古博的一位多年的女友说,古博自打和芭芭拉分居之后,他看起来比以前快乐多了。“李的人缘很是不错。他总是喜欢参加各种社交宴会。他娶了她之后,我想不起他参加过什么聚会,但分居之后,他每个星期天晚上在他的新居中举办‘光棍派对’,李非常善于操持家务,烹饪手艺极为高超。他弄出一大桌子自助餐,邀请一大帮老朋友聚会。”
古博还结识了风度翩翩的上流社会的林恩·列维逊,他把古博引荐给费城的朋友们,对古博和芭芭拉两人的结合进行了一番嘲弄。但一九八二年五月,他又一次结婚,步上了红地毯,第三任妻子叫路易丝·韦赛,一位广告公司经理和作家。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古博死于脑癌,那一年,他六十七岁。在他死前的一些日子,芭芭拉定期去看望他,“她为人真是不错,弗兰克·福特在古博的葬礼上致悼词,”从最好的方面来讲,让我感到惊奇。